我与“新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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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新基础教育” ——思想笔记式的十年研究回望 叶  澜     1994年9月，由我提出并主持的“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正式启动了。启动的标志有二，一是作为该项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课题提出的时代依据的论文发表¹。二是作为“新基础教育”第一所试验学校——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学校正式投入研究。自此始，“新基础教育”经历了5年（1994年9月——1999年5月）的“探索性研究”º，继而又开展了5年（1999年9月——2004年5月）以理论研究的深化、探索性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推广与发展为直接任务的“发展性研究”»，用总计10年的时间走完了从问题提出，到初步成果形成，进而推广、应用和提升、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研究全程。这一“十年研究”取得了出乎预料的结果，以其独特的个性引起了我国基础教育研究和改革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波及到教育理论界。     因本人作为课题研究的始作俑者和立项课题负责人的特殊角色①，“新基础教育”成为我十年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也成为我作为一个教育学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发展生涯的重要组成。在十年的研究中，我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其中有华东师大的课题组成员，有实验地区的相关领导，还有大量实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结成了真诚的合作关系。在为共同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同甘共苦、风雨兼程，经受着想做成一点事业的人都会经受的欢乐与痛苦，感受着因共同奋斗而生成的特殊友情的温暖与力量。十年研究同时也催生出我对一系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研究方法论问题乃至教育学形态的重新思考与认识，使我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双向建构的基础上，提出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的专业继续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丰富和充实的十年。“新基础教育”生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又以学校转型性变革为核心问题开展研究，这项十年研究中所经历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转型时期的教育状态与人的心态，也让我切身感受了转型的重要、复杂与艰难。因此，我以一个身处转型社会中，又用研究行为对社会转型在相关领域作出积极回应者的身份，将自己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的思索、策划、行动、体悟等主观状态，作一个思想笔记式的回望。这也许不仅对于我自己的清思、对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新基础教育”的同行是有用的，而且还可能留下一点有关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通过个人心灵和研究实践折射出的教育领域变革状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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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9月，由我提出并主持的“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正式启动了。启动的标志有二，一是作为该项研究的第一篇论文，关于课题提出的时代依据的论文发表¹。二是作为“新基础教育”第一所试验学校——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学校正式投入研究。自此始，“新基础教育”经历了5年（1994年9月——1999年5月）的“探索性研究”º，继而又开展了5年（1999年9月——2004年5月）以理论研究的深化、探索性研究成果在实践中的推广与发展为直接任务的“发展性研究”»，用总计10年的时间走完了从问题提出，到初步成果形成，进而推广、应用和提升、发展的相对完整的研究全程。这一“十年研究”取得了出乎预料的结果，以其独特的个性引起了我国基础教育研究和改革领域的广泛关注，并波及到教育理论界。
    因本人作为课题研究的始作俑者和立项课题负责人的特殊角色①，“新基础教育”成为我十年生命历程的重要组成，也成为我作为一个教育学理论研究人员的专业发展生涯的重要组成。在十年的研究中，我与一批志同道合的研究者，其中有华东师大的课题组成员，有实验地区的相关领导，还有大量实验学校的校长和教师，结成了真诚的合作关系。在为共同目标努力的过程中，我们相互启发、相互激励、同甘共苦、风雨兼程，经受着想做成一点事业的人都会经受的欢乐与痛苦，感受着因共同奋斗而生成的特殊友情的温暖与力量。十年研究同时也催生出我对一系列教育基本理论问题、教育研究方法论问题乃至教育学形态的重新思考与认识，使我有可能在理论与实践双向建构的基础上，提出为创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而努力的专业继续发展的目标。可以说，这是我人生经历中最丰富和充实的十年。“新基础教育”生在世纪之交的当代中国社会的转型时期，又以学校转型性变革为核心问题开展研究，这项十年研究中所经历的变化，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转型时期的教育状态与人的心态，也让我切身感受了转型的重要、复杂与艰难。因此，我以一个身处转型社会中，又用研究行为对社会转型在相关领域作出积极回应者的身份，将自己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的思索、策划、行动、体悟等主观状态，作一个思想笔记式的回望。这也许不仅对于我自己的清思、对于有兴趣进一步了解“新基础教育”的同行是有用的，而且还可能留下一点有关当代中国转型时期的，通过个人心灵和研究实践折射出的教育领域变革状态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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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    起     一个人做出或说出一个决定，其“表现时”常常为一瞬间，但一个决定的缘起、形成却往往有一个时段的积蓄与酝酿，有意的和无意的。决定的性质越关乎大事，或越被自己看重，酝酿的时段就相对更长，有的甚至是积毕生心血。此外，一个决定还常常会因某个突发的事件或意外的遭遇而催生，个人所拥有的一些直接经验和信念，又是敢于作出决定的重要支撑。这是我追思十年前何以提出“新基础教育”研究所悟出的一点道理。     理论积淀     自1982年起，我的专业定向集中在教育基本理论上，87年后又增加了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方向，并开始了教育学科元研究。两个方向的选择，都与我有较强烈的理论兴趣和好思的习惯相关，它们形成的合力一方面是对现有教育理论的审视、批判和新假设的提出，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知识结构、视野和思想方法的转换和重建。“新基础教育”研究是以自己在这两个专业方向上的探究与积累，以及由对教育的重新认识到认识教育的思想方法的转换作为底蕴的。它的最早缘起是理论，没有近10多年的理论积累和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独立思考，我不可能提出“新基础教育”研究的课题。     1986年3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一文，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上对传统的关于影响人发展的三因素论作了突破，提出的核心论点是：关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的分析，必须从生物学的立场上升到人学的立场；要把发展主体（承担者意义上的主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使自身的发展可能转化为发展现实的关键性因素纳入，并建立起各种影响人的因素随人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动态关系论。文中强调，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赋予人把握自己命运的意识与能力。1991年，这个基本观点在《教育概论》中又以一章的篇幅作了展开、系统的论述，形成了有关影响个体发展的“二层次三因素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个体发展从潜在的多种可能状态向现实发展的转化，个体与环境两个不同性质的因素真实发生相互作用，人对外界存在的摄取吸收（无论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都要通过发展个体的不同性质、不同水平的生命活动来实现”¹；而“活动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主体对活动的自主程度”。以此为据，书中把活动分为“被动应答”、“自觉适应”、“主动创造”三个等级º。在论述到第三个等级时，我特别强调：这类活动是“最富有发展性意义的活动。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这种状态的机遇不太多，人数也不太多。……然而，谁只要真实地经历过这样的活动，它就会对谁的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尽管它自然出现的机遇不多，却是十分值得教育工作者重视和有意识地去创设的”①。在这一章结束时，基于上述发展理论，我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应符合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当代水平以及所在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学校应精心设计有利于主体发展的各种活动，使受教育者通过活动实现发展”，学校教育“应把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识别、控制、利用环境的能力作为根本性任务，并贯彻到教育的一切阶段和一切活动中去” º。     我所以较多地论述了我对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系统观点，引用《教育概论》中多段原文，是为了说明在1986到1990年期间③，我对教育基本理论中这一重要问题经重新认识后，初步形成的认识立场和认识框架。正是这一关注人的生命活动质量，关注人的主动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并由此生成出的对教育应该为何和如何进行才能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认识，至今还是我认识、判断和期望教育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框架。也就是说，“新基础教育”以培养健康、主动发展的人为教育目标的思想坚核，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我自身理论和思想方法的专业发展历程的一个产物。1991年《教育概论》出版后，这一“二层次三因素论”尽管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论，包括有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理论，但做不到。在我看来，出现各种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一向不太介意别人怎么说和为何说，也不去对每一个批评意见作回应，不管它是来自“权威”还是“小鬼”，是“明说”还是“暗指”。只是自己看明白了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想清楚了没有，更看重理论或批判本身是否真有道理、真有新意、真有力量，是否具备了讨论和对话的基础。我自己对一些观点的批判或问题的重新提出，也遵循同样的立场。主要针对一种广泛认同的，甚至习以为常的观点，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观点，更不是为了去批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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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缘    起     一个人做出或说出一个决定，其“表现时”常常为一瞬间，但一个决定的缘起、形成却往往有一个时段的积蓄与酝酿，有意的和无意的。决定的性质越关乎大事，或越被自己看重，酝酿的时段就相对更长，有的甚至是积毕生心血。此外，一个决定还常常会因某个突发的事件或意外的遭遇而催生，个人所拥有的一些直接经验和信念，又是敢于作出决定的重要支撑。这是我追思十年前何以提出“新基础教育”研究所悟出的一点道理。     理论积淀     自1982年起，我的专业定向集中在教育基本理论上，87年后又增加了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这一方向，并开始了教育学科元研究。两个方向的选择，都与我有较强烈的理论兴趣和好思的习惯相关，它们形成的合力一方面是对现有教育理论的审视、批判和新假设的提出，另一方面是自身的知识结构、视野和思想方法的转换和重建。“新基础教育”研究是以自己在这两个专业方向上的探究与积累，以及由对教育的重新认识到认识教育的思想方法的转换作为底蕴的。它的最早缘起是理论，没有近10多年的理论积累和自己对教育问题的独立思考，我不可能提出“新基础教育”研究的课题。     1986年3月，我在《中国社会科学》上发表了《论影响人发展的诸因素及其与发展主体的动态关系》一文，从理论和方法论两个维度上对传统的关于影响人发展的三因素论作了突破，提出的核心论点是：关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的分析，必须从生物学的立场上升到人学的立场；要把发展主体（承担者意义上的主体）的实践活动作为一个重要的、使自身的发展可能转化为发展现实的关键性因素纳入，并建立起各种影响人的因素随人的发展过程而变化的动态关系论。文中强调，在一定意义上人的命运是由自己决定的。教育的重要任务是赋予人把握自己命运的意识与能力。1991年，这个基本观点在《教育概论》中又以一章的篇幅作了展开、系统的论述，形成了有关影响个体发展的“二层次三因素论”。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个体发展从潜在的多种可能状态向现实发展的转化，个体与环境两个不同性质的因素真实发生相互作用，人对外界存在的摄取吸收（无论是精神性的、还是物质性的），都要通过发展个体的不同性质、不同水平的生命活动来实现”¹；而“活动对个体发展的影响程度，还取决于主体对活动的自主程度”。以此为据，书中把活动分为“被动应答”、“自觉适应”、“主动创造”三个等级º。在论述到第三个等级时，我特别强调：这类活动是“最富有发展性意义的活动。在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学生处于这种状态的机遇不太多，人数也不太多。……然而，谁只要真实地经历过这样的活动，它就会对谁的发展，尤其是自我意识和自主能力的发展产生不可磨灭的影响。因此，尽管它自然出现的机遇不多，却是十分值得教育工作者重视和有意识地去创设的”①。在这一章结束时，基于上述发展理论，我提出了“教育的目标应符合社会发展的总方向，立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当代水平以及所在国家的现有发展水平”；“学校应精心设计有利于主体发展的各种活动，使受教育者通过活动实现发展”，学校教育“应把培养受教育者的自我教育与自我控制能力以及识别、控制、利用环境的能力作为根本性任务，并贯彻到教育的一切阶段和一切活动中去” º。     我所以较多地论述了我对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的系统观点，引用《教育概论》中多段原文，是为了说明在1986到1990年期间③，我对教育基本理论中这一重要问题经重新认识后，初步形成的认识立场和认识框架。正是这一关注人的生命活动质量，关注人的主动发展的意识与能力，并由此生成出的对教育应该为何和如何进行才能有利于人的发展的认识，至今还是我认识、判断和期望教育的一个基本立场和框架。也就是说，“新基础教育”以培养健康、主动发展的人为教育目标的思想坚核，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我自身理论和思想方法的专业发展历程的一个产物。1991年《教育概论》出版后，这一“二层次三因素论”尽管引起了理论界的关注，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论，包括有一些人认为，这可能是一种有意义的理论，但做不到。在我看来，出现各种意见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我一向不太介意别人怎么说和为何说，也不去对每一个批评意见作回应，不管它是来自“权威”还是“小鬼”，是“明说”还是“暗指”。只是自己看明白了继续往前走。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自己想清楚了没有，更看重理论或批判本身是否真有道理、真有新意、真有力量，是否具备了讨论和对话的基础。我自己对一些观点的批判或问题的重新提出，也遵循同样的立场。主要针对一种广泛认同的，甚至习以为常的观点，而不是针对某个人的观点，更不是为了去批评某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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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经验     基于对马克思主义强调理论的实践力量，以及理论需要有实践来检验与丰富这一基本立场之认同，我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形成的上述观点还只是一种“理论假设”，它即使在逻辑上和认识上合理有据，也还需要完善，更需要实践性的支撑。与其关注别人怎么说，不如实实在在去行动。于是，我产生了一种通过实践验证和丰富完善理论的冲动。1990年秋，在几位同事的合作支持下，我们以“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为课题，以上海市普陀区洵阳路小学为试验学校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¹。这一课题在众多的课题中是一个小项目，资助经费总计5000元，但对我而言是一个重要的项目。它是我生平第一次用实地研究的方式，去检验自己提出的一种理论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去研究一种理论如何实现向实践形态的转化，以及去认识、体验转化过程研究的问题和复杂性。也是第一次有一种原创式研究的体验，获得了由理论假设走向实践研究的经验和信心。而且，因研究中与学校一线的经常性接触，我对学校生活实际、师生的生存状态，学校实践的可改变性，以及转型时期学校的动荡与变化等一系列方面，有了在书斋里阅读无论如何都不可能获得的深切感受和思索，直接催生了“新基础教育”课题的诞生。     在此，不可能详细地记述该研究的全过程，我只想说一下上述课题研究对我形成、提出“新基础教育”的课题和研究风格产生影响的主要方面。     第一，研究使我真切地感受到儿童发展的巨大潜力，自此，不再相信学校教育质量的生源决定论。同时也认识到，儿童发展的潜力能否变成现实的发展，在学校里首先与教师能否在各种活动中，为学生提供主动发展的空间直接相关。人，才是学校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因素。     有关这一点的体验在试验开始的第二个星期就让我们感受了。91学年开初的第一个星期，课题组一方面要求教师对一年级试验班新生的状况作细致了解，做好入学教育的常规培养；另一方面，立即进课堂连续听了两天三年级试验班的语文课和数学课。两位老师都是有经验的中年教师。老师的讲课十分努力，但课堂中的气氛一直较沉闷：学生很少举手回答，有的也不专心听讲，大多数的表情“平静”。这证实了校长向我们的介绍：这是一个普通的班级，学生不太活跃，各种表现在一、二年级时都属平平。新接班的班主任也认同这一评价。面对这种情况，课题组想测试一下，当学生不在老师控制下由他们独立组织和开展活动时，将会有怎样的表现，且把测试结果作为初始状态的资料保存下来。     我们设计了一个活动测试的方法，要求三年级的所有班级都参与测试，但班主任老师保证不去干预和参预学生的活动。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天是开学后第二周的星期四，9月7日，离教师节只有2天。早读课时，我把三个班的中队委员都找到校长办公室来，开了一个短短的小会。会上我向他们提出要求：今天下午第一节课，每一个班都举行一次中队活动，中队活动的主题、内容、形式，都不作统一规定，由中队委员讨论决定。但要做到两点：第一，这次活动必须每一个同学都要参与，不能有任何人只是坐着看；第二，活动怎么搞，不能请班主任或其他老师帮助出主意、辅导。孩子们先是被一位不认识的老师召开会议弄得有点拘束，接着又被这样一个从未遇到过的活动方式和活动要求搞得兴奋，因新鲜、挑战而生出紧张。他们先是窃窃私语，很快有的孩子眼睛发亮起来，欣然回答我“行”。我就让他们立即回去分头讨论，形成方案后，可利用午间的休息时间作准备。我们也立即设计记录活动状态的统计表，分好工，每人准备参加一个班活动，作出记录，一个上午谁都没有离开过学校。     下午，我怀着期待和不知会有怎样结果的小小焦虑，参加了试验班的孩子们首次全独立运作的主题队会。课前5分钟一进教室，我们就看到黑板上写着“庆祝教师节”几个大字，还有几个小孩在画着最后几笔花边和气球。教室里弥漫着一种兴奋的空气，小干部还在跑来跑去分别布置“任务”。上课铃响，主题班会正式开始。前面约有30分钟的时间，都是表演节目，组合三三二二，有舞蹈、唱歌、器乐独奏等各种形式。可以看出，这都是有一些表演基础、水平不同、但愿意表演节目的学生，人数不到全班的一半，可时间已经过半。我正在为他们是否能做到上午的第一个约定：每个人都要参与活动担心时，作为主持人的中队长拿出“绝招”来了。她说：明天是教师节，现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站起来和周老师说一句祝贺的话。孩子们按座位轮流站起来，说着自己想好和想说的话，一个也没漏。此时此刻，我被深深地打动了，不只是因为这些话语和他们表达的对老师的敬意，而是被孩子们的机智，被他们想尽办法、在几乎没有准备时间的情况下所想出来的办法，被他们对自己班上可以开发的表演资料的全力开发。一下子，我重新认识了这个班，重新认识了这些孩子，我对他们的发展可能充满了信心。那天，我们也兴奋地谈论了很久。     根据统计下来的情况，当时各班的表现差异不大，但试验班的学生却向老师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今后能否每个星期四的下午都安排一节课，像这次那样，由我们自己来组织中队活动。这是孩子们在经验自主后产生的自主性需求的自觉强烈表达，老师对他们也有了信心并欣然采纳。就这样，一个初始测定设计的精神和原则，转化为试验班的班级工作改革的第一个试验因子，介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此后的星期四下午，就成了这个班学生期盼的时间。     课堂教学由教师讲为主的局面之改变要困难和慢得多，尽管我们也和老师交流意见。对教师产生震动性效应的举措发生在一次听课之后。那天，在老师不知晓的情况下，我们用马表计算一节语文课上老师讲话所占用的时间。结果是40分钟的课，老师占用了近30分钟，另外10分钟则用在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上。大部分学生在课上做的事是静听、按教师要求找书上答案、齐答等，其中还有少数学生参与举手，但并无发言机会。当教师得知这一统计结果时惊讶地说：“我真有这么多话？”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此后，我们提出老师首先要改变教学的时间分配和组织方式，让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有可能主动、有效地参与教学活动。要“把课堂还给学生”。这个“还”，第一步是“还”学生在课堂上“主动学习”的时间。以此为突破口，围绕着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意识与能力再开展课堂教学内容结构变革、教师教学行为结构变革和组织形式结构变革等课堂教学整体结构变革。经过近一年的变革实践，学生的精神面貌、学习积极性和学习能力都开始发生显著变化，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出现了转型。一年后，我们再一次用马表测定同一老师一节课上所占用的时间，结果是不到10分钟。     1991年的洵阳路小学在上海是一所十分普通的学校，在区里也属中等状态。两位试验班的老师都非名师。一位虽有经验，当时还只属学校的骨干教师，另一位只是中师毕业工作才三年的青年教师。洵阳路小学所处的地段也决定了它只有狭小的空间、不高级的设施、拮据的经费，以及家长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大多属平民阶层的学生。然而，他们有一位热爱教育且不满足现状，还相信通过教育研究可提升学校水平的、十分有个性的校长；有一个能相互合作的领导班子；有愿意进行以改变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使学生得到更好发展为宗旨，而不是首先以个人升职称、扬名为直接目的的教师。因此，我们能合作，并在持续、长期的共同努力下，三年后，试验班学生与本校非试验班学生相比，在群体和个体的精神面貌、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的能力，包括在学习成绩等方面，都呈现出正向的显著差异，成为学校里最出色的两个班，涌现出各类学校“明星”。正是这个论条件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学校试验班师生的变化，使我深信教育改革中各种条件论，或只是把力气化在条件改善上的发展学校、提高教育质量的策划与措施，都还没有涉及到教育改革的根本问题，都在不同程度上，或者根本没有真正意识到，千百万教师的改变才是教育改革成功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     第二，研究使我真切地感受到理论的力量，它在变革实践中的不可或缺性。变革越深入到教育的根本问题，越不拘泥于方法层面，就越需要理论。这项研究让我获得了理论如何向实践转化的经验，并在对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认识上，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与体验。     从题目中不难看出，“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的发展”涉及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它不仅要研究教育内在的性质、价值、目标等问题，还要研究如何实现价值、目标的问题。它在我的研究系列中，已进入到通过对实践的变革和实地观察、检验理论假设、丰富和深化认识的阶段。因此，我不可回避地要面对和处理教育基本理论与学校教育实践的关系问题，这在我看来、也是许多人认为两者很难直接关联的问题。正是这一对研究人员自身专业能力富于挑战性任务的提出，使我有可能从研究人员个体的角度，从一个具体的题目出发，在某个学校开展的研究中，去实践、体悟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另一个层面上的关系，而不是一般地谈论、书写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关系。     在三年的研究过程中，我在实现一种新的教育理论真实作用于实践的全过程中，一步步地走出了一条路。其中，最重要的是这样几步：     1、在自愿基础上组成理论研究人员的合作队伍，成员间在专业上需要具有独当一面和互补的可能。在该课题组成员中，其他几名成员的专业特长分别是小学教育研究、儿童发展心理研究和小学语文教学研究。这一组合使我们有可能在教育理论如何转化为实践问题上开展多层面的研究。     2、作出研究方案的总体设计。其中除研究目标、策略、时限、阶段划分等以外，很重要的是作出实践点的选择和在实践中从哪些具体方面着手开展研究的策划。这些如果不清晰，在实践中研究就会无插入点。尽管“实践点”和“插入点”都是具体的，但必须考虑到代表性以及与研究主题的直接相关性。这些方面的思考、设计质量，则由研究人员专业底蕴与方法论的水平决定。     3、课题组与学校主要领导形成共识、建立合作研究的关系。课题组应以服务和促进学校发展为己任，而不是只想让合作学校为你提供条件、资料和试验对象，使研究成为外加的、与学校发展无关的事。学校工作者只有在感受到学生、班级、成绩、学校，包括自己在内都有发展和进步时，感受到研究人员与他们是“一条心”时，才会出现真诚和有效的合作。     4、形成研究活动的常规制度。例如，自课题研究进入学校后，我们一方面要求教师每学期制定研究计划、写出研究小结，在每学期开始和结束时与我们进行交流、研究；一方面规定在无特殊情况下每星期四研究人员要到试验班去，上午听课、讨论、评课，下午看班会，讨论班级工作，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下一周的研究工作。每学期的假期，华东师大课题组成员都要作研究总结，提出下学期的工作计划。这样，不但使理论研究人员和教师各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研究任务，而且使两类人员能保持经常性的、有共同目标指向的接触、沟通与相互影响。这些规定对教师而言，能及时获得富有针对性、启发性和直接指导价值的点拨与建议；对理论研究人员而言，能亲历现实的变革过程，逐渐学会移位思考，提高与实践工作者对话的能力和效益，提高作出综合判断、提出解决实践问题的建议、方法和方案策划的能力。研究过程还呈现出既有设计，又有开放性，且处于不断评价、发现问题、主动调整、丰富充实、探索创造的特点。研究过程的这些品质，对教师观念和行为的转化产生积极的作用，实践也具有新的理论内涵。     5、进行理论概括与提升。实践性研究结束后，理论研究人员安排了一段时间，除了对研究本身作全面反思和系统总结外，还对研究中的理论发展作出提升和概括，在一定意义上生成新的理论假设，推进理论发展。在这项研究的结题报告中，我们对“自我教育结构的层次与类别”、“人的自主发展内外条件”、“引发自我教育的意识的情境分类”以及“教育实践如何有效促进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观点。     熟悉“新基础教育”研究过程的人，不难看出，以上五点已构成了“新基础教育”在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处理上所持的基本立场。“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研究，使我们在提出“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时，不仅有了理论的基础，也有了实践的底气。我相信，如果没有该项目的认真开展和基本上达到期望中的成功，我不可能也不敢提出“新基础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而不只是在时间意义上，我把这项研究看作“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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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思与策划

    自94年5月决定开展“新基础教育”研究起，我就进入了对这一课题的积极构思与策划之中。也许是自己从事的专业研究方向使然，80年代以来养成了一些习惯：做研究比较喜欢从整体、理论上把问题想个自认为的明白，然后再去策划总的研究方案。我会关注周围世界的变化和状态，但不喜跟风；对可见的存在着的教育现象或各种观点，我会有自己的认识和判断，但重心不放在辩论上，而在思考我想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怎么做，怎样使自己的研究具有存在价值。所谓“存在价值”在我看来就是研究存在独特性和可能的贡献。“新基础教育”的构思与策划的最初阶段，就是在对下面一系列问题的思考中形成的。

    构筑起点

    研究设计首先要回答的是：该项研究想解决什么问题？我认定，就总体而言，这是一个中国社会深刻、巨大变革引发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重建性的大问题。因此深入认识时代发展的本质特征是研究必需的前提性认识，它为课题做出宏观的价值选择提供依据。进而还必须研究时代对教育，首先是对学校培养怎样的人提出了什么要求。
    把目标问题放在重建性研究的起点，一是因为我把教育与自然或其他社会活动的区别性界线¹划在是否有意识地把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作为直接目标º。由此还得出一个方法论的结论：区别各种人为活动的领域要根据直接目标，不能以间接功能和效果为依据。因为各种活动都不可能只有一种价值、功能和效果，活动的间接目标也可以很多。所谓直接目标，就是人为什么、以什么为直接对象，组织、进行有指向性的活动。据此我们可以确认，虽然各种人类活动都会对参与者的身心产生影响，即有可能产生教育影响或内含着教育价值，但不能说一切人类活动都是教育活动。我们可以去研究怎样使各种人类活动更有利于社会发展，怎样更好地发挥其本身内含的教育价值、更有利于参与者的身心发展，还可以把这类研究称为教育研究，但不能因此把各种人类活动都称作教育活动。我发现无论在过去和现在，都有人因各种原因把“教育”的划界泛化，其认识上的问题可能与上述分析相关，其结果之一往往是，因泛化而带来对教育的直接核心任务和核心因素的忽视，对人和人的发展的忽视，甚至全然的丢弃。教育很容易变成了经济、政治等的附庸及仅是服务于什么的手段，或者以为只要抓好政治、经济、技术，教育自然会好起来。教育研究也常因此而遭遇相似的命运。有些人只为使教育成为经济、政治的手段而研究教育，甚至以为这样的研究就足以代替对教育本身的内在研究。
    我把目标问题放在重建起点的另一个依据是，人类以往的历史表明：当社会发生大的转型时，必然要求教育发生相应的变革。当代也不例外。埃德加•富尔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依据所进行的教育国际调查指出了两个“第一次”：“有些社会正在开始拒绝制度化教育所产生的成果，这在历史上也还是第一次”»；“现在，教育在历史上第一次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着新人”¼，而“当教育的使命是‘替一个未知的世界培养未知的儿童’时，环境的压力便要求教育工作者们刻苦思考，并在这种思考中构成一幅未来的蓝图”½。 埃德加•富尔指出的现象在20年后的中国开始呈现，它同样要求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在思考中构成一幅未来的蓝图。这幅蓝图勾画的起点，在我看来就是对“新人”的认识，对教育目标——培养怎样的人的问题重新思考。这种思考几乎不可能靠具体的教育工作者依据经验来提出，也不同于国家教育方针所涉及的层面——代表政府意志对教育活动的制度规范。它需要教育研究人员从学理的层面上，对当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与状态、问题与发展，对人及人的发展、教育与社会发展、教育与个体发展的关系，教育的现状与问题、教育理论相关认识的状态与反思等一系列基础性的大问题作出研究。就时代所需的新人（作为人类生命承担者的个体意义上的）形象的刻画则是这些研究作一个聚焦式的阐述。这样的任务不禁让我想起了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卢梭的《爱弥儿》，想起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他们思想的光彩是他们所属的时代精神的折射。我为生逢一个大时代而庆幸、兴奋，这个大时代将使中华民族走出百年风雨，创造新的文明和新的生命；这个时代为所有生活其中的有志者，包括有志于中国教育学和教育事业走出新路的人提供用武之地。我以“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为题交出了有关这一主题的第一份答卷，并在全文的结束处，明确表达了这是思考的起点，不是终点；表达了自己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一则是为引出系列探讨，二则是深感前一阶段我们有关时代、经济改革与教育改革关系的探讨，出现了两种误差，一种是偏重科学、技术、生产力更新给社会带来的变化，使教育改革依然沿着主智主义的偏向发展，……另一种则是偏重经济体制对教育带来的冲击，或简单化地要求把市场引进教育……因此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的问题：全面认识时代变化及其精神实质，研究由此引出的教育观、对象观与目标观的改革，明确方向，深怀信心地把基础教育的改革推进到新世纪需要的水平上”①。
    《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建构》标明了“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理论起点。它突出时代精神中“重视未来、强调发展、立足变革”的特征，以及因开放、变革所带来的“注重选择”、“呼唤人的主体精神”的内在需要；提出要改变教育中对人的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形而上学的认识，把学生当物、或割裂式对待的状态；要求把增进人的生命的主体意识看作是时代对教育功能的重要规定。文中进一步刻画了作为当代中国社会期望培养出的新人理想的主要特征：在认知方面，有善于捕捉、组织各种信息和判断各种信息价值的能力；有善于认识自己的各种需求、能力、思维品质与策略、态度、行为等方面的反思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我调控能力；要具有立体、结构、多元统一、动态把握和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在道德方面，有积极的人生价值体系引导人生的方向，有以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为核心履行公德的自觉和行为。在人的精神力量方面，要有自信，有迎接挑战的冲动与勇气，有承受挫折和战胜危机的顽强意志，有追求自我超越和完善的生命态度。这些观点今天看来有不少（并非全部）已被大家接受。但在十年前，以系统的方式提出，并准备去行动的人至少不多。它使“新基础教育”有了一个相对较高的理论起点。
    《时代精神与新教育理想的构建》也标明了我在对教育的认识和作为一个教育理论研究者的历史责任感上，有了一个新的起点，一个生成于以往的研究、但又超越以往研究的新起点，一个只有身处今日之中国社会才可能产生的新起点：那就是不再满足于抽象地、在一般意义上谈论教育与社会、人的关系，谈论教育目标等理论，而是想要具体地、深入地认识当今中国正在发生，并还将持续几十年的社会重大转型与教育变革的深刻内在关系。这种认识只有在直面变革现实、研究变革现实、身试变革现实、创造变革现实的变革实践中才能真切体悟，才能与时代的变化发展、实践研究的深入一起创生。这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的创生，是一种富有生命活力的创生。我感到自己不再以一个复杂变革时代的局外人、评论员的身份自居，而是有了作为中国公民、中华民族一员、知识分子、教育学专业研究人员，在伟大民族复兴事业中，应负和尽力去做好自己能做工作的责任感的觉醒。这一觉醒增添了研究的社会价值和自我的生命意义，激发了我内在的生命潜力。
    自然，我并未因“觉醒的冲动”而“自我膨胀”到“舍我其谁也”的地步。相反，我尚清醒地意识到在今日的中国，以我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它在大众到官员，包括相当多身居教育部要位的官员心目中的地位，还有不少难除“专业自贱”的教育学专职人员心目中的地位，这项研究可能根本引不起注意，更不可能影响整个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的走向。我的目的只在于去探索一条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新路，去形成新的理论，去改变愿意一起参与这项研究的学校实践，改变参与这一实践中的人，从校长、教师到学生的生存状态，并籍此证明只要头脑清醒和切实行动，理想可以逐渐变为现实，每个人都能做一些有意义，有助于社会进步和自身发展的事。社会的进步发展需要多层面的共时推进，制度体制改革不能代替个人的内在变化，反之亦然。任何强调一方、否定一方的认识不仅是偏颇且是无意乃至有害的。我愿意自己的人生中的一段生命历程，化为时代大变革的交响曲中一个欢快跳动着的音符；我愿意这项研究的效果化在参与者的生命中，对他此后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成为他人生经历中不能忘怀的一章；我愿意让历史来鉴定，这是一场梦，还是当代中国教育学和教育发展中的有意义的组成。正是有了这份从容，我和我的同伴们才能定心静气地坚持十年做自在的研究，发自己的声音，在自己认准的道上坚定、脚踏实地的行走。
    此后，“新基础教育”理论的发展与逐渐系统化，在“新基础教育”实践研究开展的过程中一步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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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思考

    方法论是教育研究中的实存问题。但它是否成为一个显问题，则与研究者的方法论意识直接相关。意识淡漠者实际上内存着自己习惯的方法论，但不会提出这一问题，。方法论实际上支配着设计的全局，渗透并体现在研究的全过程中。我们认为，“新基础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核心问题是怎样处理研究中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的关系，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的关系。如前所述，“新基础教育”是对转型时期学校变革的研究。因社会变革而产生的对学校整体性变革的需要，一般不可能由学校内生，也不可能通过从已有经验中生成出系统理论，学校变革实践的产生需要理论的推动和指导，但有关理论的最终形成和合理性、可行性的检验，都不可能脱离学校变革的实践。何况，社会变革与学校变革充满变数，一切都还在行进的过程中，实践随时都可能出现意料之外的各种情况，甚至重大事件。我们在一开始就意识到这项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原始缠绕关系。基于“基础教育与学生自我教育能力发展”研究积累的经验，我提出了“理论适度先行，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双向构建”的方法论原则。作出了每周有一天到试验学校作实地研究，每学期要与试验学校一起作研究计划和进行总结交流，以及对试验教师按需作培训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从时间和措施上保证这一方法论原则的体现。但是，我们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方法论原则能否得到实现，关键还在研究人员的个体素质，研究队伍的结构状态，以及每个人在研究中的责任心、精力和智慧的投入、相互的合作支持。
    从研究队伍的结构状态看，就华东师大的课题组主要成员而言，包含着两个层次。我是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人员，可代表一个层次。卢寄萍是教育学研究中对小学十分熟悉，并参加过多项学校教育改革研究，具有丰富实地研究经验和长期从事过小学教育管理工作与研究的人员，因此在与小学校长、教师、学生的沟通上，在把一种理论假设、构想，转化为教育和教学活动的设计上特别有经验和创意，再加上她对教育学、教育、学校、孩子的一份挚爱和真诚，使她在退休后依然成为我们十年研究的重要力量，我们常被她的精神力量和踏实的研究作风所感动。吴玉如是我大学的同班同学，她的专长是小学语文教学研究，我们相互的了解不只是在业务上，还包括个性和人品，是很好的合作伙伴。她的专业特长，使我们对语文学科的改革研究有了基本的专业资源的支撑。李晓文较我们年轻得多，是发展心理学领域中的研究者，尽管她最初和我合作时还名不见经传，更不要说在学术界的影响力，但是她的独立个性、不拘泥于学科界限，希望到实践中去，到学校生活实践中去，在具体情景下研究真实、具体的学生的状态与成长，研究教育怎样才能有效地促进学生主动、健康的发展等学术发展取向，以及善于从学校、学生实际出发，设计心理学意义上的测评方案的创造能力，使我们走到一起，进行教育学与心理学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在她身上，没有那种不少其他学科的成员，包括心理学在内的一些专业人员所表现出的，对教育学的莫名甚至无知的傲慢。她希望、追求的是合作，意识到心理学与教育学是在不同层面、面对不同对象的不同学科，学科本身无高低贵贱之分，学科出身不是成员和成果优秀的保证。这种豁达和开放的学科心态，使我们的合作产生相互补充和启发的效应，她的加盟使我们在学生研究和班级建设方面，增加了心理学专业的力量和特色。最初的课题组成员中还有一位最年轻的数学教育专业出身的吴亚萍。我与她的相识是因1994年5月我担任了华东师大副校长的工作。当时，华东师大普通教育办公室（简称“普教办”）是属于我分管的范围，吴亚萍兼任普教办的一些工作。在工作接触中，当她知道我在牵头做“新基础教育”研究时，就主动要求参加，并表示她虽然以前对中、小学不熟悉，但她愿意在研究中学习，她会努力去工作。从课题组的角度看，她的加入，对我们开展学校中的数学教育改革研究是重要的。在我与她的初步接触中，她的工作能力和效率给我留下了好印象。实践的缺失只要愿意去做，只要肯思考都可以弥补。我欣然接受她的主动要求。十年后的今天回望，她兑现了自己的诺言，在研究实践中努力发挥了自己的专业特长和工作能力，就其本人专业发展而言，也获得了公认的长足进步和信任。以上四位“女将”构成了研究队伍中的第二个层面，使教育基础理论研究有可能更有效地转化为学校改革不同领域的一线研究，基本保证了华东师大课题组成员结构的合理性和相对稳定性。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的陈校长和张校长。我对他们有接受这样一个相对大，却尚无十分明确、更难说具体操作方案的课题试验的勇气十分敬佩。他们企求的是学校的发展，他们的信任建立在对我们中的一些人熟悉的基础上。他们知道，这个试验不好做，会遇到不少困难，化出很多努力也不一定能成功，或者很快取得成效产生轰动效应。这一切我都和他们说明白了。但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一起来探索，走出一条学校发展的新路来。这种勇气和决心，在已受到市场大潮冲击和生出不少功利、浮躁心态的教育界已不多见，因而显得更为珍贵。正是他们的决心和全力支持、投入地工作，使“新基础教育”得以走出实践的艰难的第一步。记得那是1994年6月底的一天下午，我们华东师大课题组成员四人来到该校，与两位校长讨论下学期一开学就要实施的试验方案和一些具体问题。讨论到五点还没有结束，回浦西的校车4：30已开出，陈校长说要赶快走，再不走连出租车也叫不到了。到了市区，我们先在一个小饭店里各人吃了一碗冷面抵饥，而后就奔陈校长原先工作的上海市实验小学，想在那里找个办公室继续讨论。没想到因时间晚了，办公室都关门了。门卫只有校医务室的钥匙，我们就在不到10平方米的校医务室内，找了六只小凳围圈而坐，继续讨论到晚上9：00左右，大家都明确了方案和任务后才各自回家。“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的第一个具体行动方案就是在这样的具体环境下诞生的。没有像样的会议桌、没有领导人的讲话、没有众多的听者和热烈的掌声；有的只是一心一意想做事的强烈愿望、诚心诚意的合作心态、踏实认真的思考、切实可行的策略。可以说，是外高桥保税区实验小学的主动加盟和坚持努力，使“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在一开始就有了学校实地这一第三层面，使理论与实践在三层面上互动、相互构成的方法论原则，在研究开始阶段就能得以贯彻。前五年该校和其他几所学校领导与试验教师的持续、发展性的探索，他们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效，是“新基础教育”第二阶段发展性研究的重要资源和支撑。我对他们永远心存感激。
    “新基础教育”正是有了这样一支中坚力量，有了这样的开始，才走出了一条新路，并且在研究初期，就确定了“以事业为先，不计较功利”的合作原则，在过程中孕育出了一种不同于喧哗市场的清新研究文化。探索性阶段结束后，我们把它概括为“新基础教育”精神。那就是“知难而上，执着追求；滴水穿石，持之以恒；团队奋斗，共同创造；实践反思，自我更新”。这样的研究文化是由研究团队创造出来的，而创造出来的研究文化又滋养着团队中的人员。“新基础教育”中一大批参与者，用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全体试验人员在试验中，既是创造者，又是学习者；既是教育者，又是研究者；既改变旧的教育模式，也改变自己”的追求，获得了真实的自我发展。
    初始方案设计中涉及到“方法论”的另一个方面，就是研究性质的确定。“探索性”是性质中首先被确定的一点。这在课题最初的命名中就显现出来。我们深知，针对现实、面向未来的改革研究，又是在一个充满变数的时代，不可能有别的路可走，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课题的价值取向，规定了我们只能走探索创新之路。第二是整体、综合性。这与研究的目标，探索学校教育在观念层面、目标和学校教育模式层面、日常实践和师生的生存状态层面等三层面上实现更新相关，也与研究领域贯穿九年义务教育全程、涉及学校教学、班级和管理等范围直接相关。整体、综合性表达了各领域研究的相关性，决定了研究对相关个体（包括教师和学生）产生效应的主要方式是渗透、弥漫式，而非集中、灌输式。
    以上两点方法论的确定，表明了这个研究只能用复杂的思维方式来策划和驾驭，这也成了“新基础教育”研究本身出现出的一种独特的风格：从设计到行动，从理论到实践，呈现出的是一种积极而富有生气的生命状态：在更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更新。它的目标是宏大而具体的，它的行动是现实和更新的。它是生长的，非停滞或重复的；它是情境中互动式的“具体生长”，并非普遍的、割裂的“抽象生长”；它关注事理和事实的真实状态与变化过程，又着力进行基于现实、具体的综合抽象。就我本人而言，“新基础教育”的十年历程，让我策划和亲历了一个以前研究生涯中从未有过的复杂式研究的全过程，锻炼了自己的意志、智慧和情感，体验了它的全部丰富性：机遇与挑战、退出与进入；发现与捕捉、批判与重建；挫折与成功、继往与开来……。这些亲历和体验有时是无法言表的，它凝聚在我生命的深处，成为我精神世界独具的富有与力量；它很难被处在另一种生活世界和思维方式中的人理解，但可以和共同走过的人和愿意同行的人分享；我从未希求过所有人为“新基础教育”鼓掌，但我庆幸自己从事了“新基础教育”。“新基础教育”让我存有的学术能量有了一次绽放，又孕育出我新的学术能量和生长出指向未来的学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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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更新与延伸

    在这部分，我将不再对“新基础教育”十年研究的展开过程和研究获得的现有成果——理论的与实践的作详细的叙述，因为在由我主编的两套丛书¹中，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基本的、相对具体的、多方面和多层次的，尽管并不完美，但却是尽力的反映。我想作出的是伴随十年研究，我的学术生命之更新和延伸的回望。

    多了一份“自觉”

    “新基础教育”研究进入到发展性阶段，开始多了一份探索当代中国教育研究本身转型的自觉。需要说明的是，这份自觉的产生并非仅来自“新基础教育”研究，而是“新基础教育”研究与另外两项自己承担的研究相互作用、形成合力的结果。其一是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探究①，其二是关于教育学科发展历史与现状的研究②。前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后者从学科史的角度对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作了反思与探索，共同提出了与新世纪中国教育学发展相关的教育学的独立立场问题；思维方式和方法论的更新问题； 教育学科在新世纪的研究转型问题。正是对这些问题的意识和思考，使我对“新基础教育”研究在自身学术生命发展中的价值，以及它在当代中国教育研究转型走势中的探索性价值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坚定了在这项研究中，探索新时期教育研究和学科发展的新路径。然而这一醒悟的触发，则是在1999年“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阶段结题和发展性研究策划的过程中。“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结题评审专家组在鉴定意见上的一段话是直接点醒因素。他们对该课题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试验学校老师、校长们紧紧抓住长期困扰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难题进行创造性研究的精神表示高度赞扬，认为这正是创建中国新时代教育理论和学校实践模式的希望之路，也是铸造我国新一代教育家的必由之路”。③两次“路”的出现，点醒了我对研究路径探索的潜意识。从此，“新基础教育”研究多了一份自觉，除了教育学理论探究、学校教育改革探究的自觉以外，加了一份教育研究新路径探究的自觉。这三份自觉，一年后在由我担任所长的、国家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之一——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的办所宗旨中，明晰地表达为三句话：“把握社会转型特征，深入研究基础教育当代问题；扎根中国教育实际，动态构建21世纪新型学校；发挥学科综合优势，大胆探索教育研究创新道路”。它同时也表达了我做扎根派，在转型时代，闯教育理论•实践•研究三者“交互建构、同步转型”的学术发展之路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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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取向提升

    在“新基础教育”研究探索性阶段，由于我前三年正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之职，不可能用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从事这项研究，试验学校的范围也仅限于与华东师大相关的一些学校。尽管研究在我心中占有的份量，重到足以让我下决心不再参与1997年后的新一届校领导班子，并通过努力最终如愿。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坚辞，我才有可能做好探索性阶段的结题工作，随后又集中精力开展发展性阶段的研究。发展性研究与探索性研究在试验规模上有了大的突破：从学校走向区域，学校分布的地域也走出上海，走向东部沿海以县级市、区为主的多个城市扩展。由此也生出了地域经济、文化发展不同，学校文化多样和办学水平参差不齐等新的丰富原生态。这对“新基础教育”是新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也为我实实在在地走自觉追求的学术发展之路提供了可能。同时，在支持和参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相关队伍中，又增加了教育行政领导组成的一个新的层次。取得这一层面的帮助与支持，是发展性阶段新面临的任务，也是研究能否顺利、有效开展的重要保证。
    我们能很快地从探索性研究走到发展性研究，首先得助于时任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的张民生同志。他了解“新基础教育”研究的理念、实践与效果。作为结题评审组的成员之一，十分支持“新基础教育”的发展，并建议我与闵行区教育局合作继续开展研究。此后，又支持我们成立了“新基础教育研究所”，他本人担任名誉所长。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张民生同志两次参加了我们在上海举行的共同体会议，并作了知情、富有启发与激励性的讲话。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演讲发生在2001年12月14日在华东师大科学会堂举行的，“新基础教育”共同体第五次全国会议的开幕式上。当时，他的讲话正在进行，所有的人都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断电了，会场一片漆黑，室外还下着大雨。作为主持人，我的心一下子抽紧了。然而，张民生同志没有停止演讲，是他洪亮的声音和精彩的话语，使本该发生混乱、需要主持人维持的会场，依然保持着心灵的沟通，灯光的缺失反而衬出了语言和思想的明亮。黑暗至少持续了三分钟，灯光恢复以后的会场显得格外亮堂，我看到听者眼中流露出的兴奋和赞赏。演讲结束时，会场爆发了热烈和持久的掌声。我被这一情景深深地打动，为张民生同志的演讲，也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真诚。2004年5月，他又以评审组专家的身份参加了发展性研究的结题活动。张民生同志是我接触得最多，在业务领域里能得到理解和支持、能沟通的为数不多的行政官员。他的才华和智慧给我不少启发。“新基础教育”能发展到今天，张民生同志功不可没。
    在此，我还必须提到的是时任闵行区教育局局长的陈儒俊同志。我和他原先并不熟悉，只是在一次小范围讨论闵行区一项教育科研结题报告的会上有过照面。当时他对本区教育改革思路的阐述给我留下了印象，那是一位有思想、想做事、且有办法的局长。所以，当张民生同志介绍我和闵行区合作，提到陈儒俊局长时，我立即回忆起来，并接受了这样的建议。此后，在闵行区率先决定并开展区域性推广“新基础教育”的五年研究中，陈儒俊局长始终如一地投入研究。我和他形成了最佳的工作伙伴关系。有关闵行区开展“新基础教育”的重大决策都由我们共同商定，并通过他的沟通，取得了几届闵行区政府和主管领导的鼎力支持。由于他的影响力，增强了闵行区一批校长参与“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决心，扩大了“新基础教育”在闵行区的推进范围和渗透力度。更让我钦佩和感动的是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他常说，自己是安徽农村穷人家出身的孩子，如果不是得到帮助能读到大学毕业，他不可能有今天。从这种切身体验中，他坚信学校教育对于一个人的命运是至关重要的，并把办好城乡结合部的学校看作是自己在闵行区当教育局长的重要使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愿意开展“新基础教育”的推广研究，他看重“新基础教育”关心普通人家出身的孩子。陈局长还具有开阔的视界和丰富的工作经验，有极强的工作能力。更重要的是他保持着学习的热情，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敢于决断的个性和深入学校的作风。这使他在我们的共同研究中，不仅发挥了行政领导支持“新基础教育”研究的作用，而且成了我们研究队伍中的一员。他和校长、教师一起听报告；他和我们一起到学校听课、讨论、发表意见；他和我们一起参与为期一年的闵行区“新基础教育”试验学校的研修班，并担任班主任。我们还经常在去学校的路上、休息时，讨论着“新基础教育”研究的问题，不只是实践的，还包括理论的。尽管陈局长做事雷厉风行、说到做到，但他身上还有关爱人的十分细微的一面。我不仅从他对我们华东师大的研究人员的关心中感受到，而且从他对试验学校的校长的了解、关心，哪怕是批评中，都感受到这是一种人与人在共同事业中的真挚感情，而不是领导对部下居高临下的命令和指示，不是作秀式的礼贤下士。我只觉得，他是个真人，我庆幸遇到了这样的合作伙伴，庆幸结识了这样一位值得尊敬的区教育局的领导。
    在“新基础教育”推广性研究中，我还结识了不少区县教育局的领导干部，如崇明县的沈立局长和郁洪飞局长、山东临淄的张士友原局长、福建南安的陈进兴局长、广州天河区的李伟民原局长、卢琳副局长等，他们都是“新基础教育”得以在这些地区开展的重要保证力量。此外，许多取得显著成绩的参与该项研究的校长和教师，他们是“新基础教育”的基石和创生者，没有他们的真心投入、积极探索和持续努力，学校实践不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对改革和在改革中追求自身发展的热望，是支持我们把研究进行下去的重要精神力量。是“新基础教育”使我有机会结识他们，并和他们合作一程，我感谢他们的支持、参与和努力，十分珍爱这一段交往经历。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研究生活，使我悟出一个道理，人能否做成事，能否与他人合作，关键不在岗位，而在人品。在一段交往以后，随着时间的流逝，许多东西都会慢慢淡忘，最后还能留下的是交往的感受，是因交往中那些由人个性中最美好一面而生的感动与记忆。所以，一个人一辈子能遇到和结识多少好人，也是人生幸福的构成。我真心地希望，中国教育界各层面的领导中，富有美好人性和聪慧、能干、负责、务实的人数越来越多。唯有如此，中国教育在整体上提升和发展的可能性才会越大。经费的增加，技术的更新，制度的改革，都无法代替这支队伍素质的提高所能起到的决定性作用。诸多文件和文章常常强调要提高教师队伍的素质，却不太关注教育部门领导人员的素质。“新基础教育”研究使我深感，领导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与能力，以及人格魅力的差异，会带来十分不同的工作效果，也会带出一批很不一样的队伍。然而，我国目前实存的官本位的体制和文化，权力的过分集中，以权谋利的巨大空间，都妨碍真正为民的官员的脱颖而出和发展空间。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依我看，改革现有官员选拔制度和任用制，建立实绩评价制和问责制等是人事制度改革的当务之急。他不但是新世纪中国教育事业发展，更是社会主义以人为本的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人事保障。
    此话好像扯远了。其实，这是“新基础教育”研究开展中我对教育改革和教育真谛逐渐形成的一个重要认识：上述三个“转型”能否沟通、能否取得进展和实现、能否持续地和日常化地开展下去，最终都聚焦到人的真实变化与发展上。教育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能离开真实的人来开展。成事与成人，通过成事来成人，是教育活动内在的事与人的关系。无论在教育领域哪一个层面上工作，都期待有更多热爱人、尊重人、看到教育在实现自我和提升他人生命价值、增添人生幸福和尊严作用的人来加盟。“教师是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的颂词，在我看来，并非只是因这一职业神圣、重要和应该受到尊重而生；更是因为这是一个直面人世间最宝贵和丰富的生命，是要用人自己的生命之火去点燃，并化作更多人的生命成长的职业，是一个充盈着生命之光和热的职业。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人对地位、金钱、功利、享受等浮华之物的过度热望，使他们看不到这一平凡事业内蕴的生命光华；是人对教育仅限于现成知识传递的价值定位，使他们悟不出育人过程所内含的创造需求；是社会教育机器日益的庞大与复杂、层级化，是技术功能神话的过分渲染和过度期望，使教育中事——事相关的性质得到了强化，人——人互动的核心关系却被疏离淡化，使教育这一为了人的事业，恰恰忽视了人的存在与价值。可见，现实中的问题是历史中的人造成，历史又造成了现实中的人。然而，现实的改变又只能由在现实中努力改变现实的人来完成，这些人在改变现实中实现着自身的改变。“新基础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认识了日常平凡的教育活动所内含的“人”与“事”的关系，确定了在实现三个转型中，既“成事”又“成人”，在“成事”中“成人”，为“成人”而“成事”，用“成人”促“成事”的处理“人”与“事”的关系，使这一改革研究本身就关注师生的学校生存状态，充溢着生命关怀；关注教育的内在本真价值，张扬其职业尊严。并以此鲜明特征，区别于任何当今单纯以变事、变法、变手段、变制度等为目的，或仅把教育中的人作为工具、手段、资源去利用，或只为提高各种效率、效果而进行的各式各样的教育改革，也区别于自己以往仅以析疑、明理、证实、辩驳等理性认识发展为目的之研究。由此，生命价值也成为自己新的学术生命中不再舍弃的价值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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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路径转换     如果说“新基础教育”在构思策划阶段已经意识到，要完成这项研究必须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道理，催生出自觉的方法论选择，那么十年的研究实践则是将这一方法论选择，实实在在地转换成一种研究路径的过程。对于我本人而言，它并不是驾轻就熟的路线，而是一次真正的挑战，尽管以前也做过理论研究、调查研究和实践研究。回望十年的研究历程，更为清晰地意识到，“新基础教育”研究的价值取向、目标、任务，决定了它不可能用简单的“理论+实践”、“理论导实践”，或者是“从经验到理论”、“由理论到经验”，这样一些理论与实践单向、外在关联方式来完成。它需要建立起两者更为丰富的关系，需要在一系列转换过程中，实现新理论与新实践的建设。这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依赖、锁定、孕育、碰撞、建构、生成的动态过程，也是一个充满问题、挑战，困惑、发现，突破、兴奋，苦恼、焦虑，体悟、满足的探究过程。它还要通过承担、参与这一研究的高校专业研究人员和中小学实践一线的人员各自内在观念和行为的转换，以及两类人员的相互沟通、持续合作才能实现，其艰巨、复杂的程度远远超出我最初的想象。正是这样一段可称为刻骨铭心的创生性的研究经历，使我从对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关系肤浅的、教条式的认识中走出，实现了自己学术生命发展中的一次重要的、研究路径的转换。这一转换的主要经历和表现可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理论与实践关系认识上，增加了“个人”和“过程”的维度。     就像对“知识”的认识一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和许多人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都停留或局限在“公共”和“结果”的维度上。普遍认同的结论是：理论源于实践、又高于实践；理论指导实践、实践检验理论；理论工作者要联系实际，实践工作者要学习理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理论脱离实践”的产物等。报章杂志上有过的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的讨论，大多在这样一个认识框架内展开。作为理论工作者的我，自然较警惕的是理论脱离实践，期望的是理论能指导实践，而且相信，理论越具有普遍性，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越大，就像“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言的那样。在这个认识框架内，首先，理论被看作是结果性的产品，是反映事物本质的抽象式的客观存在，它外在于进行着的实践。同样，实践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领域。当我们在谈论两者关系时，把它们作为两种不同存在方式的客观领域，虽然我们也谈到两个不同领域中从事活动的人——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但只是从两者结合的意义上，强调各自要补充，关注缺失的一面：理论工作者对实践要了解、联系；实践工作者对理论要学习和应用。     我对上述关系性质认识的自我反思和突破、重建，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第一次的醒悟发生在1987年，这是由对教育科学整体缺乏指导实践能力的反思引起的。当时形成的基本的立场是：教育科学的理论状态不同于其他科学的理论状态，它还缺乏科学的成熟度，它之所以不能指导实践，一方面由于教育的基础理论研究“并非是太深奥、太超越于现实，恰恰是太空泛、太浅近、太贴近实际的表层，因而缺乏居高临下的气势”¹。另一方面应用研究又没有扎根于实践，缺乏操作性，同样不具备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为此，我强调要改变当时我国教育科学“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漂浮于半空中的状态”º。在这些论述中，我关注了教育科学与其他科学，尤其与一些经典科学在理论发展水平上的差距，把提高理论水平和深入实践研究，作为解决教育领域中理论与实践不能有效相互作用的路线提出，这就是自定的“上天”（理论研究）和“入地”（实践研究）两大工程的最初的思想发端。     第二次的触动发生于自1988年夏始到1990年底所进行的一项研究过程中。它是有关上海市普陀区中朱学区10多所学校在十年中（1978——1988）教育质量全面提升的经验系统研究。这项研究以调查、座谈、实地考察、个别访谈和相关原始资料的阅读、分析等方法为主，由我与陈桂生教授带着几位本科生和双学位班的学生一起进行。在我们与学区的一些主要领导，进行了多次深入的长谈中，在与一些校长、教师的直接交流和接触中，我受到的最大触动是他们在行动中思考、决策的实践智慧，从而使我体悟到两种智慧的区别，认识到“必须破除这样一种观念：教育实践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只是行动，只要照着领导的指示或者理论工作者的设计行动即可，似乎思考与他们无缘。事实恰恰相反……教育实践家们不仅要行动，而且要掌握基本的教育理论，有自己的教育信念，更要研究教育行动的理论与哲学，这是与教育理论家研究领域很不相同的领域，然而却是在教育领域中‘精神变物质’十分重要的一步”③。这一段话表明对理论与实践所需的两种智慧的区别意识，在我的头脑中清晰起来，而且关注到理论向实践转换所必须、却又经常被忽视的一环，即实践者的理论素养和行动的智慧。     沿着这个思路，随着“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的开展，90年代末期，我提出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互作用方式和价值的分层次论”①，分析了理论要转化为实践至少要具备的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是理论研究主体与实践主体沟通或一致，“对实践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对自己的原有实践方式和与此相关的理论进行改造的过程。这种改造有时涉及的不只是认识与观点，还包括教育信念与思想方法，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情。对于理论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宣传自己的观点，使之普及到相关人员头脑中去的过程”。第二是理论必须形成通向实践的中介层次。“一种新的教育思想，要转化为切实的教育实践，就必须转化为学校设施、结构，管理原则与组织结构，教学计划与课程，教学及其他一切学校教育的实践行为。”②教育理论转化为实践并非自发过程，它是有意识努力的结果。这些论述明显反映了“新基础教育”的研究路线对我认识理论与实践关系深化的影响，两类主体的相互沟通，理论、实践在不同层面上的交互影响和转换已成为认识的新深化点。     探索性研究的结题过程和随之而来的发展性研究的逐步开展，使我对教育理论与实践关系的认识和体悟，又实现了一次超越：从对教育研究中理论工作者与实践工作者两类主体间沟通的角度，思考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与转化，从而深入到相关人员作为个体的内在理论与自身实践行为的关系问题研究，即增加了研究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个体维度。     这一维度在我思想中的出现，是与“新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广泛开展相关。我有机会直接接触大量教师和许多研究人员，他们之间在言说和行为中呈现的十分丰富的个体差异，“新基础教育”追求和着力践行的目标——在研究过程中，实现理论、实践与包括教师在内的个体生存状态变换三者的内在统一，使我十分关注个体状态的变化，从而发现和体会到，个体内在的理论与实践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分割和互为依据的，它不同于个体的言与行的关系。言与行可脱节，言可违心，行可掩饰，言行关系的表现态和造成某种表现态十分复杂。但个人内在理论与实践的自然态、持续态、日常态则是内在统一的。因此，个体层面内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作为外部存在的理论与实践两大领域之间沟通、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介。教育改革的理论不进入到教师个体层面的内在理论的重建与实践行为的更新，就不可能产生真实、持久的效应。上述认识构成了我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相互关系的一个新的层面——微观的个体内在研究的层面。对这个层面的研究，使我们看到了通常在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当作两大领域时，不易看到的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和内在统一性。我把自己这样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称之为“思维在断裂处穿行”，并以此为题发表了论文。文中着重区别了理论与实践的两种存在形式：类存在与个体存在，并着重分析了个体存在形态的特殊性，“个体内在理论不局限于个人实践，它可能与人类知识和实践的一切领域沟通，而这个沟通的实现，又不能离开个人的对象性实践和学习性实践”¹，两者在个体身上不仅不能分割，而且相互影响、构成与创生。因此，宏观上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发展，不能没有个人内在的理论与实践行为的变革作支撑。论文还针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当代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人员不要满足于现成理论的应用和传播，不要以为自己拥有理论，就天然地具有指导教育实践的能力。同样，教师等实践工作人员也不要满足于已有的经验，或以为改变实践只需外界有新的操作模式提供就行（这是教师在与“新基础教育”接触初期，经常提出的强烈要求），忽视对个人实践中内含的个人理论的批判与反思。这种忽视产生的后果会使自己陷入模仿、执行者的境地。在上述分析基础上，论文还提出了如何改变这些状态的建议。     第二，创造了“研究性变革实践”的研究方式，并作了理论概括。通过这一研究方式，实现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在研究过程中的内在沟通、相互构建与创生，实现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合作与共同发展。     “研究性变革实践”的雏形产生于“新基础教育”探索性研究的过程中。到学校作实地介入式研究是我们在“新基础教育”一开始就采用，并持续十年的一种研究方式。“实地介入式研究”指我们华东师大课题组成员到学校开展研究，不只是以一个外界观察者的身份，而且以合作者的身份，直接进入课堂、班级，介入到教师教学、教育的研究过程之中。这种介入涉及到的主题有：教育、教学价值、目标的选择；教学内容的结构重组研究；课堂设计的依据、教学过程全程动态相关性与合理性探究、学生状态的分析和资源开发；教育、教学效果及原因的分析；教师如何在教学实践中实现自己的发展等。正是这种实地介入式的研究，使华东师大课题组成员与试验教师，在研究中形成了“我们”、“共同体”的关系，而不只是各作一方的“双方”关系。     具体的做法一般是每周一天固定到试验学校，上午通常是听课和看班级活动，下午分两组（一组教学，一组班主任工作）开展交流。先由上午上课的老师说课，主要内容是对有关课的设计的说明、上课的反思，尤其请他谈自己的感受，如课上哪些地方他感觉好，哪些不好，哪些地方体现了新的改革要求，为什么等等。接着就开展有关课和教师说课内容的讨论，其重点不在指出课堂中出现的现象，而在对何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的分析，直指教师内在理论。在此基础上，再进一步说明“新基础教育”的教育、教学观与教师内在理论的区别，并提出新观念指导下可采用的新行为的一些建议，以促进教师内在理论与实践行为的更新与沟通。一系列活动追求的效果是，老师对自己的教育行为和行为背后的内在教育思想有所自觉，并在改变自己的日常实践中实现自己教育观念和行为的改变。最后课题组成员与学校领导交换意见。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学校领导总是和我们一起参加全部活动，交换意见有共同观察的基础。我们所提的意见主要是建设性和发展性的。很显然，这是一种教育理论向实践转化的现实途径，也是促进教师学习理论¹、体悟实践、反思自我、提升研究教学能力的实际过程。     对于我们来说，实地介入式研究是了解真实的课堂，研究教师的教学行为和学生的学习行为，观察课堂的展开方式，师生的互动类型、形式、内容、层次和效果的不可替代的研究方式。我们需要在感受的同时作出判断，在判断的同时琢磨原因，在分析原因的同时思索可能的改变。这一切又都是在课的行进、流变中同时进行的。在课堂上的我们，眼观、耳听、手记、脑思，精神高度集中，思想也空前活跃。唯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在讨论中针对具体的课，面对具体的教师，发表自己的意见；才有可能使这些意见不只是对教师的教育行为，而且对他的教育观念的自知和更新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种研究方式由于贴近实践，直接针对相关的具体的一个个教师，所以受教师欢迎，只要专业工作者的发言能打动他们的心，打开他们的思路，击中问题的要害，建议具有可行性和发展性。所以，实际上这一研究方式，对于我们也十分富于挑战性和启发性。教师，不只是他们的问题，更是他们的创造、智慧，常常擦出我头脑中理论的火花。     采取实地介入的研究方式，是与“新基础教育”研究想改变学校的日常实践，并通过日常实践的改变来实现师生在校生存状态的改变直接相关的。第一次对这一研究方式作出的理论分析，表达在我为第十三届（1999年12月）“学校效能与改革”国际会议而写的论文中¹。文中分析了学校日常实践的综合性、日常性，以及与教师学校生活的贴近性的特征；突出了把日常实践转化为改革实践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理论介入实践，“理论与实践研究的同步深入，有助于教师形成教育的观念与行为的关联性体验，促使教师在观念与行为相结合的水平上发生转化”º。文中还对这一转化过程作了概括式的描述，用“捉虫”与“喔效应”»的生动比喻，表达了其中功能与效应的关系。     回望探索性阶段结束时形成的经验概括，可以看出，当时对这一研究方式的认识，尚未深入到把它作为一种研究路径，理论与实践结合载体和新型研究方式来思考。直到发展性研究进入到第三年（2001年12月）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第五次“新基础教育”研究共同体会议上，在有了大规模的研究实践基础上，我才在主题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研究性变革实践”的概念，并作了初步的阐述。“研究性变革实践”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新基础教育”对自己独特的研究路径之基本的实践形态，有了相对自觉和清晰的理论概括。这一概括在“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的结题报告中，第一次作了相对充分的阐述④。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性变革实践”并不是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一种国外提出的研究方法的运用，或者直接拿当今很被推崇的行动研究作标准，说“新基础教育”是或未达到“行动研究”⑤。这种看法的产生并不奇怪，实际上它是教育界常有的一种思维方式的表现：喜欢用国外的概念或理论来套我们自己的实践或创造，其后果往往不是削足适履，就是不屑一顾。两者看起来态度不同，病根却实同。前者是因有了外国框框，看不到不同之处；后者同样因有了外国框框，排斥框框外的不同。长期以来，我们养成了追随或追赶国外的习惯，把国外著作或学者的论述、言谈奉为圭臬，十分愿意去查清它的脉络，去解释、去印证，去用来证明或加强自己的观点，并把这样的行为的结果称作学术。学界世态中，追随国外者身份显耀，还有追随者之追随者、呼应者和一级级的学舌者。探索或走自己路的人则可能被列入“另类”，认为不入调，常不被认真对待。指出这一现象，并非表示我全然反对了解、研究国外的教育理论和其他的学术观点，这不是我的立场和行为，更不必说这不可能。同时，我也并非得出相反的结论，凡是中国人自己研究出来的结果都是好的，富有创造性的和成功的。国内的教育和教育学界，确实也有不少虚张声势、自命不凡的人士。我所批评的只是唯洋是“瞻”、唯洋是“准”这种畸形的心态、意识乃至潜意识。它的存在是造成我国本土自主的教育研究和学术话语（包括概念、命题、理论）体系缺失，难以生长和形成的原因之一。在“新基础教育”研究中，我只想作一点抗争和尝试：尽量直接从我们自己的研究实践中，去发现认识教育世界；去研究教师、学生如何才能有效发生变化和如何实现这些变化；去探索、形成理论与实践相互转化的、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路径；去在自己的头脑中，建立起自己进行的研究实践与自己生成的有关教育研究本身和教育学理论的直通道。这是基于亲历、经过体悟、反复积累、提炼、孕育而成的理论，是一种内生于研究主体大量实践的理论。它不是拍脑袋的产物，也不是闭目塞听的自言自语，更不是简单拿来的理论。自然，如此生成的理论是否适合或正确表达，是否能成为公共知识，是否有创意或有发展与研究价值，并不是由研究者自己说了算。它和所有其他的理论一样，也要经受检验、批评，在比较中判断，在时间中证实。我现在做的只是发出自己的声音，期望别人能听到这样的声音，能进行交流，也期望我的努力能给学界增加一些清新空气，期待国内有更多的学者、研究人员和实践工作者，都努力用自己的实践、思考、研究，发自己的声音，这样的声音现在毕竟太少。     “研究性变革实践”就是上述努力的产物之一。它不是指一种研究方法，而是一种研究路径，是一种研究实践的形态。这种形态容纳着多种与完成研究任务和研究对象相适切的研究方法，不是只与某一种方法相对应。“研究性变革实践”是渗透着研究因素，以实现教育变革和教师发展为指向的日常教育实践，它是一种内含着变革理论并将其贯穿全程的变革实践，是在研究的过程中，研究人员与教师共同创造、持续进行、不断反思、尝试重建，从而具有生成新型的实践和理论这种内生力的变革实践。正因为如此，在研究性变革实践中，我们实现了多重的沟通与转换：现实与理想、理论与实践、目标与结果、教育专业研究人员与试验教师，以及每个参与者作为个体的内在理论与个人实践的更新与转换。所以，它是“新基础教育”研究的基本路径，也是“新基础教育”不断在过程中生成、发展的生命之源，是不同于其他研究形态的新研究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