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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化生活滋味
泥土
文化大革命时候有个词语,专用来形容被打倒的老干部的,叫“靠边站”。有段时间,那些曾经很风光的老革命动不动就被“靠边站”了。很多人一朝靠边站,立马狼狈不堪。看他们那惶惶不可终日的样子,俺们“革命群众”心里忒高兴了,有言曰:“人民大众开心之日,就是反革命分子难受之时。”如今我这快退休的臭教书匠,突然从轰轰烈烈的“教育战线”上甩出来,像一枚斜躺在坝子边缘的陀螺,灰头土脸的,也有点“靠边站”的味道。说不难受吗,似乎又有点,怅然若失;说好难受吗,又没那么严重,有时还觉得这日子过的挺有意思。这味道,嘿。
在高一办讲座,讲什么,取什么名儿,领导没说,说随我的便,只要求我每个班每4周上一节。给我这么大的自主权,真还叫我这个一辈子被安排被规定的人一下子无所适从。有了自由的机会却没了自由的能力啊!
我自己把讲座命名为“高一人文讲座”,同时取了个附庸风雅的名儿:“泥土(俺网名)如是说”,标榜点儿个性罢了。虽然,在别的教师眼里,尤其在那些忘我奋斗的老师看来,本老朽已经是一条熟鱿鱼了——“你那个课!”(升调,“也算课么?”不就是软打整你而已,你还当真)——可我,却真的还正儿八经的,好像几十年来还从没有这么认真过。堂•吉诃德?西西弗斯?真是有点搞笑。
算了算,4周一节,一学期5节,高一一学年可开10节。我的“泥土如是说”可以从之一说到之十。好,这是难得的机会。我的心里很阴暗,我想到了伊甸园里的那条蛇。我开始构思讲义了——对内容的挖空心思,对语言的字斟句酌,对方式方法的处心竭虑——每一讲都尽心尽力,唯恐有失,所以我说我教书从来没这么认真过。
每次讲座都认真码好讲稿,到文印室印好,提前一周发给学生,见人一份。剩余的放办公室,感兴趣的老师也可随意拣。每讲五六千或六七千字,现高一结束了,泥土也如是的从一说到了十,累积起来也有六万多字,可以装订成薄薄的一本了。“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敝帚自珍,一腔心血哇!
聊以自慰的,像我这种形式,这种文稿,在我们这所号称100年有余的学校,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我的话,说给了学生,作用于他们的心灵;我的文字,印在纸上,留给历史,功乎罪乎,有案可稽。我还把它放到网上,挂上博客,扩大影响呗,“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嘛,这世道,作为在场者,我是参与了互动的。
感谢李玉龙,感谢《读写月报》,感谢他们断断续续的刊载了我的讲稿。哥们嘛,一路货,臭味相投,心有灵犀。一来放大了我的声音,照顾了我的虚荣;二来发给了我稿费,我又拿那汇款单到学校去套取等额的奖金,可以部分补偿我因边缘化后遭致的经济损失,心理得到些许平衡。
这届高一共28个班,每4周上1节,讲完一轮28节,平均每周7节。算起来也该是正常工作量,基本符合国家标准,也合乎人道标准,这样看来本人并没有尸位素餐嘛,何况我这还是地道的开创性工作呀。可我心里一直不踏实,总觉得自己偷懒取巧,吃了空饭,占了便宜。因为事实上我比战斗在应试第一线的弟弟妹妹轻松,清闲。这我清楚,一年前我就是他们,我怎么不明白?而他们当然也是这样看的。他们有早晚自习要亲自去课,有课间自习要亲自去补,还有周六周日要亲自去守,更有堆积如山的练习册、周记、大作文、大考小考的试卷要亲自去处理——这些活儿说起来简直脑壳都大了。好在这些所有工作都有考量,都与“红太阳”挂钩。这是工作呀,工作本来就难找,是难得的机会呢,所以他们虽然疲敝不堪,但大多无怨无尤。对于我的游手好闲他们也基本不痛恨。不但不痛恨,他们还可怜我呢:谁叫你不听话?不听话者不得食,该遭!他们数着各种补贴,成果奖,假期补课费……乐滋滋的。那里边也含有我的30%的绩效工资,按照游戏规则,自然就该他们瓜分了。我这人本来就自私,庸俗,见钱眼红,干瞪着他们数钱,心里总是有点不平衡。我TM犯傻呀,毕竟还有三四年才退休,这么好的找钱机会,我却纵身从那圈子里跳出来,天下有这么蠢的人么?如果我要参与进去,那是多么容易啊。都是书籍害的,都是想法害的,都是精神害的!怪不得当时跟校头儿斗气的时候,他说莫后悔哈。唉,要想成为一个那种人,好难啊。
但是,我还是不愿跳回去,虽然我随时都可以跳回去,只需低个头,做个后悔状。尽管有这患得患失的活思想,但真的喊我退回去,我还真的不干。好马不吃回头草,死硬到底,堕落到底。
找点可以慰藉的来说吧。
28个班,除了少数几个班不大来气外,绝大多数班,只要见到我的身影在教室外一晃,里面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有的班还有欢呼、雀跃,呵呵。“泥土来叻”,“谦哥来叻”,“周老师好啊”……讲完了,下课了,一些学生还缠着我不让走,有的还说得泪花闪烁。这些情景,很让我得意,满足我的虚荣,教了几十年的书,如此热烈的气氛还很少享受过。
他们之所以欢迎我,我想多半是这个课不考试,不紧张,自由,宽松,好玩。当然,其中有少部分人或欣赏我的学识,或认同我的言论,或赞成我这种教学方式。他们爱读我的讲义,说写的实在,说给他们启发。一些学生跟我说,很少看到老师亲自写文章的。“原来文章可以这样写嗦?”我说是呀,这样写文章才是享受呢,这叫创造的欢愉。他们笑了,是激动的笑,甜蜜的笑。在他们的笑容中,我获取着做教师的尊严。
不少年轻教师,虽然不愿走我这条路,却喜欢读我写的文章。有的还保存了我所有的讲义,也有来和我交流探讨的。
课堂的情况不如预期,再次目睹学生们由浪漫主义走向现实主义,仅仅一学年,现实化速度之快,惯性之强,啧啧!我的讲座越到后来,低头做作业的越多,打瞌睡梦周公的也越多,我想主要原因还是我的水平太差劲了,调动不起他们的兴趣。但是,应试的压力和机制也非同小可,就像上了生产线的工件,是由不得你自由自主的。考试、排名、奖品、谈心、批评、家长的鞭策、同伴的冷眼或热眼,等等等等,使得你要么咬牙挺住,要么颓然自弃。很多学生就这样向我诉说。
但是,有一部分学生总是一直热衷于我的讲座的。他们听的认真,读的认真,眼里闪现着真诚和坚定。不多,保守估计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吧,有,是肯定的。我想,差强人意吧,在这个生态环境下,不可太奢望了。
我想让他们体会或见识一点思考、批判、怀疑和自立。我不敢说让他们“学会”,我自己尚学而没会呢,我哪有那份底气。我只是大胆地把我自己学习的情况尽量如实的展现给他们,当个老哥子,够矣!我的学习情况就是我当下的精神状况,我就本着这条写我的讲义,展现真实的自我,给学生提供活标本让他们批判。这就是我的自我定位或自定原则。
我本来可以一次集中几个班上大课的,既气派,又节省了我的精力时间,可我不愿意,我要一个班一个班去讲。已经有了书面的东西,我基本上就不重复了,上课就成了随意吹牛,那份潇洒,自由,游刃有余和畅所欲言,其滋味确实美妙。一个字可以讲一节课,一个词,一句话,都可以生发出一节课的话话,教室里除了那些现实主义者和颓废主义者,中了我招的学生总会听的如痴如醉(有点夸张)。我想,一个教师,就应该这样上课,以这样的心态上课,这才是正常的教育或教学。我想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白马湖畔诸君,他们好运气啊!一个教师,一辈子瞄着考试上课,大半部精力放在考试动向上或学生的应考状态上,战战兢兢的,真是窝囊。那天我和一位资深权威语文老师辩论:我说,盯着考试教书是可耻的;“不”,她说,“只能说是可悲的。”他们当然不会接受“可耻”二字,这我理解;不过她也承认那是“可悲”的,不错嘛,总没说是理所当然的嘛。
一个月的28节课,我可以在一个星期上完,余下3个星期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哈哈哈哈,最安逸的就是这点。这3个星期,我可以静心读书,涂鸦,游山玩水,胡思乱想……做梦都没想到职涯的最后几年居然得到如此礼遇,真的该感恩啊!
《卡拉马佐夫兄弟》最值得玩味的是结尾部分的法庭辩论,一边读一边想,人类的理性和文明是怎样一寸一寸地推进,急功近利不行,不思进取也不对,而鼓捣邪恶任其退化则更是罪不可赦。“林达”系列让人得以徜徉在文明世界并可以安闲地思因思果。钱穆《国史大纲》给人以深刻借鉴,为什么不长记性老不长进啊!而读《金蔷薇》就像读苏霍姆林斯基一样,我想,为什么在集权统治的苏俄居然也有不说违心话的,斗恶不敢,但守善也是可能的;莫非他们的集权仅是五十步啊。一百步顾五十步,其情何堪。时文中读刘瑜、杨恒均等人的文章也是享受,有春风拂面的感觉。《共识网》上的文章,也常有给人警醒或鼓舞的。把玩梁卫星的《成人之美兮》,觉得他那里的环境可能还优于我这里的,至少有那几个傻帽的青年教师嘛,这在我这里几乎不可想象,因而我怀疑他是不是理想化了点,是想给人留点希望吗?
在网络或书籍里洗脑,到山上去洗肺,不亦乐乎!寄情山水,本是传统夫子的臭脾气,但在今天,却也是生活所逼。我的车车,傍晚才洗得干干净净的,第二天早上就淀上了不薄的尘垢;若在山上,停它几天,也不见些许埃尘。至于碧绿嫣红的养眼,啁啾叮咚的悦耳,清风明月的舒心,则更是不用说了。无忧无挂,兀坐山林发呆,真是一种养生。但愿喜欢折腾的适当敛手,多给人留点可以逃逸的地方。
……
这种生活滋味,是战斗在应试第一线的老师们享受不到的,我几乎敢这样下断语。这种生活,用传统说法叫“独善其身”,用我自己的说法叫“不参与作孽”,用对方的说法大概应该是“顽固、反动,不堪教训”,用宗教话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呵呵,不大确切。还有,从私利这个角度说,放松了,心不累了,这可能是最大的好处。既然认清了那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基本属于胡折腾,而个人力量如此微弱,干嘛不干脆游手好闲当看客?“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不亦可乎?
20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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