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诗歌的若干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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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诗歌的若干关键词                     原载《当代作家评论》2005年第1期

                                    学者、批评家、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张清华

或许是离世纪之交的热闹越来越远了的缘故吧，二○○四年的诗歌界有些异乎寻常的平静，似乎又回到了久违的“日常”情境。对于多年来习惯了事件和热闹的人们来说，这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了，缺少了话题、看点，还有那种“可资叙述”的引人注目的刺激性变故，作为一个“诗歌年度”，它似乎也缺少了色彩和引人谈论的动力。
但也许“历史感”就应该产生在这样的时刻。几年来事件频频、热闹不断的诗歌“现场”，当然也催生着人们置身其间的震惊与思索，令人真切地感受到诗歌写作方式、美感、价值与伦理的迅速而深刻的变动，但毕竟因为时间的过于切近，而很难给出一个清晰的判断。而现在，这样一个过程正接近于完成，我们似乎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即，当代诗歌的一个重要的历史变动期已经接近于尾声——或者更通俗地说，从一九九九年的“盘峰论争”到现在，该突破的已经突破，该分化的已经分化，该转型的也已经差不多完成了转型。一句话，“地震”已经结束，“余震”也正在渐渐趋于轻微和接近消失，诗歌界又重新开始面临一个整合、互融、消化和提升的日常状态。
这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失败的判断。但不管怎样，诗歌所面临的已经不仅仅是必要的分化，而是分化之后又怎么办的问题。编完二○○四年的诗歌卷，我朦胧间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许是与个人趣味的不断的微小变化有关系，任何“结论”都可能带上主观性，但个人能够做的，大约也只有这样的工作了。这里，我想用几个“关键词”的形式，来简单地描述一下本年度诗歌的概况。

“中间代”或者“第三条道路”？把这两个渐渐成了气候的词语或概念放在一起，倒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交叉和兼容的一面，而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诗歌界格局的变化与整合的趋势。“中间代”和“第三条道路”的说法不是今年才提出来的(2)，但似乎在今年才变的硬朗起来，我看到了由安琪、远村、黄礼孩等人策划、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两卷本的《中间代诗全集》。单就其“厚重”的程度而言，恐怕要超过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万夏和潇潇编辑的《后朦胧诗全集》。稍有点不同意味的是，它不是采用了十年前的“后朦胧”一代那种金光闪闪的黄铜色，而是有些暗淡的银灰色——这可能纯属巧合，但不知编者是否也有意识地要做一点“青铜”或者“白银”之类的断代比附？抑或表达了对“中间”这一命名的迟到的一点小小的愤懑与不平？
《中间代诗全集》收录了八十二位出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诗人的作品。这里面当然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偏见的因素，但基本上可以说，包罗了这个年龄段的“成名的诗人”——“成名的诗人”自然不能等同于“最好的诗人”，其中误判和遗漏肯定是有的。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管，更需要讨论的是，这样的一个体例表明，它是一个“集合概念”，体现的是编者的一个文学史或者诗歌史的意识与责任，或者也暗含了一个“未被命名的焦虑”。因为很显然，前有“第三代”或者“新生代”诗人的成功集合（那其中有许多代表性人物实际上也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的，如西川是生于一九六三年，韩东和陈东东是生于一九六一年，张枣是生于一九六二年，而海子是生于一九六四年……），后又有在近些年异军突起的“七○后诗人”的逼挤，这样，中间那些稍晚于“第三代”之后成名、又很少被集体性地写进文学史的一群，就真的面临着被忽视甚至被遗忘的危险。所以，给出一个集合性的命名就不但显得必要，而且紧迫了。不过它同时也就注定了这一概念的局限，它的诗学含义正因此而显得晦暗不明。人们不禁会问：“中间代”的共同的诗学主张和特征是什么？把伊沙和臧棣放在一起，徐江和西渡放在一起，他们自己会互相认同吗？如果只是年龄相近而不是有着共同的诗学理想、相似或相近的艺术见解，那么把他们放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三条道路”与“中间代”不同，它可能更多地具有诗学的意图，因为它是针对着“民间”与“知识分子”的二元格局而提出来的。在前几年的时间里，这几乎是一个受到忽视、白眼和嘲笑的说法，因为人们对它的提出依据和动机都感到可疑。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诗学内涵开始逐渐得到比较清晰和有力的阐释与认可了。关于它的各种说法，有人做了一个回顾和解说，大致的观点有这样几种：在莫非看来，“第三条道路”就“是另类，是另类的另类，甚至是自身的另类，是单独者，是单数的复数”(3)。在树才看来，“第三条道路是另一些道路，是复数，因为我坚信诗歌的丰富多样正是基于每一位诗人观念与文本上的差异。所谓多元，即差异，即独立，即无领袖欲，即尊重对手，即‘不结盟’”(4)。在谯达摩看来，“‘第三条道路’的‘三’，是‘三生万物’的‘三’，‘第三条道路’是一条绝对敞开的道路，因此是一条无限延伸的道路”(5)。这些说法无疑都是很有意思的，至少“他们都强调了诗人个体的位置和基本的责任感，超越了‘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争论者所陷入的那种二元对立的思维局限。”(6)不过这样的说法与其说是对自我的立场的阐述，还不如说是对本来的状态的解释，它本身似很难构成单独的诗学意义，更无法像他们所希求的那样会成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第一个诗歌流派”。
所以依然是一个问号和悬疑。

总结与怀旧。不知道这是否是出于幻觉和偶然？当我读到北岛的《时间的玫瑰》时，我突然有了这种感觉。“我回来了——归程/总是比迷途长/长于一生……”（《黑色地图》）这沧桑感受使人无法不去追忆那倏忽之间已消逝的二十余年的时光。因为几个多年飘泊异乡或者隐身江湖的诗人的出现，一个年份几乎倾斜于一种颓伤与忆旧的修辞。北岛、多多，还有多年来很少在诗歌界露面的芒克、梁小斌，已沉闷了有些年岁的李亚伟、周伦佑等“第三代”诗人，我在《中国诗人》、《撒娇》、《星星》还有于二○○三年底问世的《明天》等刊物上，陆续读到了他们的一些作品，以及对他们的一些近期行踪的介绍。怀旧的当然也还有读者，作为诗人已封笔多年的舒婷，也被重新评为“最受欢迎的十位女诗人”之一，出现在由黄礼孩策划出版的民刊《诗歌与人》中。
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标志了，实际上各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怀旧情绪与方式，但对过去的回忆已然有了沧桑的戏剧性的超然和反讽感，则是比较不寻常的。比如北岛在被问及当年对朦胧诗的批判时，竟然是这样说的，那场“争论的真正意义是拖延了诗歌边缘化的时间”。他倒没有感叹和记恨当年那些误读者的愚昧和受批判的委屈，而是怀恋起那种因祸得福的热闹来了，便是“边缘的自由”也未见得胜过“中心的不自由”，个中的悲凉和沧桑感真是非一般人所能够感知。因为他如今的背景已然和纯粹生活在国内语境中的人们完全不一样，他说话的依据还有在异国的情形。他还说，“诗歌总体上是在走下坡路，这是世界性的问题。”（马铃薯兄弟：《访问北岛》，见《中国诗人》二○○四年第三期）当然有可能是世界性的问题，但在我看来，也许首先是说话人的“心境”的问题。我不知道这样一个感觉是否准确，当一代人都已经到了渐渐开始步入生命的秋天，到了五十岁向六十岁迈进的时候，再新鲜和激越的经验，在诗歌里和心灵中都会渐渐变得苍老和悲凉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多多的诗句是感人的：“十一月的麦地里我读着我父亲……/读到一张张被时间带走的脸/我读到我父亲的历史在地下静静腐烂/我父亲身上的蝗虫，正独自存在下去”（《我读着》）。这是面目全非的、已渐渐靠不住、抓不牢的历史，追问本身甚至已变得恍惚起来。
还有各个阵营或者旗号下的写作者们。我想说，时间因素在二○○四年的诗歌修辞中或许扮演了一个潜在而又最为重要的角色：“七○后”的年轻人呈现了一个不易让人觉察的集体性疲软，而过去的几年中曾多少有些沉闷的“第三代”们，却好像不约而同地发力，在找回他们过去的风光，所以细心的读者不难会发现在今年的选本中他们的比例的增加。另外，回顾或总结性的事件也有集体性的发生，除了前面提到的《中间代诗全集》、《第三条道路》、《诗歌与人——最受读者欢迎的十位女诗人》外，《诗参考》以“十五年金库”的名义推出了严力、伊沙、徐江等十人的十部诗集；臧棣、黄粲然、孙文波、肖开愚、张曙光五人也推出了他们的《诗合集》；由谭克修主编的《明天》更是重新集合起“今天”、“非非”、“他们”、“民间”以及“（知识分子）立场”等各个阵营的诗人们来了一个集体展示。特别是在主流的诗歌出版物《中国诗人》、《星星》、《诗选刊》还有《上海文学》中，都不约而同地推出了整理和展示当代民间诗歌出版物的专栏。
人们仿佛一起陷入了一个遥远而幸福的回忆之中。

尖锐、诙谐与痛。这样的作品一定不在寻常人们的视野里，它既不符合唯美，也不符合“个人写作”的独异性，甚至也不能算是很“民间”，所以考虑到种种因素没有将它收入。不过读它却使我有着灵魂的颤栗感——“颧骨日渐高耸的上海/营养不良、消化不良的上海/掀起裙角的荡妇/正在勾引被物质兑换的人们/淋病、梅毒甚至艾滋/瞧，多么时尚多么现代的词/像魔咒一样如影随形/坐上告诉悬浮的列车/前进，前进，进……”（丁成：《上海，上海》）不禁让人想起前现代的情景，和波德莱尔式的阴暗而尖锐的修辞方式。照一般的判断标准，它实在不是很规矩和“健康”的，但在我看来它却是今天罕见的具有感受能力的作品——太多的作品看上去似乎是有感受力的、细腻的，但却是没有疼痛感的“个人自我的隔靴搔痒”。如今精神的自恋症正在难以抗拒地蔓延，记得去年我曾经提出要反对诗歌的“中产阶级趣味”，而今我依然持这一观点，诗歌如今最大的敌人不是别的，就是写作者自己的中产阶级式的趣味，自恋、傲慢、平庸、冷漠、不负责任的发泄与虚假无聊的优雅，其原因概在于个人中心与自我的放大。出于这一点，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反对那些“个人化的细节”与对个人化经验的迷狂，这不是哪一个阵营或派系的单独的问题，而是共同的问题，这种情形甚至在更年轻的“七○后”一代身上，也开始明显起来，真是可怕。
让人感动的还有一个叫做徐慢的诗人，我无法将他的《人民》那样的作品收入，但却记下了读那样的作品所经历的震撼，它让人想起将近三十年前的另一首同题的诗歌，发表在《今天》上的方含的一首《人民》，他们大概是在共同地为了一个词语而哭泣的，因为这是一个经常被抽空了含义的抽象的词，一个暧昧和包含了命运的词——“……真的，我仅是人民，同志，一个弱小的劳动者/在黄昏脱下破损的工装，我渴望一场暴风雨/洗去这令人悲伤的夜晚，洗去这蝙蝠狂舞的时辰/我是人民，命运无常的人民/一次挫折就让我丧失一生的自我”。“苍天啊！我的表情也就是你的表情/辽阔的土地，我的荒唐也就是你的荒唐/我仅是一个悲天悯人彷徨不息的人民/我不是董事，股东，经理，科长和老鸨/他们敛财的速度超过了音速，他们出售的肉体/分娩了病毒，苍蝇和蛆虫/我仅是一个深知羞耻的人民……”我不知道我们的时代还有多少感知着苦难、羞耻和不公的挽歌，还有多少把自己当做“人民”甚至是“人民的零头”的写作者，我只是要用它，一首我无法收进来的芜杂的诗篇，来反衬诗歌的耻辱。
还有诙谐。这曾是我们时代诗歌的光荣之一，它带着恶作剧的味道来到台前，赋予了诗歌以前所未有的弹性，但现在，诙谐正日益变得虚假和不道德，变成了性话语的泛滥，“泛黄色化”的堕落的语言暴力。幸好还有一首在网上流布很广的叫做《李书记，你在哪里》的戏仿之作，虽然亦未能收入，但我以为还是值得一提，它几乎是以词语“对位置换”的方式，模拟了一首几乎家喻户晓的《周总理，你在哪里》，将发生于某地的一位死于高尔夫球场、却被定性为“因公殉职”的官员的荒唐事件，做了淋漓尽致的渲染。从中不难看出作者对时代和原作的双重的反讽意味。平心说，这不能算是多么显示才华的作品，但却是有“客观及物性的作品”，它所产生的意义，应该远远超出了该作者所能够提供的程度。

“关键词”当然还不只限于上述这些，但有些是在往年的编选序言中提到的，比如网络传媒时代诗歌伦理的下滑问题，写作的自由与秩序的问题，语言的粗鄙化问题等等，因为是老问题，就不谈了。最后是一点说明：共选入一百零七位诗人的二百二十首作品，其中涉及民刊十三种，公开刊物十二种，个人诗集、合集（含自印集与公开出版物）六种，诗歌论坛网站四种，覆盖面基本与往年持平，只是民刊数量有所减少，因为个人能够见到的也差不多只有这些了，不知是今年的纸刊有所萎缩呢，还是视野问题；此外，从网络媒体上选的作品涉及面也不够宽，这既是由于操作的难度，因为网站的数量实在是过于庞大，同时也是出于其质量、道德底线以及修辞方面的不可靠性。另外，每年都会因为操作的时间因素而遗漏年底问世的那些作品，所以本次年选有一个特例，就是收入了于二○○三年十二月出版的《明天》中的几位诗人的作品，这是需要特别说明的。最后，谨向热心为编者提供资料的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


注释
(1)此文系《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二○○四年诗歌》序言，张清华主编，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5。
(2)据安琪的说法，“中间代”一词是由她本人在2001年7月写作的一篇文章《中间代，是时候了》中提出来的。见《中间代诗全集·序言》，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第三条道路”一词则出自1999年12月由谯达摩、莫非、树才等人编选的《九人诗选》，见谯达摩：《第三条道路：一种思想技术》，载谯达摩、海啸主编《第三条道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
(3)莫非：《反对秘密行会及其他》，见《九人诗选（1999年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
(4)树才：《第三条道路》，见《九人诗选（1999年卷）》。
(5)谯达摩：《我的诗学：1999年冬天的思想》，见《九人诗选（1999年卷）》。
(6)李祖德：《论第三条道路》，见《第三条道路》，北京，九州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