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巨变的城市:记郑也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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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巨变的城市:记郑也夫先生
时间:2002年8月23日 作者：董文胜 来源:《中华读书报》



郑也夫，一位教授，讲授城市社会学，因为经常在电话中与学生交流修改作业的事，所以，同学们记着他的认真；待到这些作业又一篇一篇被挑出来，编撰成《都市的角落》一书时，很多人与我一样，为这种认真悄悄地感动着。他带着他的学生静静地守望着：  

当年的崔永元，也曾为这种认真所感动。作为《实话实说》的第一任总策划，郑也夫确实给了《实话实说》一种学者的触觉，站在这个起点上的崔永元，是不会忘记这位“扶我上马”的教授。  

《都市的角落》，让郑的学生也在体验这种感觉。自己的作业变成了杂志上的铅字，紧接着又堆成了书，正式出版。  

郑自己讲过，“农人与老师是幸运的”（因为我们不能“无中生有”），讲课还是给了郑另外一份欣喜。《都市的角落》正是这种快乐的结果。我问他，为什么会想到把学生们的作业编撰成书。而这40篇作业是从三年中，选修城市社会学的140个学生的作业中选出来的。郑当初也没想到这些最终将变成一本书。在该书出版之前，书中的许多文章已经由郑推荐，在北京《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后来，又陆续在《北京晚报》发了一些摘要。由于全文在报刊上发表的困难，最终还是促使郑努力将这些作业编撰成书出版。2001年末，郑也夫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出席一个工作会，会上郑向一些朋友介绍了他所指导的学生们从事的城市调查。一位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曾问郑这样做的意义何在？《都市的角落》也许是最好的说明：她的呱呱落地，给学生们注入了更大的热情，关注社会关注生活。《都市的角落》的视线落在城市的深处：乞丐、算命人、租房、贩卖假证、民工子女教育都将在该书获得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诠释。阅读这本书，会使我们更加贴近城市，了解一个城市的巨变，了解那些正在发生着的事情。  

《都市的角落》里也有我的一篇作业。而我采访他，则是因为一种职业敏感与郑本人在职业上与西方教师相仿的敬业精神。郑很直率，叙述自己的历史很简洁：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50年生于北京。1968年－1977年在北大荒务农、教书。1978年春考进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82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哲学硕士。1986年获得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硕士。他用一种近乎游戏的语言，作自我素描：懒散，不整衣冠，精神上有洁癖，不参加规则不公正的游戏，以争辩为快事。微染自虐症，少时练中长跑，年近五十患冬泳症。  

他曾经或至今仍保持的学术兴趣：知识分子问题，社会生物学，信任问题，城市社会学，消费与快乐。他的著述显然与这种兴趣紧密相连。他不申报，自然也就不享有一分钱研究经费，他拒绝参加任何评奖。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洁癖所致。他的洁癖与执著，使他著作的出版遭遇了更多的压力与周折。  

《走出囚徒困境》，1995年由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这是郑积累10年的一本杂文集。出版社在经济上不看好这本书，最终的条件是作者自付成本，自办发行。郑骑着单车，一次次为零售店送书，十几家大的书店跑了无数趟，就这样手拉肩扛地卖了10，000册。  

这种曲折与《信任论》的出版相较，已经算是一帆风顺了。诚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社会最为短缺的而备受重视的资源；然而，我们短缺的不仅是诚信，也包括对诚信的研究。《信任论》无疑是国内对这一领域原创性和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论著。也许是涉及到许多深刻的社会现实问题，《信任论》书稿先后辗转了20多家出版社，终于在2001年8月由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出版。当然还是自办发行。他苦笑着说，“已经跑不动了，50多岁的人了；朱学勤还以为我自己愿意受这份罪。”从该书出版到现在，先后有《光明日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北京晚报》等多家媒体为该书作了书评。  

然而，与《中国知识分子》一书相比，《走出囚徒的困境》、《信任论》还是幸运的。1985—1986年，郑在美国丹佛大学社会学系读书，获社会学硕士。拿到硕士学位后，他的美国导师建议他读完博士，可他不想延续在美国的学生生活。完成《中国知识分子》书稿的冲动，加重了他回国的法码。他放弃读博的机会，而《中国知识分子》最终还是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付印。  

他教书，写书，还要卖书，不免给人一种感伤。但看起来，他本人是“不改其乐”的。我看过几本他的书，这种感觉与书外的人，合成另外一种印象，留在了记忆里：守望者的目光，穿行于城市的缝隙里，清辉溢泄，灼灼亮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