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作文革命”之源起: 作文,给我带来尊严和荣耀
2006年10月30日 星期一 下午
管建刚
我做语文老师,是个意外。我在农村长大,父亲是个农民,母亲是个农民,所有的亲戚都是农民。小的时候,我痴想,要是有亲戚是街上人,或学校的老师,多好。这个潜意识大概是促成我走上教育之路的一个宿命。像身边每一个的贫下中农的泥娃子一样,我不知道除了书包里的教科书外,世上还有浩如烟海、无以计数的报刊书籍。初三,我看到文字版《射雕英雄传》,废寝忘食,把学业荒废得一塌糊涂。什么学校也没考上,只好准备去田里务农。
许是天意。那年,乡成人教育中心办补习班,能参加中考,学费200元,一个民办教师几个月的工资。死缠活磨,父母破天荒地同意了。从此发愤。语文却怎么“发”也“愤”不出来。中考总分640分,我考了584分,扣了56分,语文扣了28分,其它五门功课也只扣了28分。念师范,语文老师问我读过啥课外书,我说武侠。老师说要读些名著。我不知道名著为何物,刚好学过巴金的文章,老师说你看巴金的《家》吧。买来,读三几页,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对老师说,不好看。
数学一直不错,这与小时候外公老带上我去街上卖瓜不无关系。外公没上过学,不大会算。有人来买瓜,外公称,报上斤两,我尽快算,报出价钱。我从小知道数学的实用,也就晓得数学的重要。念中师,数学依然不错,考90分也轻松。语文最高考了78分,最低考了67分,总过不了80分的线——每门功课80分以上,是评“三好学生”的必要条件。蹦来跳去,总够不着上面的桃,信心没了,灰心来了,得,毕业做数学老师去。
命运捉弄人的时候,谁都拿它没辙。没来得及参加毕业考试,没来得及拿到毕业证书,一场大病,突如其来。没参加毕业考试,自然拿不到毕业证书,分配也就成了问题;分配若成了问题,往后的医疗费对家庭构成了沉重负担。亏老师奔走,分配总算没耽搁。没拿到毕业证书就分配,分配到校又不能参加教学工作,得养着,只能打道回府。一年后,我病蔫蔫地去村里的小学上班。校长说,你教数学吧,二、四年级。我厚着脸皮同校长商量,能不能教一个班,我身体不好。校长说,你要教一个班,那就教高年级语文。教一个班总比教两个班轻松,高年级语文就高年级语文。就这样,一个怕语文怕作文的人,从此一边给自己打针熬药,一边当起了语文老师。这一当,注定了与语文的一世情缘。
考中等师范学校,对我们农村娃来说,最大的诱惑是从此跳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田角落”,做起街上人。没想,临到最后,又回到村角落里。村小都是中年民办老师,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抱着个病体,无可奈何地蜷缩在小村里,惆怅,苦闷,颓废,压抑,伤感,烦躁,莫名,寂聊……一个人处于这种景况,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病由心生。这郁闷总要发泄出来,人才会平和一些。那时候电话远没有普及,电脑与网络的词儿还没路过中国老百姓的耳朵,我花三毛钱买了本工作手册,在上面涂啊涂,涂了一地心情。正是诗的年龄,我订阅了《散文诗》,很自然地,把一地心情寄给了《散文诗》。一天,《散文诗》杂志来信,打开一看,一张用稿通知单,我的一则小文要在上面发表。我怕了那么久的作文,竟在我告别学生时代的一个冬日下午,把暖人的阳光照进了心扉。二月,我写了则乡村意景《三月》,投给当地市报,刊登了,我又写《四月》,刊登了,我又写《五月》,刊登了,又有了《六月》《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冬之约》《冬之歌》《冬之舞》……
一路写下去,我不怕作文了,并且,感受到作文给我带来了尊严,作文提升了我的生命质量,作文神奇地恢复了我的自信,作文,还给我带来了荣耀。通过那份市报,让本地区的不少人知道,在一个村小里,有一个叫管建刚的人在用笔说话,每一个读者都是我知道或不知道、认识或不认识的听众。多年以后,有人见到我,说,你就是管建刚啊,当年在一所村小里写乡村散文的那个。作文,就这样给我带来快慰,带来成就感。这些亲身体验让我明白,作文是发出自己的声音,让更多认识不认识、见面不见面的人听到这种声音。从中我朴素地认识到,作文也是有用的,与当年替卖瓜的外公算帐一样有用,只不过,它与数学的“有用”的表现方式不一样,“用”的途径不一样。作文是有用的,它以发表的形式进行别样的说话,排解心灵的压抑,展现内在的生命,获得尊严的捍卫,寻找存在的证明。
对作家而言,个人的生命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创作方向和高度。对语文教师来讲,他自身的阅读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阅读教学研究的走向;他自身的写作经历,往往决定了他的写作教学研究的走向。现在我懂得,一个语文老师如果惧怕写作,一个语文老师如果没有写作的冲动和践行,注定将走不到作文教学的深处,进入不了作文教学的生命境地。刘心武先生若不是一名优秀的小说家,他对《红楼梦》的揭密恐怕不会如此独到,引起如此反响。作文教学需要一个写作的过来人,只有过来人才能做真真切切的指点,这个指点,不只是技术上的,更是写作心路、写作生命上的。应着这样一段经历,一个读师范时一心想做数学老师的我,一个意外地成为语文老师的我,开始关注写作教学,开始反思写作教学:一个从小不知道课外书为何物的人,一个先天不足到只读连环画的人,一个不知作文为何物、视作文为拦路恶虎的人,走出校门,以记录心情的方式写作,第二年便在一家颇有影响的纯文学杂志上发表习作,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作文重在自我的写作实践,而不是教师滔滔不绝的所谓的指导;意味着作文重在自我情态的倾述,而不是按着规矩条文去写应试作文;意味着作文重在成功心境的感受,而不是一个简单的分数或等第;意味着作文重在焕发内在的写作动力,而不是步步紧逼的作业与压力……
我明白了,作文这项“作业”完全不同于数学作业,以数学方式进行写作教学,注定要失败。数学题不管你想不想、愿不愿,做题时总得一步步按部就班地往下做,不管你心情怎样,做出来就是做出来,做不出来就是做不出来,情绪对作业质量有影响,却不大。作文这项“作业”,情绪对它的影响巨大。你若觉得有话要说,你想写,写的时候就会充满感情,会发出会心的微笑,会情不自禁地流泪,会把自身的精与神、灵与肉倾注其中。你若觉得无话可说,不想写,那么每个句段都将是一场痛苦的奴役,没有内在自由与真实自我介入的写作,收获的只能是精神的折磨和痛苦。“我要写”与“要我写”,同样作文一个小时,得失感受,天壤之别。尽管语文老师都懂得“写什么”比“怎么写”重要;尽管语文老师都知道“愿意写”比“写什么”更重要,然而面对这个教学难题,只有望洋兴叹,只好束手无策,学生们也只能在“要我写”下作文,越写越没劲,越写越枯燥,越写越恨之入骨。
我明白了,传统作文教学并不是真正的写作,它充其量是一种虚拟的写作训练,它的目的是以考试的标准、教师的喜好来“指导”和“纠正”学生的所谓不正确的写作行为。可是,学生的写作动机没有改变,教师“指导”得再卖力,“纠正”得再热心,学生的写作行为不会有真正的改变,很多时候,倒出现了强烈的写作上的对抗情绪和行为。“语文教育实践中,首要的不是语言知识或技能的学习,也不是使人成为使用语言的工具的熟练的工匠,不应充斥着名目繁多的机械的训练或表面热闹的所谓的语文活动,而应贴近学生的言语生命的律动,帮助他们认识自我的言语潜能,唤醒他们的言语表现欲和对言语表现的热爱,让他们驾驭语言和言语创造的乐趣,体验言语表现的幸福……”多年后,当我读到潘新和教授在《语文:表现与存在》中这段充满生命情怀的论述时,仿佛一束阳光照射到我忽明忽昧的心头。阅读是一种吸收,获得内在的充实与祥和,作文是一种输出,一种自然之外的、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又一说话方式,它获得的该是骄傲,自豪,古人把能用笔写作称为“开笔”,举行盛大仪式,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我们的学生从写作中体验到这些价值和快慰了吗?我们的学生感受到作文在改善他们的生活、提升他们的生活了吗?我们的学生感受到作文给他们带来尊严与荣耀,以及人生的种种美好了吗?——没有。站在考试层面上的传统作文教学,给学生带去的,更多的是胆怯、害怕、伤害、挫败、自卑乃至耻辱。
我反复思考,怎样让我的写作体验成为学生的写作实践?怎样让我所获得的那份美好的写作经历,成为每个学生都能进入的一种生命状态?
http://blog.sina.com.cn/s/articlelist_1340272863_0_1.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