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民主》让我焕发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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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民主》让我焕发了“第二次学术青春”
                “网络民主论”一书的代序言                            邵道生


　退休后的日子怎么打发？这是每一个忙惯了的人退休后经常考虑的问题，尤其是对我这个有“特殊情况”的人更是一个问题：出去找个事儿干干，每天都要吃药打针的，又能“干”得到哪儿？闲下来串门聊天，的确没这个爱好；家里的那位夫人，学校里忙得都四脚朝天的，哪有工夫来一个“俩人世界”？更何况自小就有“事业有成”抱负的我，一下子就将搞成“半拉子事业”扔掉了，闲下来了，焉能心甘？当然，还有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还使自己养成了一个“坏毛病”：哪一天不思考点问题，不写一点东西，就感到自己生活中似乎缺了点什么……
　所以，“老后”的我究竟将自己“定位”于何方？对我这个“高不攀，低不就”、“毛病”还蛮多的人来说真还有点“小麻烦”。

　但是，一个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事发生了，喜欢上网的我不仅使我与《互联网》结下了不解之缘，不仅治好了自己身着不太好解决的诸多“毛病”，而且真还让我焕发了我的“第二次学术青春”，现在的日子甚至比在社科院上班时还愉快，还充实，还有精力，还感到更有人生价值，还有一件意思的事是：虽然这几年来该死的白血病也让我住了医院作了多次的化疗，然而我还是进入了第21个年头，这对一个“带瘤生存”的白血病患者来说，这“21个年头”已经不算短了，这当然是好事，什么原因呢？我想，我的“自我价值疗法”——即“社会成果精神反馈疗法”似乎是众多重要原因中的一个……

　也许有人会这样笑我：“老邵，你在《互联网》上发表的这些东西也能叫学术成果？”对此，我一点都不怀疑，自打我进社科院以来，这一直是我做学问的方式，用自己的思想、观点去研究社会中突出的社会问题，进行“邵式”的社会问题规律研究、原因分析，为社会找一点怎么办的对策，这种运用性实证研究怎能不算是学术研究？难道非得要离开现实远远的，说一通谁都不太明白的洋理论，就叫学术研究？说句实话，我在《互联网》上发表的每篇文章还是比较慎重的，总是将它当作“小型论文”来写的，不过这些“小型论文”的文风有点“不拘一格”而己，有点像论文，像议论文，像杂文，像随笔；有点说理，有点调侃，有点幽默，有点讽刺，有点……总之，嘻笑怒骂竟也能成文章。写这些小文章为什么那么慎重？就是因为《互联网》是给以万为单位的网友们看的，他们的眼睛永远睁得亮亮的、大大的，挑剔得很，它要求这等时评类文章的品味是相当高的，若是你想将它“糊弄人”，滥竽充数一下，肯定会将你“骂”得“狗血淋头”的。此外，《互联网》本身具有的社会价值以及作者与网友的“互动”特点，亦“逼使”自己在写这些“小型论文”时一定要慎之又慎，免得成为“众矢之的”丢人显眼的；“逼使”自己一定要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写，保持与前人、古人一点“不一致”；“逼使”自己不说让人们反感的无病呻吟的话；“逼使”自己去说一些能让社会好好地思考、并有“份量”的话，以让社会更和谐地发展；“逼使”自己去说一些前后一致、不是出尔反尔的话，不写“变色龙”式的文章；“逼使”自己去说尽量符合现实社会的“现实话”，不说假话、虚伪、套话和大而无当的话……也许正是由于有了那么多的“逼使”，自己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问题的观点不断地得到修正、提高和深化，自己的一些学术思想不断地成熟、系统、定型起来。我想，从自己学术思想的提高方面来说，我很是从內心感激《互联网》，它的确给我提供了一块深化自己学术思想的舞台。

　　“第二次学术青春”这个说法，略带一点“自我吹嘘”的成分。有“第二次”当然一定会有“第一次”。它，当然是指自己在社科院那段时间，虽然日子过得并不愉快，但是，总体来说数百余万字的、还颇有一定价值的精神产品，还算是很对得住“研究员”这三个字的，那时的我（尤其是在青少年研究所的我），真还有点“中年狂”……而这个“第二次”，指的是自己退休后的这段时间，研究的势头一点都没有减，研究的文章一点都没有停，细细看一看《互联网》上的数百余篇、论战式的文章，再看一看50余万字的《中国：拒绝腐败》这本书，似乎从过去的“中年狂”变成了“老年狂”的了！甚至自己一不留神，竟被《人民日报网络中心》和《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国际网络》两家联合的经网友投票，被评为2004年度“人民网·央视网”十大“网评人”之一……说真的，有时连我自己都有点纳闷，这几年来自己怎么写得那样“狂”？！文人写作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种“精神头”，有了“精神头”就有了动力，哪来的这股子劲？我看，还得归功于《互联网》。《互联网》的特点是什么？简单归结有两条：一条是禁忌比较少一点，条条框框比较少一点，限制比较少一点，不让说的比较少一点“‘凡’领导的‘是’”比较少一点，只要你的文章“不太过分”，只要你是言之有理，切中时弊，有一定独到见解的，一般都能在“时评”类的栏目上发表的；二是作者与网友之间的“紧密互动”，没大没小，没老没少，没有名人不名人，进行“争鸣”的是“百家”，进行“齐放”的是“百花”，再大的权威只要你是错误的，管你什么家不家的，什么名不名的，都会被网民驳得体无完肤，露出你原来的“峥嵘”来。《互联网》的这两个特点，倒是很适合我的文风，倒是很适合个人的“好斗”的人格特点，要知道多年来自己想要的不就是这种比较宽松、比较民主、比较自由的学术氛围吗？“相互格斗”、“相互厮杀”又怕什么？中国的思想界缺乏的就是种氛围，只有纵向的由官方发动的“格斗”和“厮杀”，没有横向的民间自发的“相互格斗”和“相互厮杀”……建国以来中国社会之所以缺乏大思想家重要原因一条就是学术民主太少，没有很好地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所以，受《互联网》这两大特点之鼓舞，自己的“精神头”就上来了，那些有点棱角、有点尖锐、有点泼辣、有点锋芒的“小型论文”竟然愈发地收不住了……总之，我的“第二次学术青春”的涵义就是这么简单，的确，没有《互联网》也就没有我的这个“第二次”，有时候真希望我们的主流媒体也能像《互联网》那样办，该是多么的好啊！

　　有的人这样问我：“你都退休了，还这么卖劲，你想图什么啊，得罪那么多人，又何必呢？”是啊，有时自己亦纳闷，想图什么啊？年轻时的那种想当权威、“大家”的“学术野心”和“宏图大志”，早就没有了。图稿费？其实《互联网》的那点可怜稿费就能让自己整天去“青春”一番？更何况在《光明网》发表的几十万字的文章是一个子儿都没有的。那么，究竟是图什么？我想，也许是中国文人的一种杞人忧天的“本能”，总认为这是价值的体现，总要想以自己的思想去影响一点社会，哪怕这个“影响力”只有一点点，也是竭尽全力去做。譬如，有一次在《光明网》发表了一篇《岂能用“国家资本”制造“亿万超级富翁”》的文章，转载该文的网站居然“不计其数”，影响力之大实让我感动了很多天，心态一好，劲头儿就来了，附带亦“治”了自己的病……这大概就是像我这等文人的“人生追求”。我记得香港的一位学者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教育最成功的一代就是你们这一代。”说得似乎没有错，就像我们这些研究社会问题的文人来说，尽管经常是“吃力不讨好”，经常被“警惕者”怀疑“你的研究动机”，经常还要受不知从哪儿来的“婆婆”管一管，然而还是一个劲地“执着”下去，是啊！看一看中国大变革时期的“矛盾凸显”，看一看工人、农民利益受侵害的情况，再看一看腐败权力者和为富不仁暴发户的猖狂劲，我这个专事研究腐败问题的学者，又怎能无动于衷呢？而再看一看《互联网》的为民、为弱势群体呐喊的亲民办网宗旨，它的实实在在的“办网行动”，一大帮像我这样的、有着杞人忧天“本能”的文人（我将他们称之谓“网络民主知识群”）都跑到《互联网》上来了。怎能让人不感动？还有一点使我感动的是，尽管有时我的一二篇文章让“婆婆”很不高兴，还曾给网络媒体带来过一点“小麻烦”，但是，《互联网》不像有的主流媒体那样，为了避免“更大的麻烦”就干脆取消了我的“话语权”，而是继续用，继续我的“话语权”，真是做到了“对文不对人”，这是很让我感动的，中国有句“士为知已者死”的古话，受其影响，自己写作的“劲头儿”也就更足了。
　　我的退休后的“第二次学术青春”就是这样出来的，它的确是红红火火《互联网》的历练出来的！
　　于是，我就将这篇文章作为我新书《网络民主论》的序言了。

    光明网刊发时间：2009-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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