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1992年我参加的青春诗会

教师之友网

  回忆1992年我参加的青春诗会                  洪烛

             1.“走西口”的诗人们
    拥有青春是美丽的，自己却意识不到这种珍贵，因为渴望的是成熟、更加成熟……只有在回忆青春的时候，才能知道它究竟有多么美丽。青春的滋味经得起反刍，在反刍中实现全部的价值。实际的青春只不过是一切的开始，直到生命结束，我们对青春的回味才可能结束。诗使我在人生中任何阶段都不孤独。当我回首青年时代，总要想起1992年，在北京卧佛寺参加的诗刊社第十届青春诗会。香山脚下晨钟暮鼓的寺庙，成了我写作生涯中的标志性建筑。我当时写过一篇散文，发表在《朔方》上，将其戏称作“庙会”。我仍记得怎么坐地铁到苹果园，然后转乘公交车抵达卧佛寺，心情激动得就像赶一次稍纵即逝的庙会。青春诗会自创办至今已30年了，不知道还有哪几届是在寺庙里举办的？我估计自己参加的是青春诗会中惟一的一届“庙会”。
    1992年，我刚刚25岁啊，却已有了十年诗龄（自发表处女作算起）。25岁的我，大清早背着旅行包在长长的石砌台阶上走着，有一个很像侠客的黑衣人，穿一双老北京布鞋，健步如飞地超过我，径奔寺庙一隅的卧佛寺饭店而去。我猜测他也是赶“庙会”的。报到时才知道：他是37岁的阿坚。他比我要着急，因为他赶的是青春的末班车。阿坚在北京胡同里长大，又徙步行走了大半个中国，是诗人中极富有传奇色彩的旅行者。他是为写诗而热爱旅行的，还是把旅行当成了行为艺术？他在青藏高原转了一大圈，回到起点，回到故乡，赶了一次“庙会”。后来他又继续行走，走得更远，至今也没停下来。他停不下来啊。他的诗都是写在路上的。他为路而活着。青春诗会使我和阿坚相识，并密切交往。我去他西单的胡同里喝过酒。他写的《流浪西藏》《流浪新疆》《流浪内蒙》等近十本旅行记由我所在的中国文联出版社推向市场，帮他挣了点买酒钱和买路钱。我们还合作写过一本《中国人的吃》，不仅在国内加印好几次，还被日本的青土社购买了海外版权，翻译成日文版全球发行。我说这点只为了证明：诗不是无用的，无能的，无价值的，以诗会友，诗人的互助还是能创造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
    那届诗会，年长的阿坚是班长。辅导老师是李小雨和邹静之。在我这个年龄阶段的诗人心中，李小雨是诗坛的大姐。是大姐姐。而不是大姐大。因为她从来没摆过一点居高临下的架子，总是像姐姐关心弟弟妹妹一样关怀着年轻诗人。其实，1992年青春诗会，小雨本人也很年轻啊，却润物细无声地照顾着每一个人，使诗会洋溢着家庭般的温暖。她那么细心，能发现每位诗人创作风格上的些微变化及时地加以肯定，或加以提醒。1992年12月《诗刊》青春诗会专辑，她和邹静之合写的《侧记》，关于我那段，直到现在我还背得出来：“ 虽然从广义上说，一切诗歌都是情诗，但荣荣与洪烛却从不同的侧面给爱情诗以不同的诠释……洪烛是位多方位、多角度创作的诗人。这位在茫茫都市里孤军奋战的勇士，可能由于学校与出版社构成了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他的诗便具有稳健的气质和文人式的浪漫，于工整晓畅的节奏和美的意象中融入了更具时代感的内容。鉴于现代人对爱情的把握往往处于不确定的状态，他的爱情诗的表露也更为复杂和迷茫。地址不详，下落不明，其模糊性给了爱情以更广阔的空间。洪烛对诗崇尚理性和操作，他的趣味性似较多地来源于书本或理念的智性，这些，构成了他的诗较浓的书卷气。熟能生巧，过熟则流，在这两者之间，洪烛似应注意把握尺度。”
    我交的作业是爱情诗，组诗《失乐园》。那时候真年轻啊，短短的诗会期间一口气写出五首爱情诗。尤其在今天已很少写爱情诗甚至写不出爱情诗的自己看来，那时候的自己心里有一座火山。来自浙江宁波的女诗人荣荣，交的也是爱情诗。在讨论会上，李小雨特意把我和荣荣的爱情诗进行比较，使我们深受启发。诗会对我的影响，是我不满足于做一个爱情诗人，甚至不满足于仅仅写诗，还涉猎散文、评论、小说等其他文体进行更多方位，更多角度的创作。那届诗会，也使荣荣的诗不再局限于爱情，而面向更为广阔的生活。十年以后，她厚重而大气的诗集，获得了鲁迅文学奖。
    参加诗会时，我们的诗正如我们的青春，还是青涩的。那年秋天在卧佛寺，不仅我们的诗，我们的思想也开始渴望成熟，经历了北京秋风的激发，终于像樱桃沟的柿子一样红了，像香山红叶一样红了。
    青春诗会是许多青年诗人梦寐以求的目标。一旦实现之后，马上又成为新的起点。譬如来自福建霞浦的汤养宗，这个红光满面、络腮胡子的退役水兵，写海洋抒情诗而成名，交的作业也是一组《蓝色幻像》。我当时想像不出汤养宗不写海洋诗会是什么样子。若干年后，我终于看到一个不写海洋诗的汤养宗，他像海军陆战队一样开始“反攻大陆了”，不仅写陆地上的事情，还写人心里的事情。他那一系列直面人性的现代诗，与早期的海洋诗判若两人。
    蓝蓝也是这样。她从河南郑州赶来，穿蓝印花布衫，系红头绳，一副乡村女歌手的装扮。她的诗倾诉着对农村、土地、植物的细微感情，蒙着一层月光般淡淡的忧郁。我把她看作“女叶赛宁”。她后来也从乡村走向心灵，或者说不断开拓着新的边疆。
    和我同住一间客房的是白连春。这个四川泸州的农民，正在四处流浪。青春诗会使他人生的旅途出现一次急转弯。他在卧佛寺感受到宁静，也感受到温暖。他爱上了北京。会议结束后不想离开北京了。我尤其记得分手那天，大家各回各的家，各自回各自来的地方，惟独白连春瘦弱的身体，背着个大旅行包，步履沉重。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正在想该到哪里去。难怪他神情迷茫，原来还没想好该去什么地方。
    来自江苏无锡的王学芯，一位脸上总是带着笑的诗人。十八年之后，也就是2010年，我参加四川罗江诗歌节，有位嘉宾拦住我问还认识吗？我认出了那熟悉的微笑：“你不就是王学芯吗？”他正代表自己的城市援建四川灾区。
    来自青海阿尼玛卿雪山下的班果，在青春诗会上迟到了。也难怪，他的路太远了。当这位脸庞被高原紫外线晒红的藏族小伙子，在大家期盼中终于出现在卧佛寺，每个人内心都发出欢呼：“我们的人到齐了。”2007年参加青海湖国际诗歌节，我又一次见到班果，还给他写了一首诗：藏族朋友班果，十五年前/和我同时参加青春诗会，在北京卧佛寺/我们唱走西口，他给我们唱青海的花儿/曲终人散，再没有他的消息/我偶尔会想：班果这些年在干什么/当酋长？保护藏羚羊？修青藏铁路？/还是继续唱歌？只是距离太远，我听不见/这次去青海，在塔尔寺碰见老朋友班果/已升任出版社老总/脸被紫外线晒得更黑，笑容一点没变/“兄弟，拥抱一下吧。”就像卧佛寺拥抱塔尔寺/什刹海拥抱青海湖，说得更浪漫点/就当诗经在拥抱格萨尔王传/都有点老了，但我们仍然是两个老小伙子/用汉语和藏语写着各自理解的诗/它们居然惊人地一致/“是啊，雪山需要翻译吗？眼神与青稞酒/需要翻译吗？那么诗同样不需要……”/“不是不需要诗，而是诗不需要翻译/也能读懂！”
    那届青春诗会，阿坚是长兄，小弟弟是来自江西安义县的凌非，只有22岁，他也是大家公认的机灵鬼，写诗和说话都非常生动与敏捷。
    还有浙江萧山县的陈涛，和来自浙江苍南县的刘德吾。他们带来了江南水天一色的澄澈。
    尤其要写一下和李小雨共同辅导我们的另一位诗刊社老师邹静之。他后来转写《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一系列电视剧，成了红透半边天的大名人。邹静之是个奇人，多才多艺，他还是正宗的男高音。诗会聚餐，每人表演个节目，邹静之用美声唱法唱了《祝酒歌》，绝对是歌剧院水平。
    卧佛寺的青春诗会不仅是庙会，还因为热爱唱歌的邹静之而变成音乐会。岂止邹静之，我们中的“歌星”还多着呢。蓝蓝的打扮像陕北女子，唱起信天游来真是原汁原味。阿坚走南闯北，采集了各地的民歌，最推崇那首《走西口》。大家晚上去附近的樱桃沟散步，一路赛歌，《走西口》被公推为本届青春诗会的“会歌”。轮到给迟到的班果接风，大家没有罚酒，只罚他唱歌，唱青海的花儿和藏歌。班果也不推辞，大展歌喉。烟和酒是不分家的，诗和歌也是不分家的。
    卧佛寺饭店是当时少见的平房式星级饭店，居于卧佛寺一侧，由一座座四合院连成。白天，我们不是在会议室里正襟危坐，而是坐在院落里的石凳子上，围着石头的圆桌，露天讨论。一边晒着太阳，一边谈论诗歌，真是双重的幸福。晚上，诗会就变成歌会了。大家打着手电筒，去寺庙后面爬山，在黑暗与空旷中尽可以放开嗓门，一首接一首地唱歌。唱的次数最多的还是那首《走西口》：“哥哥你走西口……”
    《走西口》为什么成为那届青春诗会的主旋律，或者说主题歌？使诗会笼罩着一种既粗犷又不无悲壮的气氛。我想和当时的社会背景及诗歌的浮沉不无关系。我一直觉得1992年，是中国诗歌的一个分水岭，八十年代黄金时期的余光余热，到九十年代初才耗尽。经济大潮的浪头越来越大，作为精神制高点的诗歌在无法躲闪的物质压力面前，显现出江河日下的颓势。诗人们也普遍有一种失重感：“诗人何为？”从各自压抑的生活小圈子暂时走出来，在秋风席卷中相聚香山脚下，既为了切磋诗艺，更为了相互取暖。虽然谁都知道：温暖是暂时的，快乐是暂时的。盛宴结束，还得各自走各自的路，各自面对各自的难题。所以在饮尽杯中酒之前，都想痛快地吼一吼：“哥哥你走西口……”
    中国诗歌的边缘化，从1992年前后真正开始的。我们参加第十届青春诗会，就像踏上一块漂浮的大陆，或者说一块漂浮的甲板，它原本位于社会中心的，可它正在滑向边缘。我们难免会比别的船上的水手多一点晕眩。昔日香烟袅袅的神圣殿堂，正变得门可罗雀。甚至我们自己，不仅担心自己可能是倒数第几的香客，还担心自己是否可能坚持下去。1992年，不仅许多诗人背井离乡，改弦易辙，中国诗歌也该走西口了，该给自己找一条新的出路，新的活路。
    如果说新世纪的诗坛又变得繁荣，甚至恢复了八十年代的辉煌，那只能证明：九十年代的中国诗歌，走西口成功了。突围成功了。它在走西口中保留了火种。
    对于我个人同样如此。在1992年的青春诗会之后，我一度远离诗歌，转写散文与畅销书，积累实力，抵御严寒。我也是在走西口啊。但我知道我还会回来的。新世纪使枯木逢春。我果然回来了。不仅回来了，还给缪斯女神献上自己在其他领域的战利品。这可不是我一个人的遭遇，诗坛上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归来者。走西口的归来者。
    归来的时候，青春已不在了，可诗歌还在。还在等着我们，一个接一个回来。就像当年，它也曾目送我们，一个又一个离家出走。归来的时候，诗人老了，可诗歌还是那么年轻。


            2.庙会:1992年青春诗会   
    在火车站铺开地图，便能对一座陌生城市釆取鸟瞰的襄态。南北东西，一目了然，胸中自有城廓浮现。唯独北京，北京的地形物貌有藏龙卧虎之势，令作为移民的我琢磨不透。想是古往今来太多神灵怪异的缘故吧。出门常迷路就像唱歌老跑调一样挺扫兴的。然而，西郊有一方净土名卧佛寺，我想会牢记于心的。出苹果园地铁站，换乘往香山去的郊区车，那年初秋（红叶尚稀琉的季节）我就是这样背着行囊抵达山门的。难忘的路线。
    十几位來自外省的诗人，在卧佛寺饭店里谈玄论道达一星期之久，留下满地烟头和揉皱的稿纸。星级宾馆我见识过不少，都不如卧佛寺亲切平和：藏身古刹的平房式饭店由—座座民间特色的四合院组成，晨钟暮鼓，老树昏鸦，豁达如饱经烟熏火燎的水墨画。木质结构的套间，不铺地毯，不设席梦思，代之以纤尘不染的板床、造型古扑的藤椅，窗明几净，适宜于黄卷靑灯。庭院深深，靑草很轻易地高过足踝，我们围绕雕花的石桌而坐，若是手中再多一柄大蒲扇的话，清风徐来，颇能渲染禅境。修身养性在前，避暑纳凉则退居其次了，何况我辈的话题是缪斯，与卧佛迥异的神明。在庙堂里面开会而且是诗会，是个好主意。远离红尘滚滚，投身于明月松涛，既有助挑剔我辈的悟性，也契合并革新了庙会的涵义。佛门讲究清心寡欲，诗家不可无情动于衷，由此比较，又自相矛盾。试想一班酒朋文友在禅房花木中高谈流浪、主义，即便不算大煞风景，那画面是否有点滑稽？去殿堂里烧了头一炷香之后，面临四大天王的眈眈虎视，我们便不大敢作雀噪了。倒是嗜睡懒觉的积习未改（服务员送开水来了还未见坐禅的诗人们起床开会)，一定程度上拉近了和臥佛的距离。
    青春诗会声名遐迩，以舒婷顾城们的朦胧诗派为创始，十载花期柳讯，会址的选择见仁见智：或登名山，或临大川，都是激扬文字的好去处。至我辈却退守一隅古寺（况且供奉的是一尊颓废的臥佛），足以管窥诗坛兴衰和人间消息。或许茌媚俗的眼光里，诗人本来就与绝缘于烟火的苦行僧无异，是走火入魔的与世态背道而驰者，抑或，是不显山不露水的空中楼阁，孤栖于入类糖神的高枝。而文弱的缪斯，在物欲横流的光天化之下也几乎无处立足藏身，只得借宿于古香古色的茅檐下了。遮风，但不蔽雨，在卧佛寺苍凉的晩钟中谈论诗欲江河日下的地位和命运（乃至整个艺术被物质挤压呈现的变形)我感到好冷清。
    还不妨碍我们由衷地赞美卧佛寺的辉煌壮观。它倚傍于香山东麓，有数百年历史而香火缠绵不绝，随处可见参天老树或前朝帝王将相的碑刻题字。据说光那尊铜身镀金的大佛，就用去多少公斤（数据我记不清了）的贵重金属。而今的门票收入也颇可观。令我神往的是佛祖所釆纳的姿势：恬适而淡泊地侧卧于高堂之上，睡眼迷离俯瞰岁月的走廊上人来客往。朱漆的香案上，陈列几双庞大如坐椅的绣花布鞋，是清代皇帝的供品，淡淡地蒙蔽了一层灰尘。鞋子的造型被夸张和放大后，便显得形状古怪，不像鞋子，倒像是别的什么东西了。卧佛卧佛，你何时起身来穿上它呢？否则，它只能永远地作为道具了，历史的道具。
    左近有樱桃沟，闻其名而知其义。我头脑里摇曳着或靑嫩或红润的字眼。某夜结伴而游，一路耳闻沟底泉水潺潺，相迎相送，直达纵深方知樱祧沟徒具虚名，就像木樨地没有美人香草，苹果园不见得真的硕果累累一样。北京一带的地名大多起得空洞玄虚，而又不剔除诱惑的成份。途之中便充满受欺骗的颓丧和偾懑。遁入空门才渐渐心平气和，便懊悔这一夜自作多情的踏访：何不保留那一份原始的想象呢？这世界上好多事情是不应该寻根问底的。我们侥幸在臥佛寺做了多日的门客，但并没有真正地彻悟。
    同游者：南方沿海的汤养宗，生着一副渔民面孔，走平地也如立足甲板；本地的阿坚，是土生土长的胡同窜子，几乎每个省份都留有他云游的足迹。前面提到过的蓝蓝，穿红裤、蓝印花布衫、系红头绳，刻意追求陕北女子的打扮，唱一口动听的信天游……主人是诗刊社的李小雨、邹静之，从接风到送行，他们二位都面带和善的微笑。


       记录2006年我参予辅导的青春诗会
         洪烛
   题记：原题为《从贺兰山到六盘山——第22届青春诗会侧记》，载2006年12月《诗刊》青春诗会专号。
         
          2006年10月9日
　　青春诗会是中国新时期诗歌史的年轮。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它已历经26个年头，举办22届了。第22届青春诗会今年选择宁夏召开。由诗刊社、中坤集团主办，《朔方》杂志社协办。《诗刊》主编叶延滨、副主编李小雨、副社长王青风带队。从全国范围挑选了来自11个省、市、自治区的17位青年诗人。
　　我荣幸地被特邀为本届诗会的指导老师，与另四位指导老师王燕生、寇宗鄂、周所同、杨志学一起，辅导改稿工作。而青春诗会在我眼中，本身就是诗坛的“氧吧”，有着最新鲜的氧气。我是来 “吸氧”的。
　　下午两点钟，飞机降落在宁夏银川市，《朔方》副主编杨梓、宁夏本地的代表单永珍等人，已提前在百吉大酒店代理会议报到的事务。晚饭时点名，全体成员都已到齐。端着酒杯彼此相认。
　　晚饭后，青年诗人们就分别拥进五位指导老师的房间。改稿工作提前进行。也算以诗会友吧。一直聊到深夜。来自福建的黄钺关心地问：“刚到达就谈诗，累吗？”我回答：“谈诗，正如谈恋爱，怎么可能感到累呢？”
　　　　　10月10日
　　今天上午召开第22届青春诗会开幕式。主席台上除了诗刊社的三位领导，还坐着宁夏文联副主席冯剑华，中坤集团副老总李红雨，宁夏旅游局副局长薛刚，《朔方》副主编杨梓。
　　开幕式很隆重。杨森君、安奇等一批宁夏本地的诗人也来参加。宁夏的电视台、报纸都派来记者采访。诗会的随行记者，《文艺报》等媒体的武翩翩、罗四翎，也忙个不停。
　　开幕式结束，接着举行一场研讨会。每位参加青春诗会的代表都讲述了各自写诗的心得体会，并与宁夏的诗人们交流。气氛热烈。
　　中午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旅游局宴请，李春阳局长致祝酒词。他希望宁夏能给各地诗人带来新的灵感。
　　下午继续改稿工作。
　　　　10月11日
　　全天都安排在酒店里改稿。足不出户。
　　直到晚餐时《朔方》编辑部邀请大家去银川有名的老毛手抓馆吃羊肉，才真正在银川大街上散了一回步。
　　老毛手抓馆三楼的民族风情园。《朔方》的梦也唱了一首又一首蒙古族民歌，并喝下大杯的白酒。我们推举蒙古族女诗人娜仁琪琪格跟梦也对歌，娜仁琪琪格不好意思。倒是王燕生老师不怕唱歌，站了起来，自告奋勇要“卡拉一下，再OK一下”。被寇宗鄂老师戏谑地“翻译”成“卡拉一下，再Kiss一下”。
　　王燕生老师歌唱得好。梦也想上前献哈达，可惜事先没预备。他有办法。跟服务员要来一卷白色卫生纸，扯下长长的一段，恭敬地围在王燕生老师脖子上。你别说，看过去还真像哈达。王燕生老师系着这纸做的哈达，唱得更带劲了。
　　那天晚上，热情豪爽的诗人梦也，喝多了白酒，醉了。坐在马路牙子上，怎么也扶不起来。他说是因为看见这么多写诗的朋友，高兴的。
　　我们踏着月光归去。一路欣赏银川夜景。银川真美。生活真美——尤其是因为有了诗歌。
　　　　10月12日
　　青春诗会的全部人马，包租一辆大面包旅游车（未来几天长途跋涉的“坐骑”），上路了。经过持续两天的室内改稿，每个人都像冲出笼子的小鸟样兴奋。前面是什么？还用问嘛，是敞开了怀抱的宁夏大地，是即将由想像变成现实的风景、风俗——诗人们结为旅伴，在旅行中由陌生变得熟悉。各自的形象在彼此眼中，像涂了显影液，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
　　第一站是银川南关清真寺，始建于明朝末年，1981年在遗址上重建，具有阿拉伯式样民族特色，是宁夏清真寺中规模最大、景致最壮观的一座。宁夏是中国的回族之乡，伊斯兰文化是宁夏的一大特色，我们在近四百年历史的南关清真寺上了第一课。
　　第二站是参观古老的承天寺塔，及其一侧的宁夏博物馆。走在博物馆展厅，连大大咧咧的陕西汉子霍竹山，都蹑手蹑脚的，说是怕惊动了历史。他还说宁夏与其故乡陕西相邻，许多历史都是相通的，譬如陕北的一些李姓，有可能是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创建的西夏国流散了的后裔，包括米脂的李自成。来自山西黎城的吴海斌，笑望霍竹山：“你长得也有几分像闯王。只不过你闯进的是诗坛。”报到那天，他俩被无意中安排住在同一个标准间，有人编了个谜语：“霍竹山与吴海斌同居。”谜底很煽情：“秦晋之好。”整个会议期间，他俩的这种结构再没被打乱过。
　　接着又拜访北郊的海宝塔，始建年代不详，相传为南北朝时期大夏国王赫连勃勃（公元407年）重修，乾隆年间毁于地震后又再修。古塔凌霄为宁夏八景之一。诗人们纷纷上前和古塔合影，仿佛抢着跟伟人握手。戴一副大墨镜的周所同，则领着“女弟子”李小洛登上塔顶，从窗口频频向塔下挥手，他那很“酷”的样子，本身就像一个伟人。
　　一个上午，在银川连续看了好几种塔。下午该去看贺兰山岩画了。贺兰山绵延500里，悬崖峭壁间，凿刻着数以万计的古代岩画，记录了几千年前放牧、狩猎、祭祀、争战、娱舞等生活场景，绝对属于原创。一路走着，一路看着，就像看一套连环画。我在看画中人，画中人也在看我吗？我边看边想：谁若能顺手把我们这一行人，也给画下来，该有多好——刻在石头上，权当本届青春诗会集体照了，我们就永远活在青春里了……正在这时，闪光灯亮了，记者出身的李小洛又在“偷拍”。一路上她都在“偷拍”青春。
　　第一次听说贺兰山，还是因为岳飞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想不到今天亲眼见到了。我建议，诗会的每个人，都该给贺兰山献一首诗，就当敬一个礼。哪怕早有岳飞题诗在上头。
　　顶着夕阳，又去了小说家张贤亮创办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原址为明清时代的边防城堡，早成了废墟。张贤亮下海后的拿手好戏就是“出卖荒凉”，并且卖了个好价钱。门票挺贵的。弄得老诗人王燕生都有点心疼了（他只有在买酒时不嫌贵）：“张贤亮也是个诗人，应该给咱们《诗刊》的代表团免票的。”他的话提醒了我：张贤亮早期确曾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因该诗而遭受批判），叫《大风歌》。那位年轻的诗人，后来改写小说了，再后来又当老板了。
　　晚上投宿在与西部影城相邻的兰一山庄。由《朔方》编辑梦也出面联系的，他与山庄的老总很熟，老总也是个写诗的。晚餐后隆重举办了第22届青春诗会朗诵会，所有诗人都登台表演节目。先上台的都是手拿诗稿照着念的，青春诗会的“老教头”王燕生（第一届就由他辅导的）看不下去了，冲上台“训话”，颇像马俊仁操练“马家军”那样严厉：“年轻人，你们朗诵时还要拿着稿子吗？那可是你们自己写的诗呀。应该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难道还记不住吗？”作为示范，他凭记忆朗诵了自己的《雪地上的鸟》，声情并茂。在娱乐的时候他老人家都不忘记给青年诗人们上一课。后来上台的都不好意思带着稿子了，纷纷背诵各自印像较深的作品，气氛反倒更为活跃了。晚会的高潮是哈尼族诗人哥布演唱哈尼民歌，把听众的心从大西北一下子带到彩云之南，简直比光速还要快。唱完了，担任主持人的徐俊国、李小洛不让哥布下台，问他“我爱你”用哈尼语怎么讲，哥布笑咪咪地翻译了；又问“我深深地爱你们”怎么讲，哥布冲着台下，用哈尼语嘹亮地喊了出来，并且一遍又一遍地教大家说。大家都记住并学会了这句哈尼语，它成为本届青春诗会的流行语。即使若干年后，诗人们都老了，回忆起宁夏的这次相聚，恐怕都会喃喃自语地念叨这句话的。
同行的宁夏电视台记者们拍摄完朗诵会，连夜赶回城里。第二天要播。 　　　　　10月13日
　　在兰一山庄用过田园风味的早餐，旅游车把大家拉到附近一家枸杞种植园里。诗人们全变成陶渊明，拥挤在东篱下，不是采菊，而是采摘新鲜的枸杞（或采购晒干后真空包装的）。去年青春诗会在新疆开的，几乎人手一袋绿茵茵的葡萄干。今年在宁夏，每人都采购了几盒红彤彤的枸杞。好，每年都有当地的土特产作为吉祥物。
　　今天的头等大事是拜谒西夏王陵。曾经与辽、宋三足鼎立的西夏国，虽然叫成吉思汗给灭了，但从宁夏这个地名，仍能感受到它流传至今的影响。它鼎盛时期的疆域“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包括今宁夏、甘肃大部、内蒙古西南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广大地区。1038年在今银川市称帝建元的西夏王李元昊，我们在你昔日的国土上开诗会。你是否愿意唱和？
　　位于贺兰山东麓中段的西夏陵，是西夏王朝的皇家陵园，由九座帝王陵和260多座贵族陪葬墓组成，规模不逊色于北京的明十三陵。虽然只剩下一座座大土堆，在史学家眼里却是“东方的金字塔”。在陵园里的西夏博物馆，浏览发掘出的大量文本、刊本，那神秘的西夏文字唤起我的联想，不禁悄悄跟旁边的陕北诗人成路说：“不知这些文物里是否有诗？不知西夏国是否有诗人？”成路笑答：“西夏文字已经可以破译。即使有诗的话，我们也只能读翻译诗。”唉，西夏出了盖世英雄李元昊，为什么不能再出个李白一类的人物？那样就更为伟大了。也许它原本有自己的李白，只不过失传了。
　　西夏王陵是死的，中卫市西的沙坡头却是活的。是活风景。可以看见黄河与腾格里沙漠奇迹般的会合，可以乘羊皮筏渡，也可以骑骆驼。本届青春诗会共有五位女诗人：北京的娜仁琪琪格，甘肃的樊康琴，山东的李云，辽宁的苏浅，陕西的李小洛。成路举起照相机，招呼她们在沙漠席地而坐，照一张合影。我说可以加个标题：《沙漠里的五朵金花》。
　　从银川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卫，就是为了看沙漠。趁着大伙看美女与沙漠合影的工夫，王青风老师已租好了一双火红的沙漠布靴套上，像独行侠一样向沙丘纵深处走去。他恐怕是急着用坡底的黄河水洗洗手呢。黄钺立马给他起了个外号：沙漠之狐。周所同老师则懒得租靴子，索性脱了鞋袜，赤脚在沙丘上行走。他领导了新潮流，后面跟着一大群“赤脚大仙”，一手拎着鞋子，一手举着照相机。黄沙晒得滚烫，踩在脚下有按摩的效果。就当用黄沙洗脚吧。宗霆锋冲下沙丘的速度过猛，摔了一跤。他不承认是摔，说是想打个滚儿。崔健有支歌叫《我想在雪地里撒点野》。既然来到沙坡头，就在沙漠里撒点野吧。诗人，你回去后，最好还能接着在纸上再撒点野。
　　瞧，黄河已流到你脚下了，你难道不想写诗吗？
　　从蛮荒的腾格里沙漠走出来，风尘仆仆，体困力乏，晚上投宿中卫市中心的一家四星级宾馆，反差挺大的，就像住进了天堂。天堂里发出阵阵鼾声。
　　差点忘了记两个细节。
　　其一是在沙坡头，高鹏程花三十块钱买了个特大的西瓜。卖瓜的人说是沙漠里种出来的。不知真假。他怕我等不信，就说温家宝总理来沙坡头视察时，曾亲手种下西瓜，居然长活了，长得老大，当地政府还特意把结出的瓜送到北京城里，请温总理品尝……晚上在中卫的宾馆，大家分享高鹏程买的西瓜，确实比别的地方出产的要甜。
　　其二是在宾馆吃晚饭时，山东的邰筐，为大家送上他自临沂一路带来的一大叠煎饼，还配有装满一玻璃瓶的咸菜炒肉丝。用煎饼裹好咸菜，吃起来非常香。问邰筐这咸菜怎么这么好吃，他说是他妈妈亲手炒的。在西北吃着山东的煎饼，也分享了邰筐母亲的一片爱心。

　　　　　10月14日
　　早餐后到酒店门前上车，才发现中卫市中心的广场矗立着一座翘檐的古钟楼，俨然是标志性建筑。门穹上悬挂题有“扼守青铜”之类话语的牌匾，证明此地距黄河青铜峡不远，而且曾是军事要塞。
　　驱车前往同心县。宁夏固原市文联《六盘山》编辑部的单永珍，因为在家门口参加青春诗会，显得格外兴奋。他一路上自称是李小雨老师的助手，承担大量后勤任务，在车上又像导游一样讲解周围景点。他事先已联系好同心县文联的诗人马占祥前来“接站”。
　　马占祥先领着大家拜访当地某著名宗教人士的拱北（墓地），据说这位老先生生前支持过红军。接着又去同心清真大寺，喇嘛庙改建的。那儿还有红军西征的纪念碑。红军在陕北给养短缺，派出一部分队伍向宁夏发展，在同心打过胜仗，和当地回民举办万人联欢，并以羊肉宴来庆贺。同心清真大寺，是红军开会的地点。在这里，我们的脚印与红军当年的脚印重叠在一起。感到土地都是热的。
　　中午在同心县城，县宣传部领导请我们吃羊羔肉。李小雨老师请他安排去探望当地的回族农户。早就听说他们在缺水环境生存很不容易。
　　旅游车路过一个小村。它有奇怪的名字：喊叫水。我跟李小雨开玩笑：它在喊你呢，喊你——下一场小雨；因为名字的缘故，你会是最受它欢迎的客人。在同心，土地与人，都在喊叫水。一场毛毛雨都可能带来巨大的幸福。
　　县宣传部领导坐在车上，讲述同心一带被联合国列为最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地域之一，当地群众如何在干旱环境里辛勤地劳动，使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引起阵阵掌声。我们在用掌声给同心人民鼓劲与祝福：相信你们会胜利的，谁让你们拥有如此吉祥的地名——同心！
　　车子在荒原上的一座小山村停下。这一带已好几年没下雨了，温家宝总理特意来视察过。走进温总理访问过的一家农户，主人掀开水窖的盖，用铁桶提上来一桶水，请我们洗洗手——这算极其慷慨的接待方式了。谁也舍不得洗。在同心，每一滴水都是命啊，都像黄金一样贵重。水窖的设计与结构却唤起大家的兴趣，纷纷探头向水窖里面探望。我也看了一眼。我看见水面漂浮着的草屑，以及倒映在里面的自己的脸。
　　连续走了几户人家。发现房间、院落都打扫得很干净，彩电、冰箱等电器也一应俱全。村路上的年轻人都以摩托车为交通工具。看来当地的扶贫工作做得比较好。在一家院落里，李小雨跟一位89岁的回族老太太聊起家常。老人身体很好，目光慈祥。临告别时，李小雨心情很激动，一定要给老人留点钱，说是没预备好合适的礼物，以此表达一点心意。
　　离开小山村，许多群众站在村头，和我们互相挥手致意。
　　接着驱车数小时，穿越西海固。我最早是通过张承志的作品知道西海固的，它包括西吉、海原、固原。夜幕四垂时到达泾源。
泾源县委、县政府设宴相招。席间还准备了精彩的歌舞表演。我第一次在现场聆听了宁夏民歌——花儿。青春诗会的代表们也纷纷上台朗诵，蒙古族的娜仁琪琪格，哈尼族的歌布，赢得最多的掌声。
　　负责接待的泾源县委副书记张树仁，也是位诗人。他在酒席一侧的长桌上，摆开笔、砚、纪念册，请客人留言。我写的是：“走上泾源路，情系六盘山。”轮到寇宗鄂老师时，更是铺开大幅宣纸，要他即席创作水墨画。想来宗鄂老师的画名、诗名已同时传到泾源。宗鄂老师很大方地纵情泼墨。他的水墨画在市场上很值钱。我们便戏言：“委托您留幅画来‘买单’吧。”
　　每位客人还收到一册《诗人笔下的泾源》，辑录了上至《诗经》、下截当代的数百首有关泾源的诗歌。泾源很了不起，曾出现在《诗经》里。而《诗经》，是中国诗歌的源头。我还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泾水发源于宁夏六盘山，流入陕西后与渭水会合——想不到啊，今天又来到这个成语的源头。
　　在《诗经》描写过的地方，开青春诗会，怎么着都是一种福气。诗歌是古老的，而诗人永远年轻。
　　
　　　　　10月15日
　　来宁夏，最幸运地是可以拜见两座名山：贺兰山与六盘山。我前面说过，想起贺兰山，自然想起后边飞的《满江红》。而六盘山，则令人难忘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日缚住苍龙？”荡气回肠。他真是位大诗人！
　　今日早早地起了，奔赴六盘山。不知昨夜是否有人已提前梦见了？
　　六盘山国家森林公园里，有凉殿峡，是成吉思汗避暑的地方。又传说成吉思汗征西夏时殒命，就秘密埋葬在六盘山。在凉殿峡见到涓涓溪流，还有金黄的落叶松，特适合摄影留念时作背景。离开时，孔灏跟蒙古族的娜仁琪琪格开玩笑：“要不要把你留在这里，给你们的大汗做守陵人？”他还故意把娜仁琪琪格划念成娜仁琪“格格”。琪“格格”倒是颇有公主的风范：“大汗肯定不会留我，说你还是回去写诗吧。”
　　旅游车又赶往六盘山红军长征纪念馆。在一座巅峰上。数不清盘山公路绕了多少圈。六盘山，又岂止六盘？听说原先在顶峰只有一座简陋的红军亭。新近才建筑起雄伟的纪念馆及巨型雕塑。
　　六盘山是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高山。古称陇山。因唐朝时原州七关之一的六盘关“山路曲折盘旋，六重始达”而得名。崛起于宝鸡，隔渭水与秦岭相望，向北延伸至宁夏，雄居泾源、固原、西吉、海原地界。秦皇汉武都曾在此留下足迹。还发生过西夏与北宋的好水川之战。1935年9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翻越六盘山时，在瓦窑堡写下那首《清平乐.六盘山》。这也构成诗歌的巅峰。还有哪位诗人，能给六盘山献上一首更好的诗？需要何其开阔的胸襟？诗的力量，在于体现美的极致。
　　中午，固原市作家协会主席王怀凌领着当地几位诗人，迎接我们。酒席间建议我们一定去看看固原郊外的秦长城。估计毛主席诗中“不到长城非好汉”，即指宁夏的秦长城。固原地曾是诗歌的故乡：《诗经》记载了周宣王时期在固原（时称大原）反击族的战争。固原的秦长城是战国时秦昭襄王抵御北方少数民族南下的产物。我们追寻秦长城而去，沿途看见秦汉时期著名的军事要塞“萧关”。
　　在秦长城遗址，上演了一场小小的离别。单永珍与高鹏程要跟大部队告别，在此留下。单永珍本是固原人，高鹏程虽来自浙江，但他的老家与双亲都在固原，他是十八岁离开固原去南方的。诗会即将结束，他顺路留在固原省亲。杨邪、邰筐都说高鹏程运气最好，青春诗会一直开到他家门口，他既作为年龄最小的代表参加诗会（是大家的小弟弟），又顺便自千里之外衣锦还乡。
　　然而，从这一刻开始，离别的伤感就越来越浓，笼罩在每个人心头。会议明天就要结束，亲密接触的各地诗人又将各奔东西。青春诗会，终将是一场“为了告别的聚会”。相见时戏别亦戏。相处时越是欢畅，分手时越是忧伤。当旅游车启动马达，高鹏程又冲上车来，向大家招招手，他虽然想微笑，但不得不摘下眼镜——已热泪盈眶。再看车窗外，回族诗人单永珍孤零零地站在路边，像孩子一样痛哭。他已无力跟大家告别。在孟姜女哭倒的长城了，诗人们再哭一次。
　　这就是离别。诗人的离别。诗人与诗人之间的离别，似乎比情人之间的离别更多几分沧桑。所有人的心都一下子揪紧了。
　　旅游车驶上由固原回银川的高速公路。很久很久，车厢里都沉默着。
　　回到银川时夜色四合。杨梓、梦也、杨森君、安奇等一班宁夏诗人，已在宾馆大堂守候多时，一定要接我们去吃涮羊肉火锅。这是本届青春诗会最后的晚餐。
　　李小雨进行了总结，宣布诗会圆满结束。她来不及吃晚饭，饿着肚子就匆匆去接受宁夏电视台的采访了。留下我们，一次又一次碰杯，一遍又一遍说着告别的话——当然，最好的告别是继续相约，与诗相约，与青春相约。是啊，青山不老，绿水长流。
　　我想学着哥布用哈尼语告诉大家：我深深地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