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小利：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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邢小利：中国书院的现代启示

《白鹿论丛》（第二辑），陈忠实、邢小利等/编，太白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

  □贾 妍

  2011年是个带着“纪念”标签的年份，辛亥革命100周年，鲁迅诞辰130周年等，俱成公众焦点。可有一种纪念却悄然遗落在公共视野之外，2011年也是中国书院改制110周年。
  1901年，也就是光绪27年，清廷发布上谕，令全国各省府厅州县书院分别改设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是为书院改制。回望历史，总能让某些年份，凸显出分水岭般划时代的历史作用。书院变学堂，开启的是中国教育从古代向近现代整体转型的大门。白鹿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评论家、作家邢小利做客“长安悦读”，带领读者一起站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溯中国书院的前生今世。
  书院是古代中国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和学术研究机构，起于唐，盛于宋，止于清末学制改革，历时近千年。我国最早官办书院始于唐、盛于宋，自两宋至元、明、清千年之久。古代书院都有教学行政组织、领导班子，有学田作为经费来源，经济独立，供学生膳食并按所制定的院规、教学计划、课程设置等进行有序的教学和生活。书院的主持人古称“掌教”或“主讲”，明代称“山长”，谓其尊同山岳。
  “简单地说，书院就是读书人读书的地方，”邢小利对书院的概念给出了更为言简意赅的解释：“在书院读书，有学有教，与教育有关；研究学问，与学术有关；问道、受道、弘道，书院是探究真理、坚持真理、传播真理的地方。孔子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书院是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站在陕西说书院，可谓是得天时地利之便。邢小利介绍说，陕西是书院的发源地，中国书院，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最早都出现于陕西。中国近代第一个进行现代化改制、最先在课程学习中加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书院也产生于陕西。据中国书院研究专家邓洪波在《中国书院史》中说，书院产生于唐代初年，最初它只是士人的读书治学之所，陕西蓝田的瀛洲书院为中国最早的民间书院。唐玄宗时设置的丽正、集贤书院为官府所建的最早书院，它是皇家藏书、修书和读书的地方。由宋代至清代，陕西又出现了许多卓有影响的书院。如北宋张载在眉县建的横渠精舍，这是中国最早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意义上的书院之一，张载在此授徒讲学，开创了关学。再如明清时期的关中书院（位于西安南门里，今书院门），正学书院（位于西安南院门，今正学街旁），泾阳的味经书院、崇实书院，三原的弘道书院等也都非常有名。刘古愚任山长时的味经书院是中国第一个进行现代化改制、最先在课程学习中加进西方科学知识的书院，其刻印的《天演论》版本为中国最早的版本之一。“居则岳屹，动则雷击，三原辈出忠良。”则是对三原弘道书院学子的嘉誉，此言不虚，于右任、井勿幕、张季鸾、吴宓、李仪祉、高培支等都出自弘道书院。
  中国的文化教育，自古以来，大致沿着两个渠道运行。一个是“官学”，一个是“私学”。邢小利认为， “官学”与“私学”，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时而双水并流，时而此消彼长，因着时代变迁而峰回路转，或显或隐，或大或小。中国古代的书院，虽然从数据上说，官办、私立差不多各占一半，但总体来看，书院还是属于“私学”一脉，居于“民间位置”。诚如台湾学者张作锦所言，“在中国书院发展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人首推朱熹。他19岁时就以优异成绩通过科举考试，但他很快意识到教育应该有更远大的目标，于是决心提倡一个不以科举为做学问中心的运动——创办书院。中举做官太功利、太庸俗，学者应该在书院中找到求学的理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也接受这个理念，认为学者必须摆脱流俗的学校教育，转向书院去追求真正的学问”。王国维也批评“官”对学术的侵害：“吾国下等社会之嗜好集中于‘利’之一字，上中社会之嗜好亦集中于此，而以‘官’为利之代表，故又集中于‘官’之一字”，在这种社会前提下，“以‘官’奖励职业，是旷废职业也；以‘官’奖励学问，是剿灭学问也。”
  对于书院之废的反思，对于现代教育弊端的思考，从书院被废之日起，一直就没有断过。胡适便曾感慨：“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一千年来学者自动的研究精神，将不复现于今日。”胡适的这个感慨见于其文章《书院制史略》，1923年底，胡适应邀在南京东南大学做的一个同题演讲。胡适在这个演讲中讲到“书院的精神”时说，书院的精神第一是“代表时代精神”，第二是“讲学与议政”。第三是“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与研究，书院里的学生，无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态度，虽旧有山长，不过为学问上之顾问；至研究发明，仍视平日自修的程度如何。”“在清朝时候，南菁、诂经、钟山、学海四书院的学者，往往不以题目甚小，即淡漠视之。所以限于一小题或一字义，竟终日孜孜，究其所以，参考书籍，不惮烦劳，其自修与研究的精神，实在令人佩服！”
  台湾学者张作锦认为：“书院是启迪知识、涵养性灵的地方，不是仅仅教授汉语技能的塾馆。”而且书院在今天社会也可大有作为：“我们的大学教育毛病愈来愈多，道路愈走愈窄，有识之士已一再提出评论和建言，但看来是积重难返。书院让离开大学校门的人有机会再向名师学习，使他们的学问更精、思想更深、视野更广。这样一批批青年学者的出现，以‘汉学’代表的中华文化才有能力对人类整体文化有所增益。”
  传统书院在近代衰落，历经近百年的沉默，现代意识观照下的现代格局的书院又悄然兴起。比如，由梁漱溟、冯友兰等联手创办的中国文化书院、山东的万松浦书院等，比如恢复重建的贵州贵山书院（阳明书院），还有陕西的白鹿书院。邢小利介绍说：陕西白鹿书院，得名于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白鹿原》中其他人物都是虚构的，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原型的，其原型就是牛兆濂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而芸阁学舍则是在为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所修“四献祠”的基础上拓修而成。由“四献祠”到“芸阁学舍”，由“芸阁学舍”到小说中的“白鹿书院”，由纸上的“白鹿书院”再达致现实生活中白鹿原上的“白鹿书院”，历时千余年，而其神脉不变，这就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薪火传承。白鹿书院以文学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究、讲学、交流，编辑出版不定期研究文集《白鹿论丛》。邢小利说：“书院被废至今已百余年，但百余年来，书院似乎一直是中国人心中永远抹不去的文化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