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教育科研成果表述的新的学术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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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教育科研成果表述的新的学术路径

来源： 《中国教育学刊》2009年第4期 作者： 蒋建华

摘 要：在理论与实践、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维度上，就教育科研的终极目的而言，“面向科学、面向学科”的教育科研成果表述方式要突破对“学术”的传统理解，处理好学术与思想的关系，直面教育现实问题，特别是热点、难点、敏感和盲点问题，开拓“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的科研成果表述的新的学术路径。 关键词：科研成果表述；教育现实问题；理论理性；实践理性 教育科研成果表述要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不然，其价值会大打折扣。为了人类知识增长，学科划界导致学者有研究范围，不直接面向现实，因此在成果表述中，习惯性地不面向问题与现实的情况就成为常态。是否有另一种风格即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的教育科研成果表述方式，我们需要进行分析，并找到其学理依据。 一、为何要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 科研工作者要探究知识特别是终极真理，习惯性地向科学和学科交差，可是其最终目的却是为了推动实践。在教育实践中，大体存在两类问题：一类是需要解答的问题，一类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对于第一类问题要提供答案，对于第二类问题要提供方案。然而，人文社会科学中，被人们广泛批评的是，当代知识分子学富五车，满脑子理论见解，但却没有自己的主见，根本谈不上去改造现实。并且，这种情况有一种很奇怪的分工，“外国人生产，中国人学习并运用，谁最先学到谁就最理直气壮。”[1]这种情况，不是不学无术，但却是学而无术。 很多人认为，教育学“应把教育作为一种事实来研究，解决是什么的问题”[2]。停留于对教育事实进行研究，只解决了是什么的问题，没有解决为什么和怎么办的问题，是导致教育科研成果不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的原因。这种情况的产生与人们对学术、对学术与思想关系的理解有关：其一是人们认为学术就应该是这样。我们今日所谈的“学术”概念实际上是从西方引进的。在英语里，对“学术”的解释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与学院有关”和“非实用性”。因为在一个分工发达的社会中，进行学术研究并非人人可为、处处可为，而是只有受过专门训练并在专门的环境中才能进行。因此，学术就是学者在“象牙塔”中进行的“为学术而学术”的探索工作。[3] 这一点，在今天的中国学界更是得到了强调。特别是在强调学术规范、与国际知识界接轨的时代背景下，按照知识积累的思路加强学术建设是必要的，然而也需要在表述环节超越“面向学科面向科学”的思路，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 其二，涉及学术与思想的关系。在初始意义上，思想与学术是两样东西。一个比较明显的差别，学术可以是一种职业，思想则不是。所谓学术就是吃知识饭，那么一个人是否可以以思想为业呢？一般不可以。思想只管脑袋不管胃，不但管不了胃，有时还会有妨碍。当学术必然遵守循序渐进、孤证不证、文有出处等一系列形式规范时，思想更多的像决堤之水。学术当然要思想，也有思想，但那是学术思想，学术思想是专业思想。因此，这种思想难以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学术及其思想如果是一种“知识关怀”的话；那么，通常意义上的思想主要是“社会关怀”。[4]因此，教育科研成果表述作为教育科研的最后环节，应达成学术与思想的统一，使学术成为有思想的学术，使思想成为有学术的思想。 “教育学的历次危机，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发展变化了的教育现实面前，对现实解释能力和指导能力的弱化。也就是说，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冲突，才是危机的根本原因。”[5] 教育理论恰当、贴切地表达实践并不是教育理论的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在于“在多大程度、范围上改善了教育实践”。[6]许多理论都是先从实践中提出来的，同时也是为了解决实际的教育问题。无论是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还是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讲义纲要》，都是为了解决实际教育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以“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为出发点表述教育科研成果，也许是教育科研成果表述的新的学术路径。 二、要解释与解决哪些现实问题 现今的“教育理论研究正在形成一种非问题化的运作机制，教育研究陷入了一种主动不研究问题的怪圈”。[7]连研究都不研究问题，在表述环节就更不可能有问题意识了。将人类知识进行分科、分类目，分成一个一个的小段，一个一个的范围。专家学者就要在这各自不同的小段里面增加对这些范围的理解，积累这些小段的知识。这样进行科学研究，作为一种方式，可以多样并存，在特定时代，比如崇尚“科学主义”时代，是可以的。 “关于什么的研究”这样的题目就是典型的从研究范围出发进行科研成果表述。本来从事科学研究，从范围出发进行与从问题出发进行都是可以的，只是侧重点不同而已。出发点不一样没有关系，只要结果一样就行，这正是所谓的殊途同归。同归到什么地方去，归到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那里去。在研究环节，可以划定范围，以范围为出发点进行研究，然而在成果表述环节，是不是可以直接走向科学研究的终极目标、直面现实问题呢？有人的回答是：“研究者们尤其要注意从实践的角度来判定某种教育理论的价值，或者直接关涉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8] 作为科学研究，必然涉及古与今、中与外的问题。只有把古今中外的问题研究透了，才可能通过透彻的论证，得出令人解渴的研究结论。可是如果我们只停留于古代、停留于外国，半途而废，则会导致教育科研成果隔靴搔痒。“这些研究很少、甚至完全不去考虑我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现状，不去分析我国当前教育实践的主要问题与主要需求，而是仅仅关注、或者首先关注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并以这些国家教育实践的现状与走向为尺度来判断我国当前教育实践的应有取向。”[9] 其实，任何现实中的真问题，背后均有学理上的原因，在学理上也存在着真问题。不管研究学理上的还是现实上的真问题，在成果表述环节引进现实中的真问题，凸显对实践领域的关怀，就会更加凸显教育科研的价值。在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公共教育的今天，教育、具体教育工作和具体教育单位均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难题，突出地表现为各种教育极端事件或教育新闻现象。这些难题的真解决还是假解决，决定着人民对教育的满意程度，应该成为教育科研成果表述的重点。 现实中，许多教育热点与难点问题是大家经常能看见的，也是喜欢讨论的；有一类敏感问题，是很多人力图回避的；还有一类是盲点问题，尽管这类问题存在，然而社会并没有完全感知，很多人也只是隐隐约约地感觉，尚说不出来，要避免让其成为社会热点，也不能让其成为社会难点，更不能让其演化为老大难问题。如果任何教育理论研究在成果表述环节能够关注这些方面的教育问题，或者以这些现实问题作为研究缘起的一个重要方面，则会体现出教育科研成果表述路径的新思维。 由于教育的特殊性，由于教育的公共产品属性，决定了我们在借鉴市场的精神方面有一定的滞后，出现或者即将出现很多需要解释与解决的问题，这为教育科研工作者提供了很大的工作空间。教育科研成果表述阶段敢于并善于通过科学研究的结果触及热点与难点问题、敏感问题和盲点问题，教育研究就能够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支撑力量，成为政策制定的智囊团，成为教育从业人员的好伙伴。具体到哪些现实问题迫切需要教育科研给予回答，很简单，问一问一线教育者遇到了或感到了什么具体问题，是一种很好的方法。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查阅资料，采取一定的理论工具进行探索，进行系统的而不是零星的思考、分析，那就是研究的成果。 在一个学校里，就教育教学问题而言，问问从事同一项工作的人，如果只有一个人那里才有问题，那就是他自己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如果同一个学校从事同一种工作的同事都面临这个问题，那就是那个学校的真问题；再问问同一个县、市、省内的同行，如果均面临这样的问题，则就是相应地域内的真问题。由于超越县域，人们能够认识的人有限或者即使认识，其代表性、熟识度也可能有问题，那么就需要通过调查表等工具进行抽样性的试探，发现是不是那个领域的真问题。县域及以上已有内部或者公开的刊物，浏览一下或者进行文献综述，即可知道那个问题是不是其范围内的真问题了。在经文献检索以后，如果全国均没有人研究，那肯定是一个真问题；如果碰巧其他国家也没有人研究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成了世界盲点或难点了。这时，教育研究就为人类知识生产作出了贡献。 三、理论还是实践，哪一类理性 教育科研成果的表述环节，为什么要解释与解决现实问题呢？这涉及到人们对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理解，也涉及到人们对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理解。可以说，我们提出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的教育科研成果的新的表述方式，是人们对这两类关系理解的自然发展，也是对这些理解的总结与归纳。 就理论与实践这一对关系而言，“教育学的理论根基和思想倾向上存在理论与实践的纠缠”。[10]理论与实践是一对基本的哲学命题，在科研工作中，人们已经认识到了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工作中要有实践关怀，要切实解决实践中的问题。可是，在教育科研成果表述中，理论与实践之间这种关系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落实。按照理论研究的惯性表述研究成果，从概念到概念，按照国外理论的逻辑“接着讲”中国问题的情况比比皆是。“理论的建构过分地依赖于学术理性，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这虽然保证了教育理论的系统和严密，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失去了教育实践的根基。”[11] 一直以来，理论界有着追求形而上的嗜好，认为理论的目的就是追求现象背后的终极真理，在潜意识中认为理论高于实践并应指导实践，这种思维惯性在人类历史上屡屡上演，事实上这是理论致命的自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逻辑统一不是抽象的统一，而是现实的统一。“不紧密联系实践，不从教育存在的逻辑出发，构造的理论即使再符合形式逻辑的要求、再完美，也只是海市蜃楼式的个人愿意，只是毫无意义的理论垃圾。”[12] 这“不仅是教育科研领域存在的问题，而且是所有社会科学研究至今都未能很好地解决的理论与实践之关系的问题”。[13] 在人类认识史上，理性传统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尤其是近代，哥白尼革命把科学推上人类活动的舞台之后，科学和理性就被视为一对孪生子而成为近代文明的特征。自此，绝大多数人都视科学为天经地义的理性事业。在理性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对事物本质的追求是理性主义的一个表现，与本质相关的三个概念是“科学”“规律”和“真理”，因此成果表述也受到这一思维的影响，影响着教育学研究中问题的提出、研究的思路及成果的表达。长期以来，本质主义的研究不是集中于现实问题上，却力图在教育现象的后面去寻找一个完美的本质世界，并用它来理解现实教育中的一切，以为找到了这个“基础”，就能彻底解释各种教育现象，“它必然忽视此时此地具体的教育状况，也不会对人们当下关心的教育问题进行探究”。[14] 其实，追求理性未尝不可，可很多人仅仅将理性理解为理论理性，实践理性就是专门用来为人类的行动寻找、建立和论证有学理根据的价值原则和价值系统的。实践理性作为人类对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应如何”和人“应当怎么做”问题的观念掌握与解答，它高于仅以合对象规律为根本标准，仅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回答人与世界的关系“是如何”为主要目的的理论理性，是主体观念掌握外在世界、观念处理人与世界关系的最高形式。就这个维度而言，尽管教育科研成果是理性的，然而也是面向现实问题的理性，是解释与解决教育现实问题的实践理性，这也决定了教育科研成果表述要有新的学术路径。 参考文献： [1]殷辂.论当代中国学术之弊[J].学术界，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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