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惧的儿童

教师之友网

忧惧的儿童

■美国   江卫社

韩愈说教师有“解惑”的职责，但在当今这个充满竞争和“成功诱惑”的社会，解惑已经远远不够，家长和教师还应该能够“解忧”与“解惧”。因为任何一个儿童，在其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让他忧虑、害怕乃至恐惧的事情。如果说将婴儿诞生时的第一声啼哭解读成“苦啊”有些牵强的话，初生婴儿那双时常紧握着的双手，却让我们看到了脆弱的新生命对于这个陌生世界的一丝恐惧。如果一个儿童的成长不可避免的要触及疾病、瘟疫、战争、死亡这些话题，那么，教师、家长也就不能不懂得如何教育孩子面对这些话题或事件。当孩子只是生了一点小病，就突然问你“我会不会死”的时候，你应该告诉他/她什么呢？是呵斥，安慰，还是嘲笑？当孩子只是因为完不成作业，害怕老师批评而整夜睡不着的时候，你是否看见了孩子内心的苦苦挣扎？当孩子在上台表演之前，不停地搓动自己的双手并唉声叹气的时候，你是否又看见了一颗幼小的心灵正在惊涛骇浪中搏击？
儿童的忧惧来自哪里？来自我们成人世界里真假莫辨的“故事和传说”？来自父母无视儿童存在而肆无忌惮地谈论真实的社会恐怖事件？来自各种传媒游戏中散发出的刺激和误导？还是来自如对“蛇”的天然恐惧一般的种族记忆？抑或来自成人有意识的对于“恐惧”这种简单易行的教育效应的滥用？瑞士心理学家Piaget认为，七八岁以前儿童的社会认知水平处于对“成人权威的单向遵从阶段”，这一阶段的儿童往往大人说什么，孩子就信什么。鲁迅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里写到他轻信“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因而不停地去拔，“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由于儿童的轻信，成人用各种似是而非的“可怕后果”来制止儿童给他们带来纠缠与麻烦，往往见效很快，但这种做法却在儿童心里留下挥之不去的“忧虑与恐惧”。记得小时候，大人为了制止我们晚上出去捉萤火虫，就说萤火虫会钻进人耳朵里把人的脑髓吸干；又说老虎也会在夜里出来，闪着两只萤火虫似的眼睛吸引孩子去扑打，然后趁机把孩子吃掉。还说什么要是水蛭这种吸人血的恶心东西钻进了你的皮肤，它就会沿着你的血管周身漫游，然后生下很多小水蛭，让你血尽而亡。这一故事在我心底产生的恐怖效应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我六七岁左右的某个年头的某一天，我站在一个水潭边钓鱼，突然感觉左腿奇痒，低头一看，小腿上有一个被水蛭吸过的口子，正在不停往外冒血。我一下子想起了大人说过的那种可怕后果，赶忙把钓竿一扔，疯狂地往家里跑去。到了家里，一屁股坐在地上，不停地挤那个血口子，希望能把那条或许已经钻了进去的水蛭给挤出来。手挤累了，眼泪也流干了，铁针也拿来试过了，最终也没有弄清那该死的东西到底进去了没有。经历了很多天的恐惧之后，我发现自己终于没有被吸干，悬着的心才慢慢放了下来。但那种旷日持久的忧惧，却在我脆弱的心里烙下了永恒的印迹。
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B.F. Skinner 认为，人们的行为并不是源于一些想法，而是基于过去那些被强化了的对于行为后果的体验。因此，是“后果决定了行为”。这一理论显然更适用于在我国有着长远历史的“权威教育”，这是一种重视结果而容易导向忽略人的内心情感体验的“控制型教育”。它虽然很见效，却倾向漠视受教育者本身经历的忧惧和痛苦。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正赶上了“文革”的尾巴，那时候老师常常在我们面前宣讲“反动标语”的可怕后果，我也亲眼目睹过一个老太婆背着一个观世音菩萨雕像被全村人围着声讨和批斗。于是每一次老师谈到反动标语问题，我都极其恐惧，回到家里总会把板壁上的涂鸦擦了又擦，擦了又擦，害怕留下反动痕迹。同样，如果疯狂的行为反会得到社会和“奖赏和鼓励”，人就会如畜生一般做出丧尽天良的诸多事情而不会在当时感到“恐怖和内疚”。虽然Skinner道出了一个残酷的可以被环境塑造成的事实真理，但我仍然相信人依然是有选择自由的，人的自由意志一定是上帝赋予的，神圣而不可剥夺。 虽然相信“意志和精神”的力量永远不可能拿出百分之百可靠的、可测的“科学证据”，但只要信，就会有改变，就会有奇迹。每当读到《圣经》中耶稣行神迹救人后说的那句话，“是你的信救了你”时，我总会很感动。曾经听过一个在医疗行业工作多年的人说，相当一部分癌症病人其实是死于恐惧。我完全相信，这是一个很难科学求证却可以用直觉感悟的“真理”。
儿童的忧惧很多时候不是来自事件和环境本身，而是来自成人的反应，是成人的紧张、不善和恐惧造成了孩子的忧惧。我小的时候，村子里有个“叔叔”知道我怕狗，一看见我就学狗叫，然后得意地欣赏我吓得哇哇大哭的样子。我想那时候我怕的已经不是狗，而是那个学狗叫的大人伤害儿童后幸灾乐祸的表情和举止。我的孩子八九个月大刚会爬的时候，有一次刚洗完澡，我把她放在床垫上，转身到外屋去拿尿不湿，回来的时候看见孩子已经摔在地上了。虽说床垫离地面只有二十公分的样子，但我仍然吓坏了，生怕孩子摔坏了哪里。孩子看我进来，起初并没有哭，但一看我紧张的样子，马上就大哭了。还有，孩子在一次吃饭时过于挑剔，气得我发出了少有的“狮子吼”，并把她摁在凳子上命令她吃，她吓得一溜烟跑了。从此一到吃饭时间就紧张，我后悔自己不该那样对孩子。于是重新做人，吃饭前总是跟她说，只要不浪费，桌上的饭菜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吃多少，并把饭锅，菜碗都放在她面前让她“自由选择”。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辅导，孩子终于相信父亲不会在吃饭上“严格要求”了，这才慢慢恢复了往日的轻松和愉快。孩子的母亲总是嫌我“惯坏了孩子”。但我却认为这不但不会惯坏孩子，还会让孩子懂得真正关注人的内心，让人活得更加平安和幸福。做父母的常常会在锻炼孩子的名义下，让孩子过早承受着生命的重负。如果一件事情，是孩子愿意做的，再怎么难也不会伤害孩子; 如果一件事情孩子不愿意做，再简单也会让他（她）感到忧惧。也许是这些原因，当我读到美国心理学家Watson夸口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把他们带到我独特的世界中，我可以保证，在其中随机选出一个，训练成为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人物—— 医生、律师、艺术家、商人、领袖，是的，甚至是乞丐和窃贼，而不用考虑他的天赋、性情、倾向、能力，以及祖先的职业与种族。”Watson尽管道出了人可以如动物一般具有“可塑性”的一面，但在同样的环境中，人却可以发展成完成不同的人，这也是真理。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或许真能如Watson所说的那样，让很多人经过训练获得“成功”，懂得“自律”。但这种制度，永远也不能保证他所培养的人才一定“幸福”。“幸福”，唯有通过最大努力消除儿童的忧惧，同时不断培养孩子形成自我消除忧惧的能力才能实现。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更愿意努力实践Rousseau,  Piaget， Montessori等大家们的教育思想，而不愿意去“信仰”那些诱人通向“成功”，却容易忽略“幸福”的“环境主义” “行为主义”理论。


作者系北大中文博士毕业，现在美国攻读教育学位。曾任教过国内小学、中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