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良华又出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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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教育学

刘良华 著

目  录

序... 1

前言... 1

第一部分  艺术的教育叙事... 5

第一章  教育故事与教育小说... 6

第一节  隐微教诲的教育故事.... 6

一、神话故事.... 6

二、民间故事.... 9

三、童话故事.... 11

第二节  显白教诲的教育故事.... 14

一、宗教故事.... 14

二、寓言故事.... 18

三、哲学故事.... 22

第三节  教育小说的类型.... 23

一、广义的教育小说.... 23

二、学校教育小说.... 29

三、成长小说.... 30

第二章  教育传记与传记体小说... 31

第一节  求真的教育传记.... 32

一、从司马迁到胡适.... 32

二、从普鲁塔克到罗曼·罗兰.... 34

第二节  诗化的教育传记.... 36

一、周作人的“额如螳螂”.... 36

二、茨威格的“世界建筑师”.... 37

第三节  传记体小说的类型.... 39

一、求真的传记体小说.... 40

二、浪漫的传记体小说.... 43

第三章  教育自传与自传体小说... 45

第一节  教育自传的由来.... 45

一、中国教育自传.... 46

二、西方教育自传.... 47

第二节  教育自传的类型.... 52

一、自我反思.... 52

二、个人生活史.... 53

第三节  自传体小说的类型.... 54

一、求真的自传体小说.... 55

二、诗化的自传体小说.... 59

第二部分  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 63

第四章  调查的叙事研究... 63

第一节  问卷/档案调查的叙事研究.... 64

一、担任班干部与学生学业成绩的相关性的调查.... 64

二、食指与无名指的比率与文理科思维的相关性的调查.... 68

三、家庭教育对小学生学习成绩的影响.... 70

第二节  访谈/观察的叙事研究.... 73

一、香港真道书院教师发展考察报告.... 73

二、一堂语文课的观察日志.... 79

三、我所见到的杜郎口中学.... 81

第三节  历史/解释的叙事研究.... 88

一、分类研究.... 89

二、解释研究.... 90

三、比较研究.... 92

第五章  行动的叙事研究... 94

第一节  技术的行动研究的叙事.... 95

一、“图解”语文.... 95

二、“素读”经典.... 96

三、“数学史”对小学生数学学习兴趣的影响.... 100

第二节  实践的行动研究的叙事.... 106

一、课堂实录：“斑羚飞渡”.... 106

二、自我反思：“对话生成”和“文本解读”.... 112

三、同伴互助：脱离文本的解读和缺少对话的生成.... 113

第三节  批判的行动研究的叙事.... 115

一、语文教学的“叛徒”.... 115

二、把“人的教育”写在我们的旗帜上.... 116

三、校本课程开发与批判的行动研究.... 120

第六章  教育叙事的研究... 124

第一节  教育故事与教育小说的叙事.... 125

一、《圣经故事》与《古兰经故事》的比较.... 125

二、《象棋的故事》与《小王子》.... 129

三、《爱弥儿》的教育理想.... 132

第二节  教育传记与传记体小说的叙事.... 135

一、《卡萨诺瓦》的欲望.... 135

二、《托尔斯泰》的信仰.... 137

三、《弗洛伊德传》的潜意识.... 142

第三节  教育自传与自传体小说的叙事.... 147

一、《富兰克林自传》与《胡适口述自传》.... 148

二、《窗边的小豆豆》的童年秘密.... 152

三、《童年》的成长事件.... 157

第三部分  教育电影叙事研究... 161

第七章  古典自然教育的电影叙事... 162

第一节  古典自然哲学的电影叙事.... 162

一、《长袜子皮皮》与《西游记》.... 162

二、《上帝也疯狂》的自然人.... 168

三、《达摩祖师》的静修.... 169

第二节  古典政治哲学的电影叙事.... 170

一、《柏拉图的理想国》的理想.... 171

二、《孔子》的建议.... 175

三、《安提戈涅》的自然法.... 177

第三节  宗教故事的电影叙事.... 178

一、《十诫》的神法.... 178

二、《悲惨世界》的宽容.... 180

三、《远山的呼唤》的原罪.... 182

第八章  现代主体教育的电影叙事... 184

第一节  现代科技教育的电影叙事.... 184

一、《死亡诗社》的教育冲突.... 185

二、《看上去很美》与《飞越疯人院》.... 194

三、《回归》的父亲的课程.... 196

第二节  现代道德教育的电影叙事.... 199

一、《公民凯恩》的游戏精神.... 200

二、《美国丽人》的好人与好公民.... 201

三、《追风筝的人》的怕与爱.... 205

第三节  现代启蒙教育的电影叙事.... 207

一、《意志的胜利》与《意志的毁灭》.... 208

二、《死亡实验》与《恶魔教室》.... 209

三、《教父》与《华氏911》的政治哲学.... 211

第九章  未来自然教育的电影叙事... 217

第一节  未来游戏-劳动教育的电影叙事.... 218

一、《海上钢琴师》的赤子.... 218

二、《雨人》的“自闭”及其美好生活.... 220

三、《大宅门》的成长.... 223

第二节  未来情感-道德教育的电影叙事.... 225

一、《苦月亮》的非生产性的爱.... 226

二、《查特莱夫人的情人》的自然主义.... 229

三、《包法利夫人》的审美主义.... 233

第三节  未来信仰-政治教育的电影叙事.... 240

一、《甘地传》与《左拉传》.... 240

三、《美女与野兽》的善良.... 242

三、《阿甘正传》的反智主义.... 246

后记... 249



序





1.“教育叙事”与“教育叙事研究”

叙事教育学既是“教育叙事”，也是“教育叙事研究”。

如果有人创作一则故事、一本小说、一出戏剧、一部电影或电视剧，甚至一幅画、一首诗或一支歌，那么，这人就是在发表一份叙事教育学的作品。

如果有人面对故事本身，研究虚构的故事所提示的显白教诲或隐微教诲，那么，这个人就在展开叙事教育学的研究。

如果有人愿意把故事讲得更有学术感，他本人愿意经过自己的亲自调查（含田野调查和历史调查），或亲自变革（实验研究或行动研究），然后像讲故事那样提交一份有情节的研究报告，那么，这人也还是在从事叙事教育学的研究。

叙事研究并非独立的研究方法。叙事研究是讲事件、讲事实而不呈现为单纯的思辩和逻辑。也因此，叙事研究更接近实证研究而不是思辩研究。它甚至可以视为实证研究的研究风格和写作方式。

如果把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分为质的研究和量的研究，那么，叙事研究就是质的研究的一种研究风格和写作方式。

如果把教育领域的实证研究分为调查查研究（含义问卷/档案研究、访谈/观察研究、历史/解释研究）、行动研究（准实验研究）和解释研究，那么，叙事研究就相应地呈现为调查的叙事研究（或称之为“叙事的调查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或称之为“叙事的行动研究”）以及解释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解释研究）。与之相应，本丛书包括三本书：一是《名校与名校长的诞生》；二是《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三是《叙事教育学》。这三本书分别对应于叙事的调查研究、叙事的行动研究和叙事的解释研究。《叙事教育学》附带提供有关教育叙事研究或叙事教育学的整体解释。



2.“名校与名校长的诞生”

《名校与名校长的诞生》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是调查研究，具体采用两种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历史/解释研究为主，辅之以访谈/观察研究。

通过历史/解释研究，作者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改革清理出三大校长群落或三大教育派别：一是黄炎培在上海主持的“职业教育派”；二是郭秉文在江苏主持的“科学教育派”（或称之为“教育科学派”）；三是经亨颐在浙江主持的“人格教育派”。而在这三个校长群落或教育派别之上，由曾经做过“总教习”的蔡元培一以贯之。也因此，该书的副标题是“中国近代校长群落研究”。

通过实地访问/观察研究，作者提交了“我所见到的杜郎口学校”，作为全书的附录。作者之所以重点研究“中国近代校长群落”，不仅因为中国近代名校与名校长群星闪耀，而且因为中国近代名校与名校长已经完整地形成了比较成熟、稳定的派别或群落。相比之下，中国现当代名校和名校长以及相关的校长群落、教育派别尚在酝酿、成长之中。

《名校与名校长的诞生》的作者是陈华博士。本书的特点是：文字优雅，视野开阔，从众多的名校和名校长的教育变革中寻找蛛丝马迹，从纷繁的事件中看出一脉相承的结构和线索。这样做的效应是：校长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学校变革的问题和课题，老师可以从这本书中找到课程与课堂改革的方法与方向。



3.“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

《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式是行动研究。教育行动研究往往呈现为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的行动研究和批判的行动研究三种模式。

技术的行动研究实际上是准实验研究，也有人因此而称之为“科学的行动研究”。与一般意义上的实验研究一样，技术的行动研究也有研究的假设、控制以及对结果的检验。在研究报告的撰写上，技术的行动研究报告也接近实验研究报告。

实践的行动研究相当于美国学者萧恩（Schon, D.）提倡的“反思性实践者”。也有人因此而称之为“反思性教学”（reflective teaching）或“课例研究”（lesson study）。

如果说技术的行动研究的主要问题是过于强调研究的技术规范而忽视了真实的课堂教学中的真实问题的研究，那么，实践的行动研究的主要问题则是，它往往过于关注课堂教学中的具体的、细节的教学问题而无法从整体的学科教学的高度或整体的教育原理的高度来解决问题。这正是批判的行动研究产生的原因。

严格来说，批判的行动研究与技术的行动研究、实践的行动研究并非并列的关系。批判的行动研究只是为技术的行动研究提供批判，使技术的行动研究更关注真实的日常的教育实践。同时，批判的行动研究也为实践的行动研究提供批判，使实践的行动研究从学科教学新观念或教育原理的高度来超越具体的细节问题而进入整体的教育变革。

《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的作者是扈永进老师。他是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附设学校的语文老师，但他投入最多的工作是学校系列校本课程的组织和管理。扈永进老师的独特的魅力是批判思维和公民立场。在中小学领域，像他这样富有批判精神的老师并不多。即便在大学教授群体中，像扈老师这样不仅持久地阅读而且持久地批判的老师，也不多。如果他在大学做教师，必成为受学生爱戴的精神导师。

扈永进老师所做的行动研究既是实践的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也是技术的行动研究（准实验研究）。他的优势在于：他先从事实践的行动研究（反思性教学或课例研究），然后，通过批判的思维而使实践的行动研究逐步转换为超越学科细节问题的技术的行动研究。如果说实践的行动研究相当于课例研究，那么，技术的行动研究则可理解为课题研究。如果说实践的行动研究（教学反思型的课例研究）更适合年轻的教师新手，那么，技术的行动研究（教育实验型的课题研究）更适合有经验的教师高手。技术的行动研究虽然饱经非议，但是，只有技术的行动研究才能推进教师建立比较稳定的教学信念和比较成熟的教学风格。扈永进老师是属于那种有比较稳定的教学信念和比较成熟的教学风格的人。

“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是一个模糊的说法。这个主题至少可有两种解读：第一种解读是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批判的行动研究”是西方行动研究的一个流派，一个模式。他的研究虽没有达到西方学者所谓的“批判的行动研究”的完满状态，但正在朝着那个方向走。第二种解读是“走向批判”的行动研究。这个解释似乎效果一般，但“走向批判”是一个书名，那是名著。该书由著名的英国行动研究专家卡尔、凯米斯两人合著，英文名为Becoming Critical。[1]

在行动研究领域，实践的行动研究和技术的行动研究不少，但真正够格称得上“批判的行动研究”的研究却不多。“批判的行动研究”不仅在中国教育少见，在西方教育界也不多。即便是卡尔、凯米斯等人，他们也只是提倡“批判的行动研究”而并没有提供多少“批判的行动研究”的报告。从这个意义上说，扈永进老师以他的批判的行动研究推进他的实践的、技术的行动研究，这为行动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知识贡献。



4.“叙事教育学”

《叙事教育学》为教育叙事、艺术的教育叙事、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提供比较完整的解释。

叙事教育学是针对理论教育学而言。所谓叙事教育学，是“不讲道理”只讲故事的教育学。或者说，叙事教育学并不直接教训人而更愿意把教育道理隐含在教育故事或教育比喻之中。

一则好的故事，就是一条好的教育隐喻。出色的叙事教育学不过是一系列教育隐喻。读者或听众是否有能力或是否愿意从这些教育隐喻中领会相关的教育道理，取决于读者或听众本人的直觉与直观的悟性。

小说是盛大的故事。叙事教育学也因此可以理解为教育小说，或者，可以将叙事教育学称为教育文学或教育美学。出色的叙事教育学恰恰只是保持故事的文学性、艺术性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忘教育的任务。相反，如果故事（含神话、童话、小说、戏剧、电影等）的“教育主义”情结过多过重，故事迟早会在读者或听众那里受抵制。

典型的教育叙事是教育故事、教育传记和教育自传。艺术的教育叙事是教育小说，传记体小说和自传体小说。科学的教育叙事是叙事的调查研究，叙事的行动研究和教育叙事的研究（以教育叙事为对象的研究）。

《叙事教育学》的作者是刘良华教授。这本书的特点是：既讨论艺术的教育叙事、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同时也从教育电影的视角来讨论教育学（教育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因此，这本书既可以作为教育研究方法的教材（参见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也可以作为普通教育学（教育哲学）的教材。作为普通教育学（教育哲学）的教材，这本书鼓励读者从“自然教育学”的视角理解古典自然教育的“游戏-劳动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信仰-政治教育”、现代主体教育的“科技教育”、“道德教育”和“政治教育”、未来自然教育的“游戏教育”、“情感教育”和“信仰教育”。



吴刚平  刘良华

2011-6-19





前言



1.作为一门课程

2003年，我给华南师范大学的本科生“教育叙事研究”的选修课程，2003年以来，为各种类型的校长培训班、教师培训班提供“教育叙事研究”的专题讲座。

2004年，我与刘朝晖教授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的本科生合作开设“教育小说与教育电影叙事研究”的选修课。

2005年我给海南“赛埔学院”远程教师研修班开设“叙事教育学”。那是第一次正式以“叙事教育学”的名义给学员做讲座。

2007年，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开设“叙事教育学”的选修课。

2009年暑假，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举办的研究生课程班（深圳福田班）开设为期5天的“叙事教育学”的课程，以此置换此前设计的“校本教学研究”。与之相应的课程作业是：每个学员提交一份“叙事教育学：课程印象”。

2010年暑假，我给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硕士开设为期6天的“叙事教育学”的课程，以此置换此前设计的“教育学原理”。课程作业依然是：每个学员提交一份“叙事教育学：课程印象”。

这些课程的教案和专题讲座的思路构成了本书的最初模型。



2.典型的教育叙事

典型的教育叙事就是“讲故事”。这种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两个方向拓展：一是艺术化的教育叙事；一是科学化的教育叙事。

“有情节的故事”是所有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离开了这个核心精神，就失去了教育叙事的本分。如果某份教育叙事报告完全没有故事情节，那就是“伪教育叙事”。

所谓典型的教育叙事，意味着这种研究维护了教育叙事的核心精神，即“故事精神”。典型的教育叙事主要包括三个形态：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前两者是真实的教育叙事；后者是虚构的教育叙事。

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一般研究者往往选择真实的教育叙事（教育自传和教育传记），较少有人创作虚构的教育故事。而在教育传记与教育自传两者之间，理论研究者（主要是大学研究人员）往往选择教育传记的形式，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或校长）往往选择教育自传的形式。



3.艺术的教育叙事

典型的教育叙事可以朝艺术和科学两个方向拓展。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包括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教育小说。前两者既有传记的真实，又有小说的虚构。后者（教育小说）则完全虚构。

典型的教育叙事之所以可能朝着艺术的方向扩展为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原因就在于：艺术化的教育叙事可以借助艺术的力量，借助小说的魅力，使教育叙事变得更加自由、更有情趣，也因此更有可读性、更有教育性。

如果说在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教育故事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教育自传，那么，在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和成长小说三者之中，最能够显示教育叙事精神的是自传体小说。



4.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或实证的教育叙事研究）

典型的教育叙事向科学化的方向扩展，就显示为调查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调查研究，含实地调查的叙事研究和历史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或叙事的行动研究，也有人称之为“经验叙事”[2]）和教育叙事的研究。前两者是对真实的教育现象的研究，后者是对虚构的教育叙事文本的研究。

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之所以重要，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以“实证”的方式提取真实的事件。也因此，科学化的叙事研究也可以称为“实证的叙事研究”。

实证的叙事研究以“拿证据来”的态度用事实说话。它少了虚构的浪漫，但增长了借鉴、预测的信心（即便是故事的叙事研究，它也是事实和事实之间的比较或链接）。

在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和教育叙事的研究三者之间，教育叙事的研究虽然也是重要的方式和方向，但人们容易因它的虚构而不加理会。于是，理论研究者往往选择调查的叙事研究，而行动者（中小学教师）一般选择行动的叙事研究。

本书所采用的“科学的教育叙事研究”的系列报告，主要是近年来我本人直接或间接参与的系列实证研究。

本书所采用的“问卷/档案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近年来我本人指导的三份研究生课程作业或学位论文。

本书所采用的“访谈/观察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近年来我本人直接参与的访谈/观察研究。一是我本人撰写的“香港真道书院教师发展考察报告”；二是我本人撰写的“一堂语文课的观察日志”；三是根据我和吴刚平教授、陈华博士的实地考察所收集的资料最后由陈华博士撰写的“我所见到的杜郎口中学”。

本书所采用的“历史/解释的叙事研究”的三份报告，是我在2005至2011年期间所指导的10为研究生所做的“历史的叙事研究”的案例。他们所提交的10篇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均按照我建议的“历史的叙事研究”（或调查的叙事研究）的方式完成。

本书所采用的“技术的行动研究的叙事”的三份报告，主要来自我本人关注或推动的广州市的三位小学教师所做的行动研究。在这三位老师所做的行动研究中，我的身份是U-S合作的行动研究中的“外来者”（outsider）。[3]



5.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的叙事魅力

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因“导演”、“演员”、“音像技术”的参与而使原有的教育故事、教育小说剪除了文字阅读的辛劳与障碍，又使口头的教育传说添加了可视的图像和配音。教育电影由是而成为影响“大众文化”、“民间文化”的日常教育文本。它使教育叙事更有“大众教育”的意义，让人在休闲、娱乐状态的当下间接、默会地接受教育影响。

在DVD、电脑、网络昌盛的技术时代，教育电影（教育戏剧）几乎成为大众唯一愿意接纳教育（且不知不觉地接受教育）的媒介。因此，本书将在阐释“艺术的教育叙事”之后，专门研究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并借助教育电影的研究，直接解释“教育哲学”（和“教育学”）的系列主题。

教育电影的叙事研究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教育电影的选择，更取决于对教育电影进行解读的视角。本书以“自然法的视角”的框架来选择系列教育电影，并用“自然法的视角”来对种种教育电影进行分类和解读。

教育电影的叙事研究所采用的“自然法的视角”，实际上是笔者正在撰写的《教育哲学》的框架。就此而言，“叙事教育学”就是用讲故事的方式解释“教育哲学”的系列主题及其道理。

教育电影（和教育戏剧[4]和教育电视剧）是以影像的形式对典型的教育叙事（教育故事、教育自传、教育传记）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教育小说、自传体小说、传记体小说）的改编和改造。不过，教育电影并不限于教育故事或教育小说式的虚构。由于“非虚构小说”、“报告文学”、“新闻调查”的兴起，教育电影也越来越多地显示出“新闻调查”（如《高三》、《雨人》、《意志的胜利》、《华氏911》、《抢救切尔诺贝利》等）、“历史调查”（如《甘地传》、《左拉传》、《大国崛起》等）、“教育实验”（如《监狱实验》、《恶魔教室》、《长大不容易》[5]等）的实证研究的精神和元素。



6.个案的选择与解释

面对熙熙攘攘的教育叙事作品，选择哪些叙事作品作为本书的个案？这是一个困难。比如，《巨人传》最初作为一份有影响的教育小说而成为本书的重要个案。这本书介绍了高康大最初受旧教育的贻害而导致学习精神的萎缩，后来，一位年轻的人文主义者成为高康大的家庭教师，高康大的学习生活发生了变化。这位“新教师”为高康大提供了“新教育”：进行大运动量的体育锻炼，到巴黎旅行，在实际生活中修炼。高康大获得成功之后，建立新的修道院（相当于“新学校”）。在这个“新学校”里，不论男女，可随时进院修道，出入自由。他们不受任何教规的约束，“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人人都可以发财致富，自由自在地生活。”“新学校”只有一条院规：“做你感兴趣的事。”就此而言，本书确实是一份难得的教育叙事个案。可是，在写作的过程中，考虑到《巨人传》过于追求“搞笑”、“夸张”，离“现代教育”和“教育小说”太远，暂时放弃了对该个案的介绍和解释。

确定了个案之后，对这些个案介绍到何种程度，以便让读者既了解相关的故事和解释，又不至于让读者因过度诠释而感到厌恶？这也是一个困难。

为了让读者对各类教育故事有一个总体的了解，本书以“分类”的方式叙述了各类教育故事的由来与类型。然后，将视野范围内的所有叙事作品分别纳入“典型的教育叙事”和“艺术化的教育叙事”以及相关的“教育电影叙事”。



7.叙事教育学的母题

本书在展开“教育电影叙事研究”时，重点按照“教育哲学：自然法的视角”的三个主题来选择相关的教育电影并提供相应的解读。一是“游戏-劳动教育”；二是“情感-道德教育”；三是“信仰-政治”（或“信仰-法律”）。 [6]

这三个主题在人类发展的不同时期显示为不同的形式。“古典自然教育”是“游戏-劳动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信仰-政治教育”。“现代主体教育”将古典教育改造成“劳动教育”（科技劳动）、“道德教育”（道德规训）和政治教育（启蒙运动）。“未来普世教育”将重新恢复古典的“游戏-劳动教育”、“情感-道德教育”和“信仰-政治教育”。









第一部分  艺术的教育叙事









第一章  教育故事与教育小说



故事是各种知识的母体，它承载着人类的历史记忆和生活空间。也因此，擅长讲故事的人，往往是年长者或远行者。年长者丈量了时间，远行者丈量了空间。他们是时间与空间的见证人，也就是故事的持有者。

故事是小说的原形，小说是故事的壮大和聚集。只是，无论故事如何壮大，人们依然因为它的虚构而称之为“小”说。与“小”说相对而言的是“宏大”的论文、“宏大”的科学研究报告。后来，利奥塔提倡“叙事”时，正是从反对“宏大叙事”开始。[7]







第一节  隐微教诲的教育故事





讲故事的人在故事中编织进了自己的智慧，讲故事其实也是在叙述这种智慧。每一个故事都由一个事件和一个道理构成。故事是叙事的核心，而道理是故事的核心。根据故事与道理的关系，可以把教育故事分为隐微教诲（间接劝说）的故事和显白教诲（直接劝说）的故事。

隐微教诲的故事是指那些道理潜在于故事中的故事，包括神话故事、民间故事和童话故事。显白教诲的故事是指那些道理显现于故事的表面的故事，包括宗教故事、寓言故事和哲学故事。这只是相对的分类。故事的真实形态是：显白教诲的故事中含有隐微教诲，而隐微教诲的故事中又含有显白教诲。

神话故事、民间故事，以及取材于民间故事的传统童话故事，都带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神话故事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与灵魂，民间故事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生活与文化。神话故事和民间故事的流传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与文化的传递。



一、神话故事

人类最早的故事是从神话开始的。在初民社会，人类对世界、自然和自我的起源怀有困惑和崇拜的情感。每一个古老民族的神话就是这个民族对宇宙起源、人类起源和民族起源的假设和想象。神话思维与逻辑思维一样，是对世界的本质的认识。不同的是，神话是用想象的故事来呈现真理。因此，神话是人类全部知识和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是哲学研究、自然科学研究、史学研究、文学研究、艺术研究和宗教研究的起点。

中国历史的叙说最初呈现为“神话时代”。中国民间普遍流传的故事是“盘古开天”和“女娲造人”。

在“创世神话”之后，出现了“神祗神话”。在神祗世界中，玉皇大帝是最高长官，民间称为“老天爷”。其次是“三皇五帝”中的“三皇”，分别是天皇、地皇和人皇。有了“三皇”，世界就有了规矩。但人的生活仍很困难，于是出现了教导人们生活的“五氏”。有巢氏教人用树枝建造房屋；燧人氏教人钻木取火；第三位神祗伏羲和第四位神祗女娲是一对兄妹和夫妻，他们是人类的始祖。伏羲氏不仅教人使用火来烹饪食物，而且制定了八卦，设立了官员，发明了乐器，制定了婚姻制度，并教导人们鱼猎畜牧和养蚕纺织；女娲氏用五色石补住了共工和祝融决斗时裂开的天；最后一位神祗神农氏（炎帝）是引导中国农业发展的神。他尝遍世间所有花草果实，确定哪些可以当食物，哪些可以当药物，并教人种植和豢养家畜。

“神话时代”之后是“传说时代”。“传说时代”就是指黄帝王朝。黄帝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黄帝王朝出现了五位著名的领袖人物，他们就是“三皇五帝”中的“五帝”，包括黄帝、玄帝、喾帝、尧帝、舜帝。[8]在传说时代，部落之间争斗纷繁，最终轩辕打败蚩尤，被各部落拥护为“天子”，尊称为“黄帝”。他的妻子和大臣也都做出了贡献，妻子螺祖发明了养蚕抽丝，史臣仓颉发明了汉字，隶首发明了算术，容成发明了历法。轩辕黄帝被视为中国人的祖先。黄帝的子孙世袭皇位，最后一位是舜帝。舜帝后来把皇位让给了治水有功的大禹。禹建立了夏王朝，称禹帝。禹帝对国家进行了行政区域的划分，将中国分为九州，这些州名沿用至今。当皇位传至禹的孙辈时，后羿抢占了王权。后羿是一位神射手，相传射下过九个太阳。女神王母娘娘赠给后羿一服长生不死药，他的美貌的妻子嫦娥偷吃了药，飞至月宫。

中国的神话和传说执著于追究各种事物的起源。这些对人的本源、人的命运、文化的起源的回答中蕴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密码和民族心理根源。中国的神话传说是典型的农耕民族的神话传说。这里没有对死亡的恐惧，只有对土地的崇拜和对神、帝王、英雄的敬仰。神话和传说中的神是保护人类的神，帝王是为人造福的英雄，他们都是强大者、高尚者和秩序的制订者，人只需要在神和帝王的庇护下安居乐业。如果说神话时代和传说时代是一个民族的童年时期，那么中国是一个老成的儿童，他少了一些儿童的顽皮，具有更多成人的平和与规矩。

神话和传说是史前时代的文明，当时文字尚未产生，神话和传说由口头相传。先秦时期开始有人整理、记录神话。保存了大量神话的古籍有《山海经》、《淮南子》，等等。

西方神话主要是指希伯来神话与希腊神话。希伯来属于亚洲，但在古罗马时代，希伯来文明《圣经》被罗马帝国基督教定为国教正典。中世纪以后，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合流，一起构成欧洲文化的源头，被文化史学家概括为“两希”文化。“希腊的逻各斯与希伯莱的上帝结合而确立起来的基督教精神”一起构成西方的精神传统。[9]“两希”神话对整个西方的宗教、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和风俗习惯都产生了影响。

希伯来人最重要的故事是“圣经故事”。“创世记”的故事记载了上帝创世纪六日工程、原罪的来历、骨肉相残、洪水灭世和巴别塔等多种事件。在整本《圣经》中，除了部分诗歌和箴言外，其余都是“故事”。

希腊的创世造人神话与希伯来神话类似。[10]不同的是，希伯来神话只有唯一的天神上帝，而希腊神话有一个完整、浩大而精致的“神谱”系统，这使得希腊神话成为世界神话中最绚烂、迷人的部分。希腊神话是西方文明的始祖。今日所知的希腊神话或传说大多来源于古希腊文学，包括如《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德》和《奥德赛》、赫西俄德的《神谱》、奥维德的《变形记》，以及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的悲剧。希腊神话谈论世界的起源、诸神的纷争与爱情事件、神的力量对凡世的影响。

希腊神话中的旧神谱系记载了天地的起源和十二巨神，包括混沌之神卡俄斯及其子孙众神。在新神谱系中，宙斯推翻了父亲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统治秩序。十二主神居住在奥林匹斯山上：天神宙斯、掌管婚姻的天后赫拉、海神波塞冬、冥神哈得斯、智慧女神雅典娜、太阳神阿波罗、月亮神阿耳忒弥斯、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罗马名字是维纳斯）、神使和商业神赫尔墨斯、战神阿瑞斯、火神赫淮斯托斯、酒神狄奥尼索斯。十二主神个个都有特别的性格和特殊的本领。他们掌管自然和人类的生活，组成以宙斯为中心的奥林匹斯神统体系。十二主神之外，希腊神话中还有无数的神祗和妖兽。比如小爱神厄洛斯（丘比特），他是美神与战神之子；不和女神厄里斯，她是黑夜女神尼克斯之女，曾造成“金苹果”事件而挑起十年的“特洛伊战争”。显赫的十二主神都有凡人的体态、喜好和缺点。十二位主神中男性诸神无不肌肉发达、体格健美，他们在抓到偷情的爱神与战神时驻足欣赏，心生羡慕；女性诸神则个个丰腴饱满，体态婀娜，她们为“最美丽”的荣誉而争风吃醋，各显神通。可见，“在他们（希腊原始先民）眼中，理想的人物不是善于思索的头脑或者感觉敏锐的心灵，而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11]而且，众神有完整的情感并无拘无束，从不掩饰自己的行为、快乐、忧伤、嫉妒、仇恨。天神宙斯喜欢拈花惹草，他曾化身为公牛勾引凡间的公主欧罗巴骑在他的背上，将其掳走（欧罗巴脚下的土地就是后来的欧洲）。天后赫拉对此非常嫉恨，常用残忍的手段加害于她的情敌。希腊神话没有把神作为道德标准，属神的本质其实就是人的本质。希腊神话所表现的是一个海洋民族的冒险精神、生命激情、年轻而奔放的力量和个人的价值。

希腊神话的另一个组成部分是英雄的传说。这类传说中的主人公多是半人半神的人物，英勇果敢。著名的英雄有赫拉克勒斯、阿喀琉斯、奥德修斯、俄狄浦斯、忒修斯、伊阿宋。其中，俄狄浦斯的故事被讨论得最多。忒拜国王一直没有孩子，他请求阿波罗的神谕，得到的答复是他将有一个儿子，但因他以前的过错，他将被儿子杀害。所以当儿子出生时，国王和王后将新生儿的脚踝刺穿，命一个牧人将其扔在山林中。牧人怜悯婴儿，将他献给了波吕斯的国王，取名“俄狄浦斯”。当俄狄浦斯成长青年王子时，有人在宴会上揭露了秘密。俄狄浦斯去祈求神谕，却得到一个可怕的预言：他将弑父娶母。为了避免罪恶，俄狄浦斯逃离了波吕斯王国。在路上，他与一个老人起了争执，在暴怒中竟将老人打死。后来，俄狄浦斯在忒拜城外遇到狮身人面的斯芬克斯。凡路过的人必须回答她的问题：“什么东西早上是四条腿，中午是两条腿，傍晚是三条腿”。如果行人不能猜出谜底，她就会把他吃掉；如果猜出来了，她自己就会死去。俄狄浦斯给出了“人”的答案，怪物立即坠崖身亡。俄狄浦斯破除了忒拜城的灾难，被忒拜人民拥戴为国王，娶了前国王的遗孀，后来与之育有四子。十几年后，国内流行瘟疫，神谕再次降临，要免除瘟疫，就必须清除国内的一桩藏匿的罪恶：找到杀死老国王的凶手并使其一生忍受咒骂和困苦。经过追查，凶手正是俄狄浦斯本人。原来那次他在途中打死的老人正是他的亲生父亲，而他现在的妻子正是他的亲生母亲。弑父娶母的预言应验了。俄狄浦斯悔恨不已，为了惩罚自己，他从上吊自尽的母亲身上取下两枚金别针，戳穿了双眼，然后走出宫殿去流浪，去接受他悲惨的命运以赎罪。[12]

俄狄浦斯用智慧破解了斯芬克斯之谜并且一直躲避着可怕的神谕，但他仍然会弑父娶母。这个故事所讲的，不是正义与邪恶、强者与弱者的暂时交锋，而是永恒的人类命运的悲剧，所以它让所有人感到不安。有一种神秘的、非理性的力量控制着宇宙和人的欲望。这个故事警告人类：人即使拥有智慧、生活富足，但也不要忘记敬畏神明和自然，人的智慧常常正是人放弃对神和自然的敬畏感的罪恶之源。“西方人正是在类似的‘命运’和‘神谕’的故事里阐述了他们最初对‘神律’的敬畏，并继而逐渐演化出对‘法律’至高无上地位的确定和敬畏之情。在俄狄浦斯的故事里，诗人索福克勒斯还希望人们看破权、财富、美色等世俗利益，更加自觉地关心公共事务及背后的生活原则。”[13]

希伯来和中国的创世神话、造人神话类似，都有一个神创造了天地乃至世间万物，人都是由泥土而来。然而不同的是，在希伯来神话中，上帝捏出人之后将气息吹进了泥人的鼻孔，而中国神话则没有这一环节。在希伯来语中，“气息”与“灵魂”同词同义，气息即是灵魂。所以人类实际上是由两种成分构成的：泥土的血肉和天神的精神。这一人类本性的对立性构成，导致了人类永恒的冲突：灵与肉、精神与本能、欲望与理性。中国神话体现的人性观是一元的，人的肉体与灵魂都来自于土地，最终也归于土地；希伯来神话体现的人性观是二元分裂的，是天空与泥土的对立。[14]希腊神话中众神各司其职，这样的思路在中国同样存在。但中国神话中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两个神是爱与美之神和酒神。爱与美之神阿佛洛狄忒诞生在大海的泡沫中，她是最美丽的女神，象征着爱情；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狂欢和艺术，他走到哪儿，歌声、狂饮和乱舞就跟到哪儿。他们代表的是对人的原始欲望的探索。



二、民间故事

民间故事是民间的艺术，也是作家和诗人灵感的源泉。世界上最著名的民间故事是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谭》）。[15]《一千零一夜》用和日子一样多的故事喻指了叙事与人的关系：“叙事等于生命，没有叙事便是死亡。”[16]

相传古时候，在古阿拉伯的海岛上，有一个萨桑王国。有一天，国王山努亚和他的弟弟来到一片紧邻大海的草原。当他们正在一棵树下休息时，海中间突然冒起一个黑色的水柱，一个女郎来到了他们身边，告诉他们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是不可信赖、不可信任的。国王和弟弟回到王国后，杀死了王后和宫女、奴仆，并开始每天娶一个女人来过一夜，次日便杀掉再娶，完全变成了一个暴君。这样年复一年，持续了三个年头，整整杀掉了一千多个女人。宰相的大女儿桑鲁卓决定嫁给国王，拯救千千万万的女人。进宫后，桑鲁卓每天晚上给国王讲一个故事。国王为了听下一个故事就没有杀她。就这样，桑鲁卓每天讲一个故事，她的故事无穷无尽，一个比一个精彩，一直讲到第一千零一夜，国王被这一千零一个故事感动了。是什么感动了国王？感动国王的不只是故事的精彩内容，也是故事的抚慰、教育的特性。世界那么精彩，即使用一千零一个故事也说不尽；世界那么缤纷，一千零一个故事里就有一千零一个女人。为什么还要在这样的世界里杀害女人呢？那一夜，国王对桑鲁卓说：“凭安拉的名义起誓，我决心不杀你了，你的故事让我感动。我将把这些故事记录下来，永远保存。”于是，便有了《一千零一夜》这本书。据阿拉伯原文版统计，全书共有大故事134个，每个大故事又包括若干小故事，组成一个庞大的故事群。著名的故事有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航海家辛巴达的故事、渔翁的故事、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

古代民间故事的题材多是反映劳动者的日常生活或与邪恶的斗争，比如“农民是怎样找到真理的”、“吝啬的财主”、“山毛榉大力士和美丽的茨冈姑娘”、“糊涂丈夫和聪明老婆”、“黄粱一梦”等；现代民间故事的主题多是启智励志的哲理小故事，比如“同学的差别”、“天堂与地狱的差别”、“狮子和羚羊的故事”、“比萨斜塔为什么是斜的”等。

民间故事在民众的生活和劳作过程中产生“民间文化”。民间故事是原始社会的神话与传说的生命延续，是阶级社会的神话与传说。民间故事中既有穷书生、长工和地主、巧媳妇和呆女婿等生活故事，也有杨家将、花木兰、包青天、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历史故事，还有西游记、封神演义、牛郎织女、沉香救母、八仙过海、白蛇传、猎人海力布、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刘三姐、白毛女等幻想故事。民间幻想故事是宗教、历史和神话的混合。这些民间故事已经存活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故事的生命随着人类的历史而延长。

成语故事也是至今仍然活跃在中国人生活中的一种古老故事。大部分成语由故事（“典故”）而来。成语故事的主要来源是历史故事和寓言故事。“纸上谈兵”、“卧薪尝胆”、“破釜沉舟”、“闻鸡起舞”均是来自于历史故事，而大部分古代寓言故事都被提炼成了一个成语，如“黔驴技穷”出自寓言“黔之驴”。

民间故事是民众的艺术，也是民众的教育。民间故事最充分地论证了“故事是人的一部分”这一命题。古老的民间故事的生命之所以得以延续至今，是因为故事不仅包括故事本身，也包含着一个潜在的讲故事的人和一个听故事的人。故事融汇了讲故事的人的生活体验与想象。正如本雅明所言，“所有真正的故事人都习惯事先说明自己是怎么听到这故事的，甚至把它描述为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不同于新闻报道，故事“不在于传达赤裸裸的事物本身。它使得所说的东西与叙述它的人的生命融合为一，而且在他的身上为故事的内容汲取养分。就是这样，故事印上了故事人的痕迹，正如陶瓶身上模印着陶工的手纹。”[17]同时，故事又是民族的一部分。在每一个生活圈子中，讲故事的人所讲的故事会变成听故事的人的想象与经验，每一个听众又都是下一次讲述的合法的叙事者。

故事是一种隐晦的教育。“一个故事或明或暗地蕴含着某些实用的东西。这实用有时可以是一个道德教训，另一情形则是实用性咨询，再一种则以谚语或格言呈现。无论哪种情形，讲故事者是一个对读者有所指教的人。”[18]

听故事的人常在故事中寻求指教，更一般的情况是，在故事中寻求某种抚慰和更新的力量。故事可以改变人的存在时间和空间的感觉：“当人们感觉自己的生命若有若无时，当一个人觉得自己的生活变得破碎不堪时，当我们的生活想像遭到挫伤时，叙事让人重新找回自己的生命感觉，重返自己的生活想像的空间，甚至重新拾回被生活中的无常抹去的自我。”[19]故事有一种改变人们对生活的想象和增强人们对某种生活品质的信念的力量。无论原始人还是现代人，在怅然若失的时候听完一个故事，艰辛就变得可以承受，明天又是可以指望的了。

一则故事辗转世代人而传播，人类的情感和民族的文化也正是在这种叙事中得以传递。无数无名无氏的成员共同参与故事的创作与传播，故事的价值体现在被无数次地重述。



三、童话故事

最初，民间故事的读者（或听众）既是成人，也是儿童。后来，人们发现了成人与儿童的阅读兴趣的差异。于是，民间故事逐步分化出专供儿童阅读的“童话”。传统的童话故事都是根据更古老的民间故事重新编写而成。最古老的童话是神话和传说。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是世界三大童话故事集之一。寓言也可以归入广义的童话。收集和创作童话的人正是爱听故事的人。

第一个发现儿童不同于成人的阅读兴趣并为儿童提供他们爱看的故事的人是十七世纪法国诗人和作家佩罗（ Perrault，1628-1703）。他在法兰西民族的民间传说里收集和整理童话故事，出版了优美的童话集《鹅妈妈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训的往日的故事》，其中的一些故事如《灰姑娘》、《小红帽》、《林中睡美人》、《小拇指》等后来成为代代相传的经典。这些民间童话故事的魔幻和寓意不比希腊神话逊色。在西方，成人常常很不放心让儿童接触有太多幻想的故事。但佩罗确立了“幻想”在儿童心中的地位，“幻想”也成为以后所有的童话故事的基本元素。

抢救了德意志民族的民间故事，又在民间故事中确立了童话故事的地盘的是格林兄弟。《格林童话》是十九世纪初两位德国历史学家兼语言学家搜集整理的民间传说、童话故事集，他们是一对友爱的兄弟——雅各布·格林（J. Grimm，1785-1863）和威廉·格林（W. Grimm，1786-1859），后人称呼他们格林兄弟。

从1806年开始，格林兄弟致力于在乡野间搜集民间童话和传说并进行整理和研究。他们把这项工作视为在战争与偏见中抢救德意志民族的文化遗产，是一种民族责任。他们忠实地把收集到的故事整理成为文字，严谨地考证故事的出处。经过八年的努力，格林兄弟共搜集整理了210多篇童话故事，结集出版了两卷的《儿童和家庭童话集》。初版时每个故事后都附有学术性很强的考证性文字。这本书在德国学术界没有引起关注，但德国的孩子们却对它非常着迷。他们把繁琐的考证统统扔掉，只去读里面的故事，而且津津有味。这本书再版时就只有童话故事了，就是现在传遍世界的《格林童话》。《格林童话》中的名作有《青蛙王子》、《灰姑娘》、《白雪公主》、《小红帽》、《金鹅》、《走运的汉斯》等。《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正式将童话故事与儿童相联，这种关联性日趋强烈。到十九世纪，童话故事开始转变为更加适合儿童的版本，比如减少了性或暴力的场面。

“现代童话之父”是丹麦的童话家安徒生（H. Andersen，1805-1875）。虽然安徒生早期创作的童话也较多地借用了民间传说中的形象和题材，但安徒生的童话更多的是一种原始渴望与生命体验的原创式书写。正是从安徒生开始，童话创作的独创性越来越高。童话从传统的民间童话在安徒生这里开始向现代的“小说童话”转变。现代小说童话与传统民间童话的区别正如小说与故事的区别：一个是作家的个性创作，一个则是形成于民间的集体创作。

安徒生的童话和他的人生有着相同的曲线。他的童话和人生一样，可以分为卑贱的童年、充满金色梦想的青年和沧桑的晚年三个阶段。安徒生早期童话的代表作是《丑小鸭》和《海的女儿》。《丑小鸭》是一篇自传性的童话，丑小鸭暗喻安徒生寒微的出身与少年时代的不合时宜。《海的女儿》讲述的是一个出身卑微者渴望步入崇高的精神世界的故事。小美人鱼为了赢得王子的爱，不仅舍去了鱼尾，而且牺牲了声音，她想用舞蹈向王子表达爱意，王子却无法理解这艺术的语言。就像安徒生本人，年轻无名的他写的诗和小说虽然才华熠熠，却不被接受。安徒生早期创作的童话还有《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牧猪人》、《笨汉汉斯》、《豌豆公主》、《国王的新衣》、《打火匣》、《小意达的花儿》、《拇指姑娘》《野天鹅》等。安徒生的中期童话和晚期童话不断地把童话推向生活，推向现实。中期童话故事的主人公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的人或物品，在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中，有一些缺乏信心的忧郁。此时的作品有《卖火柴的小女孩》、《白雪皇后》、《影子》、《一滴水》、《母亲的故事》、《演木偶戏的人》、《陀螺与皮球》、《一枚银币》、《补衣针》、《柳树下的梦》、《她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幸运的贝儿》、《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等。

安徒生的童话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当中的诗情与灵性。即便是街灯这样没有生命的物品，在安徒生的童话世界中也那么令人同情和喜爱，更别说是海的女儿那样的角色。所有的母亲都希望把孩子领到安徒生的面前，同他握手。但安徒生的童话并不是只写给儿童而是写给所有人的。“八至八十岁的人”都可以读安徒生的童话，也都会被他的童话感动。

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光芒几乎遮蔽了整个十九世纪的童话王国，不过卡罗尔（L. Carroll，1832-1898）的《爱丽丝漫游奇遇记》、王尔德（O. Wilde，1854-1900）的《快乐王子》、科洛狄（（Collodi，1826-1890））的《木偶奇遇记》、鲍姆（L. Baum，1856-1919）的《绿野仙踪》避开格林兄弟和安徒生的光芒，以清新的味道获得儿童和家长的认可。

二十世纪初，英国作家巴里（J. Barrie，1860-1937）的童话《小飞侠彼得潘，长不大的男孩》（1904年）的出现标志着童话被普遍承认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民间故事的大地上，开出了童话之花。这一时期的著名童话还有《骑鹅旅行记》、《青鸟》、《柳林风声》、《小熊温尼普》等。二十世纪中期以后，西方的童话像张牙舞爪的科技一样朝着多元的方向发展。

第一类是“顽童派”（或称为“狂欢派”）童话，指描写调皮捣蛋的“孩子”成长的趣味童话，特点是幽默与反叛。这类童话的代表是《长袜子皮皮》、《小飞人卡尔松》。这一类的著名童话还有英国达尔（R. Dahl，1916－1990）的《巧克力工厂的秘密》、挪威埃格纳（T. Egner，1912－）的《豆蔻镇的居民和强盗》，德国普雷斯勒（O. Preusler，1923－）的《大盗霍岑普洛茨》。2000年国际儿童节前夕，爱德诺基金会送给76岁的普雷斯勒的颁奖致辞是：“在电动玩具和电视动画充斥于世的时代里，奥特弗雷德·普雷斯勒的儿童文学作品仍能给孩子们一个充满幻想的空间，一个富有创意的世界，甚至能激励孩子们阅读作品后去克服自己内心深处某种莫可名状的恐惧感。”[20]

第二类是民间故事派童话。托尔金（J. Tolkien，1892－1973）的奇幻童话《指环王》是一部现代神话，它要唤醒每个人内心里沉睡的英雄主义激情；

第三类是纯幻想型童话。英国皮亚斯（A. Pearce，1920－）的《汤姆的午夜花园》以“时间”为主题，想象汤姆在神秘的时间花园里的奇特经历。美国罗琳的《哈利·波特》用“魔法”征服了世界儿童，它描写了一个魔法学校中发生的神秘故事。还有一些幻想型的动物童话。美国怀特（E. White，1899－1985）的《夏绿蒂的网》和《小老鼠司图亚特》的主人公分别是蜘蛛夏绿蒂、小猪威伯和一对纽约夫妇生的拇指大的老鼠孩子司图亚特。这些动物有着人的名字和情感，或许它们就是“动物人”。

十九世纪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和阿拉伯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传入中国，现代童话的概念逐渐在中国确立，故事开始专门为儿童留出一个空间。在那之前，中国民间童话的数量非常少。但儿童的胃口向来很好，对于故事通常是来者不拒的，他们也能在民间故事中自己寻找钟意的部分。部分神话故事、寓言故事和哪吒闹海、西游记、聊斋、狼外婆等民间传说是中国古代儿童的童话。到了二十世纪，叶圣陶、周作人、张天翼、严文井、任溶溶、孙幼军、郑渊洁等人译介或创作了大量现代童话。

动画或电影形式的童话可以被称为“新童话”。如动画片《狮子王》、《奥特曼》、《名侦探柯南》、《蓝精灵》、《变形金刚》、《七龙珠》、《机器猫》、《蜡笔小新》、《樱桃小丸子》、“迪士尼系列动画电影”以及越来越多的三维动画电影等。儿童疯狂追捧这些“新童话”，于是形成了“新童话”与“传统童话”之间的对决，它们打响了争夺“读者”的战役。“新童话”在父母与学校那里遭到抱怨，因为它们在童话故事的本质之外，注入了太多科技、商业或“儿童不宜”的元素，被认为是一股破坏力量。于是，“传统童话”阵营打出“亲子阅读”、“回归经典” 的旗帜。

从民间故事中走出来的童话故事中蕴藏了适合儿童的“游戏精神”和“游戏规则”，分别代表了生活的乐趣与生活的道理。这使童话故事在娱乐属性外，也天然地具备教育属性，成为儿童的启蒙读物。但中西方的童话故事中所隐含的教育元素有一些差异。童话故事中隐含了三个关键元素：善良、智慧与勇敢，与之对应的故事可以称为“美德故事”、“智慧故事”和“身体故事”。这些元素在中西方童话故事中的排列顺序明显不同。

西方童话故事首先是“美德故事”和“身体故事”，这两个主题往往联手出现。西方故事很耐心地关注人的“美德”和“身体”：人要善良、诚实、守信，又要坚强、勤劳、有牺牲精神。《美妞与野兽》中的美妞与两个姐姐区别就在于：美妞既善良又勤劳，而且喜爱读书与唱歌，而两个姐姐则是嫌贫爱富又好吃懒做的人。《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得到仙女的启示，用教堂墓地的荨麻编织七件铠甲才能救七位哥哥。但在编织过程中，绝不能说话。如果说话，她的话就会变成短剑刺向她的哥哥们。除了“美德故事”和“身体故事”，西方故事也有“智慧故事”。比如常常戏弄狮王和恶狼的列那狐。

中国传统的“童话”故事主要显示为以神机妙算、斗智斗勇为主题的“智慧故事”和以勇猛、义气为主题的“身体故事”，比如《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智慧故事”周围，有嘲笑“愚笨”的故事，比如刻舟求剑、守株待兔、掩耳盗铃等故事；也有赞赏“勤学”的故事，比如凿壁借光、程门立雪、悬梁刺股等故事。中国“美德故事”的主题仅显示为忠孝和惩恶扬善，而对“个人的修炼”和“个人的幸福”缺乏叙述的热情。

总体上看，西方故事和中国故事都隐含了善良、智慧与勇敢等相同的元素。但是，这些元素哪些是核心的根本和根据，西方故事和中国故事有不同的设计和选择。







第二节  显白教诲的教育故事





狭义的教育故事虽然也在讲故事，但它是“主题先行”的故事，讲故事的直接目的是为了表达某个教育道理。宗教故事和寓言故事直接给人提出劝说或劝戒，也因此，这两类故事常常被编入教育成人的“手册”或教育孩子的“教科书”。这种做法从古代就已经开始，现代依然流行。



一、宗教故事

“宗教”本来是教育的形式之一，“宗教”也可以理解为“最正宗的教育”的简称。因此，宗教故事也就是教育故事。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圣经》是最流行的教材、牧师则是信徒的老师。在中世纪或现代教会学校，《圣经》甚至是每天必须诵读的教材，所有的教师都是牧师。

“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为世界三大宗教，与之相关的教义与教材显示为“圣经故事”、“古兰经故事”与“佛经故事”。

一切宗教都是立足于死亡和来世的“生命教育”，并由此而提醒人类“向死而生”。“向死而生”、“为来世而生”是宗教的普遍精神。

不过，不同的宗教在具体的教义与教学方式上显示出不同的样式。从“有神论”的视角来看，基督教对“神”最重视，伊斯兰教次之，佛教再次之，有人甚至认为佛教是“无神论”，因为佛祖释迦牟尼是人而不是神。也因此，佛教更重视后天的个人努力、个人意志、个人修炼。而从“信仰与知识”的视角来看，基督教重信仰而轻知识，伊斯兰教兼而有之，佛教更重视“智慧”并以个人觉悟来体验教义、建立信仰。

在世界三大宗教故事中，佛经故事最接近本书所推崇的“自然法”的精神，也最接近中国道教所秉承的“道法自然”的精神。从这个视角来看，佛教最有可能成为“普世宗教”，佛学最有可能成为“普世教育学”。[21]

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释迦牟尼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6年，大约与我国孔子同时代。他是古印度北部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的王子。据佛经记载，释迦牟尼在29岁时，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苦恼，舍弃王族生活，出家修行。35岁时，他在菩提树下大彻大悟，逐创立佛教，随即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22]

2500多年前，古印度境内诸国林立，其东北部恒河边有个迦毗罗卫国，国王叫净饭，王后叫摩耶。相传，摩耶夫人一日在睡眠之际，梦见一头白象腾空而来，从右肋进入自己身体，她顿时觉得体安快乐如服甘露。10月之后，王子出生。净饭王替他取名悉达多。

青年时期的悉达多王子，性喜清净。他对于宫庭中的声色喧嚣生活，感到厌烦，常思出门游赏大自然景物。一日，他乘坐七宝轮车，从东门出游，看见一老人，伛偻曲背，手扶竹杖，举步艰难，有如蚁行。悉达多王子顿时有感于人生老苦，心生尤郁。又见一病人，面色痿黄，形容枯槁，气喘呻吟，痛苦万状。悉达多王子怜悯病人，心自尤怖。又见一死者，直挺僵卧，淤血流溢，臭积难闻，一家老小，号哭送之。悉达多王子又有感于心，惶恐苦闷。又见一出家之人，圆顶缁袍，相貌不俗，精神朗澈，威仪有度。那出家人告诉他修行解脱之道，王子听后，决计弃绝富贵享乐，刻意修行，以求解脱“老”、“病”、“死”苦。

悉达多王子请求父母允许出家修行，净饭王和摩诃波闍波提夫人涕泣不许。他向父母请求四愿：一不老，二不病，三不死，四不别。说若能满四愿，便不出家。无奈之下，净饭王令人建造春夏秋三时都百花盛开的宫殿，增设诸般妙乐歌舞，以悦王子耳目，又令人警戒守护，不许稍离，想使王子去掉出家之念。

悉达多不为五欲的享乐所打动。悄然离开王宫，出家修行。在一株高大茂密的毕波罗树（又译菩提树，即无花果树）下静坐。他发下誓愿：“我如果不圆成正等正觉的佛果，宁可碎此身，终不起此座！”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四十八天，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成为圆满正等正觉的“佛陀”（世人尊称为“佛陀”，意为“觉者”），佛号“释迦牟尼”。

至此，释迦牟尼已成就菩提道果，遂开始教收徒，传授他所证悟的宇宙真谛。释迦牟尼成佛后，即从事说法传教，向五位侍从说法：欲求大道应防止两个极端，一分享乐纵欲的生活，这是堕落，一为禁欲的苦行生活，这是痛苦。避开这两个极端，行于中道，能导致智慧觉悟，即可修“八正道”，脱出生死的苦海。五人听后，顶礼拜服。他又向五人说了生灭“四谛”之法。五人便皈依了释迦牟尼，成为最早的信徒。

此后，释迦牟尼一直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一带传教，广收弟子，建立僧团，奠定了原始佛教的教义。

释迦牟尼组建僧团后，常端坐千叶莲花台上，向僧众弟子讲经说法。他所说之法，有佛教的“三皈五戒”、“十二因缘”、“四圣谛”、“八正道”。

所谓三皈，即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佛、法、僧为佛门三宝。

所谓五戒，即戒杀生，戒偷盗，戒淫邪，戒妄言，戒饮酒食肉。“五戒”再加上不观听歌舞，不著华鬘，不坐高广大床，过午不食，不蓄金银财宝，即为佛教的沙弥“十戒”。

所谓“十二因缘”，又称“十二缘起”。一是“无明”，指人们心中无明烦恼。二“行”。三是“识”。四是“名色”。五是“六入”，指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因为六根能入于六尘，又为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入，六根六尘，互相涉入，所以叫做六入。六是“触”，有了六根，它就能够感受和触对六尘境界。触是十二因缘中重要的一支，能触是根，所触是境。七是“受”，根尘相互触对，一定就会接受所触对的尘境，譬如我们的耳根，对声尘，就会接受各种声音，如笙箫鼓乐，同时演奏，我们就会同时接受，而且层次分明，清楚明白。以上“识”、“名色”，“六入”、“触”、“受”，是现在世的五支苦果。八是“爱”，爱是贪爱，六根既然领受六尘，对于所接之境，妄生思量分别，对于称意的就欢喜，便生贪爱之心，不称意的就生烦恼厌恶之心。这个贪爱和厌恶之心，它是众生六道轮回的生死根源。爱有喜、怒、哀、乐、爱、恶、欲的七种情念。爱是生死的根本，烦恼的首恶。九是“取”，既爱了所贪的五欲境界，就想尽办法把它攫取过来，随心所欲的为我享受，多多益善，贪得无厌。取是罪魁祸首。取、爱以及最初的无明，这三支叫做烦恼的迷惑因。十是“有”，对于所爱之境，将其取来，对不爱之境，把它舍掉，因此就做出种种业。业海茫茫，苦恼无量。“爱”、“取”、“有”三支是于现世造作的未来三支苦因。十一是“生”，根据爱、取、有三支苦因，依因感果，又出世投生。十二是“老死”，凡有生，一定就会由少而长，由长而壮，由壮而老，步步向前迈进，最后走向死亡。现在的爱、取、有三支苦因，导致未来世的生、老、病、死的苦果。“十二因缘法”，就是揭示过去、现在、未来三世的因果轮回循环的关系。总的说来就是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

所谓“四圣谛”，“谛”即“真理”，具体包括：第一，苦谛。佛教认为人生在世，谁也免不了生老病死等诸多苦难。第二，因谛。因谛是讲苦产生的原因。第三，灭谛，讲苦的消灭。第四，道谛，讲灭苦的方法。

所谓“八正道”，是指解脱的方法或途径。一是“正见”，指对佛教真理“四谛”等的正确见解。二是“正思”，对“四谛”等佛教教育的正确思维。三是“正语”，纯净语言，不妄语、不慢语、不恶语、不谤语、不暴语、原理一切戏语，等等。四是“正业”，从事清净之业，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做一切恶事。五是“正命”，过佛教规定的正当生活。六是“正精进”，勤修涅槃之道法。七是“正念”，明记四谛等佛教理念。八是“正定”，修习佛教禅定，专心专注。

释迦牟尼以及后来的弟子教育众生时，多采用故事的形式。这些“佛经故事”（大量显示为寓言、童话）后来以不同的形式聚集为不同佛教经典。在不同形式的“佛经故事”中，以“百喻经”最著名。《百喻经》也称《百句譬喻经》，又称《痴华鬘》。所谓“百喻”，是指全书共有一百则譬喻，即一百个寓言和故事（实际上只有九十八个，有人认为加上卷首的引子和卷末的结偈，可称为“百”）。《痴华鬘》一名则从寓言和故事的内容上得来，就是“痴人的故事集”。[23]

佛教由印度传入中国之后，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三大系和十大宗派。[24]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汉传佛教的十宗派。其中天台宗、华严宗与禅宗是由中国独立发展出的三个本土佛教宗派。

三者之中，禅宗最有特色。禅宗的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

禅宗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慧能[25]，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就“教育故事”尤其就“教育现象学”而言，“佛教故事”中比较有影响的是禅宗慧能六祖的故事。据说南北朝时天竺僧侣菩提达摩来中国讲禅学，为中国禅宗的始祖。以后又传到了第五祖弘忍。弘忍又将衣钵传给慧能。慧能为禅宗的第六祖：[26]

慧能家境贫寒，三岁丧父，迁居南海。稍长，卖柴养母。因听人诵读《金刚经》有悟，决心出家学佛。慧能于公元662年到湖北黄梅参拜弘忍大师。慧能初见弘忍，弘忍便问他：“你是哪里人？来这里求取什么？”慧能回答：“弟子是岭南人，来到这里不求其它，只求作佛。”弘忍听后问道：“你是岭南人，哪里能作佛！”慧能回答：“人有南北之分，佛性并无南北之分。”这让弘忍刮目相看。为了不引起众人的注意，就安排他随众劳动，在碓房舂米。慧能乐于从命，终日舂米，任劳任怨。

当时弘忍的徒众有700人。在慧能入寺八个月之后，弘忍命各人呈上一首偈语，这实际上是一场考试，他要选择继承人。

神秀是众僧中的上座和尚，他在半夜三更时分，独自掌灯，在佛堂的南廊写下一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

清晨时，弘忍见到此偈后漠然不语，慧能闻声来到廊下，他要求也做一偈，得到许可，于是他高声念道：“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弘忍看到是慧能，就叫他退下。第二天弘忍把慧能叫去，为慧能讲经又把世代相传的法衣交给他，正式传他为禅宗六祖。为他的安全着想，亲自送他到江州的渡口，吩咐他不到必要的时机，不要把自己是禅宗六祖的身份讲出来，免得有禅宗的僧人来争夺。为躲藏“烦恼未断者”加害，他在广东四会一带的猎人中藏匿了整整15年，直到唐高宗仪凤元年（公元676年）才公开露面。

是年正月初八，慧能来到广州法性寺（今光孝寺）。一天，风扬起寺庙的旗幡，两个和尚在争论到底是“风动”还是“幡动”？慧能说：“既非风动，亦非幡动，仁者心动耳。”慧能的说法，令众僧大为惊叹，引起了印宗法师的关注和尊敬。

不久，印宗法师为慧能剃度，后又召集高僧名师为慧能举行了隆重的授戒仪式。次年春，慧能离开法性寺，北上南华寺开山传法。在南华寺，六祖慧能传教说法长达37年之久。其间，韶州刺史韦璩曾邀请慧能到韶州开元寺（后更名为大梵寺）讲经，其言行被弟子法海汇编成书，这就是被奉为禅宗宗经的《六祖大师法宝坛经》。

神秀与慧能之争，实质上是“顿悟”与“渐修”之争。以神秀为代表的渐修派继承了早期禅学的特点，即主张弃恶从善，只有经过苦练修行，“时时勤拂拭”，才能显示本心。以慧能为代表的“顿悟派”继承了东晋竺道生所创立的顿悟说。“顿悟”本不需要向外求索，它在“刹那间”发生：顿悟就是“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本性，一悟即至佛地。”[27]

由此，“顿悟”说提倡删繁就简，不假外求。人之所以能够顿悟，乃因为“本来无一物”；“仁者心动”。人能否成佛，取决于人是否能保持内“心”的清净。内心清净则可以使人“顿悟成佛”。“顿悟成佛”是一个“内”心的体验而不是向“外”求索。如慧能所言：“菩提只向内心觅，何劳向外求玄？所说依此修行，西方只在眼前”；“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佛是自性作，莫向身外求”；“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本性，一悟即至佛地”；“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28]

禅宗主张“教外别传”，即不依赖佛经，而靠自身感悟来体会佛理。禅宗不重经教，而以自悟心性为主。又主张“不立文字”，提倡心性本净、佛性本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何以不立文字，却能发生“顿悟”、“直觉”？因为直觉、顿悟只能在模糊中生育和生长。《废都》曾经广布空白的方框，它只能被读者的想象填充，却不能被文字填写。劳伦斯写“查特莱夫人的情人”，写康妮和梅勒斯的性爱，纵使他是语言大师，也无法直接书写性爱的当下感觉。他只能顾左右而言他，只能写“她是大海。海中只有幽暗的波涛，澎湃上升。”[29]就此而言，海德格尔在晚年之所以选择了“诗化哲学”，他之所以选择了诗，也不过因为诗的语言是节制的、沉默的、幽暗的。说得太多，感觉就被破坏，被吓跑。



二、寓言故事

宗教故事和寓言故事提供的都是人生教育，不同的是，宗教故事为人指出一条向善的人生道路，寓言故事为人指出这条道路上的高低不平。

寓言晚于神话却早于其它叙事。寓言是对神话的继承，同时又是对神话的批判。比如“画蛇添足”、“叶公好龙”两则寓言就是对龙图腾的讽喻。早期寓言大部分脱胎于神话，神话本身蕴藏着寓意。寓言的产生是人类从神话思维发展到逻辑思维的标志。

寓言就是“寄寓之言”，是假借故事来说理、劝喻或讽刺，以使道理易于接受。寓言具有双重结构：故事是寓言的“寓体”，道理是寓言的“寓意”。“寓体”可以是民间故事，也可以是某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寓意”可以暗藏在故事中，也可以由故事中的人物说出，或者在故事开头或结尾处直接道出。

世界上最早产生且形成了体系的寓言是：东方的中国寓言、南方的古印度寓言和和西方的古希腊寓言。它们是世界三大寓言体系。

中国寓言产生于先秦时期，其中战国是寓言创作的黄金时代。先秦寓言的特点是为阐述哲理和政治主张服务。当时社会动荡，诸子百家为了推行自己的主张，在著书立说时多采用“譬喻”，即列举自然现象和规律或借着蕴含哲理故事来抒发议论，[30]以求增强说服力。由此而形成了寓言。有人把寓言比作匕首，短而有力，直抵要害。当人听完故事后，道理在转身时突然闪现，如此说故事的人常能达到说理、劝诫的目的。春秋时期，执意攻打楚国的吴王在听了舍人所讲的“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故事之后放弃了进攻；战国后期，魏王在听了谋士季梁所讲的“南辕北辙”的故事后放弃了出兵攻打邯郸的打算；“守株待兔”是法家用以劝说帝王变法的故事。

先秦诸子散文中穿插了大量的寓言，这些寓言并未独立成篇，但可从原文中分离出来。《庄子》多借神话故事来抒论，有“庖丁解牛”、“涸辙之鱼”、“相濡以沬”、“坐井观天”、“东施效颦”、“朝三暮四”、“对牛弹琴”等。《列子》、《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孟子》是寓言最多的几部著作。列子隐居四十年，致力于道德学问，所著《列子》一书中有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百余篇，不乏教益。包括“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两小儿辩日”、“歧路亡羊”、“薛谭学讴”、“纪昌学射”、“龙伯钓鳌”；《韩非子》多借用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来抒论，有“自相矛盾”、“郑人买履”、“买椟还珠”、“滥竽充数”、“唇亡齿寒”；《吕氏春秋》中有“刻舟求剑”、“掩耳盗铃”、“引婴投江”、“循表夜涉”、“一窍不通”、“贪小失大”；《战国策》中有“南辕北辙”、“狐假虎威”、“画蛇添足”、“亡羊补牢”、“惊弓之鸟”、“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孟子》中有“拔苗助长”、“五十步笑百步”；等等。

中国前期寓言的主角多是人，但到了明清的西学东渐时代，西方的动物寓言传入中国，中国以动物作主角的寓言逐渐增多。到了近代，寓言的主角多为动物。最早介绍伊索寓言到中国的是意大利的传教士利玛窦。后来有明末清初的李世熊模仿西方寓言创作《物感》，共二十篇寓言，其中十九篇是动物寓言。1901年，《寓言报》创刊，这是中国的第一家寓言报刊。

西方寓言体系发源于古希腊。和中国一样，古希腊寓言也是对神话的继承和批判。西西弗斯的神话表现了欧洲罪感文化的原始因素，包含了一种对人生痛苦和不断奋斗的理性思考。寓言继承了这种对神话的理性思考。《伊索寓言》里百分之十的角色是神话人物。赫耳墨斯买雕像的故事讽刺人要有自知之明；赫耳墨斯和樵夫的故事，赞扬了樵夫的诚实。古希腊最早的寓言剧《鸟》表达了对神的反抗。《鸟》由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创作，这也是世界上第一部寓言剧。寓言剧写两个年老的雅典人找到一个鸟王，组织各种鸟，建立了一个云中鸟国，切断了天和地之间的通道，迫使天神宙斯让步，把统治权交给这个鸟国。鸟国内部没有剥削，人人劳动，没有贫富之分。

古希腊的《伊索寓言》是西方寓言的典范和主要源头。“故事大王”伊索是古希腊寓言的讲述者和整理者的代表人物，古希腊人是用“伊索寓言”泛指希腊所有的寓言。《伊索寓言》经过世代的传承、汇编与修改，不仅包括了古希腊寓言，也融入了亚洲、非洲故事。[31]《伊索寓言》到十七世纪基本定型，共有300多个故事。《伊索寓言》中有“农夫和蛇”、“狼和小羊”、“狐狸和葡萄”、“鹰与蜣螂”、“农夫和儿子们的争吵”、“打破神像的人”、“龟兔赛跑”、“乌鸦和狐狸”、“狼来了”、“生金蛋的鸡”等故事。《伊索寓言》是西方寓言的始祖和后世寓言创作的蓝本。拉封丹（La Fontaine ，1621-1695）的“龟兔赛跑”、克雷洛夫（Kryilov，1768-1844）的“狐狸和葡萄”等都取材于《伊索寓言》。拉封丹还把自己的寓言集命名为《拉封丹先生用韵文写成的伊索寓言》。[32]古希腊的伊索寓言和法国的拉封丹寓言、俄国的克雷洛夫寓言并称为世界三大寓言。

《伊索寓言》的特点是通过类型化的动物隐喻某种人性或现象。《伊索寓言》中大部分角色是拥有某种典型特征的动物，比如：狼代表凶暴，狐狸代表狡猾，驴子代表笨拙，兔子代表胆怯，蛇代表狠毒，羊代表温驯。但是，《伊索寓言》并没有把类型化变成单一化和概念化。同样是狼，在“狼和小羊”里，“狼”是凶暴专横的化身；但是在“狼和狗”里，“狼”宁可忍饥挨饿也不愿意像“狗”一样生活在人的屋檐下，这时“狼”就成了追求自由的形象。拟人化在《伊索寓言》中得到了充分发展。

古罗马时代主要是对伊索寓言的整理，同时出现了世界第一部寓言小说：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原名《变形记》）。《金驴记》全书有11卷，每卷有数十篇，一共是351篇连贯的故事。

西方寓言在古希腊、罗马生成以后，以接力棒式的传播方式传遍欧洲。在中世纪时期，法国是寓言兴盛的中心，代表作有长篇动物寓言史诗《列那狐的故事》。《列那狐的故事》由众多小故事组成。在狐狸列那的王国，统治者是狮子诺勃勒，国王手下有几个贵族：狼伊桑格兰、熊白鲁因和猫特保。王国中还有公鸡、狗等弱小动物。列那狐是上层市民阶级的代表，而又具有封建骑士的特点。它一方面和豪门贵族进行斗争，经常用智慧战胜对方，甚至愚弄狮王，表现了新兴市民阶级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另一方面，它又残害弱小动物，表现了上层市民阶级的剥削本质。[33]

意大利诗人但丁（Dante，1265-1321）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但丁将他的《神曲》看作是一部“寓言式”作品，《神曲》的主旨是：“从寓言来看全诗，主题就是人凭自由意志去行善行恶，理应受到公道的奖惩。”[34]

十七世纪欧洲最发达的国家是英国和法国，寓言的中心也是英国和法国。法国寓言的代表人物是寓言诗人拉·封丹，他的代表作是十二卷的《寓言诗》。《寓言诗》被誉为“不同年龄、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的通用的教科书”。其中最著名的寓言是“磨工卖驴”，讲一个磨工和儿子一起到集市上卖驴，无论他们两人抬着驴走，还是儿子骑着驴、父亲骑着驴、两个人骑着驴，或是两人跟在驴后走，他们都要受到路人的批评。换来换去，最后两父子觉悟到：“我们按自己的方式，不要听别人的批评”。英国寓言的代表作品是班扬（Bunyan，1628-1688）的宗教寓言《天路历程》，这部长篇小说被誉为“英国文学中最著名的寓言”。这部英文作品中最成功的宗教寓言的主旨是号召人们遵循基督教义，并通过不断战胜自身弱点与身外的邪恶来获得拯救。

十八世纪，德国出现一位寓言理论家莱辛（Lessing，1729-1781）。莱辛是戏剧作家、文学理论家和寓言作家、寓言理论家。莱辛年轻的时候写过华丽的诗体寓言，但他后来认为最好的寓言是质朴而准确的。他反对拉封丹的诗体寓言，特别是反对拉封丹的追随者们过分雕琢的诗体寓言。1759年，莱辛出版《寓言三卷集》，一共收纳散文寓言90篇，另附有5篇讨论寓言理论的文章，包括《论寓言的本质》、《论寓言中采用动物》、《论寓言的分类》、《论寓言的写作》、《论寓言在学校中的特殊功用》。

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崛起，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就是俄罗斯寓言家克雷洛夫。克雷洛夫一生发表二百多篇寓言，他的特点是用寓言抨击黑暗的现实，代表作有“天鹅、梭子鱼和虾”、“野兽的会议”、“蜻蜒和蚂蚁”、“鹰和蜜蜂”、“狼落狗舍”、“农民和河”、“鱼的跳舞”。克雷洛夫提高了寓言的战斗力。另外，教育家乌申斯基在1864年编纂的教材《祖国语言》中也收有数篇寓言。文豪托尔斯泰在1872年编写的《启蒙课本》搜集了印度、欧洲和俄罗斯的民间寓言89则，用以教育儿童。他反复修改了二十多遍，说：“它是我一生唯一的重要事业”。[35]

二十世纪，寓言创作取得突出成就的是美国，出现了瑟伯（1894-1961）的《当代寓言集》。瑟伯用古老的动物故事表达西方现代人生哲学，这个办法被视为二十世纪的寓言创作的第一个特点。在寓言“勤勤恳恳的猎狗”中，作者嘲笑了一只忠于职守的勤勤恳恳的猎狗，盲目的义务感使它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分辨真伪的能力，把假罪犯当作真罪犯，死心塌地的追求荣誉又使它失去了对生活和美的享受。与赞美忠诚、勤恳的传统美德不同，这篇现代寓言呼吁的是独立思考与判断、享受生活的现代思想。美国教育家李维斯（R. Reeves）所写的寓言故事“动物学校”在教育界传为经典寓言，这则寓言所表现的是一种现代教育观念。[36]二十世纪的寓言的第二个特点是与现代主义文学的结合，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对寓言手法的借用。《动物庄园》、《1984年》、《蝇王》、《青鸟》、《等待戈多》、《鼠疫》、《第二十二条军规》、《老人与海》等都是寓言性的小说或戏剧。其中，奥地利的小说家卡夫卡（F. Kafka，1883-1924）不仅专门写过一些短篇寓言，并且，他的小说都可以视为现代寓言小说，包括三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和短篇小说《变形记》等。

西方的寓言所反映的是一种商业文明，它要求交流、求新和冒险。而中国的寓言反映的是一种农业文明，讲究稳定和实用，政治伦理色彩很重，重视治国、修身、学习，重视历史和人事关系。

无论是中国先秦诸子，还是古希腊的哲学家、悲剧作家和诗人，或是所有的神话，都讲究通过寓言的方式来说理或表达。柏拉图曾在《国家篇》里用“日喻”、“线喻”和“洞喻”来论证他建立的“理念世界”。寓言思维是与神话思维同样古老的思维，它们是一种“隐喻思维”。古希腊哲学家非常重视寓言。据《伊索寓言》英译本序言中介绍，苏格拉底身陷囹圄等待处决时，曾打算将若干伊索寓言用诗体形式加以改写。柏拉图的《对话录》里也曾数次提及伊索。而亚里士多德及其信徒堪称伊索的知音。亚里士多德的再传弟子德米特里厄斯将伊索寓言汇集成编，成为嗣后几个世纪的范本。[37]

寓言故事是一种被教育认可的叙事。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在雅典的学校里，低年级用寓言启迪儿童的智慧，高年级用寓言训练修辞。[38]《伊索寓言》被作为一种教材的做法后来被罗马继承。在清末明初，中国教育界也开始接受西方的经验，把寓言引入儿童读物和课本。1900年出现了专门供儿童阅读的寓言故事集《中西异闻益智录》，相当于古代的《三字经》、《千家诗》等启蒙读物。第二年，寓言进入了小学教材。此后，寓言在基础教育的语文学科中一直占据着重要席位。

但也有人认为寓言不宜做儿童读物：“卢梭在《爱弥儿》（Emile）卷二里反对小孩子读寓言，认为有坏心术，举狐狸骗乌鸦嘴里的肉一则为例，说小孩子看了，不会同情被骗的乌鸦，反会羡慕善骗的狐狸。要是真这样，不就证明小孩子的居心本来欠好吗？小孩子该不该读寓言，全看我们成年人在造成什么一个世界、什么一个社会，给小孩子长大了来过活。卢梭认为寓言会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复杂了，失去了天真，所以要不得。我（钱钟书）认为寓言要不得，因为它把纯朴的小孩子教得愈简单了，愈幼稚了，以为人事里是非的分别、善恶的果报，也象在禽兽中间一样的公平清楚，长大了就处处碰壁上当。”[39]

寓言不强行灌输道理，而是以故事寄托道理。每一个故事中的道理到底是什么，寓言不做规定。有些寓言会有一些提示，但文字上的提示只是寓言记录者的意见。故事中包含的道理要靠每个人亲自体验与解读，而无法由他人写出或教给。狐狸骗乌鸦的故事既公布了狐狸的狡猾，也公开了乌鸦的愚蠢。听故事的人无论同情乌鸦还是羡慕狐狸，都受到了教育：一种是“德育”，一种是“智育”。

至于钱钟书，表面是在批评伊索寓言，实则影射现实。他讲了一个伊索寓言中的天文家的故事：天文家仰面看星象，失足掉在井里，大叫“救命”；他的邻居听见了，叹气说：“谁叫他只望着高处，不管地下呢！”钱钟书的议论是：只向高处看，不顾脚下的结果，有时是下井，有时是下野或下台。不过，下去以后，决不说是不小心掉下去的，只说有意去做下属的调查和工作。

所以钱钟书说的明白：寓言“不宜做现代儿童读物”。因为与寓言世界里的是非分明相比，成年人所造成的这个“现代社会”太复杂，人反而不如寓言里的禽兽公平清楚。



三、哲学故事

不少哲学书会以故事的形式表达哲理，比如阿里斯托芬的《云》、柏拉图的“洞穴”的故事、“金银铜”的故事，孟子的“揠苗助长”的故事，等等。

阿里斯托芬的《云》中的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完全不同。前者是思想、言说和行为皆疯狂的苏格拉底，是还没有转向“思想要癫狂，言、说、行要温良”的苏格拉底。

阿里斯托芬的《云》的主要情节是：斯瑞西阿得斯陷入巨债而无法还债。他希望他的儿子去做苏格拉底的学生，以便学会任何在法庭上发言（狡辩术）而赖帐。他的儿子学成之后，果然学会了言说的技艺。斯瑞西阿得斯有恃无恐，不仅拒绝还债，而且还侮辱债主。但是，斯瑞西阿得斯没想到，他的儿子在利用自己的言说的技艺帮父亲赖帐的同时，也经常与父亲发生争执。更严重的问题是，他不仅总是能够用言说的技艺击败父亲，而且他还动手打他的父亲，然后，再用自己的言说的技艺“证明打父亲合乎正义”后来，他甚至申言他也有权打母亲。斯瑞西阿得斯自责追悔，“并将愤怒转向苏格拉底及其学校”。作为报复，斯瑞西阿得斯焚毁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所。[40]

阿里斯托芬的《云》一直成为思想史尤其史政治哲学史上的经典故事。它显示，那时的苏格拉底还没有认识到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冲突的根源。这一转变是从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苏格拉底开始的。也因此有人认为，“阿里斯托芬的《云》是对苏格拉底的攻击。”[41]

挪威的中学教师贾德（Gaarder, J.）的《苏菲的故事》[42]则以“故事”的方式直接讲述“西方哲学史”并因此而畅销。14岁的少女苏菲放学回家，收到了两封神秘的信——“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43]从这一天开始，苏菲不断接到神秘的来信，在一位神秘导师的指导引下，苏菲开始学习哲学。

在所有的童话故事中，比较深刻而又可爱的故事是圣·埃克絮佩里（Saint-Exupéry ，1900-1944）的《小王子》（Le Petit Prince，1943）。作者说，这是一部“给成人看的儿童书”。这部“给成人看的儿童书”，几乎可以视为一部“哲理小说”或“哲学故事”。







第三节  教育小说的类型





最初，小说只是一种寄托和娱乐，它只想讲一个故事而无意承担任何任务。小说没有做出过任何遵守法规或宣传福音的承诺，它可以说任何它想说的，甚至常常间接地披露了“违反法规的多种手法”。[44]因此，小说常常是父母禁止孩子接触的“毒品”。

而另一方面，出色的小说虽在讲述凡间的故事，实际上已经超越尘世的纷争与离合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关怀起人类的精神与命运。

这里谈论的教育小说包括广义的教育小说和狭义的教育小说两类。广义的教育小说意指所有小说，因为小说本身就拥有教化的功能。出色的小说总是隐含了人生、道德以及教育的大道理。用杜威的话说：“艺术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45]正是从这个思路出发，梁启超当年期待中国“新民”的诞生时，把“新民”的希望移交给“文学革命”。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小说界革命”，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他把小说界革命与新民救国、改良群治视为共同的事业，重视小说的薰染、浸润、刺激和提升的教化力量。

狭义的教育小说即德语的Bildungsroman和英语的initiation stories。《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对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的界定是：“德国小说的一种，专门描写一个人的性格形成时期的生活。有时也称‘性格发展小说’。第一部教育小说是歌德《威廉·迈斯特的学徒时代》（1795－1796）。它至今仍是这种小说的典型范例。” [46]

狭义的教育小说又分为两种：一是学校教育小说或家庭教育小说，这类小说讲述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的故事。如卢梭的《爱弥儿》、裴斯泰洛齐的《林哈德与葛笃德》。这类小说的作者可以视为“教育家中的文学家”；二是“成长小说”，指描写某个人物在成长的关键期经历磨难和困惑进而逐渐成熟的小说，比如歌德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在成长小说中，教育的场景从学校转向社会，教育者通常不再是教师或家长而是生活本身，成长的方式也不再是受教师或家长的影响，而是自我教育。这类小说的作者可以视为“文学家中的教育家”。



一、广义的教育小说

中西方教育小说的源头是原始社会的神话和传说。[47]近代的小说大多是对民间故事的文字记录，原创性相对较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私人生活空间的出现，现代小说兴起。在前现代的社会，人们听故事和讲故事。而现代人主要是读小说、看电影。

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故事和童话故事是公共的、口传的故事，而小说是在故事之上的个人的加工与创作，既包含故事的内核，也看重写作者的个人化言说和艺术化书写。小说对故事的传承是一种叙事教育的传承，故事向小说的转变是一种从“冒险的叙述”到“叙述的冒险”的转变。[48]

从汉魏六朝到唐朝以前，是中国小说的童年时期。这一时期的小说缺少艺术性，但已确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两大主题：以干宝的《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小说（描写鬼神怪异的小说）和以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的志人小说（描写人物的逸闻琐事的小说，也称轶事小说）。

唐朝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繁盛为小说创作注入了活力，使其脱离历史记载或说神论鬼而成为着眼世俗生活的文艺创作。唐代小说为志怪小说的变异，虽也是依传说而作，有猎奇之意，但“施之藻绘”，“扩其波澜”，“篇幅曼长”，“记叙委曲”，“实唐代特绝之作也”，被称为“传奇文”。[49]唐代传奇小说的产生，标志着我国小说的发展已趋于成熟。现存的唐代传奇小说大都收在《太平广记》里，其中最著名的是元稹的《莺莺传》。

传奇小说到宋代逐渐衰落，平话取而代之。“然在市井间，则别有艺文兴起。即以俚语著书，叙述故事，谓之‘平话’，即今所谓‘白话小说’者是也。”[50]这些白话小说由说书人根据民间传说加工而成，并形成了文字形式的“话本”。在宋以前，中国小说多为文言短篇，宋代话本的出现使白话长篇小说也跻身主流。中国小说发展史自此呈现出文言和白话交相辉映的态势。

宋代的话本经过后世文人加工变成了后来的话本小说和演义小说，至元代和明代发展出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51]话本小说带有说书人的语言风格，以描绘扣人心弦的情节、塑造生动活跃的人物见长，所以深受欢迎，流传甚广。《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给读者既带来娱乐的消遣也带来教育的影响：“途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频蹙眉，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52]

同时，宋代文言短篇小说进一步发展，分化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传奇文的余绪；二是志怪体，这是志怪小说的延续；三是笔记体，这是志人小说的演化。

明代小说承袭了宋代小说的题材和形式，也延续了志怪、志人的脉络。明初，历史题材的神异小说、英贤小说、武侠小说盛行，它们是以流传下来的“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八仙过海”、“封神传”、“杨家将”、“白蛇传”等故事为蓝本进行加工创作的小说；[53]同时，“人情小说”（或称“世情书”）兴起，描写“悲欢离合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54]其中著名的是《金瓶梅》；及至明末，出现拟宋代的话本小说而作的通俗小说，描摹“世态人情之岐”。著名的是“三言”和“二拍”，包括《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语言生动，道理浅显，意在“触里耳而振恒心”。[55]

清代是文言小说的中兴时期，演绎了中国古典小说最后的繁华，也显示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最高成就。清代的小说花样繁多，首先是出现了志怪小说的集大成者《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的作者蒲松龄曾做过私塾教师，这本志怪小说在趣味之外，也有训蒙的成分。[56]然后是讽刺小说和人情小说。人情小说发于唐，至清有曹雪芹的《红楼梦》，“异军突起，驾一切人情小说而远上之，较之前朝，固与《水浒》《西游》为三绝，以一代言，则三百年中创作之冠冕也。”[57]此外有侠义小说和谴责小说，前者如《儿女英雄传》和《三侠五义》；后者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

中国现代小说的诞生的标志性事件是：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杂志。那一年，《新小说》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梁启超本人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它被公认为是“新小说”的第一部作品。梁启超本人也被公认为“小说界革命”的领袖。但“小说界革命”并非无缘由地突然 “爆发”，在梁启超之前数十年间，有两股力量支持了这场革命的发生：报纸的力量和外国的力量。

1872年申报馆创立。这家现代传播机构在报纸上刊载原创或翻译的小说作品，并采用新式印刷技术出版传统小说。报纸的加盟扩大了小说的受众面积，也影响了小说作者的创作方式。[58]

十九世纪，大批基督教传教士来到中国，参与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些传教士在其中国助手的帮助下，用中文写作或翻译小说，称之为“传教士小说”。 [59] 传教士小说对中国小说现代化产生的影响不亚于当时的汉译世俗小说。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受到了传教士小说的影响。[60]

另外，部分外国世俗小说也被译为中文。其中著名的汉译小说有《小人国游记》（即《格利佛游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即《艾凡赫》）、《块肉余生述》（即《大卫·科波菲尔》），译者是林纾。这些翻译小说题材广泛、艺术手段多样，注重描写人生和刻画人物的个性，它们的“东渐”是对中国传统小说的冲击。

支持“新小说”的直接力量来自一位在上海工作了三十余年的英国人傅兰雅（J. Fryer，1839－1928）。傅兰雅在上海创办了格致书室，并致力于中国小说的发展。“1895年5月，在梁启超的《新小说》出版之前7年，他发表公告，举办了一次新小说大众竞赛，并在报纸杂志上做了广告。有七名参赛者获奖，其作品计划公开出版。傅兰雅还提出，可能要长期雇用获奖者作为小说作者。他在竞赛中寻找的是有社会意义的小说，必须对他眼中的中国社会的‘三弊’——鸦片、时文和缠足予以抨击并提出救治办法。”[61]中国人自古就明白小说的劝诫功能，但傅兰雅把小说推向了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的高度，他把这个从十九世纪英美小说中得来的概念介绍给了中国。

傅兰雅将他心目中的小说称为“时新小说”，梁启超理想中的小说也是“新小说”。“时新”或“新”正是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的特点。“时” 即反映时事，立意点破中华积弊以求启民智、国富强；“新”就是摆脱旧套，采用新式文字，借鉴西方小说的写作风格。[62] 1918年发表于《新青年的》的《狂人日记》可称得上是一篇“时新小说”。

中国现代小说在前进中背负了太多意识形态的“伤痕”而离小说的本真越来越远。夏志清在评价中国现代小说家时说：“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大概只有四个人凭着自己特有的性格和对道德问题的热情，创造出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他们是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63]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忧患的时代精神导致中国小说家醉心各种“问题与主义”，而缺少对人性、个性的探讨；更深一层则在于中国小说家缺少宗教的“原罪”意识、忏悔意识和对人生之谜的敬畏感。[64]

一部小说可以看作是一场对人性和人生的充满敬畏的讨论，除了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之外，慎重地参与了这场讨论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应该还有许地山、贾平凹、金庸、王蒙、王朔、王小波、余华、王安忆，等等。

在西方，“小说”这个术语得以充分确认是在十八世纪末。[65]为之做出贡献的是被誉为现代小说之父的英国小说家笛福（D. Defoe，1660－1731）、理查逊（S. Richardson，1689-1761）、菲尔丁（H. Fielding，1701-1754）。他们最早避开神话和典故的“资源库”，而把“创作对象确定在个体的人所经历的具体事件上，让个体经验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首次让文学创作稳稳地落在人们实际的生活世界这一坚实的土地上。”[66]他们的小说处在十八世纪英国的社会关系的中心：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719年）不止是一部冒险小说，而且是一部经济个人主义和清教个人主义的宣言；理查逊的《帕美拉》不只是一部爱情小说，而且是一部讨论女性的道德与自由的论文；菲尔丁的《汤姆·琼斯》不止是一部弃儿的成长小说，而且是一次作者试图开拓读者的道德感的试验。十八世纪的启蒙运动思想家也创作了优秀的小说，包括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寓言体启蒙小说《老实人》、卢梭的书信体爱情小说《新爱洛绮丝》等。

十九世纪的小说界不仅产生了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莫泊桑、契诃夫和欧·亨利，更涌现了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司汤达、乔治·桑（1804-1876）、大仲马、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勃朗特姐妹（C. Bronte，1816-1855，E. Bronte，1818-1848，A. Bronte，1820-1849）、乔治·艾略特（G. Eliot，1819-1880）、霍桑、麦尔维尔（H. Melville，1819-1891）、马克·吐温（M. Twain，1835-1910）、亨利·詹姆斯（H. James，1843-1916）等众多杰出的小说家。他们的作品经受了几个世纪的考验，在我们这个世纪被奉为“古典名著”。

十九世纪的小说家们以各自掌握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哲学材料构筑了规模宏大的小说世界，这个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沉思：巴尔扎克是“历史的抄写员”；雨果的《悲惨世界》在思考“忏悔”，《巴黎圣母院》在思考“神灵”；托尔斯泰的《复活》在思考人类的“罪”与“赎罪”，《伊万·伊利奇之死》在思考“死亡”；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思考“激情”；狄更斯则在《大卫·科波菲尔》、《远大前程》、《雾者孤儿》中“向那些被世人遗忘得太久、虐待得太久的人行一下按手礼，……他们在经受了苦难的千锤百炼之后仍然保持了自己的本色。”[67]艾米莉·勃朗特在《呼啸山庄》中表达了一种与人类对峙、几乎要打败人类的力量。[68]霍桑在《红字》中提示人们：“邪恶并不存在于人的生命体之外，而是一直藏匿于人的内心深处……人是他自己的囚徒”。[69]麦尔维尔的《白鲸》写了一个失败的英雄，英雄的故事由死亡开始，至死亡结束。

在“上帝死了”的喊叫声中，二十世纪的开场有些失魂落魄。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学说并没有缓解这种状态，但却把人从形而上的道德探讨中回转到纯粹的对人本身的解析。二十世纪的小说家“在摸索中试图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一面”：毛姆（W. Maugham，1874-1965）的“人性的枷锁”、茨威格的“心灵的焦灼”、劳伦斯（D. H. Lawrence，1885-1930）的“情人”、伍尔芙（V. Woolf，1882-1941）的“灯塔”、福克纳（W. Faulkner，l897-1962）的“喧哗与骚动”、海明威（E. Hemingway，l899-1961）的“丧钟为谁而鸣”、辛格（I. Singer，1904-1991）的“傻瓜”、萨特的“恶心”、加缪（A. Camus，1913-1960）的“堕落”、昆德拉（M，Kundera，1929- ）的“可笑”、马尔克斯（G. Marquez，1927- ）的“孤独”，以及被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的普鲁斯特（M. Proust，1871-1922）、乔伊斯（J. Joyce，1882-1941）、卡夫卡的时间与异化。

小说一直守护着人类，特别是容易迷失在现代生活中的现代人。正如昆德拉所说的这样：“假如说哲学与科学真的忘记了人的存在，那么，相比之下尤其明显的是，多亏有塞万提斯从而形成了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这一伟大的欧洲艺术正是对被遗忘了的存在进行探究。事实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分析的所有关于存在的重大主题（他认为在此之前的欧洲哲学都将它们忽视了），在四个世纪的欧洲小说中都已被揭示、显明、澄清。一部接一部的小说，以小说特有的方式，以小说特有的逻辑，发现了存在的不同方面：在塞万提斯的时代，小说探讨什么是冒险；在塞缪尔·理查逊那里，小说开始审视‘发生于内心的东西’，展示感情的隐秘生活；在巴尔扎克那里，小说发现人如何扎根于历史之中；在福楼拜那里，小说探索直至当时都还不为人知的日常生活的土壤；在托尔斯泰那里，小说探寻在人作出的决定和人的行为中，非理性如何起作用。小说探索时间：马塞尔·普鲁斯特探索无法抓住的过去的瞬间；詹姆斯·乔伊斯探索无法抓住的现在的瞬间。到了托马斯·曼那里，小说探讨神话的作用，因为来自遥远的年代深处的神话在遥控着我们的一举一动，等等，等等。从现代的初期开始，小说就一直忠诚地陪伴着人类。它也受到‘认知激情’（被胡塞尔看作是欧洲精神之精髓）的驱使，去探索人的具体生活，保护这一具体生活逃过‘对存在的遗忘’；让小说永恒地照亮‘生活世界’。”[70]

小说的智慧取决于小说家的智慧和读者的智慧。[71]一部“善”的小说来自小说家与读者对人生和人性的共同关注：

劳伦斯的《查特莱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1928）谈论的是 “身体”的秘密，这部小说可以构成“身体教育”的某个章节。这个完整的身体的故事包括三个阶段：身体的原始情欲、身体的压迫与反抗、身体的合法化。查特莱夫人康妮是一个健康的年轻女性，但新婚的丈夫却在战争中残废，丧失了性能力，依靠轮椅行走。他的“身体”完全退化，成为一个机械、冷血、空洞的人。日渐枯萎的康妮遇到了护林工人梅勒斯并与之相爱，他们在森林、木屋、月光和雨中感受身体的狂欢。经过一番为争取合法化的争斗，两人终于有希望走到一起。但是，身体在战胜了制度和理性之后，接下来遇到新的问题：康妮和梅勒斯冲破所有阻碍终于成了合法的夫妻，终于可以拥有一间独立的房子自由地生活，但是他们也可能因此再也找不到在幽暗的木屋、在月光下、在雨中的狂欢感。这是一个遗憾，但不是康妮和梅勒斯两个人的遗憾，它是整个人类的身体的永远的苦痛。

米切尔（M. Mitchell，1900-1949）的《飘》（Gone with the Wind，1936）是一部充满人性魅力的小说。斯佳丽、巴特勒、阿希礼和玫兰妮四个人代表了全部的人性。16岁的少女斯佳丽心仪阿希礼已久，他却与玫兰妮结婚了。美国南北战争爆发，阿希礼参战，斯佳丽与美兰妮住在一起。她们多次得到瑞德·巴特勒的帮助，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回到已经破败的庄园。为了一家人的生计，斯佳丽拼命劳动，想尽办法重振庄园。斯佳丽一直没有得到阿希礼的爱情，而巴特勒从来没有放弃追求她。直到彻底伤害了巴特勒，斯佳丽才明白他说过的话：她和巴特勒是一样的人。他们两个人代表人心中的最有战斗力的那部分品质：巴特勒代表了智慧，斯佳丽代表了勇敢。而阿希礼和玫兰妮则代表人心中最平和的部分：阿希礼代表了高贵，玫兰妮代表了宽容。



二、学校教育小说

教育叙事的原初动力来自于批判与革新。批判与革新正是学校教育小说的先驱——《巨人传》和《爱弥儿》所表达的主题。

拉伯雷的《巨人传》创作于文艺复兴时期，是批判腐朽的经院教育、推崇人的创造力的象征小说。巨人象征了健康、高尚、追求真理的新人，父子两代人的受教育结果象征了经院教育必然让位于人文主义教育，特来美修道院象征人文主义的理想社会，这座修道院唯一的院规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所有的人可以正大光明地结婚、称心如意地发财，自由选择和创造自己的生活方式。[72]

卢梭的《爱弥儿》的副标题是“论教育”，它是典型的教育小说。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考察了“自然人”、“人的自然状态”的美好生活，又在《社会契约论》中倡导“自然人”交出自己某些权利而向“社会人”转换，从“个人”走向“公民”。“自然人”的美好生活如何可能？“自然人”如何转向“社会人”？卢梭在《爱弥儿》这本教育小说中以虚构的方式提出了他的思想实验方案。这本教育小说虽然只是一种思想实验方案，但是，它并非没有现实的经验基础。这本教育小说的主要根据来自卢梭本人的亲身经验。这本教育小说与他的教育自传《忏悔录》暗含了某种呼应关系。“尽管让‐雅克与爱弥儿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从两部作品的情节发展方面仍有可能辨认出一些明显的平行对应。”[73]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是卢梭的追随者，他创作的《林哈德与葛笃德》（1781-1787）以小说的形式记录了自己的教育实验和社会改革。泥水匠林哈德的妻子葛笃德是一位贤惠开明的农村妇女，她担负着对七个子女及邻家七个孩子的教育之责。在发现了家庭教育的局限之后，葛笃德开办了新式学校。通过一个母亲式的教师的实践，作者表达了自己的乡村教育、自然教育、情感教育的理想。

意大利作家亚米契斯的教育小说《爱的教育》（Cuore，1886）是一部日记形式的教育小说，共100篇文章，由三部分构成：意大利四年级小学生安利柯的十个月的日记、他的父母在他日记本上写的劝诫性的文章、十则老师在课堂上朗读的小故事，包括《少年笔耕》、《寻母三千里》、《爸爸的看护者》等。小说描述的是充满爱的教育，这也正是它感动无数孩子和家长并引人深思的地方。

在中国的宋朝，由于三次大规模的兴学运动促成了宋代教育的昌盛，在宋代笔记体小说中首次出现了一批狭义上的教育小说：学校教育小说或家庭教育小说。[74]

这些教育小说的内容以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为主，篇幅短小，仅选取生活中的片断故事，论述亲子教育、官学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素质、家校沟通等问题。如其中一篇母亲教育孩子如何对待不义之财的故事：[75]



唐常侍李景让母郑氏，性严明，早寡，家贫，居于东都。诸子皆幼，母自教之。宅后石墙，因雨隗陷，得钱盈缸，奴婢喜，走奔告母。母往焚香祝之曰：“吾闻无劳而获，身之灾也。天必以先君余庆，矜其贫而赐之。则愿诸孤它日学问有成，乃其志也。此不敢取。”遽命掩而筑之，三子皆进士及第。



清代出现了一部明确以教育为题材的长篇章回小说：李绿园的《歧路灯》。小说表达的教育观念是：人一生的成败全在少年，而指引少年不走歧路的明灯是“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古训。整部小说讲的就是谭绍闻从背离到遵守、践行这条古训的浪子回头的故事。另外，出现了百余篇短篇“教育小说”，分散在《聊斋志异》、《阅微草堂笔记》、《今世说》、《北东园笔录》等小说集中，内容涉及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比如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中有《塾师事》、《溺爱害子事》、《孝子教育感化盗贼事》等。[76]

二十世纪初，中国现代教育体制确立。郁达夫、张天翼、包天笑、金溟若等“五四”新文学作家在《教育杂志》的“教育文艺”栏目等处发表教育小说，内容涉及学校教育制度、师生交流、学生生活、学科学习等具体问题。其中作品最多、成就最高的是叶圣陶，他被夏志清赞为“新文学运动以来，写教育小说最早最勤的一位”。[77]叶圣陶曾做过近十年的小学教师，又曾做过中学和大学教师，在教书的同时创作了几十篇有关教育教学和学校故事的短篇小说。作者在小说中揭露教育问题，在批判中寄予自己的教育理想。[78]

叶圣陶创作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倪焕之》集中了作者一生的教育理想。作者将其体现在新青年倪焕之的事业、婚姻、家庭生活和革命斗争中，使之成为一部成长小说。同时代的成长小说还包括巴金的《家》、柔石的《二月》、郁达夫的《沉沦》、[79]张天翼的《包氏父子》、钱钟书《围城》、鹿桥的《未央歌》、老舍的《二马》、路翎的《财主的女儿们》等。建国后一段时期革命成长小说涌现，比如茅盾的《虹》、杨沫的《青春之歌》、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等。

《文心》（1933）是夏丏尊和叶圣陶为中学生创作的一部用小说体裁讲解语文知识的课外辅导读物。小说的人物包括学生、教师和家长，他们共同营造了一个开放、和谐的学习氛围。小说借父亲或老师之口，表达了作者对语文学习的目的和习惯、阅读的书目与方法、写作文与日记等问题的思考和建议，并将这些思考和建议融入所创设的小说情境中。

在文学中讽刺教育现状、描绘教育理想，这是教育者表达思想的另一条道路。



三、成长小说

类似于我国“五四”时期提倡的“文学革命”，席勒（J. Schiller，1759-1805）、歌德等德国启蒙文学家也曾寄希望于通过发挥文艺的审美教育作用来纯净人性，改良社会。歌德历经二十年创作的《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标志着以成长为主题的教育小说的诞生。

《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中的迈斯特出身于富商家庭，趁一次外出收帐之机离家出走。出于自幼对戏剧艺术的喜爱，他成为了剧院的演员。在经历了事业和感情的失败后，他离开舞台，参加了一个由有志之士组成的会社，接受了智者的教导。从此，迈斯特走上了积极的人生正道，彻底清除了身上的庸俗市民气，并与一个精神美好的女孩结为夫妻，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德国教育小说的重心不在学校教育或家庭教育，而是在于儿童或青年在社会生活的磨砺中逐渐成熟。德国的教育小说引导了西方成长小说的传统。

这种传统还可以追溯到更远的年代。在远古的神话与传说中，神子或英雄的成长必须经受神圣的考验。他的力量、智慧和德行在与邪恶、诱惑的较量中发展起来，他才能够被他所属的群体接受，成为真正的神或英雄。这是成长小说的一个原型。

成长小说的另一个原型在《圣经》中。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里无忧无虑的生活象征着人类的童年。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遇到两个诱惑：偷吃禁果，获得智慧。这代表儿童产生了反抗成人、渴望长大、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的愿望。反抗与长大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离开家园，为生存而劳动，同时忍受痛苦，承受羞耻。并且，一旦踏上成长之路，便不能反悔，他们将要生儿育女，为人父母，不能再回到孩子的状态。

这些故事为成长小说提供了一套典型的成人仪式：反叛与出走；考验与磨难；顿悟、失去天真与成熟。这代表了人类共同的成长历程，成长小说基本上遵循这个情节模式。例如：

沃尔夫（T. Wolfe，1900-1938）的《天使，望故乡》（Look Homeward, Angel，1929）是一篇自传体小说。尤金·格兰特出生在一个“乌烟瘴气的家庭环境”，这使他在家庭中变成一个精神上的“异乡客”、“陌生人”。敏感聪慧的他通过到远方读书来逃离家庭，希望走出去以找回自我。在旅程中他获得了顿悟：“人并不是因为生活枯燥而逃避生活，但生活却会逃离人，因为人不够伟大。”[80]

戈尔丁（W. Golding，1911-1994）的《蝇王》描写一群困在荒岛上的少年在没有任何约束和监控的状态下，渐渐分裂为两派：一派代表理智与文明，一派代表野蛮与邪恶。在小说里，邪恶杀死了文明并最终自我毁灭。《鲁滨逊漂流记》时代是人战胜自我、战胜自然的时代，《蝇王》则把人类驱赶到荒岛上反思自己的罪恶，包括青少年内心潜在的恶。

塞林格（J. Salinger，1919- ）的《麦田里的守望者》（Catcher in the Rye，1951）是一个名叫霍尔顿的十六岁中学生的自述。霍尔顿对“好好读书，将来挣钱买凯迪拉克”的主流价值观不感兴趣，他感觉到学校里的人都是“假模假式”的，他本人也玩世不恭，满口脏话。他因考试不及格被学校开除后去纽约游荡了一天两夜，看到了成人的猥亵和冷漠之后又回到家中。他顿悟到自己想做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站在悬崖边，把游戏中狂奔到悬崖的孩子捉住。这是他既想长大做事又不愿丧失童心的理想职业。







第二章  教育传记与传记体小说





教育与传记是一对不谋而合的兄弟。教育的实质就是一种影响、引导、支持和激励并由此而使受教育者朝着某种发祥发展、成长。传记则记载了这种展开、成长的具体发生史，同时也因提供了这种发生史而使阅读者见贤思齐或心有灵犀。

传记的功能被界定为：人性的纪念、人生的示范和一种获取知识的手段。[81]教育与传记终将实现它们的联盟：“传记作为教育理论的源泉，作为影响未来的教育模式，作为教育意图实现的媒介。”[82]







第一节  求真的教育传记





如果传记是一架跷跷板，真实与艺术就是跷跷板的两端，此上彼下。求真的传记追求写实，字字有凭据，句句讲事实，它遵循“实录”原则：语言质朴无华，事实没有虚假，专写核心事实。诗化的传记心仪诗化，宣扬传记作家的自由精神与文艺情趣，它遵循“艺术化”原则：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个人化的深度解释、“内心”生平的精神传记。



一、从司马迁到胡适

西汉司马迁的《史记》是公认的中国传记的源头。它是一个人对一群人的纪念。从黄帝写至汉武帝，司马迁用传记的方式写出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史记》共有一百三十篇，其中十二篇“本纪”[83]、三十篇“世家”[84]和七十篇“列传”[85]是后世撰写传记的楷模。《史记》的创作糅合了真实性与艺术性，不仅史料充足，而且人物性格特点突出，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86]。因此，《史记》不仅是中国传记文学的源头，也为古代的小说、戏剧、散文提供了叙事典范和人物资源。

紧随《史记》之后，东汉班固的《汉书》、晋代陈寿的《三国志》、南朝范晔的《后汉书》都是纪传体史书，其中也有出色的传记作品。但《史记》之后的史学家们改造了《史记》的传统，把历史与文学分开，走向了历史的道路而离开了传记文学的视野。

古代传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衰落，于唐宋两朝以碑文、墓志铭、祭文、行状、[87]序言等应用文的形式延续了五六百年。这些传记被称为“散传”。这些应用文体传记的特点是篇幅短小、文字精雕细琢、易诵读、抒情性强、人物性格鲜明、传主为同时代人，传记反映“时代精神”。大文学家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范仲淹等人均留有众多散传。据统计，王安石共有祭文、哀辞、神道碑、墓志铭、墓表165篇，行状3篇。[88]

到了明代和清代，无论在形式还是思想上，传记都已经比较接近现代传记。明清之际的传记开始以“传”命名，传记作家们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且文中有追求个性、爱情的清新之气。如《李温陵传》，作者袁中道写了自由洒脱、快意恩仇的明代思想家李贽的一生。这一时期重要的传记作家有宋濂、顾炎武、黄宗羲、方苞等。

梁启超与胡适分别引导了中国近代传记文学的两条道路。他们的传记观都是现代性的，但梁启超所引导的是“史学”之路和“世界”之路，而胡适所引导的是“文学”之路和“个人”之路。

如果说司马迁是古代传记的第一人，那么梁启超则是古代传记的最后一人。他是古代传记过渡至现代传记的桥梁。梁启超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建树，著作等身。他热心推介传记，并创作了《李鸿章传》、《殉难烈士传》和《匈加利爱国者噶苏氏传》、《近世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意大利建国三杰传》、《新英国巨人克林威尔传》等一系列中外名人传记。这些传记在形式上仿效西方传记，在思想上宣传平等、自由，在语言上采用文白相间的“新文体”。

梁启超曾表达过他的传记创作理论：“理想的专传，是以一个伟大人物对于时代有特殊关系者为中心，将周围关系事实归纳其中，横的竖的，网罗无疑。比如替一个大文学家作专传，可以把当时及前后的文学潮流分别说明。此种专传，其对象虽止一人，而目的不在一人。择出一时代的代表人物或一种学问一种艺术的代表人物，为行文方便起见，用作中心。”[89]梁启超的传记理论是一种“时势论”，着重的是历史事实和时代背景。

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政治敏感期，传记作家们选择为历史人物作传，曲径通幽地发表心声。此时出现了朱东润的《张居正大传》、吴晗的《朱元璋传》和林语堂的《苏东坡传》三部巨著，它们都实践了梁启超的传记理论并与梁启超的《李鸿章传》一起，被称为“二十世纪四大传记”。

中国近代另一位传记文学的推广人和写作者是胡适。如果说中国古代传记向现代传记的转型是从梁启超开始的，那么它是由胡适完成的。胡适在中国首次使用“传记文学”一词，并亲自创作了四十余篇传记和传记性文章。其中代表作是《李超传》和《丁文江的传记》。《李超传》刻画了一个“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失败的娜拉”，《丁文江的传记》描写的是“一个受过西方现代教育的新的人的成长”。[90]胡适创作的传记作品（除了早期个别作品外）几乎全部用白话文创作，选择的传主包括古今中外的大小人物，以史学性写法为主，并尝试使用文学的笔法，提出传记可以“给史家做材料，给文学开生路”。[91]

胡适不仅是中国现代传记文学创作的开风气者，也第一个朴素却又“痛心”地提出传记的教育功能。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谈了自己读西方传记的感悟：“近代新医学的创始人巴斯德（Pastur）的传记，是由他的女婿写的，也是一部最动人的传记。……这一科学家的传记，使我这个外行人一直看到夜里三四点钟，使我掉下来的眼泪润湿了书叶。我感觉到传记可以帮助人格的教育。我国并不是没有圣人贤人；只是传记文学不发达，所以未能有所发扬。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损失。”[92]在《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序》中，胡适再次惋惜地感慨：“传记是中国文学里最不发达的一门。这大概有三种原因：第一是没有崇拜伟大人物的风气；第二是多忌讳；第三是文字的障碍。……传记起源于纪念伟大的英雄豪杰，……但崇拜英雄的风气在中国实在最不发达。对于死去的伟大人物，当他刚死的时候，也许送一副挽联，也许诌一篇祭文，不久便都忘了。”[93]

从建国初的革命英雄传记大行其道，[94]到新时期的政坛人物传记、海外风云人物传记、科技文化名人传记、商界人物传记、文体明星传记和平民传记的全面复苏，传记在当代的生活中越来越流行。在空前繁华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良莠不齐，一味迎合时人口味使得部分传记作品在“诗”与“真”的功夫上都欠了一些火候。但传记本身的魅力吸引着人们创作传记、阅读传记，传记的教育功能、文学功能和史学功能越来越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从普鲁塔克到罗曼·罗兰

古罗马普鲁塔克（Plutarch，46？-120？）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是公认的西方传记的源头。普鲁塔克是西方的“司马迁”。他的著作《希腊罗马名人传》共五十篇，记载了从半神话人物一直到一世纪的罗马皇帝的生平。极具哲学修养的普鲁塔克在写作传记时采取的不是“正史”中那种准确记录事件的始末的写法，而是精心挑选最能揭示人物性格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东西，普鲁塔克把它们称为“心灵的证据”。

这就是普鲁塔克的传记观，他认为传记读者“需要知道的是最重要的事情和最美丽的事情”以及“值得铭记的事情”。[95]传记作家不是历史的记录员，而是人物的画师：“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甚至在那些辉煌的事迹中也并不总是完全证明了善与恶的，而且，一句话、一个玩笑，这样的小事往往可以比造成千万人死亡的战争、军队的最大的调动、城市的围攻等更清楚地表现一个人物。因此，正如画家要把面孔或眼神画得很像，对身体的其余部分则很少注意，我也必须让自己主要致力于人们灵魂的特征，以此描绘出每个人的一生，让别人去叙述伟大的战争吧。”[96]

《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保存了许多精彩的故事，多为后人征引。据说莎士比亚写希腊人物的悲剧时就取材于此书。书中《吕库古传》一篇，在叙述斯巴达立法者吕库古（一译莱库格斯）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记载了大量有关斯巴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后世不少教育史著作在叙述斯巴达教育时参考了《吕库古传》中的记载。罗素（B. Russell，1872-1970）在《西方哲学史》中谈及“斯巴达的影响”时也重点参考了普鲁塔克的这篇传记，甚至，罗素把普鲁塔克的影响放在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间：[97]

就中世纪和近代的读者们而论，斯巴达的神话主要地是由普鲁塔克给确定下来的。……在这方面（指人类对希腊的记忆，笔者注）最为重要的，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是柏拉图，在中世纪教会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但是到了文艺复兴以后，当人们开始重视自由的时候，他们却首先转向普鲁塔克。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他的影响在某些方面是好的，在某些方面是坏的；至于有关莱库格斯和斯巴达的叙述，则他的影响是坏的。他所讲的莱库格斯有很大的重要性，我将对它做一个简短的叙述，甚至于不免有一些重复。

事实是传记的关键要素。传记与小说、戏剧、诗歌等其它虚构性作品的分界就在于此。如果丧失了真实，传记本身将不复存在。所以，传记作家在这场追求真实的斗争中尽力完善着装备和防护。

求真首先要抵御的是虚假，包括为哗众取宠而无中生有，或为歌功颂德而包装、神化，以及因材料不足而杜撰虚假的材料。

求真的第二个层次是对虚构的警惕。求真的传记秉持的古训是“事实胜于雄辩”，它自信事实本身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把传主的一生如实讲述，功与过，读者自有评判。

作为中西方传记的始祖，司马迁和普鲁塔克的功力正体现在“实录”精神上：

“司马迁搜集材料是很辛苦的，但使用材料却不多是多多益善，他着力于突出人物的性格，写出那些最有代表性的东西。例如写蔺相如，他抓住了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三件事；写魏公子，他突出了请侯嬴和盗符救赵两件事；写田单他只写了火牛阵一件事。这些人并不是没有其他事情可写，例如田单后来当了齐国宰相，还当过赵国的宰相，但是司马迁都没有写，他认为使田单永垂不朽的是火牛阵，而不是当宰相，他认为要突出这几个人物的性格和精神气质，有这几件事就足够了。”[98]

“普鲁塔克做传时有自己的道德准绳，而这位将军出身的政治家（指埃尔西巴厄迪斯，笔者注）显然不合他的理想，但个人的道德观并没有让他戴上墨镜，专拣性格的污点开刀。一方面他皮里阳秋，另一方面他又能绘事若衡。”[99]

西方现代传记诞生于十八世纪，以约翰生（S. Johnson，1709-1784）的《诗人传》和鲍斯威尔（J. Boswell，1740-1795）的《约翰生传》为标志。

英国作家约翰生的《诗人传》讲述了英国近代一些重要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交织着约翰生对这些诗人的评论。严格说来，这是一部评传，是传记和文论的结合。

评传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人们为了保存某位哲学家的思想而为其创作思想传记。在西方，思想传记或评传的传统一直流传至今。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思想传记或评传已成为一种备受瞩目的研究方法和叙事手段。罗素的著作《西方哲学史》就是以人物思想评传的线索完成了对整个西方哲学史的整理。美国当代教育学者古特克的《教育学的历史与哲学基础：传记式介绍》是在教育学研究中运用传记的方式的一种尝试。

约翰生的生平事迹被苏格兰作家鲍斯威尔写进了传记。约翰生得以青史留名，也得益于这部传记的推动。同时，鲍斯威尔也因创作了《约翰生传》得到“现代传记文学开创者”的称号。《约翰生传》以翔实著称，作为约翰生的朋友，作者将约翰生的生活和性格以文字的形式“逼真再现”。“真实”为《约翰生传》赢得了“世界第一传”的赞誉，也被人列为“世界三大传记作品”之一。[100]

《约翰生传》是一部真实性最高的传记。作者鲍斯威尔作为传主约翰生的朋友，有机会看到一个现实中的约翰生。他的目标就是使传记中的约翰生尽量接近现实中的约翰生。为着这个目标，鲍斯威尔把传记中的事实精确到约翰生所讲的每一句话，那是他在聆听约翰生讲话时（或说话后不久）所做的记录。

但若不适当地追求事实，传记将面临两种尴尬：一是传记变成材料的“仓库”、琐事的“针线筐”，堆砌出的人物没有生命迹象和灵性，读起来艰难；一是传记变成新闻报道或历史著作，人物被淹没在事实中无法现身，读起来也艰难。《约翰生传》虽然在传记界中地位崇高，但一般读者要想读下来，是需要“毅力”的。

在真实与诗化之间，把握得比较均衡的是法国文学家罗曼·罗兰（R. Rolland，1866-1944）。他的《名人传》是二十世纪初的开风气之作。《名人传》包括《贝多芬传》（1903）、《米开朗基罗传》（1906）和《托尔斯泰传》（1911）。这三位来自不同领域的艺术名人是罗曼·罗兰心目中的英雄，他撰写他们的动力来源于让世人“呼吸英雄们的气息”，正如作者在《米开朗琪罗传》的结尾所说：“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他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101]







第二节  诗化的教育传记



在诗化的教育传记领域，有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是周作人以“额如螳螂”描述费名；二是茨威格在他的《世界建筑师》中以天才的想象和音乐节奏般的句子为众多世界名人做传。



一、周作人的“额如螳螂”

周作人曾在一篇关于废名的传记随笔中“简洁”地描写了他“理解”中的废名：“余识废名在民十以前，于今将二十年，其间可记事颇多，但细思又空空洞洞一片，无从下笔处。废名之貌奇古，其额如螳螂，声音苍哑，初见者每不知其云何。”[102]

然而，同样认识废名的汪曾祺对此有不同看法：“1948年我住在北京大学红楼，时常可以看到废名……我注意了他的相貌，没有发现其额如螳螂，也不见有什么奇古。——一个人额如螳螂，是什么样子呢？实在想像不出。”[103]

周作人与废名相交二十年，“常往来如亲属”，而汪曾祺只是偶尔看到废名，他们二人心目中的废名当然是不同的形象。周作人没有采取白描式的写实法，而用了“额如螳螂”四个字形容他眼中的废名。虽然“额如螳螂”推敲起来虚无飘渺，但却深入人心，常被人谈及或引用。原因何在？因为这四个字本身浓缩了对老友的怀念，所以能给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和独特的审美感受”[104]。

这正是二十世纪以后的传记文学的特点：在讲究真实性的同时，更专注于艺术性；在追求外部行为与语言的精细描述的同时，更专注于对人物的内心、人性的钻研和解释。这是传记写作的一个转折。支持这个转折的力量来自新方法（比如精神分析法、直觉法）的开发和传记作家们的文学修炼。



二、茨威格的“世界建筑师”

茨威格（S. Zweig，1881-1942）、莫洛亚（A. Maurois，1885-1967）、特罗亚（H. Troyat，1911-2007）是公认的二十世纪“世界三大传记作家”。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擅长写小说和传记，他的作品以描摹人物内心的情欲冲动著称。罗曼·罗兰称他是一个“灵魂的猎者”。茨威格一生共写了十二部传记，其中的传记人物众多，有王室成员（玛丽·斯图亚特等）、政治权术家（约瑟夫·富歇）、宗教改革家（伊拉斯谟）、航海家（麦哲伦），还有更多的是作家、诗人和心理学家（蒙田、罗曼·罗兰等）。

茨威格在传记创作中更关注于传主的精神世界。他的传记可以看作是一份份迷人的“思想传记”。在《世界建筑师》一书中，共收录了茨威格于1920-1928年间创作的九份传记，包括《三大师》（巴尔扎克（H. Balzac，1799-1850）、狄更斯（C. Dickens，1818-1870）、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魔的搏斗》（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茨威格将他们放在一起，并命名为“世界建筑师”，是因为“这九位精神类型不同的作家以各自不同的风格和特点，用他们的才能和激情为人类建筑了一个丰富多彩的形而上的精神世界，他们是伟大的建筑师。”[105]其中，茨威格把“三大师”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定位为“叙事文学世界创造者的典型”，把“与魔搏斗”的荷尔德林、克莱斯特、尼采定位为“被魔力驱动的悲剧性气质的三种变化形态”，把“三作家”卡萨诺瓦、司汤达、托尔斯泰定位为“在宏观世界和现实世界之外塑造自身微观世界的作家的三个阶段”。[106]茨威格对笔下的传主怀着一种冷静的敬仰。他曾说过，他的传记创作“不是出之文献资料，而是惟一出之自觉的爱去塑造一个命运”，[107]这种“自觉的爱”使他的传记作品读起来惊心动魄、如痴如狂。在传记作品中，茨威格调用的词语和比喻都力图达到让人惊喜甚至产生冲动的效果。他从不使用“已经死去”的词语和比喻，这是对每一位传主的尊重。茨威格传记的另一个一贯的特点是对传主的透视总是单刀直入、直抵心灵。他的传记都是“以对传主的理解为前提：它们不是入门，而是升华，沉淀和提炼”[108]——茨威格也这样要求他的读者。所以，在阅读茨威格的传记作品前，读者需要做的功课是通过其它途径了解传主的“生平”与“作品”。

茨威格的另一部分传记被称为“精神分析传记”。茨威格是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的朋友，并对心理学有着天然的好奇。与弗洛伊德的亲密交往使他更加笃定地投入到对“为情欲所驱使的人的精神世界”[109]的探索中。他对十六世纪苏格兰妇女王玛丽·斯图亚特所作的精神分析方法的传记，是精神分析传记的典范。

另一位运用精神分析的方法写作传记的作家是英国作家斯特拉雷（L. Strachey，一译斯特雷奇、斯特拉奇）。他是第一个把艺术当作传记家的重要责任的人：“传记作为文学来写主要来自于他……在他之后，没有一个传记家敢居于艺术家之外了。”[110]斯特拉雷是“新传记”的发起人，他引发了二十世纪传记创作的新基调与新方法的议论与尝试。

在斯特拉雷看来，传记是“一切写作艺术中最精细、最高雅的”，[111]相对来说，传统的传记过于粗糙、保守和谨慎。斯特拉雷介绍了传记创作的两个原则：“要保留一种相应的简洁性——这种简洁性排除了所有滞重的东西和不重要的一切——这是传记家的第一要素；第二，同样肯定的是，要保持他自己的精神独立——他的工作不是去补充，而是去把事实的真相像所理解的那样写出来。”[112]

斯特拉雷是继鲍斯威尔之后，英国传记史上第二个革命式的人物。他被称为“砸偶像者”，因为他对《维多利亚名流传》中收录的十九世纪四位英雄人物进行了评头论足、冷嘲热讽，既使他们斯文扫地，也扭转了英雄崇拜的潮流。弗洛伊德曾对他在《童贞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中运用的精神分析法给予热烈的回应：“您塑造了英国历史中最杰出的人物，您懂得在分析她的性格时回溯到她的童年，大胆地判断她心底深藏的动机。您取得了成功，您很可能准确地复现了历史上的确有过的事情。”[113]

俄裔法国小说家、传记家和历史学家特罗亚是一个“马拉松运动员式的作家”，他一生创作的小说、戏剧和传记总数超过一百部之多。特罗亚从四十年代起开始写传记，前期的传主是俄国帝王、诗人和作家（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亚历山大二世、尼古拉二世，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果戈理、契诃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八十年代后转向法国诗人和作家（福楼拜（G. Flaubert，1821-1880）、左拉、莫泊桑、魏尔伦、波德莱尔、巴尔扎克）。七十年代末，法国《快报》杂志作过一次读者调查，特罗亚在法国读者中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巴尔扎克。[114]

与茨威格的“思想传记”和“精神分析传记”相反，特罗亚擅长的是“不释而释”的传记写作。“不释而释”即在传记中只列举事实，不对传主作解释和评论，而交给读者去构想人物。当然，作者其实已在暗中把自己的意图隐藏在了材料的选择和编排中。[115]

法国传记作家莫洛亚所做的努力是在传记文学中把科学态度和艺术手法完美结合，结合的方法就是在对传主的材料进行科学的调查之后，通过艺术的直觉来组织材料、解释传主。他的努力得到了世人的认可，他被视为“传记王”。莫洛亚一生共创作了二十多部传记作品。[116]

莫洛亚的第三部传记《拜伦传》是其文学传记的“第一个实际范例”，“这部书既有可读性，又具可信性，其中译本已成为中国拜伦研究界必不可少的权威工具书。”[117]同时身为小说家的莫洛亚反对把传记写成“蜡人展览馆的模型”或者“隆重葬礼上宣读的追悼词”，[118]他把自己的传记作品写得像小说一样离奇生动。这种生动建立在“不虚美，不隐恶”（班固语）的实录的基础上。为写《拜伦传》，“作者沿着诗人一生的行踪，从其伦敦的出生地到纽斯台德故居到欧洲的瑞士、意大利、希腊等地，一路考察发掘……书中立论也是较为客观笃实的，并不因为作者对传主的尊崇而在书中刻意回避掩饰什么、拔高夸大什么，并进而对拜伦的对立面贬抑、毁损什么。”[119]

同样运用这种方法创作传记的还有美国现代传记的创始者布拉福德（G. Bradford，1863-1932）和德国传记家路德维希（E. Ludwig）。在短篇传记集《毁坏的灵魂》中，布拉福德专挑那些性格复杂、有争议的人物来写，在令人厌恶的人物背后琢磨他们性格中合乎逻辑的东西，挖掘他们的独特魅力。这为他赢得了众多读者。路德维希“从对人物的观感开始，并且实际上是在档案中寻找直觉的确证”[120]。他的《拿破仑传》、《歌德》、《俾斯麦》三部传记使其饮誉世界。

英国的斯特拉雷、奥地利的茨威格、法国的莫洛亚、美国的布拉福德和德国的路德维希等人，因其共同的“对旧传记的反动”而被人们归为“新传记”派。新传记“新”在三点：“艺术第一”、“务必解释”、“心的趣味”，即传记要“写得漂亮”、传记作家要“大胆解释”、“不打资料战而搞攻心术”。[121]新传记使传主的形象更加真实可触，新传记更使作家保持了自由精神，不再跟在传主身后亦步亦趋、歌功颂德。

从“编年史家”成为“艺术家”，诗化的传记作家可以借助的装备有三个：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个人化的深度解释、“内心”生平的精神传记。

传记可以借鉴小说、戏剧、诗歌营造环境和气氛的各种表达方式，以及夸张、隐喻、幽默、反讽、类比、对比、排比等修辞。

传记可以提供作者独特的解释，揭示表面偶然现象的内在线索，或者通过“二元对立”的方式达到惊人的解释效果。

传记可以提交一份心灵成长史，从外部生平进入内心的生平，考察传主的心理事件、内在动机与心灵成长的戏剧性。

诗化的传记“艺术化”的限度一直处于争议之中。一致的意见是，无论传记如何诗化，传记总需要守护必要的真实作为自己的底线。







第三节  传记体小说的类型





“传记”最初依附于历史，后来“传记文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独立的文体，传记体小说在其中做了重要贡献。

这里所指的传记体小说介于传记与小说之间，既包括小说的传记，也包括传记的小说。传记体小说在发生与演化的历史中孕育着两种类型：第一类是诗化的传记体小说，即传记的小说；第二类是求真的传记体小说，即小说的传记。

传统的传记追求真实性，所以它没有给传记体小说留下多少地盘。最初的传记体小说多为“传记的小说”，写的多是奇人。现代的传记逐渐脱离历史，走向艺术化，这种趋势引起了传记界的恐慌。

人们担心“新传记”违背真实的誓言，从而消解传记。现代传记体小说诞生于这种危机之中，同时也缓解了这种危机。现代传记体小说是为名人作传的“小说的传记”，它自立门户，既为艺术化的传记正了名，又保护了传记的纯洁。



一、求真的传记体小说

求真的传记体小说是用小说的形式来写人物的传记。求真的传记体小说在传记体小说的历史上出现较晚，它是现代文学传记的一种形式。

在中国，传记的传统虽然可以追溯到《史记》，但传记文学真正被视为一种文学体裁是从本世纪初才开始的。[122]经过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实践和推动，传记逐渐脱离史学而走向文学阵营。但是“传记”要想进入文学阵营成为“传记文学”，文学界开出的条件是：传记必须同时具有真实性和文学性。此时，存在虚构成分的传记体小说便不得不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蛰伏。然而，当人们审慎地分开传记与小说之后，忽又领悟到它们之间的相似：“在史与文之间，它不是一种或此即彼、彼此壁垒的关系，而是一种由此及彼、彼此互构的关系。”[123]早期的传记突出传记的历史属性，讲求真实；到了当代，传记则刻意追求传记的文学属性，并进而发展到容许一定程度的虚构。二十世纪后半叶，传记体小说在另一个方向上再次繁荣，即从“传记的小说”到“小说的传记”。

当代著名的传记体小说至少包括：傅子玖（1934- ）的《陈嘉庚》、桑逢康（1936- ）的《感伤的行旅：郁达夫传》、《郭沫若和他的三位夫人》、《游刃肝胆写春秋：吴孟超传》、李辉（1956- ）的《浪迹天涯：萧乾传》等。

另有一类历史人物传记小说也越来越受到读者的喜爱。它们一般被归为历史小说，因为这类小说虽然由一个人说起，但它们的视野在整个历史时代。历史人物传记小说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故事性强；二是基本符合历史。包括：唐浩明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二月河的《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高阳的《慈禧全传》、《胡雪岩》、《杨门忠烈传》、《印心石》、《王昭君》、《李鸿章》、《林觉民》，等等。

石楠（1938- ）是当代比较活跃的女性文学传记作家。她创作了多部长篇传记体小说，传主多是当代艺术家和古代名妓。包括画家传记《画魂：潘玉良传》、《海魂：杨光素传》、《沧海人生：刘海粟传》、《美神：刘苇传》、《亚明传》、作家传记《另类才女苏雪林》、《张恨水传》、戏剧表演艺术家传记《从尼姑庵走上红地毯》（梁谷音）和《一代明星舒绣文》、歌妓传记《陈圆圆·红颜恨》、《寒柳：柳如是传》等。

石楠从事传记写作的志向是“为女中才媛立传”、“为苦难者立传”。这种志向明显地反映在她对传主的选择上，石楠的标准是：“我所选取的传主无不是毁誉参半，没能得到社会完全理解的苦难者，可他们无不对社会进步，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著贡献。”[124]

石楠所遵从的传记写作方式就是“小说的传记”。在《沧海人生：刘海粟传》创作完成时，石楠说，“我写的是纯文学的传记，我把它称作传记小说，它不同于史传。”[125]在《张恨水传》创作完成后，她再次重申了她的艺术观：“我始终追求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我不求一言一行的形似，而求艺术的神似。我是以写小说的表现手法来写的，但我写的又是真真实实的历史。我不为贤者讳，尊者讳，亦不为历史讳，时代讳。但在刻画人物性格过程中，为追求笔下人物艺术地活过来，站起来，有灵有肉，有爱有恨，我对素材进行了选择、剪辑，对细节和场景进行了文学加工。我不敢妄言这本书写得如何，作品的好坏只有读者上帝来评判，但有一点我可引为宽慰，我还了恨水先生一个公正的历史。”[126]

在西方，到了二十世纪，传记体的小说依然存在，但“小说的传记”已经兴起并在传记文学中站立。世界已经为作家们积累了足够多和足够伟大的人物，是该为他们作传的时候了。为名人作传成为一种风潮。

除了真实的传记之外，艺术化了的传记体小说也在不断积聚力量。二十世纪出众的传记体小说至少包括：德国作家胡赫（1880-1952）的《贝多芬》和《莫扎特》、意大利女记者、作家法拉奇（O. Fallaci，1929-2006）的《男子汉》[127]、美国作家哈芬顿（A. Huffington，1950- ）的《玛丽亚·卡拉斯：传奇背后的女人》、《毕加索：创造者与毁灭者》、美国作家韦斯的《我赤裸裸地来：罗丹的故事》，以及欧文·斯通（T. Stone，1903-1989）的众多作品，等等。

美国传记小说家欧文·斯通以过人的才华使传记体小说得到了世界的认可。欧文·斯通一生共写过25部传记体小说，他笔下的传主都是历史文化精英，包括：画家梵高（《渴望生活》）、画家毕沙罗（《光荣的深处》）、雕刻家米开朗基罗（《痛苦与狂喜》）、作家杰克·伦敦（J. London，1876-1916）（《马背上的水手》）、科学家达尔文（《起源》）、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心灵的激情》）、现代考古之父施利曼（《希腊宝藏》）、美国总统林肯夫妇（《爱是永恒的》）、美国总统亚当斯夫妇（《那些爱着的人们》）、美国总统杰克逊夫妇（《总统之恋》）、美国政治家约翰·查尔斯之妻杰西·弗里蒙特（《不朽的妻子》）、美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律师、演说家丹诺（《辩护大师丹诺》）、美国工人运动领袖、美国社会主义党创始人德布斯、美国一流刑事律师达罗、美国最高法院院长沃伦，等等。

在对待“真实与虚构”的问题上，欧文·斯通的态度很坦诚，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为“传记体小说”。欧文·斯通对传记体小说的定义是“含有想象细节的传记”。[128]一方面，欧文·斯通在史料上下的功夫不亚于史传作者，并且与传记作家不同的是，他尤为重视通地实地考察和体验来获得对传主的感性认识。写一部传记体小说，欧文·斯通平均花费五年时间用来调查研究。写作期间，他与妻子“总是居住在写作对象的本国，以便深入了解研究，他们就是这样周游了世界各地。”[129]为写好达尔文，“他阅读了几乎达尔文的全部著作以及他的已发表的和未发表的书信；有关达尔文个人历史的书籍和文章；达尔文同时代有关人物的著作和传记；贝格尔号舰航海的历史资料；十九世纪英国生活情况的记载；伦敦和剑桥的历史资料；英国通史；还有各种杂志、报刊等。为了仔细勘查达尔文当年的各个活动场所，以增强他的感性认识，他还数次访问达尔文的达温故居并在其中住过几个星期。”[130]在写作《爱是永恒的》时，为了准确描写一个人物在一条大街上来往行走的情况，“他翻阅了大量的旧日报纸来确定这条街的当时情景。”[131]着手写作处女作《梵高传》时，欧文·斯通年仅26岁，那时梵高刚刚去世40年的时间，还是一个不知名的荷兰画家，除了给弟弟的书信外几乎没有其它留下文字资料。为了寻找梵高的生活足迹以及曾与梵高交往过的人，欧文·斯通“肩背旅行袋，走遍了欧洲，住在温森特（梵高）曾经居住和作画的每一处房屋，跋涉在布拉邦特和法国南部的田野上，寻觅温森特曾经在那里安插画架，把大自然变成不朽艺术的确切地点。”[132]

另一方面，在真实的史料的基础上补充在可能范围内的想象，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减少不必要的零碎或干扰。作者在《梵高传》的附记中回答了读者对真实程度的可能发问，他说：“对话不得不是虚构的，必要时也有纯小说的夸张，例如玛雅一场，那是读者可以毫不费力地辨认出来的；有一两个地方，我也描写过一段尽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小插曲，例如，塞尚和梵高在巴黎的短暂邂逅。为方便起见，我采取了一些办法，诸如在温森特跋涉于欧洲期间使用的货币，均以法郎代替；还省略了整个故事中几处不重要的零碎片断。除去上述在技术上大胆采取的措施以外，本书的内容完全是真实的。”[133]

本着这样求真的态度与艺术化的追求，欧文·斯通在传记与小说的夹缝中开拓了一片领地，赢得了全世界读者的喜爱。仅《梵高传》一书，截止到1982年，已被译成八十种文字，销出约两千五百万册。当然，正像欧文·斯通说的，“是温森特的身世打动了读者，我只不过是以小说的形式再现了它。”[134]

传记的魅力在于人物的真实性，但传记还有一个隐秘的魅力是：人类的灵魂是难以描述的。因此深刻的传记作品需要作者“捉住人类精神的某种活动的、变化的、丰富多彩的东西”。[135]在这时，小说的虚构技术就成了传记作家的诱惑。

求真的传记体小说勇敢地跳出来面对这种诱惑，它主动牺牲一部分真实，给艺术开辟地盘。这是一种突破。人们以往更信任传记，不仅因为传记具有历史价值或其它社会科学研究价值，而且人们在阅读传记时对传主的感情能够自然流露，而不必心存任何被欺骗的担忧。所以传记体小说的这种做法使它在“旧传记”的阵营里失去了信任。但是，经过小说艺术加工的传记凭自己的艺术的真诚打动了读者的心。欧文·斯通的“《梵高传》一书（已被译成六十种语言）大概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好地打破了印象派绘画欣赏和后印象派绘画欣赏之间的障碍。无论艺术工作者或业余爱好者都表示了不同形式的感激。同时，他看到了丰富的证据，证明他有关历史人物的著作使成千上万读者对过去产生了生动的印象，别的方法都不及他的书能够如此生动有力地打动读者的心。”[136]

求真的传记体小说能够获得读者的认可，缘于它对沟通“真实与虚构”所做的努力。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是一次成功的探索。一方面，作者要在史料上下足够的功夫，并特别重视通过实地考察和体验获得对传主的感性认识。史料的调查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研究深刻而公正，小说也会深刻而公正；如果研究低劣、肤浅、含糊其辞或者寻求耸人听闻，小说就会随之低劣、肤浅、含糊其辞，成为只图贩卖耸人听闻的噱头。”[137]另一方面，作者可以在史料的基础上补充想象，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减少不必要的零碎或干扰。想象与其它小说技术的运用不仅能够增强传记的艺术性，而且也是增强传记的核心意象的手段。

核心意象是传记体小说的一个特征。核心意象的直接表现是多数传记体小说会采取正副标题的形式来标明自己对传主的理解。副标题是传主的名字，正标题则是作者对传主一生的“关键词”概括。这个“关键词”，正是传记作者对传主的定义，整部传记体小说是对这个定义的探寻、展开。哈芬顿认为毕加索既是“创造者”又是“毁灭者”，韦斯把《堂吉诃德》中的一句话“我赤裸裸地来”送给了罗丹，欧文·斯通献给梵高的关键词是“渴望生活”（Lust for life）。



二、浪漫的传记体小说

诗化的传记体小说是虚拟的浪漫的传记。虚拟的浪漫的传记当然不属于传记，而是用传记的形式写成的小说。

传记与小说的联通点在于对人的惊叹。传记作家选择他钦佩的对象，向世人讲述他的生平。他们像是上帝的“记录员”，负责记录下每一个不平凡的人生。

然而，这种记录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侵犯。小说《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V. Nabokov，1899-1977）曾说：“我厌恶去打听那些伟大作家的珍贵生活，永远没有一个传记作者可以揭起我私生活的一角。”福克纳则希望“成为被历史取消、删除的人，在历史上不留任何痕迹，除了印出的书”。莫泊桑也说，“一个人的私生活与他的脸不属于公众。”[138]作为作家，他们只希望自己的作品被世人阅读，但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公众阅读。

诗化的传记体小说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所有的传记体小说的“传主”都有一个原型，这个原型或是（部分）真实地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作者的想象中。利用小说的形式，作者可以轻易地把他们隐藏起来。

有人披露福楼拜笔下的“包法利夫人” 其实是福楼拜父亲医院里一个实习医生的妻子德尔菲娜·德拉马尔。这位德拉马尔夫人曾接受修道院教育，拥有不切实际的空想。她嫁给了一个乡村医生，却发现他平庸、乏味。于是她开始与各种男人私通，先是一个邻居，后是一个练习生，然后是许多年轻的店员等等，几乎来者不拒。最终破产与衰老促使她服毒自杀。包法利夫人的故事几乎与她如出一辙，不同的是，包法利夫人只有两个情人，两次偷情失败之后就自杀了。当有人指出包法利夫人的原型时，福楼拜曾多次否认，辩解说那完全是一个虚构的故事，甚至说“我就是包法利夫人”。据说福楼拜这样做的其中一个原因是，福楼拜的母亲曾请求他不说出将德拉马尔一家作为原型的实情，以免老德拉马尔夫人和她的孙女受到伤害。[139]

在减少公布隐私所造成的侵犯性之外，诗化的传记体小说的另一个优势是，小说的叙事手段可以自由变幻。迄今为止，写法最怪诞的一部小说大概是英国作家斯特恩（L. Sterne， 1713-1768）的《项狄传》。

在这部全名为《绅士特里斯舛·项狄的生平与见解》的传记体小说中，“斯特恩是从项狄被他母亲怀上的那个晚上讲起的，可他刚刚开始讲这件事，马上就有另一个想法吸引他了，而这一想法，通过自由的联想，又引出另一段思考，然后又是另一段轶闻趣事，以至于一个离题接着另一个离题，而作为书的主人公的项狄在足足一百来页中被遗忘了。”[140]并且，“全书几乎没有真正的事件，在第四卷之前，主角一直尚未诞生。全书一再离题，有时夹着空页，有时插入图解，句逗混乱，印刷怪异。”[141]有理由相信，怪异的形式并非只是一种形式，而是艺术化的表达。对这种表达方式，后人可以有多种阐释。有人把一场葬礼描写后的全黑页面解释为作者的沉痛哀悼，把一段爱情描写后的空白书页解释为作者赋予读者的快乐的空间；也有人把这种空白页理解为作者在表达这样一种哲学信念：“人的存在并不在行动中，而在于行动的中止中。”[142]

首开中国传记先河之作的《史记》不仅经常被文学家视为史诗，而且其中确实被考证出存在因述奇或言志而虚构的篇章，如《赵氏孤儿》、《日者列传》。[143]在中国古代，传记与小说的“真假难辨”自《史记》形成了传统，此后出现不少以传记的形式写就的小说，而这些小说常在后人修史时被归入“列传”。在唐太宗主持修撰的《晋书》中也出现部分篇章小说式的奇闻轶事，这或许是受到了唐传奇小说的一时兴盛的影响。

唐传奇小说的兴盛也催发了传记体小说在唐宋时期的兴盛。当时流传下来的最为后人喜爱的传记体小说是元稹的《莺莺传》。《莺莺传》讲述了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故事，后人考证张生即是元稹本人，崔莺莺也有原型，今人意见不一。另有散篇唐朝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唐朝牛肃的《吴保安传》、唐朝柳宗元的《李赤传》、唐朝杜光庭的《虬髯客传》、北宋苏轼的《率子廉传》、南宋洪迈的《秦桧东窗传》等。这些作品大概都是根据真实人物而写，情节曲折，人物性格鲜明，有对话描写，初具现代小说的雏形。这个时期的传记体小说合称为“唐宋传奇”。

“明代传记体小说人物的真实性与唐代宋代的传记体小说比，已大为减弱，它保留了传记体的形式，而人物故事则多是虚构。”[144]这一时期的名篇有明初瞿佑的文言小说集《剪灯新话》中的《翠翠传》、《绿衣人传》、蔡羽的《辽阳海神传》、赵弼的《续东窗事犯传》、宋懋澄的《负情侬传》，等等。明代传记体小说有更多想象、虚构和心理描写，绘景抒情更加艺术化。

中国古典小说在清代达到最后的繁华。其中《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短篇小说的巅峰，它承袭了“唐宋传奇”的艺术特色，是一部志怪小说集。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人名为篇名，塑造了婴宁、莲香、胭脂、小谢与秋容、瑞云、席方平、阿宝等鬼怪人物。清代具有传记性的相关小说至少还包括：郭小亭的《济公全传》、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陈澹然的《异伶传》和无名氏的《好逑传》等。从唐代至清朝的这些作品都被归入小说类而非传记类。

西方“传记的小说”至少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巨人传》和《堂吉诃德》。西方文学史上开始出现大批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创作的小说是在十九世纪。

在这些小说中，一部分是作者以自己身边的真实人物为原型所写。这部分小说包括：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其原型是玛丽亚·弗雷奈）、法国作家小仲马（A. Dumas，1824-1895）的代表作《茶花女》（其原型是阿尔丰西娜·普莱西，与小仲马有过一段时间交往的妓女）[145]、法国作家福楼拜的长篇小说《包法利夫人》（其原型是德尔芬·库蒂丽叶，福楼拜父亲医院里的实习医生的妻子）[146]、美国作家德莱塞（T. Dreiser，1871-1945）的《嘉莉妹妹》（其原型是作者德莱塞的妹妹埃玛）、英国作家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思特里克兰德的原型是画家高更）、捷克作家赫拉巴尔（B. Hrabal，1914-1997）的《老年维特的烦恼》（其原型是作者的贝宾大伯），等等。

另一部分是没有确切的原型或是作者通过虚构人物创作的传记体小说，这部分小说包括法国作家大仲马（A. Dumas，1802-1870）的《基督山伯爵》、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英国作家哈代（T. Hardy，1840-1928）《德伯家的苔丝》、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美国作家路易斯（S. Lewis，1885-1951）的《巴比特》、挪威作家温塞特（S. Undset，1882－1949）的三部曲《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等等。其中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常被人认为是贝多芬的传记，小说实际上描写了一个虚构的音乐天才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成长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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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教育学》简介



叙事教育学是针对理论教育学而言。所谓叙事教育学，是“不讲道理”只讲故事的教育学。或者说，叙事教育学并不直接教训人，而更愿意把教育道理隐含在教育故事或教育比喻之中。本书将教育学的种种理论隐含教育故事之中，将教育道理还原为相关的教育事件、教育故事、教育小说、教育传记和教育电影。

本书包含三个部分：通过“教育文学叙事”来讨论教育故事与教育小说、教育自传与自传体小说、教育传记与传记体小说所隐含的教育道理；通过“教育电影叙事”来讨论古典自然教育、现代主体教育、未来自然教育的进步事件、现代性危机以及理想状态；通过“教育科学叙事”来讨论调查的叙事研究、行动的叙事研究和解释的叙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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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教育学・人物周刊(创刊号)

                                                       2006年1月1日 第1期 总第1期


                                                                          主编：刘良华

                                                                    责任编辑：井健



▲▲卷首语

发刊辞暨新年贺语…………………………………………………………本刊编辑部

聚焦“教育传记”的叙事教育学………………………………………………刘良华

▲▲观点

自传的意义与困难……………………………………………………………心翔如风

▲▲名家

1976年的记忆………………………………………………………………… 朱学勤

▲▲本期重点阅读

2003年4月，致沙尔斯…………………………………………………………子  墨

▲▲学生传记

我的自传――致我亲爱的父母………………………………文昌中学高一（6） XYII

正方向，成长的方向………………………………………………………………蔡仁魏

▲▲教师自传

学习，生命存在的方式……………………………………………………………唐江澎

迷恋成长…………………………………………………………………………… 沈  旎

常常想起挨打的日子 ………………………………………………………………徐 莉

▲▲教师传记

一个实习生的故事…………………………………………………………………天  毅

今天谁没有交作业，站起来!…………………………………………………… 曾宇婷

浮生掠影……………………………………………………………………………袁 潇

段老师这个人……………………………………………………………………腊月草根

▲▲专栏

张文质专栏

刘良华专栏





发刊辞暨新年贺语
      我们试图努力营造一个教师自己的叙事空间，在这个空间，我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在我们的信念中，每一个教师就会有一个故事，或者会有无数故事，但，其中有一个一定是他要用心讲的故事，因而，这个故事必定会是最能感动人的！

      在我们的信念中，每一个教师同样也会有一个美丽的梦想，或者有无数的美丽梦想，但，其中有一个一定是他今生今世最希望实现的梦想，因而，这个梦想必定是最给人力量的！

      翻遍各种人物周刊，你会发现关乎教师这个群体的记录与述说是贫乏的，多的是热热闹闹的政界、商界、文娱界等等那些繁华无比的群体，而我们默默无闻的教师缺少了些喧闹，只是这样的沉默并不是我们作为教师就应该拥有的，我们必须打破这沉默，发出自己的声音。当然，我们需要的不是繁华，不是热闹，更不是喧嚷，而是用心打造的沟通世界与空间，在这个空间，我们彼此传递的是鼓励，是爱，是勇气，是欢乐，是一切阳光下可以让生命健康茁壮成长的人性的力量！

      我们或许可以从讲述教师生命的故事中才能感受到这样的力量！这同样是我们的坚定信念！

     让我们从故事中认识教师！

     让我们从故事中感悟教育！

     让我们从故事中思索人生！

     这就是伴随2006年新年的来临诞生的《叙事教育学・人物周刊》的办刊宗旨。在我们未来的文字中将大量记录广大教师同行的教育传记和教育自传。而且，我们希望，这些传记和自传带增强我们教育的力量和净化我们教育的信仰！

      2006年已然来临，在此我们不希望用那些惯常的话语充当我们的新年贺词，但是我们又无法脱俗，就让所有的祝福和着我们创刊号的那些感人或不感人，美丽或不美丽的教育故事脚步声，飞向所有教师的心灵世界！

     最后用一句最简单的祝福语结束这不成文的发刊词和新年贺语：

    祝各位老师新年好！



《叙事教育学・人物周刊》

全体编辑，2006，01，01

聚焦“教育传记”的叙事教育学
     我们曾经提倡中小学教师写“三种文章”。这三种文章实际上是“三类研究”。

     第一类研究是关于教材的研究，这类研究如果做得系统一些，就可以做成“校本课程开发”。

      第二类研究是关于课堂教学的研究。这类研究大体相当于目前流传的“校本教学研究”。这类研究直接聚焦课堂，指向“有效教学”。

     第三类研究是关于教育中的“人”的研究。这类研究在传统研究中往往被称为“学生个案研究”或“教师个案研究”。

      对教师来说，研究教材和研究教学当然重要，但几乎所有的研究都以关注“人的问题”为基本前提和基本目的。

      教材有什么好研究的？研究教材的重点不在于追究教材本身是否有逻辑，而在于关注教材的逻辑和学生的心理逻辑是否匹配。

      教学有什么好研究的？研究教材的重点不在于教师的教学是否有条理或是否符合规范，研究教学的真实目的不过是关注学生和教师在课堂生活中的生存状况和发展状况。即使研究教学的细节，也不过是关注学生与教师的交往关系，关注学生与教材的交往关系。

      由此大体可以认为：如果把“人的问题”弄明白了，所有的教育研究有了前提和方向。如果把“人的问题”没弄明白，所有的教育研究就丢失了自己的前提或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出于这些考虑，叙事教育学提倡教师多写“三种人”的文章。对于中小学老师来说，个案研究中的“人”至少含三个群体：一是学生和家长；二是教师的同事和校长；三是教师自己和家人。

     其实，传统的教育研究早已经包含了这三种研究，传统的教育研究不是已经提交了大量的“学生个案研究”、“教师观察研究”、“教师经验总结”吗？

     传统的这些研究当然是有意义的，但是，我们是否想过：能不能把这些关于“人的问题”的研究报告进一步转化为“教育传记”？

    “教育传记”和以往的关于“学生个案研究”、“教师观察研究”、“教师经验总结”究竟有什么不同？

      或者说：“学生传记”、“教师传记”、“教师自传”究竟能够给传统的“学生个案研究”、“教师观察研究”、“教师经验总结”带来多少改观？

     今天我们提出这个问题。

     我们希望以《叙事教育学・人物周刊》提交的系列“教育传记”来持续地考虑这个问题。





《叙事教育学・人物周刊》

主编：刘良华



▲▲观点

自传的意义与困难   ――心翔如风





自传的意义与困难

――心翔如风



我准备动笔写一些东西，来梳理我记忆中的一些东西，这些东西，于他人未必是异常宝贵的，但于我，却是极为独特的，也是可以时间从记忆里跳出来影响着我的今天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的连绵不断，所承载的是我失去了的时间，我想把它们再用叙述的手法来呈献，是缘于我有一种“寻找失去了的时间”的冲动。我不知道我从记忆的深井里打捞起来的是不是就是我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已经失去了时间，也不知道再经我的思想和文字叙述出来的，是否能还我的过去一个本来的面目，我甚至不知道，当我在叙述的时候，是否可以忠实于我的生活忠实于我的记忆甚至忠实于我的情感。但我知道的一点是，我未必可能做得真实地再现我的过去，我不会奢望，经我的回忆和文字加工之后的东西能够成为我的过去的翻版。而且，当我在今天，试图把过去的时间呈现出来的时候，我发现，我自己限入了一个困境：我无法还原过去一个本来的时间线索，我根本做不到再现过去的“事实时间”的脉胳，我只能遵循的是我自己的“叙述时间”线索，在这两种时间交错的过程中，我的思想在不停地游走着。而且，我无法把记忆的珍珠按照时间的线索串成一条晶莹剔透的项链，只能撷取一些片断，以我想表达的主题把它们攒在一起形成一个又一个的篇章。

尽管如此，我依然乐此不疲，我愿意把这些往事，或许是一些已经尘封的往事，一一寻找，让它们浮出水面再度让我回味它们曾经或依然绽放着的光辉。



2005-10-16 00:27, 心翔如风著，刘良华推荐



▲▲名家

1976年的记忆       ――朱学勤





1976年的记忆
                               ――朱学勤



　　那一年厂矿还在时行部队编制，好端端的车间不叫车间，要叫“连队”。我所在的供水车间就有“指导员”姓崔；还有“连长”姓范。老崔有人文气，甚至文人气，好琢磨思想，也善做思想工作，属“造反派”；老范属典型的技术干部，干巴巴，硬绷绷，强调企业管理、技术规范，属“保守派”。“指导员”和“连长”有矛盾，我这个小青工是后来才感觉到的。

　　老崔安排我出差，去黄河北岸封邱县调查一位老工人的家庭情况，看看是否要给他困难补助。我插队落户出身，对农村困苦不意外，但常师傅家穷得连案板都没有，是把锅盖反过来擀面，我那碗面条捧在手里蹲在地上喝完，一冻二饿，内心震撼不已。回来后把锅盖擀面条写进报告，老崔很欣赏，认为观察细微调查得力，可以培养。

　　老范借我很多技术书籍，还讲述50年代初在大别山一带做地质勘查的探险经历。他说那时还真有特务活动，有一次举望远镜观察对岸山林，就发现有一个农妇头顶食物，推开树枝，钻进了一个山洞，忽然不见了。但我认为未必是特务，那洞里也许只是一个相好，农妇带食物进去幽会？

　　批林批孔运动还在继续，工人开会要批判老范的“管、卡、压”，老崔则回避，不阻止，也不露面。那一次也是如此，临开会，老范突然要我去他宿舍，说头一天在屋里烤火取暖，可能中了煤气，看来只能回开封家里养病。说完让我打电话，他在电话旁边等。我在电话里找了一大圈，终于找到老崔，就问：老范病了，要回家，是不是送回开封？老崔被我催得太急，没有转圜余地，只能违心同意。等到我送老范回来，老崔见我第一句话就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厂里夜夜开会，造反派“帮助”老干部“转弯子”，叫“思想交锋学习班”。老崔一度推荐我参加，作为青年工人代表。我当时满脑子反官僚反体制的反叛激情，却体会不到一轮权力再分配正在“思想交锋”的两边悄然出现。新干部的领袖人物叫王世忠，因受过军代表压制，很得我们同情。有一天晚上，我带着一个小本本去找王世忠“谈心”，那本子上全是事先拟好的各种民主概念，不着边际，王世忠听着听着就烦了，我自己也觉得无趣，铩羽而归。第二天老崔就知道，再一次摇头叹息：“你这个人，政治上不成熟。”

　　我们从兰考过去的两个集体户，全是重点中学的老三届，思想过剩，精力过剩，一聚会，满屋子高谈阔论。白天干活，晚上辩论，读书读多了，就把厂里发生的运动形势套进来“发挥”，全是过度分析，放大“阐释”，茶壶倒进了茶杯，茶杯撑破了，茶壶还不知。比如那个学习班，一位业余思想家想得太多，听说我参加，就像列宁在十月那样，拍着我肩膀说：“好，你是我们的议员！”当时有毛泽东“走后门未必全是坏人”这一奇怪指示，我们中间发生激辩：是坚持民主反特权，还是维护大局，不纠缠细节末枝？第二天贴出惊天动地大字报，一边引德国哲学为依据，旁征博引；另一边则模仿鲁迅式的讥诮冷峻，笔名曰“迅翁”。我们热火朝天地争，似乎不这样争，明天就会天塌地倾，全不顾工人们读这些文字如读天书，干部们冷冷观察，已经闻着有异味。我因为“政治不成熟”，“议席”荒废，有另一位业余文学家起而代之，确实比我成熟，逐渐进入核心机密，成为王世忠、老崔离不开的笔杆子。我们的过剩思想就倾泻在他宿舍里，称他为权力斗争放弃了“民主理想”。那位一开始拍肩膀称我是“议员”的思想家，这时挖苦他不是“议员”，而是“领事馆的三等秘书”。“三秘”有一次与我辩论，反唇相讥：“我是诗人，但我只有做诗时是诗人，而你们却在不该做诗的时候都成了诗人！”

　　他有一句诗我今天还记得：“二十六年桐风起，南风北风何依依。”二十六，年龄；桐风，泡桐树，兰考特产，泛指河南；南风，上海激进派的文革理想；北风，北京老干部的务实取向。何依依，内心矛盾，难定归属。这句诗不仅反映他自己的内心挣扎，也反映了我们这群人的普遍矛盾：文革后期各种小道消息不胫而走，对南风上层怀疑厌弃，同情北风的务实趋向；而青年人特有的反体制、反官僚的民主追求却还在，又同情基层单位被迫害的失败者。

　　这种滑稽局面到1976年10月戛然而止。北京发生怀仁堂事变，批林批孔突然中止，掉过头来清查三种人。王世忠、老崔、诗人“三秘”一大群人反过来被请进了学习班，但不是“思想交锋”，而是找了十几孔山区窑洞，分别关押，隔离审查。这时我们在外面欢庆南风上层终于被打倒，同时则担心自己的老同学，甚至鸣不平。而窑洞里的“诗人”则夜夜担心，我们在外面揭批四人帮，是否不知轻重，把大家此前的政治辩论也捎带出来？他的非诗理性在此时还真管用：只交待与王世忠、老崔的工作关系，尽可能不牵扯同学之间的政治辩论。他出来后告诉我，专案组在外面鼓励我们揭批他们，在里面则夜夜逼问他，这群上海来的中学生私下有什么出格言论？

文革是必须结束的，但文革是以文革的方式结束的，这就是我对1976年的总体印象。老崔曾恨我不成器，后来他自己成了散淡之人，成为一个集邮爱好者。我离开化工厂时，去他家道别，他送三句话：“还是做学问好，但不要坐夜，五十岁以后身体不要败坏”，很实在。诗人“三秘”在窑洞里受寒生病，去乡村卫生院打吊针，感动了一个干部家庭出身的女护士，竟发生才子佳人的后花园故事。佳人来厂区找落难秀才，不知他被转移到哪里。我和那位“迅翁”掂着劣质烧酒和自制香肠，陪她去北山口寻找窑洞里的老同学。天寒好大雪，三人走山路，高一脚，低一脚，一步一滑，正好是1976年的最后一天。



2005-05-04 11:29:07    来源：人物周刊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rwzk/20050504/zl/200505240029.asp





▲▲本期重点阅读

   2003年4月，致沙尔斯               ――张文质（子墨）





2003年4月，致沙尔斯

相关精彩评论：

刘良华

    我总是想找出这样文章的隐秘力量，但不太容易找出来。

    我把这篇文章朗诵给我太太听，她说这个人在说什么呢？

    我说这不明摆着？这个人在说他的一位叫沙尔斯的朋友啊。

    她说有这样的人吗？他在哪里？

    我说当然有啊，他可能就居住福州。

    她说我怎么觉得不是真人，是讲神话。

    这也许就是子墨这个人写文章的隐秘的魅力。他的节奏感让你感觉他写的人不真实，是神话。他把人的某种神性引出来，而这个人却明明就居住在真实的福州这座城里。



编辑语：

      听刘良华老师介绍《致沙尔斯》这篇文章已经很久了，但是，一直没有读过。真是一种遗憾。或许这个遗憾在我编辑这个人物故事的时候，就会消失了。因为，如果你知道了沙尔斯的经历之后，或许你会理解，我们日常生活中一种被束缚被禁锢的失去自由的状态是多么可怕，而沙尔斯会告诉你，人怎样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不管是身体的，还是精神的。





2003年4月，致沙尔斯
作者： 子墨,

　　

　　沙尔斯无疑属于这座城市，他具有一种显而易见，时常被人称道的优雅、温和与耐心，实际上这种品质是难以想象的，你看这么粗糙的城市，杂乱的人群，一张张你甚至不愿多看一眼的愚蠢而茫然的脸。沙尔斯生活其中，怡然自得，有一次他天真的说自己在清晨（其实是上午10点）醒来时听到了院子里的鸟叫，一连几天都是这样，非常奇怪,明明没什么树木,鸟居然飞回来了。当然后来他在邻家阳台的鸟笼里找到了真实的答案。沙尔斯住的房子属于真正老城的市中心，闲杂人员数量繁多，生活便利，到了晚上新村四周到处都是带给人想象的红色的朦胧灯光，真是适合游荡、熬夜，怎么说呢，总之你不会感到太寂寞。应该说，我喜欢沙尔斯住处，那里的几个地名：渡鸡口、旧米仓，都是有来历的，特别是鼓东路还有半条街也许过不了多久就要拆掉的木构建筑，窄小、乌黑的店面，更让人觉得那才是一种生活，卑微，但不失乐趣。有一次我和彼得.宋走在这条街上，宋故作惊讶（他惯有的姿势）地说太美了你一定要趁它还没有倒下之前用影像把它留下来,其实为什么不让它一直保留下去呢，我知道宋仅仅看到了各种斑驳之间一种据说是美的东西，宋不想去深究具体的细节，比如，在这样的房子里没有厕所，甚至某些生活，都是多么费神却难以畅快之事，古老的门板无法遮掩你有了快感就想喊叫的隐秘与快活。每天当沙尔斯走在这条街上时，他会不会去想自己到底是生活在什么年代呢？不过，沙尔斯对人倒是满体贴的，就说春节期间，他知道我和宋有一个下午曾在他新村的四周走来走去，他很认真地问我，有没有到那些发廊看一看，然后又诚恳的说道你真应该去。其实我也知道，那天我和宋走到一家发廊门口，女孩子正对我们招手，我们略作矜持，正要迈步，一位我们都熟悉的长者突然把我们叫住了，彼得.宋什么时候回来过年的，你还是那么年轻，哦，李本也在，老同学一起散步啊。也许这位长者是被派来拯救我们的，后来我们的散步竟然失去了方向感。这些我都没跟沙尔斯说过，我不喜欢说，我更喜欢听。沙尔斯说话极其舒缓，你需要有耐心，要不然你听不出其中的意味，也听不出他的细致中蕴含的机智。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老是想着要把沙尔斯给好好的写一写，这是一件满有诱惑的事情。他有牙周炎，胃口不好，吃东西极慢，慢到大家会发现他一直在吃东西，其实他应该是吃得最少的，他对食物没什么讲究，只要不太硬不太甜都行，他基本上不吃早餐，中餐吃得很潦草，晚餐吃得很随便，你说要不然他还能怎么样，虽说他粗通日本料理，曾在料理店里埋头学艺赚工钱好多年，但是这一切都不能说明问题，生活还得一天一天的过，比如你不想和某个人一起住，哪怕再漂亮的女人，如果你忍受不了女人的牙具，卫生用品，化妆品，难看的睡姿，你最好还是把饭桌安在街上，安在最靠近你肚子饿了时候会想到的地方。这样的方式不错，你怎么思考你就可以怎么活着，你会觉得在孤独之外其实都是舒坦的生活。有一次我问沙尔斯你就不想再结婚了吗（口气中一副拖人下水的味道），沙很正色，很难得的严肃，那会儿我们正在VCD店里挑选一些不乏味的三级片：你这个人好奇怪，你会以为我是与你开玩笑吗？

　　太多的人不了解沙尔斯，比如我好事的同事，就怕有的人没人疼没人爱，她们曾谋划过为沙尔斯拉郎配，沙觉得这事很好玩，他太习惯这样的关怀了。有的人甚至还想到沙的房间看一看，怎么会有这样的冲动呢，难道沙真的能给人这么多的浮想吗？我知道像沙尔斯这样体重不到一百斤，又略有洁癖的男人肯定愿意给自己保留一点神秘感的。

　　原先我和沙尔斯的每次见面几乎都在酒巴、茶馆或者不太眩目的夜总会，公共场所我们更能悠然自适。沙刚从日本回来，几乎没有一点东洋的气息，对此我也感到比较放松。第一次见面，我们就聊得很愉快，沙喜欢慢慢的喝啤酒，他说他自己也很奇怪，用这样方式喝酒可以喝很多。从这一次开始，我就努力去适应他说话的风格，缓慢，每一个话题都好像临时想起，又喜欢对细节深究不放，越说越远，最后几乎不知道我们到底聊了什么。但我记住了一些异国习俗，就像白纸被撕开了一角。沙尔斯是一个最合适的替补，如果你实在无法打发漫漫长夜，无论什么时间你都可以给他打电话，沙尔斯经常就是因为这种缘由而出现在午夜某个街边小酒馆里的。他的朋友复杂而神秘，有很多都是突然冒出来，然后就再也不会出现，这也许就是一种秩序，先是会让人感到惊奇，然后就成为习惯，反正谁也用不着惦记着谁。

　　这个城市也像所有的城市，有它自己的暗道、密语和破损却又诱人的老房子，我和林暗君在街上散步时，经常会给沙尔斯挂电话，只有他属于这个城市，能够把握它隐秘的气息。不过后来我发现沙也有出差错的时候，严格说起来，他是事务缠身的人，几乎所有濒临破产的人都会找他做合伙人，因此不长的几年，他开过茶庄、饭店、电脑公司、户外广告公司、茶楼、足按店、食杂店和相片冲洗公司，还参与过不少于5家杂志的策划，最后它们都关门了，都是在沙尔斯手上关门的，沙尔斯成为了真正的终结者。不过事情还没完，正像本雅明说的那样，沙尔斯特别适合将铁锹伸向每一个新地方，在旧地方则向纵深层挖掘。他深思默想，他选择着自己的生活。也许他早就看清楚了自己最像谁。

　　有几年时间，我和沙尔斯并不常见面。我曾去过他的好几家公司，最喜欢的是安泰楼新华书店楼下的那家高名电脑。那一段时间，沙整天都呆在店里，没头没脑的做中外诗歌电子辞典，他也选了我好几首诗，完全按自己的方式选，几乎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件事肯定做不成的，但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支持他，给他寄诗，出主意，打听事情的进展，真的，我们都乐于这样彼此热爱，虽然各个独立，又实在喜欢聚在一起，诗人也许是生活在诗边缘的一种奇怪的昆虫。我每次逛完书店就会拐到高名去，有时就是为了去高名那儿，才特地逛书店的，这两件事好像就连在一起。沙尔斯放松而短暂的微笑是每一次去都能看到的，然后他会问一些你意想不到的问题，好象专门等着你来似的。这是沙的方式。店里常常会有一个打字兼接电话兼招呼客人的女孩子，看上去略有几分不羁，说不上漂亮，但比较性感，令我不解的是沙对这些女孩子总是冷漠极了，我注意到我在店里时，他甚至不会用眼睛的余光扫她们一眼。后来典辞是编成了，事情也就像大家预料的那样结束了。沙把几本编典辞时用的诗选送给了我，这也是他的一种方式。后来，沙还送给我不少电影VCD片，基本上都是折磨人的沉闷与意味深长，也许这有助于沙的夜晚，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至于有太多忙乱的生理冲动。

　　现在我们时常在一块做事，约好时间我常常就在办公室里等他，只要是在鼓楼区的，他必定是走路去的，所以他来的时间总要比约好的时间更晚些。

　　从我办公室的窗户往外看，首先是一座著名的蛇餐馆极为丑陋的屋顶，店里的女孩子因为还没到服务时间，都靠着窗口无聊的看着每天都在那里的小院子。院子外面就是福州最重要的大街，说它重要也不知道说的是哪档子的事。总之，我都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沙尔斯时常也是这样。我们是否因而有了更多相似的对这个城市的敬意与咀咒，那种注视、那种自恋、那种相互宽恕？有一天，和沙尔斯在华林路晋安河边上散步，沙突然说福州真不错，我马上问怎么不错，沙说越来越像东京了。我不知道东京是什么样子，但这种评价真是让我意外。沙又嗫嚅着告诉我主要说的是气候并接着和我谈起了东京与福州的似与不似，我没听清楚几句，那会儿是下午两点多，广告牌、车轮、行人、棕榈树、酒楼、插在栅栏上的彩旗，一定都在叫喊，街面也在颤动，没有谁搭理福州到底更像谁。我们正往五四路走去，我无法想像越过五四路，后面就是无垠的大海，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在沙尔斯的头脑中，会不会因为睡眠不足，或者某种奇怪而难以改变的时差，生活时常就成了一种梦幻。



▲学生传记

我的自传――致我亲爱的父母             ――文昌中学高一（6） XYII

正方向，成长的方向                   ――蔡仁魏



我的自传

――致我亲爱的父母

作者：文昌中学高一（6） XYII

2005-05-31

题记：

我本不想写下这篇作文，但我却不得不......... 本来我是写了一篇议论文，但我怎么都觉得无法写出自己的情感，写出的只是一个虚拟的我。因此，我又重新写下这一篇----自己的生活篇

　　 在我的印象中，父母没有和其他人的父母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我，关心我、、、、

　　

小时侯，每次考试我都取得了好成绩，经常拿第一，父母以我为荣。那时侯，我认为，学习只是很轻松的事，所以自己整天疯疯颠颠地和伙伴们到处玩，也许是有一点小聪明，成绩不见得有所下降。

　　 在升入初中之后，进入文中初一6，里面的同学成绩个个都很好，学习也很勤奋，而我却依然整天不知疲倦地玩。到了段考，成绩自然是不能名列前茅，在家里，我看着父母看着成绩单时皱起来的眉头，我感到心中有无数的小虫在钻，难受极了。也许，如果是其他人遭遇这种情况，可能会从此发奋图强，但我不会！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嘻嘻哈哈学习的态度，在我的观点里：成绩好并不代表真的懂，不好也不代表不懂，并不是只有学习好才能生存得好！况且我也不会强迫我自己去学习那些我讨厌的政治，于是我依旧我行我素，并没有因为这次考试而有丝毫改变。

　　 嘻嘻哈哈中日子过的是很快的，一转眼，就快到期考了，然而我的脑里不时浮现父母对着成绩单皱眉头的情景，我的情感驱使我去做我不喜欢的事情，不过，情感不能完全占据我的灵魂，我时常还是会疯玩。就在这情感与灵魂的争斗中，我走向了期考，在这种状态之下，显然取得好成绩的概率趋向于零。但上天有点不公平，即使我不怎么努力，可成绩总处于优良阶段。父母则好象认为文中的学习竞争太强，取得这种成绩已是很不错了。

　　 不过，我却会去执着与于我所喜爱的事物，数学是我的所长，在全国希望杯竞赛中，我获得了一等奖，那一次，父母真的慧心地笑了，对我又有了更高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则给我带来了更大的压力，我开始觉得和父母没有共同的语言，我更怕看到他们满怀希望的眼神，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在学校里和同学们一起的自由自在的生活。于是，我开始在非留校周也在学校呆着，借口说是来回搭车太麻烦，父母也没有怀疑，认为他们的儿子很听话.......

　　 在直升班考试中，我轻松地考上了了，在进入高中也就进入了许多人认为是文中高一最好的班级--高一6，我依旧没有改变，坚持着我叛逆好玩的性格。但是高中的学习比初中的更为辛苦，不下功夫是学不好的，但对于自以为是，在某一定义上是自负的我来说，我不在乎这些。就在这次段考，我考出了自上学以来最低的名次。很巧成绩单班主任也直到段考后的第二个周才发下，我寄回家的日期也自然就晚了好多，父母等不及了，就打电话到班主任家，从班主任口中，我得知，父母对我的成绩很出乎意料，我开始有点忐忑不安。

　　 在上个星期在看电视时，电话响了，“铃........”

　　 “喂？”

　　 “是我。”父亲的声音。

　　 “哦，有什么事吗？”

　　 “段考怎么考得那么差呀？”我沉默了，是不是应该告诉父亲原因呢？我不知所措........

　　 最后我索性地道出事情的原委，我不想再如此生存下去。这时电话的那头沉默了一会，“其实这个我早就知道了.......”





　　 之后，我的情感把我的灵魂出卖了，我不会再自负了........

编者按：这是本期周刊中唯一一篇学生自己动手写的自己的故事，文笔虽然谈不上老到，但是其中的真情还是显然意见，那种成长的困惑，或许能给老师们一种启发：如何对待我们的学生才是合理又合情的？



文章来源：http://blog.cersp.com/14741/57086.aspx

正方向，成长的方向


澄迈县山口中学   蔡仁魏

蔡兴飞推荐

2005-12-29



      他，聪明、活泼，但也是个顽皮、爱捣蛋的孩子，刚开学在讲述“与数学交朋友”第一节课时，他就是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仿佛没有他不知道的。从讲述“数和量与人类生活”到“地砖的铺设”他的回答总是第一个，那么地响亮，“老师，我回答，我知道”，而他的回答有时准确、有时还会伴着“不可思义”的提问。例如：他硬是要称出长方体的体积，尽管他知道长方体的体积计算方法，所以只能先一步告诉他们高年级内容，包括有规则和无规则的体积计算方法。每每这时只是显出短暂的惊讶、好奇，很快就显示出一副败而不馁的样子。他、大耳朵、大眼睛、明亮机灵的眼睛，还有宽厚的下巴，那说不停的嘴巴，第一节课不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然还有他那些“捣蛋”的回答。

      晚修时间，班主任和我同下他们班。“那个学生叫张仕安，最顽皮，课堂无视纪律，爱说话，搞小动作，还尽到，有时还不带课本，更别说做练习。唉，可能是个活宝了。”说着看过去，他正趴在空空的桌子上和邻桌聊天呢，于是他的班主任又得走过去和他“聊天”了。

      仕安喜欢数学，对数学充满好奇心，他聪明机智，对数学总是能迅速地做出判断和独到的见解。虽然他时常会提一些“不可思义”的问题，有他的回答和提问，总是让我在费尽力气时又感到欣喜：例如，在填字游戏时，他能迅速地填好三阶幻方，并说出“平衡”的中心思想，在填四阶时听到由两条对角交换数字位置即可完成时，他极为感叹：“为什么会这样，四阶的可以，而三阶的不可以。”初一学生的好奇心与众多数学家的爱好是相同的。

      由于仕安常有的准便独到的回答和对数学的喜欢，我让他当了数学课代表，并鼓励他今后更加努力，期望着他把数学学得更好，还要带领全班的数学进步，从那天起仕安每次都把课本带来了，虽然只是偶尔翻开一下，极少动手做练习，但提问时却大多时候足对的。

      开始上有理数了，面对更多的概念，符号表示和记忆，而仕安还是很少看课本，数学晚修居然什么课本也不带来，而他的作业也开始出现错误，仕安对学习是不认真的，即使有着偶尔独到的分析。而课后就置之不管了，自信和自满是对孪生兄弟。

      又是晚修。仕安忙着做作业，数轴画错了，正方向没有标出来，比较时又错了。不会，“老师，做完了，对不”，我没有说什么，因为要是指出错了，他又会满不在乎地说哪里错就马上改过，然后下次还是会忘，“交上来，就行了。”

      第二天，是习题演练课，抽了几位同学上来板练，当然有仕安，果然他做得一蹋糊涂。“仕安，―5大于―3吗？”“不对吗”，“正方向在哪”“左边、右边？”同学们都在看他，他赶紧翻开课本。“坐下”，我们一块来看仕安同学的这道题，“他错在哪里！”“他没有画出正方向”，“他不知道左边还是右边的数字大”，“他的符号写反了”同学们回答开了。“首先，仕安同学没有标出正方向，不知道往正方向的数学越来越大，右边会比左边的数字大。因此，出现―3<―5。”边说着我边瞪着仕安想要警告他，而他正埋头看着课本，并显得十分烦躁，说完成再提问他一次他仍回答不对。回为他总是以为他是对的，而数学总是那么对不对地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扬。正方向在哪，上节课后也许他就不知道在哪边了，更不用说如何比较数轴上的数的大小。这时我开始后悔了，那么多次的提问和表扬只是为了让他不知道“正方向”在哪。

      课后，我把他留在教室里，再叫他做一次，他只是简单地画对了正方向，比较时还是错了，原点也没有标出来，“上节课的复习了吗？”“没有”“课后练习做了没有”“没有”“你的作业和这道题的解答是相同的，都错了。”“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是我不认真听课吧，也没看课本”，沉思了一会，又说“昨天的课，我得认真记，晚修也没有复习就做作业了”，“你的作业得的都是B，注意看错在哪里吗？”“还没看呢”“仕安，你知道吗，你在退步，要学好数学，任何一个科目甚至做好任何一件事，都要摆正态度，要专心、认真、刻苦，并且要坚持下去”“老师安排你做课代表是因为你在数学上的观察和分析比较强，可如果你根本就不去看课本、不复习、不做练习，没有牢固的知识基础，你去拿什么来当作观察和分析的依据。你不知道正方向在哪，就不知左边和右边的比较大小以什么为依据的”“你知道伤仲永的故事吗？”“他小时候很会做诗，可他没有继续学习，而是随父亲去炫耀，后来就写不出好诗了”，他说，过了一会仕安低下的头又抬了起来“老师，那我以后改正学习态度，认真看课本，听老师讲课，努力学习，一定要学好数学”，“老师还期望你带领全班同学一块进步呢？”“好的”我一定抓紧时间赶上去，争取做好数学代表，从那以后，仕安的回答和作业错得更少了，而且提问也越来越多，并且很有探究性，看着仕安找到了正方向，沿着它一步一步地前进，我开心地笑了。



文章来源：http://blog.cersp.com/7013/232051.aspx  



▲▲教师自传

学习，生命存在的方式            ――唐江澎

迷恋成长                             ――沈旎

常常想起挨打的日子              ――徐莉









学习，生命存在的方式

唐江澎



精彩评论：

　　1979年高考＂状元＂的光环，并没有辉耀前程，病残的腿依旧迈不进大学的门槛。

　　1979年的高考“状元”怎么就没有学校要呢？就因为“病残的腿”，真让人想不通当时的招生制度，不知道现在的制度什么样了？前一段好像也看到一位山区的女孩子因为脸上的伤疤或是什么的，影响着高考招生，不过后来她比较幸运。

　　不幸是不是一种力量，不幸从来就不曾离开过这个世界，只是这种力量落在不同人的身上，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不争是不是一种惰性，不争到外可见，如果他/她乐于不争，谁能拿他们怎么样呢？

　　只能不怒也不哀地祝愿了：少一些不幸，少一点不争。

――林洪图





　　女作家毕淑敏，在要她对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水、阳光、空气、鲜花和笔――进行取舍时，她放弃了清丽绝伦的花朵，划掉了生命本源的清泉，甚至空气，甚至阳光，而保留下了手中的笔。因为，在作家的眼里，笔是她生命的真爱，意志的支点，犹如她的另一颗心脏，推动着她的四肢百骸。

　　我深深地理解毕淑敏。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以自己对生命的体验，来确立生命的支点，择取生命的方式，创造生命的意义。

　　自学，绿化心灵的荒原仍不愿忆起1979－1980那一段时间，天始终是阴灰的。

　　1979年高考＂状元＂的光环，并没有辉耀前程，病残的腿依旧迈不进大学的门槛。接下采，一次又一次招工、招干，除了使受挫的心灵历经更多的折磨，余下的就是一次比一次更为强烈的感受：社会并不需要我。还好衣食无虞，父母翼翅下还可安放自学的书桌。可祸不单行，多雨的季节里，母亲猝然间英年早逝。我几乎全面崩溃，大病一场。谁说＂少年不识愁滋味＂，失学、失业、失恃之痛郁积成太多太多的愁思，愁思中又过早体味了人生价值、生存方式这些语词的沉重与艰辛。

　　＂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自信与＂惟我不得出＂的浩叹激荡着，发愤、抗争便有了十足的动力。可能处在一个文人辈出的地区，一＂文＂成名天下知的奇迹总能幻化成改变命运的梦想，写小说便成了必然的选择。有一日，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太太走到了在树林中诵读《古文观止》的我的面前，了解了我的遭遇与梦想，与我认真地谈起了人生。她是著名的报告文学作家，来乡间采风，邂逅又分别之后，几封寄自京城朝内大街的热情鼓励的信中，分明指给了我一条实在的路：你必须找到职业，不然坐在家里写作是要饿死的。正常的就业岗位还不够正常人去拼争，我又能找到什么职业呢!亲友建议去学中医，正好有位颇具声名的老中医意欲收徒，这样，汤头歌诀就背了起来。还未开始阴阳配伍，母亲的几位科班出身的医生同事就正告我，职业医师的资格是不可能靠自学采获得的，解剖学可以自学吗，病理学可以自学吗，你总不能当江湖郎中吧!

　　干什么呢，揽来刻写钢板的活计，以2角3分一张的薄酬来弥补生活的拮据，一天最多时刻过17张。那时也算很高的工钱了，可惜不能稳定地享有。没有活干时，只有看书。文艺作品是无法读的，人生的乐事反衬出我的哀伤，别人的哀境又更容易引发情感的共鸣。视线慢慢移到那些风平浪静的文字上面，两卷《辞海・语词分册》就成了终日交流的伙伴。字求其训，词索其源，反而有了无尽的兴趣。积习难改，直到现在，心有不宁时仍会翻阅辞书，找到一种面对沧海的感觉，使精神得到滋养，心绪得到调理。由此开始，游国恩的《中国文学史》，王力的《古代汉语》，也成了颐养与复壮生命活力的精神园田。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就这么几本书，一字一字地读，一页一页地啃，做摘录，记笔记。不去刻意追求什么，只是我的生命需要用学习来充实，心灵的荒原需要用知识来绿化。

　　苦读，获得富有教育价值的学习体验在迭遭重创的时候，几位高考落榜的好友常来陪伴我，不经意间我当起了＂小先生＂，向他们介绍复习方法，帮他们归理知识体系，设疑问难，答疑解难。第二年高考不料五人齐中，有一个还继我之后再夺＂状元＂。同情弱者的心理与舆论的渲染，把几人的成功几番放大，又都归因于我的＂神奇＂，以致引起教育局长的关注：这样的人才能在家里教，为什么不能到学校里教?于是大笔一挥，＂请把唐江澎安排到你们学校算了。月薪28元。＂一张纸条改写了命运，我当起了民办教师并进入重点中学。至今感念这张纸条，一语＂算了＂，力排众议，一锤定音。

　　至今仍钦敬老校长用人的果敢，毕业班的语文老师病了，两位老校长无计可施，准备走一步险棋，＂超擢＂我去顶岗。我退缩了，毕竟只有17岁，毕竟只有高中毕业那点底子。他们显然已经调查了我当辅导老师的情况，说＂就是用教鞭也要把你赶上讲台＂，并热情鼓励，＂只要把你怎么学的告诉学生，让他们达到你的水平，你就成功了＂。后来与几位专家朋友聊起这段经历，他们认为，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说，算得上经典的教育理论，它指出了教师的学习经验的教育价值。

　　第一次上讲台的场面，永远定格于我的记忆。面对起立致敬的学生，我惶惑的眼睛从他们的目光中读到了需要与信任，也读到了我的价值。学生的信任支撑起我倾斜的人生，我也要用知识去支撑起学生的未来。这瞬间的感受，后来发展为我获国际征文比赛一等奖作品的主题：师生关系，正如＂人＂字的结构，靠相互支撑构造出＂人＂的辉煌。当我以对人生价值、生存方式的剀切体验来诠释教师职业的意义时，我获得了从事这种职业所需要的刻骨铭心的挚爱。

　　那时，我的教育对象是与我同龄的复读生，我理解的教学就是＂帮助学生考高分＂，用的办法主要是强记多练。我的居室成了复习的大本营，师生摸爬滚打在一起，复习晚了，就挤在一张床上。我很快赢得了学生朋友的信任，也教出了足以改变我身份的考试成绩。但是，学识的浅薄日益在教学中显露出来，同行听课指出的＂硬伤＂让人汗颜，听人家的课又惊讶于滔滔不绝的渊博，特别是自己的无知点一次次弥漫为学生们群体性的知识盲区时，我再也无法自满于可怜的考分了。

　　全面系统地学习大学课程，这时成了我最急切的任务。为了买到一台能接收到广播教学信号的收音机，我找遍了城里所有的商店。此后3年里，早起晚睡，收听王力、袁行霈等大家名师亲自讲授的电大中文课程。同事们看到我耳朵贴在机子上听、一边不停地记的样子，开玩笑说＂这家伙大概是学特务专业的＂。终于用几十本笔记和36次优秀的成绩，换来了一张实在的专科文凭。

　　有了工资，积久的购书欲望开始膨胀，由于把握不好量人为出的原则，财政状况常常危及衣食。有一回，在省城书院门的旧书摊上，看到了一套《十三经注疏》，急切的眼光泄露了迫切的心情，讨价还价便失去了机会，只好用归程的车资、饭费顶上去。就这样，购置了《中国大百科全书》、《汉语大字典》等数千册图书，订阅10余种专业杂志，并整理出3种自用的教学资料索引，积累了2000多张教学资料卡片。

　　边学边教，边教边学，构成了我20多年的生命方式。曾自嘲，除了正规大学没上过，读过＂五大＂(电大、函大、夜大、刊大加上在职进修)。但正是这种以＂自学＂为主要方式的学习活动，丰富了我对于学习的体验，也进而构筑我的教学根基。在与同行、专家的交往中，人们对我教学中展现功底、点化学生的做法多予肯定。反观经历，就发现这些所谓的能力都与我的学习经历相关：要通过文、史、哲的自考，大量的繁复的内容需要记忆，赖此而成的是提炼概括、把握要点的阅读能力；要独立分析作品，交出50余篇诗、文、剧的鉴赏文章，又必须揣摩玩味、耽思涵咏，赖此而成是含英咀华、发人未见的领悟能力与识见；写作各类文章而不辍，以至获取国际征文比赛一等奖，历练中培植的是语文教师起码的写作能力；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屡次参加演讲比赛，层层过关以至随省级演讲团巡回各地百场演说，锻炼中造就的是流畅的口语能力与机变从容的心理品质。我无意展示什么，只是想借此表明一个基本观点：教师自我的学习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教育价值。＂学高为师＂之说不仅是对知识拥有量的规定，更是对进修学业以至＂学高＂的途径与方法的崇尚。教师应是学习的先行者，欲做成功的教师，先应成为成功的学习者，起码应拥有丰富的学习体验。

　　研究，形成教师新的职业生活方式，常听名家教诲，不要把教师当谋生的职业，而要当作事业。我实在分不出职业与事业的区别，心底倒是一直珍视这份得之不易并体现了自我价值的职业，进而常常思考：作为专业特性极强的教师职业，我们究竟应该拥有怎样的专业生活内容和职业生活方式?怎样做，教师的职业才能达到别的专业人员不可替代的境界?

　　对上述问题，在理论上寻解是容易的；在实践中真正去做，就需要意识和毅力。要求自己学会研究，拥有通过反思来不断促使专业发展的意识与技术。

　　要提升语文教育的境界，我需要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教育评价学等教育理论的支撑，需要目及国际教育改革潮流的视野，需要搭建起教育科研方法的平台。从教十余年后，桌上的读物变了类型，突破学科性书刊的范围，更多涉足专业性教育理论的领域。曾被鄙薄为＂你不说我还明白，你越说我越糊涂＂的艰涩的理论专著，重又捧起硬着头皮来读，再多想想，这些术语、概念表述实际上是我们所熟知的哪一些情况，力图将其专业话语转译为我的经验话语。尤其高兴的是，当与学者、教授们交流时，我的鲜活的案例可以准确注解他们的＂概念＂，新一层次的＂对话＂从而实现。

　　在参与了大量的研究活动后，我自觉跃升到新的境界。比如，领题研究校本课程开发，我领悟了课程的真义，知道课程是以适当的方式来安排学生学习机会的过程，国家要给学生学习后的程度定一个起码标准，但用什么材料、方式使学生达到此标准，是教师应拥有的权利。＂课本不过是个例子＂的名言，实在不过是常识性真理。又比如，参加教育部考试中心高考命题的研究，我不会再将一腔怨气倾泄到选择题上，题型是次要的，关键是看设问技术能否准确表达命题立意。还应庆幸有了与大师、专家、学者对话和交流的机会，钱梦龙、于漪老师听课点评，誉不溢美，批及痛处；崔允郭、王建军博士更是连续跟踪；录音摄影，晚来争吵，非得把你分析得七开八透、体无完肤不可。不必奢望专家们指点迷津，他们仅仅提供有关背景框架的坐标图，能回答该怎么走的还是自己。

　　开始想搞研究时，我也遭遇了＂方法误区＂，看着什么课题呀、假设呀、自变量、因变量、信度、效度等等一套又一套的规矩，实在头晕。后采，读科研方法类的书多了，知道了那种分割情境、偏重数据处理的研究方式，对我们实在是无用。慢慢学会了择起称手的工具，自如而有效地投入研究。比如，学会＂讲故事＂、＂写案例＂，＂写教历＂，就可以客观详尽地描写我们的教育故事，真实细密地叙述我们的实践行动，就可以＂原原本本＂地、＂原汁原味＂地呈现这些极具研究价值的资料和素材。事实上这也不是雕虫小技，而是提供一种自我观照的镜鉴、反思研究的依凭、经验共享的载体。渐渐地，借助于深刻领悟了的理论背景，反思大量积累有关教学过程的事实性材料，进而做出理论选择，提出了＂体悟教学＂的策略方法体系，实现了奥斯特曼所说的由＂具体经验＂到＂抽象的重新概括＂这样一种升华。自身的实践优势开始转化为研究优势，具有教育意义的实践经验开始提升为具有理论价值的研究成果。

　　我深感，作为实践者的教师，拥有着专业理论研究者不曾具备的来自于经验累积的实践性知识，占有着不可替代的研究领域和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教师可以研究出的＂名堂＂恰是专业理论研究者无法完成的。我们不能拒斥研究，也不能将研究视为教学以外的职业补充，研究是教师自身专业活动的重要内容，是教师职业生活方式的基本形式。

　　学习，使我拥有了职业生涯中立足与成长的精神乳泉，使我形成了从精神晶位到为人风格、从知识修养到专业智慧的日臻完善、日渐强大的支持系统。但这可能不是一例个案，当＂学习化社会＂伴随着知识经济时代到来的时候，有谁能够拒斥学习这一生命存在的方式呢?

　　作者简介：唐江澎，全国教育系统劳模，人民教师＂奖章获得者，中学语文特级教师，现任江苏锡山高中副校长。



2005-11-04 22:53, 刘良华推荐

引自：http://blog.cersp.com/23943/148262.aspx



迷恋成长



――沈旎



评论精选：

      我们搞教育的，在看别人教别的孩子时，总能指手划脚，头头是道，可一旦面临自己的孩子，就有束手无策的感觉。其实，我们不妨跳出来看看，把自己的孩子当作一个正常的人看看。

     学好语文不仅是学好其它科的基础（前段时间听一个物理老师分析高考阅卷，说其中表达分有13分，近百分之十），更是优质生活、成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无论如何是不能废弃的。

     但学好语文并不见得就是一定要考好每一次考试。我觉得考好成绩是一系列语文活动后的一种自然结果。语文学习虽然有应试的成分，但现在的高考题并不纯然与素质教育矛盾。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打好基础－－多阅读，勤练笔。如果说作业多得做不完的话，最先做的应是语文而不是其它－－很可惜我们的学生都弄反了，往往最先放弃的语文。

      一个勤于阅读和写作的人，经过高三半年的应试训练，足已应付高考。记得自己的高三第一学期语文只考了四十几分，但自己一点都不着急，因为知道自己的实力，也知道自己的失误。高考自己的语文考得还是挺好的。回想起来，自己也没特别学语文，只是上课比较专注，爱揪领导、老师讲话的小辫子，爱读书，把自己写的诗贴到课室后面的墙上任人评说。

     人生阅历并不是要每件事都要经历，更重要的是带着感情去阅读。要讲阅读的方法，从学习的角度来说，怎么写比写什么重要。

――邓健林



　　自从周六上午开始补课，樱子每周回家的时间便被压缩到了二十四个小时，即周六下午2点多到家，周日中午3点必须从家里出发返校（家里离学校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这个星期六，我加班，到下午五点多才回来。一放下包，就我朝楼上喊：“樱子，妈妈回来了！”指望她像以往那样雀跃地下楼，和我絮絮的聊学校发生的事，今天怎么啦？半天没动静，是不是对我不在家有意见，生气了？上楼，到她房间，看她做了一会儿作业，她才答理我，她说有件事，没敢告诉爸爸，语文老师请你们去一趟。为什么？有一个单元练习没做完。哦，在家长会上，语文汪老师就曾声明，只要有作业问题就会请家长。没事，我安慰她，汪老师不找我们，我们也还正想找汪老师谈谈你语文学习的问题呢？作业没做完是怎么回事？从小学到高中，樱子的作业从没让我们操过心。樱子说，怪自己没安排好时间，一是这周理科测验，因为期中考理科全班第一，所以想保持，用的时间多了些。二是语文的阅读有些文章读不懂，所以做起来慢，其实期中考语文也有这个问题。说着说着她有些急，我问这段时间做了课外摘抄吗，她说做了，我说如果时间不够，就先放放，她说那做得很有意思，不想停，她会安排好的。嘱我别担心，不会有第二次。我们一起读了他摘抄的文段，我极力推崇她摘抄的句子，她放松了一些。

　　语文学习从初中开始成为她的问题。其实，她并不是不喜欢读书，家里藏书不少，只要有时间，她就会翻看，从小就嘱她注意积累，但一到初中，因为各科跟进，看着她忙累也确实放松了些。小学的时候，樱子的语文不错，每个学期都能在报刊上发几篇文章，我收藏的她小时候的日记本就有足足六本。可从初中开始，她的语文学习就有点找不北，起先，她考试后回家还说，对考得好不好有意识，可几次她的感觉与分数差距太大，于是回家后就只告诉我，都做了，没感觉，有一次她说卷子上一方面要我们写自己的体验，一方面又有一个标准答案，我就是不是那样想的，怎么办。写作也因为追求有意义而让她犯悚，越怕越不想多写，越不想多写笔头就有些生了。

　　对她的语文学习，我有些担心，但并不太急，我觉得年龄小，阅历浅可能是一个没法解决的问题，因为孩子比同年级的孩子足足要小近两岁，这不是我们刻意让她早上学，而是学制调整，武汉市各区学制不一致引起的，所以理解能力、思维的深刻性都有些问题。

　　这次期中考她的语文情况十分打眼，虽然总成绩全班第二，可语文竟然比全班的平均分足足低了二十多分。巨大的反差，对她的打击也很大，这次语文作业没有完成，让人担心她彻底地放弃语文，所以我们也想找个机会和汪老师谈谈。

　　请家长，这确实是上学以来的第一次，难怪她会紧张。在饭桌上，我让樱子自己把这事告诉父亲，她爸也说没事，开玩笑地说去就去吧，总有第一次的。孩子很细心，到下午，她让我给汪老师打电话约时间，她不想让爸爸妈妈等太久。然后又担心谈话太晚，嘱我们下午一定要多吃点东西，担心这么冷的天我们回家太晚（送她去学校再返回，一般都会到周日晚上八点）。她说，我们都这么大了，其实找我们谈是一样的，没必要请家长的。我说没事，这趟一定值得的。

　　我们对请家长一事轻松的态度让樱子不再紧张，路上，她靠在我怀里睡得很香。我的心里其实还是有些不安，不知道会接受怎样的训话。

　　晚上，如约见到了汪老师，汪老师很年轻，话不长，但很能切中要害。老师首先谈了期中的问题，拖了班上太多的分，说如果你想考北大清华，语文必须在120以上，如果你想考复旦等上海的学校至少也要110分，你想好要什么。然后对樱子说，你的语文基础差，你对语文还不感兴趣，问是不是对语文不感兴趣？樱子愣了一下，没说话，眼泪开始在眼框里转，嗫嚅地说：不是这样的，是感兴趣的。她觉得委屈，对语文她是感兴趣的，只是有点找不到考试的感觉。听了这问话，我也有些紧张，害怕老师求证她的不感兴趣，如果那样，情况会更糟。她的回答显然出乎老师的预料，感兴趣为什么积累少，感兴趣为什么作业没有完成？樱子不做声了。老师谈了语文学习的重要性，这与我的观点一致，语文是影响终身的学科，它给了孩子们生命的底色。老师很有经验，他谈了语文学习无捷径可走，最好的办法就是最笨的办法，建议她做些摘抄，读书要读出声来。樱子默默的点头，我想她是听进去了的。老师为樱子开了一个必读的书目，我感觉到老师对樱子的希望，但愿孩子也能体会到。可现在各科作业量都不小，孩子会有时间在高中阶段读完这些书吗？我能给她什么帮助呢？

　　有时我想，可能我能做只是鼓励，保持她的兴趣，等待她的成长，迷恋她成长中的点滴。

    “所以，希望你的“考试”语文成绩能好起来，祝你能考到你自己满意的大学，别让马失前蹄的事在自己身上发生。”

    另外，相对缨子的妈妈说，很赞赏你开放和有远见的教育观念，但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有时目光短浅是必须的，分数对于您和你的孩子真的都很重要。现在的中国还没有无差别化的小学校和教育，大学阶段的教育更是如此。



引自：http://blog.cersp.com/30371/187597.aspx

常常想起挨打的日子
――徐莉

评论中的相关精彩故事：

1．

      以前高一的班主任，是个数学老师，今年在我们学院读教育硕士。记得她以前老是用那种黄色的大三角尺打那一两个捣蛋鬼，他们总是被打得一缩一缩，还差点碰倒那些含羞草，又挨一顿打。还有不交作业的男生，这个老师就叫他们去操场跑圈，还有一次，我觉得是比较离谱的，就是把一个男生的书包从6楼扔下去，书散了一地。

      但这个老师却是我们最喜欢的老师，因为她打完学生会请回学生吃东西，学生跑圈她有时会跟着一起跑，校运会和我们一起疯，扔完书包还调侃好一会。。。

    有时候，体罚也是一种艺术。

――区乔雅

2．

      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班是学校出了名的“垃圾班”，于是一个经验老到的老师被派来管理我们，他也经常手执武器，不按时交作业，打，违反课堂纪律，打，眼保健操做不好，打，不讲卫生也打，每天的第一节课总要上演最壮观的一幕，无论男女，伸出手一字排开，光看老师用力的样子就已经够难受的了，当时我们都恨他心狠手辣。但奇怪的是，多年以后，当我们又聚在一起时，谈论最多的就是这位老师，他的神情、习惯、衣着我们都记忆犹新，话中更多的是感激之情。而且，话到最后往往是“我们什么时候约在一起去看一下老师？”当学生懂事后，他们就很自然会知道，哪位老师是真心对他们好的。

――廖敏仪



3．

      想起挨打的日子，首先我想到的是我的初三政治老师。那时侯临近中考，无论是早读，自习还是下课，我们班上露面最多的就是一个拿竹棍子的张老师。只要她一有空，就会拿着她的那把“戒尺”来让我们背书。抽到谁，被错一个字就一棍。尤其是自习课时间，太充足了，全班五十几六十人没一落空。自习课下课，课室里一片男生强忍欢笑，女生满脸泪水的景象。

     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棍棒底下无庸才。”我们中考的政治成绩全都在120分以上（130分是满分）。也许当时被打手心的时候，同学们都很恨老师，但是当看到自己的中考成绩时，相信大部分的人的恨都被开心所驱散了吧！

――陈宝莹

4．

      鼓励和惩罚是教育的基本方法，缺一不可。记得小学时候我曾是很优秀的学生，每个学科都不含糊。到了初中，开始学习英语，连字母发音都不敢，老觉得怪怪的，好不容易发出的都是汉语拼音的读法。老师连教几次，我都读不准，当时执教的近70岁的英语老师用他手中的竹鞭狠狠的在我的后脖子上搀了三下，又教，我仍然读不准，甚至还有些故意装怪气老师的想法。老师气愤至极，又用竹鞭狠狠的搀了我后脖子上三下，疼痛使我的泪水顿时充满眼眶，愤怒使得我铆足劲照他的口型第一次正确发出O的读音。从此我跟老师较起了劲，每天跟着收音机学习英语成为班上该学科成绩最好的学生。是惩罚，打出了我的清醒，是惩罚，打出了我不服输的性格。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鼓励和惩罚都是教育的艺术。

     感谢英语老师！

――显华







　　被打着手心，我们不断进步。

　　读书时，但凡有考试压力学科的任课老师几乎都打过我们，不论学习成绩好坏一视同仁。老师总是强调，经常打谁就是真心关心帮助谁。每次老师发作业本或者考卷的时候，我们就关注老师是不是带“武器”来了。

　　记忆中许多老师都有自己个性化的“戒尺”，譬如初中对我们最好的“姚老”的尺，乌黑发亮，光滑异常，不知是多少人的手心反复摩擦的结果。那是一种叫“电板”或者“垫板”的工业材料，听说是他专门去工厂找熟人做的。那尺只偶尔用来画电路图，主要的功能是打我们的手心。从开始的恐惧到后来的紧张，再后来慢慢习惯，挨打的时候大都很坦然，一个个忍着笑上他那里站队领打。他工作尽责，我们都很亲近他，喜欢他，尊敬他，并不因为他下手很辣而记恨他。

　　小学教数学的朱老师也是令我难忘的。她出奇的好脾气，从没见过她板过脸，连打我们的手心时都是笑眯眯的。在那样一张美丽而和蔼可亲的笑脸前，被重重打手心，完毕，她常常会关心地问，很疼吧，起了“苔”吧，多揉揉，不然会肿很久，记得下次作业要认真些云云。我们总是红着脸，心里甚至有些温暖和感激地领打，然后回座位。

　　我被打的理由多是粗心，对付我这样的，老师常常让我自己打自己。一定要声音响亮，全班同学都听到，要不就不作数。为了能一次过关，减少罪恶感，我总是闭起眼睛，一下是一下，绝对不含糊，大义凛然。老师经常赞赏地说，很好，很诚心很实在。而有些“狡猾”的家伙，经常被同学“嘘”、被老师取笑：怕打下次就认真点！

　　最难忘的一次挨打是因为“天牛”。那段时间班上玩天牛成风，笔盒里常常有它们的身影。一次凶巴巴的班主任打开笔盒借同学的笔一用，毫无防备之下看见天牛赫然在笔盒中游走，失色尖叫。然后所有抓过“天牛”的同学，摸过都算，一律领打。边挨打边要保证绝对不再碰这么恶心恐怖的东西，至今同学聚会仍为一大谈资。

　　那时的传统是，在学校挨打了，回家告诉父母一定是另一顿好打。老师是不会有错的，谁让你不懂事惹老师生气呢？老师在我们心中一直是很美好的，虽然他们常常打我们手心、罚站、罚抄书、罚……

刘良华推荐

引自：http://blog.cersp.com/30928/164342.aspx



▲▲教师传记

一个实习生的故事            ――天毅

今天谁没有交作业，站起来!   ――曾宇婷

浮生掠影                   ――袁潇

段老师这个人                ――腊月草根









一个实习生的故事

――天毅



评论精选：

　　 实习生临走的时候，常常能够让学生流泪。有人说实习生的经历不代表真正的教师生活。我总觉得实习生的经历与学生对实习生的留恋这里面隐含了很多教育的希望。既有学生成为幸福学生的希望，也有老师成为幸福老师的希望。当天毅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感到欣慰和幸福呢？”这句话时，这里面就隐含了教育被救赎的可能方向。

　　 我的提问是：“实习生”这个词语和形象本身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魅力？有没有一种可能，做了老师之后，我们仍然能够长时间地保留和延续实习生的姿态和实习生的魅力？

――刘良华

作者坦言：

      谢谢大家的评论啊！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英语很差的实习生，有了一点儿小小的感言，没想到会得到这么多老师的关注！老师们谈得很深刻，有很多问题是我没想到的，受益匪浅，谢谢大家！

――丁天毅

　　

      今天下午的英语课，是我给孩子们上的最后一课。卢老师没来，也没有其他实习老师听课，只有我和可爱的孩子们！一上课我就用英语告诉他们今天是我最后一次站在这个讲台上了，他们听了似乎没什么反应（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没听懂我的英文）。课进行了一大半，也许是语法内容太无聊，孩子们在下面开始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我突然有些伤感，毕竟，过了今天，过了这一刻，我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再有机缘给如此可爱的小孩子上课了，于是我禁不住用中文轻轻的说：“今天是我给大家上的最后一课，请大家安静一点儿好么？”霎时，孩子们都愣住了，刚才还很混乱的班里此时听得见微风吹进窗口的声音……就这样静静的过了几秒钟，他们突然缓过神儿来，大睁着眼睛问我：“为什么啊？为什么是最后一次啊！” 下了课，好多学生拥上讲台把我团团围住，“丁老师，您再给我们讲几节吧！”“这不会真的是您最后一次给我们上课吧？”“丁老师我们特别喜欢听您的课！”“您不是11月11号才走么？为什么就不给我们讲了啊？”“丁老师……”“丁老师……”我突然发现有几个小女孩一边叫着一边在拿手擦眼睛，那一双双澄澈的眼中竟然有了泪花……

　　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感到欣慰和幸福呢？

　　从孩子们满是不舍的眼神中，我得到了作为一个老师所能得到的全部幸福！实话说，我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还没有资格领受孩子们如此丰厚的馈赠，但实习的这两个星期里，我也逐渐体味到身为老师最重要的是什么，那就是一定要让学生感受到你对他们深深的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是居高临下的老师，学生有义务听从你的命令完成你的作业，有义务拼命学习考个好分。老师和学生在人格上该是平等的。孩子天性好玩，确实需要老师春风化雨的教育，但首要的一点是：尊重！不把学生当人看，动辄拉了脸斥责挖苦学生的老师不配“老师”这神圣的称呼，也永远不会得到学生的爱戴。

　　老师是一个暗夜里的领路人，他走在前面，紧紧拉着学生的手，当学生害怕，迷茫，畏葸不前的时候能有老师的安慰和鼓励让他们觉得安全。

　　上天保佑不要让我看见老师成为押解奴隶的执鞭者，走在一队奴隶后面，只会恶声恶气的催促他们前行，如果不从就甩着鞭子在人肉体上留下一道道血痕。遇见这样的老师，学生比奴隶还不幸，因为那深深的鞭痕是留在孩子心上的……

　　

　　马欣老师按：

　　天毅曾是我的学生，从他的SPACE上读到的实习日记，颇为感动，和大家分享。

这是一位有思想的学生的实习感言，读前半部分的时候我感到暖暖的，为他自己的成长和他的学生们高兴。后半部分让我思考，给我震撼。 我仿佛看到了他所描述的景象，非常悲凉。和刘老师一样，我对我们的行业有信心，对同行，对同事都有信心，我们不会让学生变成我们皮鞭下的奴隶！



文章来源：

http://spaces.msn.com/members/dingtianyi/Blog/

http://blog.cersp.com/29124/138193.aspx   



今天谁没有交作业，站起来!

――曾宇婷



评论精选：

      用爱心感动学生,我承认,非常重要.只是,我有点糊涂了.我也抱有爱心,想用我的爱心去感动我的学生,但我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可以被感动的.是我的爱心不够,方法不对,还是学生本身的问题呢?我主动跟班里的一位成绩和纪律都不好的学生补课,但他却借此为由,不去搞卫生,逃脱责任!我渴望他能够明白我对他的关心和理解,但常常由于他的偏激的想法和受到了否决.我想,想要真正的感动他,还要更加努力才行.

――陈小敏

　　

      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认认真真地考虑过“我为什么要当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在踏入华南师范大学之前，我从未把老师列入我的职业选择范围之内。我和很多同学一样，不得已来到了华南师大，不得已要选择做老师。

　　实习之前，我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用爱心去感动学生。我一直在努力，使自己的所做所为尽量符合这个原则。不得已要成为人民教师了，所以也不得不考虑““我为什么要当老师”这个问题了，今晚，我看了很多遍邓健林老师的文章和各位老师或同学的评论，想起了前些天发生的一件事情。我在实习日记中写下了这件事。

　　

9月30日 星期五 晴    　
      昨天在课堂上,我强调作业要按时完成,但是今天又有很多同学没有交作业。我想不再次强调并作出处分是不行的了，有些学生吃硬不吃软。拿六年级某班的某女生来说吧，她从来都不交作业，即使交了也是在老师一催再催的情况下，并且是应付了事，老师们都对她很头痛，尤其是班主任，对她用尽了办法：批评教育、找家长……老师们实在是拿她没办法了，班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无限悲哀地对她说：“你经常不交作业，也不听老师的话，老师对你没有办法了，以后老师也不管你了，你的作业不用交了，交了我也不会批改。”奇怪了，打那以后，那个女生天天准时交作业，而且还做得很好。

　　据了解，我们班也有几个这样的同学，经常不交作业，见家长也是无济于事。我决定利用劳动课的一些时间好好地整顿一下这个班的纪律和风气。

　　当我来到课室的时候，我没有象往常一样，与学生问好，而是第一句话就是：今天谁没有交作业，自觉站起来。刚开始没有人愿意站，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想我当时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僵持了几秒钟，有个男生站起来了，脸上带着点恐慌，不过没有被老师叫进办公室时的恐慌严重，其他没有完成作业的学生也陆陆续续站起来了。我稍微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先表扬了第一个站起来的学生：“他很勇敢，很诚实。”接着我一个个问学生：“为什么不交作业？”有些学生说忘记了，有些学生说没写完，也有些学生说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作业。在我看来，哪一种理由都是无法成立的，但是我试着深入了解真相，所以没有象其他很多老师一样，即时发作，不给学生申辩的权利。我很耐心地问了原因，结果让我非常震惊，也非常愤怒，原来有不少学生认为我是新老师，对他们应该不会那么严格，不会因为没完成作业而批评他们。我不知道是否自己在之前没有树立威性，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当场我就把他们“狠狠地”批评教育了一顿。当时我注意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女生，叫小诌，说她特别，是因为无论我说什么，她的脸上都没有表情，准确地说，是一副无所谓的表情。因为是在课堂上，所以我没有花太多的时间在她身上，而是决定下课后再对她进行个别交谈，以较深入地了解她。在课堂的最后十分钟时，我对全班同学说，以后你们班假如有一个同学没有完成作业，又不接受批评教育、及时改正的话，全班同学留下来，陪着没有完成作业的同学，直到他们完成了作业再回家。我本来是想用这种方法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监督，以保证作业完成的数量和质量。没想到很多同学，尤其是那些从来不欠交作业的同学非常不满，他们叫喊着：“老师，这样不公平。”“为什么不公平？”同学们一个比一个情绪激动：“老师，他们经常不完成作业的，为什么我们也要一起罚？”“老师，小诌很蠢的，她什么都不会？”……本来我认为所谓的好学生情绪激动是情有可原的，但是当他们中的很多人叫喊“小诌很蠢”时，我的心突然间很痛，因为学生之间的鄙视，因为这些孩子没有了孩童时代应该有的真诚和友爱。后来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他们会这样，我想只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那里的很多老师经常在办公室，甚至当着学生的面叫某些学生为“天才”，脸上伴随着鄙视，不满的表情，而且大部分的老师都偏心于成绩较好，比较听话的学生。在这种不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成长的孩子，能学会公平、公正吗？在骂声中成长的孩子能学会宽容，学会自尊、自信吗？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差点就流下了眼泪。过了几分钟，我才缓过神来，我对他们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教育，试图让他们明白，什么叫团结友爱，什么才是真正的班级。我不知道他们懂了多少，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学生对我的批评教育没有了原来的反抗情绪，甚至有些学生在不停地点头。我心里稍稍感到安慰，希望他们真的了解我的用心良苦，能真正团结友爱。课后，我把小诌叫到课室外面，与她进行交谈，交谈中我了解到，她的英语基础很差，连26个字母也不会（其实我们班还有几个同学连字母也不会），抄写英语句子时，她不懂格式，所以干脆不做作业。另外，她对同学的嘲笑无所谓，对于他人的嘲讽，老师的批评，她从来不会感到不舒服。我有点悲伤，直觉告诉我，我对她还了解太少。我对她说：“小诌，老师很喜欢你，老师也相信你一定可以学好英语，你有什么问题及时找老师，我们一起来解决，好吗？”我突然间发觉，她的眼睛闪过一种从未有过的神情，随即又消失了，我知道，她听懂我在说什么，她为我对她的关心感动。

　　那天下午，小诌把作业交上来了，我激动了很久，我知道我已经迈出了“用爱心感动学生”最艰难的第一步。

　　事后，我跟指导老师提起这件事，她似乎有些不屑一顾：“小诌智力有问题，你不用管她太多，她只有交了作业就行了，其他的随便她吧。”我很气愤，但不便与指导老师争论，所以就没有说话，我还是坚持自己的原则――用爱心感动学生。我相信，没有不好的学生，只有不好的老师。

　　事实证明，我的原则是正确的，方法也是有效的，我的爱心感动了她，从那天开始，她每天都准时交作业，虽然作业的质量不怎么好，但是这已足以让我激动不已。

　　也许今天我只能这样回答自己：“我做老师是因为我想用爱心感动所有的学生，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做人。让学生活得自尊、自爱、自重，同时尊重他人，与人和谐相处。”

　　

2005-10-11 21:07, 刘良华推荐



浮生掠影


――袁潇



     参加普通话测试时，有个说话题目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我满怀信心地去记忆里筛选，却猛地怔住了――许多师长的名字晃过，谁能让我出口成诵呢？

     关于老师最早的回忆可能从欧阳老师开始，他是父亲的朋友，所以我牙牙学语时就认识他。他圆头阔面，身板宽直，在小孩子的眼里显得十分魁梧，常于傍晚时分，他强有力的踏步声在我家过道响起，接着便是他洪钟般的声音：“曾老师在家吗？”听不懂他和父亲交谈的内容，但看得出他们很投机、很尽兴。有时，他问我的情况，夸我聪明。年幼的我得人夸奖，心里喜滋滋的，便期望有一天能做他的学生。

     我终于升到欧阳老师长年把关的五年级了。有一回，很多老师来听欧阳的课，讲授的课文为《琥珀》，那是一篇精彩的短文，讲述父子俩在树林里发现了一颗琥珀的故事。欧阳问“琥珀被发现的原因”，同学们争先恐后地抢答了种种理由后，便安静下来，欧阳好象还很期待有人继续作答，我不愿看到课堂冷场，已然找不出理由来，也坚决地再次举起手来，欧阳高兴地点我的名，我便一本正经地回答说：“小孩的爸爸有知识，才确定这不是颗普通的珠子，而是珍贵的琥珀。” 欧阳肯定地点头说：“你思考得很对。”于是课堂气氛又自然而轻松地进入下一个环节。用今天的教学观念来看，我的回答固然正确的，但二十年前的课堂，估计这样看似牵强的理由，不仅难以被人认可，而且教参上也肯定没有。那时的我实在好表现，也深得老师垂青。

     只有一个秘密藏在我心里。热天学校安排午睡，同学们都趴在课桌上午睡，由班干部轮流值日。但欧阳了解我是条大“瞌睡虫”，从来没有安排担任学习委员的我值班。那种可以不午睡、自由神气地踱步巡逻的特权的渴望，让我许多年后想起来甚觉好笑。

      如果说小学的我还称得上出色的话，初中的我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调皮、叛逆、失望。我所在的班级是全区的重点班，新集体精英荟萃，年龄最小的我成绩一落千丈，班主任P老师本是我家一位长辈，我一直听不太懂她的武岗口音，但我知道，她原来那种慈爱的眼神都慢慢地躲到那副冷冰冰的眼镜后面去了。初二时班主任换了X老师，他没戴眼镜，但眼睛细成一条缝，眼皮却不时地眨，上课时我们悄悄地数他一分钟眨多少次眼。他总透着鄙夷的警觉，我的调皮变本加厉了，与班上其他沦落人结为好友。于是被他请家长，我回家不敢讲，而是请姐姐转告父亲。父亲当时很忙，但自然去了学校，回来后把见面的情况正告我，我想象着父亲站在谢老师的房里，谢老师边扫地边例举我种种恶劣行经，最后父亲检讨自己教育失职、感谢老师照顾等等。这一幕，我并不在场，但却成为我最羞辱的回忆。不知为什么，叛逆好象不仅是差生的专利，谢老师除了让差生怀恨，即使在好生中也不得人心，好中差生中都有人与他发生冲突。于是，等我们升到初三，又换了班主任。

      进了高中，我的性情突然发生转变，像换了个人似地安静下来了，再也不会上课盼下课，下课就活动。从早到晚，除了必不可少的移动外，就固定在座位上了。

       高一班主任F老师以负责和严厉著称。他集体荣誉感非常强烈，不容忍班级任何方面落后于兄弟班级，也不允许任何学生违背他的意志。他的目标就是要考取更多的大学生，为此，他在班上树立了学习标兵，但竞争太残酷了，疲倦的标兵往往在考试中败下阵来，他又寻找新的典型，为大家加油打气。

      一个学期下来，我班有7名同学名列年级前十名，除了学习，我班卫生内务、文体活动也是最出色的。他像一只老母鸡不知疲倦地守望着一窝小鸡，又像一只鹰隼犀利监视着一群羔羊；他敏锐的目光无处无时不在，他可能潜伏在教室后门观察我们上课，可能掩身在对面教学楼监视班级动静，也可能于深夜去寝室外听同学的窃窃私语，他随时都会召开班干部会议或者找人谈话，团支部和班委会两个机构成员冗多，密探自然也多。所以班级一有风吹草动，他都了如指掌。他抓紧任何一个空隙对我们进行思想教育，我每次都饶有兴趣地听他举例、分析、总结，觉得比听课有意思。

      那时的我文科成绩突出，篮球场上骁勇，同学关系融洽，与来自农村的同学相比，外出办事干练，所以颇受他的器重。大约在一年二期中考前后，却传来他要调到县教委去的消息，临别的时刻，许多同学把自发买的小礼物赠送给他，这位严厉的师长眼睛湿润了，动情地说：“送了好多届，你们这一届居然送不到岸了，真不放心。”后来听说性情鲠直的他在教委常得罪人，听到的同学也不免为他担忧。

      F老师调走后，接任的班主任是物理老师L，年轻的他对班上的浮躁表现出极大的忍耐和克制，半年后，就考取湖南大学的研究生走了。新接任的是H老师，他很胖，也很温和，风平浪静地送我们考完了毕业考试。升入高三，分科了，原来的班级便也解散重组。新成立的高三文科班位于一间超大的教室，应届生复课生黑压压的坐了一百好几同学，连我这个班长都弄不准到底有多少人，瞧见陌生的面孔居然径直进了教室找座位坐下，才知道是班上的同学。

      要说师生关系最有缘分的是X老师，初一开学不久，原来的语文老师调走了，他调来教我班，初三担任我所在重点班的班主任；等我升入高中，他也调来，而且于高一第二个学期开始任教我班语文，高三担任我所在的文科班班主任。所以说差不多我整个中学阶段语文都是他教的，他也是我初中、高中毕业班的班主任。同学们认识他不久，有回领导来校视察，跟他握手，他把手背在身后说：“手上有粉笔灰，怕脏了领导的手。”他的清高获得了学生无比的崇敬，留在许多同学的记忆中。但我与他太有缘了，相处越久，最初那种心理发生着难言的变化。他把在农村的老婆和女儿接到学校，经营校门口一个饭馆，起名“金樽酒家”。金樽迷醉了他的眼睛，脸颊时常泛出酒后的绯红。L老师调走时，他在课堂上告诉我们，上不得课就去当领导，但不久，他就当上了学校办公室主任。任教高三文科班时，他常带着醉态晃进课堂。有一回，学校明明出了通知放月假，他半眯着醉红的眼睛宣称要上课，同学们向他解释，见他眼睛瞪得又大又圆，便不敢争辩，等第二天全校放假，我班同学坐在教室里，他酒醒了，跑来宣布放假。那时候的我虽然语文成绩优异，但在语文课堂上已经是非常静默的了，不提问，也不答问，即便是他再精彩的讲授也已经激不起我的反应。高考后，我从X老师手中接过录取通知书，一句极轻的“谢谢”，落下了我中学阶段沉重的帷幕。

      幕幕重启，发觉我从小学到中学，每年都换班主任，一位位老师成为我学生时代掠过的一道道鸿影，频繁的更换并非是空旷的印记，而是更深刻真实的回忆。

      反省曾经的自己：曾经甘与差生厮混在一起的我到底是不是“问题学生”？我最终是如何摆脱“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眼神的呢？如何帮助迷陷又无力自拔的学生振作起来奋起直追呢？

      体味曾经的老师：老师是辛苦人，学生多，工作量大，除了知识传授还有思想交流，全部心思和精力都耗在其中犹嫌不够，而不得不为了上级、社会拷问的“升学率”，疲于奔命。老师是斯文人，有知识分子的清高、自尊，也有知识分子的敏感。作为学生，我春节给几位老师拜过年呢？平常登门看望过几位老师呢？有名而无实的社会地位、形同陌路的毕业学生、他们又作何感想呢？老师又是普通人，他们是家庭的顶梁柱，也是主要经济来源，菲薄的报酬如何承担生活的重压？许多我当年的老师现在工资不是还没我的高吗？

2005年12月24日



段老师这个人

                                       ――腊月草根

　　

精彩评论：

1．

      我也喜欢这样的老师，能够引导学生自主阅读的老师；一个自身给予学生巨大示范作用的老师……。可是毕竟这样的老师是少数。所以，当我做老师，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尽量联系课程内容，给学生介绍一些好书。因为，读书、学习可以让一个人变得那么优雅，那么美丽！

――贾汇亮

2．

　　听腊月草根回忆过去的故事，能让人觉得安静下来，就像听古曲《渔歌晚唱》《出水莲》时的心境。这样的节奏感一方面可能是跟他的性格有关，也跟他的读书喜好“喜欢中国古典文学”相连。

一边听着慢悠些的中国古曲，一边读着节奏轻缓的文章，再乱的心情也会宽流起来，继尔引起了自己心中的许许多多美好的回忆。

――林洪图



　　写下最后一段在长沙的生活，给工作之前的生活做个了结，有些不舍。可毕竟阅历有限。把一位自己最尊重的老师放在最后去写，是因为无论怎么写，都觉得写不出。有种感觉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永远也写不出。语言的力量有限，文字的能力也有限。更何况自己的水平有限呢。从来没有这样写过东西，不打腹稿，打开电脑就写。

　　原先说过，湖南人是心目中最敬仰的一个族群。不是因为出了毛泽东，而是因为我所接触到的师兄师姐，还有一位老师。

　　段江丽老师

　　她教我《古典诗歌赏析》和《美学概论》。我尊重她不是因为她给我一个最高分，绝对不是。也不是因为她有多么博学，至少在教我时，绝对不能算是博学。也不是因为她上课有如何旁征博引，我也逃过她的课。

　　在她身上，我知道，学习可以让一个人变得那么优雅，那么美丽。

　　她不是北大或者清华毕业，甚至不是一个二流大学的本科生。她只读过卫校，后来因为爱人的缘故分到校医院，一边工作一边读了夜大，毕业后又读了我校中文系的研究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她的第一届学生。她自学了二外，先是日语后是德语，我参加工作后，她考上了北大的博士，毕业后又读了博士后。所以，我相信她是坚强的，也是勤奋的。

　　她在我心目中也是最美丽的女性之一。让我苦恼的是，现在居然记不起她在教我们时有什么具体的事。她很尊重我们，我去她家里探访时遇到她儿子，她就让儿子叫我叔叔。当时同学导师的孩子也不过是三四岁的样子却叫他哥哥。不是在乎叔叔的称谓，而这种尊重是多么难得。我是学外语的，却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没读过多少书，却喜欢装模作样地找段老师谈自己的读书体会。段老师是非常好的听众。她在静听的同时，总是面带鼓励的微笑。我的想法肯定是滑稽可笑，可她从来没有一句讥讽。

　　《古典诗歌赏析》课的期末论文写的是《论陶渊明〈饮酒〉诗中的‘士’》，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表明了一个非常可笑的观点。我做的很仔细，8开白纸对折，蓝笔勾外框，写了十几页。确实段老师给了很高的评价。研究生阶段，不同于本科阶段，应该鼓励学生写term paper，不应该像本科时那样做multiple choice，如果是做论文，我相信我会是最优秀的学生，然而，我又上了一遍“本科后”，还是天天头痛考试，所以我痛恨这个学校原因之一就是木呆呆的老师，不合时宜的教学，自负且不负责任的照本宣科。而段老师给了我一个机会，让我展现自己读书芜杂的机会。段老师特意把我叫去，讲我的论文，鼓励我多读书。去她家的路很崎曲，上坡下坡，长沙的雨水又多，可是，每次从她家里出来，总让我感到，读书是多么美好的人生经历！

　　或许，人生中，我们会以认识某个人为骄傲，name-dropping一些也无所谓。段老师提及最多的是申丹老师。工作以后，也见过申丹老师，那是在师兄陈老师、马老师毕业答辩时，果真如段老师说的那般美、那般博学。让段老师感叹不已的，不仅仅是她的美丽和优雅，而且还有申丹老师的学习生活。我想，学者的生活大多一样吧，有什么特色呢？无非是日以继夜的读书罢了。而段老师充满钦佩与平和的态度，更让我觉得她那样平实，像我们一样也有常人的感情，这平实之中又有一种高不可攀的气韵洋溢着。

　　98年考上博士之后，听说段老师也考上了北大的博士，辗转找到她的电话。当时宁一中老师去加州做博士后，她又是一个人带着儿子在北大附近租了一间房，一边读书，一边带儿子读书。现在想想看，如果她也像那些夜大“不甘沉沦”的人一样，该有多少借口迟到、旷课、缺席啊。北大的博士有多么难读是人所共知的，要读多少书花多少心血，也是人所共知，在生活无着落，丈夫不在身边，还要带儿子的同时读北大的博士，那困难，我是想象不到的。

　　大约是去年吧，给段老师了一个电话，她还是那温和地在电话那端鼓励，说听说我的工作状况挺好。她哪里知道，我写不出文章来，成了一个教书匠，而且写过两次检查（此事留待以后，向大家交待问题吧），至今还是个讲师，还有什么面目去见老师！所以，至今仍无联系。

　　但我记得她，我应该记得她。

刘良华推荐

　　引自：http://blog.cersp.com/29452/175596.aspx







▲▲专栏

张文质专栏

刘良华专栏



张文质教育自传



      张文质写过一本有趣的书《 唇舌的授权》（福建教育出版社 2001版）。书名虽过于风雅，副标题却很明朗地交代为“张文质教育随笔”。里面有很多篇章实际上是他的教育自传。我从中挑出来，供大家分享。

――刘良华



精彩评论：

    下学期回讲台，我要开始写我的“教育叙事”，写我那些可爱又可恼的学生们。

     教师生活其实也有许多乐趣的，学生一句问候，一声赞许，甚至一个眼神，都是教师很好的回报，都会让教师忘却学校许许多多不如意的事，

――谢易

　　

　　张文质在他的“教育随笔”里记了很多“教育故事”，他喜欢用“喜剧笔法”讲述悲剧故事，有时只需三言两语，故事就完成了：

　　

　　余文森在师大门口打印店里碰上一个三年级的学生，和她聊天，问这位女孩子在课堂上老师是不是经常提问她。没想到女孩子这样回答余文森的问题：我在课堂上经常举手，但读到三年级，语文老师只提问我四五次，我还算被提问比较多的，有些小朋友几乎没被提问过。老师只提问普通话说得好、问题回答好的同学。有一次，一位学习比较差的同学也举手要求发言，老师走过去把他的手按下来，说：你凑什么热闹！

　　

　　我已经听了三次《我的战友邱少云》，我几乎不得不这样，我关注老师如何引导学生认识到邱少云的国际主义与英雄主义：邱少云心中想的是“朝鲜人民的自由与解放”，烧身的烈火不算什么，现在正是“祖国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有一次上课，教师让孩子们联系自己的实际，一个小胖子前两天刚在教室的门上被同学卡断了一个指头，“当时你是怎么想的？”还裹着纱布的他站起来一字一顿地说：“我当时想，革命战争年代，先辈们把自己的生命都牺牲掉了，我牺牲一个手指不算什么！”全班同学和所有听课者都开怀地笑了起来。老师又说：“你说实话，你当时真的这样想吗？”小胖子低下头说：我当时想一只手指头断了，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用。时代总算在这里迈开了小小的一步。

　　

　　在某校听课，刚刚开始进行“指导―自主学习”的教改实验，校长认为既然都说这项教改有效，那么就把全年段所有的“差生”集中在一个班试试吧。同样冷漠、沉闷的课堂，这节课是《周总理的睡衣》。下课了，有人问身边的孩子，课文中的“邓奶奶是谁”，一个孩子说：邓奶奶是周总理的奶奶；另一个孩子悄悄纠正道：是周总理的老婆；最后一个孩子一锤定音：都不对，是周总理的妈妈！

　　

　　鼓楼第一中心小学请我给所有的学生讲怎么阅读童话，三四年级的同学集中在临时会场――未放水的游泳池里，其他年级则在自己的班上听广播。后来我请一位朋友向他的儿子打听讲座的效果。他的孩子这么说：游泳池里有两个年级六百多位同学，不知道为什么从一块窗户透进来强烈的阳光就一直照在我一个人身上。在听讲座的过程中我一直想这个问题，老师讲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张文质写人的故事很传神，他用的技术也仍然是三言两语，很克制。他写余文森写得尤其有声有色：

　　

　　我的朋友余文森，在我们成为朋友之前，他就写了100多篇有关教育的论文，反正他能写。……余文森，独到的本事很多。比如说，他特别喜欢摆弄一些小例子，有一个小例子是这样的：某一天，我的外甥女（你要相信确有这样的外甥女）在教师节前夕花了整整两个晚上时间做了一个工艺品，在教师节这一天送给她的数学老师，老师正坐在讲台上看书、抽烟，很冷漠地说：你就放在这儿。甚至头也不抬一下。过了一会儿，数学老师就把烟灰弹在这个纸做的工艺品上。这个故事促使很多教师深思为师之道。余文森已经是讲教育理论的名家了。在诺大的福建省他讲过百多场，听众也真是不计其数。前年，我主持某项教育活动时，也曾请他讲过。讲演相当精彩，结尾尤其精彩：猛地一敲桌子，“好，结束！”嘎然而止。

　　

　　除了将别人的故事之后，他也讲自己的故事，我称之为“教育自传”，张文质叫它“个人的教育史”。他说：1997年6月的一个夜晚，我决定了一件事。我要写一部碎片般的正在进行中的个人的“教育史”。又说：我所信赖的永远是个人的“教育史”，细碎的、不连贯的、没有主题的人性的经验，瞬间的被击中状态，不断地自我书写。

　　当他开始思考他的奶奶和父亲时，他就开始了他的教育自传：

　　

　　是写作促使我不断地阅读。写作促进我的“思”。写作使我的记忆复苏了。

　　有一天我突然想起了童年时与父亲的关系，我对他充满了敬畏。“畏”比“敬”多得多。他身体强健，有力气，容易动怒，从记忆的源头（几岁？）一直到小学毕业，我时常因各种“错误”被打，父亲、母亲、祖母，有时还有其他亲戚，次数最多，打得最疼的是父亲。有一次我问母亲：“为什么生了我了，还要打我？”问得母亲直落泪。父亲在粮食复制品厂工作，早出晚归，全家人的“一后饭”问题每天都在困绕他。我想不起他教过我什么，有一次他告诉我：“不要和人打架，如果别人打你，你就朝他肚子打一拳。”这个方法我从未尝试过。另一次，他教我怎么才能把屁股擦干净。还有一次，那时放假了，我天天去钓鱼，他教我怎么炒做鱼饵的米糠，那天我只钓到两条小鱼，我觉得辜负了父亲的期望。我2岁时，妹妹就出生了，母亲和祖母经常说你已经是当哥哥的人了。我便真的开始当哥哥了。我几乎记不起童年是怎么过来的。我是苍白、矮小、怯懦的孩子。母亲说我一岁多时，非常会说话，聪明过人，但当我上了小学时，完全不是这样的孩子。我真的生活在恐惧中，惟恐多病的母亲突然死掉，惟恐哪儿又犯了错误又招来一吨饱打，惟恐邻居的孩子和我作对，一群人一起叫我“海贼”（为什么是这么奇怪的称呼呢？）。我还害怕学校，第一天上学时，是堂姐带我去的，老师让我写自己的名字和“1”字，我都不会，惊恐地让堂姐帮我写。她说等她自己的写完再帮我，我恐惧得一下子就哭了起来。老师说你应该去上幼儿班，就让堂姐把我带回去。后来老师把情况告诉我父亲，还是要我上幼儿班，我又大哭了一场，死活要读一年级。一个月以后，我已经成为班上学习最好的学生。当我考上大学以后，我父母还为我的第一次“抉择”感到骄傲，觉得我挺有志气。他们不知道仅仅是我对另一种羞愧、无力承受而已。我喜爱各种人物的自传，很多传主童年的记忆是很早开始的，而我童年的记忆几乎就是从上小学第一天才明晰起来。我想说我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就智力而言，很多是天份。这样说有自大之嫌，但我想起毫无希望与变化的幼年，我只能这样说。这么早就噩梦缠身，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

　　

　　1987年秋天，我参加讲师团到某县支教，在成人中专上语文课。有一天我收到爸爸的来信，说祖母生病了，病得与以往有点不同，她最信赖的医生也看过了，但仍是浑身无力，没有胃口，没有精神，人一天比一天瘦，又查不出什么病。后来，医生说祖母得的是老年性衰竭，可能没治了。不过病情的发展会比较慢。接到信，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兄妹三人，因为我是长子长孙，自小祖母就最疼我，妹妹出生后没多久，我就和祖母同住一间房，同睡一张床。在那张祖传的大床上，祖母说过不少家庭和她的辛酸往事，我陪着她掉过很多泪，我的性格的形成与祖母这些朴素的教育有很大的关系。16岁那年，我到上海读大学，妈妈派弟弟定我的缺，和祖母一起住，没想到只睡了一个晚上，弟弟就不肯去了，因为祖母向弟弟交代，你只能平时在这里住，等哥哥放假回来，这张床还是哥哥睡！

　　我利用出差的机会，回到老家。祖母一看到我就掉眼泪，嗫嚅着说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病就是不见好。祖母没有想到自己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我当然也不能告诉她实情。我要回学校了，她突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好了？说得我非常辛酸。爸爸说如果祖母的情况不好了，他会打电报给我。

　　那时电话很不方便，我回校后除了书信外，只与爸爸通了一次电话，爸爸一直安慰我，叫我不要担心。198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了爸爸打来的电报，说祖母病危，速归。明知这一天总要到来，我心还是咯噔一下，有种非常绝望的感觉。我拿着电报赶忙向讲师团领导请假，没想到他看了电报说了一句：为什么不等去世了再回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你要回去也可以。我黑着脸，什么也没说就走了。

　　第二天一早的汽车才能赶得上永安开往福州的火车。当晚我就住汽车站附近学校里一位老师的家。夜里一直做梦，就是梦见祖母已经去世了，我赶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第三天早上回到家里，进门，看见气氛平静我才放了心。祖母瘦多了，已不能说话，听见我的叫声，微微睁开眼，眼泪就流了下来。又过了几天。我想起领导的那句话，心里有点焦急，就对爸爸抱怨电报发早了。爸爸没说什么。当天夜里，祖母又突然不行了，四肢冷凉，几乎没有呼吸，一家人都守在床前。第二天，却奇怪地清醒，像是火重新燃起来一样，我心里正想会不会是“回光返照”，夜里祖母真不行了，10点多钟她老人家平静地去世了。

　　第二天开始张罗丧事，夜里由我守灵，半夜空气潮湿，天井里蚯蚓从地里爬出来，磷光闪闪，叫声吱吱。想到我正面对着祖母去世这一事实，就特别恨自己的懦弱，特别是恨那句毫无人性的话。

　　

　　1989-1990年我在福州八中高一（3）班任班主任，同时上语文课。我上课、当班主任都很尽心，表现出色，受到学校、同学们及他们父母的赞扬，班级也被孩子们誉为笑声最多的班级。但是我永远不能忘怀的却是自己的几件丑行：

　　1.对上课捣乱，批评之后仍不改正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给我滚出去！当时郑树和全班同学都吓坏了。

　　2.有一次考试考不好，我在黑板上写了一句林清玄的话：没关系啦，人生海海！黄碧英同学做值日生时，在下面加了一句：胡说八道！第二天早读，我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狠狠地批评了一通（当时大家都不知道是谁写的），黄碧英哭着上讲台，向我道歉，我仍生气地不予抚慰。

　　3.期末，班级被评为“先进”，要拍集体照，队伍怎么也排不起来，我大吼一声“你们都是蠢猪”，就是忘了吼一声“我更是蠢猪！”……

　　后来他把这事讲得很细致，他的意思是说：“我把自己打败了”：

　　到期末时，学校评选我班级为校先进班级，全班喜气洋洋。按惯例，先进班级要拍集体照，同学们穿得漂漂亮亮，来到操场。排列位次时，大家仍然兴奋不已，摄影师喊几次还是排不成队。我只好亲自出马，又喊了半天，同学们仿佛完全陷于相互交流的快乐之中。我突然气极了，脱口而出：“你们都是混蛋！”话音未落，空气就像凝固了一般，很快拍完了照，我没有回到班上。当天晚上，我一直想着这件事。第二天早读时，我对大家说：“我度过了一个非常难过的夜晚。上个学期，我上课时对捣乱不止的郑树同学大吼一声：滚出去！后来我在班上向郑树和全班同学诚恳地道了歉，大家也原谅了我的粗暴。这个学期我努力做班主任工作，班级起色很大，有些同学说年段其他5个班级加起来的笑声也没我们班多，我心里挺得意。没想到，昨天我那样对待你们，我感到被自己打败了。我心灵深处仍然有很可怕的力量没，有时它控制了我。要成为你们心目中的老师，道路是多么漫长，但愿我还能走下去！”

　　

　　1999年的某个时候，他忽然想起他做老师时，班上的那些容易被“遗失”的“中间状态”的学生：

　　

我曾先后在5所不同类型的学校任教，我总是能够在一周之内记住了班上所有学生的名字。现在多年过去了，很多学生名字都已在记忆中“遗失”。有一天我突然惊讶地发现遗忘得最彻底的是班上那些“亚健康状态”的学生（这是我杜撰的词汇），亦即班上那些智力平凡、安分守纪、相貌不大起眼的学生，他们仿佛是班上特殊的族群，羞涩、情感细腻而内敛，不擅表现，即善于独处，也喜爱寻找同类型的伙伴，是各种活动的参与者，他们往往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在我们眼前隐藏起来了。我们只盯住了那些优秀分子，处于欣赏、欣喜之情；又把特别的关注给予了“落后分子”，由于“防备”或是“厌倦”？总之，“中间状态”是最易于走失的。



最动听的掌声
作者：刘良华

2005-10-14 10:41



优秀评论摘选：

     很多时候,听到耳朵当中的掌声,是等待出来的,比如,领导讲话,当有长时间的停顿时,这时候就是在等待掌声,听众也还懂得配合,会由弱到强地给点儿掌声;再比如,歌星台上亮相,会大声吆喝"给点儿掌声"好不好,这时候,也会有掌声响起.相比之下,在生活当中的掌声,我更喜欢那种人们沉迷于超群的技艺之后,突然间发现期待后续的心已经停顿在结尾时,那种恍然大悟后爆发的掌声。

――心翔如风

     在这堂课中,唯有这个小女孩用她的行为真正地诠释了"爱心"的深刻内涵,因为只有懂得关爱弱者和陌生人的人才能真正地称得上有"爱心",因为这种爱已经超脱了亲人之爱，所以更令人动容，更值得我们为之鼓掌！

――陈泳(05级英语教育硕士)



前言：

     这是我一年前在深圳听课时遇到的故事。为什么现在才讲出来？ 我的想法是：经历了某个事件之后，这个事件需要经过时间的酝酿，然后事件才成为故事。这就是为什么“自传”往往比“日记”更具有“叙事效果”的原因。自传是对那些经过了时间的酝酿之后的事件的回忆，日记是当下事件的记录。

　　

题记：在小学课堂里，我们经常听到老师发出指令：“鼓励他！”学生于是一边鼓掌一边喊：“棒棒棒，你真棒！”这样的掌声可能比较欢乐，有游戏效果，但不见得动听。

　　 　　

　   我在深圳（北大附中南山分校的小学部，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附中里面还有小学）听过一堂小学的校本课程的课。课的主题是“爱心”。老师先播放一段曲子：《爱的奉献》，然后让学生谈自己所经历的有关“爱心”的事件。

　　一个小孩站起来说：“我妈妈每天给我做早餐。”

　　老师说“哦，你的妈妈很有爱心。”

　　另一个孩子说“我妈妈也给我做早餐。”

　　老师说：“好，你妈妈也有爱心。”

　　一个小男孩子站起来说：“老师每天为我们批改作业很辛苦。”

　　同桌插话：“老师对我们很有爱心。”

　　老师说：“老师爱所有的同学。”

　　这些孩子的经历和故事不能说不真实，但这些故事几乎不让人感动，孩子没有被感动，听课的人也没有被感动。

　　后来有一个小女孩站起来说：“我昨天把我的面包给了校门口的乞丐。我起床晚了，从家里出来时，我妈妈给了我两个面包。我到了校门口，又见到了那个乞丐，他天天都在那里。他说‘行行好，我已经两天没有吃东西了’，我想也没想就递给了他一个面包。他一个，我还剩下一个。我后来我想他可能是骗我的，但我当时没那样想。我就给他了。”

　　老师问：“你现在觉得他是骗你的吗？”

　　那个小女孩说：“我不知道，可能是骗我了，也可能是真的。”

　　老师问：“你后悔了吗？”

　　小女孩说：“不后悔。”

　　小女孩讲完后老师还想问什么，没词了，没再追问。教室里没人说话，陷入沉默。

　　短暂的沉默之后，教室里的学生们自发地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这些稀稀落落的掌声相互感染，再汇聚成整齐的、欢快的、有震撼力的掌声。

　　在场的所有听课的老师也都为这个小女孩鼓掌。当时听课的外来者（行动研究称之为outsiders）有我，还有深圳大学的李臣博士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几个正在攻读教育学专业的博士生。

　　在那天听到的所有的课中，我听到的最美好的故事，是这个小女孩把面包递给乞丐的故事。

在我所听到的所有的小学课堂里的掌声中，我听到的最动听、最美妙的掌声，是那个小女孩的同学自发地送给她的稀稀落落渐至震撼的掌声。



特别声明：

本期周刊中所刊选的教育故事和教育自传除了署明文章来源之外的所有资料均来自于刘良华老师网站：http://blog.cersp.com/18893.aspx 中的“教育自传”栏目。敬请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