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赖大仁)

管季超0712

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赖大仁)
2011年05月09日
赖大仁

　　当今讨论人文素养与文学教育问题，可能先需要对包括文学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的现状有一个认识，然后则有必要思考和探讨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而一旦涉及到当今人文教育及文学教育的现状问题，显然是难以让人乐观的，从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来看，科学(这里特指“科技”，下同)勃兴压倒人文似乎已成为一种明显的趋势。

　　从西方国家的情况来看早已如此。早在19世纪科学实证主义流行之时，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在《论教育》中就曾预言，在未来的教育中，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和文学而获得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来美国新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无可奈何地承认，斯宾塞的预言正毫无悬念地变成现实，他甚至发出感叹，西方社会的某些教育机构或者大学，正在稳步成为一些人所期望的那个样子——“科学大工厂”，文学艺术与人文教育根本难以抵御科学教育占压倒优势的挤压。及至20世纪以降，西方现代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科学主义思潮更是一路狂飙，在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占绝对优势。在这种形势下，艺术和文学的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而且艺术教育和文学教育也日渐萎缩难以为继。从美国著名文学教授希利斯·米勒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知道，在当今美国的大学中，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越来越少，大多改学电子信息传播之类的专业课程，随之教授文学课程的教师也越来越少，为了“饭碗”纷纷改行教别的课程。即便是仍然在开设文学课程，在科学主义思潮占压倒优势和语言学转向的大背景之下，也带来了文学教育的“科学化”转向，即更多关注文学文本的语言修辞和叙述技巧，以这种眼光来看，文学不过是一种操弄语言符号魔方的“技术活”，文学教育也只是语言教育的一种延伸与附庸。除此之外，在后现代消费主义文化不断泛滥的形势下，文学本身也在不断“泛化”，成为科技主导下的消费文化的附属品。正是由于上述这些变化，，使得一些西方理论家提出了“文学终结”的论断，既然文学本身“终结”了，那么文学教育又何以为继？尽管“文学终结”这个论断广受争议，但文学及其文学教育日益困窘的现状，却是谁也无法回避和否认的。

　　与西方社会比较而言，我国的文学艺术也许还没有遭遇如此大的危机，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其中包含文学教育)失衡的状况也许还没有这样严重，但一个无可回避的事实是，西方哲人的预言也正在我们的现实中应验，科学压倒人文这种状况也已成为十分明显的发展趋势，因而也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和深切忧虑。比如在基础教育中，在应试教育背景下语文学科的地位不言而喻，而在高考改革的背景下，有些大学自主招生取消语文考试，如此一来语文很可能就要被“边缘化”了。再者，在当今语文学界，据说也存在“工具”论与“人文”论之争，而“工具”论似乎更占上风，认为语文是一门工具性学科，它的基本功能是培养学生的语言文字表达基本功，而不是为了培养作家，没有必要学那么多文学。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所关注和热议的语文教材中“鲁迅大撤退”、“文学大撤退”等现象，便与这种语文教育观念的转变有关。那么大学教育中的情况又如何呢？首先从学科专业的整体布局来看，最近国家刚刚正式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其中13个大学科门类所涵盖的一级学科专业数量，工学类38个，理学类14个，医学类11个，农学类9个，艺术学类5个，文学、历史学、哲学三大类全部加起来的总数7个，由此不难看出孰轻孰重。从大学招生情况来看，每年理工类专业招生数都在三分之二以上，文科类专业则不到三分之一。另外，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大学里普遍开设的“大学语文”课程，如今在有些大学已不见踪影，另一些大学虽仍作为全校公选课开设，但选修的学生实际上寥寥无几，大多都选修那些实用性课程去了。与国外不同的是，中国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毕竟还有一个中文专业，在过去很长时间里曾是文科中的领头专业，既被学校看重也被社会看好。如今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偏重于实用技能，使得中文专业学生就业比其他专业更难，因而招生逐年下降，办学日益陷入困窘。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在“与时俱进”适应社会需求的名义下，一些学校开始调整改变中文专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模式，减少文学类课程，加强交际语言、实用写作、电子文秘等实用类课程；而在文学类课程教学中，也热衷与国外新潮“接轨”，追逐“科学化”转向。如此等等，科学压倒人文的总趋势可见一斑。

　　面对这样的现实，就不能不让我们产生一系列的疑问：科学压倒人文是不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或者说是人类不可避开和改变的宿命？这种状况究竟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后果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吗？存在的是否必然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究竟应当如何合理健全发展？现实的不合理存在是否需要改变它？我们如何去改变它？具体落实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上来，我们应当如何对待？等等，这些问题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充分关注和深刻反思。

　　为了避免误解，我想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指出科学压倒人文的现实，并对由此带来的问题进行反思，绝对不是要反对科学发展和科学教育本身，更不是要把科学与人文对立起来，为了人文而反对科学。实际上，科学与人文，并非天然对立，更不是非此即彼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类社会发展来说，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作用于人类社会的文明进步。问题只在于，如果承认科学与人文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那么二者就必然要求保持一定的平衡，否则就无法正常地发展前进，这道理不言而喻。如果说，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上，为了发展科技以提高生产力，尽快解决社会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经济基础问题，因而更偏重科学发展的方面，也许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那么当社会的科技和经济已经得到比较快的发展，甚至形成“一边倒”的惯性与偏向，而人文精神的建设则明显滞后，在科学领先的挤压之下产生了明显失衡，并且带来诸多不良后果之时，那就必然要求调整两者的关系，要求充分重视人文精神的建设，以求得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应当说是科学发展观的题中应有之义。那么从文化教育方面而言，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也需要保持一定的平衡，才能保证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这同样不言而喻。

　　而在整个人文教育体系中，文学教育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自有其不可忽视的价值功能。“文学是人学”，这就决定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同时也决定了它主要作用于培养人的人文素养。为什么在整个教育体系当中还需要有文学教育？以及在当今时代条件下文学教育何为？要回答这个问题，那就首先需要回答：我们的教育何为？

　　教育的本性在于培养人，培养人格健全和有生活本领的人，使人更加完善，使生活更加美好。对于学校教育是如此，对于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也是如此。特别是对于学校教育而言，通常我们说教育的目标是培养“人才”，那么实际上其中就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培养“人”，即着眼于人格培养，使每个人都成为正常的身心健康的人，成为人格健全、善良智慧、精神丰富的人；另一方面是培养“才”，即着眼于才能培养，使人具有一定的科学知识、专业技术和创造才能，有自食其力的生活本领和服务社会的能力。我们的教育应当是在立足于培养“人”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才”，使这两个方面有机统一，真正培养出德才兼备全面发展的“人才”。

　　在这方面，古往今来不少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表达了他们的真知灼见。比如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什么是教育》中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的堆集。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谁要把自己单纯地局限于学习和认知上，即使他的学习能力非常强，那他的灵魂也是匮乏而不健全的。”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教育最重要的使命就在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培养一批有个性的学生，有朝一日他们就能开始再造文明。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我们切莫忘记，仅凭知识和技巧并不能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幸福和尊严”；“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教育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我国教育家蔡元培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使仅仅为灌注知识、练习技能的教育，而不贯之以理想，则机械之教育，非所以施之于人类也。”竺可桢说：“学习诚实做人，勤勤恳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梅贻琦说，教育之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潘光旦说，如果学校培养的只是有一技之长而没有人文情怀又自以为是的专家，这样的人只能是一个畸形的人，零碎的人，不健全的人，这样的人越多，合作就越困难，冲突也越多，国家的和谐康泰就越不可问。

　　先哲前贤们的这些教诲以及他们的人生实践，告诉了我们教育的本性和真谛是什么，让我们明白人格精神的培养甚至比学习知识技术更重要。只不过现代社会的人们并没有以此为鉴，而是过于急功近利，在科技理性的支配下，科学教育压倒人文教育，一味追求培养“经济人”、“技术人”、“工具人”。这样的人虽然学到了干事挣钱的本领，却并没有明白做人的道理和人生的意义，没有养成应有的人文情怀，就很容易迷失人生方向，很容易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钱(利)是万物的尺度”。倘若如此，那无疑是教育本性的迷失和教育实践的偏差。近年来频频发生的学生凶杀案，如马加爵残杀同学案，药家鑫交通肇事杀人案，上海留日大学生小汪机场刺杀母亲案，还有在媒体上经常可以看到报道，未成年中学生结伙在社会上流浪并抢劫、强奸、杀人，还发生过多起中小学生在学校集体凌辱残害同学事件，等等。虽然这些只是一些极端化的个案，但其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是否与我们整个教育体系中人文教育的缺失有关呢？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人没有最起码的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没有对自然界和人的生命最起码的尊重与敬畏，而是过于自私、冷漠、孤独、偏执，一旦遇到一点不如意便绝情怨恨，这样的人即使学到了一些本事，又能指望他做出多少有益于社会的好事来呢？而一旦为了自私目的，又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呢？

　　应当说，人的这种人性修养和道德良知，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与生俱来自生自长的，而是要靠教育教化培养起来的。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中，本来是非常注重修身和教化的，但在“反封建”的进程中不加分析地把这些文化教育传统也都反掉了，加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科学主义压倒一切，现代人文教育也一再萎缩，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如果我们当今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这种教育的迷误和偏差，真正回到教育的本性上来，那么就有必要重新认识人文教育的重要意义，重新认识文学教育的人文特性及其特殊功能。笔者曾多次在中小学语文教师培训班上讲过，也曾多次发表文章阐述自己的基本观点，认为语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并不矛盾，文学其实是更高级阶段的语文；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也并非彼此对立，而是可以相互统一相辅相成的。如果说在语文学习的初级阶段，其“工具性”更突出一些，那么随着语文学习的提升，其“人文性”内涵也随之不断丰富和加强，在更高级的阶段上，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将实现更完满的融合，就像一切好文章(包括文学作品)最终都将在更高境界达到形式与内容的高度融合一样。笔者甚至认为，即便是为了强化学生的语文基本功，仅仅在语言文字技艺的教学方面下功夫，让学生没完没了地做各种类型的语言文字练习题，恐怕也是难以奏效或者是事倍功半的。其实对于语文学习而言，最基本和最重要的是需要多读、多思、多写，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特别是那些经典文学作品或优秀作品，是运用语言文字表情达意的典范，只要勤于阅读，用心领悟，并且勤于动笔练习写作，那么阅读和写作能力就可以不断得到提高。而在这个扩大和加强阅读的过程中，也必定能得到作品中人文精神的滋养和艺术审美的熏陶，使学生的人文素养得到培养，这岂不是一举两得，何必要如此急功近利排斥人文教育与文学教育呢？

　　总之，我们的教育应当回归本性，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应当回归其育人本性。而人的培养和成长，既需要重视科学教育，致力于学习知识掌握技能，同样也需要重视人文教育，致力于培养健全人格和人文关怀精神，在这方面，文学教育自有其不可忽视的意义价值。要问当今何以还需要文学教育？那么它最根本的理由和根据也许正在于此。

管季超0712

文学审美与人文素质教育( 庄锡华)

2011年04月18日
庄锡华

　　100多年前，中国经历了一场巨变，帝国主义入侵和封建王朝解体，中国人民承受着阶级压迫与民族危亡的双重苦难。面对陆沉中的国家，中国知识人孜孜以求，寻找救国的真理与办法。洋务派开工厂、造机器，科学救国是当时的风气，不少中国进步知识人怀抱着救国的理想蹈海出洋，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振兴中华的夙愿。有意思的是，留洋不久，其中不少人便放弃了初志，转而关注中国的思想文化，认为人格塑造、民族精神提升的任务更迫切。鲁迅称医学无法治愈国人精神的麻木，中国人更需要文化的疗救，遂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新文化的传播；而已经弃农从文、极度关心国内政治的胡适，也对复辟闹剧中国人的不良反应深感失望，发狠要用20年的时间来从事文学启蒙，为中国的政治改革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一场改变中国命运的新文化运动的大幕由此拉开，文学成了国人关注的重心。“五四”新文学呼唤民族觉醒、个性解放，那些热情澎湃的文字，给这个转型中国家的血脉中注入了巨大的精神热力。

　　斗移星转，转瞬之间100年过去了，时代不同了，让人备感惊奇的是文学并没有被边缘化。经历了30年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迈入了小康，物质生活获得了极大的改善，我们的社会却出现了西方人所称的“文明病”：精神失序、道德迷惘。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中忧郁症患者的数字一直在上升，世界精神病协会的专家认为，从疾病发展史看，人类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到“精神病时代”，提高人文素质的迫切性受到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的关注，“五四”人物提出的重建国民性格的任务重新摆到了国人的面前。在一个需要高标风节，提升民族精神的时代，文学又一次受到了国人的倚重，赋予其重塑民族性格、提升人文素养的重任。

　　我们知道，人文素质是一个涵盖宽泛的概念，指人在文化方面所具有的较为稳定的基本品质。虽然文化素质不大容易有很严谨、很全面的概括，但大致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应该不会有错，即，人生大义的取舍、道德伦理的认知、行为举止的规范，以及见识、情趣等方面的表现。人文素质与人所受到的教育有关，其中人文社科类的知识对人的素质的影响尤为巨大。文化积累与人的日常生活休戚相关，谈吐与举止具体而微地表现出当事人的修养与人品。加强人文素质的训练，将有效地防止人在德性场域里的放纵与滑坡。

　　人的素质是各种人文因素陶冶、影响的体现，优秀的文化禀赋也并非一时就能习得，而这恰好为具有广泛包容性的文学艺术发挥全方位的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我们知道，人是历史的主体，进步、发展等社会发展的指标，都必须将人的生成水平作为其重要的考量标准。文学是人学，人是审美的重心，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没有一门学科像文学艺术那样永远充满热情地关注人生，全方位地观照人生。这也是文学之被誉为人学的原因、文学之受到人类喜爱的原因、文学之能影响人格的原因。文学创作实质上是将审美对象作为与人的生活理想相符合或相抵触的内容的体现者来感受，联系着这种感受对对象进行感情的评价并对生活做出感性与理性的相应选择。朱光潜将审美的要义归结为：求知、想好与爱美，真善美，不正是人文素质训练所要达到的目标吗？对客观世界的人格化处理是各种艺术的共同点，在审美的世界里，人的思想、人的行为在文学艺术中被展示、被感受、被体认，从而在读者与观众中引起一系列积极的反应。这里特别要提到文学经典，在常态的阅读经验中，文学经典因为更深刻地表达了对人的关怀，因此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是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物质生活富裕并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生活中仍然会有磨难、会有痛苦。当你面对艰困、置身绝境的时候，请记住俄国作家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苦难是人生的财富。高尔基的小说将这个寻常的道理加以形象的演绎，他的自传体小说中的人物身处逆境，不丧志、不气馁，顽强地与命运抗争，最终实现了人生的超越，显现了生命的价值，给人以巨大的精神鼓舞。值得一提的是，高尔基因为在斯大林时代政治态度暧昧而备受后人的诟病，但在一片批评声中却听不到对他充满人道情感的作品的价值提出挑战，因而也极少有质疑他在文学史上崇高地位的声音。

　　物利的驱使让人际关系变得冷漠，文学反其道而行之，持续地表现出对人的关爱。不久前，合肥的中学生因为救助一个摔倒在路边的九秩老人而被判赔偿，两个月后，这样让人遗憾的判罚并没有阻止深圳两个中学生救助同样摔倒在街头的老者。他们招来出租车将老人送往医院救治，又在代付医疗费用后悄然离去。令人欣喜的是，在这个最早引领改革浪潮、最早发生观念变革、最早跨入小康社会的深圳，合肥中学生的悲剧并未在两个青年学生身上重演，他们救助老人的行为得到了社会的热烈表彰。青年学生的遭际与社会的反应说明：时代变了，但人们仍然保持、也应当保持应有的理性与良知。我无法断定这些见义勇为的年轻中学生是否阅读过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因而无法断定他们的善举是否受到欧·亨利小说的影响，但欧·亨利小说中那个让人钦敬的老者和作品表达的人道精神，与合肥、深圳中学生的行为主旨不都体现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人文理想与人文素质吗？

　　事实上，生活中的伟人以及文学经典作家自己也是文学审美的受惠者。青年毛泽东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屈原、贾谊的作品与峻洁人格给了他深刻的影响；他的个人创作也表现出不凡的身手与志向。他曾写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这样慨当以慷的诗句，充分显露了青年毛泽东的壮志豪情。他此后踔厉奋发，不屈不挠，屡踬屡起，战胜了寻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终于和中国共产党人一起领导中国人民获得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彪炳史册的不朽功业。晚年，这位共和国的缔造者在忍受疾病带来的折磨的时候，仍然壮心不已。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他朗读文学作品，庾信的《枯树赋》、陈亮的《多景楼》中那些际会风云的历史人物、那些含着人生大恸的诗文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我理解毛泽东喜欢的是这些作品所蕴涵的深刻的悲剧精神，他要用这样的精神来鼓舞自己与病痛抗争， 他想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他改变中国命运的未竟事业。

　　我们知道，幼年鲁迅是从长妈妈给他借来的《山海经》里的插图中完成了最早的艺术启蒙，后来在三味书屋学习，课余读绣像小说，照着书中的人物画描红，进一步培养了他对传统艺术的兴趣。他喜欢乡间的社戏：远远地便听到鼓吹，横笛的声音婉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里……描述十分动情，作者深受感染的心迹了然可见。鲁迅早期的文学经历是他一生文学历程的序曲，很好地锻炼了他的艺术鉴别力，他后来收集古代碑帖和出土于古墓中的人物画像的兴趣大约与他幼时这些文学经历不无关系。有人说审美是人格的投入、人格的畅适。一定的人格，经历一次审美的畅适，就等于获得了一次哺育。文学感染人、陶冶人，是因它构建了以情感、形象、意蕴为要素的三维世界，能够给人以精神的慰抚与理性的启示。“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那是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诗意的栖居实现了精神与人格的升华。文学提供了健康与理想的人生范本，它要人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要人奋发有为、自强不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时代变了，文学也变了，但这个时代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要求不仅没有改变，相反有了进一步的提升。这个变了的文学能否像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高尔基的《童年》、伏尼契的《牛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样，一如既往地为素质教育贡献力量，这才是我们今日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