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鹏著《苏轼诗词艺术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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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鹏著《苏轼诗词艺术论》
张晶

　　在当今的古代文学研究领域中，关于苏轼的研究，始终是令人瞩目的。而在苏轼研究的诸多成果中，陶文鹏先生所著《苏轼诗词艺术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是很有特色的一部。这本书虽不算十分厚重，由十篇论述苏轼诗词艺术的文章组成，但在我看来，却是一部很有学术质量和学术个性的著作。
　　我是学古代文学出身的，深知古代文学研究之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在我看来至少有这样四个原因：要想当一个有成就的研究文学的学者，首先得有相当厚实的古代文化的功底，包括语言文字的、历史的、文学的基本功，这个功底浅了是绝对不行的；另外，还须有坚实而新锐的理论视野，我以为在当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非常必要的；三是要有很好的悟性，能够打通历史与现实、古人与今人、文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障蔽；四是要有较强的审美体验能力，对于古人创造的艺术美，能够真正地领会与体验。这些素质，说来容易，要真地合在一个学者身上，也许是并不多见的。说实在话，我对研究苏轼是视为畏途的。因为东坡本人是旷古的大才，是大诗人、大词人、大哲人，从某种意义上说，苏轼的文化蕴含比起李白、杜甫来，也许还要更丰富些。作为具有当代水平的苏轼研究，研究者本人如果缺少足够的人文修养的话，恐怕是要唐突东坡的。
　　作为古代文学的学者，陶文鹏先生是具有较为全面的素质的。从这本《苏轼诗词艺术论》看，他可说是上述“四美具”的。书中对于东坡诗词的具体而微的独到体会、中肯把握，在上下纵横比较中突现东坡诗词的艺术个性，对于东坡艺术观的深层考察和对于东坡艺术的美学观照，都是很显著的特点。
　　著名的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教授在该书的《序》中说：“我原先只读过陶先生的个别篇章，留下的印象不免断续而不连贯。现在有机会把他的十篇论文通读一遍，他治苏的特点就显得更加突出了。这些文字虽似无事先的统一规划，但都集中于一点，即对苏轼诗词艺术的美学观照，这可谓抓住了苏轼主要作为文学家的一个核心命题。”我也于此有同感。文鹏先生的美学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全书贯穿了美学观照的特点，而这些美学观点，不是抽象的美学概念、范畴，不是美学理论的一般演绎，而是以一种深度的美学眼光，来具体考察苏轼的诗词创作与艺术观念，从而得出了既具体而又颇有美学高度的一些认识。这些论述，可以说都是作者通过对苏轼研究而对中国古典文艺美学所做出的独特贡献。譬如第一篇文章《论苏轼的“诗画同异说”》，对苏轼关于诗画关系的诗篇，作了深入而微的考察。人们所熟知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是苏轼论王维诗画的著名命题，而文鹏先生并未止于这个命题，而是以此为起点，以大量的艺术实践和中西关于诗画关系的美学观点为背景，指出了苏轼关于诗画关系的独到的看法。如说：“苏轼还根据我国古代诗画创造艺术形象的传统审美标准，指出诗和画都要求形神统一、着重传形之神的共同特点。”（第10页）又揭示出在诗画互渗的前提下，苏轼对诗的美学要求：“第一，要求诗人像高明的画家那样，具有传形之神的‘写物之功’。第二，反对把诗的意蕴局限在本题的狭窄范围之内，要求诗人对题材进一步开拓发掘，使诗篇传达出更丰富深远的思想情韵。”（第11页）《论苏轼的自然诗观》，可说是作者以苏轼的自然诗观为例，对关于自然美及在文学作品中如何描写自然美的颇为系统的认识。这是本书最富于美学价值的文章之一。如作者所概括的“综观苏轼的自然诗观，我以为关键在是‘美’、‘神’、‘变’、‘理’、‘意’五个字。在他看来，大自然是美的，诗人要善于传自然景物之神，尽自然万物之变，穷自然固有之理，寓主观之情意。一句话，其美学思想的核心，是传神写意。因此，苏轼的自然诗观，也可以说是注重传神写意的自然诗观。”（第55页）这个概括是很客观的，却又是独具慧眼的。《苏轼论艺术风格》一文，全面阐述了苏轼关于艺术风格方面的论述，指出其论风格首先在于“标举雄放”（第58页），“但到了饱经忧患的晚年，却推崇平淡朴质的风格。”（同上）作者又总结出苏轼倡导的关于创造风格的具体途径是：一必须先放纵，后收敛；二是必须先平和，后怪奇；三是必须先绚烂，后平淡。将苏轼艺术风格论中对风格动态发展的主张作了醒豁的揭示。《论苏轼诗中的自然山水动态美》一文，将东坡山水诗中的“飞动”的美学特质，作了明确的标举和深入的探讨。作者指出，苏轼“把‘清雄奇富，变态无穷’视为山水诗画的最高美学境界，难度最大的艺术课题。他在山水诗创作中知难而进，按照‘随物赋形’、‘尽物之美’的表现原则和方法，紧紧抓住一个‘变’字，变中赋形，变中传神，创造出许多‘清雄奇富，变态无穷’的艺术形象和意境。”（第95页）作者还联系苏轼的哲学思想来揭示其追求飞动之势的美学取向：“苏轼为什么喜爱观察、感受和表现自然景物的动态呢？这同他的哲学观和美学思想是紧密联系的。苏轼坚持运动的自然观，认为宇宙万物的生命就在于运动。”《苏轼山水诗的谐趣、奇趣和理趣》一文，在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理论发掘中也是有所贡献的。作者对诗词中的“谐趣”、“奇趣”和“理趣”都作了独特的理论阐释，指出“苏轼的山水诗的确充满了令人解颐的谐和趣，使人惊绝的奇趣和发人深省的理趣。”（第106页）作者借朱光潜先生的话解释“谐趣”：“能谐所以能在丑中见出美，在失意中见出安慰，在哀怨中见出欢欣。’‘谐是人类拿来轻松紧张情景和解脱悲哀与困难的一种清泻剂。”’又指出苏轼把幽默和风趣引入山水诗中，使他笔下的山水景物形象充满了谐和趣，成为富有‘生气与灵机’的景趣。”（第107页）他又指出“奇趣”的涵义：“所谓奇趣，就是一种不平凡的、新奇大胆的趣，看似反常、思之却是合情合理的趣。”（109页）关于理趣，作者从苏轼的作品中作了较细的剖析。书中的其它几篇文章也都有着独特的视点与理论上的建树。
　　文鹏先生在这部书中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他的斐然文采与敏锐灵机。文字清通流美而又准确，似行云流水，没有一点滞碍。书中的学术深度，并没有影响读者对此书的阅读趣味。对于学者来说，这是一部很有参考价值的学术新著；对于一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它同样不失于一部打开人们的新视野的好书。在宋代文学研究中，这几年确实看到了不少学风扎实、颇有新见的论著，当读到文鹏先生的这部《苏轼诗词艺术论》时，更觉得我们的古代文学研究是充满生机的。


原载：《宋代文学研究年鉴》2000-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