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念珞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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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念珞珈
时间:2002年5月29日 作者：王必胜 来源:《光明日报》



逝者如斯，光阴倏忽。离开母校武汉大学，离开珞珈山，已有24个春秋。  

母校是一个优美的记忆。难忘的不只是珞珈山的绿荫嘉卉，澄澈明丽的东湖，也不只是那春日老斋舍灿烂的樱花，夏天清香的桂子和冬日早绽的腊梅。当然，珞珈的秀丽妩媚在众多高校校园中，可以说独具特色，独占鳌头的。有人曾说，武大珞珈山清秀出众，是一种“天然去雕饰，清水出芙蓉”的美。但是，作为百年老校，她悠久的历史，丰厚的文化内涵，她的名气和影响足以让每一个学子为之荣耀。也许，北大红楼五四学子的呐喊，清华水木的学理分量，代表了中国一代名校的典范，而珞珈地处中原，南北交汇，荆楚文化源远流长，在清丽之中有了几分典雅。校园闻名的“六一亭”，是走进珞珈的“第一景”，黎明前夜，热血学子血祭书斋，写下了可歌可泣的诗篇。共产党、国民党的要人也曾在这里留下了足迹。静静的珞珈山，秀慧于内，丰厚的人文底蕴，在这里深藏着不少动人的故事。  

人无论走到何处，故乡、母校，是一个永远的心结。  

回忆珞珈3年，不是件容易的事，想当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走进武大，正是“文革”中期，按当时的说法，我们肩负着“上管改”的重任，因此，学习对我们这些来自社会、来自基层的“学员”来说并不是第一位的。也许这个“学员”的称谓，先决地规范了她的内涵——运动，革命，“上管改”。当年，“文革”的风雷四海震荡，挟“文革”威势，我们热火朝天地“革命”着，批教育战线的回潮风，“批林批孔上管改”，革命得不亦乐乎，真正是偌大校园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记得，当时我们中文系宿舍山墙上有一块壁报，上面有学生们的创作，多是一些配合形势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字。大约在1973年下半年，“上管改”口号叫得起劲的时候，那上面成了学生们革命的激烈战场。署名一兵、戈兵等的文字，大批所谓教育黑线，或者从外校贩卖来一些时髦的“左”的观点，斯文的校园弄得有些剑拔弩张。3年里，我们经历了批右倾回潮、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大大小小的运动，这小小的壁报上都及时有反映。天知道，我们这些大多是初中生，文化知识的贫血者，仅凭革命的勇气，就向这知识和文明的圣地挑战，实在是懵懂鲁莽得可以。  

说来好笑，我们革命的对象，有时就是我们的上课老师。一次有位老教师上课时提到了某一篇古诗文，对有些权威的解释表示了不同观点，就有同学写成大字报，认为是右倾回潮风，是封资修的教育黑线流毒，好在老师们对此是见惯不怪，只是私下里对我们把时间浪费在没有意义的“革命”中，表示极为惋惜。  

回忆珞珈，那一份永远的温馨是我们同尊敬的师长们的情谊，是他们的无私教诲和循循善诱。即便我们幼稚莽撞，我们粗枝大叶，我们对文化粗暴亵渎，我们无礼和无知，而老师们，特别是老教授们，是那样地海涵若谷，诲人不倦。也许，他们知道我们这些来自基层，没读过几天书的青年人，对文化的一切藐视和轻薄，都源于自身的无知；也许，老师们的宽大为怀，是出于他们解惑授业的秉性和良知。记得有一次，花甲高龄的周老教授，给我们讲当代词人的作品，对当代一位社会知名人士的诗词，提出了批评，我们却很不冷静地认为是对某位官员的不敬，有的同学竟指责老先生是肚量狭小，文人相轻，气得老先生无言以对。这无知而无畏的幼稚荒唐之举，现在想来有如夏虫语冰地可笑。而今这位老教授已作古，作为学生，一直没有机会表达这种歉疚之意，写下这几句文字，算是一份迟到的歉意。  

走进珞珈，我们才知晓，作为百年老校，这里深藏有硕彦大儒，有不少名师大家，仅中文系五十年代就有“三刘”名教授之说，而当时的老教授有李格非、周大朴、李健章等，还有因戴上各种帽子的程千帆、毕奂五等老先生。那时候，给我们上课多是一些中青年教师，有陈美兰、詹伯惠、吴肇荣、孙家富、陆耀东、孙党伯、蔡守湘、苏者聪、李敬一、萧作明、何重先等等（恕这里不一一列举），他们有的同我们一起下工厂，到农村，“开门办学”，增添师生之谊，也教我们如何读书，做学问，受益匪浅。一些老先生们或擅长诗词，或书法出众，或严谨缜密的逻辑思维，各以其特有的魅力让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倾慕，我们中有人至今孜孜不渝，爱好文学，专事学术，得益于老师们的启蒙。记得当时我们系资料室在“工农楼”里，每每查阅资料时，见一老者，毕恭毕敬给我们找资料，态度和蔼可亲，后来得知他就是博学的毕奂五先生。像这样受到不公正待遇的老师，那时在中文系还有几位，可是，对我们这些学生，老先生们不吝指教，毕业后，也曾多次收到老师们惠赠的著述，虽然因工作关系，案头上的书籍不少，但来自母校的老师们的礼物，未敢怠慢，读这些心血之物，常常油然生情，我知道那是母校的情结，那是对过去难忘的珞珈生活的回味和怀念。  

那时候，同我们相处最多的是年级的班主任孙家富老师，他同学生的关系近乎兄弟情义。虽然，孙老师比我们年长的同学大不了多少，可是在我们全年级同学的眼中，他是有威严的长者，是我们学习和生活的班主任。平时难见他笑容，他处理事情一板一眼，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对得起你们的荣誉，因为在他的眼中，我们这些文化底子较差的学生，要胜任几年的大学生活，实在是件不易之事。尽管孙老师不苟言笑，但他性格开朗，是个直性子，嫉恶如仇，敢于坚持己见。我们这些来自社会的大龄学员，过去多是在车间、地头、军营，拿钳子，扛枪杆，舞锄头，习惯了力气活，而一下子安坐在课堂里，读古书、写论文，自然是不太适应，不太习惯。孙老师对我们往往是既严厉地批评，又予以足够的理解。我们的学业在他的具体指导下，有了明显的进步，到毕业时，有的同学发表了不少的作品。孙老师讲授写作和当代文学课。我的印象中，他对于当代作家作品非常熟悉。他关心同学，对每个学生的情况都十分了解，在学习中，他要大家多动笔，多读原著。后来我喜欢上文学研究，也与孙老师的早先启蒙有关。几年前，回母校看孙老师，得知他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已退休在家。  

前一阵，我们在京的部分同学聚会，说起武大，说起珞珈山，说到那些朝夕相处的老师，感慨无限，仿佛又回到20多年前，虽然，在那特殊的年月里，我们并没有学到更多的东西，可那毕竟是人生中最为珍贵最值得珍视的一页，那少年意气，激扬文字的岁月，那既是苦涩而又温馨的青春时光，在我们的记忆中，占有不可代替的位置。如今我们华发染鬓，历经磨砺，但对母校的情感，仍然如初。感念珞珈，是对生命中一段特殊时光的回眸和凝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