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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学的新进展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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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0-9 16:56:4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故事学的新进展zt

《中国文学年鉴(2001)》:民间文学研究综述fd1991


三、故事学的新进展
   
故事学是我国民间文学研究诸领域可与神话学比肩的另一大学科分支。本年度,故事学研究专家刘守华、顾希佳都有新的贡献,各发表了多篇故事研究论文,如:刘守华《兄弟分家与“狗耕田”---个中国民间流行故事类型的文化解析》[136],《一个多民族传承的故事类型之比较》[137],《两姐妹与蛇丈夫--“蛇郎”故事的中华文化特色》[138],《“离经叛道”的奇女子——“仙女救夫”型故事的内涵及其渊源》[139]。顾希佳《“斗阎王型”故事的比较研究》”[140],《多行不义必自毙--“夺妻败露型”故事解析》[141],《“鬼母育儿”型故事的类型分析及其流变轨迹》[142],《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神仙考验”型故事解析》[143]。
   
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对浙江省当代流传和出版的“狗耕田”故事类型的全部28个文本进行了共时性的比较研究认为在一个类型下可以划分出若干类型变体,同时在同一类型中可以划分出中心母题、母题链等一些重要单元。该文通过具体分析,就类型、类型变体、母题等的性能和机制问题,作出了若干理论性的重要推断[144]。这是中国学者本年度在故事类型、母题研究方面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引起国际故事学界的重视。
   
类型研究已俨然成为近年来中国学者研究故事的主要范式,有些故事类型的命名已经为学界所公认,如上引“狗耕田”型,“蛇郎”型,以及“田螺娘”型、“呆女婿”型、“龙女”型、“画皮”型,都已近乎“约定俗成”,但也有些故事的命名尚未取得学界的公认,暫时于个人命名。故事类型方面的研究还有:禹尚烈《朝鲜族田螺娘型故事初探》[145],胡萍《一种独特的民间文学现象——呆女婿故事探趣》[146],龚浩群、熊和平《娶得龙女

事事如愿——“龙女”故事解析》[147],张巍《“画皮”故事的原型和流变》[148],江帆《民间叙事中的善恶观念释例——“断手姑娘”解析》[149],林继富《欲盖弥彰遭遇灭亡――“头上长角”型故事试析》[150],周小兵《“符郎本事”及其戏曲、小说文本的生成与互动――对一个“乱世奇遇”型婚恋故事的文本考察》[151],田富军(牛郎织女故事与仙女下嫁穷汉原型新探》[152],孙正国《无法超越的悲剧:(师道宣)的叙事解读——中国虎故事类型研究系列之三》[153]。林继富《“一字不识”当驸马一一“皮匠驸马”故事论析》[154],江帆《民间叙事中的交友范型一俗语故事“路遥知马力”解析》[155]。
   
有相当数量的民间故事虽未形成类型。但因其长久流传,即便尚未类型化,也因人们对其内容十分熟悉,其命名也就“约定俗成”,如:秋胡故事、董永故事、韩凭夫妇故事、西游故事,以及云南地方的松明楼故事等。这方面的研究有:刘玉红《“秋胡戏妻”故事的演变及其文化背景》[156],宁稼雨、梁晓萍《秋胡故事解析一一兼论中国古代女性在婚姻中的自主地位》[157]、《韩凭夫妇故事流变中的文人旨趣)[158],朱迪光《民间信仰的影响与(西游记)故事的定型》[159],占骁勇《从轶事到小说一论“麻疯女”故事的起源与发展》[160],侯冲《松明楼故事的原型、歧异、意旨及演变》[161],李道和《女鸟故事的民俗文化渊源》[162]刘万川、金玉霞《唐传奇中人神之恋题材故事结局的道教阐释》[163],程蔷《从董永故事看间叙事的“复合”性》[164],林岚《<日本灵异记>中骷髅诵经故事的源流及特色》[165]
   
在故事研究中更偏重于主题和母题研究的有:王立《病马、老马、慢马意象与佛经故事——文学意象家族与文人心态史探佚》[166],王晶红《辽宁“狐妻型”故事中的“人触犯禁忌”母题》[167],姚立江、邵非《解读龙母故事的断尾母题》[168],吴光正、胡元翎《“三言”发迹变泰型故事的母题分析》[169]。
     
对宗教故事的研究,本年度有普慧、张进《佛教故事一一中国五朝志怪小说的一个叙事源头》”[170],理诤《(镜面王经)故事》[171],俞士玲《佛教发展与西游故事之流衍》[172],李小荣《唐代释家经疏中的三国故事》[173],郑筱筠《佛教故事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渊源》[174]、《贝叶经与傣族(召树屯)故事不同版本之关系》[175]。
   
周福岩的故事研究有与他人不同的特色,他是从故事学的理论研究进入具体故事研究的,如《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列维。斯特劳斯的批评》一文认为:“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研究强调了系统描写相对于发生学研究的优先性。然而其角色和功能分析取消了内容成分,导致了文本的极端缩减。20世纪60年代,列维

斯特劳斯针对普罗普的方法问题撰文申明结构与形式的差异,指出了普罗普故事研究中的形式主义因素特征。他认为形式主义的困境在于它不能重构其本身由以出发的经验。就口承文化传统研究而言,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及斯特劳斯的批评在对民间叙事作品的描述与分类及文本与语境的关系等问题上给人以多方启示。普罗普试图捕捉内在于民间故事的自洽原则,而斯特劳斯则试图发现隐匿于作品(如神话)背后的观念”[176]。而《表演理论与民间故事研究》一文则指出:“作为一种理论方法,表演理论开辟了民间口头叙事研究的新视野。它缩小了文学批评和民间传承与闲暇生活研究间的距离。本文从口承文艺的特征出发评价其优劣得失。力图获得一定程度的方法论自觉,以便找到一条对故事研究来说更加合理、更富操作意义的阐释途径”[177]。他在《民间故事研究的方法论》中进一步指出:“学科史上对民间故事研究在方法上经历过几次重大范式的更迭,它们都不自觉地触及了文学批评和传承研究之间的关系问题。文献比较和进化论立场上的推断足以概括民间故事始为学术对象时的研究特征。历史/地理学派重视文本的历史和地理因素,是第一个主张对故事全面考察并加以分类的学派;普罗普的故事形态学并未从根本上超越以往的分类法,只是要求分类更加精细有效;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普罗普的研究是形式主义的,并从结构人类学立场出发展开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对在研究中‘建立一种新的平衡关系’的问题做出实践回应的,是以表演理论为代表的一系列学说。”[178]
   
周福岩对具体故事的研究也不是如其他人那样专注于某一故事类型,而是将目光聚焦于某一社区一一耿村民众故事的文本集合。在《神鬼信仰与民众伦理意识一一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一文中,他指出:“耿村民间故事集中展现了民众伦理意识中神鬼信仰的表现形态及其内在矛盾,民众的神鬼信仰主要是巫术性质而非伦理性质的,它在很多方面保留着上古自然宗教的禁忌主义特征。其中道德意义上的‘善’和非道德意义上的‘善’彼此否定,难以统一。在神鬼与人的关系中,民众没有把神鬼想象为‘至善’者,它们除了肯定日常德范以外,不再向众生指示更高的道德理想。这种以现世为归宿的信仰形态不需要培养一种非日常的生存态度,也难以成为引诱人们‘走出’自己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力量”[179]。在《“命”、“福”观念与民众伦理意识一一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一文中,他认为:“耿村故事展现了民众伦理意识中‘命’、‘福’观念的表现形态及其内在矛盾,‘命’、‘福’观念为人们提供面对挫败的心理适应工具。但它把挫败原因归结为他人、天意和自己不可控制的外在力量和因素。因此总是引向辨白推脱而非悔过自责,阻绝了道德反思与追求的进路。片面的‘崇福’培养了一种重占有的生存态度和社会性格的非生产陸接受取向,而命运观则是道德虚无主义的前奏。‘福’、‘命’相联的思想还使现世的伦理规范面临被相对化的危险”[180]。在《民众社会伦理意识试析一一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181]和《民间故事与社会伦理——以耿村故事文本为对象》[182]两文中,周福岩总结说:“民间故事反映民众的价值观念。它架构起民众的精神世界,是他们接受或形成各种社会观念的渠道之一。耿村故事文本展现出民众社会伦理意识中成人观和地位观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在于民众家庭联系模式的社会认知习俗。”
     
继去年发表的数篇故事学论文之后,本年度万建中继续其“禁忌母题”研究,在《时间差:神圣与世俗边界的构建及洞穿一一禁室型故事中禁忌母题的文化阐释》一文中,万建中指出:“盘瓠神话、关羽传说及蛇郎故事等多种口承文本皆出现‘室’的意象。
‘室’为一个神圣的空间,在里面,盘瓠、关羽和蛇成为超自然物,并呈现为原本的生命样式。  
‘室’的内外存在明显的时间差,故而‘室’的边界往往会被人为地洞穿。而一旦禁忌被打破,神圣的过程便告终止。能不能充分享受‘时间’的恩惠,这是民间判定是否为‘神圣’的标识之一”[183]。他的《地陷型传说中禁忌母题的历史流程及其道德话语》认为:“地陷型传说大多包含一个禁忌母题。通过对这一母题的历史厘清,可以看到一条明晰的演变轨迹,以及所蕴藏的深刻的现世道德话语的警示”[184]。而《西南民族地区赶山鞭型传说中禁忌母题的文化诠释》一文认为:“赶山鞭型传说在西南地区有较集中的流传,此型传说大多包含一个禁忌母题。通过对禁忌母题中‘鞭、石、猪’三个主要意象符号的文化诠释,认识到‘鞭赶’乃源自古代祈雨活动中的性崇拜。这一崇拜观念移植到故事文本中,便异化为一个禁忌母题”[185]。在《禁忌民俗的式微一一以民间叙事文学为考察对象》[186]、《民间故事对禁忌习俗的攻击及其中心话语》[187]这两篇文章中,万建中总结道:“在民间叙事文学中,禁忌往往得到比较充分的反映,禁忌本身及恪守禁忌的人大多成为被嘲讽的对象,说明一些禁忌民俗正在走向末路。这类民间叙事文学对禁忌民俗印式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一个侧面颂扬了广大民众蔑视迷信的科学的生活态度以及制迨嘲讽话语的智慧。语言禁忌之所以引起这类文本的特别关注,主要是语言禁忌的目标太大励致。”“禁忌的本质是虚妄的。在民间故事中,禁忌本身及恪守禁忌的人往往成为被嘲笑和攻击的对象。这种嘲禁型母题显示出对不合时宜的‘传统’进行颠覆的强大力量,从一个侧面颂扬了广大民众蔑视迷信的科学生活态度。语言禁忌之所以构成了此母题的中心话语,完全是由于语言禁忌的现实处境所致。”
   
在故事学理论方面,钟年《民间故事:谁在讲谁在听?一一以廪君、盐神故事为例》[188]讨论了当代民间故事的讲述者与听众对象之间的关系有向故事的采录者与讲述者作为采录对象关系转换的倾向,钟年指出的这种传统关系的当代颠倒值得学界认真关注。此外,江帆《口承故事的“表演”空间分析一一以辽宁讲述者为对象》则是一篇援引域外理论研究本土经验的重要论文[189]。孔建平《时间与故事话语活动》也讨论了故事讲述过程的问题,他指出:“故事话语活动可被理解为‘讲’、‘听’双方共同参与,以故事为中介的交流活动,它时刻发生在当下,而故事由讲至听的过程决定了在时间向度上‘讲’者在先、是已知者,听者在后、是未知者。因此故事话语是已知者与未知者发生在当下的对话。这一对话关系与故事活动的动机密切关联,也制约着故事的意义和特点。‘讲’、‘听’双方共通的内在需求决定着故事活动的持久生命”[190]。陈俊、张积家《言语表情标记在儿童寓言故事理解中的作用》运用听读理解测验的方法探讨言语表情标记对6、8岁儿童寓言故事理解的影响。结果表明,言语表情标记能促进各年龄组儿童对故事的理解,这种促进作用在6、7岁儿童身上表现得非常显著。男、女儿童对有、无言语表情标记的故事的理解不存在显著差异”[191]。
在故事学学术史方面,本年度也有数篇论文发表。贾放《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双重风貌”》一文指出:“俄罗斯的民间故事研究者们创立了故事讲述人研究理论和故事文本结构形态研究理论,二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民间故事的本质和独特性,拓宽了研究的范围,深化了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这两派理论兴盛于不同的历史时期,构成了俄罗斯民间故事研究的‘双重风貌”[192]。肖远平《追寻人类文化信息

探究民间故事奧秘一一刘守华先生在民间故事学上的独特贡献》认为:“刘守华先生投身故事研究近半个世纪,为中国民间故事学的构建和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该文从刘守华学术活动的三个时期及每一时期代表性的成果入手,对其在民间故事学上的独特贡献作了初步探讨[193]。此外,廖东凡《我们在世界屋脊上开采金子――(西藏民间故事)的编纂及其他》[194]、王昌秘《寻访民间大师之三――土家故事大王刘德培》[195]也都是故事学学术史的记录。
2006-10-4 19:53:27 fd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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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民间文学体裁的研究状况
    (一)史诗和叙事诗
   
“史诗”的界定是近年中国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什么样式的叙事文学才能称得上“史诗”,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夏祖恩《<诗经)的史诗特色初探》就将《诗经》中的部分篇章算作史诗,他认为:“《诗经》不仅是中国的文学性诗歌名篇,也是史学作品,它是中国的‘史诗’。《诗经》与古希腊《荷马史诗》相比,有中国自己的史诗特色。虽反映社会历史,但缺乏专题性。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浓烈,显示思维的原始朴素性。具有现实性思想,揭示斗争热点。文史交融浑一,本能凸现艺术。何以有如斯之史诗特色呢?中国奴隶社会制度特征影响了《诗经》的内容。中国史学起源早,有反映当代事件的能力。中华民族的经验思维、八卦思维及五行思维对《诗经》有一定的影响。中国早期的‘天命’、

‘鉴戒’史观成为《诗经》的基因。”[196]陈开梅《论西周史诗的艺术特点及其影响》也认为:“西周史诗记载了我们祖先周人发祥和创业的历史。在艺术上具有极高的价值。诗中塑造丁后稷、公刘、古公、文王、武王等鲜明生动的形象,同时诗大量使用赋体铺叙手法,层次清晰,祥略得当,且词汇丰富而准确,是文学史中早期的写实之作。这组古诗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197]谭必友《七姓证盟西迁与隐居的史诗一一武陵山腹地的廪歌研究》将当代采录的民间长篇叙事作品也视为史诗,他写道:“在武陵山腹地的湘西凤凰、吉首、泸溪三县市交界地带居住着一支自称为‘廪卡’的土家族。他们在丧葬仪式中,演唱着一部古老的歌。他们称其为‘廪歌’,又称为《天王菩萨廪歌经》。这部古歌两千年传唱不绝,但它到80年代才被学者所注意。‘廪歌’包含了作为古代巴人后裔的土家族的许多历史信息,是廪卡人的一部史诗。通过这部史诗我们可以窥测武陵山区两千余年的历史文化变迁的侧面。”[198]
   
为当代中国学者所公认的中国三大史诗是:藏族的《格萨尔》、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对三大史诗的研究也一直是学界青睐的课题。曼拜特《史诗(玛纳斯)的阿富汗变体》一文指出:“《玛纳斯》阿富汗阿希木变体的发现,证明《玛纳斯》帕米尔流派的存在,它特殊的叙事结构、音调、母题对进一步比较研究《玛纳斯》的形成、流变非常有益。”[199]尊胜《格萨尔史诗的源头及其历史内涵》认为:“格萨尔史诗包括两个部分,即至今在民间传唱的口头部分和已经铅印出版的文本部分。其中口头部分占据了史诗的绝大部分的内容。格萨尔史诗虽然呈现出口头和文本交织的繁杂局面,但史诗的整体结构却十分清晰:史诗以格萨尔为中心,纵向追溯了祖先‘董’氏族的渊源和传承,横向铺叙了格萨尔一生的丰功伟绩,每个故事在这个坐标中都有适当的位置。史诗的核心内容讲述‘董’氏族一一岭部落的衍变过程。史诗提供的这些发展线索,能从历史典籍中得到证实。因此,我们可以确信,‘岭’部落、‘岭。格萨尔’在藏族史上实有其事,而不是民间艺人编造出来的。”[200]此外,讨论《格萨尔》的还有马成富《对{岭国及格萨尔史诗)的重新认识)(下)[201],王蓬《维族的史诗一一(福乐智慧)》[202]认为维吾尔族的《福乐智慧》也属于史诗的范畴。
蓝正祥《布努瑶创世史诗{杠葩众)初探》认为:  
“布努瑶族的创世史诗《杠葩众)世代流传于民间,成为布努瑶生存发展的精神支柱,它既是神话,也是历史,同史诗《密洛陀》是姐妹篇,对于研究和发展人类社会历史,开拓先进民族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203]张晓松、李根《拉祜族神话史诗(牡帕密帕)的文化特点》认为:“《牡帕密帕》是拉祜族最有代表性的神话史诗,其蕴含着丰富的文化特点,如充满浓厚、神秘的原始宗教观念,展示了拉祜族家庭婚姻和传统伦理道德的演变过程,同时还揭示了拉枯族社会生产力由低向高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进程,阐示了拉祜族从游猎到游耕再到农耕的生产方式演变的历史规律。”[204]郭继红《拉祜族迁移历史的形象概括一一拉祜族民间文学(根古)初探》指出:“《拉祜族民间文学集成》收集了拉祜族大部分民间口头文学作品,其中神话传说《根古》生动地记录了拉祜族悠久而富于传奇的生活历程,是拉祜族迁移历史的形象概括。”[205]谷因《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和祖王>与舜、象故事》认为:“布依族神话史诗《安王与祖王》故事与《孟子》、《史记》等古籍所载舜、象兄弟故事甚相类似。这两个故事所以相类似,是因为这两个故事可能本为一同源故事。舜、象兄弟故事是东夷族故事,而布依族历史文化来源则与古代东夷族有关,因此布依族的《安王和祖王》故事,可能是舜、象兄弟故事在布依族原始文化中的遗存形式。”[206]
近年,朱海容采录的江南民间长篇叙事诗《华抱山》是否属于“史诗”的问题引起学界的争论。过伟《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华抱山)》持“华抱山史诗”的观点,他指出:《华抱山》又名《三龙歌》、《公道歌》,是20世纪吴歌搜集整理压卷之作,具有浓郁的吴地汉民族龙文化色彩特征,是中国四大英雄史诗之一。该文赞扬了《华抱山》史诗创作,传承、演唱的主体一一歌师的艺术见解和演唱风貌[207]。持同样观点的还有林涵若《英雄史诗英雄颂一一评说朱海容和他的(华抱山)》[208]。
   
研究印度、希腊史诗的文章有高峰枫《荷马史诗与马可福音》[209],傅波《生命的赞歌一一从英雄本色看(荷马史诗)的审美价值》[210],王燕《对波斯史诗(列王纪)的纯形式解读》[211],卢铁澎《印度古代美意识的矛盾性一一从史诗(罗摩衍那)说起》[212]等,王向远《近百年来我国对印度两大史诗的翻译与研究》[213]是一篇该领域学术史的总结性文章。
   
在史诗理论方面,孟慧英《史诗与认同表达》详细阐发了劳里。航柯在这个问题上的学术思想,指出:“国际著名史诗理论家劳里.航柯从文化功能的角度阐述了史诗的一般性质,认为史诗是表达认同的故事,正是由于有了这样的功能,它才作为文化群体自我辨识的寄托而成为超级故事。以往的那种用一般的母题、口传内容、类型、诗歌风格及一些相似的东西来进行史诗比较研究的方法,显然是对活态口头史诗经验探索的忽视,这种方法代表了史诗研究的简单化倾向。如何对史诗类型进行分类,如何在一般意义上界定史诗,劳里.航柯教授试图在活态史诗传统调查经验之上开拓一条新的思路。”[214]张延清《试论史诗的历史真实性》一文则通过引证荷马史诗和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论述了史诗中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是历史真实的再现,即史诗是历史的一面镜子这一观点[215]。
   
在叙事诗研究方面,有黄建明《19世纪国外学者介绍的彝族无名叙事诗应为(阿诗玛)》[216]贺学君《千古歌吟的中华民间叙事诗》[217],王明斌《黎族民间叙事长诗试论》[218]
    (二)民间歌谣(民歌)
   
对民间歌谣的研究是中国学者自五四以来的一大学术传统,本年度这方面的论文数量仍然可观,如:胡纯琦《论国风非原汁原味的民间歌谣》[219],黄懿陆《东汉(白狼歌)是越人歌谣》[220],陈开勇《南朝民歌(四月歌)所反映的民俗佛教内容研究》[221],徐元勇《论民歌与明清俗曲之异同》[222],牛锐《{敕勒歌)非鲜卑民歌》(223)[223],施爱东《私情歌谣与<吴歌乙集>风波》[224]。
   
当代少数民族民歌研究是中国民间歌谣研究的重头戏,这方面的研究有:吕霞《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民歌的审美意蕴》[225],王君《风情浓郁的新疆民歌》[226],王文韬《土族民歌的区域性特征》[227],王永涛、赵珍《流传于新疆的汉族民间歌谣》[228],李志杰《萨满神歌与满族民歌》[229],汪立珍《论山林鄂温克族民歌的思想内涵》[230]。从音乐的角度研究北方和西北民歌的有潮鲁《谈蒙古族民歌器乐化发展》[231],王小玲《内蒙民歌(四季)和声编配的理论基础与技术特征》[232]。
   
在南方少数民族民歌研究方面,有唐松涛《独具特色的白族民歌》[233],徐祖祥《云南瑶族歌谣的分类及其社会文化功能》[234],杨新明《万里瑶歌同出一源一一我国瑶族传统民歌旋律的比较》[235],刘长瑜《海南黎族民歌的发展及多样性》[236]、《海南黎族民歌的演唱特点初探》,[237]樊敏《试论布依族民歌的语言特色》[238],黄洁《土家族民歌的审美特征初探》[239],林贵雄《论壮族民歌特点在创作中的保持与创新》[240]。
   
对于汉地民歌研究,有蒋立《浅论同宗民歌(孟姜女)调在我国南、北方变体中的异同》[241],徐元勇《我对“同宗民歌”的认识一一与冯光钰教授商榷》[242],刘正维《令人惊叹的共同音乐特征——鸟瞰民歌“绣荷包”》[243],胡哗《豫西民歌的种类与艺术特色》[244],翟杰《豫西民歌的种类与音乐特色》[245],葛春先、钞艺娟《南阳民歌的种类及音乐特点》[246],于洁《连云港地区民间小调的基本特征》”[247]吴红非《浅析江苏民歌(杨柳青)的音乐结构特征》[248]周红波《鄂南地区民歌初探》”[249]陈正平《劳动歌谣震山河——“巴渠民间文学、民俗研究”之十》[250]袁征《梅山民歌考源——梅山民歌系列研究之一》[251],严冬《贵州汉族民歌的常见结构》[252],关增岭《滨州的民间传说与歌谣》(253)[253],田青《民歌恰是穷乡好》[254],罗马《一首广为流传的贵州民歌的诞生》[255]。
   
赵塔里木本年度发表三篇研究东干人民歌的论文,即《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上)[256]、《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法》(下)”)[257],以及《在中亚东干人和中国西北回民中流传的民歌——(高大人领兵)的异文比较》”[258]。
   
在民歌研究学术史方面,本年度有刘锡诚《刘半农:歌谣运动的首倡者》[259]、陈泳超《刘半农对民歌俗曲的借鉴与研究》”[260],江胜清《论40年代解放区民歌体叙事长诗》[261],覃剑萍《韦拔群开创新民歌》[262],黄毅《了解毛南文化的理想窗口——评(毛南族民歌)》[263],张佳生《评(锡伯族民歌集)》[264]。
   
在民歌理论方面,有南利华《流行歌曲与传统民歌之比较》[265],皮晓彩《对中国民歌的再认识》[266],张世成《论中国民歌的爱情题材及其艺术特征》[267]
    (三)民间戏剧、童话和“说话”
   
民间戏剧和民间童话是近年民间文学研究的薄弱环节,本年度此一方面的状况仍然未见多少改观。王政尧《清代民间“关戏”的不断发展》[268]。徐新建《从仪式、戏剧到民俗——简论(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的出版》是对《民间祭礼与仪式戏剧》一书的评论,此外尚未见到其他论文”[269]。
    讨论童话的文章本年度也只见到一篇:肖远平《民族民间童话中的“善恶报应”观念简论》[270]。
    蒋先伟《论赋起源于民间说话艺术》[271]也是本年度唯——篇讨论民间“说话”艺术的论文。
    (四)谚语及其他民间语言艺术作品
    与民间戏剧相比,谚语研究的成果数量还是比较令人满意的。本年度讨论古代谚语的论文有朱大银《(诗经
大雅)中谚语的引用及其认识价值》[272],而更多的是研究当代民间谚语的,如过伟《广西谚语特色的理论思考》[273],《广西民间谚语论》(《中国谚语集成
广西卷》前言)[274],黄中祥《哈萨克谚语的修辞特征》[275],陈正平《巴渠民间谚语、歇后语、谜语一“巴渠民间文学与民俗研究”之十一)[276]。   
   
在谚语理论研究方面,有王勤《谚语的民族性》[277],茹娴古丽.木沙《谚语与格言中反映出的民族文化异同》[278],邹浩《汉英谚语的表现力与思维方式及文化观念》[279],温朔彬《实践里的智慧
生活中的哲理——试论汉语谚语的哲学思想》[280],杨万娟《论谚语和它近邻的种属分界》[281],刘新义《从一组有关言语的谚语看人类共同的言语观》[282]。
在其他民间语言形式的研究方面,有张天堡《中国民间反切语简论》[283],莫道才《(大招)为战国时期楚地民间招魂词之原始记录说》[284]。
五、民间文学研究总论
   
本年度,总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论文有:俸俊馨《试论傣文对傣族民间文学繁荣发展的贡献》[285],谷因《简论布依族民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286],李晓丽《藏族韵文体民间文学中的民俗因素》[287],毛巧晖《撒拉族民间文学中的民俗事象透视》[288]。
    在民间文学史研究方面,本年度有吴海鸿《回族文学的萌芽——唐宋回族民间文学》[289],陈许《美国民间文学述评》[290]。
在民间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方面,有曲杏春《论(史记)与民间文学的关系》[291],肖振宇《论民间文学对(史记)取材的影响》[292],刘中文《论刘勰的民间文学观》[293],黎敏《郑振铎对民间文学诸体裁的研究》等。[294]刘守华《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百年历程》认为:“以科学方法采录研究民间文学的学术活动兴起于‘五四’时期。新中国建立后将它纳入政府文化工作范围。八九十年代在全国普查基础上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使采录和研究工作形成热潮,标志着中国民间文艺学正走向成熟。开发利用民间文艺资源的美好前景和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面临的危机均令人关注。”吕微《论学科范畴与现代性价值观——从(白话文学史)到(中国民间文学史)》指出:“学科对象的逐步明晰化既是学科自觉的标志,也是学术史研究的基本问题。不同时期的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价值倾向使用不同的价值范畴,学科历史由此而演进。现代知识逐步片面化和绝对化(学科分化)的过程只是现代理性建立自我权威的知识手段,现代理性反求诸己,就实现了其强加于人的统治。”[295]吕微还发表了《民间文学:现代中国民众的“道德一政治”反抗一欧达伟(中国民众思想史论)对(定县秧歌选)的研究之研究》[296]。此外还有陶阳《我与民间文学》[297],过伟《岭南挖井五十冬——漫议民间文学、民俗学、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之发展轨迹与研究心态》[298],过伟《论姜彬的区域民间文化研究》[299],梁贤之《夏明翰与民间文学》[300]。刘锡诚《关于当前民间文艺的几点思考》指出:

“中国民间文艺源远流长,以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计划以及围绕着集成而开展的全国民间文学普查为标志,进入了‘后集成’时期,因此推动了神话学、史诗学、民间文艺学等领域的学科建设,前景看好。但同时也还存在着人才流失、调整失衡等一系列隐忧,有待进一步加强。”[301]民间文学理论的总论和专论性文章,本年度只有陈金文《民间文艺审美论纲》[302]。
六、简短的评语
   
综观2001年中国大陆的民间文学界,从成果数量来说,神话研究仍然牢牢地稳居榜首,其次是故事研究、史诗研究、歌谣研究和.谚语研究,而真正意义上的民间传说研究和民间叙事诗研究由于数量很少,因此只有当笔者将其附着于相近的神话研究和史诗研究等名目下的时候,才能进入本文的分类评论,而学者们对于小戏、童话这两类民间文学体裁的关注就更是少得可怜。但是,尽管神话研究在数量上占尽优势,却并不表明其研究质量都是上乘之作;与故事学相比,无论理论思考的深广和严谨,还是运用分析模型的成熟程度,多数神话学研究都要稍逊于故事学研究。原因在于,故事学有其基本的(即经典的,尽管也是较为传统的)理论模式和分析技能如类型研究、母题研究的方法,而许多神话研究者在方法论方面的自觉程度则显然不足,一些学者在采用象征分析、现实还原等方法研究神话时,由于理论、方法不够周严,所得结论的任意性较强因而往往难以服人(那些得到人们赞许的神话学论著则往往是借用了更加规范的故事学的理论和方法)。由于神话研究更能发挥学者的主观阐释能力,因之这既是一个较容易进入的学术空间(论文数量多与此不无关系),但也是一个最难取得真正学术进展的研究领域。
   
这里涉及到在学术写作的过程中“如何阐释”的问题。根据启蒙主义的知识观,以往我们总是坚持,即使人文学科也主要是对客观实在的认识(求真),因此学术研究的成败应当全部从“认识论”方面找原因。但是如今,学界的看法已经大大改变,人们发现,学者关注哪些问题、如何分析,甚至结论,都与学者本人当下的存在状况有直接、间接的关联,因此今天的学界更多地是从以社会存在为基础的“建构论”——赋予“实在”以意义的角度看待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支持以上说法,本年度有10余篇研究古希腊神话及荷马史诗的论文发表,这么多学者、论著在同一年度关心同一论题(大多讨论古希腊人的人本理性精神),在往年是不多见的(因为中国学者更多关注本土问题),从中我们可以领悟学者主观的价值论关切对于论题选择甚至结论取向的内在影响。
   
但是,“存在”或“价值”渗透到学术的“理解”和“解释”当中是否就意味着学术可以“随意”——结论“怎么都行”,如同非理性知识学所断然裁定的那样?换句话说,在“赋予意义”的同时,“求真”还应否坚持?怎样坚持?还要不要意义与实在的符合?从而面对“过度阐释”的批评?在目前中国民间文学界特别是神话学界,这个问题是十分突出和严峻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个做学问的态度问题,更是一个学术理论和方法的问题,还是一个学科传统的问题。笔者在此所谓的学科传统,主要是指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中的学术师承问题。由于目前民间文学专业呈萎缩之势,因而大量的民间文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出自本专业的研究人员,而是出自其他学科的学者以及非学院的民间学者的工作,由于这些学者中的许多人未曾受过专业技能的训练且其研究方向又主要受到个人兴趣的引导,因而其成果的专业水平和规范程度都会打一定折扣,反映到本《综述》中,读者就可发现,笔者所引论文多数都刊登在地方级的刊物上,在高层次的中央级刊物上,很少见到有关民间文学的研究论著发表(当然也与民间文学专业刊物不多有关,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和具有全国影响的《民俗研究》较多刊登民间文学学术论文外,目前并没有中央级的民间文学专业学术刊物)。学科传统的薄弱是导致大量“学术随意”的原因之一,因为在非专业的兴之所至的引导下,研究者首先考虑的不是继承学术传统,而是“截断众流”和自抒胸臆,从而生产了大量过眼云烟的意见,而不是可积累的知识,于是求新的良好愿望却事与愿违地导致了大量的低水平重复。在民间文学学术传统萎缩的今日,我们该当如何应对这种局面呢?办法之一是加强学术史的研究(包括编写各种文献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研究室贺学君研究员与日本学者樱井龙彦在蔡大成、钟宗宪先前工作的基础上编写了《中日学者中国神话研究论著目录总汇》,但尚未在大陆出版),.从而为所有专业的和非专业的民间文学研究者提供了“函授”的学术史课程,只有补上学术史这一课,庶几才有依赖众人之力(包括所有专业和非专业研究者)“挽狂澜于既倒”的可能。据说,一代宗师钟敬文老生前曾有主编《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计划,惜未如愿,但可见老先生也早有这方面的考虑。学术史的知识无疑将给我们提供一个可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学术台阶,让我们能够在前人奠定的基础上思考今后的学术之路该怎样走?走什么路?
在指出了目前学界存在的上述问题之后,当然还是应肯定2001年度民间文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其中值得推荐的是周福岩对耿村故事集合文本的研究、刘守华对民间故事史的研究、陈岗龙和那木吉拉对蒙古族神话传说的研究、刘魁立对故事母题、类型的研究、万建中对叙事作品中禁忌主题的研究、钟年对民间文学当代讲述关系的研究、江帆对民间文学“表演空间”的研究,以及吕微对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的研究。200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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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②]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9月版。
[③]巴蜀书社2001年9月版。
[④]四川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⑤]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6月版。
[⑥]博士论文,南京大学,2001年。
[⑦]博士论文,北京师范大学,2001年。
[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8月版。
[⑨]商务印书馆2001年3月版。
[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11]辽宁美术出版社2001年版。
[12]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6月版。
[13]辽宁民族出版社2001年7月版。
[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12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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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 《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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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 《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71] 《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2期。
[272] 《社科纵横》2001年第4期。
[273] 《广西师院学报)2001年第l期。
[274]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275] 《民族文学研究》2001年第2期。
[276] 《达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4期。
[277]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78] 《语言与翻译》2001年第3期。
[279] 《湖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80] 《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81] 《申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82] 《济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5期。
[283] 《淮北煤师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84] 《云梦学刊》2001年第5期。
[285]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286] 《贵州民族研究》2001年第2期。
[287] 《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288] 《青海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289]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
[290]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291] 《山东电大学报》2001年第2期。
[292] 《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293] 《北方论丛)2001年第3期。
[294] 《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295] 《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296] 《民俗研究》2001年第2期。
[297] 《岱宗学刊——泰安教育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298] 《广西梧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2期。
[299]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6期。
[300] 《湖南档案》2001年第4期。
[301] 《东南大学学报》2001年第4期。
[302] 《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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