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作文杂谈》

管季超0712

    张中行：《作文杂谈》《序》

刘国正

读《庄子》的《山木》篇，深深叹服其立言之巧。在讲述伐木者不取无所可用的山木和故人杀不能鸣的雁两个故事之后，写道：“弟子问于庄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今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处？’庄子笑曰：‘周将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作寓言读，可以从多方面得到启示。也许是有点职业病吧，我从中悟出一点作文的道理。
作文有法吗？有人说有，而且甲乙丙丁，不能越雷池一步，没有规矩怎能成方圆？有人说无，文无定法，也可以说是无法。我要学庄老先生，笑一笑说：作文在有法与无法之间。最近应某刊之约诌了一首勉强算作诗的诗，比较详细地说明这点勉强算作一种主张的主张，不妨抄在下面：“若谓文无法，绳墨甚分明，暗中自摸索，何如步随灯？若谓文有法，制胜须奇兵，循法作文章，老死只平平。习法要认真，潜心探微精；待到着笔时，舍法任神行。谓神者为何？思想与感情。瞻彼春鸟鸣，无谱自嘤嘤。”我的这个主张，不过是“野狐禅”。曲高和寡，曲怪，和者也未必多。读张中行同志的《作文杂谈》，与我心会，才知道我并非踽踽的独行者。中行同志同我一道从事语文课本的编辑工作30多年，长我近20岁，可谓忘年之交。他学识渊博，融贯经史百家之言，历览古今中外之书。文得力于蒙庄，诗似玉谿生，金石书画亦广有见闻。知道他的人都说他是真正的杂家。在这30多年间，他感到心情最舒畅的是近六七年。虽然年逾古稀，身子骨还挺硬朗，干起事情来像个小伙子。啖蔗后甘，以此比喻他的老境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曾经表示：自己学语文，教语文，编语文，研究语文，运用语文，同语文打了半个多世纪的交道，体验到其中一点甘苦，很想把一己的体验写出来，对教者和学者也许都会有点益处。他这样表示，就这样做起来，才一年的光景，这本《作文杂谈》就完稿了。
《作文杂谈》是怎样的一本书，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价值，我想，读者看了我上文的介绍自然明白，我再唠叨反而成了多嘴。而且一位博学的长者的写作体验，好比一桌丰盛的筵席，读者是搛一箸红煨熊掌，还是舀一匙竹荪双脆汤，要随心所欲才好，如果有人从旁不厌其烦地指指点点，说该怎么吃怎么吃，是一定会惹得与筵者皱眉的。但有一点我还是要提一下，就是作者把作文的方法看得很活。他说“条条道路通北京”，他并不把自己所谈看成学习写作的不二法门，也不认为世界上有这种不二法门。作文在有法无法之间，这也许是中行同志许多宝贵的体验中很重要的一点吧。我想，读者读这本书，不要抱上西天取经的态度，以为可以从中取得无量妙法，要抱逛花儿市的态度，花是随心草，拣顺心的买几朵几枝，赏色闻香，自得其乐。要活读，不要死读，这才合乎作者的意趣。
写到这里，偶然抬头看见墙上挂的一幅画，是友人赠与的，画的是枯木逢春，从那瘦棱棱的老枝上爆出很大的花朵——也许是玉兰吧。我以为这样的画赠给中行同志是很合适的。我早年学过一阵子画，但始终没画好。再练得好些，一定要为中行同志画这么一幅，祝愿老枝上的新花，开得越来越多越好。
序，绪也。作为一种文体，应该叙其著作的所由作。我写下的似乎许多与序不相干，但文章作法既然很活，就算做序有何不可。质之中行同志，然耶否耶？

    　　　　　　　　                      1984年5月，于山海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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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行：《作文杂谈》1


一 缘 起多年以来，不只一次，承有些年轻人的厚意，问作文（只是普通的“作文”或“写作”，不是专业的“创作”）之道。这使我很为难。主要原因是自己写不好，对于写作秘诀之类更是毫无所知。其次，就算有一点点经验，也是杂乱而模糊，难于理出个头绪来。再其次，作文，同其他工艺一样，应该有法；可是法很灵活，几乎无往而不可，这就是前人常说的文无定法，可意会不可言传，怎么说呢？
以上是想法的一面。还有另一面是想说说。这倒不是遵守“诲人不倦”的古训，而是看到：不少热心向学的青壮年，欲前行而有不辨路径的烦恼；还有不少与语文专业有关的人，或既讲又作，或不讲而作，费力很多而收效不大。不辨路径是不知，收效不大是所知未必恰当，总之都需要“明辨”，然后“笃行”。我的所知中有什么可以称为“明”的吗？很少。但“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几十年来未断舞文弄墨，所得虽然很少，经验和想法还是有一些的。“家有敝帚，享之千金”，就把这敝帚拿出来，供需要清路前行的人使用，或仅仅作备用，总不是没有意义的吧？
我的作文经验，从小学，跟随秀才老师，白天听讲《共和国教科书》，夜里背“孟子见梁惠王”，坐冷板凳，用红格毛边纸，写“人生于世……”开始。以后，读三十年代的新文学作品，纪元之前之后的古文学作品，其间还读了些异国外道（儒之外）的著作，这有如吃杂拌，多尝，比较，似乎能够辨别出一些高下的滋味来。这是“眼”的一面。“手”的一面很不行，譬如说，没有学过“破题”、“承题”的八股文，没有十年寒窗，专力追踪韩文公和姚惜抱。但随手涂抹却是久已成为习惯，因而收获虽然很可怜，甘苦却是尝得不少的。下文想写的大多是这些甘苦。因为只是甘苦，所以全文谈不到周密的计画，谈不到严紧的系统。大致依思路的顺序，先想到的先写，后想到的后写；写某个方面，也是有所见，有所感，多写，没有，不写。这有如讲一件上衣，先讲领子，然后也许是前襟，也许是袖子，前襟与袖子相比，详略也不一定，大大小小有关的都讲完，住笔。
上面说到作备用，这个意思还得补充几句。记得当年在讲台上对着课本或讲义哄年轻人，开场白中总要约法二章：（1）教师讲的是教师个人的看法，仅供参考；学生容许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应该有自己的看法。（2）教师非全知全能，也会讲错了；如果错了，教师和学生都应该平淡视之，不要觉得不好意思。现在，谨把这个老想法再说一遍，希望高明的读者能够以苏东坡的雅量待之，不弃“姑妄言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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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什么是作文这个题目似乎用不着谈，因为小学中年级的学生已经熟悉。作文是一门课，上课，教师出题，学生围绕题目思索，组织，分段编写，至时交卷，教师批改，评分，发还，如是而已。我当年也曾这样理解。因为这样理解，所以一提起作文，心里或眼前就有两个影子晃动。影子之一，这是严肃艰难而关系不小的事，比如说，课堂之上，如果写不好，等第就要下移，不体面；考场之上，如果写不好，分数就会下降，有名落孙山的危险。影子之二，作文要成“文”，文有法，如就题构思、开头结尾、组织穿插等等，必须勤摸索，牢牢记住，执笔时还要小心翼翼，以期能够不出漏洞，取得内行人的赞叹。两个影子合起来，说是等于枷锁也许过分，至少总是大礼服吧，穿上之后，就不能不正襟危坐，举手投足都要求合乎法度。回想小学时期，作文课就是这样兢兢业业度过来的。那时候还视文言为雅语，作文争取用文言，在两个影子笼罩之下，一提笔就想到声势，于是开头常常是“人生于世”，结尾常常是“呜呼”或“岂不懿欤”。老师当然也欣赏这类近于“套数”的写法，因而多半是高分数，有时还留成绩，受表扬。自己呢，有不少年头也以为这条路是走对了。
后来，渐渐，知道这条路走得并不对，即使不全错，也总是胶柱鼓瑟。认识变化的历程，河头驿站，游丝乱卓，相当繁杂，不能多说。打个比方，起初旧看法占据天平的一端，因为另一端是零，所以老一套显得很重。以后日往月来，读，思，写，新的成分逐渐增多，终于压倒了旧的一端。为了明确些，这新的成分，也无妨举一点点例。例之一，某作家的文章谈到，民初某有怪异风格的散文大家谈他的作文老师，乃是一本书的第一句，文曰：“放屁放屁，真正岂有此理！”好事者几经周折，才找到这位老师，是清末上海张南庄作的怪讽刺小说《何典》。我幸而很容易地找到此书的刘复校点本，读了，也悟出一些为文之道，是“扔掉一切法”。例之二是读《庄子》，如《知北游》篇答人问“道恶乎在”，说是“无所不在”，然后举例，说“在蝼蚁”，“在稊稗”，直到“在屎溺（尿）”。这是“扔掉一切法”的反面一路，“怎么样都可以”。一面是法都错，一面是怎么作都合法，这矛盾之中蕴涵着一种作文的妙理，用现在的习语说是“必须打破框框”，或者说积极一些是“必须解放思想”。
本篇的标题是“什么是作文”，这里就谈在这方面的解放思想。作文是一门课程，提到作文，我们就想到这是指教师命题学生交卷的那种活动，自然也不错。不过，至少是为了更有利于学习，我们还是尽量把范围放大才好。事实上，这类编写成文的活动，范围确是比课堂作文大得多。情况很明显，课堂作文，一般是10天半个月才有一次；而在日常生活中，拿笔写点什么的机会是时时都有。这写点什么，内容很繁，小至便条，大至长篇著作，中间如书信、日记等，既然是执笔为文，就都是作文。总之，所谓作文，可以在课堂之内，而多半在课堂之外。
课堂之外的作文，可以不用标题的形式，或经常不用标题的形式。自然，如果你愿意标题，譬如写一封信完了，可以标个“与某某书”或“复某某的信”一类题目。考察写作的情况，大都是心中先有某性质的内容，然后编组成文，然后标题；作文课是练习，“备”应用，所以反其道而行之。学作文，知道一般是文在题先，甚至无题也可以成文，会少拘束，敢放笔，多有机会驰骋，是有好处的。
课堂之外，凡有所写都可以成文，因而文不文就与篇幅的长短无关。司马光等写《资治通鉴》，全书近300卷，是作文。《红楼梦》第五十回“即景联句”，不识字的凤姐编第一句，“一夜北风紧”，李绔续第二句，“开门雪尚飘”，都只是五个字，也是作文。
文，目的不同，体裁不同，篇幅不同，写法不同，自然有难易的分别。却不当因此而分高下。一张便条，写得简练、明白、得体，在便条的范围内说，同样是优秀的。
前些年，提倡言文切合，有所谓“写话”的说法。上面几段主张作文的范围应该扩大，是否可以说，作文不过是话的书写形式，说的时候是话，写出来就是作文呢？可以这样说，因为种种性质的意思，都是既可以说出来又可以写出来的。但那样笼统而言之，并不完全对，或并不时时对。有时候，口里说的，写下来却不能算作文。例如你念杜牧诗《山行》，很喜欢，吟诵几遍，怕忘了，拿起笔来写，“远上寒山石径斜……”，这里写话，可不能算作文，因为不出于自己的构思。同理，像填固定格式的报表之类也不能算。还有一种情况，思路不清，说话不检点，结果话“很不像话”，应该这样说的那样说了，应该说一遍的重复了几遍，应该甲先乙后却说成乙先甲后，意思含糊不清，等等，这样的话，除非小说中有意这样写以表现某人的颠三倒四，写下来也不能算作文，因为没有经过组织。这样，似乎可以说，所谓作文，不过是把经过自己构思、自己组织的话写为书面形式的一种活动。
显然，这种活动无时而不有，无地而不有，就是说，远远超过课堂之内。这样认识有什么好处呢？好处至少有两方面：一是有较大的可能把课堂学变为随时随地学，因而会收效快，收效大；二是有较大的可能把与命题作文有关的种种胶柱鼓瑟的信条忘掉，这就会比较容易地做到思路灵活，文笔奔放。总之，为了化敬畏为亲近，易教易学，把作文由“象牙之塔”拉到“十字街头”是有利无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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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为什么要作文为什么要作文？问题很简单，却可以有不同的答复。“因为学校有这门课”，这是背着书包上学不久的孩子们的可能想法。“因为有些场合要考作文”，这是上学已久将要离开学校的大孩子们的可能想法。“因为有些意思，不只要说，还要写下来，甚至不必说而必须写下来”，这是近于“三十而立”直到老成持重的许多人的可能想法。所谓“必须写下来”，情况各式各样。想要告诉的人不在跟前，说话听不见，只好写，如书信之类。有时候，在跟前时并不少，但为了表达得更柔婉，更恳挚，却宁可写而不说，如有些书信之类。还有时候，并不想告诉人，却为了备忘，必须记下来，如日记、札记之类。更多的时候是有所思，有所信，自认为应该传与广大读者，包括十世百世的后来人，这就是各种性质的著作之类。这最后一种情况，古人也早注意到，如《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的话：“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个说法，我们现在来发挥，似乎可以说，有所思，有所感，只说不写，就不能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发挥得积极一些就是，有所思，有所感，写下来，就能打破空间的限制，让千里以外甚至全世界都知道，并打破时间的限制，让千百年后的人都知道。一般说，作文之为必要，理由不过如此而已。
这就又碰到上文提到的“写话”问题。“言”是“话”，写成书面形式，成为“文”，于是可以行远。这样说，作文不过是把语音变为字形，其为必要，或说优点是可以行远，即打破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这个优点分量很重，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优点，文化就几乎会断种，或至少是停滞，人类的文明自然就难以滋生光大。但是不是作文的价值就止于此呢？应该说不止于此。有文化的成年人都听过大量的话，读过相当数量的单篇文章和整本著作，如果两者的内容像物一样，都可以集成堆堆，然后察看，比较，就会发现，话的一堆和文的一堆，且不管“量”，在“质”的方面原来有相当大的分别：话轻文重，话粗文精，话低文高，等等。总之，文所传的不只是话，而远远超过话。
这超过的情况有多方面，这里说说主要的。
一是精确。又可以分作三个方面。（1）简练。同一种意思，同一个人，用话表达，常常会不经意，因而难免冗赘、拖沓、重复；写成书面，总要经过思考斟酌，因而会简练得多。（2）有条理。说话，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没想到，说了话不算了，他。”“中午下班，剩两车没卸，还。”“……忘说了，那是上午布置让下午讨论的。”“重九登高总算大家团圆了；中秋赏月大哥出差，没参加。”写成书面，多少要用一些组织的功夫，就不会出现这样颠三倒四的情况。（3）确切。同一种意思，用以表达的词句可以很不同。不同的词句，有价值相等的可能性，但不多；经常是有高下之别。譬如由高到低可以排成如下的行列：恰如其分，大致明白，意思模糊，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等。同一个人，用话说，常常脱口而出，所用词句未必是恰如其分的；用笔写，选词造句总要费些心思，甚至还要修改，达到恰如其分的机会就大多了。
二是深远。深远的对面是浅近。话，从理论方面说自然也可以不浅近而深远，但实际上，与文相比，总是偏于浅近。因为习惯如此，所以无妨说，想表达深远的内容，我们要用文，不宜于用话。这所谓深远的内容，可以包括种种方面，这里作为举例，只谈两个方面。
（1）难明之理。最典型的是哲理，如下面两处（为了简明，举文言。下同）：
a．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   
b．物无非彼，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自知则知之。    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虽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庄子·齐物论》）
像这样深微的内容，用文表达，词语典重而意义精辟；用话表达，即使非绝不可能，总是很难的。
（2）难表之情。最典型的是诗词，如下面两处：
a．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
b．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年华谁与度？月台花榭，琐窗朱户，惟有春知处。碧云冉冉蘅皋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困愁深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贺铸《青世案》）
像这样的幽渺之情，不用文而用话，总是很难表达的。
三是优美。话可以说得美。《论语》推重宰我、子贡的口才，说：“言语，宰我、子贡。”可惜没有举例。《左传》、《国语》等史书里还保存不少所谓辞令；远远之后，像《红楼梦》里凤姐的巧言也是好例。不过比起书面的花样，那就显得寒俭多了。书面的花样，文言里尤其多。最突出的是韵文，由《诗经》开始，之后的“乐府”、“唐诗”、“宋词”、“元曲”等都是。还有我国特有的骈文，四六对句，如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苏轼的“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都是大家熟悉而百读不厌的名句。散文写得美的也很多，写景的如《水经注》和柳宗元的游记，言情的如晋人杂帖和苏东坡的小简，都值得反复读，仔细吟味。五四文学革命之后，白话作品，写得美的也很有一些，如鲁迅的“百草园”，朱自清的“荷塘月色”等都是。这种种优美的精神财富是文创造的，用话，恐怕很难，而且由于不成文法的分工，如果话一定要越俎代庖，我们听着也许会感到过于造作吧？
由此可见，文是话的书面形式，却又超过话的书面形式；它有大本领，有大成就。由利用它的人这方面说，它是表情达意的更好的工具，学会使用它就会有大成就，才能有大成就。这样，人生上寿不及百年，柴米油盐，杂事无数，还要不惮烦而用力作文，其原因就是非常明显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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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言为心声课堂作文，假定教师的评定是正确的，有好坏；好的分数高，比如八九十以上，坏的分数低，比如五六十以下。课堂之外的大著作也是如此，有高有低。分高低，主要看两个方面：（1）内容，也就是所表达的是什么事实、什么知识、什么思想感情等；（2）怎么表达的，也就是用什么体裁，行文能不能确切、简练、优美、有条理等。内容和表达可以协调，也可以不协调。以古代子书为例：《孟子》协调，思想成一家之言，文笔雄伟畅达，如江河一贯而下，欲罢不能；《韩非子》和《论衡》不怎么协调，前者有些篇为专治君主集权策画，思想差些，可是文章写得好，出言锋利，头头是道；后者思想高超，可是文字差些，既不简明，又不流利。评论文章高低，主要看内容呢还是看表达？内容当然是首要的，但过分强调，至少就谈论作文说，也许会产生轻视表达的偏向，所以不如用个不左右袒的圆通说法，二者不可偏废。
这里先谈内容。题目用“言为心声”，这是随手抓来一个常用的成语，表示作文应该做到写心；如果按字眼抠，那就不如用扬雄《法言·问神》篇所说“言，心声也；书，心画也”的后半，“书为心画”。但这太冷僻，不大众化，只好割爱，而用烂熟的。只求读者记住，这里虽然用“言”，用“声”，本意却是说“文”，说“形”，即仍是谈作文。
作文，评高分，先要内容好，理由用不着说。问题在于怎么算好。好坏是内容的评价；谈评价之前，先要知道内容都包括哪些“内容”。这真是一言难尽；如必欲一言以尽之，也可以说，凡是自己听到的（包括读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到的，只要是有益而无害的，无一不可为作文之内容。举例说，可以是大事，如赤壁之战，小事，如《红楼梦》中焦大骂街；可以是伟人，如王安石，细人，如阿Q；可以是远物，如河外星云，近物，如臂端十指；可以是实事，如吃饭喝水，虚事，如仲夏夜梦；等等。但情景虽万千，却可以归类。甚至可以综合为外、内两类：外界事物为己所知，或总称之为知识，是“外”；有时明显受外界影响，有时不明显受外界影响，心中形成某种思想感情，是“内”。这外、内之分，不少讲认识论的哲学家会抱怀疑态度，那就算作“方便说”也好。方便说之，区别还是有的，比如在司马迁的眼中，汉高祖刘邦大有流氓气，这是他的思想感情，属于内；但不管他高兴也罢，不高兴也罢，刘邦终于成了帝业，可以作威福，传天下，这不因他的思想感情而有小变，属于外。作文，内容不过是这外和内，或外和内的融合。换个说法，所写不过是知识和思想感情而已。
已经知道什么是内容之内容，这就可以转入本题，问问应如何评价，也就是要用什么标准评定内容的好坏。这可以从四个方面衡量。
一是看是否“真实”。就是说，无论写外写内，都真实就好，虚假就不好。真实，有客观的，有主观设想的。某日某时月蚀，由初亏到复明经历多长时间，是客观的真实；前几年传说东北发现大蟒，曾吞下吉普车，一青年告诉我，绘影绘声，我不信，他急得捶胸顿足，这是因为他设想这是真实的。此外，小说、戏剧等是创作，或者可以名之为艺术的真实，性质不同，须另作处理，这里不谈。写文章，记述外界事物，当然最好符合客观的真实。但这常常不很容易，例如司马迁写垓下之围，项王歌，虞姬舞，大似耳闻目见，难道实况真是这样吗？不管信或疑，反正无法证明。因此，在这方面，我们最好（1）要求增长知识，笔下不出现过于荒唐的笑话；（2）不得已而取其次，一定要有根据确信它是真实的。
还会出现自己不确信为真实的情况吗？不只会，而且不稀有。正如说假话，成文也同样可以不出于本心。随便举两个例。三国时候有个陈琳，曹丕《典论·论文》赞扬他长于章表书记，是建安七子中的佼佼者，可巧《文选》选了他两篇这类文章，可以让我们见识见识。前一篇是《为袁绍檄豫州（刘备）》，后一篇是《檄吴将校部曲》，都收入卷四十四，更有意思的是两篇紧紧相连。前一篇是吃袁绍饭时候写的，所以大骂曹操，不只说曹操“赘阉遗丑，本无懿德”，而且上及其祖曹腾，是“饕餮放横，伤化虐民”，
其父曹嵩，是“乞丐携养，因赃假位”，正好骂了三代。后一篇是后来吃曹操饭时候写的，所以大捧曹操，是“丞相衔奉国威，为人除害”。同是一个曹操，忽而是小丑，忽而又成为天人，这样立言，所写会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吧？这或者应该算作文人无行，可以不在话下；我们无妨再看看另一位，是大名鼎鼎、言不离“道”的韩文公。他作《师说》，任国子博士为人师；但知师者莫如弟子，且看他的门人刘叉怎么说。《新唐书·韩愈传》附《刘叉传》记载，刘叉为什么事跟他闹翻了，离去时拿了他不少钱，说：“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以谀墓之文换钱，这所写也显然不是自己确信的真实。古人有这种情况，现在呢？我们还常听到“违心之论”、“言行不一致”一类的话，所以仍然要警惕。因为所写非自己确信的真实，轻言之是没有给人读的价值，重言之是反而出丑，所以不能不视为写作的大忌。
二是看是否“通达”。就是说，文中如果有自己的什么思想认识，这思想认识即使够不上什么惊人的创见，如哥白尼的地动说、达尔文的进化论之类，也总要用现时的知识水平衡量，绝不含有陈腐愚昧至于使人齿冷的成分，如变相的《太上感应篇》、《麻衣神相》之类。见识正确，才谈得到通达。前很多年听到一个故事，是讽刺毫无新意的文章的，文章以“二郎庙”为题，其中有这样的警句：“夫二郎者，大郎之弟，三郎之兄，而老郎之子也。庙前有二松，人皆谓树在庙前，我独谓庙在树后。”其实，由宋朝经义发芽，一直繁盛到清末变法时的八股文，与这二郎庙的妙文，就内容的无价值说，并没有什么两样，虽然也费了心思，费了笔墨，结果是作了等于不作，甚至不如不作，原因就是不通达，或说没有见识。自然，作文，尤其初学，要求内容必有新意，必不失误，标准难免过高。我们无妨从消极方面要求，就是，虽然意思不新，不深，甚至多值得商榷，但确是经过思索，言之成理，不是人云亦云，甚至将错就错。见识是学而思，思而学，逐渐增长的，未可一蹴而就；但作文要重视见识，写见识，却是由一执笔就应该长记于心的。
三是看是否“恳挚”。通达主要是就见识说，恳挚主要是就感情说。写文章，目的是让看到的人信服，求人信服，自己先要有可取的见识；还要让看到的人感动，求人感动，自己先要有恳挚的感情。有些文章可以不包括作者的感情，现代的，如科学论文、出差证明之类；古代的，如《竹书纪年》、《天工开物》之类。但绝大多数含有作者的感情，也最好含有作者的感情。《史记》是记人记事之书，照理应该客观地据实陈述，可是就连写经济状况的《货殖列传》，也在许多地方一唱三叹。范缜《神灭论》是讲哲理之文，照理应该平心静气，可是义愤之情却溢于言表。像这样的著作，因为感情真挚而充沛，所以后人读了会受感动，甚至洒同情之泪。作文，凡可以含有感情的，这有如画龙点睛，应该以表现感情见分量，显奇妙。孟棨《本事诗·事感》记白居易曾因小蛮作杨柳词：“一树春风万万枝，嫩于金色软于丝。永丰坊里东南角，尽日无人属阿谁？”得到唐宣宗的赞赏。这首七绝前三句只是描写外物，照猫画虎，意思平平，及至加上第四句的怅惘之情，分量立即重了，以至感动了皇帝，这就是以感情点睛的手法。
感情要恳挚，甚至恳挚到近于痴也无妨。《牡丹亭》之感人，主要在于杜丽娘之痴，这痴甚至掩盖了死后复生故事的荒唐。恳挚的反面是轻薄。恳挚与轻薄对比，一好一坏，可以借用王国维《人间词语》及其删稿的两段话来说明：
a．“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无为久贫贱，轗轲长苦辛。”（案皆出《古诗十九首》，引文有小误）可谓淫鄙之尤，然无视为淫词鄙词者，以其真也。
b．艳词可作，唯不可作儇薄语。龚定庵诗云：“偶赋凌云偶倦飞，偶然闲慕遂初衣。偶逢锦瑟佳人问，便说寻春为汝归。”其人之凉薄无行，跃然纸墨间。
言为心声，文是为人的写照，人无真情是凉薄无行，文无真情的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四是看是否高尚。就是说，所表现的知识、思想感情等能不能引导人、促使人求好、求向前、求向上，能是好的，不能是坏的。这里我们会碰到一个较玄远的问题，什么是好、是向前、是向上？幸而常识上我们大致有个共同的认识，比如颓废不如精进，后退不如进步，残暴不如宽厚，损人不如利人，利私利己不如为国为民，等等，因而这里无妨假定有个明确的标准。这标准是道德的，因为是道德的，它就不只统辖作文之道，而且统辖立身治世之道。也就因为这样，所以从理论的角度看，它似乎比前面提出的“真实”、“通达”、“恳挚”更根本，虽然未必更明显。说它更根本，是因为它管的面更宽，影响更深厚。比如说，不管作者的感触、思想怎么奇怪，把颓废、落后、盗窃、残忍等坏行为描画到书面上，而丝毫不表示厌恶、反对，总是错误的。从积极方面说，无论长篇短札，想要感人寿世，就必须合乎道德的要求，有助于读者的求好心、向前向上心。
本节将要写完，复阅一过，发现谈内容，竟由无不可写而滑到道德要求，这岂不是本想不衫不履而终于正襟危坐了吗？不过这是心之声，即使枯燥无味，也只得如实地献与读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