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曲艺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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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黄晔  文章来源：《湖北方志》2008/3

曲艺自它诞生起，便植根于民间，活跃于民间，武汉的曲艺一向为广大市民所喜爱。
　　在武汉最受欢迎的曲艺形式当属湖北评书了。相传早在明朝祟祯年间，汉口镇刚刚形成不久的时候，便有一位姓胡的说书艺人在汉口说书了。当时因为京、汉、楚等戏曲还远未出现，其他的社会娱乐方式也都很少，因而评书得以较快地发展。至清代同治年间，汉口已有任春山、顾轩南等著名的说书艺人。不久后，又出现了号称“四杆旗”的童雪松、王丹普、刘维舟、夏秀峰四人，以及“三大山”孝感籍的何玉山，天门籍的蒋春山和应城籍的徐振山。清代宣统年间，在汉口的说书艺人中，又出现了荣（忠圣），陈（树堂），江（云卿）三大流派。说书艺人的表演场地一般都设在茶馆，茶客也便是听众。一壶清茶，几样细点，耳边是艺人娓娓道来的古今奇闻轶事，跑堂的又不时送上热手巾，实为一种享受。听书时茶客一般不为说书艺人另付报酬，其报酬由茶馆老板单独支付。老板为艺人提供场地，艺人替老板红火生意，各得其所。当然，说到精彩处，要诚心给赏钱，则是茶客自便了，也是茶馆的光彩。
　　艺人在表演上以叙事为主，间以人物模拟，并借助手势，身段，表情、口技等渲染气氛。说书的曲目有“底子书”、“雨夹雪”、“路子书”三种。“底子书”仅按小说的原本讲述，这种讲法一般为初出道的新手所习（这种情况较少）。“雨夹雪”则是在原作的基础上进行加工，进一步刻划人物的外形或内心，增加故事情节，渲染事件的细节，这种讲法大多数艺人都用，因为它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和创作才能。用“雨夹雪”的讲法，可以将许多篇幅短小的评书延长几倍以至十几倍，如《警世通言》中的《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原作不过万余字，说书艺人加工后可以连续表演十余天；《水浒》中的武松，经艺人们加工渲染，甚至可以讲一两个月。在旧社会，为迎合听众，艺人往往在表演中夹杂一些低级下流的内容。当然，也有不少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较健康的评书。其传统曲目有《列国》、《英烈传》、《奇女报国》等。
　　除评书外，旧日流行于武汉的曲艺曲种还有打鼓说书、沔阳渔鼓、湖北小曲等。“打鼓说书”（解放后改名为湖北大鼓），是清代道光末年北方的鼓书艺人丁铁板到湖北演出后发展形成的，并逐步出现了南、北两个流派，短篇曲目演出时以唱为主，演出中长篇曲目时说唱并重。“大鼓”这种曲艺形式最初产生于北方，东北几省、河北、山东、山西至今还有“京韵”、“滑稽”，“梅花”、“京东”、“木板”、“沧州”、“辽宁”、“太原”，“胶东”等十数种大鼓，而南方诸省中只有湖北和长沙有大鼓这种曲艺形式。北方大鼓多为只唱不说，且唱腔严谨繁多，乐器伴奏亦颇考究。而打鼓说书不仅说唱并重，而且形式和唱腔较为活泼和轻松，随意性较强，更能切合武汉人的欣赏心态。打鼓说书的传统曲目多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演义小说。
　　沔阳渔鼓（解放后改名为湖北渔鼓）是道情（源于唐代，盛行于宋代，以七言为主的唱词演唱的一种曲艺形式）流入湖北后于清末衍变而成的，曾与皮影戏合流。演出形式为两人或一人站唱，自击渔鼓或简板以掌握节拍，唱腔主要是沔阳一带的民歌曲调，有“平腔”，“凤尾腔”、“琵琶腔”、“杂花腔”等数类。
　　湖北小曲渊源于明、清“俗曲”，有汉滩、天沔两个支派，清光绪年间已盛行于武汉，演唱者操琴或击云板、敲碟子，以胡琴为主要伴奏乐器。湖北小曲有一百个以上的曲牌，传统曲目则有近200个。
　　清末民初时，还有一种曲艺形式，为善书。顾名思义，善书是劝人们行善做好事的一种评书，其内容大多是情节感人的连环案例，听众则是工人、小市民、家庭主妇、老人等等。善书最集中的地方属汉口皮子街至龙王庙的几十家茶馆，武昌起义门一带也有善书艺人坐堂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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