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节课

管季超0712

一节课

文 _ 林茶居

同事C君转来一稿件，说是非常棒的一个课堂笔记。我停下手头工作，先读为快。果然如C君所言，是个好文章。作者发现问题的敏锐和阐叙问题的节制，让人叹服。文章说到一次听一位老师上口语交际课《祝贺生日》，有一个环节是学生讨论以什么方式向别人祝贺生日。学生发言很热烈，课堂很活跃，陪同听课的校长很满意，但作者发现：每个学生的发言都以“我反对”开始，“那种咄咄逼人的态势很影响人与人之间的交往”。

作者的名字叫王文丽，是北京市东城区教师研修中心的教研员。我相信，王文丽老师一定知道正常的教学应该是怎样的，所以她注意到这声声响起的“我反对”的背后所存在的理念和方法上的问题，她指出：孩子有这样的表现归根结底在于“教师的引导和示范”。

我只是从王文丽老师的文字描述中间接感受这节课的样态，但分明看到了一个法庭式的课堂，在一阵又一阵“我反对”的声音中，孩子们因为脱离了具体的交际情境，而仿佛是在作有罪推论或无罪辩护——这是一节主题为“祝贺生日”的本应充满温情的口语交际课，而不是当前一些学校也都在尝试的“模拟法庭”综合实践课——当然，在“模拟法庭”的课堂上，也不是只有“我反对”一个理路。

我想起一九五〇年代的时候，香港新亚书院的教授带着学生给作为书院创办人的钱穆先生拜年，希望先生写几句鼓励的话赠送大家时，先生写了十六个端正的小楷，其中有八个字是：理直气和，义正词婉。有学生不解：不是“理直气壮”、“义正词严”吗？先生提醒说：“理既直了，还需要那么气壮吗？义既正了，又何必言词严厉而咄咄逼人呢？”

这八个字在当下可谓广为人知，也频频在各种文章和发言中被引为自我警示或“友情告诫”：有话好好说，得理亦饶人。作为编辑，我对“引用率”有特别的体会——它实在是观察社会文化现象及变化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窗口：人们关注什么，人性中丢失了什么，什么就会被反复提及（引用、诠释……）。

一个推崇“理直气壮”、“义正词严”的社会，难免是缺乏尊重、不懂宽容和没有共情能力的，甚至，在某些领域，会激发敌对情绪和斗争哲学。说说我比较熟悉的诗歌界、文学界，其中就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现象：一是代际撕裂，前辈很少真诚地推扶后辈，甚至担心被“超越”，后辈对前辈则缺乏应有的敬意，有时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很聪明地拿前辈作祭品；二是圈子互否，不同群体之间彼此无视，有合适的机会就相互攻讦、彼此诋毁。二〇一二年莫言获得诺@bale@文学奖，竟让一些中国作家深受伤害，因为有人“捷足先得”了；而成名于一首模仿之作的余秀华，其实也写出了不少不错的诗作，但在一些诗人聚会的场合还是常常被描绘成小丑。

我不是说莫言足够伟大、余秀华足够优秀，而是想说，有些人深陷于人情和情绪之中，至多也就是一孔之见在起作用，而不是以文学尺度、诗歌尺度、美学尺度作为判断和发言的依据。

二十世纪的欧美文坛有一段被人津津乐道的佳话：庞德提携了艾略特，艾略特提携了奥登，奥登提携了布罗茨基。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写出了伟大作品的诗人，而出于对诗神的无条件崇敬奖掖后人的举动，更彰显了他们的伟大人格。所谓伟大诗人，端赖于伟大作品和伟大人格的共同造就。

欧美的作家、诗人之间，当然也会发生冲突。比如以《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为我们所熟知的英国作家奥威尔，就曾经谴责当时英国最具影响力的诗人奥登。奥登在一首关于西班牙内战的著名诗歌中“宽恕”了某种“必要的谋杀”，曾经参加过这场内战且差点送命的奥威尔认为这是一种“无道德感”的极权主义，“只有根本不懂什么叫谋杀的人”，才会写出“必要的谋杀”这样的句子，这是“不知道火是热的人在玩火”。奥威尔的愤怒源自他心中的真理和正义遭受亵渎，而不是人身受到攻击，或者利益面临损害。有意思的是，尽管奥登并不接受奥威尔的批评，不时自我辩护，但还是修改了这首诗，后来干脆拒绝把它收进自己的诗集。也许，他们在是否应该遵循内心的诚实上最终达成了共识。

由一节课绕到如此宽泛的社会文化场域中来，我很担心自己阐释过度。不过，无意之中我也支起了一面镜子，它照见的是有着类似症候的教育文化和教师文化。对我来说，这也是自己给自己上的一节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