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庐隐当年这样写的作文
唐晓敏 胡适读小学时,有一次,老师布置了这样的作文题: 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对此,胡适后来回忆说:“我从来不知道‘经义’是怎样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还不很清楚,这个‘原日本之所由强’又从哪里说起呢? 老师说,卷子可以带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 我把升班的事告诉二哥,并且问他‘原日本之所由强’一个题目应该参考一些什么书。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胡适:“四十自述”,邓九平主编:《文化名人忆学生时代》(上),第10、11页, 同心出版社,2004年3月) 庐隐写作文,也有类似的经历,她回忆说: “记得第一次上作文课时,先生出了一个题目是‘礼记内则中的时而后言论’。什么《礼记》,我简直连看都不曾看过。因为我在中学时代所读的只是一些唐宋八大家的古文选,《四书》、《五经》中也只读过《诗经》同《孟子》。这个题目已经弄得我莫名其妙,想问问同学吧,又怕被她们笑了去,所以只好自己悄悄跑到图书馆去,找出《礼记》原文,看了,又细细的读了注解,心里才有点明白,花了一天的工夫,才把这篇文章作好,勉勉强强写了一千多字。”(庐隐:“大学时代”,见《文路沧桑》,杨杨选编,第7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庐隐回忆说,这篇作文还得到了老师的赞扬。 作文就应该是这样:刚接触时感到难写,甚至是不会写。这样,写作的过程就是自己查找有关资料的过程,通过这一辛苦的查找,丰富了知识,因为懂得了原来不懂的知识,原来的不会写的,现在能够写出来了。胡适的老师若不是出了一道难写的问题,胡适也就不会去读这一大篮子书,而他读了这一大篮子书之后,知识自然是丰富了许多。同样,庐隐的老师出的问题,也让庐隐阅读了《礼记》并细细地读看注释。没有这个文题的“催逼”,庐隐也就不会看这些书。面对这样的文题,学生想不去阅读都不行,由此也就阅读了很多的东西;由于阅读了这些东西,学生在写这篇作文之前和之后,其知识和能力都是不同的。由此,学生的语文素质有了实实在在的提高。 近些年,我们的作文教学多是相反,出题目的原则之一,是让学生“有话说”,学生已经“有话说”了,不去阅读也能写得出来。这样,学生也就不必去阅读,不必去查找材料了。这实际上是把作文训练与阅读割裂开来,也是把作文从整个的语文教学中孤立出来。由此,作文引领阅读的功能无从发挥,其语文教育的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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