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全国教育界刮起了一股“杜朗口旋风”，该校自创的“336”学习模式，砸碎了讲台，推倒了权威，打破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将课堂真正还给了学生，有“大破大立”的气势。一时间，专家论证、权威首肯、学校学习、教师跟风……真可谓风起云涌。似乎一夜之间，就在全国各地竖起了不少学习杜朗口的大旗。地处南方的我们，竟然也被卷入这股旋风之中，上至区教研中心，下至各学校，几乎是无人不谈杜朗口，甚至有个别学校照搬杜朗口模式，封窗户，添黑板，并课桌，砸讲台……真刀真枪地投入到了实践探索之中。可见此风之劲。在这个大背景下，12月14日学校行政会议决定，派遣各科组长前往山东杜朗口镇中学取经，希望能将该中学的新理念带回学校，与大家分享，推动学校的课堂教学改革。我等十人欣然领命。
经过一番周折，12月21日，我们冒着大雾终于到达杜郎口中学。在那里，我们一行十人分头行动，参观、访谈、看课、摄像、拍照……在学校整整呆了一天，感觉收获很大，但却并非去前所耳闻的那么“神奇”。相反，经过几天的冷静思考，结合翻阅相关资料，我们对“杜郎口旋风”产生了一些疑惑。
疑惑之一：不读书的老师会教书吗？
这个疑惑似乎显得有些幼稚。
但是，杜郎口的老师甚至校长，的确是不读书的。他们的“不读书”也随着他们的“出名”而出了名。
请看《杜郎口旋风”》一书中的P80《对话崔其升》（提问人：中国教育报记者茅卫东、李炳亭）
问：当初你考虑教改，有什么理论支撑吗？
答：坦白地讲，我们有高深的理论，学校很忙，我也没时间去跟踪这样那样的“理论”，偶尔翻翻书。……（言下之意就是，看书并不是“学校的事”，不应该摆在历史日程上，要等不忙了，才能看书。但是，什么时候才能“不忙”呢？）
这是校长，再看一段关于教师的：
中国教育报记者茅卫东、李炳亭2006年3月22日在教育报的报道《杜朗口中学德非典型教改》中，“光环下的沉重”一段较为真实。其中有一段访谈对话发人深省：
“记者与一位经历了学校课堂教学改革全过程的老师交谈，问及最近在看什么书，这位教师连说没时间看书。再问上一次买书是什么时候，买的是什么书。他想了想，说年前买过一本《同步练习》。进一步询问得知，从教以来，除了教辅材料，他没有买过其他书籍。这种情况在学校相当普遍。自然，学生的课桌里除了各科教材和相关学习资料外，也很难有一本课外书。”
不读书的校长和教师，其专业水平是不是本来就很高，有“老本”可吃呢？
崔校长是名人，其简历相信很多人知道：中师毕业，教过小学，离职进修过中文（该是大专吧？）担任过全乡镇的教师辅导员、业务校长……能够培训教师，是老师的老师，相信业务水平一定很高。虽然担任杜郎口中学校长是他第一次“长”校，但毕竟有“业务校长”的经验在手，估计“管理水平”应该不成问题。——校长有“老本”！虽然不追求（没有时间追求）“源源不断的活水”，至少可以认为其拥有了“一桶水”。
再看教师：
《杜郎口“旋风”》P221：杜郎口中学的实际师资水平比较低下，非但师范累大学本科毕业生只有一人，就是真正师范类的专科毕业生也只有六七人，绝大多数教师来自电大等非正规大学，他们的文化功底相对薄弱，专业只是比较欠缺，教育视野较为狭窄。
以上摘录的几段文字，作者之一就是《杜朗口“旋风”》的编著者李炳亭，他是怀着颂扬杜朗口的精神，传播杜朗口经验的目的采写的报道，相信这些报道应该属实，至少不会蓄意歪曲丑化杜朗口。
就是崔校长自己，也认为自己的“兵”不是“强兵”，六十多位专任老师，有“三分之一不合格”。
就是这样的师资队伍，却从来不买书、不看书，他们是如何保证自己拥有“鲜活的水”的呢？杜朗口的这种真实不仅是“发人深省”，恐怕还不得不“令人吃惊”。
是啊，无论花样如何翻新，无论形式如何独特，一个除了教材和教学辅导书之外，常年不读任何书的教师，一定不是一个合格的老师。这种论断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吧？但是，这样不能称为“合格”的教师队伍，是如何“教书”的呢？“教师是学生的是组织者、引导者、合作者，是平等中的首席”，杜朗口的教师，没有专业知识，没有文化底蕴，又没有机会看书学习，没有办法接触鲜活的教育理念，没有可能亲受专家的指点，他们凭什么去完成对学生的引领任务呢？他们依靠什么去占据这个不可或缺的“首席之位”呢？
他们采取的办法正是放弃教师的“首席之位”，让学生充分地“自主学习”于是，就有了“10+35”乃至“0+45”，有了“兵练兵、兵教兵、兵强兵”……
所谓的“兵练兵、兵教兵、兵强兵”，换一种说法，恐怕就是“萝卜煮萝卜”吧！“一个错字连篇，甚至连‘下水’作文都不会写的语文老师”，组织学生“自练自教自强”，竟培养出会写作的学生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杜郎口的老师们，硬是“把萝卜煮出肉味来”，确实是一种“超常规”的本事啊！
这样的教师，是如何把握“素质”的概念的？这样的老师是如何实施“素质教育”的？在这样的教师所组织的课堂上，学生是如何摆脱“题海战术”的摧残的？这样教师把握着的学校，又是如何挣脱“应试教育”的桎梏的？
其实，杜郎口中学的掌门人从来就没有讳言“应试教育”，说自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改革“绕不开升学率”。他以前的领导也从不讳言应试教育：“素质教育就不能考试吗？考试就不是素质教育了吗？”他们一个直呼无奈，一个玩着偷换概念的游戏自娱自乐。
疑惑之二：“萝卜煮萝卜”，能煮出“肉味”来吗？
杜朗口的教师，需要提高专业素养，这一点，杜郎口人心知肚明。但是，他们是怎样提高的呢？
他们提高“学养”和“教研水平”的方法，也如同学生的“三兵法”，同样采用的是“自主式”，基本是“关起门来搞教研”：开设论坛、写成长笔记、每天反思课堂……都是“自悟”型成长模式，追求教师的 “顿悟”。唯独没有“活水”的引入——没有理论的学习，没有专家的引领，没有专业指导，没有理念的更新，只有行政高压下的“同伴互助”，真有点集体“闭关修炼”的味道。学校备有许多三四十厘米见方的白板，学校教师每人分得一块，据说每天两次反思，在白板上记下上课的优点和不足，并放在大厅和走廊上展示。几十块小白板排成了长龙，成了杜朗口中学独特的风景。我当时就感到很纳闷，他们的办公室（也就是各年级的教科室）都备有多台电脑，而且据杜朗口的老师说他们“经常上网”，那为什么不将自己的“反思”贴在网上的某个固定区域，既利于互动，又方便收藏呢？一定要将“反思”摆成长龙让大家参观吗？
有记者将学校老师的专业成长归因为校长的“催其升”，意即校长及领导层使用行政手段促其进步的结果。我想无非就是“萝卜加大棒”，亦或没有“萝卜”只有“大棒”。“杜朗口中学的‘评’、‘比’无处不在，内容无所不包，年级组要评比，学科组要评比，班与班要评比，组与组要评比个人之间还要评比……”（摘自《杜朗口动态》32、33合刊杜朗口中学编）。
再看他们“评比”的结果：
7：50的反馈会上，张校长指出不足：英语组的个别老师参与活动不积极，不帮场，表现出的是英语组的不团结，不协作，并把它进一步归结为英语组最近考评成绩差的原因。接下来从高校长至学科主任及相关老师，凡别做出了深刻反思，并进行了100元至300元数额不等的自罚……特别是3、4班的英语老师，在整个活动中要付出多少心血，且活动效果非常好却要进行反思和自罚？（摘自《杜朗口动态》32、33合刊杜朗口中学编）
杜朗口还有个“一谈二警三停”的管理方法，他们按照“问题”的层次，首先“校长谈话”，没有效果或效果不明显，就在学科组会上“予以警告”，仍然达不到管理预期效果的，就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停课一周，专人辅导”，让被管理者放下工作，专事反省反思。
他们还重新启用了老祖宗屡试不爽的“连坐法”——个人出了“问题”，这个班的班主任，整个科组乃至主管领导都要跟着受罚。这样就形成了一张互相督促，互相监视的大网，谁也逃脱不了这张无形的网的笼罩。他们就是这样让老师“自我成长”的。教师没有发自内心的成长需求和成长行动，只有行政权力压迫下的被动和无奈，这样的“成长”真的是成长吗？他们不追求效率，他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成天耗在学校里，与学生一起吃住；他们有的是精力，每天不停地反思、总结，不厌其烦……
请看《杜郎口“旋风”》P80的一段对崔校长的访谈记录：
问：当初你考虑教改，有什么理论支撑吗？
答：坦白地讲，我们有高深的理论，学校很忙，我也没时间去跟踪这样那样的“理论”，偶尔翻翻书。……我当初的改革，就是针对学校的实际，首先要解决的是升学率问题，我们‘土法上马’，是基于教师的学养普遍不够，摸着石头过河逐步完善起来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当然，开始时也有随意性的成分，这是无法避免的。……”
终于，他们运用“超常手段”，“采用‘土办法’解决了大问题”，被记者“谨慎”地说“杜郎口的经验代表着中国教育的方向”，其定位之高几乎前所未有。这样的行动这样的言辞，虽然不得不让人想起以前的“大炼钢铁”，但这不就有了回报吗？他们的“萝卜煮萝卜”终于煮出了“肉味”。
杜朗口的这些“非常规”措施的似乎是“十分有效”的，但是，他们的办学理念不是“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吗？且不说“关爱”，更不谈“以什么为本”，他们的这些做法，照顾了老师们的“人权”没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学生有幸福感，成为健康快乐的人”，但教师的幸福，教师的快乐，我们关注了吗？教师作为人的尊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我们尊重了吗？
疑惑之三：改革需要“超常规”，需要“魄力”，但仅有“魄力”就能完成改革吗？
在改革的过程中，崔校长克服了重重阻力，其精神实在令人钦佩。他在改革过程中，被“举报”、被“揭发”、被“控告”，甚至被恐吓，这些都没有使他回头。他是一个真正爱教育的人，是一个真正有魄力的人。
在改革的过程中，崔校长并不讳言“一刀切”，在多种场合，都振振有词：“搞的就是一刀切！”正是这样的“一刀切”，使得杜郎口中学走向了成功。崔校长的这种“极端”的做法，用他自己的话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是崔校长针对特殊的校情，在特殊背景特殊条件下所使用的“非常手段”。他的“魄力”成就了杜郎口中学，人们都说，没有崔校长，就没有杜郎口中学的今天。
但是，杜朗口的经验，应该是一个“非典型的经验”，它是不可以被简单复制的。但是，现在杜朗口的“一刀切”，不仅切在了杜朗口，还切向了茌平县，切向了在聊城市，进而切向全山东省，有些官员利用其手中的行政权，不顾教育的规律，在没有经过广泛论证和实践验证的情况下，强行推广“杜朗口经验”，说：“除非有更好的经验，否则必须学习杜郎口！”并扬言“不换思想就会换人 ”，这种“魄力”恐怕是当初的崔校长所不能比的吧？但是，这与杜朗口的“关爱生命，以人为本”的办学理念相一致吗？这与实事求是的思想相一致吗？每一所学校有没一所学校的特点，每一所学校的孩子有每一所学校孩子的特点，而最适合孩子的教育，最能促进孩子发展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每一种教育教学的模式，都不能脱离其产生的背景，都不能将其从生长的土壤中剥离出来，用“好”与“不好”来简单衡量。不知道大小领导、专家们，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
人们说，“教育要有自己的观点，学百家，求创新，才能‘树一宗’”。出现一个 “杜朗口”，就把天下的教育都给否定了，硬要“颠覆”从前，硬要把杜郎口经验衍化成一种“模式”，使其“固化”、“僵化”，并用这种僵化的模式将自己套牢，这是懂教育的人爱教育的人干教育的人该做的事情吗？
疑惑之四：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全面发展”，是否可以牺牲孩子的“当下幸福”甚至身体健康？
先谈一个笔者的访谈。
到杜郎口中学参观学习之前，我就想看一看真实的杜郎口。我准备和那里的老师、学生交谈，以获取最真实的信息，因为，正如中国教育报记者李炳亭说的那样，我“对所有具有轰动效应的”模式“都抱有警惕”。
和老师的访谈基本是失败的，老师们多半是拒绝、回避，实在躲不开的就“顾左右而言他”，言辞闪烁、空泛，尽量不涉及实际内容。部分学生也是这样，并不像资料所说的那样，“在学校参观的人每天都很多，孩子们会抓住一切机会主动与参访者交谈，他们介绍自己的学校”。但经过笔者的努力，还是抓住了几次机会。一个是在楼梯上对初三4班的一个女生的访谈，贴在《零距离接触杜郎口（红脸版）》里，另一个，就是对初三1班的徐明（音）的访谈，下面的记录根据访谈后在现场立即进行的追记整理而成。
访谈时间：2007年12月21日 星期五 中午12点半左右
访谈对象：杜郎口中学初三1班学生徐明（音）(简称X)
访谈地点：杜郎口中学初三1班教室
访谈人：前去杜郎口参观学习的两位老师，隐去真实姓名（简称F）
访谈背景：中午，午餐后，全校进入“午修”状态，访者与初三4班的一位女生交谈10分钟左右后，轻步爬上三楼，走过走廊，来到初三1班教室前门，教室里稀稀拉拉坐着三十多个孩子，正在自修。靠近前门，一个憨憨的大男孩，埋头整理着一大叠试卷。
对象选择：随机
访谈内容：
F： 你好，我是来你校参观学习的老师，请问我们可以随便谈谈吗？
X：可以。
F：你是班长还是课代表？
X：（惶恐的）不……不……我是……同学。
F：哦，你是在为班级整理试卷啊？
X： 这是我的。
（真没想到，访谈竟然是从一个误会开始的。一个人的试卷，让人误会成是全班同学的试卷，真是一个不小的误会。）
F：哦，不好意思，我误会了。你们老师每天会发多少张这样的试卷？各科加起来？
X：（思考）大概7、8张吧。
F：这么多试卷，你来得及做吗？
A：下课做。
F：在这儿学习苦不苦啊？
X：（坦然的）学习总是苦的。习惯了。
F：你怎么看初一的孩子？
A：他们不习惯，我们刚来的时候也不习惯。
F：你觉得你的学习成绩怎样？
A：（犹疑的）有三四科不是很好，文科不好。
F：可以看看你的作业吗？
A：可以，看哪一科的？
F：随便。
A：（全部拿出，一叠A4开面的竖翻本子，上有“笔记本”或“作业本”三个红色字样）有的没做。
F：（出于尊重，随便翻了几下，一本数学的预习笔记做得很规范，双色笔，有学习目标、知识点等栏目，书写也很工整，但只是几页。每本都只写了几页，文科的笔迹不是很清楚。）你很认真，特别是理科。你想考一个什么学校呢？
A：茌平一中
（这个中学的名字说了几遍，我也没听情，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那是当地最好的中学。其实是因为我不熟悉。在访谈一开始，我们的谈话就遭到周围孩子的反对，我们的声音很低，旁边的孩子机会不会听到，但仍然以影响午休为由表示抗议。周围的孩子不停地示意徐明不要再说了。徐明有些憨，这使我们的访谈得以继续。）
F：你们学习都很刻苦。你们班的同学都在学习，我刚才看到楼下的5班也是这样。其他同学呢？
A：（犹豫的）前15名的同学都上小会议室上课去了。
F：哪儿的会议室？是不是那个报告厅？
A：就是校门口那个楼房里。
（说这些的时候，周围的同学表现得更为不满，我连忙说，我们小声点，小声点，不要影响大家……）
F：是各个班的前15名在一起吗？
A：是。
F：这15名是怎么确定的呢？
A：月考，月考的总分。
F：每个月都考吗？
A：是。
F：假如第一个月考进前15名，第二个月考出来了呢？
A：考出来了就不能去了，让考进15名的去。
F：你想进这个班吗？
A：想。
F：在这儿吃饭吃得好吗？
A：嘻嘻……
F：吃得饱吗？
A：吃得饱。
F：住校的吧？在这儿谁给你洗衣服啊？
A：没有，带回家洗，多带点衣服……
（这时，我看了看徐明的校服，已经是很脏的了。他的“多带些衣服”，是不是小伙子出于虚荣的掩饰呢？当时，我就在想，这儿的孩子真难得。）
（访谈进行到这儿，一个老师领着一个模样像是学校领导的人来到了教室，把我赶了出来。我对他们的紧张感到诧异，不就是和学生随便聊两句吗，需要这样绷紧神经吗？这位学校领导赶我走的时候说了一个理由：你不能打扰他休息，他就这么点时间……然后就招呼所有学生“睡觉”，“趴下睡”。所有的学生都放下了手中书或笔，趴在了桌上。从初三1班的教室出来后，发现所有的教室里，孩子们都睡了。）
根据徐明同学所提供的“线索”，我们立刻去寻找“小会议室”。在正对校门的那幢楼房的一楼最左边，我们发现了“小会议室”，会议室的正前方是一块大黑板。黑板的三分之一被两个“三角形内切圆”的几何图形所占据，一个是钝角，一个是锐角，左侧的三分之二，早已写满了演算过程，都是老师那老练的笔迹。一个中年男性老师，在讲台上滔滔不绝，声音不是很大。下面坐着几十个孩子。在黑板的上方，拉着一条鲜红的横幅，上面赫然写着“杜朗口体验式课堂研修七日研修班”几个大字。
再看孩子们的冬季作息时间。
上午
起床：6：00
早餐：6：00——6：20
早自习：6：20——7：10
………（上午4节课加一个课间操，直到11：50）
中午
午休：12：35——1：10（其实都在教室）
起床：1：10（在教室如何“起床”？）
………（下午4节课加一个眼操一个35分钟的课外活动，直到5：40晚餐）
晚上
综合自习三节：6：30——9：05
熄灯：9：25
按照这个作息时间表，从早晨出寝室到晚上回寝室，一共是15小时25分钟。孩子们每天都这样生活。
按照逻辑推理，改变了学习方式，变被动为主动，变“苦学”为“乐学会学”，变“要我学”为“我要学”，学习的效率将大大提高；学习效率的提高，将大大缩短课本知识的学习时间，并自然会将时间和精力投放到知识的拓宽能力的提高上。但是，现在的杜朗口，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是12小时以上，每天初三各科所发放的A3开面的试卷是7—8张 。杜朗口“改变了学习方式”，却延长了学习时间，增大了练习量，学生的学习内容也仅限于教材，这显然不符合简单的逻辑推理。难道改变学习方式，所谓变被动为主动的代价就是牺牲学生的课余时间甚至休息时间，放弃学生的自由发展空间吗？
在杜郎口中学，课间，操场上看不到一个孩子活动的身影，有的只是学生在黑板白板前甚至地面上奋笔疾书。午休时间，仅有短短的40分钟（12点半到13点10分），教室里多半的孩子却不在“午休”而是在“午修”。更有甚者，初三每个班月考前15名的学生，中午竟然被集中在小会议室，对其实施着一块黑板一个老师一屋学生的集中讲授强化培优训练。这就是杜朗口经验吗？这就是杜朗口模式吗？看来，这种被“颠覆”的传统，也是杜郎口中学所不愿轻弃的啊。这个行为证明：哪一种教学模式都不是可以全盘否定的，它既然能够存在，必有它存在的理由。在这里，我并不想揭露什么。看到这个情景，我反而感到亲切，这才是真是的杜郎口，何必要将自己包装起来呢？何必要将自己扮演得十全十美呢？那样存在着，是不是很累呢？有些东西，在现有的背景下，是很难改变的。但是，我们又何必躲躲闪闪呢？
我有另一个逻辑推理：学生自主学习了，注重了探索知识的过程，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品质为价值取向，利于学生的终身发展；但自我探索需要时间，就掌握书本知识方面考量，一定没有传授式教学的效率高，但这种方式忽略了自我探索的过程，只以掌握间接知识为价值追求。理想的结果就是，既要探索的过程以发展学生能力，又要不打折扣地掌握课本知识以保证升学率。如何兼得“鱼”与“熊掌”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方法只有一个：延长学习时间！这就是杜朗口中学不得不“补课”的原因吧。正如崔校长所说的那样：“我们绕不开升学率的问题。”
但是，为了学习，为了发展能力，牺牲了学生的活动时间、休息时间、课外阅读时间甚至游戏时间，牺牲了作为根本的学生的身体健康，不知道这种取舍是否合适。要知道，杜朗口中学的学生晚上只有7、8个小时休息时间，其中包括早晚的洗漱时间。就算孩子们一爬上那张通铺，一挨到那个枕头就可以马上入睡，他们真正睡觉的时间有多少呢？
打着“为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为了学生的终身发展”的旗号，我们做了很多，但是，我们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关注了学生的“当下”的幸福没有？是不是只将学生“当下的生活”当作了“终身发展”的一个“准备”？难道学生当下的生活就不是生活吗？难道为了以后的“幸福”就可以牺牲学生“当下的幸福”乃至身体的健康吗？我们的改革当然可以“超常规”，不“超常规”如何能叫“改革”？但是，如果我们的“超常规的改革”超出了一般规律，甚至背离了我们改革的最终目的——为了人的发展，那么，这种改革又是一种怎样的“改革”呢？
在学校里，孩子们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音乐、没有活动、没有游戏……只有学习，只有板书，生活就是“宿舍—食堂—教室”三点一线，这就是“以人为本”吗？这就是“关爱生命 ”吗？这就是“关注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吗？
引用《杜郎口“旋风”》中的一段访谈记录，结束这一段，希望崔校长的话能够早日实现：
P81问：现在学生一天上12节课，老师的工作强度也很大，有没有其他考虑，比如减少课时量等？
（崔其升校长）答：正在考虑中。过去这一段，主要是课堂教学的改革，保证升学率。师生负担都很重，又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我考虑先在学生作息时间上做些文章，保证他们每天9小时的睡眠，再拿出一些课时，在小制作、小发明上有所创新。暑假后，完全按照国家的规定，开足开齐课程，保证各学科的课时。
疑惑之五：“应试教育”的新模式代表着“中国教育的方向”吗？
上面说过，崔校长是不讳言应试的，下面的一段话我们很熟悉了：
问：崔校长，这几天我与一些来参观学习的老师交流，又一种看法，说杜郎口中学名气这么大，无非是应试搞得好，比如学校各种考试很多，周考、月考、期中、期末，中间还穿插抽考等等，你如何看待这个评价？
答：是，是这样，这是没办法。我们开放课堂，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实践能力，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的发展，绕不开升学率问题。2006年中考，假如我们考得好还好说，一旦中游以下，我自己都不能自圆其说。杜郎口这几年声势这么大，根基就是升学率搞得好，能在全县叫响。
那些管理者们，也不讳言应试，上面已经提过那位退而不休的领导对素质教育的令人诧异的理解，下面再引一段《杜朗口“旋风”》中的访谈：
访：学生每天上12节课（根据作息时间表，应该是13或14节），初三连周日都要补课，这正常吗？
答：“你不了解情况嘛！你要把注意力放在杜朗口中学教改的成功点上，补课这种事，靠一个杜朗口能够解决吗？”
笔者在杜朗口参观的时候也作了了解，在关于“信息课”的了解中，一位老师说，每班学生是一周一节信息课，有一个机房，共35台机。而据相关资料介绍，杜郎口中学有2个标准机房。学校的机房有几个，每个机房有几台机，老师都说不清楚，可见这个机房的使用率如何。而在杜郎口整整呆了一天，从早到晚没有一个班的孩子在机房上信息课，正好这一天全校没有信息课？让人有些匪夷所思。
杜郎口中学拥有较为齐全的功能室，有物理、化学实验室，有德育室，有阅览室，但是整座楼静悄悄的，一整天没有几个人进出。在那一天中，阅览室有一个班进去过，那还是因为特殊情况。我们的语文老师需要看一节杜郎口模式下的完整的语文课，查课表发现是周五下午第一节初三2班（也许是3班）是语文课，我们的老师就在那里等着。上课的老师不是很欢迎，大概是不想让我们的老师看他的语文课吧，就把孩子们带到了阅览室。我们的老师很执着，想，看不到杜郎口模式下的语文课，看看阅读课也是好的啊，就跟到了阅览室。学生排好队到达阅览室，结果钥匙也没拿。老师回头拿钥匙，又等了老半天。进了阅览室，上课的老师见我们还是没有离开的意思，就说了一句“自由阅读”，就分发各种课外书了——他们的阅读课就是这样上的？他们的阅览室就是这样利用的？
这种现象一点都不奇怪，又多少农村初中不是在“轰轰烈烈喊素质教育，扎扎实实搞应试教育”啊？但是，这怎么摇身一变，就成了“中国教育的方向”了呢？这个虚伪的光圈就那么重要吗？竟然逼迫着他们连诚实都不要了。
疑惑之六：杜郎口走到今天，是要感谢媒体还是要怨恨媒体？
杜郎口是成功了，他们“十年磨一剑”，在其掌门人崔其升的带领下，大破大立，历经九年的奋斗，终于杀出了一条血路，由一所无论是师资、生源，还是教学水平、升学率，均排名该县最末的农村中学，一跃成为“农村教育改革的先锋”，其成功背后的艰辛难以想象，这样的成功，绝非偶然。他们的成功效应被放大被传送被研究被学习被模仿……根本的原因是杜郎口人的努力，最大的原因却是媒体的报道，现在，他们成为“旋风”并有席卷全国之势，无论是从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的角度看，对于一所农村中学，对于一个茌平县，都是全所未有的。现在，杜朗口已经成为一个品牌，成为茌平县、聊城市乃至山东省的一个品牌。从这个方面说，杜郎口人要感谢媒体，感谢记者。但是，在这股“旋风”愈刮逾猛的今天，杜郎口几乎变成了一个“神话”，一时间，空泛之词漫天飞舞，什么“奇迹”、“神奇”、“颠覆”、“革命”，“灵丹妙药”，是中国教育的“杜郎口碑”，……眼看着就要将一个“品牌”衍化成“浮夸”了，这是在把杜郎口往哪里推呢？
那些大小媒体的记者们，极尽吹捧浮夸之能事，一会儿将杜郎口的经验贴上“行为主义”的标签，一会儿又说这种做法符合“建构主义”的理论。殊不知行为主义与建构主义是风牛马不相及的两个概念。行为主义主张“学习是反应的强化”，强调的是“死记硬背的学习”而忽略“有意义的学习”；建构主义主张的是“学习活动是学习主体主动建构的”，而非源于“萝卜加大棒”的行为刺激。这些矛盾与肤浅，他们一概不管，他们急急忙忙，将杜郎口胡乱包装起来，推向“市场”，在为赚取杜郎口效应的同时，也使自己分得了一点残羹。
大幸的是，这样的虚夸之词只出自少数人之口。
不幸的是，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在媒体的忽悠下，也开始有不够冷静的动作： “杜郎口中学教学改革触及了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若干深层次问题，解决了若干重大问题，是原生性、开创性、扎根本土的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进典型。”这出自某官员之口的话语铿锵有力，掷地有声。“杜朗口是根植于‘农村教育’这个现实而成长起来的，但并不单纯地讲它只适合农村教育而对城市教育没有意义……”这是一个退而不休的官员的一番豪言。
如此，杜郎口不是呈“骑虎难下”之势？
结语：
按照“二元论”的方法思考，任何事情总有其两面性。在这个观点下考察“杜朗口旋风”，当然会看到其不同的方面。任何一项改革，都是一个探索积淀的过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杜朗口的成功，是无可非议的，但绝不是“完全的成功”，不是教育的“十全十美”，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终极模式，不是“中国教育的唯一出路”。它的成功，类似于历史上诸如“大寨”的成功。他是在特殊时期特殊背景下的成功，一旦杜朗口被神化，进而被研究、被模仿、被推广……其命运如何将难以预料。历史的教训尤响于耳，我们不得不警惕。
浮光掠影的观察加上深入的思考，我们认为杜朗口中学做得最成功的就是通过课堂教学模式的改变，竖起了学生的自信心，将应试教育做到了学生的心里，让他们真正明确了这一教育的目的，接受了这一教育方法，明确了学习就是为了“应试”，“应试”是自己的唯一出路，只要“争气”，就一定能“出人头地”，进而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全校上下，将“应试”进行到底了。如此而已，有什么值得吹捧的呢？是想“捧杀”杜郎口吗？
有人说，杜朗口具有“非典型性”，认为其课堂教学模式具有相当的“不可复制性”。我认同这个观点。但是，就是同样的记者，同样的人，在以后的日子里，又将杜郎口模式“谨慎”地说成是“代表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前后矛盾不说，就这样的“豪言壮语”他还是“谨慎”地说出来的，其魄力一点也不亚于高举改革大旗对中国教育作了一番“摧枯拉朽”的颠覆的崔校长。如果再早40年出生，他一定是个名人。但是现在，逐渐理智起来的人们面前，出名恐怕有点难了，除非他想像“周老虎”一样出名。
也许有人会说：你仅仅在杜朗口呆了一天的时间，就敢于这样下结论，是不是有些草率呢？我却要说，我只是在杜朗口呆了一天，就发现了这么多不为人知或被人故意忽略的细节，产生这么多疑惑，如果再多呆上几天，又将会发现什么呢？又将会产生什么疑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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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12 23:5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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