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阳：简化汉字，不该仓促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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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春阳：简化汉字，不该仓促而行
发布时间:2013-11-30
作者:李春阳

作者简介：李春阳，又署名春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治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与汉语修辞，致力于水墨山水与新诗的创作。博客地址http：//blog.sina.com.cn/chunyangxieshi 　　一 　　汉字简化的合理性，章太炎的弟子文字学家钱玄同说得最为充分，“从甲骨、钟鼎、《说文》以来，时时发见笔划多的字，时时有人将它的笔划减省。殷周之古篆减为秦篆，秦篆减为汉隶，汉隶减为汉草，汉草减为晋唐之草；汉隶的体势变为楷书，楷书减为行书；宋元以来，又减省楷书，参取行草，变成一种简体（即所谓‘破体’‘俗体’‘小写’）这都是显著的减省笔划，而篆与篆，隶与隶，草与草，简体与简体，其中尚有繁简之不同。总而言之，数千年来，汉字的字体是时时刻刻在那儿被减省的。从殷周之古篆变到宋元简体，时时刻刻向着简易的方面进行，可说是没有间断。”[1] 　　所以会有这样的趋势，是实用的力量在起作用。在汉字书写的过程中，笔划少，书写的效率就高，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侧面。书法艺术对于汉字演变的塑造，也是伴随其全程的，没有求美的动力，汉字绝不是如今的模样。简化汉字运动从开始的那天起，实用的考虑就占据了上风，甚至成了唯一的标准，艺术的考虑与汉字本身的理据脉络被忽视了。 　　如今重新讨论这个议题，不是认为汉字不应该简化，而是说它简化得过于仓促。假如能充分论证其方案，在方案中考虑到了美的因素、汉字内部结构的因素，就会避免一些今天看来不合理的简化行为。 　　周氏兄弟的写作，地道是中国传统方式，终其一生，毛笔小楷，寻章摘句，一丝不苟。他们于汉字的态度，也颇可寻味。 　　周作人一九四三年序夏仁虎《枝巢四述》云：“目前有一件事，本极重要切实，而世间容易忽略或忘却，忽略忘却时甚不成话，而郑重提出来，又太平凡了，或者觉得可笑，此亦是大奇也。此一事为何，即中国文用汉字所写，是也。中国人用汉字是历史的事实，但是这在中国民族与文化的统一上又极有重大的意义，所以今后关于国文学之研究或创作，我们对于汉字都应该特别加以认识与重视。”[2]在他一贯的理性认知中，包含着对于汉字的情感在。 　　在汉字简化的问题上，周作人向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未曾引起注意。一九二二年他著《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说：“总之汉字改革的目的，远大的是在国民文化的发展，切近的是在自己实用的便利；至于有益于通俗教育，那是自然的结果，不是我们唯一的期望。”[3]这话说得原极清楚明白的，但简化汉字却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而是一项持续了将近百年的社会运动，在表面上有理有据的科学论述背后，包含着政治冲动和长期压抑的文化诉求。 　　周作人一九五七年写的短文《汉字与简化》结尾道：“凡是一种大改革，我想总要考虑轻重缓急，如果这事改革了于国家人民有大利，或不改革时有大害，那就得着手改革。但是汉字问题不像是这样重大，况且是二三千年又几亿人用了下来的文字，又岂是一时代的若干人做得了主的呢。”[4]意思很清楚，简化汉字照理可以缓行，应当十分慎重。 　　仿佛是预感到这一运动的不可阻挡，他退而求其次，希望简化方案能够成熟合理一些，“简笔字的必要是事实，不过这也有个限度，即是每个字可能的简，却不能几个字简成一个，过了这个限度就不免要出纰漏。…它的基础是建立在汉字上，它的使命是在于帮助汉字，而不是破坏汉字的作用。在说汉语的中国人民中间，一时大概必须利用汉字，一面要使它变化得简明适用，一面也要防止它的混杂”。[5] 　　这话说得有针对性，因为简化汉字的一个很重要的冲动，是为了破坏汉字的表意性，为拼音文字的实行开出道路。从为别字白字辩护始，至大量使用假借手法，将同音的两个甚至三个汉字合并简化成一个，不顾意义的混淆，不惜代价，意图是明显的。 　　一九六四年一简方案《简化字总表》公布。十三年后，一九七七年又抛出二简方案。二简方案遭到全社会普遍抵制，却在十年之后才宣布废止。一九八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国务院批转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关于废止〈第二次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和纠正社会用字混乱现象的请示》，以通知的方式下达，即日起停止使用。 　　二 　　鲁迅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致曹聚仁》信中说：“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6]鲁迅的早逝，使他留下许多未竟之业，文学史没写，毕竟还有一部《中国小说史略》和断代的《汉文学史纲》，字体变迁史则完全是空白。对于汉字和汉文学，鲁迅是有情感的，从学术上研究其变迁，则是理智的责任了。也许因为汉字字体变迁史没写，鲁迅于文字改革的见解，未能超出时代风潮之上，又因鲁迅真诚地热爱民众，对于数千年来将民众排除在外的高等文化人的习气，深恶痛绝。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九月的上海，写下短文《中国语文的新生》之时，他的心情一定沉痛，“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那么倘要生存，首先就必须除去传布智力的结核：非语文和方块字。如果不想大家来给旧文字做牺牲，就得牺牲掉旧文字”。[7]这种非此即彼的意见，由鲁迅说出，可以知道那时候的矛盾已经让中国的“智力”陷入了怎样的困境当中，难道鲁迅真的相信，拉丁化能够使中国语文新生么？ 　　一九三五年春，《太白》半月刊主编陈望道，联合上海的文字改革工作者组织了手头字推行会，发起一场颇有声势的手头字运动。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叶圣陶、巴金、老舍、郑振铎、朱自清、李公朴、艾思奇、郁达夫、胡风、林汉达、叶籁士等当时文化教育界的知名人士二百人，以及《太白》、《文学》、《译文》、《小朋友》、《中学生》、《新中华》、《读书生活》、《世界知识》等十五家杂志社共同发起。 　　我们日常有许多便当的字，手头上大家都这么写，可是书本上并不这么印。识一个字须得认两种以上的形体，何等不便。现在我们主张把“手头字”用到印刷上去，省掉读书人记忆几种字体的麻烦，使得文字比较容易识，容易写，更能够普及到大众。[8] 　　《手头字第一期字汇》收了三百个简化汉字，后来大部分被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的《第一批简体字表》(一九三五年)所采用。该表系南京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从“国语筹备委员会”所提供的两千三百四十个简体字表中“用红笔圈出三百二十四个字”，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二十一日由教育部正式公布。第二日，又公布了《各省市教育行政机关推行部颁简体字办法》，要求各地教育部门遵照执行。同年十月三日，南京国民政府以中央政府主席、行政院长、教育部长的名义通令全国，要求全面推行简体字表。然而仅仅半年，至一九三六年二月五日，教育部据行政院的命令，训令“简体字应暂缓推行”，据说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戴传贤给蒋介石下跪，为汉字请命的结果。中国历史上由政府主导的第一次简化汉字无果而终。鲁迅因赞成拉丁化新文字，而未参与手头字运动，“这些事情，我是不反对的，但也不热心，因为我以为方块字本身就是一个死症，吃点人参，或者想一点什么方法，固然也许可以拖延一下，然而到底是无可挽救的，所以一向就不大注意这回事”。[9]像鲁迅一样，认定“汉字和大众势不两立”的人，无论当时还是后来，都不在少数。语言和文字，是民族文化最重要的凝聚物，识字人口的比率，并不能改变这一点。对汉字的“阶级仇恨”，在百年的文字改革中时隐时现，暗流汹涌。瞿秋白把普通话看做是无产阶级的方言，当时曾被人质疑。 　　手头字运动，以及同期的新文字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关注的并不仅仅是文字改革的事情，而是一种变相的政治运动，至少于一部分参与者来说如此，因此许多人真实的兴趣并不在文字，倒是在政治主张上。郭绍虞曾说：“在解放以前，我是赞同文字改革的。为什么赞同？一大半是为了革命。”[10]大陆和台湾今天的“一国两字”局面，或可溯至当年国共对于简化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日益分化的不同态度上。 　　抗战和后来的内战期间，共产党所辖的解放区，曾广泛地使用简体字。当时有大量的油印书报刊物多种宣传品曾采创过许多简体字，比如“擁拥、護护、幹干、產产、奮奋、紅红、會会、黨党、參参、報报、勝胜、敵敌、勞劳、運运、動动、團团、歡欢、閱阅、鬥斗、戰战、爭争、蘇苏、實实”等，这些简体字流传开来，被称做“解放字”，它们成为一九五六年公布方案的简化字的前身。 　　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国成立当月，中国文字改革协会便宣告成立。一九五二年又成立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十二月改组成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直属国务院。五年之内，完成了从民间社团、研究机构到政府职能部门的三级跳，机构建设到这一步，文字改革已箭在弦上。 　　方案公布之后，简化字在技术和物质上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要重铸新的字模，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样一个物质短缺的时代，这个困难是巨大的，仓库里积存着许多以繁体字印好的中小学教材、工具书等，沿用多年。繁体字模全部淘汰，更新为简化字模，于印刷厂来说，不是立即可以做到的。从一九五一至一九六〇年，十年间出版的四卷本《毛泽东选集》是繁体字版。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文化部和教育部正式发表《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并公布了《简化字总表》，同年四月，人民出版社使用繁体字竖排出版了合订一卷本《毛泽东选集》，一九六六年及以后若干年，这一繁体字版毛选分发各地，进入千家万户，这部一百零五万八千字的经典著作，成为汉字简化之后，欲一睹繁体字风采最易得到的公开文本，深红色的三十二开硬皮装帧，薄韧的纸张，一丝不苟的校对，竖排繁体，汉字标出的页码一五二○，厚重矜持，犹如古籍，外加函套，定价六元八毛。与六十四开塑料皮一卷本简体横排的《毛泽东选集》相较，虽一字不差，却不可同日而语。《毛泽东选集》，使简化字时代出生的人，见过了认真的大规模繁体字现代汉语。 　　三 　　文字者，要重之器也，而器惟求于适用的思想，清末民初这是流行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文字本是一种工具，工具应该以适用与否为优劣之标准。笔画多的，难写、费时间，当然是不适用。笔画少的，容易写、省时间，当然是适用”。于是废除汉字之外，改革汉字的呼声也起于一时。最现成的改革方案莫如采用所谓俗体字。俗体字自古有之，特别是明清以来，在民间的账簿、当票、药方、小说、唱本等处普遍使用，是汉字的破体，也叫手头字，虽不登大雅之堂，却已通行无阻，只不过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罢。 　　一九〇九年《教育杂志》创刊号发表了陆费逵的文章《普通教育应当采用俗体字》，理由有三：此种字笔画简单，易习易记；已经通行于公牍考试之外的一切领域，事顺而易行；减少习字难度，增加识字人数，刻写亦便利。俗体字运动之提倡看来比白话文运动要早好几年。 　　简化汉字的依据，实用而外，还有所谓“人类文字发展的规律”。美国文字学家泰勒(Issac Tylor)提出，人类的文字经过了五个阶段：图画、图像标记、表言符号、表音节符号、表字母符号，其中前两种属于表义文字，后两种属于表音文字，中间一种兼属二者。他把汉字归为象形字、会意字、表言的表音字，说这些的混合是“最显著的例子，说明一种文字系统从来没有超越过最初级的习俗化的图画文字的残留”。[11]这样的看法，是认为方块字落后，拼音文字先进，是世界文字共同的发展方向，中国也未能例外。这种以科学的名义和普遍规律的面目而出现的意识形态观念，特别容易蛊惑人心。“五四”时代的精英，鲜有不上其当者，而上一辈人则不然，如章太炎“吹万不同”的论述极为确切，他认为“文字者，语言之符，语言者，心思之帜，虽天然言语，亦非宇宙间素有此物，其发端尚在人为，故大体以人事为准，人事有不齐，故语言文字亦可不齐”。[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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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的看法是：“反对拼音文字的人，都说拼音文字若是代替了汉字，便要妨碍到中国的文学，这是不必讳言的，我们也承认它。中国历史上的文学全靠着汉字发挥它的特别色彩，一经弃了汉字，直不啻把它根本推翻。但是我们既主张国语的文学，——未来的新文学，对于以往的文学还要顾惜吗？”[13]离开汉字谈所谓未来的国语文学，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那时代却很平常。上世纪五十年代郭沫若曾说：“汉字的归于隐退，是不是就完全废弃了呢？并不是！将来，永远的将来，都会有一部分的学者来认真地研究汉字，认识汉字，也就跟我们今天有一部分学者在认真地研究甲骨文和金文一样，甲骨文和金文不见使用了，殷代和商代的文化遗产的精华一直被保留到现在。汉字如果在日常生活中不见使用了，汉字所记录的中国历代的文化遗产的精华，也必然会一直被保留到永远的将来。”[14]尚未拼音化，却已目睹了汉字的隐退，至少是一部分汉字，地名中的生僻字和一些异体字计一千一百多字，被整编掉了，还有方案中的两千馀繁体字，在《新华字典》里被加上了括号。汉字记录的十三经二十四史，如果当代人不再阅读，不再是生活、思想和信仰的一部分，又通过什么途径“保留到永远的将来”呢？让汉字成为供少数学者使用的拉丁文，那么，欧洲分裂解体的语言成因，对我们又有何种启示意义？
　　直至八十年代，拼音化的方向仍被一些人叫得响亮。在一次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上，有人认为“文字改革的方向还是要向拼音文字发展。当然，不是现在的事。但是，即使要一二百年以后才能实现，总还是要有个方向，就像我们说共产主义是方向，但什么时候实现，谁也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时间。文字改革也相类似”。[15]

　　汉语和汉字，已互相磨合四五千年，水乳交融，难分难解。汉语被汉字如此塑造了数千年，开口说话，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不可能与汉字无关。

　　日本、越南、朝鲜、韩国，这些国家在历史上曾经借用汉字记录自己的民族语言，长达千年，近代以来，由于民族意识的缘故，有不同程度的“去汉字化”运动，但于国人而言，汉语和汉字，系同根同源。

　　汉字简化和拼音化本来是两件事，且是不太相干的两事，却容易被联系起来。“第一，简化汉字固然是汉字的一种改良，但是它冲破了文字神圣说，让人们知道，文字只不过是一种书写工具，它是要发展要变化的，人们是可以根据需要去改革它的。因此，简化汉字也为文字拼音化打下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坚定了人们改革汉字的信心。第二，从汉字简化方案和群众中流行的新简化字来看，汉字的表音功能正在逐步增加，这是符合一般文字的发展规律的，也使人民认识到表音文字是先进的，这对将来实行拼音文字提供了有利条件”。[16]文字神圣说已面目全非，证据是敬惜字纸的习俗荡然无存。谈及汉字的表音功能，却是一桩严重的误解，数以万计的汉字，在区分声调的前提下，也只有一千四百多个读音，想消灭同音字是不可能的，以形别义，而不是以声别义，才是汉字未来的方向。在这个问题上，不存在“一般文字的发展规律”，在口语上区分同音字的办法，是双音词和多音词的创造。《说文解字》和《新华字典》所收汉字，字数差不多，约有半数不同，但后者超强的构词能力却使之足以应对生活。

　　减少汉字字数，把几个同音字合并起来，简化成一个字，只能增加混淆，破坏汉字的表意性，拼音化的最大困难正在这里。用拼音怎么区分同音字？需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再谈拼音化不迟。《新华字典》里的“衣”音部共收录一百二十七个发此音的汉字，拼音化之后，就变成一个yi了。全部字典的四百一十五个音节，加之四声符号，计一千六百馀音节，包括双音节的同音词的问题。

　　汉字形体的演变是自然的过程，包含着多少无名艺术家和发明家的心血及创造。尊重汉字，是尊重民族遗产，珍视文化传统，也是自尊自爱的表现。

　　四

　　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汉字，汉字在形体上的演变，依照曹先擢的说法，大体经历三个阶段：图画文字、线条文字、笔画文字。就笔画文字而言，古文字以弧线为主，隶书和楷书则发展为点、横、竖、撇、捺等一系列笔画。

　　自商周古字，一变而为篆，二变而为隶，三变而为楷，由繁趋简，廓然自适，“重形体”，“贵目治”，既便于婉转书写，又寻获体势之美，不失其理，不失其姿。每一字体由粗而精，由拙而雅，历经悠长的岁月。其中由篆到隶，变化最大，史称“隶变”。伸展、化约了篆的结构，笔法变圆形为方形，变弧线为直线，变圆转为方折，笔画勾连为断，趋于简，偏旁部首，适所变通。“隶变”的演化延绵好几百年，字体结构从容定型，书法艺术成熟，简明实用，合于六书之道。

　　所谓汉字的理据乃造字法，即“六书”。六书的理论，出现于战国末期，汉代刘歆有详载。班固、郑众、许慎各有论述，世称“三家”。班固《汉书·艺文志》曰：“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郑众《周礼宝氏注》曰：“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许慎《说文解字序》曰：“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一般认为，六书次序，班固所列，比较符合汉字发展的实际，而六书的名称，许慎的概括准确恰当，次序从班，名称从许，乃得六书。以今日的推测，汉字大概先有了象形字、指事字和用象形符号拼合起来的会意字，然后才有了形声字、假借字和大部分为形声结构的转注字。前三种不带表音成分，似乎纯粹表意，形声和转注，包含了表音成分，假借字则完全表音。

　　其中形声字的出现是关键，有了它，汉字之孳乳繁衍，源源不断。

　　徐通锵认为，“汉字是自源性的文字，其中的形声字约占90﹪左右。字的形声体系是理据性的一种表现，反映汉语编码的理据性原理。在汉语传统的研究中，人们没有怀疑过这种理据性编码的性质大致都围绕着字的理据进行研究，只是在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中国语言学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才一股劲儿鼓吹约定说，全盘否定理据论，中断了自己的研究传统”。[17]

　　汉字当然有许多不合理据处，乃是历史形成，连最有学问的人，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沿袭至今，硬给它改成合理据，毫无必要。若信了西式的约定，否定了汉字的理据，才会随意乱改字型字体，减省笔画。约定后面跟着俗成，语言文字不同于法律制度，习惯成自然，慢慢接受下来的内容，具有天然的合理性，依赖国家的行政力量，人为地约定加以改变，只能在有限的范围之内，超出此界限，便会破坏其功能。

　　汉字的演化和成熟，与书法艺术的发展分不开，艺术的伟力，始终参与了塑造汉字的品格。简化汉字置汉字表意的理据于不顾，也不管意义的混淆，更不问字形的美观与否，将草书字楷书化处理时，既不考虑笔画之间的结构，也未考虑与其他字的协调配合，强使艺术就实用之范，以焚琴煮鹤喻之，不为过也。

　　在第一批简化字中，有一些字简得不符合书写的原则。

　　如“长”字，规定为四笔，写起来就很不顺。下边本来是一“亡”字，一点一横是“人”的变写。本来繁体之竖提之后一撇一捺，恰好构成一个左右开合之势，有来有往，顺笔自然。而现在简成了无撇有捺，看来省去了一笔，其实，笔行的轨迹中那个撇并没有去掉，只是没有落在纸上而已，从提的收笔到捺的起笔这一段过程是不可能省掉的，不在纸上走就要在空中走，不然笔过不去，到不了捺的起笔处。再者，笔在空中走和在纸上走哪个方便呢？懂得行草之比楷书便捷，就明白在纸上走比在空中走省事的道理，因为笔既离开纸，又回到纸上，就须“提”、“按”的活动，就须有收笔起笔的活动，如果在纸上连笔而走，只须转锋便可。大家都知道“连笔”是改楷为行为草的一种便捷的方法。所以说，“长”字省了撇，只是形式上的一种安慰，就书写而言，事实上反而更费事了。[18]

　　本人从小写不好“长”字，反复写，越看越觉得不像个字，读了这段文字，才知原来书法家也写不好，因为这个字本身有问题。繁体長字没有这样的问题。本人见过李长之先生的签名，从来写作長之。简化的长字，并非今人的发明，来源于长的草书，汉代的《急就章》里能找到这个写法，但草书是通篇皆草，手笔运势连贯，没有见过在楷书字阵里安插草体字的。

　　赞成简化的人，反复论述文字发展的自然趋势是由繁到简，其实是只见其一端。由简至繁，同样是文字演变的正常途径，形声字的大量产生，增加区别意义的形旁，至今造字使还在使用。比如化学元素——氢氧氦、钾钠钙，若去掉形旁，笔画是少了，但别义的功能却失掉了。“文字作为一种工具，人们对它的要求是精确有效，同时又方便省力。精确有效跟方便省力是一对矛盾。正是这一矛盾，推动着文字健康发展。这一矛盾具体表现为文字发展过程中的趋繁和趋简。记录语言要精确，就要求文字体系繁而严密，为学习使用时方便，就要求简而省事。双方互相制约，使得一种文字体系不致过繁或过简”。[19]

　　历史上字体简化是常见的事情，在繁简得当的意义上，会发现一些汉字简化得合理，但如此规模的简化更多的字则未必合理。逐字讨论每一字的合理性，俟诸他日另文。

　　五

　　今日大陆通行的简化字，乃就其笔画而言，相对于繁体字称简化字，若称作俗体字才名副其实，因为大多是历代积累下来的。为简化的合理性辩护的人，也喜欢在这上面做文章。

　　有人从一九八六年公布的《简化字总表》第一表和第二表中选取了三百八十八个字头(含简化偏旁)进行溯源研究，得出的结果如下：

　　现行简化字始见于先秦的共四十九字，占所选三百八十八个字头的百分之十二点六三；

　　始见于秦汉的共六十二字，占百分之十五点九八；

　　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共二十四字，占百分之六点一八；

　　始见于隋唐的共三十一字，占百分之七点九九；

　　始见于宋(金)的共二十九字，占百分之七点四七；

　　始见于元朝的共七十二字，占百分之十八点五六；

　　始见于明清的共七十四字，占百分之十九点零七；

　　始见于民国的共四十六字，占百分之十一点八六；

　　始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截至一九五六年《汉字简化方案》公布)的一个字，占百分之零点二六；[20]

　　当代劳动人民自己创造的简化字，原来只有一字，就是“帘”字，取代的乃是“簾”。其馀三百八十七个字头，是不同年代的古人遗赠我们的。说上面列举三百八十八个简化汉字几乎个个有历史根据是不错的，但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朝代里，俗字只占很小的比例，且它的使用范围受到严格的限制，特别是科举考试，不仅要写正体字，且要写馆阁体。像这样汇集历代俗字来一次以俗为正的颠覆性的汉字革命，五千年来未曾有过。

　　表面上在寻找跟历史之间的联系，实际上在制造与历史之间的断裂。联系是理由和借口，断裂是后果。或说被长期压抑的某种非历史化的情绪需要宣泄。一九六四年政府出台《简化字总表》，合并和淘汰的异体字加上取消的地名中的生僻字，是一千一百多个，单独简化和由简化偏旁类推出的常用汉字，又有两千馀，加起来两千馀字，占七千通用汉字的近半数，如此规模的改动，自有汉字以来所未有。两年之后，“文革”爆发。

　　“文革”的系列动乱和灾难，亦可视作汉字对于汉人的惩罚，大字报上的汉字，仅仅是普通的汉字吗？因字罹祸、因字获罪的人，在那十年之中竟然有那么多。这样的陈述，已经出离规范的论证方式，写下它们的时候，本人意识到自己已把复杂的历史社会现象做简单化处理，这是否与简化汉字的思路是一致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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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虽然认识繁体字，却不容易写出来，长年累月地写简化字，是在接受一种思维方式的训练，实用，功利，将复杂问题简化，避免困难的事情，逃避精神上的难度，这是汉字简化的精神遗产之一。
　　六

　　《方案》所收简化字，以下列八种方法达成简化之目的：

　　一、保留原字轮廓：卤－鹵，娄－婁，伞－傘，肃－肅；

　　二、保留原字特征部分，省略一部或大部：竞－競，务－務，医－醫，开－開，疟－瘧，业－業，粜－糶；

　　三、改换为形体较简单的声旁或形旁：

　　改换声旁：运－運，辽－遼，补－補；

　　改换形旁：硷－鹼；

　　声形皆换：惊－驚，华－華，护－護；

　　四、另造新会意字：尘－塵，体－體，双－雙；

　　五、草书楷化：时－時，东－東，长－長，书－書，为－為，专－專；

　　六、符号代替：仅－僅，赵－趙，区－區，鸡－雞，权－權，联－聯；

　　七、同音代替：丑－醜，后－後，几－幾，余－餘，谷－穀，只－隻祗

　　八、利用古旧字体：

　　利用古本字：虫－蟲，云－雲，号－號，从－從，卷－捲，夸－誇；

　　利用古代异体字：万－萬，无－無，尔－爾，礼－禮；

　　利用废弃字形：胜－勝(“胜”为“腥”的本字，后不用)亲－親(“亲”为“榛”的本字，后不用)。[21]

　　其中第七种方法，造成的遗留问题最多。如“发”的繁体字有两个：發和髮，發達之發与頭髮之髮本来是两字，简化之后成了三字。“复”字也如此，恢復之复，複印之复，被强行统一于这个“复”字，但其实是做不到的。《说文解字》同时收有此三字，折腾了一场之后，还是三字，一个都不能少，少了意思容易混淆。丰和豐，谷和穀，后和後，丑和醜，仇和雠，本来是两字，合起来之后，只能引起理解上的混乱。再比如说“鍾灵毓秀”的“鍾”，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鐘”，合并统一简化为“钟”，这本是两个意思相差很远的汉字，在简化字里无法区分。由于这个原因，钱锺书不肯将“锺”写作“钟”，冯锺璞后改名为宗璞，萧乾名字若依照简化汉字的规范要求，应写成肖干。

　　表面上看，笔画少了，字数也少了，但由此带来的意思上的不准确和混乱却是大麻烦。

　　这样的同音代替，约占《方案》中的五分之一，就是说约有一百个汉字，是采用这样的方法简化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简化一个，混淆一个，甚至是混淆几个。

　　一九六四年公布的简化字与繁体字对照表，收录了一九五六年以来的四批简化字共五百一十七个，后面的说明和注释达七十八条之多。比如第四条“丑醜——在古代，这两个字不通用，丑，地支名，醜，醜恶的丑。”专有一条注释规定下列十个简化字在意义容易混淆时仍用原繁体字：迭－叠、复－覆、干－幹、伙－夥、借－藉、么－麼、象－像、余－餘、折－摺、征－徵。而对于适－適和宁－寧两个简化字加了很长的注释，其注曰：“古人南宫适、洪适的‘适’(古字罕用)读kuò。此‘适’字本作‘趏’，为了避免混淆，可恢复本字‘趏’。”结果等于新添了三个字，还不如让“适”不简化保持自己原样的好。“作门屏之间解的‘宁’(古字罕用)读zhù(柱)。为避免此‘宁’字与‘寧’的简化字混淆，原读zhù的‘宁’作（上為“宀”，下為“一”）。”

　　术－術，叶－葉，吁－籲，这三组字问题更大。术和術，音义均不同，术，指白术、苍术，读作zhú，術，用于技术等，读shù，简化后术字一字两读，等于还是两个字，不如不简化的好。叶和葉，音义也不同，叶，读作xié，同协，葉，读作yè，是叶子的叶，简化成一个字之后，叶也只好两读，在“叶韵”中，读作xié。吁，本来读xū，因为将籲(yù)字简化为“吁”，所以“吁”也多了一个读音，在“喘吁吁”一词中仍读作xū。将不同音读的字合并为一个，增加其读音，学习的时候，等于还是两个字，且是容易混淆的两个字。

　　假如不简化，这些繁琐的说明和注释是不必要的。以简化始，以复杂化终；目的本是减少汉字的笔画和数量，结果是新增了两千多个汉字和不计其数的繁体字盲，事与愿违，只好将错就错，还要说成巩固改革成果而加以赞扬。一九五六年之前用的是繁体字，扫盲成绩最大，一九六四年之后的十几年里，通行简化字，文盲反而有增。事实证明，少几个笔画，不会减少怕困难的睁眼瞎，多几个笔画，也难不倒多数国人。

　　七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手头字运动，所要求的是简化字生存的权利，能够获得与繁体字并存的资格就知足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的简化汉字工作则大为不同，它不仅获得了生存权，还取得了正统地位，代替繁体字成为正字，且剥夺了繁体字的生存权，犹如白话之于文言。除了申明足够的学术理由，时下大陆出版社是不被允许擅出繁体字本的。

　　但汉字本来有自己的章法和道理。以占汉字九成的形声字为例，形符(义符)和声符各有理据，虽说不一定全部准确，特别是在读音上，但大体来说，字的结构是可以分析和解释的，有理有据。简化却造出许多毫无理据的汉字，比如使用上述第六种符号代替法进行的简化即是如此。一些偏旁带×和又的简化字，对－對，艰－艱，观－觀，欢－歡，仅－僅，凤－鳳，权－權，劝－勸，叹－歎，邓－鄧，鸡－雞；义－義，冈－岡，岗－崗，刚－剛，刘－劉，区－區，赵－趙，等等。此两组字中的“又”和“×”，既不是声旁，亦非形旁(义旁)，从简化字的结构上看，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本身就来自于手写时的方便，只是一个速记符号，本来依附于正字的手头字，它的理据性由本字来提供，所以它才可以这样写。作为正字的补充形式，临时的代用符号是可以理解的，但假若取消了正字，强迫这个手头字做正字，在不引出正字的情况下，这个简化字就无法理解了。婢做夫人，实在不像。对于这种简化法，当时有人讽为“叉叉、叉叉又叉叉”。

　　而不合理据的简化方法的通行，势必造成更为大量的类似的简化行为，和更加不通的简化字。二简方案中的许多简化字，走的是这个路子。二简方案虽然被废止，其中的不少简化字在今天手头上仍有使用，并没有什么关系，写的时候只求顺手方便，事后能辨认则可，手头上原本不必强求一律的，但印刷和出版却需要用正字。手头字是正字的补充，承认它的地位，不意味着喧宾夺主，各得其所，才能保护文字的稳定。俗字的通行，可以听之任之，但要提升其地位，弄成正字，却不可以不考虑它的理据够不够了。一时之便需要照顾，但并不需要抹去民族文化积累下来的稳定正字体系为代价。

　　文改派的理由是，如果不废除繁体字，用简化字取而代之，那岂不是越简化汉字的数量越多，增加人们的识字负担吗？

　　文改会早就宣称，只应减少而不是增加汉字的数量。但废除汉字，哪怕是废除其中的一个汉字，也是一件极其复杂的事情，不是说声废就立刻能废得了的。古人写的字，已经印好的书，改不了废不掉；当代人手写之时，正体还是异体，写简抑或就繁，实际上也是自己的习惯，许多人不喜欢自己的姓氏被简化，一辈子只写繁体。简化字控制的领域，一是报刊杂志和普通正式出版物用字，一是学校的识字教学课堂。把一些字逐出这两个领域，也还未能使其消失殆尽，还有特区的存在，翻印古籍、繁体字毛选、人民日报海外版与港台版的图书杂志。

　　既然是已经存在的汉字，无论它遭遇怎样的命运，自然会有它自己的用途。

　　公民的识字权应是认识所用汉字的权利，当代对于言论自由最大的侵犯，是作者不能自行决定他自己文章里所用的汉字，在发表或出版时使用正字还是俗字，这等自由几千年来的文人没有失去过。在诗词和文学作品中，选字、安排好每一汉字，必然包含对字形的考虑，形音义的综合运用，此乃修辞的本旨！

　　简化汉字，实际上增加了汉字的数量，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无理简化的汉字成为正字，破坏了汉字整体上的理据性。这些汉字家族的新成员，根正苗红理直气壮，实际上不伦不类不清不白。从维护汉字的理据性出发，区分正俗，恢复正字的地位，让手头字尽其所能地运用于手头，是合理的办法。

　　八

　　陈梦家先生与当时文改会主流意见的最大分歧，是对汉字的根本看法。“汉字又是象形的，又是有声音符号的，这种文字不见得坏。不管好不好，我们已经用了三千多年了，没有出过‘漏子’。再使用下去，我看也不会出‘漏子’的。因此，我个人觉得再用下去还是可以的，不一定非淘汰不可。”[22]

　　毛泽东对于简化汉字的指示，在他亲自修改的新闻稿中。虽然删去了两个“毛主席认为”和两个“毛主席指出”，但文改会的人，很清楚意见来自哪里，做起来自然有信心的——“过去拟出的七百个简体字还不够简。作基本字要多利用草体，找出简化规律，作成基本形状，有规律地进行简化。汉字的数量也必须大大减缩。只有从形体上和数量上同时精简，才算得上简化。”[23]

　　废除某些汉字，照理并不在简化范畴之内，但“最高指示”既出，必须照办。汉字的数量是自然形成的，由于历史长，积累下来，数量庞大，汉《说文解字》约一万，到清《康熙字典》，四万七千多。多数属极不常用字，通用汉字在七八千左右。为落实减少数量的要求，有人提出了“音节汉字”和“基本汉字”的概念：前者指同音替代，后者是合并同义和近义字，只选取一个，其馀淘汰，曾有人提出一千一百个基本汉字教学法。这种极端的想法，是完全做不到的。记录语言的需要，基本汉字就远远不能够满足，且不说文章用字。《毛泽东选集》第一至五卷，共使用了三千一百五十个左右的汉字。整理汉字，使规范化有必要，但人为地限定汉字的数量，采取行政手段废除一些汉字却不可取。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文改会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废除了一千〇五十五个异体字。另外，在第一批汉字简化方案中，以笔画简单的同音字代替笔画较多的繁体字，也精简了一部分汉字，加之以常用字代替生僻的地名字，更改了三十多个地名用字，这样合起来共精简了一千一百多个汉字。所谓精简，就是放进了《新华字典》的括号里。“翻印古书须用原文原字的，可作例外”，“有用作姓氏的，在报刊图书中可以保留原字”。

　　一九五五年一月七日，《汉字简化方案草案》发表，同年八月北京、天津和其他各省市的报刊开始试用，至十月十五日北京召开全国文字改革会议，通过了《汉字简化方案》，提请国务院审定公布实行，前后不到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在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工农业余学校推行简化汉字的通知》，规定：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以及工农业余学校的教学、学生作业和日常书写公告函件等，必须使用简化汉字。

　　一九五六年唐兰发表了对文字改革的不同意见，“不应当忘记在今天汉字还处在当家地位，不能否定它”，“拉丁化新文字能不能用还在未定之天，目前我们不能宣传汉字必须撤退”。唐兰先生的观点立刻遭到文改派的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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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东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字的演变》，认为汉字“确实到了山穷水尽，非变不可的地步”，倪海曙也认为，“认识了旧文字的根本缺点，我们就可以肯定改革的必然性，可以不光凭感情，还能凭理智来坚持改革，争取改革，完成改革”。他们共同的论据是：除了中国，全世界都采用拼音文字，可见其正确和进步性。

　　一九五七年陈梦家在《光明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略论文字学》(《光明日报》1957年2月4日)《慎重一点改革汉字》(《文汇报》1957年5月17日)《关于汉字的前途——1957年3月22日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讲演》(《光明日报》1957年5月19日)他于《简化字方案》的意见主要有：

　　一、现在报刊上试用的简字，有一部分有很不好的后果，希望考虑将这个方案暂行撤回，重作慎重的考虑。

　　二、已公布简字的方案，主要的缺点在于公布以前的手续和方式。文字的改进应该先经过学术的研究与讨论，不宜于用行政命令来推行。

　　三、除了公布以外的简字，有许多是上海制造打字字模的人的“发明”。希望停止发展这种创造。

　　四、在没有好好研究以前，不要太快的宣布汉字的死刑。

　　五、在目前，一方面面临文化革命前夕，一方面全国扩大了识字教育，对于起重大作用的文字工具，不要无缘无故的打乱它。

　　六、关于简字和文改工作，一向是许多人所关心的，但是很少发言。现在报刊上已经开始了这些争论，非常可喜。我个人希望，将来若是要开会讨论，不要像上次开会那样，如一个干部对我讲的“开会名单是预先慎重考虑又考虑的”。这种考虑，只顾到大家一致拥护他们原先拟定的要通过的方案，因此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或不敢提反对意见。[24]

　　他个人的建议是，“(一)再来一次大规模地收集缺点的工作，不要问人家好不好，要问人家什么地方不好。(二)停止公布简化汉字。这并不是说不要简化了，还要进行研究。(三)考虑收回已经公布的简化字，把简化得妥当的加以公布，哪怕十个字也好，公布时把理由根据交代清楚”。[25]

　　对简化字的具体方案，陈梦家认为“文字应当简化，但不应因简化而混淆。”他举例说“乾”字简化成“干”，那么“乾隆”就得写成“干隆”，后来的《简化字总表》把他的这一意见作为特例收入说明当中。[26]而对于他的六条意见和三条建议，则不予理睬。他反复说的不过是一句话，“文字这东西，关系了我们万万千千的人民，关系了子孙百世，千万要慎重从事”。③在那样的时代氛围中，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像戴传贤给蒋介石下跪那样为汉字请命，亦不复可能了。

　　据詹鄞鑫《二十世纪文字改革争鸣综述》报道，“《光明日报》群众来信意见综述提到文字改革‘一家独鸣’已经形成一种压力，似乎谁要对文字改革表示怀疑，就会被人扣上一顶‘思想落后’的帽子，甚至会被人加上‘反对中央实行文字改革’的罪名”。[27]“思想落后”和“反对中央”在那个年代，无异于自蹈死地。

　　九

　　今天仅识简化字的人，与繁体字文本行如隔世。

　　简化字方案第一表公布的简化字是二百三十个，第二表是二百八十五个，第三表是五十四个可以类推的简化偏旁。单纯使用个体简化的方法，简化的只有五百一十五个汉字，兼用类推简化，实际上被简化的汉字达到两千多个。这个数量相当惊人。在两千五百个常用汉字中，约有九百个是简化字，占到百分之三十六，这些简化字写起来，平均每字比繁体字少了六画。扫盲的同时，在制造新的更大规模的文盲：繁体字盲，普通读者与繁体字文本之间的天然联系被人为地中断了。《简化字总表》公布之后不久，“文革”开始，古籍图书和一九五六年前出版的许多繁体字书，被当做“封资修遭”到接连抄没和焚毁。按说单个简化的汉字才五百多个，加之五十多个偏旁，在已经认识简化字的基础上学会繁体字，不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况且计算机输入汉字，并不需一笔一画地写，原来简化汉字最重要的根据和理由已经不存。由于国家的教育政策从未考虑受教育者有认识繁体汉字的必要，也从未认真对待对此种需求和权利，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自己的部门利益为重，盲目恐惧繁体字一朝恢复，就会使“我们几十年的文字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置国家和民族几千年文化积累和文明传承于不顾，结果至今仍然成批量地制造着受过高等教育的“繁体字盲”。

　　据报载，一些儿童食品和用品的说明书是繁体字，文章认为面对这些繁体字，不要说初识汉字的学生，不少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也会变成“睁眼瞎”的。引用这一材料的原作者，原本说明“滥用繁体字造成了哪些危害”，[28]那么不识繁体字而造成的危害自然也在其中，如今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年轻爸爸妈妈们已不再年轻，繁体字却也识得几个，说明书问题还不大，古籍看不懂是无疑了，“要作中国人，必需知道中国是什么，若于中国文史毫无涉猎，那只是中国所出的石头草木”。[29]据说图书馆员据借书单上的书名《后汉书》去书库竟寻不出，繁体“後漢書”三字与简体无一字同。吴小如教授写过篇短文《汉字必“识繁”始能驭“简”》，假若他的观点成立，简化汉字岂不是白忙乎一场，与其执繁驭简，“简”和“驭”其实本也可以省去的。

　　汉字简化的目的，是为了大众之便捷，其依据是中国文字落后繁难，西化(拼音化)是最终归宿。在未经充分论证的前提下，不顾专家反对，不听大众反响，一意孤行，以国家行政命令推行汉字简化。今时即便善意看待，抱有了解之同情心，仍不得不发问：将便易的工具交给大众，难道就不考虑民众也有权利认识传承了几千年的繁体汉字和这些繁体字印刷的古籍么？谁断定大众只需要简明的工具，不需要高深的思想、伟大的艺术呢？

　　汉字的仓促简化，自有汉字以来，未曾遇此劫难。一九五六年之后在大陆受教育的人，一律被强制识读简化汉字，据残缺的符号接受“文化教育”，屈服于权力而不知未觉，这已成为我们最大的习俗。权力的光环终会磨损淡化，那些被简化得不合理、不恰当的残缺汉字，使我们看清自己的处境和来历。

　　二零零九年三月初稿

　　二零一零年五月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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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钱玄同文集》第三卷，第88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 夏仁虎《枝巢四述·旧京琐记》周序，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3] 他是赞成适当简化汉字的，赞成的理由与别人不同，分歧在于，周作人的目标在维护汉字和汉字文化的长远利益。都说汉字繁难，周作人以为不然，他说，“凡是学一种语言，总要从三方面下手，一是音，二是义，三是形，缺一不可。本来说汉话的人，从小就听母亲说，学得了音和义，譬如从鸡字的音，就知道鸡的意义，现在只要记得这鸡的字形就成，说起来便是省了三分之二的工夫了。这问题与别的不同，这里边有本国人与外国人立场的不同，利害不一致，未可勉强混一。向来谈汉字的都没有谈到这一问题，但这实在是个问题，有澄清的必要的。”汉字难学的感叹，是外国人首先发出的，感染了近代的国人，也附和了洋人的论调，在数千年的历史中，未有过汉字难学这类的话。在周作人看来，简笔字的好处只在于笔画少，好写，而简笔字的发生，主因还在于文字的频繁使用。医生开药方总用到薑字，嫌十八画多，写作姜，只有八画了，但写万寿无疆的疆字，就不嫌笔画多，原因是并不要反复写这个字。“需要简化的字，使用范围有限”，这是周作人的过人之见，他还说：“简字的用处全在于写的上面，而不在于看的方面。例如薑字，写作姜字省去了十笔，当然爽利，若是拿来看时，无论看十八画的薑或是八画的姜的眼睛感觉大概是一样，并分不出舒服不舒服吧。我很赞成写字大家多用简笔，可以节省光阴，至于印在纸上，这用处恐怕不大”。 “手写得简便，不一定看了也简单，原来‘手头字’印了出来还不是一样，而且还增加了麻烦”。无论是写在纸上，还是印在书上，文字总需别义的，能够区别意义，文字的作用才算尽到。在简化汉字的时候，常常只考虑书写，想省几个笔画，别义的功能被忽视了。王力在一九三八年说过，“无论是谁，如果他抱定至多不过十画（或六、七画）的主张去改造汉字，一定会走一条‘绝径’的”。周作人认为，“我写简字为的自己便利，但我知道简字只是写来简，看来却并没有什么简，稿纸又是要请人去排字的，总须得认得出，所以也简到适可而止”。��

　　[4]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46、761页。

　　[5]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九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750页。

　　[6] 《鲁迅全集》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7]鲁迅《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14页。

　　[8] 《推行手头字缘起》，载《读书生活》第一卷第9期，1935年3月10日。

　　[9] 《鲁迅全集》第六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0页。

　　[10]郭绍虞《我对文字改革问题的某些看法》，载《文字改革》1982年第1期。

　　[11]转引自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2]章太炎《规新世纪》，《民报》第24号。

　　[13]转引自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18页。

　　[14]郭沫若《为中国文字的根本改革铺平道路》，载《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

　　[15] 《语文建设》1986年第1、2期合刊。该期为“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特辑”。《文字改革》杂志从1986年起更名为《语文建设》，主编王均，副主编费锦昌。

　　[16]曹澄方《文字改革工作答问》（修订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

　　[17]徐通锵《汉语结构的基本原理——字本位和语言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页。

　　[18]欧阳中石《方块汉字的简化应考虑到书写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编《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19]胡双宝《汉字的繁化与简化》，刘庆俄编《汉字新论》，同心出版社2006年版，第666页。

　　[20]张书岩、王铁昆、李青梅、安宁《简化汉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6页。

　　[21]张书岩、王铁昆、李青梅、安宁《简化汉字溯源》，语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4－35页。

　　[22]陈梦家《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5页。

　　[23] 《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的讨论记录摘要》，载《中国语文》1953年6月号。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36页。

　　[24]陈梦家《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1－242页。

　　[25] 陈梦家《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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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简化字总表》说明四：“一部分简化字，有特殊情形，需要加以适当的注解。例如“干”是“乾”（gān）的简化字，但是“乾隆”的“乾”（qián）并不简化。”不惜用注解来追求一个字笔划的减省，平添了许多淆乱，比不简还繁复，这样的例子不止这一个。又如以“余”代“餘”，以“复”代“覆”，虽然群众已经习惯了，而在某些情况下却不适宜，需要区别。但实际上又没法区别，这是由于不该简化而硬简化带来的。
　　[27]转引自潘文国《危机下的中文》，辽宁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9页。

　　[28]参见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政策法规室编《语言文字工作百题》，语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82页。

　　[29]陈梦家《论习文史》，《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2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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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翼明：汉字简化是瞎折腾

发布时间：2013-10-31

| 时代周报 | 257期

唐翼明

百余年来，仁人志士害怕亡种绝国，于是效法西洋,奋起革命，同时锐意于种种革新。但是不免性急，又常常短视，结果往往欲速不达，好心办了坏事。尤其在文化方面更容易犯此种错误。因为文化这东西本来就是日积月累造成的，非一蹴可及，要破坏起来倒是容易，破坏之后再建设可就难了。能破未必能立，大破未必大立，破字当头，未必立在其中。李逵举板斧，一路砍去，只见头颅纷纷落地，一旦砍错，要把这些头颅接起来可就没门了。如果砍的是树还好一点，毕竟还有可能再生，但要长回原来的样子也不容易，至少十年、几十年，说不定得百年、几百年，搞得不好也可能永远长不回去。
汉字简化就是一例。当初何尝不是好心，以为笔画简化以后，小孩学起来容易，大人写起来省时，哪里料到几十年后会发明电脑，一键下去，繁简不分，难易无别，花的时间都一样多,几十年来在文字改革上所耗费的无数人力、心力、物力，今天看来大部分都是无用功，不仅费力不讨好，而且留下一大堆后遗症，又得花几十年来收拾、来补救,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简化汉字还只是文字改革的初步，文字改革的终极目的是要抛弃汉字的象形系统，而改学西方的拼音，亦即汉语拼音化（或说拉丁化、罗马化）。这种自掘祖坟的宏图大计今天已经没人敢提了，大家也就忘了，但今天来谈简化汉字的后遗症，却不能不先说说这个终极目标。因为知道有这样一个宏伟目标的存在，才能懂得一些朋友在改革时为什么那么大胆，那么轻视祖宗成法，那么轻视几千年来形成的传统。
但汉语拼音化今天既然没人敢提了，我们就放它一马，不再费精力去打这个已经逃跑的敌人，所以下面只谈汉字简化的后遗症。
汉字简化有什么后遗症呢？
第一，它破坏了汉字的造字逻辑。汉字以象形为本，每一个字写成什么样子都有自己的道理，古人把这些道理分成六类，是为“六书”：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简化字虽然也有一部分总算多少遵守了六书的理路，但大多数只是为了简化笔画而不讲什么道理的。
第二，它损坏汉字固有的美。汉字既以象形为本，那么每个字或全部或部分总是“画成其形”，具有一种图像之美，以后又逐渐演进，形成一种以图像为本质的线条之美，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书法之美。简化字在破坏汉字造字逻辑的同时，也就破坏了这种图像美和书法美，所以书法家大多不愿写简体字，其理在此。
第三，它造成了阅读古籍的障碍。这一点无须多说。台湾的小学生都能阅读故宫博物院里保存的一千多年前的文献,大陆恐怕连大学生都不行。很多朋友一看到繁体字（正体字）就头疼，就失去了读下去的兴趣，遑论古文？
第四，它增加了大陆与海外华人沟通的困难。这一点也无须多说，因为别人用的都是正体字，我们又不能强迫别人接受简体字。
第五，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汉字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简化字是从前没有的，现在既然创造出来，以后要消灭就很困难。而原来的正体字，即我们大陆所称的“繁体字”，显然也不可能被消灭，那么汉字的总数不是更增加了吗？而这种增加是毫无必要的。
第六，它造成汉字使用的混乱。这种情形常常发生在繁简字转换时，例如，“余”字是“餘”的简体，但作“我”讲和当姓用的时候是不可以写作“餘”的，而电脑不识，结果就会弄出“餘不敏”、“餘秋雨”之类的笑话来。
第七，汉字流传了几千年，古书一再翻印，一本书每每有很多不同的版本，所以古籍校勘也就成了一门大学问。现在又用简体字来印古书，我们可以想见在未来的古籍校勘学上，“一九五七年”（汉字简化方案于此年开始施行）必将成为一个重大的分水岭—添乱的分水岭。
汉字简化的后遗症，以上七点还只是荦荦大者，尚未说尽。但仅此七点，也就足以证明恢复正体字之必要了。
如何恢复呢？
简体字已经被上十亿人用了半个多世纪，再要想加以消灭恐怕很难，并非发个命令就可以做到的。为今之计，只有两体并行，把简体字限制在报刊和手写的范围，其余凡国家公文、学校教科书、正式书籍（特别是古籍）都只许使用正体字。再过若干年,报刊也大部分使用正体字,简体字只限少数普及读物和手写。最后,凡印刷物都用正体,简体字只限手写。
有人会说，这样一来，以后几十年中，我们的学生不是繁简字都得学吗？以前想减轻负担，现在反而得增加负担。是的，但这是无可奈何之事。除非我们愿意一直错下去，造成更多的麻烦，更多的后遗症，否则便只有此路可走。
听说成立于1954年的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已于1985年改名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了，那么正好，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革”出来的麻烦，正好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努力“工作”来善后,一个直属于国务院的庞大机构总得有点事情做吧。
什么叫瞎折腾？简化汉字就是典型的瞎折腾。“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自以为是的后生们总是在碰得鼻青脸肿之后才会想起老祖宗的话。
作者系两岸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