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的震荡与语文教育的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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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思想的震荡与语文教育的激变作者：惜墨堂
  

思想的震荡与语文教育的激变*

——语文教育历史流变的语言哲学思考

潘庆玉

   
    纵览语文教育数千年发展演变的历史，有两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尤其引人注目。一是被称为中国文化轴心期的先秦百家争鸣，二是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两个时期的思想解放与争鸣运动以其巨大的思想爆发力在中国历史上形成了震古烁今的激烈震荡，其冲击力穿过历史的茫茫时空，绵延不绝地影响着其后的中国历史。先秦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思想发展的方向和道路，它不仅为后世提供了理想的语文教育内容范本，而且打开了语文教育通向璀璨的人文世界的窗口，决定了后世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取向及审美趣味。五四新文化运动或曰白话文运动，基本上在较短的时期内颠覆了整个古代语文教育的传统，导致了现代语文教育的真正发生。白话文运动不仅为现代语文教育提供了新的学习内容和学习工具，而且奠定了现代语文教育的基本价值追求和思想方法，以迅速普及的启蒙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从封建旧文化向现代新文化的艰难转型。可以说，百家争鸣是产生古代思想与规范文字的时代，后世的古代语文教育基本上没有超出先秦时期所开创的思想视野与文言情结，而白话文运动则是催生现代语文教育的产婆，语文教育的现代化基本上是沿着白话文运动所指定的路线发展的。因此，要把握中国语文教育的整体特征，必须深入研究这两个时期的语文教育思想及其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

    一、先秦百家争鸣与古代语文教育人文传统的形成
    要了解先秦时期的语文教育，首先要了解当时的语言文字状况。先秦之前的汉语称为华夏语。在殷周时期，中国各地都有相对独立的发达的区域文化，包括中原文化、齐鲁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秦文化等，这个格局至今仍然存在。尽管这些不同地域的文化都使用华夏语，但却存在“文字异形，言语异声”的状况。如，秦人用秦篆，吴越则用鸟虫书。这种语言文字上的差异，显示了不同地域文化的特征。以楚文化为例，它以巫风、哲理、浪漫而著称。楚语系统有他自己独立的文化术语、概念和范畴，因而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价值观、伦理观、道德观、学术观、礼仪观、历史观，这与重视商业活动的齐文化相比自然不同。这种情形到了战国末期——尤其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就大有不同了。出于国家治理的实际需要，文字改革箭在弦上，因为相对于口语的统一，文字的统一更容易做到。因此，大秦帝国统一天下，当务之急便是进行全国性的文字改革，提出“书同文”的文教政策，把六国文字都统一到“小篆”上，因为小篆较之于大篆更简便规整。简体字推行之后，还是不适用。李斯乃推行第二步改革——废除篆字！代之以效率极高的隶书。这就是中国文字发展史上著名的第一次改革。这一个空前绝后的由篆及隶的文字改革是中国文字新时代的到来。两千年来，再无第二次改革与之相匹敌。汉兴，尽废秦法，但是隶书却独蒙沿用。两汉四百年语文教育，甚至利用“今文”来通经致用，把持了两汉的官办教育。是为“汉字”的来历。钱穆先生说，在战国以前，可说是中国人“创造文字”的时代，战国以后，则是中国人运用文字的时代，就是对这一段历史的总结。[1]我们探讨语文教育的问题，从语言文字的变革入手，乃在于要揭示文字在古代语文教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一事实，即古代语文教育是以文字学习为核心任务的教育，口语是不占有重要地位的。这是因为，中国文字本来就不是记录语音的工具，而是表现概念的意象性符号。换言之，中国文字只是标意而不是标音。自形声字发明以后，中国文字里面声旁已占着重要的地位，而由此遂使“文字”和“语言”常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使中国人能凭借文字的统一而使全国各地的语言不致分离益远，永远形成一种亲密的相似。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对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大有裨益。
    文字的变革不仅是工具层面的，其背后还有着思想上的深刻变化。古汉语的词汇系统其实就是汉语的文字系统，也就是汉民族的概念与思想系统。王力先生说：“《说文解字》是上古汉语词汇的宝库。”[2]可以说，汉字意义的变迁隐藏着汉语思想的变迁以及隐藏着汉文化的变迁。汉字汉语从殷周时期发展到春秋战国，其概念与思想系统发生了哪些变化，对语文教育产生了哪些深刻的影响？从这一时期整个发展历程来看，汉字（华夏文字）在字形上是由复杂趋于简单，而在意义上则相反，是由简单趋于复杂，由具体趋向抽象。春秋之前中国历史经历了漫长的思想沉寂状态，历史记载的几乎都是关于巫术、政治、战争与生产的事迹与人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思想者的足迹，独立的思想与理性的自觉对于春秋之前的人来说尚是一件陌生的事情。东周末期，天子失官，诸侯挟天子以令诸侯，道术为天下裂，历史经过两千多年的思想沉寂后终于在时代交错的裂缝中爆发了百家争鸣，语言文字在这一时期成为诸子百家进行思想论战与口诛笔伐的有力武器。汉字的内涵在时代精神的浸染与思想力量的强烈冲击下，其意义开始发生深刻变化，原有的巫术色彩、经验特征与具象身份开始蜕变、脱落，理性精神、逻辑意义与符号功能得到了激励和发展。汉字的这种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最为剧烈，秦大统一之后，这种变化仍然存在，但幅度要小得多，因为思想界已经失去了百家争鸣时期的剧烈震荡。比较来看，殷周之际，汉字主要是物质性名词，主要用来表现具体事物的感性特征，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抽象的概念。殷周之后，思想文化等抽象性名词开始出现，并逐渐形成比较系统的术语、概念和范畴。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有的是从过去的形而下名词中演变、衍生、生发而来，有的则是直接产生。这表明，“汉语在这一时期已经从工具的层面走上了思想的层面，语言越来越抽象化，它不再依附于客观物质世界，而已经够成为独立的自足的精神世界，已经有它特有的术语、概念和范畴体系。人在知识和思想上越来越依赖于语言而不是自然。人在语言面前越来越丧失其主体的功能，语言开始从深层次的角度以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力量控制着人。”[3]语言的变化使古老的经典失去了原初的语境，失去了生活的基础和社会现实的依托，从而造成语文教育文化背景的深刻变化。由于汉语是一种高语境语言，历史的沿革使很多经典文献的确切意义变得无可征求。这一变革不仅促进了中国文化经典的形成，而且也赋予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基本使命：学习文言，传承经典。中国的经书在先秦之前就已经存在，经过春秋战国的整理而最终形成，先秦之后的书一般不再称为“经”。可见，中国语文教育，从先秦开始，就背负起对古老经典的解释与传承的任务。这一教育价值观经过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强化及隋唐科举制的进一步制度化，遂成为古代语文教育牢不可破的崇古观念，不仅引发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运动，而且造成了文言教育在古代语文教育中天经地义、不可撼动的核心地位，语文教育的生活价值与认识价值几乎被强大的文化伦理价值压制得没有任何地位，语文教育从根本上变成了一种以“传道”为己任的人文教育。义理、考据与词章三者，义理为灵魂，考据为手段，词章润饰居最后。各种文学体裁，除了“诗”占据了文人心目中的重要位置，其他文学式样基本上等不上大雅之堂，小说戏曲更被认为是文坛末技。但是，这种注重经典的教育，并非一无是处，它以其崇高的文化品位和价值诉求，孕育出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所特有的文化价值和人文传统，形成了中国读书人别样的思想风貌和审美人生。

    二、晚清白话文运动与传统语文教育的衰落
    先秦百家争鸣所产生的思想震荡的余波一直持续到中国现代社会的开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运动作为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二次剧烈震荡，其爆发前的预兆早在中国近代就已经出现了。还是在洋务运动初期，李鸿章就敏锐地感觉到近代社会的变化是“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五四运动的爆发，对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产生最直接影响的就是“白话文运动”与“文学革命”。与秦大一统“书同文”的实用主义政策相呼应，白话文运动也是从语言文字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实用性角度为肇端的，但其后的发展则大大超出了其设计者的初衷，白话文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不仅造成了中国语言文字的第二次巨大变革，更引发了思想与个性的空前解放，孕育了中国语文教育现代化的雏形，形成了以崇尚科学与民主精神为其内在价值追求的文化特征。
    白话文运动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历史事件，它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有着长期的历史酝酿和萌芽过程。五四白话文运动是近代白话文运动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与近代以来的文学界呼唤文学革命的历史潮流是分不开的。从晚明开始，文学界就强烈地呼吁文学革命，整个近代文学都是在探寻文学变革的道路上发展的。王韬提出：“自抒胸臆，俾人人知其命意之所在，而一如我怀之所欲吐”[4]，黄遵宪提倡：“我手写我口”，要求“明白晓畅，务期达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5]；裘廷梁：“崇白话而废文言”，“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6]。事实上，远在胡适之提出文学改良主张之前，不仅有人从理论上提倡文学创作在语言上要明白晓畅，贴近生活，使用白话，而且在文学创作实践上，晚清也有一个非常广泛的白话文运动。据统计，仅白话报刊就有40多种。通俗白话小说更多。仅1900——1919年间，长篇通俗小说就有500多种。陈独秀曾创办过《安徽俗话报》，钱玄同曾主办过《湖州白话报》，胡适除了给《国民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等白话报刊写稿以外，还曾主编《竞业白话报》（即《竞业旬刊》）。可见，晚清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极力地希望变革文化、文学以及思想以应合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晚清思想文学革命最终没有发生，原因固然很多，高玉先生认为有两个因素不能忽视：第一，晚清只是白话文运动，没有语言变革运动。晚清白话本质上是古代白话、民间口语和大众语的混合物，它构不成一种独立的语言体系，没有自己独立的意识形态，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没有自己独立的世界观。而更重要的是，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着重点和目的主要不在新思想而更强调文化普及运动，更强调白话文在宣传某种思想上的工具作用和价值，主要是解决文言文在表述和理解上的障碍问题，其实就是使文言文通俗化的问题。如，陈独秀说：“是要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叫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的，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7]在晚清的现实生活中，文言文就是普通话，是现行语言的主体，是正宗或者正统的语言。第二，晚清思想运动和语言运动之间是脱节的。晚清思想运动和白话文运动是两个互不相干、并行不悖的运动。晚清思想运动本质上是维新运动，是在旧的社会体制和文化体制内部进行的改革，本质上并不从根本上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模式。从语言上说，晚清的思想革命是在古代汉语中运作的，是在古代汉语内部进行的，古代汉语不论是在语言的工具层面上还是在语言的思想层面上，它都构成了思想运动的有效手段。例如，晚清输入西方思想，翻译者总是用文言的思想去理解它，它翻译过来之后实际上被置入了古代汉语语境因而中国化了，即鲁迅所说的“归化”了，更具体地说，被中国化了。晚清白话文倡导者们入裘廷梁、王照、包括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当时在语言体系和话语方式上，从根上是古代汉语的。把古代汉语翻译成古代白话和民间口语，并不能改变古代汉语所蕴含的传统思想的性质。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看，语言不仅是一个由语音、语法、词组、句法、构词法组成的形式系统，更是由大量的抽象的思想性词汇所构成的思想与观念系统。如果仅仅从形式的角度来理解语言文字的革命性，这还只是停留在工具层面，并没有进入语言文字变革的最核心处。语言作为思想革命工具的真正变革是由语言中思想性词汇的内涵的深刻变革所决定的。语言形式上的差别虽然也对语言的思想性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对于语言的思想性和世界观来说并不具有根本性。造成语言在思想思维和世界观上的差别应在于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不同。周作人对这一点有所觉察： “在这时候，曾有一种白话文字出现，如《白话报》，《白话丛书》等，不过和现在的白话文不同，那不是白话文学，而只是因为想要变法，要使一般国民都认些文字，看看报纸，对国家政治都可明了一点，所以认为用白话写文章可得到较大的效力。”[8]在他看来，晚清白话是把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是对文言文的辅助，而不是文学的真正革命。

    三、五四白话文运动与现代语文教育的真正发生
    五四白话文运动不同于晚清的白话文运动，尽管从表面看二者的主张十分相似。五四白话文运动背后有一个新的思想文化运动，语言的形式变化仅仅是其变革的表面，语言背后的思想文化变化才是决定五四白话新语言性质的深刻原因。也就是说，五四不是把传统的用文言表达的封建思想翻译成白话，而是创造性地用白话表达新的思想。表达新思想、传达新价值是五四白话更为重要的本质。新思想虽然是以白话形式出现的，但从本质上不是大众化的，瞿秋白把五四白话批评为脱离群众口语的“新文言”，提出了更为激进的“大众语”主张，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五四白话与文言的矛盾主要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矛盾，是新思想与旧思想的矛盾，是新文学与就文学的矛盾，而不仅仅是实用与不实用、通俗与不通俗的矛盾，尽管强调实用与通俗确实是五四白话文运动发起的最初起因。五四白话文运动的结果是最终形成了现代汉语这一事实。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运动与“统一国语”运动相结合，形成了“文学的国语”与“国语的文学”的观念，白话文随之亦称为“国语”，也即后来的现代汉语。
    把握白话文运动的实质，就是要从语言哲学的角度研究现代汉语的本质特征。通过解剖现代汉语的构成，我们可以看到，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通过翻译而引入的西方语言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对现代汉语的形成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它们事实上构成了现代汉语的思想主体，现代汉语也正是在充分吸收了这些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基础上才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这一点成为划分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的分水岭。尽管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共同享有一个统一的文字系统，但二者却分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实际上就是传统白话的改造运动，现代白话文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白话文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语言系统语法、词汇特别是思想词汇，继承了一定的传统思想而形成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新的语言系统，是一种不同于古代汉语又不同于西方语言的第三种语言系统”。[9]词汇是语言中最活跃最具时代性的要素，而语法规则则相对稳定。白话文运动是词汇内涵的“现代化”运动，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对西方语法规则的体认与实现运动。现代白话文构词法，虽仍然运用的是文言系统中的大多数字甚至是词汇，但其词汇的意义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这一现代性转换过程中注入了新的时代精神与价值观念。如，德先生和赛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核心概念，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它们事实上也构成了新文学的基本话语方式。正是科学、民主、人权这些源于西方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传统语言体系，导致古代汉语向现代汉语的转型，从而导致新文化新文学作为类型的建立。所以，区分白话与文言绝对不能简单地从其外表的字词及语法特征来区分，而应该从语言背后的思想和世界观的角度来区分。史华慈说：“白话文成了一种‘披着欧洲外衣’，负荷了过多的西方新词汇，甚至深受西方语言的句法和韵律影响的语言。它甚至可能是比传统的文言文更远离‘大众’的语言。”[10]因此，“欧化”历史地成为五四白话文的一种核心价值取向和形式特征。李欧梵认为：“在五四文学中形成的国语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 [11]王力认为：汉语的发展在词汇上注于有三种来源：自造的词汇、外来词汇、“古语的沿用”。王力说：“近百年来，从蒸汽机、电灯、无线电、火车、轮船到原子能、同位素等等，数以千计的新词语进入了汉语的词汇。还有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的名词术语，也是数以千计地丰富了汉语的词汇。总之，近百年来，特别是近五十年来，汉语词汇的发展速度，超过了以前三千年的发展速度。”[12]汉语的“欧化”造成了传统文言文与五四白话文之间在思想观念与思维方式上的根本差别。正如毛丹所说：“文言文和白话文，实际上体现着两种不同的逻辑和思维方法。晚清以来，白话文之所以伴随着西学浪潮而逐渐盛行以至于渐成时势，恰是因为现代理性的逻辑系统难以用文言来圆满显现，甚至连西学的一些概念都无法在文言文中找到对应物。因而，用白话代替文言文的‘正宗’地位，不仅是一个语体形式的革命，而且是一个创造新的语义系统的过程，其目的在于适应变迁了的现代社会心态以及与外部世界交流的需要。”[13]汉语的“欧化”对传统白话的改造主要表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新词汇、新概念、新术语、新范畴的引入与创造；二是汉语语法意识的觉醒以及对汉语的逻辑功能的发现和认识。这两点结合在一起，使现代白话文从内容与形式两个方面都超越了传统白话文，成为一个能胜任新文化运动的宣传与推动工作的得力工具。
    在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时代背景下，传统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改造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尽管在晚清末季就已经开始效仿日本建立现代教育的体系，新式的学校教育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科举制下的私塾教育。语文教育也第一次以现代学科的身份——中国文学（中国文字）——出现在学校里。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形式上的，语文教育的内容与方法显然不具备现代语文教育的实质。四书五经仍然是语文教育的重要内容，死记硬背依旧是语文教育的主要方法；语文教育照例坚持三纲五常等传统社会伦理价值。语文教育现代化的真正到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语文教育的现代化，不仅是语言文字作为工具的现代化，而且更是语文教育所传递的思想与观念的现代化。而这些新内涵，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才可能创造出来。五四白话文运动不仅导致了文学革命，而且带来了语文教育的工具革命——文言文独尊的局面很快被打破，白话文很快就进入了中小学语文教材，并且成为新式语文教育的发展潮流。尽管近代的语文教科书已经出现了白话文，但它仍然只是文言文教育的补充与陪衬，并没有成为一种自觉的教育力量，没有形成独立的教育价值。白话文运动背景下形成的现代语文教育则不同，白话文进入中小学教材是以一种胜利者的姿态、文化进步者的形象出现的。文言文独尊的地位已经动摇，白话文作为现代思想最合适的代言人的角色已经确立，能写好白话文，开始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和教育目标。
    由于五四白话文在本质上是“欧化”的汉语，它虽然是汉语方式，但本质上却是西方的，它从词汇与语法两个层面对现代语文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从思想的角度看，欧化词汇划分为物质性名词和思想性名词。前者是工具层面的，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下，大致属于“术学”范围，于思想没什么影响。后者是文化思想层面的，王国维称之为形而上，属于思想范围，这些词虽然不是很多，但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以及语文教育思想的现代化的意义非常巨大。现代语文教育之所以被认为是现代的，就在于现代语文教育所传播的思想文化具有现代特征，体现了西方近现代以来在科学、技术、文化等方面取得的进步和成就，而现代语文教育正是通过汉语词汇思想内涵上的“欧化”形式来完成这一任务的。语文教育对新文化的传播与推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语言哲学来看，通过语文教育接触新文化新思想，其实就是接受一种全新的概念、术语和对待事物的新态度。在语文教育中，一切新的思想与文化都最终沉淀为学生所接触与掌握的语言。因此，语言是比文化层面更深刻更现实的东西。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在具体问题上接受了新语言体系，最根本的是在接受了新的术语、概念、范畴和话语方式的情况下才从总体上接受新文化从而改变思想和思维方式的。接受了新的概念、术语、范畴和话语方式就是接受了新文化本身。为了使近代粗糙杂乱的白话文得到更好的改造，以达到西方拼音文字言文一致、结构谨严、表达清晰的目标，积极效仿西方语言学知识与逻辑形式，尝试建构汉语的语法学以科学指导现代汉语的学习，成为现代语文教育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显然，这与传统语文教育的训诂传统大异其趣。现代语文教育在语言形式上对西方语言的借鉴与学习，伴随了现代语文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直到今天，这个任务都没有很好地完成，甚至出现了深刻的危机。有很多学者指出，语文教育现代化的这个方向也许从一开始就出了问题，因为它忽视了汉语文本身所固有的形式上的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是汉语文的真正生命力之所在，真正文化魅力之所系。语文教育在形式方面的现代化确实是一个值得深刻反思问题，它已经以自身错误的思想观念与顽冥不化的“真理”代言人形象造成了现代语文的生态危机，使得中国现代语文的表现力与审美意识都出现了令人担忧的问题。陈四益先生曾经撰写过一个短文，对一这种现象进行了形象生动又发人深思的讽刺。
   陈先生在《学术的水准》一文中曾仿照当代学术语言的流行风格与口吻写下这样一段文字：“枯枝上的蚂蚁，如果不能从更为宏观的全部自然情景把握自身的行为，不能摆脱经验层面的认识原则，不能顾及各种动态与静态的综合效应，仅仅凭借观念史中原子化个人主义主张行动，从广义后果论观察，它们就会步入误区。在原子化个人主义的支配性语境中，蚂蚁群体的集体无意识将使自身解救活动趋于低效甚至完全失败。 如果枯枝上的蚂蚁能凭借某种集中化手段，以聚集的组织模式为活动框架，达成一种互惠的构成方式和因果关系，而不陷入已被充分形式化的既有分析框架，从而对现有情境作出新的创制与解释，使自身的行动建立在更深层次的原则上，消除个体与群体二元对立的固有语境，那么，借助其肢体语言建立的集体意识，可以实现新的规范层面的积极义务与消极义务的统一，在这样一些群体形为的解构下，集体主义作为普世话语进入观念，进而得到狭义的后果论意义上的集体的获救。”尽管有些夸张，但却切中了现代语文过分“欧化”以至变态的要害。陈先生说，如果按照汉语本身固有的表达风格与美学情趣，上面这段话应该写成“一群蚂蚁停在一根枯枝上，枯枝在湍急的河流里漂行。如果蚂蚁各自逃生，有可能跌入河水而丧生；如果它们抱成一团，树枝或许会在某个河湾搁浅，这群蚂蚁就会因此而得救。”[14]这样的语言才是地道的汉语，简洁、通透而优雅，才是语文教育应该培养的东西。
    可见，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本身并没有一个全球共享的标准，西方语文的表达标准并不代表语文教育现代化的唯一方向。我们要实现语文教育的现代化，是不能脱离开语文教育的民族传统与“修辞立其诚”的审美意识的。

注释：
[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90.
[2]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36.
[3]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38.
[4]王韬. 弢园文录外编自序. 弢园文录外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31.
[5]黄遵宪.日本国·学术志二·文学
[6]裘廷良.论白话为维新之本.郭绍虞编.中国近代文论选[C].北京：1958.178.
[7]陈独秀.开办《安徽俗话报》的缘故. 安徽俗话报[J]. 1904. 3(1).
[8]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55
[9]高玉.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00.
[10][美]本杰明·史华慈.《五四运动的反省》导言.五四：文化的阐释与评价——西方学者论五四[C].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9.
[11][美]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528.
[12]王力.汉语浅谈.王力文集[M].北京：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680.
[13]徐纪霖、陈达凯.中国现代化史[M].上海：山海三联书店，1995.311
[14]新华文摘[J].北京，2002.7
（作者：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教育部山东师大课程中心兼职研究员、教育学博士）



*本文是作者主持的霍英东教育基金会第九届全国高等院校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语文教育哲学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项目标号为9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