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人的江南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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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诗人的江南想象 ■吴晓东
   
    林庚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足迹遍布杭沪宁的江南之旅，时时萦绕在他心头的是一种“在异乡”的思绪。这种“在异乡”既是一种人生境遇，一种心理体验，同时也是诗歌文本中一种具体的观照角度：“异乡的情调像静夜/吹拂过窗前夜来的风/异乡的女子我遇见了/在清晨的长篱笆旁/黄昏的小船在水面流去/赶过两岸路上的人了/前面是樱桃再前面是柳树/再前面又是路上的人/在树下彳亍的走着/异乡的情调像静夜/落散在窗前夜来的雨点/南方的芭蕉我遇见了/在清晨的长篱笆那边/黄昏的小船在水面流去/赶过两旁路上的人了/前面是樱桃再前面是柳树/再前面又是路上的人/在树下彳亍的走着/异乡的情调像静夜/吹落在窗前夜来的风雨”（《异乡》）。
   
    诗的奇特处在于变化中的重复与重复中的变化，传达了一种“行行复行行”的效果，在整体上给人一种既回环往复又变幻常新之感。从视点上说，这是由作为异乡客的诗人的视角决定的。诗人仿佛是坐在一只小船上顺水漂流，一路上遇见了长篱笆旁的异乡女子和芭蕉，赶过了两岸的路人，又赶过了岸边的樱桃和柳树，如此景象一再重复，从清晨直至黄昏。这首诗在形式上的复沓与诗人旅行中视角的移动是吻合的，因此这种复沓并不让人感到腻烦，重复中使人获得的是新奇的体验。但最终决定着这种变幻感和新奇感的却并不是移动着的视角，而是视角背后观照者陌生的异乡之旅本身，以及诗人身处异乡的漂泊经历在读者心头唤起的一种普遍的羁旅体验。这种体验正来自诗人作为异乡人的旅行视角。而这种“在异乡”的体验也决定了林庚对江南的感受有一种局外人的特征：“来在沪上的雨夜里/听街上汽车逝过/檐间的雨漏乃如高山流水/打着柄杭州的雨伞出去吧//雨水湿了一片柏油路/巷中楼上有人拉南胡/是一曲似不关心的幽怨/孟姜女寻夫到长城”（《沪之雨夜》）。南胡声中那“似不关心”的幽怨昭示的正是诗人与江南的距离感与陌生感。
   
    1954年，台湾诗人郑愁予写下了《错误》：
   
    我打江南走过
   
    那等在季节里的容颜如莲花的开落
   
    东风不来，三月的柳絮不飞
   
    你的心如小小的寂寞的城
   
    恰若青石的街道向晚
   
    跫音不响，三月的春帷不揭
   
    你的心是小小的窗扉紧掩
   
    我达达的马蹄声是美丽的错误
   
    我不是归人，是个过客……
   
    一个江南女子倦守空闺，苦候远游的意中人。游子打这小城走过，可能恰巧邂逅了这个女子，抑或两个人还发生了爱恋的故事。但一切不过是“美丽的错误”，最终“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在“达达”的马蹄声中，一个哀婉而又有几分感伤的美丽故事就这样结束了。然而诗人营造的江南想象却刚刚开始，这是一个诗化的江南，一个有着等在季节里如莲花开落的美丽容颜的浪漫的江南，一个具有古典美的江南，一个多少携有几分神秘色彩的江南。
   
    在另一个台湾诗人余光中那里，江南则是一个多重时空与多重文化的存在：
   
    春天，遂想起
   
    江南，唐诗里的江南，九岁时
   
    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蜓于其中
   
    （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
   
    江南
   
    小杜的江南
   
    苏小小的江南
   
    遂想起多莲的湖，多菱的湖
   
    多螃蟹的湖，多湖的江南
   
    吴王和越王的小战场
   
    （那场战争是够美的）
   
    逃了西施
   
    失踪了范蠡
   
    失踪在酒旗招展的
   
    （从松山飞三个小时就到的）
   
    乾隆皇帝的江南
   
    这首题为《春天，遂想起》的诗，在第一节就并置了多重江南时空：书本中的（“唐诗”）、童年的（“九岁时采桑叶于其中，捉蜻蜒于其中”）、现实的（“可以从基隆港回去的”）、历史的（“小杜”，即诗人杜牧）和浪漫的（“苏小小”）。第二节则从西施、范蠡联想到乾隆，轻描淡写中完成了巨大的历史时空跨度。江南因此是一个具有巨大的文化和历史涵容的存在，既有吴越争霸的古战场，也有诗酒风流的古典遗韵，既是埋葬着诗人母亲的伤心地，也是生活着诗人众多表妹们的故乡。这首诗写于1962年，在当时冷战对峙的历史条件下，大陆的江南是诗人“想回也回不去的”，因此，江南就只能存活在诗人的想象中。这一想象中的江南却比现实中的江南更加广阔和深远，它活在唐诗里，活在诗人儿时的记忆里。因此，诗人运用了多重时空穿插重叠、现实与历史浑然一体的写作技法，类似于电影中一个个蒙太奇镜头，把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场景组接在一起，诗歌中呈现的江南场景也就具有一种意念化的随机性。这正是诗歌中的江南想象所具有的真正的艺术逻辑。
   
    这几首诗在我本人的南方想象中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在我远赴江南之前，古今中国诗人就早已为我建构了江南的文化图景。尤其是辛弃疾的“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把江南想象、游子情怀和落寞心绪融为一体，达到了江南想象的极致。我在大三结束的暑假正是吟诵着“落日楼头，断鸿声里”孤身在苏杭周游，可以说见识到了真正的江南。但奇怪的是，此后再提起“江南”二字，脑海里浮现的仍是我从前想象中的图景，与现实中的江南似无关联。这种出自文学与想象中的文化图景，其实很顽固地盘踞在一个人的记忆和心理结构中。这就是文化想象的力量。
   
    印证这种文化想象的力量的还有1991年自尽的诗人戈麦：“像是从前某个夜晚遗落的微雨/我来到南方的小站/檐下那只翠绿的雌鸟/我来到你妊娠着李花的故乡//我在北方的书籍中想象过你的音容/四处是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漫长的中古，南方的衰微/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南方》）。
   
    南方正存在于戈麦关于中古的想象中，“亭台的摆设和越女的清唱”都不是现实之物。即使“一只杜鹃委婉地走在清晨”也未必是南方的真实景象——我后来经常有机会见识南方，顺便关注有没有杜鹃委婉走在清晨的景象，但从未得见，始觉这是戈麦想象中的江南杜鹃的一种艺术姿态。戈麦显然是一位更喜欢生活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的诗人，他在一篇自述中曾这样状写自己：“戈麦寓于北京，但喜欢南方的都市生活。他觉得在那些曲折回旋的小巷深处，在那些雨水从街面上流到室内，从屋顶上漏至铺上的诡秘的生活中，一定发生了许多绝而又绝的故事。”现实中的南方人，也许不会觉得自己的生活是“诡秘”的。这种诡秘的南方，正是想象中的南方。而戈麦的南方想象正存在于文本之中，存在于古典诗词中，存在于郑愁予的《错误》等20世纪前辈诗人的创作中，与真实的南方可能无关，更是关于南方的想象。
   
    江南，只存在于诗人的想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