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变：物化的年代与诗歌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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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变：物化的年代与诗歌的拐点
2011年，诗歌活得怎么样?有人说是回到常态，少了些噱头和事件，也有人说是越发的冷清，平静的湖面下尽是瓶颈。但泛而言之，诗歌的好时光依然没有回来的消息，没有标志性事件与作品的岁月里，诗歌度过了新世纪以来喧嚣落寞的又一年。 　　平静之下，诗歌内在的断裂和外部的萧瑟对比愈发明显，令诗歌作者与读者愈发迷惑。作品数量和质量两极分化，写诗的比看诗的多，传统与现实、复古与创新的结构性争议和冲突引而不发，依然制约着诗歌的健康发展。
　　无论作家诗人或草根作者都须自问：这种不咸不淡的日子还能不能过下去，诗歌还能不能找回最好的时光?
　　这一疑问的答案会是什么?业内与媒体已经探讨了多少年。只是，诗歌不振，原因仅仅只在诗歌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在物化的年代，生存才是大件事，为名利为生存为房子为车子而忙碌，最后，灵魂无处容身，诗歌又何以为家?
　　显然，时代的问题远非诗歌可以解决。换个角度来说，诗歌之于中国，也从来不只诗歌那么简单，那么，诗歌复兴，是为找回诗歌、找回传统文化，还国人以一片心灵的净土，也是在为这个民族找回文化的来路——由是，诗歌之于中国，当然不只是一个过去的文化符号那么简单。
　　关于诗歌的观察，不可以简单地以海啸体或者梨花体等所谓正负面事件为得失判断标准。当然，这样标志性的结果，更容易被大众媒体关注与传播。但更负责的思考，需要由激荡的事件表面，进入诗歌本身，方可获得真相。
　　在这个矛盾的时代，诗歌正在走的，或即将走的古人无从想象，既不是个人化私语的小圈子创作，也不是传统的道路，它是把截然不同的个体化写作与公共写作模式结合在一起的另一条道路。
　　诗歌是中国人心灵的故乡，乡愁总在那里，只待故乡给自己一个理由回去。诗歌要找回自己的命运，需要在断裂中找到新变的路径——这个路径，让我们的作者可以慢下来、静下来，以此对抗物欲社会的浮躁与喧哗、重新找到对接现实之门。
　　这是物化的时代，也是诗歌的拐点。这是失望之冬，也是希望之春。
　　 诗歌：繁华还是落寞

　　网络之于诗歌，福还是祸?技术引发的文化变迁，自古皆然，就像工业革命进一步促进了欧洲文化的繁荣，重要的是，任何技术逻辑的飞跃对文化来说都无从回避。互联网革命亦如是。2011年，中国有网民4.85亿，网站191万个，网络是生活工具，是娱乐手段，也是生活方式。
　　在4.85亿网民和数千万计的博客、微博空间，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构成，他们中有诗歌领袖，也有草根民众，他们在现实世界中的创作的复杂性成就了网络世界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让我们得以目睹新旧体同台、恶搞事件不断、作品越多越泥沙俱下的当代中国网络诗歌浮世绘。网上的诗坛风貌就是网下的现实图景，繁华与落寞同在，板砖与无聊同生。
　　是否“处身逆境”或“春光正好”，各自表述，但“纠结”肯定是中国诗坛的普遍心态。中国有全球最多的诗歌民间作者，也有全球最多的诗歌刊物，无疑，中国的网上诗歌作品也是最多的。然而与其他诗歌国家比，中国的诗歌数量并不直接带来繁荣。从社会的传声筒、时代的鼓手到个人的声音和私人的独白，伴随着诗歌身份转变的，是无论新诗或者古体诗在中国社会的边缘化。
尽管网络上许多人是以诗歌或“分行文字”作为常用的文体或写作方式的，但类似窗前明月光，我叫郭德纲这样的戏仿，却无时不提醒着诗歌的隐痛。如果一个社会对诗歌的态度只剩恶搞，无论多少人写都难称“诗歌的盛世”。
　　沉重的命题挥之不去：为什么当代诗歌最多却没有精品?为什么诗人最多却无人被记住?这才是网络诗歌繁华背后的真命题。可是网络带坏了诗歌吗?80年代在“打倒舒婷”、“PASS 北岛”的喧闹声中，我们还有北岛、舒婷、顾城可以拿得出手，可之后呢?“先锋诗”、“第三代”，乃至“第四代”、“第五代”，还有今年回潮的古体诗，又多少诗歌能够朗朗上口的，网民们甚至想恶搞都只能回头去找梨花体。
　　在不容回避的网络诗歌大发展之后，有谁计算过诗歌的账面上盈亏如何?不可否认，商业化的时代，网络化和影视媒体对诗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冲击，但如果自己站稳了，谁又冲得动你?
　 网络：救赎者还是搅局者
　　当世纪初网络为诗歌创作带来一线灿烂的曙光的时候，它仿佛一个脚踏云彩从天而降英雄?然而当10多年过去，当网络化写作的副产品——娱乐狂呼开始在网络上尽情绽放，它似乎又成了诗歌落寞的罪魁。为什么?对于诗歌来说，它究竟是救赎者，还是来搅局的。
　　从一开始登场，网络诗歌就带着不可避免的硬伤。从思想到审美,从抒情到艺术表现力，不是不像诗就是太像诗，有的粗陋不堪，有的则只剩华美。但就是这些不合格产品，却以其不尽的生命力彻底冲破了所有的传播禁忌。称它为一场“革命”，毫不为过。其语言形式上的无限开放化，也给日益僵化的诗歌创作创造了崭新的可能。
　　网络曾经带给中国诗歌以新的希望，但这样的希望，近年来正被无处不在的失败感冲淡。
　　首先是不可避免的娱乐化与狂欢。那首《一个人来到田纳西》为网友发现后，迅速在网络上被放大、解构与再传播，成为新诗娱乐化的代表并形成新诗“娱乐体”标准模式，随后出现的“羔羊体”几乎完全复制了前者的“走红”模式。这种诗歌娱乐化模式的出现及其一再复制，是在中国社会在网络时代泛娱乐化的具体情境中生出的一种对应模式。在全民解构浪潮中，一些毫无特点的诗句被解构与再诠释，使之具有本不具有的意义。
　　接着是网络上不尽的争吵、各种“行为艺术”与“作秀”活动，当诗歌完成了从被恶搞到主动自我消遣的角色转换，诗歌不但在读诗的人们心中变了样，更糟糕的是，它甚至在潜移默化中写诗的人心目中将娱乐化正当化了，诗歌似乎天生就成了被娱乐的。
　　至此，昔日也曾对网络诗歌寄予厚望或至少冷眼旁观的精英们被逼为“愤怒的精英”， 当代诗歌中早就存在的 “结构性的矛盾”——雅语与口语、外来传统与本土经验、形而上学与日常生活、“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这些昔日隐藏在湖面下的对立，瞬间被网络无限放大——你有你的精英叙事，我有我的“下半身”、“垃圾派”、“低诗歌”，大家各玩各的，这就是网络制造出新的断裂。
时过境迁，我们不得不问，谁是粗鄙化写作的造势者?网络诗歌是自由的，但自由是否没有边界?网络是不是粗鄙与暴力语言的通行证?
　　经济学中有个著名的纳什均衡：所有参与者利益得到权衡之后，总能找到综合结果最优方案。如果运用到网络诗歌中，这些年的情况是，网络似乎带给所有人新的收益，然而到最后，所有人又都因此受损，因为诗歌输了，参与者也就都不会赢，这是为什么?
　　网络诗歌的背后是这个物化的年代。
　　诗人里尔克在《安魂曲》中写道：“在生活和伟大的作品之间/总存在某种古老的敌意。”于诗歌而言，保持古老的敌意，就是要对大流和随大流而动的自己都保持警惕，才能在芜杂、混乱、无序的文化环境中保持沉潜安静的写作。很明显，于今天的时代而言，这成为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该把一切推给网络吗?可是找一个替罪羊并不能解决诗歌的问题，而且网络诗歌的现实就在眼前，你愿意或者不愿意，它只增不减。
　　网络只是促发剂，真正重要的是，在诗歌、网络、时代的博弈中，如何维系三者的平衡。
　　今日，一个靠互联网聚合的“云社会”早已成为坚固的现实，在全新的知识体系和创作环境下的当代诗歌是否能在面对开放与喧嚣并存的网络环境时，建立起更为沉着、深入的思考和解决方案，问题的答案不仅仅取决于如何对待网络，更应该取决于孕育诗歌和诗歌创作的当代诗歌美学体系与心态。也就是说，救赎还是搅局，取决于如何面对它。
　　问题在于，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当代诗坛时，看到的却是一幅断裂的图景。
　　 当代诗坛的断裂与拧巴
　　若然用一个词语来概括复杂难言的当代诗坛，断裂，正是这样一个别具深意的词语——拧巴，是另一个。
　　中国近代新旧诗之争是部令人无比遗憾的断裂史，也是令人无比纠结的拧巴史，而这似乎有是中国传统文化所面对的宿命般的苦难——从什么时候起，我们什么都可以遗弃，什么都可以抹平，永远只争朝夕，永远不回头——古体诗没有了，当然也可以将几千年的吟诵只作一场大梦，梦醒时分，重头再来。这般如火如荼的演进中，我们仿佛听见传统文化的一声断裂——什么断了，怎么断的?谁在乎。
　　进入当代，新诗自身的断裂同样如火如荼。看看近年来的新诗创作便知：商业利益拆掉了诗歌的庄严圣殿，伪劣诗篇曝光了诗歌创作的自身苍白，晦涩书写毒害了诗歌的前途命脉……诗歌坠落如此“蔚为壮观”，诗意、诗性不再被人感受，再无法为人们的生命带来感动，诗歌失去了思想，也失去了灵魂的光芒，到最后连基本的韵律也失去，诗歌也就不再是诗。断裂至此形成，无可挽回。
　　新诗如是，古体诗又如何呢?社会上商业搭台的诗词大赛名目繁多，商业市井气弥漫，网络上老干部体和堆砌体繁多，陈词滥调蔓延。新诗流失读者，旧体诗词崛起接着走新诗的路，愈发拧巴。
　　断裂至此，当然是中华文化的遗憾，有同舟共济吗?没有，还是拧巴。问题：如果拿改革开放以来旧体诗词与新诗相比较，其结果又如何?旧体诗词研究者对新诗的看法是——否定。而对于新诗研究者来说，古体诗已经无法对接这个时代了。百年来诗坛，新旧之争就争了一百年，二元对立、矫枉过正，中国诗坛似乎还在唱着斗争思维的老调，却迈不进全球化时代合作共生的年月。一个开放、公开的探讨的平台，离中国诗歌尚远。
精英写作与草根写作更是拧巴。精英指点江山，草根者百般恶搞，各自快活，各自郁闷，形成了当下诗歌江湖与庙堂的对拧局面。
　　在价值层面上，进入新世纪，在某些“成功示范”的激励下，诗坛俗趣大流行，人文精神、现实关怀仿如明日黄花。在技巧层面上，没有韵律，没有结构，没有意境，没有内容，虽然表面实现了"自由"，但却丧失了诗歌必须具备的艺术美感和审美价值;在精神层面上，一些诗人以“个性化”标榜，自外于社会和时代，以自我为中心，将诗歌变成一座孤岛。新诗贵在自由，因自由而美好，没有自由和创新就没有新诗。但没有边界的自由是可怕的。
　　与此同时，儿童诗、民间诗(包括歌词和老百姓口头创作的民谣)、科学诗、遭到漠视，使得中国现当代新诗创作走进了狭窄的小胡同，读者流失，艺术下滑，社会价值功能得不到有效的发挥。断裂，同样出现在诗歌与歌词。对于诗人来说，歌词是“下里巴人”，是“通俗的”、“肤浅的”东西，但说这话的人忘了，唐诗曾经怎样传唱在盛唐的大地。
　　中国诗歌不缺断裂与拧巴，缺少接续与合作;不缺重头来过，缺少整合再造。我们不是没有历史，而是时刻把历史遗忘，我们不是没有建立中国现代诗系统的机会，但往往纠结于新旧诗之争中，忘记了中国诗歌的建立，融注了成人诗的精毕，也融注了儿童诗的精华，同样融注了旧体诗、散文诗、歌词等艺术的精华。
　　断裂与拧巴之后，当代诗歌需要更多的历史反思。如何弥合断裂，如何结束拧巴，建立当代诗歌整体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
　　历史从来不会简单重复，但历史总惊人地相似。断裂会是中国诗歌的命运吗?中国诗歌必须走出自己的历史周期率。今日中国诗歌乱象是混合性的，不仅因为时代的变局，网络的盛行，也有当代诗歌自身的危机。
　 如何告别拧巴？
　　这是对中国诗歌的追问，而答案，首先取决于我们有没有拨开迷雾的勇气。
　　当代诗歌质疑之再质疑
　　梁小斌的诗歌《母语》中说，“我用我们民族的母语写诗/母语中出现土地、森林/和最简单的火/有些字令我感动/但我读不出声”。如他所写，汉语与当代诗歌有最深切的关系。也因为此，从“五四”至今，有关诗歌的种种检讨的所有共鸣，几乎都同样伴随着当代汉语否定再否定的刺痛。
　　百年更变，岁月悠悠，今日看来，汉语嬗变中有多少历史的玩笑，已渐有定论。
　　那诗歌呢?有论者以为，近代诗歌每十年便有一次大争论，那么，当年先贤们的理想与今日的处境有哪些区别?全球化诗歌的现实处境发生了哪些变化?在或者自我否定或者放弃思考的纠结之间，是否有一条与世界和解的道路?假如我们无法明晰当代诗歌否定或再否定中的重重可疑之处，又何以走出历史的循环。
　　笔者最大的疑问在于，在当今诗歌深刻的断裂与拧巴中，诗歌界是否在自我营造一种旷世孤绝的“寂漠”和“荒凉”。
　　在关于诗歌处境的主张中，有关“当下的中国诗歌，是否生长在‘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的疑问，似乎已经盖棺定论——这就是“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
如果经历过80年代以来诗歌盛极而衰的历史，似乎不难肯定上述结论，然而果真如此吗?那么在一个没有诗歌的年代，何以会出现汶川诗潮?文学评论家谢有顺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就此评论，“由此而断言诗歌复活了,肯定是草率的。这一次诗歌的勃兴,不过是国人深受重创的心灵需要有一个情感的出口,从而短期借用了诗歌这一形式,当灾难的创伤过去,诗歌又会恢复常态的。”
　　随后的事实的确证明了以上判断，问题在于，在一个民族心灵集体受创的当口，为什么是诗歌，而不是其它任何一种艺术形式被借用，在那样的特殊诗歌安慰一个民族的心灵，是否可以说，诗歌依然住在国人的心里，那么，所谓诗歌已死的判断，又何以立论?更不用说，当下网络诗歌之勃兴，更是无需多言的事实。
　　然而，有诗的时代也不代表诗歌的好时代。诗人海啸的观点是：“当大量的诗歌成了这个时代的‘牛皮癣’，‘全民诗歌’是对诗歌的消解与削弱。”此语由海啸说出，别具意义——一方面是媒体对“全民诗歌”的力挺甚至炒作，网民对“全民诗歌”的是体力行，另一方面是精英写作对此的集体批判与否定，这似乎再次印证了上文所说的诗歌界的断裂。
　　可这又是事实吗?如果“全民诗歌”是对诗歌的消解与削弱。那么什么是对诗歌的巩固与强化呢?依此逻辑推断，当然是精英写作。也就是说，诗歌还是要诗人来写。至于全民写作，因其良莠不齐难免成为当代诗歌难看的“牛皮癣”。这样的观点其实并不新鲜，国民写作的自检在漫长而复杂的中国文化岁月流变中，时而被唤起，以至于各个艺术每类都能够以“这素质”、“牛皮癣”等词语为其盖棺定论。简言之，对国民写作的否定性叙述早已不断地被岁月稳定化。当这种来自历史的判断方法，被运用到近年来对“全民写诗”的解释之后，当然拥有不容置喙的力量，但这种否定性判断究竟是据实而论，还是在长久的重复中得以稳定，成了强化精英写作权威的方便借口?
　　实际上，对“全民诗歌”否定的最大问题还不再此，而是其逻辑的不一致性所造成的单项判断。“全民写作”弥漫着粗制滥造，精英写作则保证了一贯水准;“全民诗歌” 与诗歌本身并无关联，精英写作却永不失灵;“全民写作” 是对诗歌的消解，而精英写作捍卫了诗歌的本质。在这些假设下，不必建立实证分析，不必进行数据分析，假设已决定了结论——“全民诗歌”只是当代诗歌一个美丽的误会。
　　问题在于，以上的关于“全民诗歌”的推断在现实中是不成立的，全民与精英的分界更不可能如此泾渭分明，唐朝一段“全民诗歌”的历史即为一例。经过东汉造纸术的技术发展和科举制度的刺激，唐代的诗歌总量是之前一千年诗歌总量的十倍。在那个诗人辈出的时代，全民读诗与全民写诗形成良性循环，所以才会产生李白、杜甫、孟浩然这样的草根诗人，可以说唐代诗歌就是平民诗，只不过在随后千年的历史流变中，平民诗得到了“转正”，被精英写作高兴地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中来，那么，这样的平民诗作又使如何削弱唐朝诗歌的呢?
　　被精英否定的，笔者却认为正是中国诗歌发育壮大、创造性的始基。草根诗作可能是粗陋的，但粗陋卑之中并非没有创造力;全民诗潮也许是集体无意识的一种，但潮水拍岸未必不能流下痕迹;民间写作可能精品欠奉，但希望未必不藏在其中。
　　中国诗歌如何走出迷局?我们目前还不得而知，但当下争论的种种却给未来留下了蛛丝马迹。所有的当下终将成为历史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所有今天对于历史与现实的反思与再反思终将成为历史的动力，争论因此必定有其价值，当然，前提是：我们的争论必须尊重常识，心向未来。
拐点：从失望之冬到希望之春
　　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结束了它的第一章。纠结于昨日和今日，传统与现代，理想与现实，挫折与希望，中国诗歌依然在落寞中憧憬明天。
　　所有关于中国诗歌昨日、今日和明日的语辞，都留下无休无止的争论，精英争论，媒体争论，草根也争论。然后呢?有争论，没结论。有想法，没办法。
　　尽管中国诗歌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我们的写作与争论本身就是昨日中国和今日中国诗歌的一部分，但是正因为身处历史之中，我们就更加看不清历史，谁又能用一阙美妙的诗篇，去描绘这个中国诗歌的漫长冬日?
　　但是，对于任何关于中国诗歌命运，诗歌未来的人，却必须追问这些问题：昨天的中国诗歌发生了什么，今日的中国诗歌正在发生什么，对于未来，这又意味着什么?
　　拐点已经出现——这就是笔者基于以上论述作出的判断。
　　尽管表面看来，诗歌并没有什么变化，冬天也没有过去。新世纪10年，除了语言游戏、身体器官游戏、暴力技术语言游戏、物品中心论游戏的闯入，除了全民写作的泡沫，除了梨花体、羔羊体，中国诗歌带给我们什么，拐点在哪里呀?
　　看不见!
　　 但历史总在细节里。
　　一个征兆是古体诗的复兴。2011年，北京举行了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大会。有论者指出，这是继1987年中华诗词学会成立以后中国现当代旧体诗词发展史上的又一件大事，象征着中国政府已经把旧体诗词研究纳入了弘扬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的整体文化战略之中。与之对应的是，众多古体诗作品和作者在过去几年中频频进入大众视野。
　　最令人兴奋的，是社会气候的变迁。社会之于诗歌创作的价值，回到历史现场或许更易理解。初唐诗歌初兴之时，带来唐诗风靡契机的并非文化本身而是社会多元，当长安成为当时世界的中心，佛教等外来文化才能够与汉文化自然交融，诗歌创作的活力，由此迸发。经常，我们会失去对这一关键点的注意。在诗歌兴盛的背后，事实上，是社会在背后给力。
　　无可否认，尽管还在路上，中国社会的开放已然成为事实，网络传播作为变化的来源，既改变了以往时代封闭的写作制度和渠道，打开了种种美学樊篱，也为汉语诗歌的发展拓展了空间，尤其是话语权力的再造。它将原由精英写作牢牢把持的写作权力，转移至由无数的怀揣着对于汉语的热爱的写作者那里，新的创作活力，由此生成。
　　必须承认，2000年开始兴起的诗歌全民写作热潮以及随之达到顶点的口语化写作，在见证着当下诗歌写作总体上的活跃乃至繁荣态势的同时，也在悄悄拓展这诗歌创作的多样性。对于过去的2011年，张清华评论道，“标志性的事件和噱头不见了，作为“行为艺术”的诗歌不见了，张牙舞爪的或裸露癖式的诗歌不见了，亢奋的、狂躁和尖锐的情绪与语言也不见了。”诗歌是门安静的艺术，当民间写作渐渐摆脱浮躁，回归冷清，它的价值也开始慢慢浮现。
全民写作即是当代诗歌的一种方向，而对应具体的体系变革，它当然是一种权力关系调整，但体系更张皆有成本，更何况这是一次没有组织，没有章程，没有领袖的自然改变。
　　至此，我们回望当下的中国诗坛，这样一个“反命名”和“反概括”的个体化诗歌时代，所面临的挑战，异常复杂。在断裂局面持续作用的压力下，系统整合成为中国诗歌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但乐观来看，个人写作获得独立，这当然代表着一个新的开始。但全民写作热情并非一经释放，所有问题就烟消云散。对比唐朝和今日中国，对于中国诗歌，实则有着不同的况味。从初唐到诗歌兴盛历经百年，从改革开放算起，中国诗歌振兴不过30余年，在同样社会日益开放的背景下，只是彼此的价值观选择迥异，彼时李白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固然是个人性情表白，同样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注脚，今天的中国，精神超越性在哪里呢?以史为鉴，自是正道。那么，在这种对比里，我们缺少什么?任何勃兴皆有来由，无论现在或历史，没有例外。只是昔日一个民族的精神与文化向心力，怎样找回，才是我们需要重视之处。
　　中国诗歌未来会怎样，还有待观察。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已走到一个时代的拐点，一个旧的结束和新的开始的临界点。那么接下来，形成变革，如何凝聚现有力量，再造诗歌道路，并且形成诗歌整体共识，就是根本所在。
　　 拐点为什么没有成为现实
　　我们是否在坐失良机?
　　作这种总结性的叙事当然是危险的，因为当代中国诗歌根本没有“我们”，只有我，当代诗歌一方面前所未有的丰富，却又前所未有的孤单，每个人都在原子化，没有整体。当这些个体化的推动力最终汇成了对历史整体性的推动力，情况却不乐观。
　　新时期诗歌创作脱离生活、晦涩怪诞的现象使诗歌创作者意识到过度西化的风险，开始考虑诗歌与广大读者之间的障碍问题和创作模式的转变，但一旦转入关注生活、关注时代、关注民生，在盛世中华的气氛中，以及历史创作的惯性作用下，又很容易就落入朗诵体或老干部体的窠臼。
　　在诗歌几千年的历史里，传统养分一直是我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我们本来可以赋予传统以新生命，通过传统的扬弃、重组和再造，淘汰陈词滥调，汲取历史精华，促使传统技艺升级换代，但中华诗词“创新不足”，或是“完全与外界隔绝形成的自我完善的古典美学形态”的偏见中，对传统的改造不是用力过猛荒腔走板，就是固步自封生搬硬套，新古体诗创作佳作有限，而传统的沦陷甚至进一步恶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我们是在浪费传统这笔宝贵的资源。
　　传统靠不住，创新又如何?借着诗歌创新的声势，从 “朦胧诗”、“第三代”、“民间写作”、“知识分子写作”、“乡村写作”、“70后”、“草根诗歌”、“中间代”、“80后”、“打工诗歌”，到“底层写作”、“网络诗歌”、“博客写作”、“新红颜写作”等许多诗歌概念粉墨登场，各领风骚，凭借各自的概念操作跑马圈地，当诗歌概念代替了艺术心灵，当喧闹狂欢代替了精神思考，当利益的诉求代替了冷静创作，诗歌复兴就沦为一句套话。
从这个关系看问题，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网络诗歌的短期现象是产出的良莠不齐和作秀的盛行，原因不在于网络，而在诗歌精神和思考体系的缺失。网络创作可以在一夜之间打碎旧的渠道和条框，却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建立新的精神体系，因为这些转变都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完成的。写作虽然私人化了，创作的资源却来自当下诗坛，靠什么吸引眼球?靠什么保持关注?理念出现真空，未来看上去充满了不确定性，理性的选择必然是追求短期效应，低俗路线，而不是经营传统，创造未来。网络诗歌的生产能力更加遭到主流质疑，就效果而言，甚至对诗歌本身构成了解构与伤害，精英写作愈发稳如泰山，精英、草根愈发自说自话。
　　转型中国的诗歌由此陷入一个令人尴尬、但看上去又相当稳定的均衡。
　　诗人作为现有诗歌创作的定义者和现有规则的维护者，引领着创作，但面对这个日日新的利化时代，面对诗体创新和内容创新的责任，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既能保持诗歌生命力又能吸引时代眼球的方式，改变似乎是必须的，但如何改变呢?他们被夹在理想、现实与利益的时代峡谷之间进退为艰。诗评家们则活在另一个自己的世界里，在理论缺席、思维方法缺席、哲学思考缺席的语境下，诗歌评论与诗歌创作划江而治，理论成为空转。
　　另一方面，民众对诗歌的失望也日渐增加。过去的一代往事只能怀念，既然台面上的看不上，自己动手就成了靠谱的选择;新一代不知有诗，即使有iPod也不下载诗。经验告诉读者，诗人们从来也不在乎他们怎么想，于是写诗的，读诗的，评诗的，也就成了熟悉的陌生人，只有以邻为壑没有同舟共济，以至于习惯性地将诗歌的命运交给未来。诗歌的新时代已经到了，多年期盼的多元化实现了，支持诗歌发展的价值体系以及作为基础的社会观念仍然停留在原地。
　　细观全球化时代的诗歌发展轨迹，我们可以得出的基本认知当是：诗歌繁荣是一个多方合力的过程与结果。这一过程表现在现实中，应该是精英与草根，主流与民间，传统与现代，古体诗与新诗，纸质诗歌与网络诗歌并行发展，互相给力，互相滋养，共繁共荣的转换时期，这个局面的形成，空前复杂。所以，它其实需要足够充足的历史与文化的智慧与雅量，来完成诗歌整体性再造。可惜，现实太纷繁，乱花迷人眼。
　　从拐点到现实，何其难。
　　 诗歌总有属于她的未来
　　到底如何评价我们时代的诗歌?取决于你从哪个角度进入。更多的讨论似乎只是令人更感迷茫，中国诗歌的命运和2012年的世界经济一样前途未卜。但从更深意义上说，这是一场过渡时期的心理危机。以往主导中国诗歌的游戏规则不通用了，新规则却尚未建立。所有人都在说“这不对”——问题是，也没人说得清对的是什么。中国诗歌的辉煌不远，未来似乎就在眼前，却始终是井中之月。若干年后，后人会如何评价中国诗歌这一段浮躁而迷茫的岁月?
　　进退维谷，左顾右盼中，台面上唱戏的主流丰富且平庸着，至少，中国诗歌已经很久没有令国人眼前一亮的句子出现了，民间诗歌也没有证明自己是救世主，新未必胜旧渐成共识，可古体诗回归仍在传统与创新之间艰难地寻找平衡点。不满的读者或者自己动手写作，或者放弃诗歌，新世代不知有诗——这就是纷乱且失衡的诗歌江湖，世界如此迷茫，诗歌也找不到方向。
物化的网络时代，诗歌是国人现时最迫切的需求吗?按目前能够获取的统计，答案并不乐观。但是，自诗经以下，诗歌浩荡数千年，并非没有消沉的时候，观察诗歌，当然不能之看到眼前得失。但若诗歌仍无法解决整体断裂的问题，既无法与往事和解，也无法与现实对接，新旧之争依然，包容与兼容欠缺，诗歌就不配拥有梦。
　　今天诗歌世界里发生的一切，都是新世纪以来中国文化面对信息化全球化世界转折震荡之后的延续，虽然历史如此相似，但新的未来却无人可知。网络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得不确定。但是唯有将脑中的疑虑，心中的怒火，眼中的希望化为解决问题的行动，未来才会到来。
　　争论可以继续，分裂不应永恒。唯一的出路是，共生，和解，而网络就是催化剂。
　　事实上，诗歌可以是物化时代的最大受损者，也可以是网络多样化最大受益者。它承载着太多的历史，是财富，背久了也累，这就要求它必须突破思维的僵化与时代的瓶颈。
　　笔者始终相信，诗歌总有自己的未来。
　　事实上，如果把今日中国诗歌的现实放到全球诗歌的历史中，结果远不必如此悲观，春去春又来，本就是诗歌发展的循环经历。而诗歌之所以能一次次重生，很大程度在于一代代人总能为诗歌找到打开时代大门的钥匙，令诗歌这种语言形式在时代中重生。
　　如前所述，拐点已现，中国诗歌已经站在多元世界多元社会的十字路口：是继续断裂，还是在个人化写作的既成事实下寻找缝补裂痕的方法?如何在保持传统精华的情况下将诗歌照进现实?怎样找回读者和诗歌往日的共鸣?这些近在咫尺的挑战，无不是对所有爱诗之人理性的考验。拐点和现实也许只有一层窗户纸，可是如何捅破它?
　　有关玛雅末日的另一个解释是，2012年是人类文明的更新年。诗歌会在危机中起航吗?我们是否拥有未来，往往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和行动配不配拥有未来。
　　新的美学体系与标准，新的评价方式与教育体系亟待建立，更重要的是，过去的诗人与读者充满理想和希望，认为诗歌应该追求意义，必须彰显真理。今天的诗歌一如这个世界——驳杂、灰暗，由二元对立变得多元杂陈;诗人们纷纷选择利化、犬儒，又怎么能写出打动人心的诗歌，我们禁不住要呼唤当年的热情、天真。因为只靠计算、功利、博取眼球的诗歌是没有未来的。
　　代际传承、开拓创新，道理本不复杂，关键是要弥合断裂。沉重永远是诗歌艺术实际上的追求，但利化的世界娱乐至死，如何不随时代躁动?惟盼创作静水流深，读者总需要在诗歌中找寻心灵。
　　我始终相信，诗歌有属于自己的命运与未来。

新文网 郭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