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临崛起的中原诗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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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临崛起的中原诗坛
──在中原诗群高峰论坛的书面发言
李清联
中原诗坛面临繁荣和跨越，《河南诗人》和《大河》诗刊是两架助推器，起到了前所未有的推动作用。现在，又请来了这么多专家和教授来为河南诗坛把脉。河南没有理由再滞后了。
会议的议题之一：中原诗群的历史机遇与战略位置。我以为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中原诗坛和全国一样，危机和发展并存，正如诗人兼评论家李霞先生所说，一方面是不景气，读诗的人越来越少，书店的诗集卖不出；另一方面，诗人们並不气餒，在忧愁中呐喊、拚搏和探索。李霞分析道： 汉语新诗90年的历程， 语言方式主要有两大流向，一是口语诗，二是意象诗。前者是向民间学习的结果，后者是向洋人学习的结果。说现在的诗坛几乎只有两个诗人，一个是口语诗人，一个是隐喻诗人。口语诗人，把诗写成了话语分行或分行话语。隐喻诗人，把诗写成了呓语梦话，甚至汉语写的外语。诗人吴元成也说：“就目前河南一些中青年诗人的创作来看，大约有两种趋向：一是执著于玄秘、断裂、“知识”和“技术”层面，甚至“晦涩”，二是耽于口语、质朴、“反技术”层面。”
      对于中原诗坛这种现状，马新朝先生是这样分析的，他在一篇文章里说：“这是因为中国新诗形式大多来自西方，它诗意的内核构成及其因子等有很多也是来自异族。这是导致大多数中国人看新诗仍感到某些生涩的原因，为什么读旧体诗就从骨子里感到亲呢？那是因为旧体诗已经成为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在我们的血管里流动”。他还说道，“近些年不少诗人回归，重新审视传统，从古典诗里找亲戚，这可能是一个好的开端。”
专家们对中原诗坛给予很高的期望，商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当下诗歌的发展不亚于盛唐。说近年来，河南的诗歌发展对全国诗坛有很大触动，河南诗人值得骄傲。不过，河南诗人的群体很庞大，但领军人物目前在全国不算突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也有专家指出中原诗人的“土”，认为“河南诗歌比较土气”，我听了后心里在想，是河南诗歌土气，还是那些深度受西方诗歌熏陶的人“洋气”，我这样想是不是点护短了？
前几天，我在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大标题是：“花园口的红著，养在深闺人未识”，河南红薯难道就摆脱不了一个“土”字吗？就出不了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大诗人吗？。商震先生说“我相信，河南出现大诗人指日可待。”，当然，这是鼓励，也是希望。河南的本土诗人马新朝的新诗集《花红触地》在会上就受到了专家们的高度评价。对于“土气”和“洋气”我个人认为，我们不排外，不拒绝西方，要吸收一切先进的，对我有用的文化，我在提倡无障碍诗写的同时倡导中西结合，明确提出中国诗歌的发展，可以“中国一点，西方一点，先锋一点，回归一点”的四个一点。
中原诗坛怎样实现突破呢？我个人认为首先要重视诗的受众面，确立诗为大众，诗为多数人服务的观念。过去有一种论调很害人，说诗只是少数人写少数人才能读懂，这就是说诗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学，是少数人的文学，与大众无关，这里请注意，我绝对不是主张像上世纪八十年代大跃进那样，人人写诗，全民写诗，但这种论调是不利于诗的发展的。哪个写诗的人不希望自己的诗有众多的读者呢？诗有各种写法，各种风格，各种流派都充许存在，有喜欢阳春白雪，有喜欢下里巴人，在文学的殿堂里都可以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摒弃的是无病呻吟，是故弄玄虚，故作深奥的不良倾向，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报刊上，主要是文学期刊上就出现过许多看不懂的诗，很朦胧的诗，也是从那时起很多人不读诗了。我不反对朦胧诗，雾里看花，别有情趣，是艺术，但故意让人看不懂，以显示自己的高明，群众也就不买账了。有些诗人喜欢朦胧，想把自己埋的深些，隐喻的深些，用语上追求陌生化，这样的诗也是一种艺术，虽然读者面窄一些，但有人喜欢，也就有它的市场，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语言的涩滞，往往不易传播。听说省里为萍子和绶青举办了诗歌朗诵会，这次会上也举办了“我们的梦永远年轻”，朗诵了孔祥敬的诗歌，很让人感动，我觉得举办朗诵会为诗歌挿上翅膀，是个很好的传播方式。前些天我回故乡，焦作月季朗诵艺术团在公园露天广场上，举办了一场我的无障碍诗写专场朗诵，选的都是较为通俗的无障碍诗，效果也挺好。对于诗的受众问题，我国诗坛前辈，著名学者、翻译家屠岸先生最近在一篇文论中作了特别強调，明确提出诗歌应“走向最广泛的文学受众”，主张诗歌“指向民间，指向大众，指向生活。”
其次，要注意发展中原的地域特点，河南地处中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也是《诗经》，特别是它的国风部分的发源地，历代许多诗人都出生和活动在中原地带。中原诗人不能忘记这个传统，我们学习西方的优秀诗歌，更重要的是继承和学习中国的古典诗歌和五四以来的优秀新诗，对西方诗歌我们要学习，要借鉴，但绝不是照抄照搬，更不是“缴械投降”。我们在学习他们，其实他们也在学习我们，我们的文化底蕴厚实，不像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它们的文化多是外来的，不搞融合就会是文化沙漠，西方现代派诗歌教师爷美国诗人庞德，在二战后因政治原因被关入疯人院后，曾痴迷地通过英汉字典，翻译中国的《古诗十九首》。他曾经根据中国古诗改写的现代诗歌，影响了西方现代诗歌。所以我们没有必要自卑。我问过一位搞翻译的专家，他就不迷信西方，说我们现在的新诗水平不比它们差。
中原的诗歌是有优秀传统的，不只出“红薯”，在中国新诗新诗发展史上，出现过许玉诺、苏金伞这样的大家，尤其苏金伞，对新诗发展是有杰出的贡献的。他在老年写的《埋葬了的爱情》被谢冕先生誉为“古今第一等文字……”屠岸先生对苏金伞非常推崇，在文章里批评性地指出河南对苏金伞研究不够。2008年我为香港银河出版社编选一套中英文对照本“河洛诗丛”，屠老特别提出要编一本《苏金伞短诗选》，他亲自对译本做了较译，编入他的“夕照丛书”並在他和傅天虹主编的《当代诗坛》49、50合刊号上向国外推荐。反观河南评论界对苏诗的研究就比较冷漠。这个会应该是一个契机。我以为继承和传承是非常重要的，《诗経》的国风源于民间，是从群众中来，经过孔丘编选删改得以千古流传，是回到群众中去，而《古诗十九首》相传是经过文人修改或重写而得以流芳百世的。对苏金伞我们传承了吗，我们的协会、学会、文学院的头头们不知考滤过没有？我们不能自卑。或许会被商震先生言中，河南会出大诗人的。过去有句老话，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诗坛的崛起是必然的，谢冕先生再写“崛起”时，莫忘还会有个中原诗坛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