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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级授课制下的作文“真实性” 马豫星 摘要:学校教育情境下的作文是一种为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主要在班级授课制下进行的言语模拟认知与实践活动,或者这种活动的结果。作文,作为一个学习者的言语作品,它的“真实性”的衡定更应该从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密合程度来判定。讲究命题艺术至关重要。
关键词:班级授课制 作文 言语模拟 密合 真实性 命题艺术
引子——亲身经历的事
记得刚上初一,语文老师第一次布置作文:《我的老师》。笔者记叙了一件真实的事件:小学二年级时因顽皮扭伤了脚,身为女性的年轻的万老师背我途经一段长长的台阶回家。我饱含深情,描绘了我趴在老师背上的感受,尤其将途经那长长台阶的时段作为重点。后来作文讲评却出乎意料,语文老师不点名地批评了我,说作文应该讲求真情实感,不能编造虚假的故事。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因为小学的万老师教过姐弟三人的语文,而且背我回家的事当时有许多的证人,我只是把我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想所感,用文字表达了出来,怎么是编造的呢?
许多年过去了,笔者自己当语文教师也已十多年,总不能忘记一九八一年秋天发生的作文事件:什么才是作文的“真”呢?
一 一种建立于事实性的论断:作文是一种特殊的、非独立自主的写作活动
写作是一种将内隐的、主观意识形态的存在体物化为外显的、客观书面文字存在体的过程。如果“从本体论层面,从终极的本质意义上,即生命、人性、存在的意义讲,我们可以为写作给出如下的本质性定义:写作是人类运用书面语言文字创生生命生存自由秩序的建筑的行为、活动”。【1】写作者经常是一个较为成熟的个体,无论是在生理年龄、心理年龄还是在社会年龄上,对社会、人生和自我都有一定的体悟;并且对欲表达的对象有一定或者是全面深刻独到的认识,对言语的运用也较为熟练高超,然后才会生产出文字产品。——然而,纵览写作的全过程,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不太会有一个专门或专职的指导者,驻守以言语为主要且重要载体的外化进程的始终;“指导”顶多只是偶然参与的行为,“一字之师”而已。
必须明确,作文也是一种写作活动。然而,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以班级授课制为主要教育教学组织形式的现当代学校教育里,作文更是一种以特殊状态存在的写作活动。这里,出现了贯穿过程始终的写作指导者——教师,存在着的是处于成长中的学习写作者——一群学生,更有身为学习写作者的学生个体需要用言语表达的、可能自身未曾经历的事、未曾窥视的物和未曾体验过的情。这些事、物、情,对许多学生个体来说,在他们有限的学校生活的时间与空间里,是难以被全面深刻新颖地领会的。所以,必须重新辨析“作文”的个性特征,而不能原封不动地移植通常情况下的对写作的诸多方面的认识——即“作文”从属的类的特征。
“作文”,作为一个名词,是指已经外化了内隐意识的、以文字为主要外在形式的、恒久静止的存在;作为一个动词,是一个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写作的过程,是指一种以书面文字为主要工具、为主要中介和载体的言语实践过程。简而言之:
作文是一种为提高语言运用能力,主要在班级授课制下进行的言语模拟认知与实践活动,或者这种活动的结果。
在这里,学生是处在一个班级中的生命个体,不同于个别教学里的学生,“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在细微处的贯彻就可能不太完美;既然是学习,自然就表露出模拟特征,——这并不是为了直接满足现实生活的需求——,须遵从教师教学的安排,因此也就失去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性。所以,作文评价理应构建自身视域内评判“真实性”的标准。
三 三类比较
(一)
处于学习情境下的作文活动及其言语成品,不同于日常生活中借助文字来传情达意的言语实践活动。
日常生活里的写作,是现实存在的行为,陷于现实社会的具体客观的状态之中,并且受到来自社会方方面面诸多因素的牵制与干扰;即使出现了写作的指导者,其用心也是善恶交杂、居心难辨,其指导的方式方法也缺乏计划性、系统性和完整性,丝毫不具有模拟的态势与情调。像应用文的写作,在正常的条件下,是绝对不允许矫揉造作、虚情假意、传递虚假信息的,应恪守世俗的道德规范、遵守法律规章,诚信第一;如果不这样,就会对个人、集体和社会产生不良影响,甚至造成严重后果。这似乎是侧重于“善”的真实性,人们重视的是言语作品包含的内容和传递的信息在社会生活里的影响与作用,不太会联系自然现象来决断,不太可能过多关注言语形式的运用。
作文不是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言语实践,不一定须死死遵守社会道德与法律——有些应用文的写作其实是按作文训练体系里的计划来设置情境,来“编造”事情,像写“通知”、“报告”、“倡议书”、“感谢信”等等;这时的“真实性”,只能从言语形式是否准确地表达了要求传达的言语内容(包括设置的情境)来评定,不需考察学生是否拥有作文(即创作的言语作品)所表现的生活经历与切实感受。这是由作文的教学性质决定的。教学就是模拟,模拟的东西就可以不是现实的经历。
(二)
处于学习情景下的作文活动及其言语成品,也不同于文艺领域内的虚构的创作活动。
文艺领域内的虚构的创作活动,其“真实性”问题更为复杂,笔者赞成朱立元、王文英两位先生在其《真的感悟》(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9年7月第1版 第351页)中的观点:“艺术所要求的真实性并不是严格的生活真实性;无论作品的艺术表现如何虚假,只要符合鉴赏者的审美视界,使他们感到可信,得到他们的认同或批准,就有了艺术的真实性。”这显然是一种具有浓郁个人主观特色的真实性,从鉴赏者自我出发来感受的真实性。此时,一部作品,已经超越了现实或历史生活;人们侧重于从“美”来界定其真实性,大多关注的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在心灵上产生的冲击与震撼,一种心灵上的自由驰骋,随意而笑,忘情而哭。
作文也不同于文艺领域内虚构的创作活动。后者经常体现为极度成熟高超的言语表现技巧,是一个成熟主体的言语实践活动,似乎可以说是作文的未来阶段,同时它更浸透了创作者敏锐深刻独到的思想见解和超凡脱俗的审美情趣;它常采用典型或变形的创作方式,营造与现实生活的疏离感或超脱感。而作文呢?它是一个不成熟的言语主体迈向成熟的必经的学习阶段,不仅言语表现技巧显得粗糙,而且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也显稚嫩,言语内容呈现肤浅陈旧的局面也在所难免。这毕竟是一种模拟的言语实践。
(三)
追求作文的“真情实感”更是不同于哲学的“求真”过程。
不同的哲学流派对“真理”的诠释不尽相同。“马克思用实践论的真理观超越了旧哲学唯理智主义的真理观……所谓真理就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获得的反映事物客观规律性、具有普遍可证实性的认识。” 【2】阅读这段话,我们可以确认:真理是一种认识,一种主体性的认识,一种对事物客观性的认识,一种具有普遍的、可证实性的认识,并且和实践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并且,从人类的活动来看,“真是基于人类生活的人对世界的理论的把握、逻辑的把握,是以理论体系的方式达到的主体和客体的统一。” 【3】这里的阐述更突出了哲学“真”的理论性与逻辑性,主客体的统一性,更为强调了“人类生活”而不是个别性的。而“这种把握方式是由求真的本性所决定的。求真是主体以客观的态度求达对于客体的明晰化的把握,是追求基于人类生活的知识的有效性,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知识的终极性。” 【4】非常明显,哲学里的“求真”过程须用“客观的态度”来约束与规范,须恪守普遍中立的原则,须杜绝过于个体主观化的态度,杜绝个体情感情绪的流露,从人类整体出发。——这是种倚重于“理智”的真实性,同个别化局部性的日常生活认识相距甚远。
作文,如前所述,运行在虚拟的情境中,——这不是一个为了获得真理、达到真理的境界而借助言语外化对客观实践的认识的过程。一个在知情意各方面全都处于成长之中的生命个体,不可能拥有完善的理论体系来解读客观世界(这并不是说作文可以违反人类认识与实践的普遍规律)。
毫无疑问,在学生的作文过程中,言语表达过程本身就是作文的目的,即增强学生的言语表达能力,提高学生外化内部认知与情感的准确性和完美性;这一切,不一定由客观实践和科学的理论成果来检验,无须检验其理论的完善性与系统性。即使教师花费许多精力与时间来辅导学生,终究也是为了让学生把作文写好,以写好作文为直接的教学目的。
实际上,在更多的时候,作文“真情实感”的裁定基本是由写作指导者——教师来执行,教师个人化的知情意与人生阅历就同作文的裁定不可分割的融合一处;如此,背离哲学层面的“求真”就司空见惯了。一次或多次评阅,尤其对于记叙抒情类作文,如果屡屡出现同一或相似言语内容的作文,即便其中出现客观现实里的确发生了的事件的叙述,即使言语形式的选取各不相同,也很可能会判定为“假”;在大型的考试中,阅卷的教师更是无法推断作文里的事与情是否为写作的学生亲身经历与体验。联系本文,笔者在开篇提到的那件事,可能由于当时的语文老师见多了此类作文,虽然笔者选择了饱含深情的言语形式诉说了一件自己亲身经历的事。
也许这样的观点过于偏激:在作文当中,现实世界的“真理”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谎言”(作文意义的“假”,即废话,——因为它没有任何作文教学的意义),而“谎言”(指没有在现实里发生过)只被人重复一次,极有可能变成“真理”,如果表现“谎言”的言语形式与“谎言”天衣无缝的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典型的以个人为立足点的判定,一种建立在个人知情意与人生阅历基础上的裁断。
说到这里,作文的“真”到底应该依据哪种标准来决断呢?
四 从言语作品内容和形式的密合程度来判定作文的“真实性”
舒婷的《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是一篇脍炙人口的绝世好诗,有人在评述此诗时指出:“不是只要写出了一种美好的甚至崇高的思想感情的诗就一定是好诗。也就是说,我们尽可以说这样的诗内容好,但第一,这内容中如果没有发自诗人‘自己’生命深处的亦即‘独特’的东西,第二,或者不是采用诗人‘自己’的语言方式亦即不具有‘独特’的抒情品格的话,它就很可能不会被认为是好诗,严格一点说,这样的诗还完全可能被认为不是‘真’的诗,或不是好的‘诗’。” 【5】
以上文字对于理解作文的‘真’也可供借鉴:言语内容与言语形式,同是评价“真”的必不可少的因素,而二者的“独特性”更为重要。像《赤兔之死》,成为高考满分作文,不正是由于“独特”的言语内容(以物——赤兔马——反映人间事)和“独特”的言语形式(浓重的文言)的完美结合吗?虽然,其作文叙述的内容与历史事实有较大的出入,——因特网上有详尽的分析——,但有多少人能产生“假”的感觉呢?
同时,对于正处发展成熟期的学生来说,一味地单纯地突出强调言语内容的“独特性”,实在勉为其难,这毕竟偏离了大多数学生的实际知识水平与人生阅历;作文教与学的重点应该放在来表达内容的言语形式的运用上——这是符合语文学科教育特性的。正如余应源先生所说:“我们评定学生习作的优劣,要看内容,更要看是否恰当地运用某种(某些)形式来表现内容。”【6】
其实,纵观中国文学史,也绝对不乏以高超的言语形式横绝史河而背离了真实的历史的。“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执笔的《为徐敬业讨武zhao檄》这篇应用性文章里,“骆宾王对武则天的攻击当然说不上公正,甚至有夸大失实,人身攻击之处。”【7】因为“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在位期间,抚外安内,卓有建树”【8】如此与历史不符的言语作品却被人传诵,自然是因为骆宾王将檄文和骈文这两种文体(文体也属言语形式之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的结果,成为“檄文典范,骈俪佳品”。读者迷醉于言语形式与言语作品的完美结合产生的情感震撼上,诸如“一pou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试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等等语句上,而不顾及是否与历史事实相符。《礼记·表记》不是也说:“情欲信,辞欲巧”吗?
行文至此,笔者获致结论为:
作文,作为一个学习者的言语作品,它的“真”的衡定更应该从言语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密合程度来判定。“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此处移用为言语内容的“质”与言语形式的“文”配合得天衣无缝——如此,才是作文的“真”。
五 讲求“真情实感”的必要性与局限性
不过,讲求“表达亲历之事与情”的作文训练,无论在人文教育还是在提高言语运用能力方面,都具有相当积极的现实意义。
单从提高言语运用能力这点来看,讲求“表达亲历之事与情”的作文训练,同由他人预设言语内容、自己选择言语形式来建构言语作品相比,前者更为快捷便利,也更易于创作出优秀的习作。因为,后者须经一个分析把握他人预设的言语内容的过程,将此言语内容转化为自己的认知和情感;在此基础之上,才能去选择组织言语形式,才能去建构以预设的认知与情感为内容的言语作品。在这一过程中,“我”似乎是局外人、以旁观的冷眼去活动,理智的力量过于强大,时时制约于预设的言语内容,是戴着镣铐跳舞。而抒写自己内心的思想和情意,是一个直接吐露心扉的过程,减少了中介环节,言语内容自然不需花费太多的气力去梳理,并且随着言语作品的展开,随着言语形式的选取,还可以调整最早确定的言语内容,——这在记叙抒情类的作文活动表现得尤其明显。
金圣叹曾提出“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理论。“他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却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读第五才子书法》)”【9】笔者看来,“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的理论指出了写作过程里的两种类型:表现外存人事物和表达内在知情意。前者的言语内容已经基本确定,要做的主要是寻找恰当的言语形式使之言语式外化的过程;后者虽有一定的言语内容,但选取的言语形式与欲表达的言语内容之间可以互动(由写作时的情境确定),言语内容会在言语形式的影响下发生一定的变化,即如金圣叹所说的“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这样就具有相对程度的便易。处于模拟状态中的、学生的写作,同样也如此。
在班级授课制的作文教学过程中,离不开一个较为整齐划一的训练内容和步骤,过分突出学生个体的主体本原的知情意的宣泄输出,可能会使整个教学写作的进程变得不易控制,作文活动终结后的估测评价难度也就大增。如果预设一个共同的言语作品的内容,令学生调动主观自我言语世界去寻求最佳的言语形式来外化,才能展现班级授课制的优越性。
因此,讲究命题艺术至关重要,应努力使题目切合学生实际,尽力使所有的学生有话可说,在模拟性极强的作文情景中触动、激发学生产生真实的体验,激活其认知,升腾其情感。这样,言语形式的选择也会顺畅,活动终结时的言语成品——作文也更出色。
注:
【1】《高等写作学引论》马正平 编著 第66—67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年10月第一版
【2】【3】【4】《马克思主义哲学高级教程》第352页 第385页 第386页
陈晏清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一版
【5】《中国新诗二十四品》第506页钟友循 汪东发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7年8月第1版
【6】《语文教育学》第92页 余应源 主编 1998年7月第一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7】【8】《文史知识》1985年第2期 《檄文典范 骈俪佳品——读〈为徐敬业讨武zhao檄〉》 程郁缀
【9】《中国美学史大纲》 第374页 叶朗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次印刷
此文发表于《江西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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