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之间越发一式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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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照兴
求学于香港、美国，游走于欧美亚各大城市
现全身投进中国城市观察
对建筑、电影、音乐、网络及普及文化100%热衷
以指点城市，解构流行为己任
曾出版评论集《香港后摩登》
主编《香港101》、《上海101》
《王家卫的映画世界》等
多本城市观察及电影书目
现居上海

消费的发展统一化了所有城市
城市之间越发一式一样
一
   我匆忙赶上晚上近10点从苏州开往上海的和谐号。甫坐下，气喘定，准备吃我的肯德基。而后发现，在我正要完成最后一只新奥尔良鸡翅之时，列车已驶到上海。通道上的电子标版显示（一直像磁悬浮列车般标示着车速），外面气温30度。
同样闷热的夏夜，我记得。那是大约20年前，我同样凌晨时分从苏州到达上海。
对于大部分香港人而言，未经历过国内的挤火车经验，还未算见识过祖国民生，那是成长阶段的首趟文化冲击。你像跟活在另一个时空的朋友在火车相遇，硬座，你望着对座的一家人，对方望着你的方便面。隔一条罗湖桥，已是两个世界。
二
  过了罗湖桥，第一件要做的，是兑换黑市人民币。无论是外汇券还是港元，都拿到一个比市价更高的价钱。
   那是1986年，第一次远程大旅行是从深圳到汉口再沿水路转到华东诸城。列车在黑不见底的野外，闷热的天，窗开得大大，停了好几次。耳筒中播着达明一派的《一个人在途上》。是香港乐坛的另一种声音。
三
  大概同一个时段，另一种音乐声音在北京悄悄响起。中国有了自己的摇滚。中国的第一代摇滚像长征。远在香港，乐队夹band的风气一时无两。
四
  我是1988年的圣诞前第一次到北京，为一份音乐杂志做一个中国摇滚新音乐的采访。我没法去到什么演出现场参观，反而是跑到音乐人填词人的家里谈天。
那时当然没有Babyface或愚公移山，我到的所谓party，是在故宫旁一所由真正宫殿改建成类似青年宫的地方，那里有黑布派对，大家用黑帐把窗口封起，用卡式带播着音乐供青年跳舞。那音乐应该包括：《冬天里的一把火》、《大约在冬季》。或者，贾樟柯王小帅也看过同样的场景。
   在音乐人的家，我们谈到某些共同的音乐爱好，回述着西方摇滚乐如何辗转传到国内。凌晨，打车返回宣武门的路上，冬季的寒夜，满心拥着因好奇与共鸣而来的温暖。因为你首次体会，北京不是想象中那么远，我们不是想象中那样不同。而那年的圣诞，北京异常沉静，没有灯饰，没有party，没有礼物。
五
   1996年，另一场音乐会把我带回北京。自然，经历过自己的欧美游学阶段，自己与眼前这个城市不再一样。其时，三里屯已开发成酒吧街，我坐在路边咖啡座，看着人来人往，彻底改变了我的北京印象。如果我上次离开的是一个还让我乘三轮车找旅馆的北京，眼前的北京是司机驾着黑色玻璃奔驰送我到机场的北京。
今天，我们都到刘元位于后海的“东岸”。而十一年前参加北京爵士音乐节，音乐会过后，刘元载我到三里屯一间像很神秘的小酒吧Poacher。那里有可能是其时中国最顶尖即兴的爵士演出场所。乐队奏得兴奋时，崔健会突然拿着小号冲上台jam一份。
六
   但实情是，爵士乐从来没好好在北京生根，正如jazz也没有在香港落地。多年来，live house转来转去，最经典的莫如在三味书屋的live，边喝茶边听jazz，北京爵士节后来却无疾而终。这个城市似乎没兴趣于较温文的爵士小资情怀。然而摇滚，仍恒常吸引着一班忠实粉丝。或者说：在北京，黑皮褛，长发男，破牛仔衫，还是得到某种死硬的价值认同。迷笛及各式摇滚小演出还是有它固定的支持。反正听得不爽，随时走到街外继续饮两元一瓶的燕京啤酒，吃烤羊串。
而同一段日子，香港的Jazz Club算是唯一仍打正旗号坚持live gig的。摇滚？似乎只可变成极小部份粉丝的宗教。当然可能是香港最好的摇滚组合去了综艺游戏节目娱宾。
七
   而北京乐与怒之所以变成乐与路，那种对怒的禁制，正好揭示这个城市实质充满怒火，年青人有话要说。当然，rock ballad也有它柔情的一面，而且是铁汉柔情，是暴烈过后的温文，带点曾经沧海，就如当前较受欢迎的也算相当北京腔的左小祖咒的音乐。是的，如果要找代表，去体味北京式的摇滚，左小祖咒的《左小祖咒在地安门》真是靠近Tom Waits或Nick Cave的造化了，对不熟悉北京的外人来讲，它起码比陈升的One Night in Beijing更像北京吧。总之，北京摇滚有它不吐不快的冲动，有它低吟的苦涩滋味，也许跟摇滚道路的迂回曲折和城市一代命运的希望与失落有不可分割的关连。
八
   再过几年于99至2000年间，我已发现自己在漂流的大队中，从上海跟搞派对的朋友谈黑胶碟探酒吧一直又漂到北京。
  喂！我们要在长城搞派对，要来吗？──那是长城派对未张扬未被狗仔队化之前的年代──随便吧，那也就去了。
  再后来，迷笛由一小规模的音乐会变成每年一度连续几天的露天公园音乐大事。过往小巷里卖老翻及打口CD的，变成略有装修极有态度的音乐天堂。而电视频道上充斥着假唱的偶像。
  那年我兴奋地看到中港两地音乐的遍地风流，今天在两地同样感叹着音乐的流失。从原创音乐一步步变成工厂式生产，消费的发展统一化了所有城市。城市之间越发一式一样。
九
   上周，刚接到香港Bluedoor爵士吧也要停办的消息。是那种典型细小而亲切的live club。而稍后又会有另一家新兴的出现。偌大的城市往往容不下渺小的愿望。城市的疯狂拆建，旧物的难以长存，自己熟悉的小店的结业；然后是新的地标，新的声音，新注入的感情。由此，城市的发展有她难以挽回的共同命运，我们学会拥抱未来。生活在哪个城市都没所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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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许振洲     
许振洲，北京大学国关系学院副院长

尽管成就可能是惊人的

但我们在这场规模空前的

城市现代化过程中

是不是也失去了些什么

    中国古代不大识字的人们，经常有一个好习惯：敬惜字纸，将一切有字的废纸收集起来，毕恭毕敬地焚化，因为他们认为所有的字都或多或少地与圣人遗训即真理有关，不可亵渎。今日之国人，素质当然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不会再认为字有什么魔力，但仍然会受到一些概念的“海妖”的吸引，对它们全无辨别、思考、批评的能力，只剩下顶礼膜拜，比如全球化、现代化。
    严格地讲，这些概念只是对某一现象的描述，并无价值观的意义。而按照一般常识，任何概念都不可能用来概括解释所有事物，都不可能完全正确—那些不容怀疑、不能批评的概念已经与学术无涉，而成为了意识形态。但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意识形态已接近成为贬义词的今天，全球化、现代化这样的意识形态还是被发明了出来，并得到了人们几乎一致的认同。
    还是将我们的议论局限在城市建设上吧。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开始加速，并一发不可收拾。整个国家成为了一个大工地，汇聚了全世界最多的起重机。其中最典型的大约是北京：旧城区被一点点地推平，代之以成片的住宅与办公楼。近年来又以奥运为契机，建起了不少高度惊人、体量巨大、耗资不菲的所谓标志性建筑。不同的声音当然是有的。而面对批评指责，达人们最常祭起的是意识形态的法宝：这种速度与模式是现代化、全球化的代表，而现代化、全球化则是所谓的世界潮流，不会有错也不容置疑。
    笔者丝毫不想成为刻意的反调分子。不过如果我们承认任何事物都有其两面性，都不可能代表绝对的善，那么本文的问题就是：尽管成就可能是惊人的，但我们在这场规模空前的城市现代化过程中是不是也失去了些什么？作为一个完全的外行，我认为我们的所失至少有三点。
    第一，我们失去了城市的特色。毫无疑问，每个自然形成的城市都有自己的建筑特色，这构成了她的独特吸引力。一个被正确理解的全球化或现代化绝应不意味着中国的城市要与美国的大都会“接轨”。相反，它正是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不同传统、不同风格的机会。可叹的是，现在我们走遍各地，看到的都是几乎一样俗不可耐的建筑与街道。我们已无法通过风景来判别自己身处哪座城市。全国都在向北京看齐，而北京则在向自己心目中的“现代化”看齐。对此，人们无须上升到热爱传统的历史高度，或城市特色是全球化大潮中人们心灵认同的名片的哲学高度。我们仅以最实用的经济标准便可判定这是一场悲剧性的、无可挽回的失误。我们不是要大力发展旅游吗？我们不是希望用这种“无烟工业”来拉动我们的经济并推动就业吗？问题于是变得很清楚：别人到你这里来，是要看崭新的东西，还是要看古老的东西？是要看与他们本国不同的东西，还是看相同的东西？如果只是为了看高楼大厦，他们为何不直接去纽约看正版货，而要到我们这里来看似是而非的赝品？法国是当今世界的第一旅游大国，每年接待的游客将近一亿。我们可以想象这些游客给他们的航空公司、旅馆、餐饮、市内交通、门票及其他配套行业带来的商机。但法国的各个城市，无不以保留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特色为城建的第一要义。被我们很多专家津津乐道的奥斯曼对巴黎的改造，尽管远没有我们的魄力，但仍不免为今天诸多有识之士所痛诋。
    第二，我们失去了城市的自然、有机的生命力。必须承认，90年代后，北京市对于国家及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与财政支持。园林局下属各大公园的管理维护也大有可称道之处。但是，这些皇家园林、宫殿庙宇只是北京古都魅力的一部分。同样迷人甚至更有人文色彩的，是那些看似普通平凡的胡同、四合院；是那些遛鸟的老人、推铁环的孩子、卖小吃的摊位；是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只注重单体的文物保护单位固然不能挽留住北京的风格；即使是所谓的成片保护，如果不能使这些生于斯、长于斯的普通人安居乐业，而是迫于“经济规律”迁到远郊的水泥森林中，也同样无法达到预想的目的。我曾徜徉在北京城区的几条胡同中。虽然一切都似乎完好地保留了下来，四合院也翻修得有模有样，但由于“原住民”们早已不在，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了无生机。更为令人不安的是，我们当下的一线城市已经严格地按居民的经济能力实现了地段的科层化。同一收入的人大致住在同一街区，以市中心为圆心由富到穷地排列。但社会学家早就通过自己的研究告诉我们：最好的居住方式是贫富混居—我们过去也一直是这样做的。相反，社会成分单一的街区永远不会有生机、不会有魅力，甚至会产生种种的社会问题：因为街区和城市是一个有机体，只有不同成分的共生共存才能达到和谐。
    第三，我们失去了纠正失误的可能性。一个自然生长起来的城市，一定是历史的产物。是不同时代人们的经验、智慧的融合。每个时代的人都有其无法避免的局限性，而时代、技术的变迁也会对城市、街道、建筑的理念与形式做出自然的修正。反观我们当前的城市建设，是典型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思路：将前人的遗迹一笔抹掉，也不给后人留下多少修正的空间。我们真的那么聪明，配把所有的事在10年内全做完？显然不是。各个城市千人一面的广场、建筑、雕塑等已经雄辩地说明：我们连想象力都是极为有限的。15年前风行一时的白色瓷砖贴面更早因工艺材料的发展和人们眼界的开阔而被贬为公共厕所风格。人是一种可能犯错误的动物。如果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太多的事，又一旦被证明做错了，带来的损失就未免过大，就等于自我剥夺了纠正失误的机会。让我们合乎逻辑地设想一下：20年或50年后的人们，面对的是我们在10年、15年间建起的城市：同样的风格、同样的工艺、同样的材料、也可能是同样的失误。如果要做些改动的话，他们的工作量、代价会多么惊人？他们不会因此批评我们过于不谨慎、过于狂妄吗？
    但愿我只是在杞人忧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