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编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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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编辑生活

文章作者：靳保太　来源：《历史与细节》　2009-7-9

靳保太  1954年3月8日生于晋西北贫困山区的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上高小时经历文化大革命，停学一年，后读两年初中。高中毕业后，适应当时形势，在村务农三年。耕、种、锄、收，凡农民所干之活，均一一能熟练操作。曾任村民兵连长、电工、粮食加工技工。爱读书，但在当时，可读书很少，以读能买到的鲁迅著作、医书为乐。志向是当一名医生，甚至是农村的赤脚医生。劳动之余，熟背几百个汤头歌。1976年，作为一个幸运儿，被推荐上大学。志愿是山西中医学院，竞争不果，就读于山西师范学院，师承阎宪康、解中平、倪以还、余子谷、何林天、黄竹三、潘家懿、傅毓黔、段登捷、李春芳等名师修汉语言文学。爱古典文学，酷爱陶渊明、王维，也喜东坡随遇而安之超脱。志向是终身从事古典文学研究，特别是训诂学。大学毕业，志向服从职业。留校到中文系的语文教学通讯社，师承陶本一、徐同老师从事编辑业务，任《语文教学通讯》编辑，后任编辑部主任。至1997年12月，任语文报社副社长，至2001年1月，任语文报社社长，至2006年10月，任语文报社调研员。

我30年所从事的编辑工作是一种普普通通的生活，如同农民种地、工人做工。
我开始从事编辑工作的时间是1979年大学毕业，地点大概是现在山西师大外专楼所在地的一排平房中的一间房子里。在我们正式上班之前，当时“报社”（最开始是一个编辑部，后来成立了语文教学通讯社，后又改为语文报社）的编制就是人们在回忆中经常提到的“一个半人”，“一个人”是唯一的全职工作人员阴振国同志，“半个人”是陶本一老师，陶老师当时还兼授中文系的课。我们一起留校加入报社团队的共五人，有中文九班的张发、秦溱、赵建功、李文锦，中文十班只有我一人。中文十一班的桑建中先留校在中文系工作，后调到报社工作。
语文报社从我这一届几个年轻人的加入，阵容一下子壮大起来。到1981年，又有中文七七届的齐峰、王宇鸿、闫银夫、孙全生、张才明留校到报社工作，当年还有从教20年的徐同老师也加入了报社的团队。可以说到1981年，语文报社的人力团队及所开创的事业开始了飞跃。1981年是一个记忆深刻的年份，由陶本一老师创意、设计的《语文报》，在全国同人的协作下，在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共同努力下，变成了一份实实在在的打向全国的有影响力的报纸。
风风雨雨30年的编辑生活，是一个人的生命从成长、成熟，到走向衰老的一个历史时段。一切都好像历历在目，一切又犹如在梦幻之中。刻在记忆中的虽然有好多好多，择其要而言之，大概有下面一些可能不会误人的切身感受。

做 事

我由一个农民的儿子能够上大学，并在毕业后从事高等学府一个报社的编辑工作，可以说是命运之神给予了特别的眷顾。所以对于做事，只有一个原则，不管任何事都尽心去做，不讲条件；任何苦都甘于承受，与我们的祖辈和在农村的同辈相比，所有的苦都是乐在其中。初入报社，做什么具体工作，如何去做，心里并不明白，也没有任何一点的选择优劣想法。当时的条件要求我们什么都得做，所做的一切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编辑工作，按现在的标准，可以叫“杂工”。凡出版流程中的脑力、体力活，我们这一批年轻人都从事过。当时报社的唯一运输工具是一辆人力三轮车，我就是在那时学会了骑三轮车，并经常往火车站、邮局送杂志报纸，我们年青的同伴们都有同样的经历。《语文报》创办之初，全部是自己发行，近百万份报纸的汇款单从全国涌来，我们所有的人都要登记汇单，制作标签；近百万份报纸要发往全国各地的学校，我们所有的人都参与封发包装。此外，我们这一批年轻人，都参与过与印刷厂的谈判，与邮局的协商。我们的编辑生活，就是从一边做“杂活”，一边学习约稿、选稿、改稿、画版、发排、校对开始的。我们这一批年轻人，不管美术细胞有多少，都当了多年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比如画版，陶老师要求我们每个人编辑的版面都要自己设计版式，自己数字、画版，并选好样版让我们参考；我们画版不理想，陶老师都要亲自修改，有时要陪我们到深夜，直到改好为止。我们就是这样做“编辑”的事，在实战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后来有好多媒体采访，让介绍语文报社壮大的经验，我都讲到其中的一点：得力于一批不讲究条件，不计较得失，不玩心思，以苦为乐，能做任何事的“全能”型编辑。

从 师

我们是学汉语言文学的，当时也没有编辑出版专业，对于从事编辑工作，不具科班的优势。所以我们能成长为一名编辑人，过编辑生活，都得力于好多老师的培养和指引。
陶本一老师 陶老师是我们从事编辑工作的启蒙老师，有好多的事可以记忆，我只讲对我的工作和生活影响始终的几点感受。
创新意识。陶老师经常讲，报纸要常办常新，报纸内容要人无我有，人有我精，这一思路一直贯穿于我的这么多年的编辑生活，自认为颇有体会和收获。陶老师也给我们讲他构思报纸、杂志栏目的经验：要学会用笨办法，把与我们编辑内容有关的杂志目录进行抄录，然后整理归类，想一想别人为什么这样设计，我们可以借鉴什么，有的直接拿来用，有的改造后用，有的通过启发自己创立栏目，这就是创新。如陶老师借鉴《大众电影》杂志的封面，率先在语文教学刊物中推出《封面人物》栏目，介绍语文教师明星，影响至今不衰。几十年来，我在编辑工作中，就一直在使用陶老师提倡的方法，得益匪浅。
开拓意识。从《语文教学通讯》到《语文报》，报社的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但陶老师并没有停止开拓，如首创的全国语文知识竞赛、中学生读书评书活动等，对报社扩大社会影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报刊产品方面，曾经有过好多的产品，如《中学生文学》《中文自修辅导》《小说梗概报》《语文文摘报》等，都在当时广有影响。创新是战略发展的需要，也是生存的需要。我性格内向，好像不具备创新的天赋，但在陶老师的熏陶下，始终把创新当成职责。
忧患意识。在语文报社发展的各个阶段，无论是高峰期，还是低谷期，陶老师在开会或平时的交流中，经常说到的一个词就是“如履薄冰”，这不是应景之说，而是体现了一种深远的忧患意识和生存危机意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正是忧患于先，才保证了语文报社的发展和壮大。在目前教辅报刊发展遇到各种挑战的特殊时期，回忆陶老师以前所提倡的忧患意识，应该更有意义。
徐同老师 徐老师长期在语文教学第一线工作，熟悉语文教学，又有很深的文字功底，但从不把自己当成专家；领导我们工作，也从不对我们这些年轻人摆出上级的架势。他总是以一种平等的态度同我们一起工作。对于业务，徐老师一是放手让我们干，栏目设置，内容确定，从不预先定出框框，而是要求我们必须自己拿出方案，好的马上拍板决定，需要讨论的当面协商修正。另一方面，把关又非常严格，我们确定的内容，徐老师总要从教师的角色提出问题，帮助我们从语文教学的角度去完善稿件；我们修改过的稿件，徐老师仍要仔细斟酌，认真订正；往往我们认为已改好的稿件，徐老师终审后又用红笔批改出好多，而这些修改总是让我们心服口服。正是我们既可放胆工作，又要极认真地做好每一篇稿件，使我们在很短时间内可以独当一面，独立完成编辑工作。
与徐老师的工作经历与交往经历，使我感受最深也是受益最深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奔放的热情。与徐老师在一起我们总能受到感染，总是享受他热情带来的成果。记得有一年徐老师带领我们几个年轻人到上海出差，当时火车的坐票都很难买，更不用说卧铺。在火车上，徐老师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在车厢等待，他挤过人群去找列车长协商，以他特有的热情，终于给我们一人拿回一张卧铺票。二是乐观的情怀。徐老师经历坎坷，但都能乐观应对，而且将苦难视为财富。无论工作处于何种环境，我从未见徐老师愁眉苦脸过。他的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对我们的影响，至现在仍起着作用。三是旺盛的朝气。我们一些同龄人有时在一起聊天，说到徐老师，都承认徐老师年龄比我们大，但我们的朝气无法和他相比。特别是徐老师古稀之年仍有的那种朝气，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阎宪康老师 在我们到报社工作的当时，阎宪康老师是中文系主任兼《语文教学通讯》的主编，作为我们大学期间的授业恩师和工作的领导，阎老师始终体现了一种令我们景仰的长者风范。我们这些年轻人给他汇报工作，他总是耐心听我们把所有的事情讲完，然后一件一件和我们商讨决定，从不以老师或领导的身份强调这件事该这样做，那件事该那样做。阎老师工作和业务繁忙，具体的编辑事务管得不多，所以好多的事情都尊重我们的意见，我们也喜欢去给阎老师汇报工作。虽然对工作中的具体事项指导意见不多，但阎老师对我们年轻人要求很严格。每次和阎老师在一起，他总是要求我们踏踏实实做事，把每一件事做好，做仔细，千万不要误人子弟；总是强调年轻人不要图虚名，要多读书，多充实自己，要有独立的人格。阎老师是为人师表的典范，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从不要给他特殊的照顾，如他偶有不适我们去看望，他总批评我们不该耽误工作，要我们尽快回到工作岗位去。
此外，在我们的编辑生活中，还有冯一健、段登捷、李春芳、丁耀良、潘家懿、傅毓黔、吕正甲、伍夫盈等兼职编辑老师，都对于我们的成长、成熟，给予了知识和人格的熏陶。

交 友

做编辑工作从另一种意义上讲，是一种整合人脉资源的工作，所以必须广交天下朋友。报社是一个大平台，很庆幸通过这个平台，使我有机缘结识了全国各地的许许多多的朋友，这是一种无法计算的“财富”积累，使我的人生和工作受益无穷。在这些朋友中，有忘年的，也有同龄的，还有比我们更年轻的。特别是那些德高望重的名师，他们首先是我的良师，其次才是益友。如朱绍禹老师、于漪老师、张孝纯老师、喻旭初老师、礼出老师等，都是老前辈，也都是忘年交，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首先是人品、人格、学识，他们对于报社的工作都给予了无私的、热情的支持。可以说，报社没有全国各地朋友的鼎力支持，不会得到快速的壮大和发展。
还有好多的现在可能已退休或已离开我们的朋友，更应该记住他们，如北京的章熊、顾德熙、宁鸿彬、申士昌、赵大鹏；上海的钱梦龙、徐振维、陈刚、陈必祥、金志浩、徐汉华；江苏的袁金华、洪崇礼、张文虎、韩树俊；浙江的林纬彤、陆鉴三、朱寿同；吉林的于亚中；辽宁的魏书生；黑龙江的周雪平；湖北的冯一、洪镇涛；湖南的邓日；安徽的蔡澄清；广东的廖晏钟、林运来；河南的张建华、甘其勋；河北的胡中柱、李曙新。还有好多好多，也许有些我们已忘记了。我们也应该记住一批为报社做出贡献的年轻朋友，如黄永光、罗易、陈军、程翔、程红兵、李震、许建国等等。
我们结识了好多朋友，朋友扶持了我们的事业。无论岁月流逝，无论斗转星移，记住我们曾经拥有的朋友，记住报社的事业有他们的奉献！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在一个转瞬逝去的时空里经历了好多，同时生活也给予了我好多，有时甚至觉得超于我的承载。不求闻达，只想做一个普通的人；从小吃苦，不以辛劳为耻；天赐幸运，常怀感恩之心。虽已过“知天命”年，但不敢说有“知”，只能说有一点“悟”：天命不可违，万事顺其自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