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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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媚外”与“移植”

大理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褚远辉 教育科研，是指以教育科学理论为指导，以教育领域中发生的现象和出现的问题为对象，以揭示教育的本质和规律、构建新的教育理论体系和指导教育实践为目的的一种创造性的认识和实践活动。从事教育科研，能有效地培养教师的问题与研究意识，提高教师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教学监控和教育教学反思的能力等。人们普遍认为，从事教育科研是培养学者型、科研型和教育专家型教师，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和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一条有效途径。 在当前教师专业化发展和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教师应该而且必须从事教育科研，这毋庸置疑。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些人在从事教育科研和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和不良学风，其中的一个突出方面就是“媚外”与“移植”。这里所指的“媚外”与“移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和表现。不加分析地照抄照搬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观点、教育思想、教育理论、教育流派，甚至一些具体的教育做法等；将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教育理论或教育流派视为经典和解决中国教育实际问题的秘诀，信奉“西方的月亮就是比中国的圆”，在谈论教育问题时“言必称希腊”；他们所从事的领域以外国教育和比较教育的研究为主，但其研究没有与中国教育的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研究过程中翻译、诠释和简单移植的痕迹和成分比较浓厚；他们把国外某些教育理论流派的主张直接作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主要理论基础，由于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迷茫和非适切性，加之脱离中国国情和教育的实际，改革的实际过程与预期目标的偏离度较大，导致改革步履为艰，甚至走向死胡同；他们撰写教育科研论文和著作的表达方式不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语句不通顺，概念界定不明确、似是而非；由于译著者本人没有真正理解和弄明白，亦或是由于翻泽上的原因等，所介绍的一些国外教育理论晦涩难懂，不仅非专业人员读不懂，即便是专业人员也很难读下去。这样的书籍和论文读了以后不仅不能给人以任何启发，相反却使人感到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媚外”与“移植”现象不仅在教育科学研究领域中存在，在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中也有不同程度的反映。国内一些学者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有人曾撰文指出：“不少著名中国哲学家至今仍在追随那种欧洲近代所形成的西方哲学定势，用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思维方式、概念系统来理解、解释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学问。”同时，对这一现象进行了批评和责难。 教育作为传递和保存人类文化的一种最重要的途径、方式和手段，本身就是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教育本质和规律的客观性和共同性，为各国教育之间的相互借鉴和交流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和可能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各个国家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都是在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过程中达到取长补短和共同发展的。这决定了从事教育科学研究必须具有全球的眼光和国际的视野，必须与国际教育接轨。在当今世界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背景下，关起门来孤立、封闭地搞教育科学研究注定是没有发展前途的。“移植”本身也并没有错，作为一种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它是指“在科学研究活动中，将一个学科领域中发现的新原理或新技术，应用或移植到其他领域里去，往往可以使研究者的基本思想豁然开朗，或者会成为所研究问题的关键性解决方法”。通过移植，吸收和借鉴国外优秀的教育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及成果，达到洋为中用的目的，这无疑是发展我国教育理论、改进教育实践和提高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也是从事教育科研和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的一个重要基础和原则。但是，少数人在这个问题上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在从事教育科研和撰写教育科研论文时，不是立足于中国国情的实际，对国内悠久的教育历史、厚重的教育遗产、丰富多彩和生动活泼的教育实践，以及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毫无兴趣、熟视无睹，不愿意沉下去搞一些扎扎实实的教育实验和研究来指导教育教学的实践和改革，在这个基础上创建有中国气质和气派的社会主义教育理论，从而充分发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他们对国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学者及其教育思想、流派、观点和理论顶礼膜拜，热衷于鼓吹国外流行的各种所谓的教育新观点、新思潮、新理念和新做法，把这些简单移植过来用以指导我国教育学科的理论建设和教育教学实践的改革。少数人甚至把直接翻译国外某些学者和学派的教育理论和观点作为教育科研的全部内容和最终的目的。此类研究照抄照搬的色彩极浓，研究和探讨的味道不足。严格地讲，这种做法很难称得上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科学研究，最多属于一种带注释性的翻译而已。他们的教育科研及撰写的教育科研论文不是建立在自身教育教学实践、深入的调查研究和独立判断、思考的基础上，缺乏研究过程的“中国化”“本土化”以及话语表达方式的转换，加之所介绍的教育理论和流派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等，决定了充满洋字和洋味的文章很难被人真正读懂和理解。把这种教育理论和流派照抄照搬到教育教学实践中去，容易造成对教育教学工作的误导。这种不良学风在少数外语水平较高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和高校教师身上表现得比较典型。 其实，教育科学研究中的“媚外”和“移植”现象的出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中外教育发展史上早已有之。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就有很多教育家，尤其是比较教育学家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英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萨德勒认为，外国教育制度中的具体方法和要素“常常植根于其制度本身的土壤之中并与它们所依赖的条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而这些条件是不可能或不希望被引进另一国的”。他进一步指出：“任何出色的真实有效的教育都是民族生活与特点的写照。它根植于民族的历史之中，适合于它的需要。”他的另一段话更是对这个问题做了形象而深刻的表述：“在研究外国教育制度时，我们不应该忘记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且制约和说明校内的事情。我们不能随便漫步于世界教育制度之林，犹如一个小孩逛花园一样，不时地从一堆灌木丛中摘下一朵花，从另一棵树上采一些枝丫，并期望如果我们将这些采集的东西移植到本国的国土上，我们就能拥有一棵茂盛的大树。”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康德尔和汉斯等人把“民族性”和“民族主义”等作为教育和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原则和重要方法。他们指出，教育，尤其是比较教育的研究，要充分考虑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和“民族性”等因素，而不能完全照抄照搬和简单借鉴别国的教育制度、课程体系、组织形式和教育方法。在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也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批评，并把它形象地比喻为“替外国人拉洋车”。 无疑，教育科学研究需要借鉴和交流。翻译、注释和介绍国外先进的教育研究成果，是我们了解世界教育发展现状和动态，促进本国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当前世界教育“国际化”和“一体化”的潮流面前，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更是日益凸现。翻译、注释和移植等都是科学研究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在这里，我们并不否认国外某些教育思想和理论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也并不否认引进国外科学的教育理论和思想具有的思想启迪和解放的作用。我们反对的只是对国外教育理论、流派、经验和具体做法的照抄照搬和生吞活剥，反对的只是对我国教育遗产、经验、理论和成果的妄自菲薄，反对的只是把国外的教育理论、流派、观点和做法简单移植到中国教育的实践中来，并对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误导。我们认为，任何没有植根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缺乏独立思考、深思熟虑的教育研究都是肤浅的，用这种所谓的教育研究来指导教育实践是有害的。教育研究需要端正学风和态度，避免学术“泡沫”和假学术、伪学术，真正还原教育科研的本来面貌。我们主张教育科学研究应该关注现实中的教育问题，对国外教育理论和流派应该持辩证的态度，在介绍和借鉴时要充分考虑它产生的背景、适用的边际界限以及这些教育理论和流派的实际效果等。最为重要的是，引进和借鉴国外的教育理论和流派，还必须与中国教育的实际相结合，实现研究过程和话语表达方式的“本土化”，以及提倡写通俗易懂的文章等。唯有如此，才能切实发挥国外教育研究和比较教育研究的作用，才能真正体现学习和借鉴国外教育理论的价值。 教育是一种十分复杂的社会现象，总是与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及历史传统等因素深层地交织在一起，教育既作用并促进这些因素的发展，又被这些因素所决定。教育的综合性、系统性和极端复杂性，决定了简单借鉴和“移植”国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是很难有用和有效的，也很难达到提高本国教育的目的的。 当前，教育科研及论文撰写中的“媚外”和“移植”现象并不少见，这种现象把复杂、艰巨、富有创造性的教育科研过程简单化了，它偏离了教育科研的真谛和教师撰写教育科研论文的本意，不能发挥教育科研对教育教学实践的指导和先导作用。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好的学风，值得注意和警惕。 【文章出处】 《教育情报参考》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