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茶座：“教育家”的是是非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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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茶座：“教育家”的是是非非(1)




茶座地点：华东师范大学校长培训中心咖啡厅

茶座主持：李振村

茶座参与学者：张华教授，胡惠闵教授，张雪龙校长  







陶行知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教育家

张华：先理清一些概念。比如，教育家是什么意思？当前我们怎么看待从2003年以后这种培养教育家的现象和各种工程？我觉得这是需要反思的。还有，一个教育家可能首先是一个老师，作为一个老师，最根本最核心的是什么，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可能更有意义。

我个人认为，教育家，在中国的文化语境和在西方的文化语境是不一样的。在西方的文化语境当中，是不存在教育家这个概念的，就只有一个词，叫Educators，就是教育者。没有“教育家”这个词，或者说，人人都是教育家。只要从事教育工作，你就是教育家。在西方是这样子的，你除非再加一个定语，如首席教师，卓越教师，可以加上这样一个定语，但没有一个专门的“教育家”这个词汇。在西方文化语境，你找不到这个概念。

在中国语境中，教育家这个词，有非常特殊的含义，就是一定是从专业到思想境界达到了很高程度的一个人，才称其为教育家。尽管现在有不少人被称为教育家。但我个人的观点，按照从孔子到朱熹这个传统来看，他们都还够不上教育家这个称谓。当然，哪个是教育家，哪个不是，没有一个标准。很难讲。

在近代，20世纪的中国能称得上教育家的人，在我看来，陶行知算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种本能的关心儿童，他在西南联大上课，或者逃荒的时候，在火车站上，看到失学儿童，就把他们召集起来，就教他们。作为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留学生，和胡适基本上是同学，又几乎同时回来，他能和农民一起穿草鞋、穿布鞋，和农民同吃同住，来教平民，这样的，我觉得是教育家。像胡适，西装革履，出入上层社会，但是陶行知不是这样。

像另一个教育家梁漱溟，他的儿子是被陶行知教过的。他说起陶行知来，非常佩服。所以，陶行知有一种教师的人格境界。从这个角度讲，陶行知是中国历史上，到目前为止，最后一个教育家。从陶行知之后，新中国60年以来，有没有教育家，我对这个问题有很大疑问。这是什么是教育家的内涵。

我对当前，旨在培养教育家、教育家工程等等现象，持一个强烈的保留态度。我认为，这样做，是产生不了教育家的。教育家不是宣称你是教育家你就成了教育家，我说我张华是个教育家那没有用的，这是无法宣称的。

我们要培养教育家的话，一个很根本的途径，

要创造教师的民间领域和公共领域

胡惠闵：我听说江苏好像在搞教育家工程。

张华：是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江苏教育家工程，这个是我担心的。第二个，国家给四所直属师范大学，每个大学一个亿。叫教师教育创新平台，旨在培养中国教育家。华东师大、西北师大、西南师大……每个学校投资一个亿，旨在培养中国的教育家。

我对这种做法是持保留态度的。因为教育家不是你投入多少个亿就能培养出来的。他需要给老师创造一个自由、宽松，能够进行独立的专业思考和人格追求的环境。

从这个意义上，当前，我们要培养教育家的话，一个很根本的途径，叫创造教师的民间领域和公共领域。换句话说，让老师能够自由的去探索，老师彼此之间——语文老师、数学老师等，都能有自己的活动场所，有自己的组织——比如专业学会，有自己讨论问题的空间。这是教育家诞生的必要条件。而当前，我们国家老师的民间公共领域，老师自由探索的氛围和条件，都极为欠缺。在我看来，诞生教育家的条件还不够成熟。这是我对什么是教育家，以及当前培养教育家这种现象的一种基本态度也。

一定要严格区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

李振村：也就是说，你认为，第一，教育家不是可以培养的，教育家不是像评职称一样可以评定的，教育家也不是官方认定的。教育家一定是生长在教育民间的大地上，自由的生长出来的。就像原生态的原始森林，那是人工培养不出来的。黄河、长江的人造林工程，国家花了十几个亿，造了几千上百公里的防护林工程，现在都毁掉了。为什么？单一的树种，一种小毛毛虫就把它毁掉了。为什么原始森林，大火都烧不了，烧了以后又长出来了？它是原生态的，根扎在大地上。教育家就应该根扎在大地上。

我很赞同最近李希贵一篇文章中的说法，文章题目叫《谁是教育家》，讲了他小时候一个老师，因为犯政治错误，被下放到这个乡村，教他们这帮孩子。这位老师就像教自己的孩子一样：下雨了，把孩子领到家里吃饭；春天，领着孩子去春游，去踏青。孩子读书，他兴高采烈，听着像自己的孩子读书一样。孩子犯了错误，他也满脸怒气。他自己一个人教着语文、数学等所有的学科。这帮孩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李希贵说，自己今天有学习的信心，有创业的信心，有挑战的信心，都来自这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他没有自己的教育体系，没有自己独立的教育观念，但是我认为他就是教育家。因为他的爱，因为他的教育艺术，影响了这么多孩子一生的性格、命运。

张华：我同意这个观点。有两点。第一点，教育家并不神秘。他不是神，他是普普通通的人。第二点，一定要严格区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的区别。

李振村：对。

张华：教育学家是学者，研究教育的人。教育家是实实在在创造教育本身的人。打个比方来说，国内有个音乐家，叫华彦钧，就是瞎子阿炳。他是瞎子，也不识谱，但他用二胡创造了了不起的音乐。他死在音乐演奏的舞台上。他创造的《二泉映月》也好，他的艺术风格，他的什么东西，都是别人研究、记录下来的，他就只管创造。就像你刚才讲的问题，他就有一种和学生交往的爱和专业融为一体的一个东西。甚至一个教育家总结自己的东西，并不一定能讲得非常清楚，因为他沉浸在其中了。那些讲得很清楚的人，并不一定是教育家。你像，研究华彦钧的二胡演奏风格，写一篇论文，这个是音乐学教授、博士可以做到的。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而像华彦钧本身，对自己的风格，认识的并不一定像别人那样看得那么理论化和体系化。

我觉得当前培养教育家，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混淆了教育家和教育学家这两个概念原本的区别。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让老师写逻辑化的论文，有时候并不一定有助于他的成长。

李振村：你这个比喻太恰当了。瞎子阿炳他不懂音乐理论，中外古今的音乐史他也不知道。但是他凭了一种天赋，凭了一种对音乐的天然的热爱，凭着生活阅历的沧桑和艰难，加上他的天赋、禀赋，对音乐的执着追求，创造了伟大的作品，他就是最伟大的音乐家。

张华：而且这里面他不一定是不懂。他用自己独特的方式，比如口耳相传，因为他是瞎子，他用耳朵和手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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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家应该对教育、对孩子，有一种真正深切的理解

胡惠闵：瞎子阿炳除了天赋之外，他对音乐有一种最本能的理解，就是音乐是表达他的情感的，是表达他对社会和人的认识的。我对教育家是这么理解的。教育家对教育的基本问题，也就是说每天都会碰到的基本问题，例如，你怎么认识儿童的，怎么认识学校的，怎么认识教育的等，应该有一种理解的。这样一种理解会和他的行动挂钩。

比如理解什么是学校呢？有的人认为学校就是一种训练人的地方。他有这种认识，学校活动设计、排课等，他会不知不觉的用训练者的思维来做。这样的人就不能称为教育家。再比如是什么儿童？他理解为儿童就是要被教育的，就是一个接受者，就是要像大人一样来思考的。如果是这样理解的话，他即使教学工作做得再好，也不能称为教育家。

如果他认为他所面对的不是一个个小大人，而是天然的儿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他就会容忍学生的错误，他可以真正蹲下来和孩子说话。这样的人，从某种意义上，就有了一种教育家的基本素养。慢慢地，这种思想、素养逐渐成熟，我们说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教育家。

有些人不管自己怎么标榜：我出了多少书，我的理念多么好，但你去看他的办学行为，办学实践，就会知道，他的树是一棵一棵栽的，是排好队来栽的，他是按工业流水线的方式来种树，所以不管他怎么标榜，都不能称为教育家。

张华：接着胡教授谈的，我来举个例子。教育部有一次组织一个团，到瑞士，一个很旧很旧，找不到校名的名校去参观。我们中国一位校长问，你们的理念是什么？这位瑞士校长一边想一边说了一些很普通的词语。这时，进来了一位学生，这时校长眉飞色舞介绍这个学生，一开始怎么样，现在怎么样等，介绍得眉飞色舞……

李振村：你看，这个校长讲述教育理念可能没有我们中国的校长讲得好，但是，他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学生，他对自己学生的一切都了如指掌，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行动教育家，而不是口头教育家、理念教育家，他是在真的做教育。

胡惠闵：有一年，我去德国考察。发现园长室是在一个楼梯角落里，我感到奇怪，园长介绍，他们把所有朝南的房间都给了儿童，作为孩子的活动室。我对这个印象极深极深。就是这样一个细节，涉及到幼儿园对孩子的基本认识。

李振村：在国内的中小学，通常最豪华的，是贵宾室。我到一个有数千学生的学校去，大大小小的贵宾室有四五个。我问校长，这么多干什么。校长说，各级领导、专家来，有活动的场所。他就忘了，学校是为谁办的？是为孩子，不是为各级领导。应该把最好的空间留给孩子。这样的学校，无论办到多高的知名度，无论被授予什么称号，校长都不能被称为教育家。相反，像李希贵小时候遇到的老师，拿学生就像自家的孩子，把一个个农村的孩子，都送到了大学，给孩子们一生的心灵以信念、信心，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为教育家。



要想真正产生一批教育家的话，政府要做的事情，

是从彻底的管头管脚，往后撤，创造一个氛围，保护校长和老师的思想自由。

胡惠闵：所以，我说，教育家是培养不出来的。教育家需要的那些情感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要真的培养的话，要对办学中的那些看不上眼的细节，大家展开来讨论。这样的讨论，可能会深化你对儿童的一些基本认识，从而来改进自己的教育实践。如果能够达到这样一个目的，我想，也算是培养教育家工程的一个收获。如果连这个目的也达不到，像以往一样，通过了一些学习，发表一些成果，出几本书，以为书出了，就成了，这将是很失败的。

张华：打个比方，中国在过去的15年间，产生了一批企业家，是怎么产生的？是政府赋予各个企业办企业的自主权，给他们创造一个好的条件，让他们在市场中自由搏击，说穿了，就是政府少管甚至不管。教育也一样。要想真正产生一批教育家的话，政府要做的事情，从彻底的管头管脚，往后撤，创造一个氛围，保护老师的思想自由。因为只有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和高水平的教育家。

李振村：政府不是不起作用，起的作用，主要是帮助他，营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政府要尽可能少地干预学校，干预校长，干涉老师，要发挥校长的办学自主性，如果学校是一片原始森林，你对它最好的保护，就是不去人为地开发，顺其自然。

张雪龙：说到这里，作为一个校长，我认为提出教育家办学，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我做了这么多年校长，常常很无奈，常常身不由己。我们这么多年走过来，有自己的长处，也有自己的不足。在这种状态下，要成为教育家，很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一个，我觉得，这么多年，教育改革，用吕型伟老师的话，就是患了“多动症”。要求新，要求异。标新立异。甚至走极端。造成自身的功底不好，只求表面的功夫，比较浮躁。而且上面的评选是按照求新来的。静不下心来，沉不下去。

李振村：还是刚才张华教授讲到的，外在的、人为的、不遵循教育生态的干扰太多。教育家作为一个生命成长现象来看，也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春夏秋冬四季轮回，而现在上面的教育主管部门，恨不得一夜之间你就成了教育家。今天给你一颗种子，明天就期待你长成一棵大树——因为教育领导等不及啊，他要政绩啊，所以就今天一个改革，明天一个创新，破坏了自然生长的规律。

张雪龙：形式上要冒出多少教育家都可以。现在名师名校长评了多少啊，但是有几个留在大家心里了？没有啊。还有一个，我们走过的一段路程，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眼界了，见多识广是这代校长的优势，但是没有个性，没有自己的东西，淹没了自己的个性特色。所以学校的主流文化没了。

再一个，我们是在频繁的检查评比中走过来的。我刚才来的时候，学校还有检查团在检查。什么检查语言文字等，各种各样的检查无穷无尽。上级检查不过来，就平行学校互相检查。检查后也不一定有个结果。现在评价学校就是这么来的，你不应付也不行。所以，长期这么走过来以后，造成了很多校长长于交际，拙于读书和思考。这种状况再叫校长来长远考虑，定一个切合实际的长期规划，做一个战略思考，他就不会。

李振村：我插一句。是不是现在规定校长五年一轮换？这样的话是不是也不利于教育家的成长？

张雪龙：这是从行政角度来考虑的。好管理，好控制。

胡惠闵：现在整个的办学都是用行政化的思路来推进的，不是用专业化的方式来推进的。而教育家不是靠行政就能产生的。

李振村：教育家应该强调一种内在的生命生长，是吧？

胡惠闵：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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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最大的不道德，就是逼着孩子和他的老师说假话

张华：我接着刚才两位的话，再说一点意见吧，就是现在有很多对学校产生严重干扰的频繁的检查啊评比啊，它非常坏。坏在什么地方呢？它是让我们学校不道德的一个重要源头。学校里最大的不道德，就是逼着孩子以及他的老师说假话。因为要应付检查嘛，为了达到标准嘛，学校就要回避一些真实的东西来靠拢你的标准，于是就开始弄虚作假。

我这里还可以举一个例子啊，为什么2008年奥运会，林妙可要假唱？真的是莫名其妙啊！这件事被《纽约时报》评选为当年度的世界十大丑闻第10名，我们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这是一大丑闻。为什么西方会把这个问题看得这么严重呢？因为在西方文化中，让孩子作假，这是严重不道德的事件。成人不要紧，比方奥巴马演说呀、政治家答记者问啊，他有时候说假话民众是习以为常的，但对让儿童说假话，西方文化就绝对不能容忍。

李振村：是的。西方文化视野里的儿童是天使，是纯洁无暇的代表和象征，让天使作假，那简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张华：所以，现在我们的学校沦为一个假话国，它的一个重要源头就是把学校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机构中的一环，所以学校必须听话，于是呢，老师带着学生说假话、做假事。这是最坏的东西。让学校恢复真实，前提就是把那种无休止的检查、不必要的检查要彻底根除，让学校有自由，老师有自由，学生有自由。这是一个培养老师健全人格、学生健全人格的必要条件。

李振村：完全同意！高峰校长告诉我，他在山东某地做校长时，一年统计下来，学校收到的各种管理部门发出的文件、通知等等，多达700多份，这700多份文件通知校长如果认真对待，那还怎么得了！校长还有什么时间来思考教育问题、思考课程改革、思考学校文化，还有什么时间来了解学生？现在学校是弱势群体，社会上随便什么单位都可以到学校检查工作，在这种环境里成长起来的只能是社会活动家，而绝不是教育家。张校长是资深校长，也是教育家型的校长，你是如何应对这些东西的？

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们能做的就是一面应付，一面坚持

张雪龙：环境谁也改变不了，但是校长还是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追求。在当下的环境里，我们能做的就是一面应付，一面坚持。

    李振村：一面应付着，一面坚持着。外在的积极应付，学校内涵上主动发展，好！

张雪龙：（笑）呵呵，学校要生存下去呀，要发展就得这样。但是在应付的同时，不能放弃对自己教育理想的追求。还有呢，我觉得要一面走路一面去领悟。

李振村：一面走路，一面领悟。

张雪龙：悟性在哪里？悟性也在脚下。我们学校一个长期坚持的做法，就是边实践，边研究，边反思，边改进。一边在做，一边总结、思考把好的巩固下来，一边分析研究还有哪些问题，怎么去改进它。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办学，怎么去遵循规律？我觉得做每一个活动、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思考它的程序是怎么样的？就是说，规律是通过程序呈现出来的。把握住过程中的主要环节，事前事中事后应该是怎么样的，去求得它最好的成效。现在我们就是一般的简单化工作。比如搞一个教研活动，就是这么一般的搞搞，不去追求它效益的最大化。譬如开个现场会，就是展现给人家看就是了，不注重自己内在的发展。

李振村：是的，这种展示会根本不注重孩子的感受，孩子是木偶，是工具，是展示给来宾看的。山东有个高峰校长。高峰的学校，有两千多个孩子。他的学校每次搞圣诞演出、元旦演出，你去看时，发现所有的孩子都要上场，每一个孩子都不拉。而且，每一个孩子都要有机会站在前排。因此，他学校的演出就缺少了秩序，缺少了精彩，缺少了宏大华丽的场面，但是每一个孩子都笑容满面。

有一次，张雪龙校长在高峰那里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高校长就奉献了一台节目。高校长看得满脸乐开了花，但一些校长跟我说这个节目很一般啊。我跟高峰说了这种意见，高峰怎么讲？高峰说我又不是演给他们看的，我是让我的孩子们借这个机会展示一下，我的每一个孩子都上场能够在全国的老师们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风采，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是孩子在展示自己，而不是大人。你看得如何我不管。我觉得就是这个道理。你看高峰这一点，很了不起。

张雪龙: 所以，我觉得现在做校长最重要的，或者说最难的，就是怎样去站在“三个结合点”上。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要有理论的指导，找到理论的依据，但是又不能老是去讲理论，你要指导实践。这个结合点怎么结合好。现在校长要练一个本领，就是要用简单的事例去阐述深刻的道理，让老师听得懂，想得明，做得到。现在好多简单的道理都把它深刻化了，老师都听不懂。就是这个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点，比较难，但是要做好。教育家就是既要有理论指导，又要能实践去做。

还有一个呢，就是怎么去站在个性和共性的结合点上，既要能审时度势符合一般的规律，能够与时俱进，又能够保持自己的独特，有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这很难。

第三个，就是站在理想和现实的结合点上。理想总是美好的，但现实往往不太如意。没有理想就没有激情啊，就没有一种向往，没有一种追求。但是，不注重现实也不行，不可能成功啊。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坚持不懈地走。这次，我在我们学校搞了一个文化课题，我们18年如一日追求，学会追求、主动参与。顾泠沅为我们学校写了一个序。他说，到这个时候，学校有资格讲文化了。（笑）呵呵，18年，围绕一个主题在不断深化，坚持不懈，而且让这个思想、灵魂渗透到具体的办学实践当中，渗透到工作的方方面面，成为绝大多数教师的一种自觉的时候，才有资格叫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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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前的教育，最需要的是少数教育家，

还是每一个老师都是好老师？

张华：我要再提一个可能看起来是解构性的观点。这个观点就是中国当前的教育，最需要的是少数教育家还是每一个老师都是好老师？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呢，又和过去一两个月来全国思考得比较多的“钱学森之问”联系起来。“钱学森之问”的根本核心就是中国建国60年来，为什么没有培养出杰出人才？用温家宝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培养出一个像他（指钱老）这样的人才？

我认为，钱学森之问是个真实问题，但又是表面的。为什么是真实问题呢？因为确实没有培养出来，这是真实的，我可以用很多数据来证明。但为什么是表面问题呢？就是它的表面性表现在它试图通过少数杰出人才来让中国发生改变。这是表面的。其实中国最需要的不是少数杰出人才，而是每一个人的自由人格。换句话说，我们每一个人个性是自由的，懂得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任，在生活当中又有所创造的。这样的人，才是中国当下最需要的。少数的杰出人才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不能给中国人带来幸福的生活，是不是？如果我们少数杰出人才能够解决问题的话，我们从美国进口就可以嘛，买几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嘛，这完全可以嘛。但是这样不能解决问题。所以我的基本想法，中国教育啊，只有像中国老百姓打乒乓球那样普及地人人都在课堂上搞探究性创造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出一些杰出人才是很自然的事情。出不了，我们也不怕。就像我们有了成片的原始森林，出一点奇木啊什么的很正常，没有也无妨碍。

李振村：说得好！没有也没有关系，因为整个生态不是单靠一两棵名木来维护的，而是靠整片森林。

张华：是啊，关于教育家工程，我们首先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让每一个老师变成一个好老师，为好老师的诞生去创造条件，而不是急吼吼地去把少数老师和大多数老师区分开来：你是杰出人才，你是名校长，你是教育家……这样的做法可能是适得其反的。这是我的一种基本判断。

所以我们回到一个好老师的理想当中来思考，好老师都有什么特质？中国有句话讲，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啊。这个话啊，它体现了中国历史当中教师这个概念具有很高的道德内涵。他既是自由的，同时呢他又把自己的生命和学问化为一体的。而这种情况在中国没有啊。为什么没有呢？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我们高度集权的体制培养了老师听话的品质，要听话，要服从，这首先是和自由人格背道而驰的。第二点呢，就是工业化革命以后呢，强调规格。

李振村：强调标准化。



老师没有自由人格，学生怎么可能有自由人格呢？

张华：对，而这个标准化呢又是和老师的自由人格背道而驰的。这老师没有自由人格，学生怎么可能有自由人格呢？所以这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所以我们首先要尊重老师的自由人格。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他们才有可能变得越来越杰出和卓越。这是很根本的一个问题。所以，好老师的产生比少数杰出教育家的产生要重要。

李振村：这里，我想说一下我们《教育家周刊》的办刊宗旨。《教育家周刊》的办刊宗旨，现在，我觉得和大家的交谈后更加清晰，并不是定位在推出、培养、宣传官方认可的所谓的这种教育家上。说穿了，我们的教育家，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一个好老师。不要把教育家这个概念神秘化、神圣化、垄断化。总是某几个人垄断。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位著名教授的一篇文章，我一看，把我吓了一跳。他说，什么是教育家，就是能够引领一个时代，影响社会的甚至让一批人追随你的。我想，那是什么人物，那是教育宗教，那是教育上的李志。真正的教育家，在民间，在田野，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星星点点密布在天幕上。可能某一颗星星不起眼，但正是这么多不起眼的星星让我们的星空变得如此璀璨。正像某一棵树，你单独拿出来不起眼，但正是无数棵这样的树，让大地葱茏繁茂。所以说，我们现在呼唤的是这样的教育家，因为只有他们才能真正改变中国教育的面貌。

张华：我完全同意。但是，你说的这些现象，它的根源在哪里呢？在中国呀，从汉朝以来就以天地君亲师之说，定型了，这一方面呢说明我们民族是尊重教育尊重老师的，这是好的。但是另一面可以看出，它不自觉地给老师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让老师失去了自由人格和平常心。这就麻烦了，老师不是传教士，他就是一个自由的平常人。只有在充分尊重老师是一个自由的平常人的特点上，他才能有所创造。所以呢，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不能把教育家和古代的某些至圣先师混为一谈。其实孔子就是一个平常人，是后代的人为了统治需要把他神化成了至圣先师。

李振村：对，孔子本身就是一个颠沛流离、一生不得志的平常人嘛。他也生气，他也骂人，他甚至也说脏话，甚至骂自己的学生……



我们不需要那种“完人”式的教育家

胡惠闵：我觉得张老师刚才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就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教育背景下，我们不需要那种“完人”式的教育家。

李振村：不需要被神化的教育家。

胡惠闵：我们不需要几个出名的教育家。我们更多的需要一批具有教育家素养的教师，它具有的素养可能不全面，但他在某一方面又确实是非常卓越的……比方说，他确实对儿童有那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重，并且在他的行为中表现出来。可能他教的班级的成绩不是最高的，但孩子们是特别快乐的。如果你要让教育家方方面面都要好的话，就是以一种完人的角度去打造他了。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强调的应试教育，以及这个几十年来的教师教育培训当中的某些扭曲，使我们总认为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一种有光环的人，那样的人才是教育家，这个是非常糟糕的。

李振村：我举个例子，山东一个民办老师，一个教小学数学的女老师，她连普通话都说不好，她的班级从来不布置课外作业，她孩子的数学优秀率是百分之百。她上课教室里看起来一片混乱，孩子们为了数学问题争吵得面红耳赤吵。比如说她讲三角形，她没有按照教材灌输概念。而是每人发一张白纸，让大家来折三角形，看看你们能折出多少三角形，边折边讨论。就这样简简单单，孩子把三角形的特点掌握得非常透彻。她创造了无数土得掉渣的方法，让孩子们极为快乐地做中学、学中做。她班的孩子，所有同学都特别热爱数学。现在她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她依然坚持着她这种土方法，依然不布置作业，数学成绩依然那么好，这样的老师，我感觉就具有了教育家的特质：她真诚地热爱孩子，创造性地引导孩子，她让孩子因为她的引导而迷恋上了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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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教师要成长为一个优秀教师、成长为教育家，

应该有哪些关键的要素
李振村：讨论到现在，大家对这个教育家的概念，基本理解都是一致的，就是教育家一定不是教育学家，不是靠官方下文件认定的劳动模范，不是评选出来的，不是报纸宣传出来的，不是各种工程培养出来的，而是教师自身自然而然成长的结果。这是第一。

第二点，对教育家成长的途径，大家也比较认可两位教授的观点。张校长，您能不能稍微具体一点给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一个教师要成长为一个优秀教师，成长为教育家，他应该有哪些关键的要素，关键的事件，关键的行动。

    张雪龙：一个新老师进学校，有很多关键要素影响他成长。首先是关键人物。比如他一进来，他的导师，也就是配备的师傅，要善于引导，让他知道怎样做一个教师。还有，比如一个学校的校长，一个教研组的组长，这些人物都很关键。另外一个呢，就是关键的事件。包括他到了学校以后，第一次上讲台，第一次上公开课，第一次在大众面前谈自己的体会，将来第一次当了教研组长，很多第一次，都要重视，重视第一次给他带来的成长效应。还有就是关键的空间。例如，一个办公室的氛围，教研组的氛围，整个学校的风气……

张华：这就是他成长的生态环境。

张雪龙：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就是要提倡我们的教师首先要能够把事情做好。做什么事情首先要一个态度：千方百计做好。做了以后让他说一说，说得出道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怎样做，我做了以后有哪些好的地方，可以总结出什么方法，还有些什么问题，今后该怎么做。无论他备好一堂课，上好一堂课。都让他按照这个思路说一说。说的过程当中就会有新的想法出现，说的过程就是一种思路梳理的过程。另外一点我总是要求年轻教师把他们感受到的东西写一写，写一点案札记。这种札记是自身上好课之后的反思体会，是听了一堂课的感悟，是自己学习的心得。总之，我们送给年轻教师的一句话就是：干得出成绩，说得出道道，写得出文章。这是一种方法。

另外呢，在学校当中，要营造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它分三个层次。推动每个教师对自身教学实践进行反思研究，这是个基础，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是教研活动，让教研活动成为集体智慧的一种集合，一种流动，一种碰撞，一种再生。倡导人人上课，人人发表意见，有问题提问题，有经验谈经验。第三个层次，全校每个时期都有一个总课题加以引领，召开全校性的系列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