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八十年代的北大

管季超0712

怀念八十年代的北大

邵燕君



临近北大110周年校庆，校刊编辑约稿，续写“精神的魅力”。20年前《精神的魅力》一书出版时，我正在读大三。当时，几乎人手一册，先生们的动情文字传诵一时。后来，这本书在北大学子以及诸多“北大精神”的仰慕者间流传甚广。今天， 能够参与“续写”盛事，自然不胜荣幸。然而，答应下来后却迟迟不能动笔。我想，大概是不愿碰触心中的那片湖。
记得高考之前，有个老师问我：“你报考哪里？”当时也在场的语文老师立即代我回答：“她是做红楼梦的。”红楼即指北大。
我也不知道考北大的想法是从什么时候种下的，好像一开始就这样了。这或许和我上的中学有关。我初中和高中都在北京26中，以前叫汇文中学（现又已改回汇文中学）。汇文原是一所美国的教会学校，校史比北大还悠久。好像是在一次校史教育活动中，看五四运动的一段记录片，学生的游行队伍中，前面是汇文大学，后面紧跟着的就是北京大学。或许在那一刻，我就动了心。从此，高考对别人来讲是考大学，对我来讲就是考北大。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北大现在所在的燕园是燕京大学的旧址，而组成燕大的三所大学之一就是汇文大学。如此说来，我与北大确实有缘。其实，这缘分也未必全是巧合。凡老校都有传统，而中国的百年老校就那么几家，背后的精神命脉总有共通之处。老校的传统往往特别顽强，虽经世事变迁，总有余脉保存。当年在懵懂之间就能“私订终身”，一定是觉得有什么东西特别的投缘。
所幸的是，80年代的北大没有辜负我的“红楼梦”，确实充满了“精神的魅力”。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校园似乎总弥漫着一股骚动不安的气息。尤其是晚饭前后，人来人往的三角地贴出各种讲座的布告，文化历史的、文学艺术的、政治经济、法律哲学的……大讲堂的、办公楼的、电教的、二教的……听讲的人也不分系科，只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演讲者的名头。有时候两三个讲座撞在一起，只能赶场。北大讲座的著名一景是很多人站着听，不一定是没座位了，还有可能是有人要准备去赶下一场。人流在校园里东奔西闯，思绪在空中激荡飞扬，骚动不安的气息想必由此而来吧。
那气息甚至直接融入了风景。春夏时节的黄昏，一教附近的天空，总有成群的燕子飞来飞去（大概一教的屋檐下，是它们安家落户的地方）。前方图书馆旁边的草坪上，“草坪歌手”和听众们已经聚集起来了。这些“草坪歌手”不一定是北大的学生，却是奔着北大来的——其实，“北大人”从来都是一个精神的概念，没有精神的向往和熏陶，光拿了毕业证书算不上是“北大人”。图书馆的草坪上有几棵高大的雪松，它们虽不像西门草坪上的银杏那样仪态万方，却自有一种舒展的风姿。“草坪歌手”通常三五成群坐在树下自弹自唱，听者则随意地坐在四周，有的是去图书馆看书或去一教自习的，驻足听一会儿，可能就舍不得走了。有时，听者也点歌，几组歌手还可能应和对唱。唱的大都是大学中流行的歌曲，带点先锋反叛色彩，比如崔健的、罗大佑的、齐秦的，还有一些英美歌曲，它们和北大当时普遍崇尚西方式自由民主的精神氛围是吻合的，只是，这里的北大是抒情浪漫的，这里的骚动不安是更属于青春的。
后来，北大百年校庆时图书馆扩建，需要铲掉草坪。据说当时受到了不少校友的质疑。之所以是质疑而不是反对，是因为北大人也盼望有一个更好的图书馆，真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后来补救的方案是砍掉一院至六院间静园的果树，改成草坪，以形成北大校园“中空”的园林效果。静园是另一处留下不少爱情故事的风景，包括我自己的。但是，为了记忆中的草坪，我也同意忍痛砍树。然而，新造的草坪却全无了往日的风情。这是为什么呢？是草坪不够绿吗？还是草坪上的建筑有些杂乱？或许是因为没有了那些高大的雪松？我对古树的环保意识从这儿起被真正启蒙，现代社会，高楼容易盖，草坪容易铺，而叶茂根深的古树，拔了却没法再栽。草坪歌手们也绝迹了，大概学生们都去唱卡拉Ok了，校园文化与流行文化彻底接轨。
80年代的青年老师都住在学校的筒子楼里。筒子楼窄小、脏乱，用现在的标准完全不适合人类居住。但其实，住筒子楼别有一番情趣。因为没有厨房，大家都在楼道里支个煤油炉做饭。夏天的时候，一眼望去，站在楼道里光着膀子炒菜的一水儿的青年才俊。学生们更是抬脚就来，来了就不走。我现在简直想不明白，那时的学生怎么那么理直气壮地占用老师时间？蹭饭、借书、聊至深夜（此种情景钱理群老师在他那篇收入《精神的魅力》的文章《我的那间小屋》中有生动记叙）。那会儿的老师不忙吗？虽然那时老师们没有那么多考核表格要填，但都在拼命地著书立说，今天看来，不少学者最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就诞生在那个时期。北大气氛外松内紧，内在的竞争一向十分激烈。所以，不是忙不忙的问题，而是那时的北大有自成一统的价值体系和伦理体系：师生情谊比自家写书重要，私下口碑比表格业绩重要，精神生活比物质生活重要（尽管安贫乐道的心理不断自己质疑嘲笑）。大家好像也不大在乎北大是否全国第一，因为，私下里总觉得北大是世界唯一。
那时的北大人确实“牛”，小小的本科生都一副当今中国舍我其谁的派头。由此也落下眼高手低、务虚不务实的毛病。前一段，我看到一则网上新闻，说北大学生因为食堂涨价，组成“北大学生清华蹭饭团”，到清华食堂吃饭，还把两校的菜式、菜价的详细对比资料贴在网上。看后不禁对组织者点子的巧妙性、可行性和有效性大为叹服，看来北大学生务实的本事大大增强了。由此也才知道北大的食堂落后了。我们上学的时候，北大的伙食一向被兄弟学校学生羡慕，据说是和北大学潮有关系，“闹一次学潮，改善一次伙食”。不过，记忆中那时学潮确实年年闹，却没有一次是为了改善伙食这样的事的。北大人关心的都是关乎国家民族前途的大问题，连女生宿舍熄了灯后也经常讨论国家大事。
那时，北大的校刊也够“牛”的。1988年《北大校刊》办了一个“理论副刊”（由原校刊的编辑赵为民老师主持）。别看一个小小的内部刊物，却集中了那多么思想大家和风云人物，说“天下思想出北大”也并不算是如何吹牛。我在那里还发表过一篇采访综述性文章《进退之间——从商品经济的冲击看知识分子的命运》，为此走访了数十位当时在知识界、文化界颇有影响力的著名人士。写这篇文章让我获益极大，不是因为它曾引起小小的轰动，而是在采访过程中深深受教。20年来，回忆起那段经历，我总在感叹，80年代的老师真好，80年代的名人真好，80年代的北大学生空间真大。当时能使用的联系工具只有一部宿舍楼的电话，排很长的队轮到打一个电话，磕磕绊绊地说：我是一个北大的学生，想写一篇文章，希望得到您的指教和帮助……如此语无伦次，唐突生硬，这数十位著名学者居然就都接受了采访，而且，每次采访都是一两个小时以上的长谈。有的老师在给我“无偿上课”的同时，还主动提供各种帮助，以及过度的赞扬和鼓励——这其实是普通的爱才之心，但当时对我激励极大。记得有一个冬夜，我从一位先生的家里出来，在门关上的那一霎那间，切实地感到一股暖流从心底涌上来，当时我告诉自己：如果将来我也有成名成家的那一天，一定要如此地善待后辈学生。
2000年，我在外面游荡7年后重新回到北大读博士，和我的同屋谈起这段经历。我说，那段经历让我的人生底色特别光明。我的同屋是从外校考来的，一直向往北大，因为她的硕士导师是老北大的学生。听完我的话，已有诸多失望的她咬牙切齿地说：“那么珍稀的国有资源被你们私吞了啊！”
这句话一直钉在我的心上。我们这些在北大渡过青春岁月的人，这些“近亲繁殖”留校的人，确实有一个不可推卸的责任：把我们曾经得到的“稀有资源”尽可能地传递下去。不然不但私吞了，还流失了。
回忆总有美化的倾向，不如反思来得客观深入。现在很多人在反思八十年代，我也觉得80年代需要冷静反思。然而，所有的时代都可反思，却少有时代值得怀念。作为一个北大人，我深深怀念80年代的北大，那时的北大，充满着精神的魅力。


2008-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