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记行之一：做会议主持的两小时

管季超0712

北京记行之一：做会议主持的两小时

文/刘铁芳


    应蔡春之邀请，参加了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主办的现象学教育学国际研讨会。

    我是十三日到北京，十四日上午9点多赶到首师。会前有个工作坊小会，我先去听范梅南教授的讲座，去迟了，稍听了一下。感觉有些吃力，英语没过关。好在我对现象学还是有些领悟，能听懂一些，就基本明白其中的意思了。感觉范梅南教授的现象学教育学说白了就是一种通过教育现象的描述来显现教育的可能性的一种形式。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讲故事，避免大而空的架势，平常小事充满教育的机趣，让人听来亲切而自然。

   下午有几个小报告。没赶上有座位的场地，只好到人少的一场，听的是一个意义分析软件的使用介绍。范梅南说话风趣幽默，那人说话不苟言笑。我对那人没什么好感，实在是进去不好出来，又是陈向明老师陪同，只好多听了一下。后面实在忍不住，出来到好象是挪威的Saevi报告那里，听关注残障儿童的问题，多次讲到海德格尔的观点，感觉不错。会后有意留了她的电子邮箱地址。听她的报告，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明白了一个人的Uniqueness优先于Differenence。

    十五号是正式会议。范教授的主题报告由陆有铨教授主持，范沿用了他前一天的风格，让我在懵懂之中稍有领悟，他特别强调从细微中间去显现教育的可能性与智慧,比如从故事、小说、记叙之中去分析，但我的感觉还是没出来。

    会议中，蔡春找到我，要我主持下午一段会议。下午前面是石中英教授主持，后面要我主持。我本来不大愿意，一是心怯，一是精神不是很好，睡不好觉，只想休息，随便听听。蔡春反复说主持就跟国内学术会议一样，简单几句就行，有同声翻译，还有中文参考译文，而且还有1000元钱的意思意思。我不好拒绝了，就答应下来。

    我这个人是一有事情，就放不下，老想着下午怎么讲。先把第一位发言的高伟老师的文章看了，稍微想了几句。慢慢地，一点一点积累了些想法。下午先听石教授主持宁虹老师报告，他主要以提问的方式来进行，这给我很大启发。

    休息后，该我上台了。我开口说了一句，“中国有句古话，‘好戏还在后头’”，大家一笑，“我们前面已经分享了现象学教育的盛宴，下面继续我们今天下午更精彩的报告”。感觉话讲的不是很好，就匆匆开始了。高伟老师发言，“关于教育现象学的几个根本问题”。我在主席台上有些紧张。没有带同声翻译耳机，没有过多地去照顾全场。边看文章，慢慢地有些深入，思考也就明晰起来。这篇文章主要讲现象学教育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我发现题目有些问题，问题在“根本”两字，按现象学的观点，事物不可能有几个根本，教育现象学的根本问题只能是一个，我想问一下那根本究竟是什么。后来觉得这个问题不大好回答，因为每个人对哲学的理解不一。

    他讲完，我首先就说，“高老师前面说他不懂现象学，听了他的报告，其实他是蛮懂现象学的”。大家一笑。我简单肯定几句后，比较正经地说起现象学教育学对于我们、对我们自身的处境，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说我9月去北师大参加教育公平的教育哲学会议，今天来参加现象学教育学会议，在我们的语境中这两者是不是同等重要的问题？该如何来理解现象学教育学之于我们的意义？前段时间，复杂性理论进入教育学话语，不少人大谈特谈，但一段时间过后，它究竟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什么？沉淀了什么？理论究竟应该如何扎根，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我在后面继续展开：现象学教育学与我们相遇有三个层面，一是理论层面，即丰富我们的理论知识建构，就象胡塞尔的两大传人海德格尔和舍勒，他们就成了现象学的理论的实践者和发扬者；一是方法层面，现象学作为思维方式是对归纳法和演绎法的超越（这是我从邓安庆老师那里听课听来的）；一是态度层面，即改变人们的生存姿态，走向一种乐于倾听而不是结论的生存姿态。我们的现象学教育学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进入我们社会的深层，还是昙花一现？中国现象学教育学的着力点究竟在哪里？这值得我们思考。我后面好象是问了一个问题，即现象学教育学究竟以何种方式走向实践？然后让听众提了一个问题。后面高老师想早点结束，没到30分钟就下去了。

    第二位是来自普渡大学的Sol Neeny。我开始并不知道普渡大学是哪个国家的，就直接称请来自普渡大学的Sol Neeny作主题演讲,后来才知道他是美国的。他的题目是作为见证的现象学：遭遇他人和教育基础的同一性。这个题目我一看就非常喜欢。但由于紧张，Sol先生的英语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就在看学生提供的中文翻译，然后寻思着等他讲完我怎么讲几句。后面带上同声翻译的耳机，慢慢跟上了他的节奏，慢慢有了些感觉。他的文章主要是从法国著名现象学家勒维纳斯的观点出发，论证个体如何走向他人。到后面,我就非常认同他的文章中的观点了。等他一讲完，我就一句一句慢慢地讲，这次带着同声翻译耳机，等着那边把我的话翻译出来。我讲到Sol先生的文章表现了一种基于对当代社会洞察的深刻性和敏感性。他提出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虚无主义来临的时代中我们如何成人，特别地，其中提到对个性的理解，即内心深处所意识到的自我和他人，这对我深受启发。我后面从上午听另一位年轻博士讲的教育之光的报告中的启示结合起来。我说上午听教育之光，就总是想不明白，在我们中国的语境中教育之光从何而来？在西方的语境中，人是在与神的相遇中开辟了人的存在的空间，语言就是作为这种启示的产物，语言与逻各斯同一。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实际上暗含着人正是通过语言，而在语言中进入与神的共在，正是神性开启了人性之光和教育之光。刚才听Sol先生的报告，突然发现，他就给我们提供了一条教育之光的路径，那就是爱。我在此对Sol先生表示由衷的敬意。我站起来，专门给他敬了个礼。

    可以说，正是对Sol先生报告的主持与评价让我突然感觉这次参加会议的价值与收获，我发现自己仿佛眼前一亮。接下来的两位发言，一是浙江师范大学的舒志定教授，他的报告是体验教育的问题。我评价时是把他的报告和前面Sol先生的报告结合起来。我说前面Sol先生讲的是如何走向他者，舒教授的论文关注的是如何塑造自我，这中间有一种明显的差异性。我们的文化更多的强调的是共性，而不是个体性，所以强调体验乃是要在共性的语境中凸显个体性的重要性。但仅有个体性还是不行的，我们还要关注Sol先生所提到的个性，成熟的个性。我后面好象没给他提问，就直接让别人提了个问题。最后一位是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女士，讲的是本体心理学视野中的教育学，没发现多少特别有意义的东西，基本上就没花多少心思去评价。

    结束前，我突然来灵感，即兴发挥了几句：两个小时的报告精彩纷呈。大家在现象学的旗帜下有相同的视野，又有不同观点的碰撞。现象学是我们交流的纽带，对人的关注，对人类命运的关注才是我们共同的心愿。下面掌声响起。我最后说了一句，终于完成了任务，我现在把担子卸下来了。

    走下台来，几位认识或不认识的连忙与我招呼，还照了几张相片。由于蔡春要准备第二天发言，没有参加。我中间给蔡春发条短信，告诉他任务较好地完成。走出门发现有点冷，原来背已经全部汗湿。

管季超0712

北京记行之二:结识索尔
已有 1233 次阅读  2006-10-21 09:01
    结识索尔先生是这次北京之行的重大收获之一。当然这不是拿结识了一个外国学者为给自己脸上贴金，范梅南先生我就没有去跟他打什么招呼。人与人的相遇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如果不是我主持索尔先生的报告，我就不会那么认真的发现他的观点的价值，并及时地认同其中，也没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及时地表达对他的文章的看法，从而达成跟他之间的友好的交流情景。

    我从主席台上下来，就直接跟索尔去打招呼，并且表达我对他文章的敬意以及想跟他多联系的意向，他也很高兴。他的邮箱会议资料上有，我就表示今后通过电子邮件跟他联系。

    十六号的会议继续。他坐在前排，我坐在第二排。索尔先生戴着帽子，特别认真。他还不时会提个问题，那两天他好象是发言中提问最多的人。正好好友周建平请我吃中饭，我就想顺便把索尔先生请去。会间跟他联系，他欣然答应。中午我们几个，还有陪同他的首都师大教科院研究生赵娟，一起到外面一家餐馆吃饭。在赵鹃的协助下，我们俩边走边聊一些彼此都能沟通的话题。

    在饭桌上，我慢慢了解到索尔先生是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他们学校有15000学生，加上教职工有18000人。他是哲学博士，还没有毕业，主业是哲学和文学。年龄比我还小，1973年出生的。

    有意思的是，索尔先生是个素食主义者，点菜时我也尽量照顾他的喜好，以素菜为主。他爱喝点啤酒，点了两瓶。等到结帐时，索尔先生连忙掏钱包，他以为是AA制，赵鹃忙告诉他是我的朋友请客，是我邀请他来的，不需要他掏钱，他一笑，明白。

    从饭馆出来，他拿起相机，拍些周围的景物。碰到两个烧红薯的，想照一张，那两人连忙闪开，索尔也不勉强，马上收起照相机。

    我突然想起，能否把索尔的文章翻译过来，介绍给国内的学界。于是把我的想法告诉他，索尔非常高兴，当即表示授权于我。

    十七号的会议我参加了大半，下午因为去北京师大有点事，就提前离会。临出门，我再次跟索尔道别，我们合一个影，友好而愉快地分手。

管季超0712

北京记行之三：谭斌印象


    熟悉谭斌这个名字是因为几年前她在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时，曾写过一篇对我有褒有贬的文章，较全面地分析我对教育回归生活问题的见解，从那以后我心中就牢牢地记住了谭斌。

    见到她人是在上个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参加石中英教授组织的教育公平为主题的教育哲学年会。那次只是在兰蕙二楼的过道上简单地说了几句，对她印象并不是很深刻。

    十四号上午，蔡春带我走进首都师大国际文化大厦范梅南教授会前小报告会场，在前面第二排找个位子，刚坐下来，就听到旁边有人喊我名字，正是谭斌，坐在她旁边的是北师大的郭华老师。

    这次现象学教育学会议，她是东道主，自然后面碰面的机会多。她一身学生打扮，丝毫看不出是一位博士毕业好几年、博士后出站都有两三年的大学教师了。

    十六号上午她作主题报告“体验死亡：儿童道德感的发生”时的情景。一身散发着随意的她，轻松地走上主席台上的发言席，很随性地交代她报告的讲法，中间好几次讲到“这个问题不讲了”、“时间太少了，这个问题也不讲了”、“这个问题没什么意思”。她中间学习现象学的方法讲了好几个有趣的故事，其中印象深刻的她讲的金庸《射雕英雄传》中的一个故事：一只鸽子为逃避老鹰躲到了佛那儿。佛求鹰放过鸽子，鹰说，放过鸽子它就得饿死，要佛从自己身上割下相等重量的血肉给它果腹。佛割而又割，份量却总是不够，最后佛涌身跳上天平，这才与鸽子等重。这个故事让我明白：在道德的天平上，贵为佛祖的生命，也仅与微不足道的鸽子等价，世间生命的价值其实是相等的。

    印象最深的是，她靠着发言台站着，一边随意地叉着双腿，一点一点地把腿叉到最大，随后又把手伸进裤袋里，象是一个略带顽皮的孩子在跟熟人讲述自己动听的故事，又象是武侠小说中的侠女，在远离世俗生活规则的自由世界里，尽情地挥洒自己的性情。

    会后我在路上跟她谈起，我说我们许多人嘴里谈论现象学，其实没有一点现象学的影子在里面，你才真正有现象学思考的味道了。她马上接话：“那是。他们说的那些东西，象我这么聪明、有悟性的人，哪点不明白？”

    我开始真正地了解谭斌，一位教育学界的侠女。

管季超0712

北京记行之四:拜见钱老师


    这次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的想法就是拜见钱理群老师。我曾有两次机会走近钱老师，一次是2001年，《教育参考》吴国平兄邀我参加一个语文教育与对话理论的小型研讨会，有幸见识钱老师，那时对钱老师的印象是质朴而谦逊，和蔼而富于感染力。我曾在我的博士论文的后记中这样写到与钱老师的第一次相遇：
    去年九月，我应《教育参考》吴国平先生之邀去上海参加“对话理论与语文教育”研讨会，幸遇钱理群先生，聆听钱先生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我所关心的道德问题向钱先生讨教，簇拥在华东师范大学一间小会议室里听钱先生讲鲁迅，使我受益非浅。正是与钱先生的相遇，使我得以走进五四，“遭遇”鲁迅。

    今年4月，应福建张文质兄的邀请到厦门参加他的生命化教育的研讨会，听说有钱老师去，我欣然前往。这次正好有个很好的机会和钱老师亲密接触，会议的最后一天，与会的很多人都走了，钱老师是第二天早上走，吃过晚饭就只有我和钱老师了。于是，我就陪着钱老师从宾馆出来，沿着外面马路转了一圈。回来又到他住的房间聊天，一直听钱老师讲到快10点钟，想到钱老师第二天赶早要坐飞机走，才离开。那晚上，听钱老师讲了很多，特别地讲了他这几年来遭遇语文课程改革、主编《新语文读本》、跟中学生讲鲁迅等经历，中间讲到他大病一场，脸上还留下了深深的印痕，止不住眼泪嘘唏。那一晚，钱老师在我面前，是一位慈祥的长者，一位令我肃然起敬的前辈。他把他人生最真实而深沉的一面真实而自然地展现在一位并不熟悉的后学面前，我突然感到生命的厚重。

    今年9月，我去北师参加教育哲学年会，本来想去拜见钱老师的，我编的教师职业人生叙事编了钱老师的《我的教师梦》的文章，想去感谢他，那次他出去了，未能成行。去首师开会前，正好收到北京华文出版社一位编辑打来的电话，说是看了我在今年《书屋》第10期上发的文章《乡村的终结与乡村教育的文化缺失》，很受启发，希望我能编一本与乡村教育有关的书。能为乡村教育做点什么，这是一件我很乐意的事情，我当即答应。到北京后，突然想到钱老师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何不找他一起来做？我打电话给钱老师，正好他在，同意我第二天下午三点后去他家。

    17号本来还有一天会，我没有去。下午约了华文出版社的马丽编辑一起去见钱老师，钱老师住的地方在五环了，很远，我们打的去，司机也不清楚那地方，边走边打听，终于到了钱老师住的小区。后面想起，应该买束花，就又打的到西三旗，折回来花去三、四十分钟。又弄错了楼号，找到钱老师家时已经有些晚了。

    一进门，钱老师就问，“你们怎么才来啊？找错地方了吧。我接到电话就在等你。太客气了，不用买花的。”我们只好交代不好意思。进门让我吃惊的一件事情，就是钱老师家的书竟然如此之多，整个客厅一面大墙全部是书柜，从客厅往书房看，书房的两面墙也全是满满的书架，书房的地板上还堆了一大堆。我和马丽都不住地说钱老师的书真多，我跟钱老师讲，看了钱老师的书，我才知道钱老师的文章是怎么写出来的。

    后面主要是和钱老师讨论编书的事情，钱老师二话没说，同意和我一起来编。然后，钱老师就乡村教育问题谈了很多，我当时没有带笔记本，就把几个关键词输在手机上，后面出来没有保存下来。大致说到的事情有：关于东部乡村和中西部乡村教育，我们一般只关注中西部乡村教育，其实东部发达地区乡村教育同样有问题；关注乡村教育的两个层面，一是乡村儿童教育，一是农民教育问题；还有，当前的乡村教育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乡村运动之间的借鉴性问题。我们初步拟定编两本，一本当前的，一本三、四十年代的。

    我原来设想和钱老师一起编，主要工作由我来做，请他写篇序言。没想到他首先就提出，由他和我各写一篇研究性的前言。钱老师这么一说，我心里就非常塌实，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充实和兴奋。

    从钱老师家出来，天已经快黑了，肚子也有些饿了。但我心里依然淌着无比的高兴，也愈益发现人生的使命和重负。

管季超0712

北京记行之五：初见李明


    李明是今年《读书》第8期和我同发一篇文章的作者，正好在我的文章的后面，他的文章《医学墓地上的叙事之花》我非常喜欢。后面在网上搜索到他的邮箱，就主动给他发了邮件，两人很快就联系上了。这次正好我去北京，就想彼此认识一下，能扩大自己的交往。

    我们见面是在17号上午。那天我没去开会，到书店买了两本书，就到北师约见他。我问他何时到，他说堵车，迟了点，就到了，问我到哪里见面。我说就到北师广场上的木铎大钟下面。

    那时天气很好，大钟座旁坐了好些人在晒太阳，我也找个地方坐下。看着过往的人，哪个会是李明。

    我想象中的李明能写出那么成熟的文字，应该比较成熟，高大。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瘦瘦的男士过来。我眼睛望去，那边马上会心一笑，他就是李明。

    我们想找个地方坐下谈，他中午另有饭局，就只能在广场上随便找个地方坐下聊。因为我们的交往是从读书上的文章开始，我们的谈话自然也从这里开始。自然免不了彼此夸奖对方的文章写得好，这也是事实，不然怎么可能发到鼎鼎有名的《读书》杂志上呢？

    我们的谈话逐渐展开，主要是我问他，听他讲的多。他讲到中西医的发展趋势，讲到他的文章的局限，主要是叙事医学的局限，他提住一种整合的医学模式。这是他的博士论文研究的主题，他现在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老师，兼读在职博士，主要上心理学课，他在年龄上算是我的小老弟。他对叙事的认识让我很有启发。

    后面谈到教育问题。他说到有心理学研究的，调查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发展，结果发现随着年级的上升，创新能力反呈下降趋势，这让人深思。提到基础教育，习惯成自然，长期的规训而不是培育的教育，让我们的学生的创新能力大大受到局限，一到真正需要发挥的时候就已经变得平庸。他看问题的视角新颖，很有些意思。

    记忆最深的是他讲到中日关系问题。他说他的一位东京大学毕业、在日13年、1999年回国的老师曾经告诉他们，现在日本的中学生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对中国也基本没什么了解。小泉政府之所以一次次地选择参拜靖国神社，其主要目的就是要唤起亚洲国家人民对日本的仇视，从而给日本树敌，好团结日本国民，提升日本民族的凝聚力和日本民族的精神。我们对日本的仇视恰好中了小泉的计谋，所以，对于我们而言，抗日的最好形式并不是仇视日本，而是忽视他们，那才叫真正的抗日。他说的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了许多。也许问题也不一定全然如他老师所说，但这个视角确实值得考虑，很有启发。生活中许多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多一根筋思考，一味地遵循自己的逻辑说话，有些时候是靠不住的。

    我们大概谈了个把小时，他有事走了，大家相约再联系。生活有时就是这样充满了奇遇，一次偶然的相遇，让我的生命空间平添了许多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