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地理学前途无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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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地理学前途无量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总结发言*

石汝杰



谢谢大会给我这样一个重任。对于这样一个内容丰富的会议，我没有能力做全面的总结，只能谈谈自己的感想。

首先我要说，这是一个汉语语言地理学的集大成的会议，在这里聚集了中国和世界各国运用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认真研究汉语方言的学者。出席者有前辈学者，有在这一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还有很多年轻学者，是值得庆贺，值得纪念的。首先要感谢大会的组织者和工作者，尤其是其领袖人物——曹志耘教授。

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中文版的出版，是在2003年。当时，我很担心，觉得现在出版这样的著作未必能引起多少反应，很可能就会无声无息地湮没在浩瀚的书海里了。很高兴，事实证明我错了。这7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汉语方言学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曹志耘主编的大项目、以方言特征为中心编纂的《汉语方言地图集》。

本次会上发表了很多论文，大家以理论探讨和实际调查的成果充分证明了语言地理学的活力和魅力。如曹志耘教授深入地讨论了地理分布的类型问题；游汝杰教授把地理等自然条件和方言边界联系起来讨论；侯精一教授以代词“他”为例，精彩地解释了方言类型的地理分布，等等。虽然各家有不同的见解，甚至有分歧，但是一个显著的倾向是，大家都努力地把语言地理学作为中心来讨论，来进行研究。

在20世纪初头产生的语言地理学是对新语法学派的一种反动，也可以说是某种补充和修正。显然，这已经是一门相当古老的学问了。在当代中国的汉语学界，语言地理学能得到承认、得到较广泛的运用，可以说是一种“复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迎合了在研究理论和方法上求新的大潮流。

作为一门成熟的学问，语言地理学有一套理论体系和具体的研究方法。在很多国家，如日本，这一学问已相当成熟，差不多“过时”了。但是，在汉语方言的研究中，却还是新开垦的田野。作为教材和参考书，除了贺登崧的《汉语方言地理学》以外，还能举出：（1）岩田礼主编的《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2009），其前言对语言地理学做了相当详细的介绍及探讨，并与汉语的实际紧密联系，书中对方言分布的解释提供了很好的样本；（2）洪惟仁等学者对台湾方言的调查及理论总结也值得重视，本次会议上就有几篇翔实、精细的研究报告；（3）史皓元等人关于江淮官话与吴语边界的研究，也是一个可供参考的样板，其中一个做法是把语言特征的分布和行政区划边界线的历史结合起来。这些研究的共同点是，对语言现象的地理分布，一方面用地图来表示，反映了作者的判断，另外一方面作出合理的解释，能看出研究者如何使用各种理论和概念进行分析。

    这样的研究，一定要和汉语的实况结合起来。张勇生说日本地理语言学的“缺点”是没有以语音为重点。其实根本的问题在于日语是一个跟汉语不同系统的语言，所以能以词语为中心来进行研究，而汉语则不得不考虑声母、韵母等语音构造方面的问题。

语言地理学的世界是广阔的，汉语方言研究的天地更是无限宽广的。会议上的许多论文也证实了这一点。大家从语音、词汇、语法和社会历史的角度出发，结合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真是五彩纷呈。正是汉语丰富多彩的现实为语言地理学提供了广阔的实践空间和极好的机会。

会上，多位学者回顾了我国的研究历史，20世纪以来，有很多方言研究的著作附有地图，而且大多是特征图（见项梦冰等2005）。另外一个重要的成果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编纂的《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其方针不同，是以方言分区为目标的。近一些年来，涌现了较多的以语言地理学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的博士论文（从会议论文集所附录的目录也能看到了这一点），本次会议上也有多位年轻朋友报告了研究成果。这些都是值得庆贺的成果。

远藤光晓教授介绍的各国的大量研究成果让我们大开眼界，大西教授介绍的日本的研究，是全面而丰硕的。在台湾省，有洪惟仁教授等诸位所做的详细研究和理论探讨。相比之下，中国大陆的研究还只是刚起步，虽然必须说《汉语方言地图集》是一项丰功伟绩，但今后的路还很长。对于中国的学者来说，我们可以在较高的起点出发，因为可以借鉴的经验比较多了。

我觉得，今后，除了大面积、大范围的研究，更需要大量的区域地图，因为只有把各区域的地图综合起来，汉语的全貌及历史过程才能看清楚。比较好的选择是，各地的研究者以自己熟悉的小区域为基础，然后逐步扩大范围。目前，这样的研究还不多，一个好例子是甘于恩主编的《广东粤方言地图集》，有400多幅地图，已经完成，但遗憾的是限于经费，还没有出版。

    我想强调的另一点是，运用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研究，绝不是否定传统的研究方法，否定基础的语言调查和资料搜集，更不是否定前人和先辈的研究成果。因为只有把前辈的传统和成就作为基础，加上自己的努力，才能有更多更好的成绩。

我曾经说过：“对于中国的汉语方言研究者来说，如何把方言地理学的理论运用于现代汉语方言的研究是一项迫切的任务。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把传统的研究方法和这一理论结合起来。比较合适的方法是既要充分利用汉语悠久的历史中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尤其在音韵方面，可利用《广韵》系统来整理方言音系，这样做简便快捷；同时又要十分重视活在民众口中的语言。董同龢《华阳凉水井客家话记音》前言(83页)中转达的赵元任的话也赞同这一点：‘他批评咱们的工作像Neo-grammarians，就是说太以 Phonetic Law 为主。我觉得他批评得对。不过我们的理由是，如以Phonetic Law 为主，用极少时间可以得一大批的初步知识。’所以，问题是如何在实践中把这两个方面有机地结合起来，处理得更好一些，目的当然是要深入调查研究活的方言，以促进对整个汉语的更精深的研究。”（摘自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中文版后记）

语言地理学是值得学习的，但并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期待光靠某一种理论和方法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灵活地综合运用各种理论和方法，是比较明智的做法。

此外，计算机技术的发达（如GIS等）也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就像潘悟云、刘祥柏两位先生在会上展示的很好用的软件，是值得认真学习和使用的。

日本方言研究史上有“方言周圈论”与“方言区划论”之争，类似的争论在中国也许会重演。但是，有争论才能有前进，我们期待着更新的进展。

研究者是有感情的人，感情对于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把方言研究和说方言的人民群众联系起来。贺登崧神父在谈到他的研究时说：

    这本书里提到的西册田在山西省东北部的桑干河畔，我在那里居住的时期（1941-1943）正是在战争中。周围的农民，几乎都没有受过教育，因为那时并没有学校，但是他们都有很深厚的教养。由此，我明白了教育和教养是两回事儿。

我把这本书献给我始终怀念着的这些晋北的农民，我对他们怀着深深的敬意，并感谢他们的帮助。正是这些人，构成了东亚文化的深厚基础。（贺登崧《汉语方言地理学》封底）

    贺登崧先生把语言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引进汉语方言研究的领域，并用自己的实践来证明其魅力。我们对这位先驱者也怀着深深的敬意，并以新的研究成绩来纪念他。

    张振兴先生的大会报告深刻阐述了一个命题：“中国的地理语言学要走中国自己的路”，说得非常好。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谢谢大家。



参考文献

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研究所2010  《首届中国地理语言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论文和提要集》，北京。

贺登崧2003  《汉语方言地理学》（石汝杰、岩田礼译），上海教育出版社。

项梦冰、曹晖2005  《汉语方言地理学——入门与实践》，中国文史出版社。

岩田礼主编2009  《汉语方言解释地图》，[日本]白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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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是以在会议上的发言为基础加以修改、补充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