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讀書？》編輯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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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讀書？》編輯報告

龔鵬程

　　本書是由上海一心書店1936年版《怎樣讀書？》、讀書生活社1936年《讀書與寫作》、生活書店1934年版《我與文學》、《教育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三號等幾本書中的文章重新輯編而成的。分為上中下三篇。上篇讀書指南、中篇讀書經驗談、下篇讀書與文學創作。輯編既成，略述全書大旨如下：

一、為何要學習讀書？

　　依進化論說，人是猿猴變來的。可是猿猴至今並無太多進化，仍與當年差不多，人則有了許多不同，原因何在？孟子曰：「人與禽獸幾希也」，關鍵就在這「幾希」處。幾希，白話文叫做些微、一點點。人跟禽獸的差別只有一點點兒，孟老夫子主要就仁心說，我們這裡從另一方面說。

　　禽獸都能鳴能叫，但無人類這樣豐富完備的語言系統，故歷來研究人禽之辨，均以語言運用為人類之特徵。但相較於語言，文字就更複雜更獨特了。語言不過是把天然的鳴叫能力予以強化而已，文字卻是一套本來沒有的符號系統，或將語言的聲音用符號來表示，或另構一符號體系。莫說動物界沒這東西，就是人類，絕大多數族群至今都沒發展出來，可見它有多麼特殊了。中國古代說倉頡造出文字後，「天雨粟，鬼夜哭」，形容得真好！

　　因為一旦人類擁有符號化的能力後，就能如構造文字符號般構造出另外一些符號體系。例如權力和金錢。權力是把人與人的關係符號化，插毛羽的、紋身黥面的、主祭的、分肉的，都代表是有權力的人，權力之大小及關係各以物或儀式象徵之。金錢是把物與物的關係符號化，物與物價值之大小及關係，各以金錢之數象徵之。金錢與權力本身是抽象的，其存在，只在那符號系統裡。故一張紙可能代表百元千元甚或億萬，但幣制一旦改變，就又可能成為一張廢紙。這樣的符號系統，皆形成於文字系統建立之際，因此文字可說即為文明之源。凡造出文字的民族，都同時也建立了貨幣和王權體系。人類的歷史，雖可追溯到上古數十萬年前，但具體說人類之人文創造，則一般都只從這時講起，就是這個道理。中國人講史，基本上亦不論上古，只把有文字以後的情況稱為史。史這個字，就是一隻手拿著筆在書寫的樣子。

　　拿筆寫下來的就成了書，書與史幾乎是同義詞。書記錄了人類文明的歷程，人類所有的智慧與經驗都薈萃其中，因此「讀書」又幾乎跟「受教育」成了同義詞。
人自出生以後，既受教育則必讀書，正如人要長大，無不須吃飯一般，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書也因此常被稱為人的精神食糧。但讀書跟吃飯畢竟不同。吃飯是人與禽獸同的部分，屬自然的生理需求；讀書和運用文字則是非自然的，是人與禽，乃至人與比較差的人所不同的部分，故須要學習。一方面仰賴父兄、師保、有讀書經驗的人之教導；一方面靠自己努力，才能把書讀好、把文字運用好。
我們編這樣一部書，就是針對人們讀書之需，請有經驗有成就的名家現身說法，使讀者明白自己該如何像他們一般努力，又可從其經驗中獲得什麼指導，漸成一善於讀書的人。

二、他們教人怎樣讀書？

　　但這樣的書並不只有工具性的作用。它論及的讀書方法和不同的讀書經驗，本身便頗多可玩味之處。

　　例如林語堂〈讀書的藝術〉，本是去上海光華大學演講的講辭。但劈頭就說現今大學生讀書根本走岔了路，大學注冊部所要求學生讀書之方法（如規定要修多少課、多少學分、每科給多少分數等）也都是錯的。總之讀書與入學，完全是兩回事，所以大學生應即早覺悟才好。這不是上門罵人嗎？但罵得痛快、真切，對慣受現代教育的學子來說，當有冷水澆背、陡然一驚之感。

　　章衣萍〈我的讀書經驗〉，也同樣反對現代教育制度。認為學校乃是為呆笨人而設的，凡追求自由的人，均應自由地閱讀。

　　朱光潛〈談讀書〉，對中學生說話，而所講也都是：你們該多讀課外書、讀什麼樣的課外書、如何讀等等。

　　李公樸〈求知識的三條路〉則說去學校並不是真正的讀書，僅是學習讀書的一點工具和方法罷了。例如學語文、數學，乃是為了日後能讀中英文書和數理著作做準備而已。

　　張素民〈我的讀書經驗談〉又強調治學不可只讀教科書，看一兩部教科書後就該去讀專門著作。

　　凡此，皆覺得上學、讀教科書簡直不叫做讀書，而且可能還會妨礙人讀書做學問。依他們看，讀書最重要的是興趣，而不是照著別人的規定，或以讀書為謀仕、謀職、謀利之工具，現代學校教育體制恰好是硬式的規矩加上分數、出路等功利的考量，故頗受他們批評。

　　同時，他們也反對現代教育制度把讀書當成了是學生的專業，似乎畢了業就不必讀書，或學校以外的人也不必讀書，其實：「人人終身為學生，西文student一字，並非是專指在校的學生，乃是指一切學的人或研究的人。所以我誠懇的希望全國同胞：人人以學生自居，人人努力讀書！」（張素民，前揭文）

　　而讀書之法，他們又頗主博通，不拘於學校教育裡的科別。所以學文科的學生不可不有科學知識，不可不讀些科學書籍（章衣萍‧作文與讀書）；學自然科學的人，也必須讀些哲學書（葛喬．學自然科學的人為什麼要讀哲學書）。胡適強調專門學問之精以外，更要能博，大抵也是同樣的意思。

　　諸君論學宗趣及門徑都很不同，但上述對學校教育的批評，以及由之而來的對讀書方法之體認，卻是他們最相似的地方。

　　現代教育體制，是清光緒廿八年左右才引入中國的。廢科舉、立學堂，到他們寫這些文章時，亦不過三十幾年，但諸君對其弊端之認識，實在已極深切。現代教育，在美國曾經歷過幾次改革，就都與諸先生指出的這些弊端有關。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後，或講通識博雅教育，以改善學人文的不知自然科學、學自然科學的則不曉人文精神之病；或講「學習型社會」，主張社會上人人都應自主學習、終身學習者，漸成主流，而諸君皆早發其端。可見會讀書的人見事之審、識理之明，確能示人南針。其議論，至今非唯未過時，且正時髦著呢！

三、為何這樣教人讀書？

　　諸先生的經歷，十分特別，在中國歷史上恐怕是除了文革以外，讀書經驗最特別的一代。早年多是在父兄之教的老式教育體制中成長，後來成了新思潮新社會的推手（如蔡元培、胡適等），或受新風氣新環境之啟迪（如巴金、林庚、吳文祺等），生命有許多衝擊，價值取向上也歷經若干抉擇。俗話說：「閱讀史即精神史！」他們的精神史，確實反映在他們閱讀的狀況中，中篇下篇所選的文章多有這種性質，像茅盾〈我曾經穿過怎樣的緊鞋子〉、孫俍工〈我的轉變〉、聶紺弩〈這算是我的懺悔錄〉、朱光潛〈一個失敗者的警告〉、蕭乾〈我並非有意選擇文學〉等，都對自己和時代的關係多所著墨。其精神在書本之間冒險，人生觀及志業取向隨之轉變，不但寫來動人，更是研究民國時期知識分子精神內涵的絕佳材料。

　　正因他們有那樣特殊的時代位置，故而才能有那種對現代教育之批判以及讀書方法觀。

　　我國古代的教育，與古印度古希臘一樣，均是貴族教育，政治權、祭祀權和知識權力都由貴族壟斷。孔子有教無類，始開平民教育之風；這在印度和西歐，都是千年以後才有的事，無怪乎孔子被尊為聖人、萬世師表。無奈孔子雖開平民可受教育之風，後世政府卻無平民教育制度，平民若非有錢有閑有機會，一般仍無受教之實。故理論上人皆可受教育，實際上百分之八十以上均是文盲。中國社會乃因此而分為兩層，一層是士，受過文化教育，能讀能寫，可創造文明；一層為無知之氓，靠自然的生物本能和社會生活度日，雖亦食衣住行、飲食男女，實與禽獸並無大異。中國之積弱，即緣於此。清末的改革，廢舊式書院私塾，改立學堂，其核心正是要推展國民教育，讓受教育變成國民之基本義務，把國民皆改造為士。

　　想達成這個目的，教育便需使用老百姓聽得懂的語言。教學用語由文言改為白話，雖說是「五四」運動的功績之一，實為當時社會思想內在邏輯發展之結果，早在清末，教學語言之白話化就已在進行了。

　　又因讀書是人人都需要的，所以這段期間教人如何讀書的文章也特別多，或開書目，或具體講讀書法。有些講原則，如胡適談讀書該心到眼到口到手到；有些講讀不同書的不同方法，如讀小說、戲曲、文法書、乃至報紙各需何種方法等。讀報紙之所以也需要教，正因此乃庶民日常讀物，不可忽視。前引張素民那篇文章說：「我們不要專門階級的士，我們要士農、士工、士店」，指的就是這個目標。

　　但文學革命以後，問題並沒有解決，一是：「這十年以來的新文學，大概都是些急就章，真正有價值的作品很少」（章衣萍．作文與讀書），並不能提供學生閱讀文學之所需。因此如何使白話從教學語言提升為審美語言，仍是個有待完善之課題，本書下篇專論讀書與文學創作的文章，大抵即環繞這個課題而發。

　　另一問題，亦是沿續五四運動的：人人都該讀書，但古書該讀嗎？有些人是不主張讀的，例如洞若《‘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通嗎？’通嗎？》一文便認為《周易》《毛詩》《尚書》等都只有歷史價值，不可拿來模糊了活人的頭腦。有些人則覺得古書未必即會模糊了活人的腦子。因為問題並不在書上，而在讀的方法上，故主張應持懷疑之態度、有獨立之精神。許多文章都強調這一點。這似乎也呼應著當時疑古求實的風氣，並顯示著知識分子追求人格獨立的情懷。

　　再一個問題，則是上文提到的：國民教育新體制，本是為了使人人都成為士，可是實施以後大家才發現它頗與初衷矛盾。新體制只是大中小學學堂，然而學堂之外尚有許許多多國民，可是那些國民卻彷彿並無讀書之義務。入了學堂，畢業出來的學生，在學堂裡亦只讀教科書，只會考試、只想拿高分、只想得學位以便於將來謀職，故不僅未學得讀書之本領，畢業後也不再讀書了。諸先生對此現象，大生憂惕，故爾大聲疾呼。

　　這些問題，都是在歷史發展脈絡中自然形成的。他們的呼籲，點出了問題，可是問題迄未解決，到現在，仍是我們這一代人所必須面對的。因此輯編這樣的一本書出來，提供各界參考，或不為無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