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情报告——散文：多元并举与有序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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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情报告——散文：多元并举与有序写作

作者：王冰

概述 ：多元并举与有序写作的散文　     2009年的散文创作是多元并举与有序写作的创作，其特点是多元、有序、稳定、平静，应该说，2009年的散文创作依旧秉承一以贯之的的精神，关注人的心灵，关注自己生存的现实，或是充满激情，或是体现智慧，都是在用散文来表达自己对于世界人生的理解。

2009年的散文创作是多元的，主要是指写作的题材的开阔性和写作手法的的多样性；本年度的散文创作是有序的，表现是散文创作的领域依旧限定在写农村、写历史、写游记、写人物、写草木、写读后感或者解读作家的范围之内，并没有太多的散文创作溢出这样的一个范围；2009年的散文创作是稳定的，是指本年度散文创作队伍的结构基本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创作手法也依旧保持先前业已形成的表现手法，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是稳定的，散文创作的深度也依旧保持原有的面目；2009年的散文创作是平静的，散文创作的写法保持着原有的水平和风格，也没有出现什么大的散文事件，也没有出现能引起读者普遍关注的的散文作品，目前的散文写作还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和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作品来得到人们的认可。

当然，在2009年出版的散文著作中还是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品，主要有祝勇的作品集《旧宫殿》、《帝国创伤》、《北方：奔跑的大陆》、《江南：不沉之舟》（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此作品集是祝勇以一贯的写作姿态对自己的散文创作进行的清理；季羡林出版了《处世公德》（中国文联出版社），虽然多是旧作，但因为季老的驾鹤西去而颇受人关注，新星出版社再版了他的《真话能走多远》，两书同样淳朴、情浓、庄重，充满人文关怀，从中可见季老的文品、人品；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了熊召政的散文集《中国小记》，该书收录了熊召政的50多篇散文作品，其中多为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从中能见到作者的思想的奔涌和思维的扩大；书海出版社出版了王开岭的《精神明亮的人》，此书也是一本值得一读的散文集；2009年1月，安意如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散文集《观音》之后，又推出了自己的另一本散文集《美人何处》（万卷出版公司），全书解读了古代女性的经典故事，就写作水平和认识水平而言，对于安易如来说都是一次很大的提升；刘醒龙的新作《一滴水有多深》（作家出版社）是一部以“乡土乡村”为主题的长篇散文，就局部而言，闪烁着作者思想的火花，作者掌控语言的能力也从中可见一斑；张承志的新作《敬重与惜别——致日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书中渗透着作者对中日关系做了很多中肯的探讨和论述，其中也有一些在一些刊物发表，贯穿了自己独特的思考，是少有的具有较深思想的作品，江苏文艺出版社还推出了张承志的《秋华与冬雪》，收有“冬夜笔记”、“黑暗之歌”、“贫苦不是穷人的错”、“刚刚在路上”、“艺术是这样炼成的”等几辑；北岛的《蓝房子》（江苏文艺出版社），写了他在国内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忆、所历；周晓枫的《雕花马鞍》是山东文艺出版社推出的“红散文”（另外两本是扫舍的《在普罗旺斯的太阳下》、方希的《毒辣端庄》）中的其中一本，收录作者的九篇散文，《夏至》、《穿过我青春所有说谎的日子》、《聋天使》、《海平线》、《黑夜书》、《墓衣》、《铅笔》、《夜蛾之舞》以及《琥珀》，其中周晓枫延续了自己的写作风格而又有所突破；天津人民出版社推出了杨献平主编《散文中国——散文新锐九人集》，其中展示了吴听孺、段炼、李天斌、江南雪儿、蓝燕飞、龙章辉、李新立、东湖、师永涛九位作家的作品，是较为集中展示青年散文作家的创作风格和创作实力的一册书籍；贾植芳的《把人字写端正：贾植芳生平自述与人生感悟》（东方出版中心），书中充满作者对于艰苦、考验、磨炼、悲悯的思考，是作者生命精华的闪现；铁凝出版了《惊异是美丽的》（作家出版社），从中可见作者心灵的深刻与丰富，对于生活的真实体悟，作者的坦诚和爱意，其中有激情悲悯，又有智性的思索。

其他的散文集还有周国平的《各自的朝圣路》、《思想的星空》、《灵魂只能独行》（人民文学出版社），苏连硕的《湖光心影》（中信出版社），毕淑敏的《行走人生》（长江文艺出版社）、《虾红色情书》（中国物资出版社），王剑冰的《普者黑的灵魂》（河南人民出版社），杨子敏的《一路走来：一位文化老者的人生手记》（作家出版社），叶辛的《一支难忘的歌：叶辛散文选》（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余秋雨的《寻觅中华》（华夏出版社），王充闾的《文在兹》（辽宁人民出版社），陈祖芬的《看到你知道什么是美丽》（作家出版社），周涛的《我醉欲眠》（作家出版社），张炜的《在半岛上游走》（作家出版社）、赵瑜的《小闲事》（武汉出版社）、严风华《一座山两个人》（广西民族出版社）等。这些作家都是成熟大气的作家，虽然写作风格不同，选材不同，但能到达的高度是一样的。

另外，散文作家谷林先生的去世应该是散文的一个损失，谷林先生著有《情趣·知识·襟怀》、《书边杂写》、《答客问》、《书简三叠》、《淡墨痕》等，散文老道、冲淡、典雅、精致，都是难得的佳作。

但是，本年度的创作与人们的期望还是有着较大差距的，散文作家创作步伐缓慢，却不是因为从容；心灵很难进入自己所写的文章，却不是因为作者写作中追寻的艰难；散文作者似乎在艰难地寻找写作的题材，但往往又找寻不到或者找寻不当；即使是找到了，也是没有经过过多斟酌的题材的滥用和滥写；各大散文刊物也没有出台更多的有效措施来真正推动散文的发展，以致使本年度的散文创作甚至出现了倒退的现象。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散文专刊，比如天津的《散文》、西安的《美文》、河北的《散文百家》、福建的《散文天地》、辽宁的《海燕·都市美文》、河南的《散文选刊》、天津的《散文·海外版》、《西部散文家》除了少数几篇优秀作品之外，整体的质量还是有待提高的。其他文学刊物发表散文的页码和栏目或多或少，但这并不能提升2009年整体散文的水准；在众多的文学刊物中，除了寥寥几个刊物推出了几个专辑之外，几乎所有的散文杂志没有更大的行动和实践来设计和推进散文的整体创作，于是大规模集群式的写作态势没有形成，优秀的散文家也没有更多的出现，评论家的关注点也不能相对集中到一个或者几个作家的创作上去，以致使本年度的散文并没有特别值得言说的内容。

本年度重大的散文事件较少，其中中国作协机关报《文艺报》2009年5月21日在第三版“理论争鸣”专栏，以《在场主义引发散文理论争鸣》为题，整版篇幅推出了“在场主义散文”有关理论介绍与争鸣，其实在场主义的提法是2008年的时候由周闻道等人在天涯提出的，旨在呼唤散文写作的在场，但实际的意义和价值依旧需要深入和商榷；《岁月》杂志第6期推出了一期《散文专号》，对于散文做了一次集中的展示，其中创作的质量并不见有太大的提高；第三届《红豆》全国精短散文大赛揭晓，反响倒还是可以的，在推出新人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选择；《美文》杂志以多页码连载的形式分期推出了熊召政《明朝帝王师》、阎纲的《我是文坛三○后》、庞联昌的《盗墓的历史》、桑麻《我的沉重的纪念碑》、蔡小蓉《浮生旧梦说连环》，这些作品可读性较强。

在记忆中再现真实的城市     在2009年的散文创作中，城市题材的创作还是有所收获，优秀作品虽然并不多，但依旧有一些作家在努力，在力图有所突破，他们所写的作品也在某种角度现出一种光亮。塞壬是在方面做得较好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消失》（《人民文学》第4期）写了钢铁和水稻所代表的工业和农业，作者以钢铁和水稻这两个贯穿着作者成长的关键词作为文章写作的脉络，写出了在自身纠结着的两者之间的矛盾和情感，远方的城市是一种驱使自己的力量，这种力量“仿佛一束秘密追光紧跟着我，它裹挟我内心的黑暗直奔澄明”，于是“我披着头发，赤着脚，一个人从稻田的埂边向钢铁厂奔跑。奔跑”，但城市却又是松弛、疲惫、厌倦和无聊的，作者这篇文章的色调很是灰暗，心理的历程也朦胧不清，当然作者对于语言的调度是好的，每个字像玉米秆长在文字的地里，有钢铁般的东西在其中冲撞；塞壬在《哭孩子》（《人民文学》第7期）中表现出的对文字掌控的能力同样是很强的，文章写了一对非法同居男女的打斗场面，以打斗开始，以一次疯狂的交媾结束，以暴力开始，以狂欢结束，碎了的盘子，始终哭泣着，咀嚼着、狡黠的孩子，做了人家二奶却依旧住在棚户区的奇怪女子，糟糕、混乱、肮脏的街景，能让人闻到了暴力、危险、凄厉、悲伤和让人心酸的气味，目光始终是怯怯的，像小兽一样纯洁男孩，但“没有人担心他们的命运，没有人关心他们的成长。不可遏止的，他们一样会慢慢长大，在匪气十足的市井，在混乱肮脏的街头，在暴力、恶劣的家庭，他们会慢慢长大”，这是最让人担心的；塞壬的《合租手记》（《散文·海外版》第3期）写了一组生活在城市的外地人群像，小米、秦海和他的女朋友、潮州男孩、黄玲、江西男孩，不同的经历，却是同样的艰难；在《夜宿小旅馆》（《散文》第7期），塞壬发现了许多细密的东西，能把把一次住旅馆的经历写得如此细腻精致，把握的角度的如此个性化，在城市题材的写作中已经算是比较成熟了。另外，在塞壬《我所知道的打工生活》（《北京文学》第10期）中，作者写了保安、电工、清洁工、仓管，也能写出了出于基层民众的生存状态。

梦亦非的《城市之光》（《山花》第14期）也是写城市的，他认为今天的城市里全是“只听时钟报时的人”，他们挥舞着“光线”直接将白天变魔法般变入黑夜，黄昏早就被工业时代杀死了，城市是冷酷与坚硬的，它不需要多愁善感的黄昏，于商业意义上而言，黄昏是没有任何价值的，是一种时间的浪费；赵波写了《记忆和失忆之间》（《上海文学》第8期），作者笔下的城市暧昧、隔膜、孤独、无形、充满诱惑，对人勾引又排斥，有一种虚假的的华美；安黎在《天涯》第3期发表了《农民工》，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写了一个农民工诗人；周闻道的《企业病·阵痛史》（《美文》第6期），写出了企业改革的过程；吴安臣的《城市二题》（《辽河》第2期）价值取较好，值得一读；宋唯唯的《深圳简笔》（《广州文艺》第4期），作者的描摹的功夫很好，当然问题也是明显的，简单的描述，要体现的东西不鲜明，世界是琐碎的，难道笔下就要琐碎吗？郑小琼的《东莞生存词》（《江南》第4期）写了几个打工生活的记忆中的关键点，很结实耐读；江子的《歧路上的孩子》（《天涯》第3期），写了农民工的真实生活，张生全的《城市变形词》（《青年作家》第9期）抓住了“牛皮癣”和“步行街”两个城市的点来写，也是不错的作品；谭延桐的散文一直以智性取胜，《城市的心脏》、《我给我的笔穿上了舞鞋》、《慢下来的理由》、《和我的眼镜说几句话》几篇（《草地》第2期）都是很好的散文，延桐总是能在生活中发现一些常人发现不了的角度来写，总是显出自己智慧的那面，很是让人佩服，题目取的也很有精巧和灵气，内容也充满才智。从中可见作者的视角是有着较强的精神背景的，这点与其他作家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的焦虑是有所不同的。

其他的如汗漫的《上海地图》（《中国作家》第7期）、王小妮的《2008上课记》、格致的《庭院》（《人民文学》第9期）、蔡勋建的《城市茑萝》（《北京文学》第11期）、闫文盛的《沉重的睡眠》（《山西文学》第10期）、江子的《舞者》（《散文》第11期）都写得非常用心用力；刘塬的《废品收购站》（《散文》第6期）写的从容而唯美，作者笔下的苦难像花一样的盛开；江南雪儿《在夜的边缘踮起脚尖》，写广场和墙，语言很好，密度大，“黑夜是一堵柔韧之墙，我愿意把它看作是无法洞穿的幽深岁月，无力攀缘的生存未知。”

当然，虽然大多数散文作家是生活在城市里面，但真正去关注并写出这个时代的城市精神和城市困境的作品却不多见，大多数作家似乎都自然地在创作中规避掉了。即使有些散文作家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涉及，但是他们观察这个城市的视角依旧是外乡人的视角，因此他们进入这个城市的时候，入口的寻找是艰难的，写作的定位却又是明显的，思考的领域是狭窄的，对于城市的认识是浮于表面的，依旧是从乡村的对视中在寻找城市的局部表象，因此对于城市几乎是无力言说的。

在怀恋中抒发对于农村的真挚情感     农村题材的写作如何才能突破，就目前来看，似乎应该成了散文是否能够向前推进和发展的一个节点了，在2009年的散文中，农村题材散文的比例还是相当高的，其中也有相当多的优秀作品。

周晓枫《纸艺里的乡村》（《人民文学》第11期）以一个城市的视角来观察农村，观察乡村里的人和事，观察来到城市的农村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对于回忆中的乡村的美好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认为所有书写乡村的文章几乎都是纸艺叠出的虚幻的乡村，这点从创作的角度会有些新意，但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还有待商榷，而且本文显得有些干瘪了，没有散文所需要的丰盈；傅菲的《南方的忧郁》（《百花洲》第3期）写得密实，体现了年轻作家的一种审美追求和写作的力量，作者对于事物的描写是力图去穷尽其相的，取得的效果也还不错；山东散文家李登建，他是专事农村题材的散文创作的，2009年他同样写了很多这种题材的散文，写的也比较到位，其中《握住父亲的手》（《散文·海外版》第2期）写的让人动容，写出了自己的愧疚和对父亲的真爱；刘醒龙在《长江文艺》发表了《像诗一样疼痛》，这是长篇散文《一滴水有多深》的选章，写得很用力，展示了乡村的生活图景，充满了自己对于乡村的思考；沈荣均《废墟之下》(《青年作家》第5期)，也是写农村的一些场景的，作者以近似小说的笔法来写，实感性强；马国福的《在乐都大街上泪流满面》（《散文百家》第8期）写了哥哥的无私和伟大，写到“我心里怅然若失。还不到四十岁的哥哥，他的人生境遇被岁月侵蚀的如同一副剥落陈旧的油画，贫瘠和苍凉是他的背景，而沉重和艰辛是他的底色。”黄斌的《母亲的半径》（《草地》第2期）其中写到一处，使人不得不感动，作者问母亲，有没有到过重庆？母亲回答是去过一次，但母亲之所以去重庆，是因为自己的姐姐到重庆去动什么结石手术，这是怎样的母亲啊，这怎么能不打动读者呢；靳万龙的《夜色藏住了一些事情》（《飞天》第17期）写得有些诡秘，有不可确定性，把叙事简化到了适合于散文写作的地步，也是很好的散文。刘志成的《陕北歌悠悠》（《西部散文家》第3期）写得大气，具有陕北的粗犷的色彩，文字中似乎也携带着西北黄土高原的沙粒，作者从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读书的日子里，一次酒场上，同学们要我唱陕北民歌写起，写民歌是一件远古的器物，带着泥土的痕迹、爱情的痕迹、山和水的痕迹、带着人类童年时期的痕迹，写到了村里每年请的戏班子唱的大戏，写出了陕北这块土地的憨厚，陕北人的淳朴，写出了陕北天之高远，地之厚重，由此让读者深深感觉到了应该在民歌中寻找穿凿民族灵魂、骨骼和精神。

为了分类的方便，本人将书写有关地域生活、自然风光的作品也笼统的归到此类中。丹增的《生日与哈达》（《十月》3期）写藏族这个神秘的地方，令人向往的地方，这样的选择本就使文章天生具有一种吸引人的力量，作者是藏族作家，在西藏出生、生长，因此对于那片土地的热爱是不言而喻的，作者也能抓住“生日与哈达”两个关键词组织文章的素材，写的丰厚大气。其中作者写到的5岁生日几段，描摹很细致，带有动人的光泽，写到母子之情也令人感动。这方面写得较好的还有钱红莉的《春天的几个词》（《散文》第5期），文章写得很有意境，有一种深入心底的情感与功力，体察细腻，也很深刻；林锦旺的《渔火》（《福建文学》第5期）写得富有画面感和朦胧的意境，有一种陌生的东西画一样的出现了；《人民文学》第5期的《扬州行》虽有命题的意义，写的质量还是不错，熊召政、肖复兴、韩小蕙、红柯等毕竟是成熟的写作者；刘超《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散文》第1期）写草木，怀念亲情，写日常的事物；李晓军的《抱向空山》（《散文》第2期），写出了面对青山和九色县城的思考，有一种沧桑感；彭学明的《湘西年味》（《美文》第3期）写出了当地的地域特色和风土人情；李广智的《奔跑的树》（《鸭绿江》第10期）写作角度角度也是别致的。

但是，就2009年整体创作而言，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优秀的、出色的依旧不多。整体来看，文章的作者不是不用力，感情不可不充沛，笔法不是不纯熟，但问题是当所有人都在写自己的父母，自己的思乡之情，自己的村庄，当读者在一个月内看到十几篇几乎没有什么两样的文章，体验着虽是不同作者，却是同样的家园，同样的感情，同样的草木，同样的感慨的情感的时候，估计很难判定这样的文章是优秀的作品了，因此对于农村过滥的写作直接导致了这个方面散文写作的不足，为什么每个人的家乡都是一样的，经历的事件都是一样的，其中的情感体验都是一样的，这确实值得警惕，散文追求个性的品质为什么几乎荡然无存，这点也是值得我们反思的。当然，关于农村题材的写作，还有一个问题是，农村散文如何从一个点开始，而不是从面开始或者顺着一条线就把感情捋到底了，连压缩一下的耐心都没有，这是不是显出了作者写作时心境的散漫和笔法的无力。

用想象复制历史的时空     历史题材依旧是2009年散文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很多散文作家把历史视为自己的金矿，通过进入历史，还原历史、叙述历史、解析历史展示自己进入创作的能力。这些作品贯穿着作者的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独有认识和深入思考，有些甚至试图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真实的情景，当然这种还原是否可信还另当别论，至少他们在写作这类题材时，笔法是散文的，而不是历史的陈述和故事的演说。

祝勇的《利玛窦：历史中的牺牲者》（《十月》第2期）是对利玛窦新的解读，作者从利玛窦的面孔出发，用3万余言的大篇幅，以“教堂、书简、地图、钟表、宫殿、墓地、”等作为剖面，写出了自己对于利玛窦的认识，他认为“一个人，一旦进入历史，有关他个人的一切就不再重要了。秉承着对历史人物的一贯态度，我们很难从史籍中寻找到与他们的内心有关的记录。他们来龙去脉、喜怒哀乐，都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消失了。每个人都将经历空洞化的过程。历史将掏空原本附着在他们肉身上的一切，除了一个名字，他们将一无所有，连一个表情也留不下来。既然他已经占用了历史的一个席位，那么，他们也必将接受历史的盘剥，这是再公平不过的交易。对于这样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心领神会。一切都由历史说了算，他们不需要再补充什么。”而对于利玛窦而言，“克己、苦行、冥想、祈祷、独身、斋戒、甘于贫困，都是超越人的动物性本能的必经之途，只有踏上这条必经之途，信仰、启示以及上帝的拯救才能纷至沓来。灵魂活跃的必要前提，是身体的必要尘封。他的冷峻，暗含着某种轻度的疯狂。”“他从不为自己的选择后悔。现在，他试图把他所知道的关于道路的一切，告诉故乡的人们。有意无意之间，这些信件透露了关于中国的消息。”可惜的是，利玛窦作为一环链条，并没有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把中国与世界连接起来，不是他不能，是当时的中国不屑，世界的轨迹，中国的轨迹由此转向，当然作为散文，祝勇的写作当然不是来将历史的瓦片翻出来让人看的，而是用自己的笔来进行选择和清理，他选取的上面的几个点就是证明。而祝勇的《洛克：香巴拉信使》（《青年作家》第11期）、《马可波罗：纸上的帝国》（《中国作家》第11期）都秉承作者一贯的写作理想和写作手法，写得大气而磅礴。

耿立的《悲哉，上将军》（《散文·海外版》第3期），写出了张自忠是以怎样决绝的心态慷慨赴死的，让人倍感悲壮而无奈，“也许，理解张自忠将军，需要这个民族的成熟，他孤独的面影常让人心疼。这不是平常任谁都能完成的一个悲剧，这也不是任何一个肩头都能担当得下的沉重，悲剧之深，误解之深，血泪之多，坎棱之多，让人想到身受磔刑、寸肉被百姓啖吃的督师袁崇焕。这是大悲剧时代众人调制的酒，被他独斟独酌，也许酒性太烈，稍一沾唇。就使人肝胆碎裂，但你却又找不到应谴责谁，应追问谁，四周如重重的幕帐。”从中读者可见张自忠殉国前后的境遇和由此产生的心态。

王维洲的《沈园，魂梦悠悠的诗话》(《长江文艺》第4期)，在此文中，虽然写法和内容并没有太大的突破，但里面渗透的情感还是渗透出来，感染人的，同样写的凄婉动人。“他们都没有得到新的幸福．他们都生活在藕断丝连的状态中。而沈园的邂逅．把这种原来没有料到的不能磨灭的焦思，推向了高峰，埋藏着火焰的沉痛的山，爆发了!陆游也没有选择第二个故事。不是他的爱不真诚．也不是他的个性懦弱。”“陆游一生。有无限的遗憾和伤心之事，但他从不消沉。”最后几段更深入的思考，让作者发现了更大的悲伤，作者认为在沈园邂逅的两个人里，最苦的还不是陆游，因为陆游还能够写诗发泄情绪，而唐琬，“有爱不能爱，有笔不能写，有梦不能梦”，是连自己那么狭小的个人小房间也无力挣脱，这篇文章的意义就在于我们在沈园中看到的不是两人的爱情，而是唐婉一个人的悲苦。

王克楠的《天堂里的灯光》（《岁月》第7期）写到了汶川地震，对于汶川地震，文学曾经就此在2008年写出了大量的作品，但情绪化的特征掩盖了对于这场灾难的真正的痛楚，于是2009年的文学作品关于汶川地震的几乎一下消失殆尽，相关的优秀散文作品也近乎绝迹，而《天堂里的灯光》多少弥补了一种缺憾。“5月12日快到了，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作者希望真的有个天堂，天堂真的是温暖和光明的一个所在，这样就能让逝去的孩子重获幸福，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这应该是对于逝者的祝福，对生者的慰藉吧，读来让人落泪。“真的好想去找孩子们，那些在地震中消失的孩子们。上个月的12日，我带了很多灯，真的，很多的灯。五颜六色。这些灯，是我亲手制作的，每盏灯上都写着‘天堂’二字。尽管很多年来，我对于天堂是否存在表示过怀疑，但汶川地震以后，我信了。”“每年的这个日子，我都能看到他们在天堂上跳舞，舞姿翩翩。遥望天空，繁星点点，常常使我认为那就是天堂之灯，不管是哪一盏灯，也不管是什么样子的灯，在灯出现的地方，总是能顽强地驱逐黑暗，驱逐人类暂时产生的迷惘。” 这是作者的希望，也是我们的希望。

其他的，陈启文的《一个人从这里走远》（《中国作家》第6期）还是不错的，作者掌握了大量史料，以郭嵩焘的个人映射中国几十年的风雨历程；张宏杰的《皇帝与大臣的赌局》（《当代》第2期），揭开了乾隆盛世的外衣，由此发现了盛世繁荣背后的东西，以及人治与法治的所能带来的必然结果；叶延滨的《最后的岁月》（《广州文艺》第3期），作者对于森林中那些被砍伐的树木的“追忆”，写得有些象征意味，“喝凉水”“ 飘泊心迹”等写得从容不迫，只有经历了诸多风雨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文章；阎纲的《多福巷16号》（《散文海外版》第1期），是对丁玲的命运的记录，让人不由感叹人物的命运、历史的沧桑；舒非的《心美的人不老》（《散文·海外版》第3期），作者记述了两个女性，一位是沈从文夫人张兆和，另一位是杨振宁的前妻杜致礼，写出了两个人物的境遇、品性与特色；吴光辉的《边缘》（《作品》第4期）是写张衡、祖冲之的；《泪读历史巧合》（《散文百家》第8期），写了彭雪枫的夫人和张灵甫的夫人，作者将他们身上的政治的因素去除，只是作为一个丈夫的妻子来写，读来让人慨叹，有一种新鲜的视角和发现；半夏的《不可以独立的经纪人》（《散文》第5期）写的很用力，但似乎有些拙了；赵焰《一首歌与一座城》（《十月》第2期）、车延高《醉眼看李白（之二）》（《十月》第2期）、刘长春的《赵佶：艺术天才加“昏德公”》（《海燕》第2期）、高维生《夜渔是抒情的歌谣》（《青年作家》第2期）等，还有前面说到的《美文》杂志中刊登的熊召政《明朝帝王师》、阎纲的《我是文坛三○后》、耿立《胡兰成：以江湖气颠覆大义》（《青年作家》第11期）、杨献平的《三刺客》（《散文选刊·下半月》第11期）、羽戈的《谭嗣同：侠的迷津》（《花城》第12期）、钱红莉的《诗经别意》（《百花洲》第12期）、杨闻宇的《毁于战云的两朵奇葩》（《散文》第10期）、王若冰的《道士塔前》（《散文》第12期）也是很不错的作品。

但是在2009年的历史题材写作中，其中所要求的写作的难度往往为许多散文作家所忽视，于是很多散文几乎都写成了古代历史典籍的翻译本，而历史题材的写作，不仅仅是将历史书籍通读一下，然后罗列出他们的生平事迹，加上自己的一点小小的感想作为装饰就能成就一篇好散文的，当然在这类题材的写作中，也出现了不少优秀的作品，这与多年历史题材散文写作积累的经验和得到的教训是相关的。

从眼睛贯穿到心底的心智     作为一篇好的散文，必须体现出作者的某种智慧，散文之所以为散文，与其他文体比较的话，其优势和特长就是能够直接抒发感情和展示智慧，所以散文对于智慧的要求是必须的，2009年的散文创作，特色就是这种智慧的展现，这种散文的数量和质量也是本年度最为重要的成绩。

敬文东是学者，也是很好的散文家，作为研究鲁迅的专家，作者凭借着对于鲁迅的熟悉，写出了《肠胃的精神分析》（《十月》第3期），作者从博杂的丛林中，找到一条更适合自己的路径来写被人们已经写了许多的鲁迅，并按自己的认识方式将其剥离出来，其中写了“肠胃的现实主义”、“肠胃的伦理主义”、“肠胃的拿来主义”、“肠胃的个人主义”，写的鞭辟精到，作者认为“肠胃的伦理学一直在为饥饿规定方向和解决的线路而奔忙：吃什么，不吃什么；这样吃，而不是都样吃。所有的肠胃伦理主义都在干着这样的事情。因此，在肠胃的伦理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肠胃的现实主义倾向于马上解决饥饿，不管是什么东西，不管怎样搞到这些东西，也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消耗掉这种东西(比如‘割’得‘正’不‘正’就不在考虑之列)；伦理主义则倾向于对食物进行再三挑剔，反复研究，以确定下口的方式和选择什么样的食物。在通常情况下，伦理主义并不在乎饥饿痛苦的叫喊。”“鲁迅在许多文字中都曾经暗示道：我们必须要有一副野兽一样的好肠胃。拿来主义需要一副野蛮的胃口。从工具论的意义上说，拿来主义拿来的就是野蛮的肠胃。”作者对于鲁迅的精神探究确实是深入骨髓的。

广州作家艾云在《钟山》杂志开有“事物本身”专栏，共5期，5篇散文，分别为《那流向大海的》（《钟山》第1期）、《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钟山》第3期）、《皮肤上的海盐味儿》（《钟山》第4期）、《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钟山》第5期）、《人可能死于羞愧》（《钟山》第6期），是2009年散文中的重要收获。

《皮肤上的海盐味儿》其中最好的一篇，此文是是当代法国女作家贝诺尔特1988年的作品《心航》开始说起的，作者说“我已经意识到我是该收敛住这恣意的纵笔了。我借着《心航》这部小说，借着女历史学家和渔夫的故事让自己随意发挥，这是我很惬意的一次书写历程，我也想试着把自己已经板结的思维路数撬开。”作者的目的应该是达到了，你身在其中，已经分不清作者是在复述小说中的故事还是在在还原现实生活的场景，文章时时的将自己吸进去，又抛出来，思维很是活跃，文章对于场景的描述与对于事件的判断的比例，既有散文对于语言的要求，也符合散文对于思想深度的要求，而且艾云的文章的最大特点她所写的并不单单是一部作品本身，而是对于现实的思考后对于题材的选择和甄别，找到了一个集题发挥的内容，写的游刃有余。“有一类女人在成功男人和渔夫这一层次的男人做了对比后会对渔夫质疑：你无权无钱，我图你什么呢？另有一类女人则保持着自己足够的清醒：男人再成功，如果不是我的男人，于我何干？这里要说到渔夫的象征意义了”这样的语句难道不是对于现实境况的反思吗？艾云对于散文写作的手法是纯熟的，写作很是用力，但又举重若轻。《挣扎于阳光与苦难之中》也是这样一篇，《那流向大海的》、《那曾见的鲜活眼眉与骨肉》、《人可能死于羞愧》相对来说写的随意了些，但也是很好的散文，

周晓枫依旧秉承她自己的写作风格，并有所发展，这点从她发表在《天涯》第1期的《夜蛾之舞》可见一斑，她总试图从一个普通的事物中或者普通的事件中找到一个别人不能发现的出口，所以她的文章总让你发现一些被常态掩盖的东西，“在南方，这种不过寸长的小鱼通常被当作佐餐小菜，用来下酒。小鱼像被爆腌又经油炸，干硬的细条身子，边缘透出哈喇般的透明色，一条黑线贯穿首尾，当头和身子断开的时候，就会从颈截面露出一点点发黑的内脏。我不吃鱼头，盘子底部，堆积着无数银亮细碎的三角形，每个三角形中间，都点缀永不瞑目的眼睛，依然亮着”，要发现这样的细节是需要作者带着一种放大镜去观察去体悟的，而且晓枫将眼睛贴近药盒上的锥孔向里看，才知道，“黑洞毫无光线，黑得令人惊慌，它沉默着向你蔓延、渗透，仿佛要将一切吸附，直至把你变成黑的组成部分”。作者也是很敏感的，“我僵硬地躺在床上，独自熬过漫长静寂。从拉开的窗帘里，我可以仰望星空，或者，看看围绕灯柱的蛾子如何像稀疏的雪片飘飞。稠浓的黑暗里，什么，支撑夜蛾带着赴死的激情扇动翅膀，缭绕它的光源、爱欲、信仰和不能言明的迷惑起舞？假设夜蛾想追问的，不过一个关于火焰的秘密，那是因为好奇吗？抑或，它仅仅因为恐惧？”“我怀疑自己，也曾是一只振翅的夜蛾。”

杨献平是原生态散文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但这并不排斥散文中的智慧的要求，反而强调了这点，而且做得很结实有力，他在《我在沙漠的内心生活》（《鸭绿江》第5期）写道：“事实上，在夜路上，四周都是黑，唯有自己明亮，在黑夜，单独行走，有一种穿梭命运隧道的感觉，恐惧而又孤独，自在而又拘囿。我在其中，像是一粒火星，仅仅能够照亮个体的生命。”他的《房间》（《青年作家》第8期）也是这样闪烁着智性光芒的文章，“在房间，什么都是不可靠的——弹丸之地,安身之所,广阔到了世界,又窄小得像鸟笼;触目都是,但却形同于无。”“一个人的异乡最大的悲伤不是孤独,而是空洞,身体乃至灵魂的空——华灯和人群,车辆和风景,它们专属自己,独立存在,观看者无论怎么样也不会与它们真正融为一体。”

蒋蓝的《蛊虫的阴谋与阳谋》（《山花》第5期）对于阴谋的细致深入的解读很让人佩服，他认为“阴谋理论肯定是专制者接触世界、发明真理的试金石，他们依靠这一磷磷鬼火的照耀，穿越了无数陷阱和圈套，逐步发现，智慧也是有阶级性的，智慧不但有高中下之分，智慧还有硬度、锋锐度、抗腐蚀度之别。”

张承志的《红叶的暗示》（《天涯》第2期）保持着先前的写作风格和写作品位，写得较为深入，思考的路径也是新鲜的，此文对鲁迅的为人为文的解读，对中国文化心理的剖析，对日本的屈辱的愤怒的思考，对于中日两国的历史命运和未来命运的思考，对于纠缠在两国人的内心彷徨与挣扎，苦闷与矛盾，复杂的心理感受，都会让读者有了更深的认识。

米米七月是80后出生的作家，长于小说写作，散文写的不多，质量却是不错的，展示了年轻作家对于散文的理解，于是写作呈现的面貌就有些不同了，《细数父亲的鱼》（《美文》第12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此文让人感觉到了80后作家的才气和创作实力，很明显的，80后作家的视角和写法是有些不同的，对于事物的观察的心理态势也有差别，因此，“我这个冷漠到无精打采的人，主张在亲人活着的时候描述他们，即使多么面目可憎，多么乏善可陈，他们死后，肯定会迅速遗忘他们。只有在讲与他们相关的故事的时候，才能无论开多么一小道口子，都能血流股股，自行决堤。”“齐刷刷的，从进去的第一天起，鱼就是站在水里的，在水里直立行走，把头昂出水面，嘴巴一抿一抿，好象在指桑骂槐”，写的很特别，观察的角度别致，写的也沉稳，也能深到骨子里了，很是不易。

茱萸在《山花》发表了一些关于身体的散文，写的别具一格，找到的点准确，写的也开放，比如《凝视与谛听》（《山花》第2期）有一种文化的纵深，“这确实是一个司空见惯但依然值得玩味的话题：耳朵和眼睛因了其视听功能而具有了精神力量，这种灵肉二重性倚仗外部世界投射的经验和自身形态而得以丰富。”“若说对眼睛的诗性记录更多地基于肉身之美或世俗欢娱色彩，对耳朵的文化存档却似乎更倾向于精神。是这件听觉器官让肉身有了接近天籁的可能”；茱萸的《唇齿舌：欲望叙事和词语战争》（《山花》第12期）也如此，“肉身的有限性注定了依附于其上的各类器官都无法摆脱衰老的命运。嘴唇终会失去红润和光泽，牙齿终会动摇、脱落，最终就连舌头这个最柔韧却也最顽强的器官也将和它所附着的肉体归于尘土。但是文学作品，尤其是艳情诗中作为意象的唇、齿和舌头却储存了它们美的巅峰时代那些有关情色、颓废和感伤的记忆，并最终成为欲望叙事和肉身欢愉的典型标签。”他的《爱情之田，肉身之桥》（《山花》第14期）、《身体的诗学》（《延安文学》第4期）也以此为题材，描写细致深入。

王开岭是以思考的深入和锋利见长的，总能见到一些接近核心的东西，他的《一个人的精神地理》（《海燕》第6期）对于一件事物的追寻是努力接近底部的，他将自己的疑虑毫不掩饰的加以展示，他认为“我对生产力时代以功利科技和人本主义为核心的实用价值体系深深忧虑，人类心灵的‘童年性’已完全被驱逐，世界正变成不折不扣的‘人间’，敬畏和谦卑无从谈起，诗意与烂漫无从寻觅，我们的心境和语境不再柔软、不再温润，像厂房矿山一样变得机械僵冷。”可以说这篇文章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锋利和剖析的力量。

祝勇的《悲悯之始》（《海燕》第1期），此文采用细节和交错叙述方式，成熟大气，“在马若孟的纵容下，我大肆享用历史的盛宴。我后来对斯坦福的其他教授谈起这一待遇，他们颇感惊奇。马教授或许并不总是如此慷慨。我知道他是把自己对历史和历史研究者的敬意，转嫁到了我的身上。”“军警为‘自卫’而开枪，民众为‘自卫’而夺枪。对生命的捍卫，成为所有人的共同主题，并为每个人的杀人提供了充分的理由。没有比这更高的正义。在正义的授权下，杀戮在蔓延。天下大乱。”不知为什么，在这篇文章中我似乎读出了鲁迅文章的一种味道，激动却不激烈，充满了从心底发出来的一种关怀。

杨永康是很好的散文作家，也是很努力的新散文写作的实践者之一，《安安静静许多年》是他发表在《天涯》第2期的作品，从中可见永康的观察目光和写作密度一直是坚持自己的特色，这是很难得的，《“嘭”的一声碎了》很有寓意，自己的身体碎了，象征了什么呢，有莫名的忧伤，但力度不够，有点拖拉了，杨永康的《咖啡馆渐次消失》（《福建文学》第7期）也体现作者散文写作方面的探索和努力。

王跃文的《我们把肉体放在何处》（《芙蓉》第4期）写了历史进程中，众生或者圣人、贤达对于肉体和精神的态度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于生命的认识，对于肉体的认识与安放，比如在写到孟子和庄子那一段时，写到他们对待肉体都不是太友好的，只不过孟子冲和些，庄子残酷些，不由让我们自己俯身去审视自己的身体，也许从此我们对我们肉体的认识就与以前很不相同了。

黄懿的《折翼之翔》（《青年作家》第4期）写出了作者对于生命和灵魂的深入解读，“这只不能高飞的鸟是人类。它的两只翅膀就是人的精神和形体。漫长的历史过去了，无论在物质至上的时代和曾经有过的精神至上时期，这两翼都没有得到过协调，因而始终无法奋飞。”苍耳的《异乡中的故乡》中的《云根》一篇，作者的思维和眼界是不同的，发现的角度也是不同的，作者用自己的独特视角感受到石头是云的根，“石头更多的是一个隐喻，因为大地说到底是石头构成的，泥土也是一种石头。除此以外，只有人的脑袋堪称能涵纳异质之物了。”陈龄的《也是斋茶话》（《长江文艺》第6期）写得有滋有味，颇见功力，对于茶的切入是亲切的熟悉的，但不是书斋的那种，是好读的文章，语言也做得好；言子的《流动》（《散文》第3期）有些特色，与别的作家的创作稍有不同，有思想的亮点在闪烁；艾苓的《向身体递交的检讨》（《散文》第5期）中有一些意想不到的视角和思路；陈元武《白色的白》（《福建文学》第3期），白的万物，雪花、冰、白云、瓷片、玉、洁白的人生轨迹，写得很开；张执浩的《低调》（《天涯》第2期）同样也是一篇很好的文章，其中“文学的孤儿与长子”一说是很贴切的，文章通过扭曲去求新颖，其中对于文学的反思是深刻的；芬雷的《理解经受着种种考验》（《延安文学》第1期）作者的思考还是很深入的，思考了一些我们没有更多的去思考的东西，“雾更像是一个自我放逐者。如此放逐不是说由某个地方放逐自身去某个地方，而是一开始就是放逐，一开始就无处不在又无所在的放逐。”“无所不在，所以无以交付，正因为无以交付，又每时每刻都在交付，并且只交付自己的整体。”《我和我的死亡》，作者李景林，载于《鸭绿江》第2期，其中有一节《妖媚的芬芳》写的让人重新去思考“自杀”这种知识分子躲不开的宿命，他的《在逝去的生命里栖居和倾听》（《海燕》第1期）也是有着自己智慧的散文；于仲达在《2008年的阅读札记：信仰、文学和儿童》（《青年作家》第9期）中，让人见到了一种安静的心态，“在王家卫电影《2046》中的慢板曲中,我度过了2008年的最后一天。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轻盈起来,身旁落叶纷飞。……我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伸展着,恢复了对天地细微的敏感的感知, 一种温暖宁静的感觉,感受着生命中的美好并且处于这种状态不会坠落”。

另外，邱华栋写的一个散文系列，主要是写对外国作家的理解，很用力，可以当作资料性的东西，比如《索尔贝娄：知识分子的灵魂图谱》（《红豆》6期）等；《南子疼痛:我的肉体穿上盐的苦衣》（《伊犁河》第4期），对于疼痛的发现是少有的，对于疼痛的描写是独特的，尤其是写到了自己的深切的痛感；蒋蓝《梼杌叙事——有关暴乱、缺失、颠踬以及挥霍青春的札记》（《青年作家》第12期）写得深刻开阔，是作者精心打造的作品。鲍尔吉·原野的《线条的江山》（《散文》第2期）、《鸟像神一样生活》（《美文》第8期）写的丰腴充沛，语言掌握很好；半夏《四十岁以后》对人生感悟直到最深处了；闫红的《诗经系列》在《散文》和其他的一些刊物分别发表，在写爱情的散文中是很好的文章；赵丰的《帕斯卡尔的芦苇地》（《福建文学》第5期）、张宗子的《时间与花》（《散文》第3期）写的都很见功力；何也的《隐伏之困》（《福建文学》第2期）写了从出生到死亡的漫漫长途中，身体走的是碱性慢慢减少酸性慢慢增加的经历，也是自己独有的体悟；蒋方舟的《审判童年 》（《人民文学》新锐作家专号），写得有点生涩，不过在年轻作家中应该很好了；宋晓杰的《单行道》（《海燕》第3期）、指尖的《心在云端呓语》（《黄河》第2期）、丁宗皓的《爬行法》（《海燕》第1期）、潘向黎《因为纯粹，所以美》（《海燕》第1期）、钟鸣的《涂鸦手记（节选二、三）》（《山花》第7期）、付大伟《云在深处》（《山花》第12期）、赵彦的《一起去捕蝴蝶》（《山花》第6期）、筱敏的《一千无光之年》（《百花洲》 第3期）、史铁生的《诚实与善思》（《人民文学》第10期）、刘汀的《平行的世界》（《青年文学》第10期）、刘春的《死亡的诗意》（《作品》第12期）、赵瑜的《夜晚几种》（《作品》第12期）、朱成玉的《那些安分守己的忧伤》（《散文》第10期）也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

人物：在怀念中体味温暖的心境     散文在写人方面占有天然的优势，2009年的散文创作也有相当的收获，这种收获体现在笔下人物把握的准确和细致上，作者在文章中渗透在纸面上的情感很容易打动读者，让读者一起悲伤，一起快乐，一起感动，在作者充满深情的怀念中体味到了一种温暖的心境。

罗亮齐的《难忘“老爷子”的哭和笑》（《啄木鸟》第5期）是写温家宝总理的，写了一位为人爱戴的总理的哭与笑，而总理的哭是为人民哭，笑是为人民笑，特别是“老爷子”这个对于总理的的亲切称呼，将总理亲人们，人民爱总理的至深的情感写了出来，另外，文章中还写了“什锦八宝饭”粉丝团，体现了新时代领导人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和地位。“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老百姓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呼为‘老爷子’的时候，我的心陡然一惊，但随即便释然了，而且，心底还很快涌出热呼呼的感觉来。”“至今，‘老爷子’到底哭了多少次、流了多少泪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有几次泪是流在老百姓的心底了。”“许多时候，当我再次从电视广播报刊上看到听到‘老爷子’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又在国内国外的各种舞台上奔波忙碌，为国为民昼夜操劳的消息时，我好想加入‘什锦八宝饭’粉丝团，去忘情地喊一声‘涛哥’叫一声‘宝宝’，并把心里所有的爱戴与尊崇化作不尽的祝福。”文章既写出了深情，又写出了祝福。

《十月》第4期发表了阎晶明的《鲁迅：古人云散尽，余亦等轻尘》；《人民文学》1期发表了他的《鲁迅：起然烟卷觉新凉》，两篇文章同样精彩，是2009年散文创作中难得的佳作，作者抓住了鲁迅的穴位和脉络，写了鲁迅一生交缠在他身上，始终不能去除的两点：死亡和烟卷，内容相当翔实确凿。作家以对鲁迅的深入研究，写出了鲁迅面对友人死亡时的心态，悲伤和敬重，认为鲁迅不在第一时间写悼念文章，源于他的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死者已经被人遗忘，人们只记得谁的挽联妙，谁的悼文好。”而当死亡变成了一次应景作文的比拼之时，这是鲁迅更深层次的悲哀，从找我们知道了鲁迅不仅歌颂革命青年的勇敢赴死，还是强调生命的宝贵，解剖了鲁迅为何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死亡的思考，其实鲁迅的一生是面对死亡的一生，他的很多思想，奇特、锐利、深遂、沉重应该都来源于此吧；《鲁迅：起然烟卷觉新凉》写了鲁迅吸烟，虽然“始终没有找到可靠的资料，知道鲁迅是什么时候开始吸烟的。但他在留学日本时已经烟瘾很重”，写小说的时候常常是烟不离手，这是不是促使鲁迅过早去世的最大原因呢？《何处可以安然居住？》是阎晶明发表在《上海文学》第9期的一篇文章，内容也是写鲁迅的，也是很结实的文章，需要用力去读的。

敬文东的《失败的偶像——有这样一个战士》写了鲁迅的疼痛与孤独，鲁迅虽有一副锋利的牙齿，仍然能啃动所有坚硬的社会声音和社会黑暗，但他却总是无处下口，最后的结果只能是鲁迅和他的对手之间的相互扑空，于是鲁迅在这里暗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柔术在“这样的战士”面前，具有了某种奇门遁甲术的功能。因此“鲁迅的上述种种动作——清理、撕咬也好，投掷也罢——都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它们只是鲁迅失败的前奏，是失败的准备和过门。鲁迅一贯悲哀的腔调早已向我们暗示了这一点”，最后只能是“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了。

舒非的《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散文·海外版》第2期）是写丁玲的，丁玲是大作家，也是颇受一些争议的作家，她的一生飞蛾扑火一般，但命运总似乎不济，这篇文章就是从这个角度来写的。作者写“年近八旬的丁玲，其实还是挺爱美的。她的外套是一件大红毛衣”，带“点儿忧郁，一点儿轻狂”，写“她个子并不高大，但手掌厚，手指粗，手心挺温暖。这真不像是一双拿笔的手，倒像是一双握锄头的手”，写丁玲与毛泽东的交往，写弥留之际的丁玲，看见丁玲也还是一名寻常女子啊。

蒋子龙的《百年佳话》（《海燕》第1期），写文怀沙对很早就结缘的林北丽昔日“救生”，今日却要“救死”的百年佳话，生死传奇，写出了他们透彻地理解了死生的意义，也体现了作者对于死生的认识；《六十自述》（《散文·海外版》第3期）是蒋子龙的另一篇好的作品，值得一读，是有丰富人生经验的人才能写得出的。

黄石的《傅雷、顾圣婴及“张迷”瞻仰的285弄》（《上海文学》第7期）写了在江苏路285弄生活过的傅雷、顾圣婴及张爱玲，其中浸满死亡和衰败的信息，洋房、花园、木栅栏，变成了工厂食堂，历史就是这样无情和无奈，里面不仅仅是有一种哀叹，更有一种世事无常凄凉。虹影的《纪念我的父亲》（《伊犁河》第4期）对于父亲去世，“我第一个反应就是：我怎么还没有悲痛，我为什么要别人为我悲痛？”但是自己“我抱住衣服，象一个女儿应该的那样哭起来，但我不知道我有什么必要哭。”将自己的生活与对于父亲的回忆交缠在了一起，写得也算凄婉，“我身体往椅子里缩。父亲，你会不会在我面前经过？但我看不到你，父亲，你的魂在哪里飘游？”王伟林《撒在大地上的一片红花》（《散文》第7期），写自己的幸福和自己的挣扎自己的悲伤，幸福在短暂的瞬间破灭，女儿的懂事和由此和父亲共有的幸福感也一起湮灭了，令人断肠；杨沐的《女书》（《青年文学》第7期）写的是江永女人非要出创造自己的文字，从而将女性的煎熬，女性的处境写了出来，很有冲击力；夏可君的《泽雉：生命的形象》（《延安文学》第4期）是通过庄子笔下的雉来写庄子的，让我们看到了那个净空的庄子；舒乙的《真人》（《文汇报》4月10日）写冰心老人，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真，让读者又从多方面认识了冰心老人，有真性情；刘心武的《唯痴迷者能解味》（《上海文学》第9期）写了周汝昌先生，“他家的景况，坦率地说,破旧、寒酸,既无丰富的藏书，更无奢华的摆设，但在那里停留的时间略久，却又会感觉到有一种‘辛苦才人用意搜’的氛围，一种‘嶙峋更见此支离’的学术骨气,在氤氲,在喷薄。” 阎纲的《能不忆金镜？》（《海燕》第9期）记述了侯金镜先生；何况的《播种者胡适之》（《厦门文学》第9期）回忆了胡适先生；周闻道的《理想国的迷惘》（《青年文学》第7期）《一切之处都在生长》（《青年文学》第12期）写了作者在想象中去了柏拉图的理想国，写出了作者在柏拉图的思想精髓的吸引下，畅游中的一番思索，还是有深度，笔法熟稔，写得很巧，徐鲁的《浅水湾的落日》（《散文》第5期），娓娓道来，可见徐迟的精神历程和思想踪迹。周闻道《独自妖娆》（《黄河文学》第11期），写得也很精致，将狐的美丽和魅惑都写出来了。

在此类题材中，还有一些写出了人物的风貌，李登建的《折翅之鹰》（《散文百家》第6期），写的很有镜头感，以接近实录的方式写了一些底层的人群；杨思智的《一颗石子的颜色》，写母亲的胆结石装在花瓶里，“若熟透的一颗黄豆”，作者反思到，“是他们那虚无缥缈的骄傲与自豪，还是我们的自私和无知”；安黎的《公众视线之外的人们——农民工中的诗人》，其中写到的那个农民工诗人的精神向往，让人心酸又感动，爱诗的农民工是有心灵的高境界的，但生存的压力又让他在艰难的挣扎；筱敏的《灰霾》（《美文》第6期），写母亲暗淡下去的生命；周闻道的《智慧的地址》（《青年作家》第3期），写从自己小区散步想到伏尔泰的极乐庄园的思想历程；江少宾的《今宵别梦寒》（《海燕》第2期）写了母亲；刘迪新的《老树的守望》（《文学界》第8期）写了父亲；苗莉的《无雪的寒冬》（《散文百家》第7期）、张宗子的《诗不能使任何事发生》（《散文》4期》、耿立的《临终的眼：萧红》（《散文》第1期）、第广龙的《木匠父亲》（《散文》第3期）、陈言的《普鲁斯特及其他》（《延安文学》第2期）、王岳川的《怀念两篇》（《长城》第3期）、阎连科的《我与父辈》（《钟山》第2期）、丘晓兰《搭一个葡萄篷架给父母》（《散文选刊·下半月》第10期）、梅洁《紫金之魂》（《十月》第6期）等，都是很好的文章。

其他散文创作的全面展示和提升     在2009年的散文创作中，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水平是有着显著的提升的，很多少数民族作家写出了不少令人满意的作品，展示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实力，这方面《民族文学》对此发挥了自己作为少数民族文学重要刊物的作用。

丹增的《生日与哈达》（《十月》第3期），大气回旋，以接近三万之巨的文字来证明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实力和成果，整个文章以生日与哈达作为写作的主要脉络，书写了作者对于西藏，自己故乡的回忆、思念和向往；布依族作家杨启刚的《生命的内涵》（《民族文学》第6期），写了一个叫妮子的女生朋友，“面对生命的创口，我们是有理由继续微笑着面对生活呢，还是在生命的苦难面前向岁月和世俗投降”；《茶一样的女子》（《民族文学》第6期）写得非常纯净，女子如茶，茶如女子啊，语言干净，从中可见少数民族文学提升到了一种新的高度；维吾尔族作家阿舍的《被繁殖的流水帐》（《民族文学》第5期）还是在努力尝试探索一种写作形式的；回族作家阮殿文的《一个漫游者在迪庆高原》（《民族文学》第5期），文章以灵气哲理抽象性见长，贯穿在文中有一双眼睛让人记忆犹深；《天涯》第4期集中推出的“新疆散文小辑”包括四位作家的作品：沈苇的《喀什格尔》、努瑞拉著（哈萨克）、哈依夏（哈萨克）译的《猎人故事》、王族的《藏北的事情》、黄毅的《晨与午》，写得很密实，力量也透骨，虽然其中沈苇、王族、黄毅不是少数民族作家，但他们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地区，也应该算那里的一份子了吧；2009年的《民族文学》增刊发表了柏桦（傣族）、艾吉（哈尼族）、张志华（基诺族）、彭兆清（怒族）、潘广林（水族）、敖荣凤（鄂伦春族）等人的散文作品，也为集中展示少数民族作家的风采提供了很好的平台；《民族文学》第7期发表了昂格图（蒙古族）母语写作，照日格图（蒙古族）翻译的《弟弟的冰糖》，阿曼吐尔·阿布德拉苏尔著（柯尔克孜族）、巴赫特·阿曼别克（柯尔克孜族）译的《阔克博汝》等几篇文章，虽然写作的年代不在今年，但发表在今年的杂志，也是2009年散文的收获之一；《民族文学》 2009年第10期发表了衣郎（土族）的《有心，就能抵达》，也是较为优秀的作品。

网络散文作家的写作也有一些走进传统纸媒，比如《辽河》有个“2009牵手忆石”栏目，就是一个集中推出网络作家的栏目。比如有一期目录为：《浣衣记》，作者残荷听雨；《一场留在历史中的雷雨》，作者漫天飞雪了无痕；《四季》，作者黄非红；《我和我的柿子们》，作者芭蕉雨声；《我在寻找遗失的脸》，作者衣水；《秤》，作者逍遥蝴蝶；《一生的鞭子》，作者如兰，从某种程度上说也集中展示了网络文学作家的写作风格和成绩。

除了以上提及的诸多作家之外，还有一些较好的作品。李栋梁的《狐狸精（外一章）》（《散文百家》第5期），通过“狐狸精”、“水蛇腰”等一些称谓对女人的评价的变化来反映社会的变化；鲍尔吉·原野的《河流里没有一滴多余的水》（《美文》第8期），作者在其中写作的思路打得很开，写得亲切，开启了思维的另外一条路，看似简单，其实是不容易的；何素平的《散文三题》（《飞天》第2期）告诉人们“人要走的慢些，享受人生的美好”； 蒋新的《渐行渐远的铁锨时代》（《散文百家》第10期）、蒋蓝的《异鹰四翅之老鹰》（《青年作家》第6期）写得有学识，见功力。另外，钟鸣的《涂鸦手记》（《山花》第7期）、雷达的《我在埃及拜谒法老》（《海燕》第5期）、刘诚龙的《回家的地图》（《中国铁路文艺》第4期）、慕回的《诗经中的爱情》（《延安文学》第1期）、沙爽的《两个女人的编年史》（《鸭绿江》第6期）、庞培的《准回车键》（《天涯》第1期）：第广龙的《我在2009年1月》（《美文》第1期）、李家淳的《纸上的故乡》（《岁月》第7期）、宋晓杰的《阳光下不知怀念谁》（《天涯》第1期）、肖欣楠的《一个人的旅行》（《散文百家》第3期）、邱华栋的《伊塔洛·卡尔维诺：“飞鸟般的作家”》（《长江文艺》第9期）、刘心武的《暂不置评》（《上海文学》第8期）、谷禾的《黑夜里穿行》（《散文》第7期）、吕虎平的《生活之重的重》（《美文》第10期）、格致的《珠母贝——1996》（《百花洲》第5期）等都是2009年散文创作的收获。

问题：繁荣背后的虚妄     面对2009年的散文创作，让人依旧感觉到了表面繁荣背后的虚妄，也感觉到了散文作家在写作散文时的乏术以及调整自己创作方向上的无力。《散文》封页每期都有“表达你的发现”的字样，但就2009年的散文创作而言，散文作家发现的依旧很少，散文已经越来越不成气候了，不成气候的表现有很多，单从散文作家这个角度来看，其一、已经成名的不少散文作家在近几年的散文创作中，已经近乎失去了踪迹，是在享受已经得到的荣耀和名声，还是已经江郎才尽不得而知，但明显的是，在当下的散文刊物中已经很难再见到他们创作的作品，尤其是优秀的作品；其二、许多年轻散文作家尽管在努力创作，作品也频见杂志和报刊，他们的作品也有一种新锐的气象，但他们创作的成熟度明显不够，而且当下评论的焦点和读者的关注点呈现离散的景象，很少将注意力放到他们的创作上，所以他们的创作至少在目前难成大的气候；其三很多非主要从事散文创作的作家，纷纷加入到散文创作中来，因为投入的精力不足，很难见到他们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来，由于他们的加入，散文领域倒是热闹了，但对于整个散文创作几乎没有什么作用和意义，而种种因素造成的繁荣的假象恰恰说明散文创作危机的到来，因此当下的散文创作存在的问题很多。

问题主要是：现在的作家发现题材和改变写作方式变得尤其艰难，也缺乏相应的一种能力；散文的观念宽泛到了一种没有边界的程度，于是散文创作因观念的宽泛而变得复杂；散文创作中文学形象性的缺失，因此要呼唤带有诗性色彩的散文；散文创作中词语的无力与贫乏造成散文密度的缺乏；散文创作中流水帐式的写法使散文随意写的色彩浓重，缺少写作的难度；很多散文作家写作的情感浓度不够，创作的散文无真实情感；散文中过多的叙事冲淡了散文的味道；散文既没有俯卧大地的温暖关怀，也没有面对天空的精神指向；形式的陈旧迫使作家必须思索去如何进行创新和探索；对于时代特质的潜意识规避，使散文作家必然增加了发现生活和心灵的难度；散文家没有大的视野，没有大的精神背景，精神资源的匮乏决定了视角的单一；散文创作没有追寻细节的努力，使文章缺乏提炼，缺乏升华；散文创作盲目的从我开始，然后从我说到接着说，说得没有太大的意义；散文创作不是写的太干，就是写得太水；散文创作不用力，甚至连想说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散文家进入生活的能力和进入历史的能力很弱；散文创作中只有记忆，没有展望，没有穿透力；散文的经度和纬度不分明，语言虚弱无力，思想都是在匍匐前进，惹得一身尘埃等等。

建议：重回散文写作的常识     当前的散文创作，乱象丛生，关键的问题还是散文写作的方向感的迷失和混乱，在我看来，散文本来应该是一个封闭的容器，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认为的能无限的敞开。如果使敞口太大，就会改变散文的特质和位置，于是散文变得新奇以致怪异，因此对于当前的散文创作来说，重要的已经不是去不断地打破了，而是如何重回散文写作的基础理论和重回散文写作的常识的问题。

可以说散文创作包括文学创作的基本问题在现在尤其被忽视了，而不少散文家却又期望写出优秀的作品，就显得有点缘木求鱼、拔苗助长了，于是在众多的散文写作的推进中，我们依旧看到的是，没有文学史中的散文流派，只有散文运动；没有散文问写作的突破，而只有散文写作的炒作，没有思考现场背后的东西，只有散文写作现场主义的呼唤；因此我对于散文创作的疑问随之而来。比如：散文创作中，写作的起点、朝向和落点在哪？散文作家如何给自己定位和确立写作的方向感？散文作家对散文写作的本质化有无自觉，如何经过理论的升华，并且结合创作去实现它？散文作家有无精神化的实现过程，有足够的“智慧”进入这个过程吗？散文作家介入散文的世界，有没有足够的能力表现这个世界，这种能力从何而来？散文写作的形而上学化还有没有，是否有必要有？散文作家的知识结构和理想指向能不能支撑作家更结实地写下去？散文甚至文学是否必须是一种极致的表达？我们能不能回到常态的表达中去？散文写作中的散文的背景都是什么，是现实的背景重要，还是人的知识背景和思维背景重要？我们的散文或者文学是怎样进入到了一种孤独、自闭和麻木中的？写作是作为谁的表达？作家的“天问姿态”何在？我们创作的作品如何不让读者跳着读，而是让他们不能遗漏的去读？我们为什么总在琐碎中沉浸？凭借着种种琐碎的表达，我们还能不能赶得上经典？

记得以前本人所写的评论总是力图通过个案来找出散文写作的路径，但只是建设的叠加，散文这个建筑最终还是将坍塌下去，所以适度的破坏，将陈朽的去处，将不明晰的重新认识，才利于建设，所以提出问题总比没有问题要好，有了问题，去加以甄别和解决，而不是任意加以打罚才更为妥帖，散文创作是到了必须反思的时候了，否则我们的散文创作制造的依旧是更多的文字垃圾，而不是精神食粮，因此重建散文写作的标准，重回散文写作的常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作者简介：王冰，文学硕士，现在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工作，曾在《文艺报》、《散文》、《美文》、《名作欣赏》、《当代文坛》、《南方文坛》、《文学界》等报刊发表作品200余篇，主编、参编《才女书——百年百人百篇女作家散文经典》、《大师书斋》16卷本、《中国散文档案·先锋文丛》10卷本，曾在《美文》杂志开有“散文家观察”专栏；作品入选高中语文读本参考书等，散文评论集《散文：主体的攀援与表达》入选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文学基金会“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2009年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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