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国语课本》能否拯救今日小学语文教材

管季超0712

《开明国语课本》能否拯救今日小学语文教材

朱自强


    编者按：前段时间，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因为多方面问题而饱受争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如《开明国语课本》却备受好评，一些版本甚至卖到脱销。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问题何在？民国时期的教材真的能拯救今天的语文课堂吗？小学语文教材应遵循哪些核心理念和编写原则？本刊从今天开始推出“小学语文教材引发的思考”系列文章，一窥小学语文教材的是是非非。

    12年前，我承担教育部一个教材项目，研究成果最终出版时定名《小学语文文学教育》，这是我正式涉足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在这本书里，我批评了某些小学语文教材和教法的非文学倾向，提出了文学教育是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主体的理念。近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或讲演或写文章，呼吁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儿童文学化。2009年7月，我和王荣生、徐冬梅等7位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学者和一线教师，就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历时3天的分析讨论，对谈内容整理成《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一书。

    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批判有一浪接一浪的态势。2010年9月，激烈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出版。与《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相比，这本书在媒体的宣传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开明国语课本》好，现行语文教材差，这似乎是很多媒体报道和相关人士的共同认知

    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受到批判的同时，民国国语教材开始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受到了公众甚至一些学者的热捧。目前受到关注和好评的民国国语教材，主要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6年前出版的号称影印本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和《开明国语课本》3种。现在，已有研究者、出版人指出，上述3种教材并非是真正对原书的影印，而是作了重新编排，其中存在许多讹误。

    在3种教材中，得到最高评价的是叶圣陶撰文、丰子恺作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时为上海教育版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的徐根荣在该书的序中列举了《太阳》、《小猫姓什么》、《绿衣邮差上门来》等精彩课文之后，说：“作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我不禁对《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肃然起敬。开明课本均出自叶圣陶先生的手笔，有的是创作，有的是再创作。课本中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先生亲笔书写。丰先生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而且起到了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图画与文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教材锦上添花。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画家，他们能为小学教材倾注这么大的精力，这在中外教材编写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恐怕是很少见的。”诚如徐先生所说，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队伍里，已经无法觅得如此水准的编写者了。

    《开明国语课本》在出版6年后之所以得到公众、专家、教师、媒体人的热捧，最重要的背景是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普遍不满。《开明国语课本》好，现行语文教材差，这似乎是很多媒体报道和相关人士的共同认知。

    那么，《开明国语课本》能够疗治现行教材的弊病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能又不能。

    《开明国语课本》最值得称道的，除了它所秉持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方法

    我们先来说《开明国语课本》能够疗治今天的“教材病”。

    即使时隔80年来看，《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具有在今天依然先进、端正的教育理念。作为教育家，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持有儿童本位的儿童观。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共发表了40则），他说：“我想我们不能深入儿童的心，又不能记忆自己童时的心，真是莫大憾事。儿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们都是新鲜而奇异，他们必定有种种想象，和成人绝对不同的想象……文艺家于此等处若能深深体会，写入篇章，这是何等美妙。”丰子恺的儿童本位思想更是来得彻底。他在《告母性》一文中说：“人间最有灵性的是孩子。”叶圣陶和丰子恺把这种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投射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编写出了具有儿童本位色彩的生动教材。

    我在为《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作序时指出，现行教材“缺少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很少考虑到儿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与小学生的心灵常常相隔膜”，“儿童本位成为我们7个人所共同主张的语文教育理念，语文教材编写理念。这是我们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所设定的主要方向”。在《开明国语课本》中，既蕴含着儿童本位的理念，也蕴含着许多儿童本位的编写实践，当然能够疗治缺少儿童本位理念的“教材病”。

    《开明国语课本》所以能疗治“教材病”，除了它的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这一方法。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极为根本。我所读到的关于《开明国语课本》的评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套教材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这套教材之所以成功，并对当下的教材编写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儿童文学这一方法。

    1980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向一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稿，编辑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一书。叶圣陶撰写了与书名同题的《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他在历数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说道：“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400来篇课文。这400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可见，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实际上也是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叶圣陶这样编写小学语文教材，是出自他明确的小学语文教材观：“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小学“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并非是叶圣陶一人之见，而是当时小学教育界的普遍共识。世界书局1933年版《国语新读本》的主编、语文教育家吴研因撰写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年）一文就说：“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我们看民国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著者，也不能不对“把儿童文学做中心”一语表示信服。除了《开明国语课本》的叶圣陶、丰子恺，编辑中华书局《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小）》的黎锦晖，编辑中华书局《新编初小国语读本》的吕伯攸，编辑商务印书馆《基本教科书国语》的沈百英，编辑青光书局《高小国语读本》的赵景深以及为其做校订的周作人，都是知名的儿童文学家。

    比较民国国语教科书，特别是比较《开明国语课本》，还真不能说现行的教科书编写是“把儿童文学做中心”。这不仅表现在编写队伍中几乎没有真正能够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机地整合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专家，而且表现在教材严重缺乏优质的儿童文学资源，而是收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短小轻薄的所谓教材体“儿童文学”。今天，如果想从《开明国语课本》中取得借鉴，却不能发现其源头活水就是儿童文学，则不能说我们已经真正体认了这套教材的价值，也就不能疗治现行教材的弊病。

    80年前的国语课本对于今天孩子的阅读，已显得陈旧和肤浅了。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以避免新的迷失

    最后再说说《开明国语课本》又不能疗治今天教材的弊病这一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是与前面的观点自相矛盾吗？我要解释的是，如果面对《开明国语课本》，我们主要是学其神，即儿童本位的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方法，而不是仿其形，那么它对今天的“教材病”就有很好的疗治作用。相反，如果我们只是照搬其形，简单模仿，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今天教材存在的问题。简洁地说，今天我们说小学“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时，这个“儿童文学”已经不是叶圣陶80年前凭一己之力所创作、改写的儿童文学，而是又经过了近一个世纪蓬勃发展的整个的世界儿童文学。80年前和80年后的这两个儿童文学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另外，课文全凭叶圣陶一己之力创作、编写，对于教科书来说，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局限，语感、用语风格也较为单一，即使用作课外阅读，对今天的孩子的阅读来说，也显得陈旧、肤浅了。还要指出的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并没有忠实呈现原作的原貌，甚至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修改，比如把很多分行的诗歌体排成了散文体，把分成数段的文排成了一段。这种错误，对于教科书的编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梳理历史，以求借鉴，这对我们反思、纠正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是有重要帮助的。但是，回溯历史，需要我们放出理性的眼光，进行主体性思考，这才不至于出现新的迷失。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朱自强

    编者按：前段时间，现行的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因为多方面问题而饱受争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如《开明国语课本》却备受好评，一些版本甚至卖到脱销。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问题何在？民国时期的教材真的能拯救今天的语文课堂吗？小学语文教材应遵循哪些核心理念和编写原则？本刊从今天开始推出“小学语文教材引发的思考”系列文章，一窥小学语文教材的是是非非。

    12年前，我承担教育部一个教材项目，研究成果最终出版时定名《小学语文文学教育》，这是我正式涉足小学语文教育研究。在这本书里，我批评了某些小学语文教材和教法的非文学倾向，提出了文学教育是小学语文教育教学主体的理念。近些年来，我在很多场合，或讲演或写文章，呼吁小学语文教材教法儿童文学化。2009年7月，我和王荣生、徐冬梅等7位关注小学语文教育现状的学者和一线教师，就几种小学语文教材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历时3天的分析讨论，对谈内容整理成《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一书。

    对小学语文教材的批判有一浪接一浪的态势。2010年9月，激烈批判小学语文教材的《救救孩子：小学语文教材批判》出版。与《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相比，这本书在媒体的宣传下，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开明国语课本》好，现行语文教材差，这似乎是很多媒体报道和相关人士的共同认知

    在现行小学语文教材受到批判的同时，民国国语教材开始进入媒体和公众的视野，受到了公众甚至一些学者的热捧。目前受到关注和好评的民国国语教材，主要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于6年前出版的号称影印本的《世界书局国语读本》、《商务国语教科书》和《开明国语课本》3种。现在，已有研究者、出版人指出，上述3种教材并非是真正对原书的影印，而是作了重新编排，其中存在许多讹误。

    在3种教材中，得到最高评价的是叶圣陶撰文、丰子恺作画的《开明国语课本》。时为上海教育版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的徐根荣在该书的序中列举了《太阳》、《小猫姓什么》、《绿衣邮差上门来》等精彩课文之后，说：“作为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者我不禁对《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者肃然起敬。开明课本均出自叶圣陶先生的手笔，有的是创作，有的是再创作。课本中的文字采用学生喜欢的手写体，全部由丰子恺先生亲笔书写。丰先生还给每一篇课文精心绘制了插图，插图不仅仅是文字的说明，而且起到了启发思考和想象的作用，图画与文字融为一体，相得益彰，使教材锦上添花。一个是大作家，一个是大画家，他们能为小学教材倾注这么大的精力，这在中外教材编写史上不说绝无仅有，也恐怕是很少见的。”诚如徐先生所说，在现行的小学语文教材编写队伍里，已经无法觅得如此水准的编写者了。

    《开明国语课本》在出版6年后之所以得到公众、专家、教师、媒体人的热捧，最重要的背景是对现行小学语文教材的普遍不满。《开明国语课本》好，现行语文教材差，这似乎是很多媒体报道和相关人士的共同认知。

    那么，《开明国语课本》能够疗治现行教材的弊病吗？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既能又不能。

    《开明国语课本》最值得称道的，除了它所秉持的儿童本位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方法

    我们先来说《开明国语课本》能够疗治今天的“教材病”。

    即使时隔80年来看，《开明国语课本》的编写也是非常好的，因为它具有在今天依然先进、端正的教育理念。作为教育家，叶圣陶和丰子恺都持有儿童本位的儿童观。1921年，叶圣陶在《晨报》副刊上连载《文艺谈》（共发表了40则），他说：“我想我们不能深入儿童的心，又不能记忆自己童时的心，真是莫大憾事。儿童初入世界，一切于他们都是新鲜而奇异，他们必定有种种想象，和成人绝对不同的想象……文艺家于此等处若能深深体会，写入篇章，这是何等美妙。”丰子恺的儿童本位思想更是来得彻底。他在《告母性》一文中说：“人间最有灵性的是孩子。”叶圣陶和丰子恺把这种儿童本位的儿童观投射到小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工作中，编写出了具有儿童本位色彩的生动教材。

    我在为《小学语文教材七人谈》作序时指出，现行教材“缺少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很少考虑到儿童文化的人文性，因此与小学生的心灵常常相隔膜”，“儿童本位成为我们7个人所共同主张的语文教育理念，语文教材编写理念。这是我们为中国的小学语文教育进一步深化改革所设定的主要方向”。在《开明国语课本》中，既蕴含着儿童本位的理念，也蕴含着许多儿童本位的编写实践，当然能够疗治缺少儿童本位理念的“教材病”。

    《开明国语课本》所以能疗治“教材病”，除了它的儿童本位的教育理念，还有它所采用的儿童文学这一方法。这个问题极为重要，极为根本。我所读到的关于《开明国语课本》的评论，似乎都没有看到这套教材与儿童文学之间的关系，没有意识到这套教材之所以成功，并对当下的教材编写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是因为它采用的是儿童文学这一方法。

    1980年，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向一些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约稿，编辑出版了《我和儿童文学》一书。叶圣陶撰写了与书名同题的《我和儿童文学》一文，他在历数自己的儿童文学作品时，说道：“在儿童文学方面，我还做过一件比较大的工作。在1932年，我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编写了一部《开明小学国语课本》，初小8册，高小4册，一共12册，400来篇课文。这400来篇课文，形式和内容都很庞杂，大约一半可以说是创作，另外一半是有所依据的再创作，总之没有一篇是现成的，是抄来的。”可见，叶圣陶的《开明国语课本》实际上也是他的儿童文学创作。

    叶圣陶这样编写小学语文教材，是出自他明确的小学语文教材观：“给孩子们编写语文课本，当然要着眼于培养他们的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因而教材必须符合语文训练的规律和程序。但是这还不够。小学生既是儿童，他们的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使他们乐于阅读，从而发展他们多方面的智慧。当时我编写这一部国语课本，就是这样想的。在这里提出来，希望能引起有关同志的注意。”

    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小学“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并非是叶圣陶一人之见，而是当时小学教育界的普遍共识。世界书局1933年版《国语新读本》的主编、语文教育家吴研因撰写的《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1935年）一文就说：“有人提倡儿童文学，他们以为儿童一样爱好文学，需要文学，我们应当把儿童的文学给予儿童。因此，儿童文学的高潮就大涨起来，所谓新学制的小学国语课程，就把‘儿童的文学’做了中心……据教育部去年拟了问题发交各省市小学教育界研究的结果，小学教育界仍旧全国一致地主张国语课程，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我们看民国的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著者，也不能不对“把儿童文学做中心”一语表示信服。除了《开明国语课本》的叶圣陶、丰子恺，编辑中华书局《新小学教科书国语读本（初小）》的黎锦晖，编辑中华书局《新编初小国语读本》的吕伯攸，编辑商务印书馆《基本教科书国语》的沈百英，编辑青光书局《高小国语读本》的赵景深以及为其做校订的周作人，都是知名的儿童文学家。

    比较民国国语教科书，特别是比较《开明国语课本》，还真不能说现行的教科书编写是“把儿童文学做中心”。这不仅表现在编写队伍中几乎没有真正能够把儿童文学与小学语文教育有机地整合为一体的语文教育专家，而且表现在教材严重缺乏优质的儿童文学资源，而是收入了大量似是而非的、短小轻薄的所谓教材体“儿童文学”。今天，如果想从《开明国语课本》中取得借鉴，却不能发现其源头活水就是儿童文学，则不能说我们已经真正体认了这套教材的价值，也就不能疗治现行教材的弊病。

    80年前的国语课本对于今天孩子的阅读，已显得陈旧和肤浅了。我们需要理性的思考与分析，以避免新的迷失

    最后再说说《开明国语课本》又不能疗治今天教材的弊病这一问题。

    可能有人会问，这不是与前面的观点自相矛盾吗？我要解释的是，如果面对《开明国语课本》，我们主要是学其神，即儿童本位的理念和儿童文学的方法，而不是仿其形，那么它对今天的“教材病”就有很好的疗治作用。相反，如果我们只是照搬其形，简单模仿，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帮助我们解决今天教材存在的问题。简洁地说，今天我们说小学“语文课本必得是儿童文学”，“应当把儿童文学做中心”时，这个“儿童文学”已经不是叶圣陶80年前凭一己之力所创作、改写的儿童文学，而是又经过了近一个世纪蓬勃发展的整个的世界儿童文学。80年前和80年后的这两个儿童文学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

    另外，课文全凭叶圣陶一己之力创作、编写，对于教科书来说，资源还是有很大的局限，语感、用语风格也较为单一，即使用作课外阅读，对今天的孩子的阅读来说，也显得陈旧、肤浅了。还要指出的是，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开明国语课本》并没有忠实呈现原作的原貌，甚至出现了十分严重的错误修改，比如把很多分行的诗歌体排成了散文体，把分成数段的文排成了一段。这种错误，对于教科书的编辑来说，是不可原谅的。

    梳理历史，以求借鉴，这对我们反思、纠正现行教材存在的问题是有重要帮助的。但是，回溯历史，需要我们放出理性的眼光，进行主体性思考，这才不至于出现新的迷失。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

管季超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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