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校之间：发展中的“边界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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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之间：发展中的“边界困境”  　2011年12月04日　 作者：刘磊 杨几　 　来源：中国教育报

这厢，家委会不愿只做“花瓶”，成为学校的附庸；那厢，学校担心家委会过度介入学校管理，干涉教育教学——　 家校之间：发展中的“边界困境” 张疼艺 绘 　　■本报记者 刘磊 通讯员 杨几　 　　家长组织，是由家长代表成立的民间组织，其名称多有不同，如家长委员会、家长同盟会、家长学校、家校共育研究中心，等等。在国外，家长组织林林总总，规模庞大；在国内，家长组织虽然成型较晚，但朝气蓬勃、欣欣向荣。　 　　随着《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随着教育现代化的发展，家长组织在学校教育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受重视程度也不断提高。　 　　家长组织在现代学校制度发展中的繁荣，是一个必然的结果。一方面，学校需要家长配合教师，甚至适度地参与学校管理，以扫除传统学校教育的盲区；另一方面，随着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他们参与教育的意识和能力也在增强，他们渴望参与学校管理，以确保自己的孩子接受到理想的教育。　 　　看起来似乎“两厢情愿”的情况却在发展中出现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家长们发现，自己呕心沥血建立的机构逐渐沦为了学校的附庸，呼之即来，挥之即去；而学校发现，一些家长组织开始渴望深层次介入学校管理，有的甚至干涉起教学活动，这让学校难以忍受。　 　　是家长太蛮横？还是学校观念太陈旧？在现代学校制度发展、新型家校关系建立的过程中，无论是家长还是学校，都面临着诸多挑战。　 　　被利用的“小丑”　 　　2010年7月，陈莉辞去了两级家委会的“兼职工作”，平平静静地回到最初。　 　　她收拾着这几年积攒的与家委会工作有关的材料，一齐塞进了书房的储物箱，又把电脑桌面上所有与家委会工作有关的文档，通通甩进E盘一个命名为“家委会总汇”的文件夹中。　 　　儿子在客厅问道：“妈，我那件白色羽绒服要捐吗？”一声“可以”后，陈莉叹了口气：“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用到。”然后，关掉窗口，再关掉电脑。　 　　下午，陈莉带着10岁的儿子到邮局寄捐赠的衣物给四川省甘洛县里克乡中心校。这次活动在网上发起，没有统一收购点，为了让孩子感悟“捐助”，陈莉让孩子参与了从准备、整理到寄出的全过程。　 　　她把刚才收拾物件时翻出来放在桌上的那本笔记递给记者，说道：“这上面写着在家委会期间，我参与组织各项家委会活动的策划和计划书原稿，你可以看看。”然后，便是一阵沉默。　 　　中文系硕士毕业的陈莉称自己是一个爱凑热闹、爱琢磨、爱管事的主。为了照顾孩子，她跳过槽，当过一段时间家庭主妇，这期间，她还完成了一次从“古典文学书呆子”到“半专业半业余教育专家”的华丽转身。　 　　4年前，孩子所在学校的校长在开学典礼上特意对新生家长说：“家长是一种资源，一旦优化配置，就会焕发出无穷的力量。”陈莉听后很兴奋，也感觉有义务和责任辅助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为学校提供资源，也是为孩子的成长打造一个好环境”。　 　　于是，她参加了孩子所在班级的家长委员会，还自告奋勇当“头儿”。甫一上任，陈莉就组织了一次“回归乡野”的活动，地点不远，在距成都市区10公里的三圣乡。　 　　在诸多由陈莉组织的活动中，她觉得最有意义的一次，就是让农村小学的孩子到城里来感受生活。“当时我们开了3辆车去成都郊县金堂接孩子，这些孩子在城里不同的学生家庭借宿，大家都很支持。”陈莉说。　 　　靠着这些有声有色的活动，以及“既肯想办法、又肯做实事”的美誉，陈莉被校方推荐进入了校级家委会，出任家校交流小组组长。　 　　可让人想不到的是，没过多久，她就以在某外贸公司做文职工作这个她自认为“不是理由的理由”向校长请辞，还写了一封信给孩子所在班的班主任。　 　　这封信的电子稿还原了真相——被尊称为“陈姐”的陈莉在家校交流小组很有公信力，所以，家长对学校提出的意见几乎都要通过她转交给校方。而有一次，陈莉向主管家委会的德育处主任提交了一份某班家长期望更换数学老师的联名信后，却迟迟未能获得答复。“我去了德育处，也去了校长办公室，但学校不仅没给予回应，还找到我，希望我去做那个班家长的思想工作。”　 　　原来，家长们写联名信的原因是数学老师太年轻，经过两年多的观望也没能看到进步，所以提出了更换要求。　 　　“班级家委会和校级家委会最大的不同是，校级能够真正发挥向校方提意见的作用。”陈莉把笔记本翻到写有“××校校级家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若干大字的页面，对记者说：“学校的态度让我们很失望。”　 　　但这还不是陈莉请求退出的全部原因。陈莉告诉记者，有一名从事IT工作的校级家委会家长被安排负责家长网站的维护和管理工作，从建站到管理，都是这位家长一人独立完成，网站在投入使用后也确实方便了家校之间的联系，可后来，校方则提出希望接管这个网站。　 　　“建一个网站，管理一个网站，是需要成本的，难道这些成本就该家长无私提供？”在笔记本上，陈莉写下一句感言：“被学校利用的家长委员会，像个小丑。”　 　　换师风波后的思考　 　　陈莉将自己做“半专业半业余教育专家”期间收集的资料在记者面前一一展开，其中有一段是讲“美国家长教师协会”（PTA）的。　 　　“美国家长教师协会”（PTA，即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这是一个为儿童、家长和公立教育鼓与呼的重要组织，它像“FACEBOOK”（一个社交网络平台）那样从学校往城市再往州直至全国范围不断推开。该组织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目前有成员650万名。　 　　“它成立的目的是因为母亲们对学校的教学不放心，试图联起手来监督学校。最初，它是学校的敌人，因为家长们总是挑刺。现在，他们与校方和解，成为了朋友。但是，它的监督作用依然没变，有时可能还要帮助老师争取福利，帮老师维权。”陈莉对这个组织有过较深的研究。　 　　在她看来，教育也是家长的一项义务和责任，所以，除开业务分工，家长理应全程参与到教育过程之中。曾经，陈莉也尝试着改变家长组织的从属角色，于是，她在家校交流之间努力发挥“桥梁”作用；但是，诚如此前的换师风波。“家长们有理，学校又有难处，一天推一天，最后不是家长妥协，就是不了了之。”　 　　换师事件并非个案。　 　　前些日，在成都某知名小学的校长办公室内，总是坐着五六名家长，与校长周波相对。　 　　时间再往前，一日，周波正在北京开会，被一通电话扰了心神，会议还没结束，他就匆匆赶回了学校。　 　　该校在成都属于挖掘家长资源、发展家长委员会较为成功的学校之一。这不仅和学校“保护家长积极性”、“提高家长参与度”等家委会发展理念有关，还和家长组成结构有关——该校家长普遍文化知识水平较高，对教育的关注度很高，除了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家校活动外，甚至还有家长无偿提供校园花草的购买经费。　 　　但是，正是这一批被周波认为具有“高素质、高水平”的家长，却闹出一场换师风波。　 　　此次风波缘起一名副校长。据了解，成都市各区县此前都出台文件要求校长除了关注教学外，还要亲自参与上课，因为这位副校长有着扎实过硬的教学技能，学校便安排其继续参与学科授课。　 　　这样的教学安排在学期开学时受到家长的广泛赞誉。但是，这位副校长由于并未脱离行政工作，必须兼顾两头，恰逢这一学期的管理工作繁杂，这位副校长有时甚至连续一周时间不在学校，不得不时常调整课程安排。为了保证教学进度，学校临时招聘了一位老师来承担这个班的教学任务。　 　　“这位兼课老师虽然年轻，但是教学业务功底非常扎实，算得上优秀教师的好苗子。”然而，知情人透露的这句话不偏不倚地道出了这场换师风波的关键所在。　 　　在校方看来，这样的调整是顺势而行，而且为了保证教学质量，学校非常重视这个“兼课”岗位的招聘工作，甚至由校长亲自过问。但在家长委员会方面看来，这位年轻老师再优秀，也只是初生牛犊，和那位副校长比起来，显然有着很大的差距。　 　　两种截然不同的角度让这场风波自掀起后就困难重重。校方主张，法律赋予了学校依法办学的自主性，学校有权提出管理主见和教育主见并付诸实施，而且，学校的教学安排有着系统性的考虑，不可能因为家长要求就随时更换。不过，学校会通过教学指导和专业培训让兼课老师尽快成长，帮助其能够独当一面。　 　　家长则主张，不愿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这位兼课老师的实验品。　 　　回想起此次风波，周波表示，在处理与家长委员会的关系时，除了“保护”、“激发”，还必须重视“引导”。“这个‘引导’需要确立一个程序，家长的意见从收集、处理到反馈，都需要一步一步走，而这个过程中，既要有专门负责某个环节的职能部门负责，也要有多种方式来明确操作的‘度’，不能‘束缚’，也不能‘放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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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杖”该由谁来握　　　家长组织与学校之间究竟是怎样的关系？　
　　在周波看来，家长委员会应成为学校下的一个常设机构，能够“安分守己”地当好“配角”，“补充、支撑、配合、丰富”学校管理和班级工作。“在不伤害大多数孩子健康成长和不违背教育规定和规律的前提下，家长可以帮助老师开展工作，可以提供意见，但是，家长不能干预、左右、强加，教育权始终还是要掌握在老师手上。”　
　　可是，陈莉却对这般“配角”的说法不认同，因为“现在都在提‘家校共育’，可我们看到的却没有‘共’字，更像是一个是主子，一个是奴才。”　
　　从这般角色争端来看，或许，教育决定权的归属恰是家长组织与校方意见分歧的焦点所在。　
　　对此，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姚文忠表示：“随着更多家长的意识觉醒和家长知识层次的普遍提高，家长组织的力量只会增不会减，如果引导不到位，就可能强大到希望干预学校的地步。”　
　　在日本，也有一个像美国那样的全国性家委会组织，据了解，其成员已经超过1000万人，日本几乎每一所中小学都有一群挂着“PTA”字样袖章的家长经常出现在学校周边。而这个“PTA”曾推动了日本义务教育及教科书的无偿化、学校保健安全法、学校午餐法等教育立法的制定，在日本战后的一系列教育改革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近几年，日本教育界也正在为“PTA”的强大而苦恼，因为目前的运营方式已经发展到“家委会是董事长，校长就是总经理”的地步：校长由家委会推选，学校管理也由家委会决策。　
　　为了不让家长组织成为花瓶，家长渴望话语权，更渴望主导权，但是，因为一些家长的自私要求和过激行为，学校的教学活动有时会受到家长带来的严重影响。　
　　陈莉非常赞同“PTA”这样的趋势，她甚至觉得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校制度。可周波却认为：“日本学校的教育经费多由社区委员会提供，而社区委员会的主任就是公民，公民有义务和权利去监督学校，甚至是管理学校，这样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不能照搬。”　
　　反客为主的“家长发展学校”　
　　去年年底的一天，成都市某证券公司副总裁刘琛在成都实验小学本部的“心斋”屋内，和校长陆枋商讨筹建“成都实验小学家长发展学校”的事宜。　
　　在上世纪80年代，成都实验小学（以下简称“实小”）就成立了四川省第一所“家长学校”。和家长委员会不同，它虽然也是家长组织，但它的目的是对家长进行培训：将学校的理念方法传授给家长，力求提升家庭教育的水平。　
　　其间，实小又提出了“家长、社会、学校三结合”的办学模式，旨在确定“家长学校”的操作理念，并解决当时家庭教育观念和学校教育观念脱节的问题。　
　　为了使家长变被动为主动，变客人为主人，如今，实小开始着手筹建“家长发展学校”。在陆枋向刘琛介绍相关情况的材料中，“家长发展学校”的目的被定为“为每位学生提供合适的教育，为每位家长提供自主发展的平台，为学生终身幸福和发展奠定基础”。　
　　那么，从“家长学校”到“家长发展学校”的演变，“发展”二字体现在何处？　
　　“实小的每个班都有自己的家委会，但以班级为单位的家委会，更多是完成班主任老师布置的具体工作，常常是以助手的身份出现在班级教育活动中。这样的合作形式，很难展示家长群体的特长，也不容易激发家长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更不利于开展高层面的教育活动。”陆枋说。　
　　因为在班级家委会工作中热心积极，已在此前的筹备会上被民选为第一届“家长发展学校”会长的刘琛也向陆枋提交了“家长发展学校”筹备组确立的“组织名单”。　
　　在这份名单中，这所“家长发展学校”被分为协作机构和核心机构两大部分。其中，协作机构包括学校相关部门、街道办事处、社区单位，而核心机构则有亲子活动中心、学习培训中心、课题研究中心、家校交流中心、宣传策划中心。中心主任都是从各年级家委会中挑选出来的热心家长。　
　　“心斋”会晤中，陆刘双方频频用到“伙伴”、“团队”这两个词。对此，刘琛表示：“从松散到紧密，从依附到独立，家长委员会现在的发展才称得上质变，而以前那么多年的探索，都只能算是量变。”在他看来，家委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有必要成为与学校管理相平行的组织机构。　
　　“‘家长发展学校’首先应该是独立于学校管理体系，又与学校管理紧密结合的一个教育组织，对学校教育实施有效的社会监督和评价；其次，它应该是学校教育活动的有效补充形式，可以从社会、家庭的需求出发，为孩子的成长提供一些学校无法完成的教育环节；最后，‘家长发展学校’是归属于所有家长的，家长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同时，可以通过‘家长发展学校’的活动，与其他家长互动，拓展自己的交往空间，结交更多的朋友，最终实现自己与孩子的共同成长。”陆枋说。　
　　陆枋表示，为了保证“家长发展学校”的独立性，学校相关职能部门不再是主管部门，而只是一个协作机构，“在整个‘家长发展学校’中，只有会长助理是校方人员”。　
　　陈莉谈及的那种既独立于学校，又有利于家长真正参与学校教育事务的新型家长委员会，似乎正是实小“家长发展学校”这样的组织，而刘琛就在这个平台上，施展着自己的才华。　
　　“之前还在班级委员会时，我就利用我的专业技能给学生和老师分别开了一次理财讲座。而今年，我不仅打算给家长进行一次讲座，帮助他们在生活中理财，还打算在学校建立一所‘学生银行’，让孩子接受感性的生活实践教育。”刘琛说。　
　　虽然陈莉退出了家委会，但她借着在家委会工作中认识的家长朋友，仍然在周末组织小规模的亲子活动，发挥着自己的“余热”——到邮局捐物给里克乡中心校的那天，她就召集了8名家长朋友一道。　
　　不过，因为离开了家委会，“半专业半业余教育专家”陈莉再没机会参与到学校民主管理之中，“最多只能向老师提提意见，但提完也就完了，这大半年来都没冒过一次‘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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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家委会当事业来做　　　“教育主导权始终掌握在学校手上，这是对专业办学机构的认可，参与家委会的家长可以提意见，但这种意见不应该是挑漏洞或者干预，而应该互相尊重，在符合教育规律和保护孩子身心成长的基础上合作共处，互助互长。”　
　　说这席话的是一名踏实的大学软件工程系教师，他是一名小学生的父亲，属于陈莉这类关心孩子、关心教育的热心人。为了孩子，他成立了一个获民政部门批准认可的民间家长组织“自然科学探索营”，还有一个以“与孩子一起成长”为名的网站和十余个QQ群，其成员数已上万，其中不乏身在国外的家长。　
　　这位被大伙称为“豆爸”的家长每天总是风风火火，不停地出现在行政服务中心提供给他的固定工作间、本职工作所在的大学、孩子所在的学校，以及组织活动所需的各类场所。　
　　“‘自然科学探索营’的生命就是活动，这看似和被称为‘活动专业户’的家委会无异，但是，这个组织却像一个跨学校、跨社区、跨地域的家委会，其中，家长是主体，孩子是主体们服务的对象。”“豆爸”说。　
　　“豆爸”自认为，这个立足于策划组织亲子交流和亲子活动的家长群体是他的一项事业，与他的教学工作一样重要。　
　　“我也是我孩子学校的家委会成员，我切实地体会到，一个家委会办得好不好，要靠这个组织的负责人——他是不是有广博的爱心，爱所有的孩子，是不是要有足够的热情，能够将对生活、工作、孩子的热爱融为一体，是不是有着足够的智慧。虽然我这个家长组织无权参与学校管理决策，但是，它不仅能起到扩展家长圈的作用，还能培养家长正确参与学校家委会工作的意识。”“豆爸”总结道，“家长应该懂得如何给学校帮忙，而不是如何去添乱。”　
　　对此，姚文忠建议说：“要避免家委会和学校的矛盾，双方的权责应在家委会成立之时就明确分开，家校之间也应通过加强沟通来解决分歧，同时，双方还应互相合作、共同学习。”　
　　周波也一直期望能在校方和家长之间寻找到一个平衡点。在换师风波面前，他仍然对教学安排进行了调整。但为了避免更多家长的干预，他先是组织了一次家长大会，借此与家长诚心交流，然后，还在今年“师德标兵”推选的评委中设了家长代表，试图为家长提供正确的“参政议政”方法。　
　　（文中部分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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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相信家长 理解学校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要求，“建立中小学家长委员会”以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温家宝总理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也强调：“中小学要建立家长委员会，不断完善学校科学民主决策和评价机制。”　
　　可见，无论怎样的家长组织，都应当具有对教育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否则，“科学民主”和“现代学校制度”将无从谈起。　
　　所以，我们试着这样定义家长组织的理想特征：面对教育现实，家长不为难学校；面对孩子成长，学校不委屈家长；面对教育难题，家长不害怕学校；面对家教困惑，学校不误读家长。　
　　虽然这只是一个愿景，但是，在博弈之中，我们却实实在在地看到了家长们的教育智慧，比如陈莉组织部分家长参与的捐物活动，比如周波在为教师定荣誉的评选中增设家长代表，比如实小的“家长发展学校”、刘琛的“学生银行”、“豆爸”的“自然探索营”……　
　　我们承认教师是教育的主体，但是，教育是多层次的，教师仅仅是学校教育的主体，要让教育足够充分，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缺一不可。这三者之中，“家长”这个因素又实实在在地贯穿着教育始终。　
　　目前，解决困境的完美办法还没有找到，但是，有一点必须铭记——学校应该相信家长对教育问题的判别能力；而家长也要理解学校为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相关链接：家长委员会制度的法理依据　
　　“家长委员会”一词，早见于原国家教委1988年8月20日颁布实施的《中学德育大纲》。其中指出了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道德教育工作的具体方法。即除了思想政治课、班主任等校内工作之外，强调课外、校外教育尤其是学校“与家庭、社会密切合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指出“家庭教育”是“贯彻德育要求的重要渠道”，“学校要通过家访、家长会、家长接待日、举办家长学校、开展家庭教育咨询、建立家长委员会等多种方式，密切与家长的联系，指导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平”。这份文件，明确了家长委员会建设在提高青少年德育素质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随后，原国家教委又先后颁布了《小学德育纲要》（1993年3月26日颁布）和《中小学德育工作规程》（1998年3月16日颁布）等通知，均明确指出了“家长委员会”在德育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在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工作中应有的地位。上述通知中提出建设“家长委员会”，都是以达到促进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的协调一致为目的。换句话说，“家长委员会”的定位，在于如何发挥其联系家庭、学校的功能，以辅助更加有效地实施德育大纲。　
　　为了进一步贯彻实施青少年的道德建设，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6月13日发布）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2004年3月22日发布），依然强调“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但文中却不见“家长委员会”一语。这个事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家长委员会”的设置与管理，仍然未有明确的模式。　
　　2010年7月29日正式颁布实施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次明确提出建设“家长委员会”（第十三章）。这是1988年以来国家对其在青少年道德素质教育，尤其是在加强学校与家庭沟通中所占重要地位的再次肯定。尤为重要的是，在《纲要》规划的教育改革新时代，“家长委员会”更被赋予了崭新的含义。即从“加强学校民主管理，建立和完善现代学校制度”的高度，重新认识“家长委员会”建设工作。尤其是家长“教育参与权”的需要，不仅因为其“自然权利属性”，更重要的是随着现代教育社会的发展进步，它作为一项普遍的权利已经得到全世界教育领域的普遍认可。（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 严平）
　　《中国教育报》2011年12月4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