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学生的每一个眼神开始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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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学生的每一个眼神开始改变

          ——读《学生课堂行为管理》所想到的

        文∣李茂

近些年来，有关“课堂管理（classroom management）”的译著一本接一本地问世，随便一数，我身边竟有五本之多。或许是“英雄所见略同”，大家都愈发认识到了“课堂管理”对做一名好教师的重要意义。这个舶来的概念似乎并不难理解，但这四个字所传递的，远不是管好学生行为，为教学排除干扰那么简单。

以《学生课堂行为管理》（教育科学出版社，苏·考利著，范玮译）为例，这本书是一位有着丰富教学经验，且作过大量课堂观察的英国人为新教师撰写的。它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教师处理学生课堂行为问题的原则和技巧。比如，关于惩罚，这本书提出了很多切实的建议：“让惩罚在私下进行”、“必要时推迟惩罚”、“把情况搞清楚”、“提供一个积极的选择”、“在采取进一步行动之前，给出明确的警告”、“惩罚对事不对人”、“采用‘选择’技术”、“保证您所采取的措施非对立且礼貌”、“语气要给学生造成您非常不情愿采取惩罚的感觉”、“提供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等等。

之所以一来就举“惩罚”的例子，是因为前不久刚在一个很有名的教师博客网站上看到一个关于“惩罚需不需要艺术”的讨论。参与这个话题的老师之多，可以说是“人山人海”。如果有人看了这本书，一定能为大家贡献出不少“惩罚艺术”。比如，这本书告诉教师，无论惩罚多轻多重，“无论您多么想大发雷霆，都要坚持不懈地保持平静和礼貌，要不断审视自己的声音和身体语言的使用情况。这样您的行为和态度就会让学生无懈可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会小很多”。

是啊，很多师生冲突不就是在教师对学生实施惩罚的过程中发生的吗？原本小事一桩，但由于教师处理不当，最后酿成了一件影响全班的大风波，这样的事件不是屡屡发生在我们的课堂上吗？如果我们的教师在实施惩罚的时候能够对事不对人，能够保持平静和礼貌，“语气充满遗憾而不是仇恨”，教室里岂不就会多几分文明与和谐，而校园外岂不就会少一些所谓的“社会青年”。

不过，惩罚毕竟是一个万不得已的应对手段，真正的好教师不仅仅是掌握了惩罚的艺术，更应该是动用惩罚最少的教师——因为他已经把问题的出现都尽可能地避免了。要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需要做好很多基础性的工作，从教室环境环境的布置，到课堂规则的制定，到有效教学策略及教学风格的形成，再到对不同类型学生的了解及策略准备，等等，而所有这些，在《学生课堂行为管理》这本书里都能找到中肯的建议。

但课堂管理并非仅仅是一些技巧的集成，隐藏在其背后的，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对关系——师生关系。正如这本书所说：“从根本上讲，成功的行为管理意味着良好的师生关系。”另一本课堂管理译著则说：“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好的课堂管理的开始。”还有一本书甚至说：“学生在课堂上表现好的头号秘密就隐藏在师生关系中。”

我宁愿认为，之所以有那么多的课堂管理译著出现，不仅仅是因为如今的课堂比以前乱了，现在的学生比以前难管了，深层次的原因是学校里发生了师生关系的危机。被大众媒体屡屡曝光的校园恶性事件——无论是弑师、辱师，还是教师对学生的各种极端举动——只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在大、中、小学生身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很难说跟成天板着面孔，浑身携带者“怨气”和“怒气”的教师没有关系。教师们在感叹“5+2=0”的同时，有没有认识到，你用你的冷漠教给了学生孤僻，你用你的粗暴教给了学生野蛮。

美国当代教育家黛博拉·梅耶尔认为，当今教育的问题出在儿童与成人的疏离，促进学生学习的最佳方式是改进教与学的关系，即改进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梅耶尔倡导并试验的解决方式是缩小学校规模，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中建立起互信。或许在“大即好”的价值观下我们难以看到师生人人都认识的小学校，但我们至少可以在几十人的教室里，缩短心与心的距离。

在实施惩罚的时候能够保持平静和礼貌，“语气充满遗憾而不是仇恨”，仅靠当场的情绪控制似乎是困难的，但如果有着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作为前提背景，要做到这一点似乎就不那么难了。

因此，我从来不把课堂管理视为策略的应用，而是将之视为关系的营造——一种新型师生关系的营造。对于处在时代变迁的中国来说，师生关系变局的重大意义还没有被充分认识。但是，正如去年媒体曝出大学教授杨帆与逃课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的新闻后有评论指出，“中国传统师道无论是其依附的政治制度、道德体系乃至文化传统，还是其对应的教育制度、地位、模式等，都已先后经历近乎革命式的颠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当今师生关系的变局，是“传统师道向人格平等、关系民主、合作和谐的新师道转轨的真正开始”。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们的教师是固步自封，坐等更大的危机，还是从看学生的每一个眼神开始改变，从对学生说的每一句话开始改变呢？我们还要翻译多少本这样的书，才能将现代教育的基本观念渗透到每一个教师对学生的一言一行中呢？显然，仅靠译书是无法完成这个使命的，最终还得依赖教师深省之后的行动。正如本书的作者在序言中所写的那样：

“任何做教师的人，都不应该忘记自己在学生时代被老师勒令强制做的事，以及那种笼罩在心头的恐惧心情。我们这些天天和孩子们打交道的人，也不应该低估自己作为教师对孩子们产生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好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