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韵茶艺’雅趣多-----孝感市书法家协会岁末雅集笔会/策划：管季超

教师之友网

茶与书法（组图）
来源：本站整理

　　绢本
　　长25.1厘米，宽12厘米
　　上海博物馆收藏

　　唐代僧人怀素所书。怀素(725—785)，字藏真，湖南长沙人，他的俗家姓钱，幼年出家做了和尚。怀素是以书法而闻名的，特别是狂草，在中国书法史上有突出的地位。

　　“苦笋及茗异常佳，乃可径来，怀素上”。

　　《苦笋帖》，绢本，长25.1厘米，宽12厘米，字径约3.3厘米左右，清时曾珍藏于内府， 现藏上海博物馆。

　　《茶录》碑帖

　　蔡襄(1012-1067)，字君谟，福建兴化仙游(今福建仙游)人，官至端明殿学士。擅长正楷，行书和草书，北宋著名书法家，为“宋四家”之一。蔡襄以督造小龙团茶和撰写《茶录》一书而闻名于世。而《茶录》本身就是一件书法杰作。

　　《茶录》问世后，抄本，拓本很多。见诸记载的有:

　　“宋蔡襄书《茶录》帖并序……小楷。在沪见孙伯渊藏本，后有吴荣光跋，宋拓本，摹勒甚精，拓墨稍淡。此拓本现或藏上海博物馆”。(《善本碑帖录》)

　　“宋蔡襄《茶录》一卷。素笺乌丝栏本，楷书，今上下篇，前后俱有自序，款识云: 治平元 年三司使给事中臣蔡襄谨记。引首有李东阳篆书‘君谟茶录’四大字，……后附文征明隶书《龙 茶录考》，有文彭、久震孟二跋”。

　　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里，也藏有一卷《楷书蔡襄茶录》，规格为高34.5厘米，长128厘米纸本，无款。

　　其他还有《绢本茶录》。《绢本茶录》原件已轶。在明代宋珏《古香斋宝藏蔡帖》的《茶录》刻本，就是按绢本茶录刻的，其中或见其端倪。

　　《精茶帖》也称《暑热帖》、《致公谨帖》，藏于故宫博物院，该帖亦入刻《三希堂法帖》其文曰:

　　“(蔡)襄启，暑热不及通谒，所苦想已平复。日夕风日酷烦，无处可避。人生缰锁如此，可叹可叹。精茶数片，不一一，襄上。公谨左右……”。

　　宋皇祐二年(1050年)11月，蔡襄自福建仙游出发，应朝廷之召，赴任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之职。途经杭州，约逗留两个月后，于1051年初夏，继续北上汴京。临行之际，他给邂逅钱塘的好友冯京(当世)留了一封手札，这就是《思咏帖》。信札全文如下:

　　“襄得足下书，极思咏之怀。在杭留两月，今方得出关，历赏剧醉，不可胜计，亦一春之盛事也。知官下与郡侯情意相通，此固可乐。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初夏时景清和，愿君侯自寿为佳。襄顿首。通理当世足下。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

　　信中所载“唐侯”，即唐询(彦猷)，为福建路转运使。“唐侯言: 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大可怪也”一句，据徐邦达先生考证认为:“是指有关茶的事情。唐氏曾官福建路转运使，福建是产茶的地方,可知那时唐氏正在任上。”(《古书画过眼要录》)所谓“有关茶的事情”,也就是当时的斗茶活动。

　　根据信中语气揣测，王白、游闰两人，均当为蔡襄、冯京和唐询所熟识。“王白今岁为游闰所胜”，这条“战况”，由唐报蔡，再由蔡达冯，又说明他们都是斗茶圈子中人。通过这条消息，我们不难透视到宋人斗茶的激烈程度，斗茶已成“一春之盛事”，而且形成了相当的规模，出现了不少的高手。蔡襄对此事的评语，虽只有“大可怪也”的寥寥四字，却形象地表现了王白作为一个常胜将军，而今失手于游闰，令一代茶艺权威惊呼“大可怪也”，并郑重其事地与好友通报，足以证明了斗茶一艺在宋代士大夫们生活中的特殊地位。

　　《思咏帖》尾后两行所书“大饼极珍物，青瓯微粗，临行匆匆致意，不周悉。”其中的“大饼”，当指当时的贡茶大龙团；青瓯，则当是浙江龙泉青瓷茶碗。在这一茶友间的礼尚往来中，我们还能感觉到，在茶具的使用上，除斗茶所必用的兔毫盏外，日常品茶，恐怕还是多取青瓷的。

　　《思咏帖》书体属草书，共十行，字字独立而笔意暗连，用笔虚灵生动，精妙雅妍。通篇虽不及“茶”、“茗”一字，但其中蕴含的风流倜傥的人物形象，及其游戏茗事的清韵，则真是呼之欲出，袅袅不绝。

　　纸本，行书
　　纵34.4厘米，横48.69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该帖亦称《新岁未获展庆帖》，是苏东坡写给好友陈(季常)的一通手札。共十九行，247字。《快雪堂法帖》、《三希堂法帖》摹刻，《墨缘汇观》著录，该贴用笔精良，章法上也多过人之处，正如岳珂所评: “如繁星丽天，照映千古”。据其内容来说，该帖不仅是苏轼书迹中的一件杰作，也是茶文化的一件珍贵资料。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宋代杰出的文学家、书法家，“宋四家”之一。

　　在谈该帖之前，让我们先看两首苏东坡的诗:

　　　　　次韵黄夷仲茶磨
　　前人初用茗饮时，煮之无问叶与骨。
　　 穷厥味臼始用，复计其初碾方出。
　　计尽功极至于磨，信哉智者能创物。
　　破槽折杵向墙角，亦其遭遇有伸屈。
　　岁久讲求知处所，佳者出自衡山窟。
　　巴蜀石工强镌凿，理疏性软良可咄。
　　予家江阳远莫致，尘土何人为披拂。

　　　　　次韵周种惠石铫
　　铜腥铁涩不宜泉，爱此苍然深且宽。
　　蟹眼翻波汤已作，龙头拒火柄犹寒。
　　姜新盐少茶初熟，水渍云蒸藓未干。
　　自古函牛多折足，要知无脚是轻安。

　　前一首诗，是讲茶磨生成是基于臼和碾，作为一种碎茶工具，它与石质的好坏有相当的关系，苏轼认为衡山之石磨要比巴蜀的好，但由于地处四川江阳(即今之彭山县东)难得此佳物，感到很遗憾。

　　后一首诗则富含理趣，是赞誉周氏送给他的“石铫”的许多优点。由诗中可知，这种壶状饮具为青黑色石料所成，隔热性能良好，大腹无足，很是稳固。

　　在苏东坡的眼里，茶具不仅是烹茶的器皿，也是一种艺术品。因而当他得知季常家有一副茶臼时，便赶快修书去借来，让工匠依样制造，以饱眼福。《新岁展庆帖》中就记录了这样的一件事:

　　“……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出。乞暂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

　　根据《次韵周种惠石铫》诗中“铜腥铁涩不宜泉”一句，可知茶具不宜用铜器等金属制作。《新岁展庆帖》里，东坡欲请铜匠铸茶臼，大概是因为建州茶臼的形状很好，而仿造以便欣赏的，当然，仿造的毕竟不如真的好，所以，苏东坡在信中又说，假使有人到福建去，还是要请人去买一副木质的来。

　　为了借一副茶臼，东坡在大年初二写了这封信，并派专人去取。如此在意，其癖好可见一斑。那么，建州木茶臼子到底妙在何处，是什么魅力让苏轼如此费心呢? 我们不妨看一看“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少游)所写的《茶臼》一诗，它简直就是《新岁展庆帖》的注脚:

　　幽人耽茗饮，刳木事捣撞。
　　巧制合臼形，雅音伴 。
　　虚室困亭午，松然明鼎窗。
　　呼奴碎圆月，搔首闻铮纵。
　　茶仙赖君得，睡魔资尔降。
　　所宜玉兔捣，不必力士扛。
　　愿偕黄金碾，自比白玉缸。
　　彼美制作妙，俗物难与双。

　　纸本
　　纵23.4厘米，横18.1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啜茶帖》，也称《致道源帖》，是苏轼于元丰三年(1080)写给道源的一则便札，22字，纵分4行。《墨缘汇观》、《三希堂法帖》著录。其书用墨丰赡而骨力洞达,所谓“无意于嘉而嘉”于此可见一斑。

　　纸本，行书
　　纵27.6厘米，横45.2厘米
　　故宫博物院收藏

　　北宋文人陈慥，字季常，与苏轼友善，两人书信来往甚频，《一夜帖》即为其中之一。《一夜帖》，又名《季常帖》、《致季常尺牍》。《墨缘汇观》、《石渠宝笈续编》著录。

　　其文曰: “一夜寻黄居寀龙不获，方悟半月前是曹光州借去摹榻，更须一两月方取得。恐王君疑是翻悔，且告子细说与，才取得，即纳去也。却寄团茶一饼与之，旌其好事也。轼白，季常。廿三日。”

上海博物馆收藏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治平元年(1064)举进士。宋代著名书法家，“宋四家” 之一。 　　该作是其所书自作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八月书写。其诗曰: 　　要及新香碾一杯，不应传宝到云来。 　　碎身粉骨方余味，莫压声喧万壑雷。 　　风炉小鼎不须摧，鱼眼常随蟹眼来。 　　深注寒泉收第二，亦防枵腹爆干雷。 　　乳粥琼糜泛满杯，色香味触映根来。 　　睡魔有耳不及掩，直拂绳床过疾雷。

　　米芾(1051—1107)，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世居太原(今属山西)迁襄阳(今属湖北)，后定居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曾任书画学博士，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又因嗜古物如命，不拘小节，世有“米颠”之称。

　　《苕溪诗帖》是米芾的一件代表作。诗中记述了他受到朋友的热情款待，每天酒肴不断，一次，米芾身体不适，便以茶代酒，事后作了这首诗，诗曰:

　　半岁依修竹，三时看好花。
　　懒倾惠泉酒，点尽壑源茶，
　　主席多同好，群峰伴不哗，
　　朝来还蠹简，便起故巢嗟。

　　米芾自书诗帖，诗曰: “楼阁明丹垩，杉松振老髯，僧迎方拥帚，茶细旋探檐。”

　　诗中描写的是: 在郁郁葱葱的松林之中，有一座寺院，僧人一见客人到来，便“拥帚”、置茗相迎接。“拥帚”亦称“拥慧”，扫地之意。古人迎候尊贵，惟恐尘埃触及客人，常拥帚以示敬意。“茶细旋探檐”，意为从屋檐上挂着的茶笼中取出细美的茶叶。“探檐”一词，生动地表现了寺院僧人以茶请客的同时，也记录了宋代茶叶贮存的特定方式。蔡襄的《茶录》中曾有“茶不入焙者宜密封，裹以蒻，笼盛之置高处，不近湿气。”的论述。米芾的诗，正可谓是这个论述的注脚。

　　赵令畤，字德麟，生年不详，卒于宋绍兴四年(1134)。绍兴初，官右朝请大夫，袭封安定郡王。著有《侯鲭录》等行世。《宋史》卷244有传曰:“令畤,字德麟，燕懿王玄孙也。早以才敏闻，元祐六年签书颖州公事，时苏轼为守，爱其才，因荐于朝……四年，薨，贫无以为殓……”

　　《赐茶帖》为行书五十七字九行信札。观其用笔结体，平实而不失灵性，颇有东坡风韵。其文辞精练，释录如下:

　　令畤顿首: 辱惠翰，伏承久雨起居佳胜。蒙饷梨粟，愧荷。比拜上恩赐茶，分一饼可奉尊堂。馀冀为时自爱。不宣。令畤顿首，仲仪兵曹宣教。八月廿七日。

　　赐茶一事为宋朝之制度，与贡茶一道，亦属君臣上下之礼。龙团凤饼，北苑春色，所谓“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宋梅尧《七宝茶》句),尽显皇恩浩荡。有宋一代，凡受茶之惠者，无不欢欣鼓舞，珍爱有加，或藏之秘箧，或分享友朋，或孝敬严慈，或品题自怡。宋人王元之有诗云:“样标龙凤号题新,赐得还因作近臣。烹处岂期商岭水，碾时空想建溪春。香于九畹芳兰气，圆如三秋皓月轮。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龙凤茶》)赵令畤缘于对佳友的“梨栗”之报，以茶为礼，将上赐之茶旋即奉献“仲仪”乃及父母，故知其交谊之深，亦更知上茶奉于高堂，实为宋人之孝道也! 然“馀冀为时自爱”一语，则将惜茶宝茶之情坦露无遗。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等。浙江吴兴人,出生于南宋理宗宝佑二年(1254)，卒于元至治二年(1322)。赵孟頫的书法成就很高，对后世影响巨大。

　　唐寅(1470—1525)字伯虎,吴县(今江苏苏州)人,享年54岁,在去世的当年,写下了一长幅《行书手卷》(后人取此名)。手卷中包括他自写的诗《夜坐》、《晏起》、《晚酌》、《散步》等十一首。以及《漫兴十首》。

　　《夜坐》诗曰:“竹篝灯下纸窗前，伴手无聊展一编。茶罐汤鸣春蚓窍，乳炉香炙毒龙涎。细思寓世皆羁旅，坐尽寒更似老禅。筋力渐衰头渐白，江南风雪又残年。”

　　唐伯虎去世后，为明嘉靖二年癸木十二月二日(此为阴历。阳历应为1525年1月)。据《夜坐》诗最后两句“筋力渐衰头渐白,江南风雪又残年”，符合临终前数月情况。且写此手卷时，当年风雪已经降临，离去世之日不过一、二个月。唐伯虎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朝夕与茶为伴，影形不离。

　　《夜坐》诗中以别出心裁的比喻，把茶饮描写得贴切动人，该手迹及诗是他对茶与人生的一种回味。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初字文清)，号天池山人，青藤道士等，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杰出的书画家和文学家。

　　徐渭对茶文化作出的贡献也是杰出的，他不仅写了很多茶诗，还依陆羽之范，撰有《茶经》一卷，《文选楼藏书记》载: “《茶经》一卷, 《酒史》六卷,明徐渭著,刊本。是二书考经典故及名人的事。”可惜的是，徐渭的《茶经》今天已经很难看到了。

　　与《茶经》同列于茶书目录的尚有《煎茶七类》。徐渭曾以书法艺术的形式表现过该文的内容，此处主要介绍一下徐渭该文该书的有关情况。

　　徐渭一生坎坷，晚年狂放不羁，孤傲淡泊。他的艺术创作也反映子这一性格特征。在他的书画作品中,有关茶的并不多,而行书《煎茶七类》则是艺、文合璧，对茶文化和书法艺术研究均属一份宝贵的资料。

　　徐渭自称: “吾书第一、诗二、文三、画四。”如此的评价，可见他对自己的书法是相当自信的。后来的人也称其“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侠客”，评价也不可谓不高。徐渭的书法多作行、草书，除了师法晋唐名家外，主要是汲取了宋代米芾、黄庭坚及元代倪瓒之神韵，由此而表现出自己的艺术性格来，他的传世作品多为56岁以后所作。

　　行书《煎茶七类》刻帖的原石，现藏浙江上虞文化馆。此后为《天香楼藏帖》的一部分，共分五帧，每帧31×76厘米，横式。前有隶书题额“天香楼藏帖”五字，其下有白文“王望霖印”和朱文“济苍”两印。书迹最后有王望霖小楷尾跋:
　　此文长先生真迹。
　　曾祖益公所藏书法，奇逸超迈，纵横流利，无一点沉浊气，非凡笔也。望霖敬跋。

　　《天香楼藏贴》是清喜庆元年至九年(1796 -1804)上虞王望霖撰集，仁和范圣传镌刻，共八卷，前五卷为明代人书作，后三卷为清代人书作，共计刻书130余种。人评“此帖选择精审，俱以真迹上石,摹勒亦能逼真,是汇帖中之可观者。”

　　《煎茶七类》带有较明显的米芾笔意，笔画挺劲而腴润，布局潇洒而不失严谨，与他的另外一些作品相对照此书多存雅致之气。

　　徐渭行书《煎茶七类》全文如下

　　煎茶七类。

　　一、人品。煎茶虽微清小雅，然要领其人与 茶品相得，故其法每传于高流大隐、云霞泉石之 辈、鱼虾麋鹿之俦。
　　二、品泉。山水为上，江水次之、井水又次 之。并贵汲多，又贵旋汲，汲多水活，味倍清新， 汲久贮陈，味减鲜冽。
　　三、烹点。烹用活火，候汤眼鳞鳞起，沫浡 鼓泛，投茗器中，初入汤少许，候汤茗相浃却复 满注。顷间，云脚渐开，浮花浮面，味奏全功矣。 盖古茶用碾屑团饼，味则易出，今叶茶是尚，骤 则味亏，过熟则味昏底滞。
　　四、尝茶。先涤漱，既乃徐啜，甘津潮舌， 孤清自萦，设杂以他果，香、味俱夺。
　　五、茶宜。凉台静室，明窗曲几，僧寮、道 院，松风竹月，晏坐行呤,清谭把卷。
　　六、茶侣。翰卿墨客，缁流羽士，逸老散人 或轩冕之徒，超然世味也。
　　七、茶勋。除烦雪滞，涤醒破疾，谭渴书倦， 此际策勋，不减凌烟。

　　是七类乃卢仝作也，中伙甚疾，余忙书，稍改定之。时壬辰秋仲，青藤道士徐渭书于石帆山下朱氏三宜园。

　　汪士慎是杨州八怪中与茶的交情最深的一位。

　　汪士慎(1686-1759)，安徽歙县人，名慎，或阿慎，字仅诚,近人，号巢林、甘泉山人等等。由于他排行第六，并嗜茶如癖，他的朋友金农常称之为“汪六”或“茶仙”。

　　不幸的是，汪士慎在54岁时，即乾隆四年(1739)从浙江游历归来后，患疾已久的左眼很快地失明了。

　　汪巢林67岁时，他的另一只眼睛也渐渐失去了光明，这时，就连最起码的那种自挑荠菜、瓦盂煨芋和自烧松子自煎茶的清贫生计也难以维持下去。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正月，汪巢林与世长辞，终年74岁。

　　汪巢林的隶书以汉碑为宗，《幼孚斋中试泾县茶》条幅，可谓是其隶书中的一件精品。值得一提的是，条幅上所押白文“左盲生”一印，说明此书作于他左眼失明以后。这首七言长诗，通篇气韵生动，笔致动静相宜，方圆合度，结构精到，茂密而不失空灵，整饬而暗相呼应。该诗是汪士慎在管希宁(号幼孚)的斋室中品试泾县茶时所作。诗曰:

　　不知泾邑山之涯，
　　春风茁此香灵芽。
　　两茎细叶雀舌卷，
　　蒸焙工夫应不浅。
　　宣州诸茶此绝伦，
　　芳馨那逊龙山春。
　　一瓯瑟瑟散轻蕊，
　　品题谁比玉川子。
　　共向幽窗吸白云，
　　令人六腑皆芳芬。
　　长空霭霭西林晚，
　　疏雨湿烟客忘返。

　　管希宁是汪巢林的诗友、书友和画友，也是茶友。其字平原，号幼孚斋，别号全牛山人，经常与同好友游春探梅品茶，相互以诗赠答。有时“牵襟挈伴陟高冈”，眺望“白云似水归山急，黄叶垂风扑帽狂”的深秋景象，尽情享受那种“占得清欢在林壑，还携茗具到禅房”的欢乐；有时静斋对饮；也有时携惠泉水赶到汪宅去烹茶。这幅诗书恰是描绘了并非一时的兴到之笔，而是两人日常交游中的一个精彩片断。

　　金农《玉川子嗜茶》

　　金农(1687—1763)，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字寿门，号冬心，别号很多。金农的书法，善用秃笔重墨，有蕴含金石方正朴拙的气派，风神独运，气韵生动，人称之为“漆书”。浙江的博物馆藏一幅隶书中堂，从中可见冬心先生对茶的见解:

　　玉川子嗜茶，见其所赋茶歌，刘松年画此，所谓破屋数间，一婢赤脚举扇向火。竹炉之汤未熟，长须之奴复负大瓢出汲。玉川子方倚案而坐，侧耳松风，以候七碗之入口，而谓妙于画者矣。茶未易烹也，予尝见《茶经》、《水品》，又尝受其法于高人，始知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呜呼，安得如玉川子者与之谈斯事哉! 稽留山民金农。

　　金农的爱茶之心从作品中流露无遗，大约是看到刘松年所画的《卢仝煮茶图》有感而发(金农曾临摹过一幅宋人《玉川先生煎茶图》，不知是否刘氏之作)。从金农所描述的廖廖数语中,破屋数间，玉川子静坐候汤的形象生动地浮现了出来。金农笔锋一转，又谈起烹茶之道来，“茶未易烹也”，的确是一句内行人的话，唐代陆羽在《茶经》中曾论到:“其火，用炭，次用劲薪。其炭曾经燔炙为膻腻所及，及膏木，败器，不用之……其水，用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其沸，如鱼目，微有声，为一沸，缘边如涌泉连珠，为二沸；腾波鼓浪，为三沸。已上，水老不可食也。”

　　我们从金农作品中可知，他不仅研读过《茶经》和《水品》(明徐献忠著)而且还向烹茶专家学习过此道。因而，对看似容易的烹茶自有深刻的体会，决非附庸风雅，故作清高之词。正因如此，金农对当时一些“烹茶”之道，一眼就能看穿其实质:“人之烹茶率皆漫浪，而真知其味者不多见也。”

　　冬心先生在作品中的一声长叹“呜呼”，深感要找到一位像卢仝那样精通此道的人来切磋茶艺，何其难也。其意似乎已经在“烹茶”之外了。

　　金农爱茶，其书法中所涉及到茶的虽不如郑板桥等人那么多，但也不是绝无仅有。金农在59岁时还写过《述茶》一轴，内容为:“采英于山，著经于羽，荈烈 芳，涤清神宇。”他还书写过苏东坡的茶诗:“敲火发山泉,烹茶避林樾。明窗倾紫盏，色味两奇绝，吾生服食耳，一饱万想灭。颇笑玉川子，饥弄三百月，岂如山中人，睡起山 花发。一瓯谁与同，门外无来辙。”

　　郑燮《湓江江口是奴家》

　　郑板桥(1693—1765)，名燮，字克柔，板桥是他的号。在“扬州八怪”中，郑板桥的影响很大，与茶有关的诗书画及传闻轶事也多为人们所喜闻乐见。

　　板桥之画，以水墨兰竹居多，其书法，初学黄山谷，并合以隶书，自创一格，后又不时将篆 隶行楷熔为一炉，自称“六分半书”，后人又以“乱石铺街”来形容他书法作品的章法特征。人评“郑板桥有三绝，曰画、曰诗、曰书。三绝中又有三真，曰真气、曰真意、曰真趣。”( 马宗霍《书林藻鉴》引《松轩随笔》)。

　　郑板桥喜将“茶饮”与书画并论，他在《题靳秋田素画》中如是说:“三间茅屋，十里春风，窗里幽竹，此是何等雅趣，而安享之人不知也；懵懵懂懂，没没墨墨，绝不知乐在何处。惟劳苦贫病之人，忽得十日五日这暇，闭柴扉，扣竹径，对芳兰，啜苦茗。时有微风细雨，润泽于疏篱仄径之间，俗客不来，良朋辄至，亦适适然自惊为 此日之难得也。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

　　郑板桥书作中有关茶的内容甚多，兹录数件于下。

　　　　其一(行书横披):
　　湓江江口是奴家，郎若闲时来吃茶。
　　黄土筑墙茅盖屋，门前一树紫荆花。

　　　　其二(行书对联):
　　墨兰数枝宣德纸,苦茗一杯成化窑。

　　　　其三(行书条幅):
　　乞郡三章字半斜，庙堂传笑眼昏花，
　　道人问我迟留意，待赐头纲八饼茶。

“角茶轩”，篆书横披，1905年书，大概是应友人之请所书的。这三字，是典型的吴(昌硕)氏风格，其笔法、气势源自于石鼓文。其落款很长，以行草书之，其中对“角茶”的典故、“茶”字的字形作了记述:“礼堂孝谦藏金石甚富，用宋赵德父夫妇角茶趣事以名山居。……茶字不见许书，唐人于 茶山诗刻石，茶字五见皆作荼。……” 　　所谓“角茶趣事”，是指宋代金石学家赵明诚(字德父、德甫)和他的妻子，婉约派词李清照以茶作酬，切磋学问，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下，依然相濡以沫，精研学术的故事: 　　余建中辛已始归赵氏……赵、李族寒素贫俭。后屏居乡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余。连守两郡，竭其俸入，以事铅椠。每获一书，即同共校勘，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礼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李清照《金石录后序》)

教师之友网

茶具与茶器(图) 罗文华

清乾隆 仿哥釉贯耳尊 估价：600000元 陕西法门寺出土的唐代茶罗子

中国古代茶具，泛指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使用的各种工具；而现在的茶具，则专指与饮茶直接相关的器具。现在的“茶具”，相当于古代茶具中的饮茶器具，而当时的饮茶器具叫做“茶器”。 　　西汉王褒的《童（僮）约》是中国最早谈及饮茶使用器具的史料，其中谈到“烹荼尽具”，是要家童（僮）烹茶之前洗净器具。但是这些器具不一定就是茶具，很可能包括食具。即使是茶具，也不都是饮茶器具，至少还应包括烹茶器具。 　　到了唐代，饮茶之风极盛，茶具普遍使用，“茶具”、“茶器”两词在当时的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陆龟蒙《零陵总记》说“客至不限匝数，竞日执持茶器”，白居易《睡后茶兴忆杨同州诗》说“此处置绳床，旁边洗茶器”，皮日休《褚家林亭诗》说“萧疏桂影移茶具”，但茶具的概念仍不同于现在。在陆龟蒙著名的《奉和袭美茶具十咏》中，“茶具”包括茶坞、茶人、茶笋、茶籝、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十个方面，几乎涵盖了茶叶制造和品饮的全部内容。 　　在唐代陆羽所著中国第一部茶学专著《茶经》中，“茶具”指采茶、蒸茶、成型、干燥、封藏和记数的工具，而“茶器”则指生火、煮茶、烤茶、碾茶、量茶、盛水、取水、滤水、分茶、盛盐、取盐、饮茶、盛贮、清洁和陈列的用具。可见唐代的“茶具”与现在的茶具基本上没有关系，而唐代的“茶器”中的一部分相当于现在的茶具。 　　唐代对“茶具”、“茶器”的称呼一直沿袭到北宋，蔡襄在写《茶录》时仍然称饮茶器具为“茶器”。到了南宋，审安老人写《茶具图赞》时，才将以往被称作“茶器”的饮茶器具改称“茶具”，并一直沿用至今。 　　中国的茶具，从远古到唐宋时期，是产生和完备的过程；从唐宋时期到现在，则基本上是在逐渐精简，即从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器具皆备，发展为以饮茶器具为主。茶具的这个发展规律与数千年来中国饮茶方式的几次演变，即煎饮法——羹饮法——冲饮法——泡饮法，密切相关。 　　煎饮法是最早的饮茶方法。原始社会，人们发现茶树的叶子无毒能食的时候，便采食茶叶。这纯粹是为了填饱肚子，而不是去享受茶叶的色、香、味，所以还不能算饮茶。而当人们发现茶不仅能祛热解渴，而且能振奋精神、医治多种疾病时，茶开始从食粮中分离出来。煎茶汁治病，是饮茶的第一个阶段。羹饮法是饮茶的第二个阶段。从春秋战国至两汉，茶从药物转变为饮料。当时的饮用方法，正像郭璞在《尔雅》注中所说的那样，茶“可煮作羹饮”，也就是说，煮茶时，还要加粟米及调味的作料，煮做粥状。到唐代，还多用这种饮用方法。在煎饮法和羹饮法这两个阶段中，农业文明色彩浓郁，中国茶文化尚未形成，采茶用具比较重要，煮茶、饮茶的器具则多与食具混用。由于茶具处于产生和缓慢发展阶段，所以茶具文化处于朦胧阶段。 　　冲饮法是饮茶的第三个阶段。研碎冲饮法大致出现于三国时期，唐代开始流行，宋代兴盛。三国时期魏国的张揖在《广雅》中记载：“荆、巴间采叶作饼。叶老者，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先炙令赤色，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橘子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这里说得很明确，当时采下的茶叶，要先制成饼，饮时再加以炙烤，捣成末，冲沸水。这与今天饮砖茶的方法基本一样。但这时以汤冲制的茶，仍要加葱、姜、橘子之类拌和，可以看出从羹饮法向冲饮法过渡的痕迹。到唐代，陆羽反对在茶中加入其他调料，强调品茶应品茶的本味。只是在煎茶时要加盐，但要求“不夺茶味”。纯用茶叶冲泡，被唐人称为“清茗”。到宋代，便以饮冲泡的清茗为主，羹饮法除边远之地外已很少见到。从唐人时兴的“煎茶法”到宋人时兴的“点茶法”，也可看出研碎冲饮法逐步确立的过程。成熟的冲饮法涉及采茶、制茶、贮茶、烹茶、饮茶等复杂程序，茶具自然繁多，而且分工很具体，使用很讲究。至此，茶文化和茶具文化已经形成，并达到了一个高峰。 　　泡饮法是饮茶的第四个阶段，可叫做全叶冲泡法。此法专采春天茶树的嫩芽，经过烘焙之后，制成散茶，饮用时用全叶冲泡。散茶品质极佳，饮之宜人。炒青绿茶自唐代已有，至明代，制茶方法以制散茶为主，饮用方法也基本上以全叶冲泡为主。这与今天流行的饮茶方法是一样的。泡饮法强调饮茶过程本身的功能，以往冲饮法时的茶具自然省去了很多。泡饮法逐渐流行的过程，是中国茶文化和茶具文化逐渐走向深入的过程。 　　历史地看，从远古到唐宋时期茶具的产生和逐渐完备，是社会进步的反映；唐宋时期茶具的繁复，是中国古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高度发达的反映；唐宋以后茶具的逐渐精简，则是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生活方式越来越便捷、饮茶行为越来越普遍、人际交往越来越频繁的结果，同样是社会进步的反映。

教师之友网

漫谈茶与书法



　　一是茶与书法本身具有人文的、生态的一致性。
　　茶是从大自然中走出来的，书法是“师法自然”的。茶从种植、炮制、包装、饮用，带着自然生态的本真，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蕴，产生了茶道、茶艺，发扬光大了中国传统文化；书法的笔墨纸砚都是自然天成和手工制作的，在书写以后，使中国文化得到升华。两者都渗透着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而且互相关联影响。试想，茶文化当中如果没有书法和它连接的中国文化的浸润，茶文化也不成其茶文化。
　　现代化都市的喧嚣和高度工业化的消费环境，使得人们在自然生态和人文情感上需要得到慰藉。而茶与书法正具有人文的、生态的特点，而且有相融性、一致性。在生活中，品茶的地方有书法；有书法，就想茶、就有茶。在茶具上、在茶室、在厅堂会所，茶与书法是那样和谐地存在着，在书法人的行为里有茶，在茶人的行为里有书法，茶与书法同土而栽、同根而生。茶人爱书法，书法人喜茶，乃完美境界。
　　二是茶人和书法人的文化内涵基本是一致的。
　　茶和书法都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书法在传统的中华文化中占极重要的位置。比如说《周易》与书法的关系，非常清楚，书法显然跟《周易》的浓缩化、符号化、抽象化的精神有直接关系。
　　对茶人来说，在品茶时讲究心境达到一私不留、一尘不染、一妄不存的空灵境界，茶道提供了入静的法门，称之为“坐忘”，即忘掉自己的体身，忘掉自己的聪明，提倡使人与自然的相互沟通，融化物我之间的界限，达到“涤除玄鉴”(鉴，一作览)、“澄怀味象”的审美状态。这是品茶和书法都需要的。书法和茶，作为古代文化中对文人品质要求的各个方面的具体表征，通过“文人意象”这个奇特的概念，而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书法对人的品格要求也是极为重要的，如柳公权就以“心正则笔正”来觐见皇上。宋代苏东坡最爱茶与书法，司马光便问他：“茶欲白墨欲黑，茶欲重墨欲轻，茶欲新墨从陈，君何同爱此二物？”东坡妙答曰：“上茶妙墨俱香。”
　　茶在生活中的地位，由疗疾的良药、提神的佳饮、交友的雅物一直上升到事艺的清品，衍生出一系列的茶艺活动并具备了特定的思想内涵，是经过漫长岁月的嬗变而形成的。特别是魏晋以来，诸如“以茶代酒”“陆纳杖侄”等佳话的出现，说明茶的需求扩大，地位上升，同时，茶与儒、释、道结合，产生了茶文化。它融合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人们体悟到，人必须顺应自然、符合大道，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才能获得身心的自由；它融合了儒家“中庸和谐”的思想观念，主张以茶协调人际关系，实现互敬、互爱、互助的大同理想，并以茶的清廉、高洁之精神磨炼人的意志，以茶礼仁、以茶表敬、以茶培养廉洁之风；它融合了佛家“普度众生”的思想观念，主张普度所有的人，使他们脱离苦海，登上彼岸。用茶的“雨露”催化人们心中的块垒，使人澄明心境，等等。
　　三是书法和茶相互促进，在中华文化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茶艺和书法，都是中国的国粹，是别人没有的东西。但是目前还处于盲目状态，研究的人少，深挖很不够。
　　发展中国经济，必须同发展中国文化结合起来，崇洋媚外，看不起自己的东西，是档次不高的表现。不要什么都搞得和外国一样才是现代化。中国这么大，各地有各地的风俗文化、历史沿革，发展要同这些文化差别结合，不要雷同。书法的进步、书法产业的发展，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同茶的结合就是一个突破口。当下，可以研究把唐代茶道(法门寺挖掘)恢复整理起来，把宋代的斗茶(赵佶《大观茶论》)恢复整理起来，把中国的诗歌、书法渗透进去，达到人文生态化。这些，别人都没有，发展潜力很大。
　　中国目前的书法只是办展，在“小圈圈”内“图腾”，同整个社会脱节较大。在书法与社会实用脱离的情况下，书法要获得生命，必须同社会欣赏连接。书法独来独往，没有媒介，是发展不起产业来的，书法本身也难以进步。而时下书法线条过分的意识化、书法欣赏的寡人化、书法小“圈圈”内的“图腾化”，都是书法的“滑铁卢”。书法的进步、书法产业的发展，必须渗透到社会生活中去。同广大群众的茶文化活动结合起来，就是其中一条路子。
　　在茶的饮用过程中，通过文化的加工和提炼，衍生了众多与茶相关的文学艺术，积存了厚实的茶文化，包括书法，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书法人及茶人，如司马相如、王羲之、谢安、颜真卿、怀素、陆羽、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陆游、傅山、赵孟頫、郑板桥、徐渭、唐寅、祝允明、文徵明等人在他们的人生道路上，用书法和茶演绎了其辉煌的人生，留下了宝贵的人文精神财富，形成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亮点，很值得研究借鉴。
　　愿契合着历史上茶人及书法人高贵品质和伟大精神的茶与书法，继续以其独特的品位，促进中华优秀文化的发展与传播。

教师之友网

教师之友网

教师之友网

===老李会搞特技，一剑会眨眼睛，老管会转帖。。。。
http://xnjyw.5d6d.net/thread-39931-1-1.html

教师之友网

===>>欢迎
书法篆刻家朋友光临孝感！！




汪敦银（黄石） 陈 伟（黄石） 万双全（宜昌）
吴 岚（黄冈） 罗海东（宜昌） 胡定云（荆州）
沈桂林（咸宁） 杨 勇（鄂州） 魏晓伟（武汉·篆刻）
程迟生（武汉·篆刻）


李重阳（咸宁） 王建鸿（孝感） 孙宇翔（黄冈）
汪 洋（宜昌） 傅绍尉（黄冈） 程方圆（黄石）
周国富（黄冈） 李友明（省直） 何少华（仙桃）
刘子安（孝感） 葛蒲南（咸宁） 周兰兵（咸宁）
李 由（黄石） 程 新（黄冈） 邹家喜（宜昌）
吴永斌（黄石） 向爱东（宜昌） 陈 逸（黄冈）
王秦汉（随州） 黄文泉（荆州）


金 强（宜昌） 焦龙春（黄石） 阮 超（黄冈）
张志刚（黄冈） 秦龙志（黄冈） 王 涛（荆州）
姚晓刚（孝感） 朱宇华（黄石） 田洪宜（武汉）
陈晓勇（宜昌） 罗 群（宜昌） 孙 健（宜昌）
胡全明（襄阳） 刘寒冰（荆州） 胡明虎（襄阳）
王俊平（荆州） 王 泉（高校） 刘 军（武汉）
罗家伦（宜昌） 孙延辉（宜昌） 张浩平（黄石）
张 健（省直） 焦文清（黄石） 曹宏亮（黄石）
袁质斌（黄冈） 左剑桥（孝感·册页）
程为鸿（武汉·篆刻） 孙文权（武汉·篆刻）
王俊平（荆州·篆刻） 吴林星（武汉·篆刻）


张季超 徐 智 肖平安 秦祖煌 闵 鸣 秦江红 李顺国 叶义权 程良胜 石汉祥 何 东 郭衍槐 武 钢 廖 峰 张鸣剑 丁 俊 程国发 张 健 黄文平 周大春 张纪文 李友明 李劲松 吴长庆 张家厚 田洪宜 金 文 黄永生 董 辉 王臻良 郭永安 刘耀西 胡家勇 易新生 周志刚 曾祥华 高文琪 王 泉 成分喜 李述林 彭振兴 魏开胜 陶兴华 方 化 张炳绍 张汉生 肖全胜 张助刚 涂棣喜 肖昌耀 刘华金 贺亚刚 廖厚君 高冬媛 刘 军 瞿忠谋 唐祥松 龚 勋 王 军 陈艳荣 黄发仁 陈才俊 吴中华 王 涛 陈义荣 胡 文  杨佑芳 黄孝斌 李 淼 钟 业 潘 军 张汉平 刘寒冰 李 雁 李绪明 高雪文 赵文斌 王 严 马一元 肖 灿 肖启富 周 吉 王俊平 毕云扬 杨 旻 周国平 邓官林 田 鹏 黄文泉 胡定云 萧 翰 田耕之 刘明洋 胡明虎 马建强 刘水露 廖贵刚 杨晓琳 吴方清 马 武 田文化 朱建中 李 军 仝长勇 罗善平 李俊杰 蔡德军 李 雄 胡全明 徐礼金 姚 诚 王文献 杨 勇 赵德荣
黄秋波 傅绍尉 徐其江 孙宇明 傅立新 李 刚  张志刚 秦龙志 王树良 樊 勇 徐洪丰 宛林泉 李织虎 黄中宝 张安全 阮 超 周耀华 甘 泉  陈 逸 周国富 张胜华 王哲膑 程 新 游义云 范 云 高 岚 袁质斌 吴 岚 郑 伟 胡志海 朱宇华 吴永斌 林 坦 李 由 雷白平 程 杰 黄群厚 曹宏亮 焦龙春 汪敦银 陈 伟 刘遵鸿 张浩平 李儒扬 焦文清 程方圆 陈守龙 刘金明  石 峰 王国华 郭新庭 汤文琪 邹志生 周家强 柳国良 李福林 王志雄 唐昌飞 宋元利 刘光明 王 宁 赵玉国 方 鹏 白云峰 张 金 孙 畅  殷崇浩 陈永强 周龙荣 邹 勇 李先国 张成才  刘书华 夏遵龙 刘志军 黄一叶 王秦汉 喻继森  蔡晓文 周 勇 张国民 林大学 张俊峰 于 扬  鲁新武 艾玉卿 黄兴中 卢方祥 郑 健 施 康  汪京元 陈光明 童子珊 陈雪浪 吴志凌 胡圣贤 覃修毅 李重阳 葛剑琴 葛蒲南 沈桂林 周兰兵  李国光 肖鹏飞 谭永胜 谢春华 汤祥松 黄家喜  朱 文 周培基 汪大学 李永涛 刘国平 王志林
张大钧 侯树民 李 炜 陈义军 彭金淋 曾 颖  张 晖 陈继林 王元清 李文涛 陈 剑 王建鸿  卓朝赋 陈树连 姚晓刚 唐杏芳 左剑桥 李 波  王兰荣 陆舍无 刘千书 刘子安 刘应宁 杨晓强  汪 洋 杨 伟 邹家喜 周亚国 罗家伦 金 强  孙 健 向爱东 刘得江 向永龙 张开新 廖光荣  覃兆梅 万 全 李 扬 万双全 沈 刚 刘爱国  陈晓勇 罗海东 孙延辉 姚登魁 罗 群 杨 凡  颜伏田 孔凡锦 马哲明 程 隽 孙光松 毛小洲  蔡爱群 何慧敏 李 毅 刘彦武 刘明华 丁军波  何少华 郑 和 李六清 周绍君 丁晓龙 金慧子  葛 明 陈文刚 吴荣华 肖晓才 王永忠


程为鸿 霍兴亮 沈必耀 程迟生 秦冲德 周 喆  周诗福 何远松 高 飞 余 红 桂建民 韩 勇  吴林星 倪正阳 梅景光 周家强 刘光辉 黄汉平  田 亮 魏晓伟 王俊平 赫仲平 桂艳霞 邬阳路  韩伟龙 程友桥 王士乾 宋哲金 杨 武 徐士庆  王文雄 吕 勇 黄卫民 李锦程 孙文权


谢春华 李 伟 陈 晖 胡学武


汪新民 易新照 鲁金洲 黄少安 李 萌 闻 震  丁大忠 罗 元 魏开功 赵志成 王泽众 梅先明  朱志宏 刘凯羚 蔡秀词 吴 勇 雷寿斌 刘丽华  傅传武 聂 辉 卢方泽 赵克强 林 兵 郭光辉  胡斯贵 孙文平 董昌学 吴林鹏 刘晓泽 刘 刚  魏义赴 阮清华 江长清 易旭东 曾庆福 郭华君  张百平 康则强 肖普森 万信福 尹昆明 岳传喜  卞于山 昌少军 徐凤超 丁书田 祝小平 熊柏松  杨文斌 郑永刚 毛焕林 詹显烈 张云志 胡春霞  毕方明 李小斌 余仲廉 员 晖 柳 毅 陈 兵  祁金刚 万志强 张 良 周 军 陈克平 李 欣  孙 涛 吕声雅 费宝龙 熊志成 杨金泉 李明安  杨守斌 喻培云 李 姝 陈甘麟 侯文廷 胡逢哲  刘 刚 郑文和 张作宏 张道义 孙贤坤 陈国清 李光远 刘华慧 牛晶晶 朱杰奎 赵开成 袁永发 周春风 周雷鸣 陈学信 冯光谦 张以志 汪细娥 戴新建 吴 艺 赵国胜 黄冶国 陈青云 陈 东
纪福胜 陈耀华 黄安勤 万维康 袁继军 李如阳 袁志勇 侯红建 殷子林 张俊芳 蒋宏洲 宋万桃 陈尚合 黄 敏 魏明成 杨启国 柯智明 王盛辉 柯春明 栗钰洁 黄金文 张烁烁 陈建桥 刘文泽 陈 义 陈毓芳 杨文博 杨云惠 李 斌 许伟东 杨灿明 吴先明 周 勤 曲 舒 郭湘军 张胜洪 释登聪 释慈心 胡汉平 程亚平 袁桂清 胡永伟 徐思源 丁曹安 廖圣银 徐 兢 卢福武 张家照 霍耀东 徐明娜 姜海斌 向青林 张孟平 刘福友 钟 源 张小琴 马景良 王元璋 刘铭华 王 曦 雷志茂 刘晓玲 周贵荣 王小飞 陈鄂顺 欧阳吉超 上官琼梅

教师之友网

教师之友网

茶道与画道


　来源：中国文化报　作者：杨一家



茶道与画道均道法自然，崇尚意境。自然美是朴素的，它表现为天之自高，地之自厚，花之自开，月之自明，自在无为，淡然无极。

茶，其味苦涩，人喝后回味香醇甘甜，能生津止渴，这是茶的功用。它作为日常之需而进入各个家庭。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的积淀，喝茶便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成为茶道。而“道”者往往与“精神”“修养”相关联，茶道也因而成为一种高级的文化活动。绘画，本属于书，为“六艺”之一，作“成教化”之用，后随历史文化变迁，逐步成为个人情感寄托、张扬个性的载体。可作怡情、“卧游”之用，它融文学、诗词、哲学、书法、印章为一体，成为民族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绘画与茶道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有很多相似之处，主要表现为：一养生，二修德，三怡情。 “茶之为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无”（王安石）。饮茶不但为普通老百姓日常之用，更为历代文人士大夫所钟爱，在唐宋时期还产生了以冲茶技巧为游戏的活动：斗茶、点茶。宋代文人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苏辙、陆游亦热衷斗茶游戏。 历代文人们或著述或赋诗以赞茶之功能及妙赏，以茶为诗者难以计数，其中尤以卢仝《走笔谢孟谏议寄新茶》为人称道。全诗如下：“一碗喉吻润，二碗破孤闷，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四碗发轻汗，生平不平事，尽向毛孔散；五碗肌肤清；六碗通仙灵；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此诗道尽饮茶之妙用。 饮茶过程，逐渐成了人们修德、人格完善的过程，要求饮茶人具有一定品位、修养。特定的饮茶环境也使饮茶成为一个怡心养性的审美经历。喝茶须有清雅之心境，若满腹邪恶、世俗之念，便违背茶之清和精神。品茶即品人，茶品即人品。明代屠隆在《考槊余事》言：“使佳茗而饮非其人，犹汲泉以灌蒿莱，罪莫大焉。有其人而未识其趣，一吸而尽，不假辨味，俗莫大焉。”陆羽在《茶经》云：“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徳之人。”喝茶不仅有止渴生津这一单纯的药用功能，它还可以上升到如何做人，与美德相关，这便是茶德了。 茶为大自然之物，虽经人采摘制作，但仍还原了茶本来原味。若喝茶之人品行高洁，又能以平和之心，以无欲无求之态，以虚明之心，回归本源，便能以茶同归自然，以达天人合一之境。这便是茶人之最高境界。 绘画，亦讲心画，讲求平和之心境，人格之修养，德行之完善，艺术之修炼。绘画的出现最开始是作为“成教化，助人伦，明劝诫，著升沉”的功用，直到魏晋六朝之时玄学的兴起，人们开始注重养生，个人的主观意念开始凸显，人们开始放浪形骸地表现自我个性，当时的“竹林七贤”就很有代表性。 绘画作为独立的艺术表现语言，能抒发个人情感，表现自我，绘画的人文因素逐步得到强化。名家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展子虔技巧超群，各有所创，名重一时，在技艺上、思想上对后世画家都起着巨大的启示作用。画家开始注重个人的审美体验，如南朝画家王徽，以儒、释、道精神融入其画理，达超然物外之境。 孔子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如山之沉静，故乐于山；智者如水之跳跃，故乐于水。画家若体悟“仁智”之乐，便须有较高之学识和德行操守了。故魏晋以后，画家无不重视个人修为、学识教养的提高。唐张彦远言：“自古善画者，莫匪衣冠贵胄、逸士高人，振妙一时，传芳千祀，非闾阎鄙贱之所能为也。”从古至今，大凡有成就的画家，皆为饱学之士。 画事一艺，除了要有丰富之学识、高迈之情操外，尚须有一个平和之心境，方能心无挂碍，凝神静气，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之境界。这是心灵的状态，正如宗炳所言“闲居理气，拂觞鸣琴，批图幽对，坐究四荒”，以“闲居”“幽对”之心，而“澄怀以观道”。 老子言：“涤除玄鉴，能不庇乎？”画家对自然的体悟，须涤除俗尘杂念，有我之见，使本心清明，一妄不存，一相不着，虚心观照，内省自性，方能以无我之见，体道自然之玄妙之境。这也是画家体道自然之法门。有了这样的心态，便可搦管作画，达到一个无俗之境界了。画之雅俗，关乎人品，关乎学识。气韵浓淡，关乎心境。 绘事如同品茗，是养生的艺术，可愉悦心境，陶冶情操，润泽心灵。王昱《东庄论画》言：“学画所以养性情，且可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昔人谓山水画家多寿，盖烟云供养，眼前无非生机，古来享大耋者居多，良有以也。”董棨在《养素居画学钩深》言：“我家贫而境苦，唯以腕底风情，陶然自得。内可以乐志，外可以养身，非外境之所可夺也。”绘画之时，能平心静气，以气驱笔，练太极之状，动辄全身，故言养身也。画为心象，寄托情怀，遨游于天地万物间，诉诸笔端，故言乐志也。 茶道，画道，属精神文化活动，与功利无关。这个状态是放松的、愉悦的、用心的。无论是喝茶、作画、赏画，都要在意识上泯灭物我的界限，以全身心去与茶（或画）进行感情的交流，通过物我之间的相互融通，去感受人与茶（或画）之间的亲密关系，以达物我玄会之境。喝茶或作画时，若心无挂碍，身心放下，不躁不乱，全身融入，便是“禅茶”或“禅画”了。 茶道与画道均道法自然，崇尚意境。自然美是朴素的，它表现为天之自高，地之自厚，花之自开，月之自明，自在无为，淡然无极。这在茶道中表现为朴素简洁，纯任心性，不造作，随意之境而心神会合；在画道中表现为心无挂碍，随性而为，以超然之心，纵情挥写而营造画之意境。一幅好的画境，往往亦是茶境，如倪云林的《容膝斋图》，近处以折带皴写出石岸，几株枯槎，一座孤亭，一湾湖水，远处以淡笔画一抹远山，极为荒寒孤寂，画面自然，不着痕迹，莹洁素雅，不沾尘烟。这样的绝尘静谧之境，不正是禅坐、品茗之意境么？

教师之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