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站严重推荐]=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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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2011年06月02日

来源：炎黄春秋 作者：资中筠

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gudaishi/special/ruguonishiquyuan/detail_2011_06/02/6795171_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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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禅·第13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29cdfc20101a1hl.html

1 资中筠：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家长们都喜欢说一句话，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实际上中国的孩子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中国现在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传授的就是完全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极端功利主义。教育没有别的目的，就只是奔着升学去，而且现在的学校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如果进不了所谓的重点，其他的那些学校就变成了放羊的学校。

为什么好多家长、好多学生都会选择香港的大学，就是因为现在香港的教育至少还比较正常。中国内地的大学被课题制摧毁了。这样完全破坏了教育最本质的东西，当然也还是有少数教员在坚守理念，但是这样的人越来越少，因为这个制度逼着你非要这样做不可。譬如教育部来评什么211、985工程，你要进不去，对学校的经费、地位影响太大了，所以大家用各种不正常的手段往里钻。你说怎么办呢，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允许私人办学。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

节选自《中国教育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 南都周刊 2012-08-23

　

2叶开：语文教育面临绝境

教育的核心问题，是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教育思想，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有什么样的教育制度，就有什么样的教材。培养合格的公民，教材里就会体现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处。公民是有独立个性、自主思考力、理性行动力的个体，而不是庞大社会机器里的一颗螺丝钉。如大清康乾间推广开的《弟子规》，主要为培养合格奴才而服务的；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人的文学》却是呼唤有独立人格、自尊、自立、自强的大写的人。教育目的不同，教材编写差异巨大。

去年教育部制订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高屋建瓴地谈了国家、民族、未来，但教育思想仍是换汤不换药的“育人为本”，把鲜活生命看作面点材料，因此可以任意地去擀压、炮制、蒸煮。

在当今的文明体系下，我想应该坚持这样的信念：人是目的而非手段。面向全世界、迈向新时代的教育，应该是“以人为本”的人的教育。每一个人都具有独一无二的个人价值，任何人用任何理由来摧残他者的人性，任何势力以任何崇高借口来剥夺别人的生命，都是邪恶的。尊重生命，敬畏自然，是当今整个世界范围内的主流人文思潮，和我们遗忘已久的中国文化传统也息息相通。

面对新世纪、面对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巨大机遇和挑战，只有培养出真正的创新型人才，我国才能在整个世界经贸合作日趋紧密、世界生产大融合的后工业时代，摆脱附加值低的世界加工厂的窘迫地位。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想象力也是生产力。现代高科技企业的成功，往往可能是一个精妙的构思所决定的。创新型人才的标签是——自由、个性、想象力、创造力。但这些，全受到现行教育思想的强烈排斥。

在新形势下，教育界迫切需要打破僵化教育思想，从先贤的博大精深思想里汲取智慧，做到“有教无类”“无差别教育”，促进全国教育资源分配公平公正，培养新概念人才。

教育思想的落后，禁锢了教育的进步。不公平的教育资源分配，又导致了整个国家处在功利主义思想的泥潭中低级循环。而教育产业化后，相关领域的相关利益集团又对教育改革百般阻挠，导致教育思想凝固僵化，拖累政治转型和新文化建设大业，在面对世界新经济、新秩序的挑战时，我们将会越来越多地丧失核心竞争力。

语文教育是国家教育大系统中核心组成部分，也是教育重灾区。语文教育面临绝境，已为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所认同，而大家又必须齐心合力地去求变，才可能推动这架陈旧而庞大的马车。

节选自 《我们最需要的是人的教育》

来源：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877890.html）

3敬文东：民国时期的研究生导师前一段时间，我看过一本杭州作家傅国涌写的书，是关于中央研究院的。我看了那本书以后，既感动又绝望。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7年，第一任院长是蔡元培先生，全国最好的学者才能成为它的院士。我感动，是因为那帮人在认真地做学问，即便在抗战年间的艰苦条件下依然不变。中央研究院有一个人是我的四川老乡，叫王叔岷，是傅斯年的学生——抗战年间，他跟着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当研究生。傅斯年让他从校勘起步研究《庄子》。为了买到一个可靠版本的《庄子》（据说是宋朝版），竟然花了三两黄金。大家想想，那可是抗战年间！傅斯年让王叔岷白天看书，晚上就把书锁到保险柜中。在那样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年代，他就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学生，对待学问，让我十分感动。绝望，就在于这几十年来，我们的文化根基已经被毁得差不多了，像我这样的人，无论如何努力，不要说傅斯年，就是他的学生王叔岷那样的水准都很难达到。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就个人来说，只有不断努力，永远把自己当成学徒，不要渴慕大师的虚荣，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也许可以重现民国先贤的风范。

节选自《重审中国的文化与智慧》（演讲稿）（来源：作者赐稿）

4李吉明：中国教育“死要面子”or“死不要脸”

昨晚，新加坡国立大学终身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访问学者石毓智在武大作了题为“为什么中国出不了大师”的讲座，批判当今的中国教育就是“死要面子”，老师、家长、学校对学生的期许霸占了一切，最佳的代表语就是：“今天我以学校为荣，明日学校以我为荣”。

应该说，石毓智“死要面子”的论述直接揭示出了中国教育的弊病所在。也正是因为这个“死要面子”，才让原本是多彩的、湿润的、幸福的、完整的教育走进了功利主义的怪圈，将学校变成了一个大大的生产车间，将教师变成了工人，将学生变成了产品甚至是道具。然而对于踉跄而行、饱受诟病的中国教育来说，除了这个“死要面子”以外，“死不要脸”现象更应值得重视而不可小觑。

　现象一：为了脸面使劲折腾，结果却丢了脸面该怪谁？。总是害怕跟不上时代的潮流，总是担心别人说改革的力度不够大，于是便在“教育改革”的不断折腾中，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形式主义和花样翻新。而在这其间，基层的教育工作在从声名远播的洋思经验到成效卓著的杜郎口模式、从蔡林森的高效课堂到到魏书生的六步教学法、从“探究性学习”到“有效教学”、从“特色课堂”到“五分钟课堂”、从“分槽喂养”到小组合作学习等等琳琅满目、目不暇接的学习与借鉴中，陷入了“丢了鞋子找不着路子”的困窘与尴尬。而当我们深入到学校的课堂教学实际去看时，我们却发现，教师其实还是那些教师，学生其实还是那些学生，课堂还是那个课堂；唯一不同的是，教师越来越不象教师，学生越来越不象学生，课堂也越来越不象课堂了……

现象二：打着学术的旗号搞诈骗，没钱难道就不是好教师？教育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本无关科研。可某些地方却偏偏出台了诸多的规定，评高级教师或者教授等，是必须要有发表的论文或者成果的。于是在教师胡乱拼凑、抄袭摘录的热闹非凡中，各学术刊物也趁火打劫，规定可以在其刊物上发表文章，但发表人必须出版面费，金额从400元到几万元不等。无论你的论文写得如何，也不管你的作品是否原创，只要有关系加之有钱，就可以照登不误。而到了职称评审时，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个“够条件”教师，又遭遇到了“必须得有淘汰”的评审规则。既然谁有关系、谁送礼就让谁过关，谁无人无钱就被刷掉，那么不跑不送岂不成了不明事理的傻蛋了?

现象三：掩人耳目玩“猫腻”，教师为何不如“妓女”？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的教育者，他说“我们没有理由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既不为人师表又不教书育人，实际只是在教育岗位上发自己的财！”。一边是从国家到地方有关部门的禁令不断、雷声震天，一边是教师对治理教育乱收费进行公然反抗、“补课”热火朝天，而且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地让学生、家长签字证明自己是自愿的；明明是教师组织学生集体预订的教辅资料，到头来学生不得不说是自己在大街或书店里买的。而到学校评价教师时，学生又被打了招呼：“测评的时候给老师打分高点啊！”为了评个班长，家长有时候时要破点血本的，中考或高考时，老师更是“关爱”有佳，不是积极传授作弊的诀窍，就是动用所有关系争取指标；学生好歹十年寒窗苦读终于捞得了一个大学生的名分，最终希望却成为了泡沫，苦于工作无着落而不得不浪荡街头......

现象四：拿着文件规定当作为，相关部门因何心明眼瞎？关于减负的问题，教育部20多年连续下发了30多个文件依然未能“减”下来，许多教育主管部门对补课与乱收费的现象往往是或一罚了之，或避重就轻，或干脆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放任自流，甚至就连教育厅门前的学校补课也没有人查没有人问，这难道不是“补课之风仍然强劲、学生负担愈减愈重”的根源所在吗？“国家明令禁止的东西，就绝对不能允许为之。对公然违抗的，就必须予以严厉的惩处，不仅不能使其占到便宜，而且必须使其付出代价这样才能以儆效尤，禁而方止。”可中国的教育管理特色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民不告官不究”，如此心明眼瞎的管理特色，何以能够杜绝“鼠儿在猫须子底下玩把戏”的闹剧与丑闻上演？

现象五：校长队伍乱象丛生，领跑教育者啥德行？在这个“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的口号喊得是震天动地的时代里，笔者不敢说所有的校长都是庸庸碌碌之辈，但放眼中国的基础教育，笔者敢问：有几个校长是具有学者风度、专家水准、大家风范的？有几个校长是真正有品行有学识且一心一意想把教育办好的人？每每校长的任命，有几个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通过请客送礼、现金交易获得校长的宝座的？他们除了会场、酒场、关系场，平常都在忙些什么？他们除了追求个人权力和利益，他们还有更高远的追求吗？更为可笑的是，有些校长把自己看作是学校的权威、权贵的象征，甚至把自己能和学生来一次“共进晚餐”作为对学生天大的恩赐——无怪乎不少教师已经沦陷了师德，甚至出现了拉关系、搞斗争的龌龊；无怪乎现今学生“拼爹”成风、以“官”为荣，教育事业由这些“死不要脸”的人来“统领”，岂能不蝇营狗苟、污浊不堪？

现象六：错把学生当道具，中国人的“奴性”咋炼成？应付上级领导的卫生大检查，学校赶紧发动全校师生大扫除；为迎接某一级重点中学验收，要求学生捐出几本书给学校图书馆以充数；为对付减负工作领导小组的督查，教务处立马将六天的日课表改成五天的，并责令班主任要求学生用统一的口径回答督查组的提问；再就是为取悦台上领导，教学生三番五次练习鼓掌，哪怕学生一百个不情愿，哪怕手掌鼓得又红又疼也在所不惜。如此这般下来，奴性因子岂能不深深植根于学生年幼的心中，岂能不从小就练就一身曲己阿人、奉承拍马的本领？按照鲁迅先生的逻辑，这种做戏又与俄国的“虚无党”大不同，人家的是“这么想，便这么说，这么做，我们的却虽然这么想，却是那么说，在后台这么做，到前台又那么做……”这样的教育与陶行知先生倡导的“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的真人教育观相距何啻霄壤！

一方面是“死要面子”的虚华与浮躁，一方面是“死不要脸”的无畏和无耻。这样的教育，哪里还有灵魂和真谛？又如何能够撑起中国的明天和未来？

2011年12月22日武汉晚报，

来源：李吉明博客http://blog.ifeng.com/article/15480781.html

5 王尚文：常识是教育的底线   常识是教育的底线。学生在和人为某个问题发生争论时，常常会说：老师就是这样说的，或，课本就是这样写的。他们信任老师，信任课本。老师和课本之所以值得信任，就是能够坚守常识的底线。但是，在实际上我们却往往没有（或者说是不能）坚守这一底线，于是学生往往缺乏常识，或以错误的认知为常识，这一弊端很有可能造成精神上的残疾，给他们带来终生的祸害。这是十分令人沮丧的现象。回想起1966年前，我们总是不断地讨伐人性和人性论，“人性”甚至“人”都成了一个敏感词，几乎人人避之唯恐不及。我以为这和文革中不少学生一夜之间丧失人性做出了种种残忍的血腥的事有因果关系，没有守住底线的教育难辞其咎。现在，“人性”终于可以畅行无阻了，应该说这是一大进步，但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法制等等却似乎依然在教育的门外徘徊。
我1956年上大学，才17岁，就接受、信服了只有阶级性、没有人性的理论；也相信“宗教是精神的鸦片”“彻底的唯物主义是无所畏惧的”“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史”等所谓永恒的真理。八十年代以来，虽有所觉悟，但原先教育的印记却已经深入我的骨髓、融进了我的血液。尤其可笑的是，每次看到凤凰卫视“军情观察室”，我就会立即关掉，几乎成了条件反射；其广告语“和军事观察家交换军事情报”，让我情不自禁地心生恐惧；因为在我受教育的年代，“情报”，尤其是“军事情报”总是和“特务”相关相连的。我得老实承认，我就是一个精神残疾症的患者。大学毕业后我当了中学教师，也就不由自主地在培养精神残疾症的患者。想想都让人不寒而栗！
资中筠先生说：“我最担心的是教育，教育是百年树人，如果中国的教育再不改变，人种都会退化，这就像土豆要退化一样，因为你教育出来的学生，再过十年，他就是老师，然后他再接着用这一套方法去教育下一代，这样一代一代下去的话，教育就是在不断摧毁人。”决非危言耸听。怎么办？她说：“我觉得唯一的办法，就是要放开思路。如果在政策上能够放开的话，我觉得中国的教育要会好得多，也会打破目前的僵局。”她提出的“允许私人办学”当然是办法之一，但就我见闻所及，目前私人办学固然有相当不错的，毕竟比较少见，更多的是在应试教育的路上走得比公办的还远，因为只有更好的分数才能让家长掏更多的钱。
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大家一起作长期不懈的努力。说到常识，就需要大家一起来普及；不然就有可能被妖魔化为异端邪说，不共戴天地共同讨伐之，就像当年批判人性、人性论一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也是常识，要不是当年有识之士登高一呼，大家一起努力，就不可能成为常识。
我觉得我们每一位教师都可以利用自己那点虽然可能不是太大的空间为拯救教育作出自己的贡献。作为一个人，我们就像需要空气和水一样需要常识；作为教师，我们责无旁贷地和学生一起学习常识、普及常识，才能真正获得教师这一职业的尊严和幸福。
                                                   2012.9.1

（本期编辑：董文明 杨更生 颜炼军王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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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才优势和创新机制  
　　  
80年代中期，以保尔·肯尼迪的《大国兴衰》一书为契机，“美国衰落论”曾在美国和世界风行一时，当然都有相当的事实和数字依据。但是笔者一直不以为然，认为美国的潜力远未发挥尽，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人才优势，后来在《战后美国外交史》的"绪论"中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一个常为论者所忽视的方面，就是美国的人才优势。如果说今后国际竞争主要是经济实力之争，而经济实力又取决于高科技和各种管理人才的话，美国吸引人才和发挥人才的优势仍将是他国所不能及的一大强项。美国是移民国家，从一开始就有其独特之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人口是从已经具备一定劳动力和技能的青壮年开始的。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是由别国支付，而把最富创造性的年华和辛勤劳动贡献给建设美国。不仅是在立国初期和‘拓边’时期如此，这一过程贯穿于每个历史时期，至今方兴未艾。苏联解体后，美国在高科技人才方面又可望发一笔意外之财，其深远影响不可估量。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无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人才的自然流向是美国。这种情况不改变，就说明美国的社会机智相对说来更能提供发挥创造力的条件。大批移民当然也造成许多社会问题，但美国可以通过调整移民政策来进行择优。人才状况不时孤立的，它既预示着未来的竞争潜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的相对实力。因为人才流动不可能强迫，一个对人才有如许容量和吸引力的国家很难说是走上衰落之路的。”  
　　
现在看来这段话已为近年来的事实成倍地证实，但是还没有揭示美国吸引人才的内在根源。那时"知识经济"这一新名词尚未流行，但是大家都已意识到在今后的发展中知识或智力的重要性将日益突出，这是肯定的。前几年，"后工业化社会"一词用得较多，但是不明确这"后"面是什么。现在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称呼，那就是"信息社会"，或"信息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美国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优势之最就是人才。这里有作为移民国家的先天因素，也有教育文化的后天因素。不仅是高级人才的比例，更重要的是普遍的人口素质，也就是"国民性"。  
　　  
先天的人口优势与人尽其用的环境相结合  
　　  
美国在"人"的因素上得天独厚在于移民国家的特点。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的人口的构成如此复杂，没有哪一方土地是这样的万国殖民地，也没有哪一个国家几百年来总能博采各民族之精华为己所用，而且这一情况还在继续下去。当然这一特点也正在造成严重的问题和危机，可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迄今为止"成"远超过"败"。世界历史上发生过多次民族大迁徙，许多国家今天的一部分人口的祖先也来自其他地方。但是美国情况不同：1）美国的移民是陆续形成，一批一批来的，不是一次涌来；2）最早来美国的移民是来自当时世界最发达的欧洲国家，带来的是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思想观念；3）从"五月花公约"到"独立宣言"的一百年中已经形成了一套核心价值观，成为以后无论来自何方的移民的认同的中心，产生独特的凝聚力。这最后一点尤其重要，而且证明有很强的粘附力，否则美利坚民族就无法诞生和延续。  
　　
事实上，直到现在，美国的主要人口构成中欧洲裔还是占压倒多数（关于欧洲不同的族裔，此处不细说）。至少直到二战之前，美国一直源源不断从欧洲吸取精华，包括思想、人才、体制、科学发明等等。许多新理论和新发明首创于欧洲而最后完成和实践在美国。有一则流传的故事：凱恩斯提出他的学说后，跑到美国去说服罗斯福予以实施，他说英国有颗大脑袋，而美国有个大身体，把英国的脑袋移植到美国的身体上可以发挥最大的作用。不论凯恩斯本人是否说过这样的话，讲这故事的一定是英国人，反映了一种优越感和没落感混杂的心理，但是也很形象地描绘了欧洲与美国的关系，也就是力不从心的欧洲的精华移植到美国得到新生。  
　　
但是源于欧洲的理论到美国得以新生的原因不仅仅是由于美国的物质力量。如美国著名企业家朱克曼（Motimor Zucherman）指出的，造成美国的经济强盛的根本原因在于独一无二的"美记"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它本身有一种特殊的自我更新机制和灵活的转型和适应能力。由于幅员辽阔、市场巨大和人口复杂的需要，美国发展出了特有的企业精神，善于经营管理的传统，相信科学技术，以数字、法律、合同为基础，而不是以人际关系和习俗为基础。美国的企业除了吸收全世界的优秀人才的先天条件外，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舍得在培训人才上花本钱。从19世纪末，"新边疆"结束后，整个大陆由纵横交错的铁路连成一片，又取消了州际的关税壁垒，形成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成为推动生产发展的强劲动力，新发明层出不穷，而且迅速普及，代替了地理上的新边疆。今天，美国的"新边疆"是全球经济，并且仍在不断开拓，其企业精神和个人独创性在当前的知识经济时代比工业化时代更加能发挥优势。所以19世纪出现了卡内基、洛克菲勒、摩根这样能够把握世纪的巨头，20世纪一大批领导世界新潮流的网络巨头也出现在美国就不是偶然的了。  
　　
另外，与欧洲发达国家以及俄罗斯相比，美国基础教育弱而高等教育强，越到上面越强，在质量上呈倒金字塔。在任何其他国家，这是难以为继的，但是由于有了上述第一点移民的作用，美国高校可以"白拣"别国基础教育的成果，因此移民与教育也是相辅相成的：发达的高等教育和优良的学习条件是对优秀人才或准优秀人才的一大吸引力；反过来，高智能青年的流入也促进了高等教育的质量。所以，美国教育家们都承认外国留学生对维持和提高高等院校水平的重要性，其中亚州学生又占重要地位，到80年代末已占全部大学外国留学生的一半，而其中理工科的博士生比例还要高得多。学成后至少有一半留在美国。这从另一方面造成美国教育与人口的良性循环。  
　　  
种族问题  
　　  
移民国家的特点形成美国一大优势，但也造成美国特有的问题。一般说来，在民族融合中，总是处于先进的发展阶段的民族同化后进的民族，如中国盛唐时期就是最好的例子。美国号称"大熔炉"，不论原属于何种民族的移民到了这里，就成了新的"美国人"的一部分。他们保留自己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同时认同这个社会的基本制度和核心价值观。毋庸讳言，这样形成的美国人，其主流是欧洲裔的白人，也就是所谓的WASP（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直到本世纪上半叶，所有后来的移民都有一个"美国化"的过程，也就是向先来的主流欧洲白人同化。这一做法基本上是自觉自愿的。"大熔炉"之说就是一名俄国犹太移民于1908年创作的一个歌颂这种民族融合的剧本的台词。1918年还有纽约7万新移民大游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移民热切地表示认同美国。美国的活力和凝聚力在那时达到高峰。二战以后，情况就逐渐复杂起来，有人提出"马赛克"或"大拼盘"之说取代"大熔炉"的形象，说明种族的融合已经越来越困难了。但是即使是拼盘，"WASP"仍然是占据中心的一大块，其他大大小小族裔处于层层边缘。这种情况能够继续多久，或者是否应该继续下去，是美国面临的一个难题。  
　　
问题的根源在于，美国是以种族主义起家的，"白人至上"的思想统治了几个世纪。从一开始就把原住民印地安人赶尽杀绝，然后又从非洲贩来黑人做奴隶。各式各样的后来的移民，从爱尔兰、意大利、犹太人等白人到亚洲的有色人种先后都受过不同程度的歧视，在"熔化"之前都当过二等、三等公民。先来者根据自己需要在移民法上做文章，以决定接纳还是排斥后来者。在这个信奉自由民主的国家，对种族平等的观念却接受得很晚，过程曲折而痛苦，这一观念真正进入主流思想是在60年代的激进运动之后。但是直到现在，根深蒂固的种族歧视仍然时隐时现。美国的种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而且要深刻得多。社会地位是可以改变的，而肤色是不可改变的。种族与阶级有时相重叠，例如多数下层劳动者为黑人和拉美移民；但种族歧视是独立于阶级之外的。在黑人斗争的历史上，受过良好教育，已经进入中产阶层的照样受歧视。在美国的主流人种之外，生存能力较强，对美国的发展贡献最大的有两个族裔，一是犹太人，一是华人。犹太人过去曾受歧视，现在已经完全汇入主流，不再有区别；穷苦的拉美移民是照顾对象，但是其中的白人一旦进入高等社会，就不再被区分出来。而华人却似乎仍是黑白人种以外的"外来者"。 尽管已成为美国公民，甚至是生于美国的第二代，职业和经济地位都属于高等社会，仍然不免被另眼看待。究其原因，一是肤色，二是文化，三则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如李文和一案所表现在司法上的双重标准，固然与外交有关，从深层次看，也是种族歧视问题。  
　　
今后，世界各地各种族的临时和永久移民仍将源源流向美国，而种族问题将继续困扰美国社会，下一节将进一步阐述。  
　　  
重教育的传统和实践  
　　  
人口素质当然和教育分不开。重视教育是美国从欧洲继承过来的最优良的精神遗产之一。

首先，最早的移民的教育程度就比较高，在17世纪第一、二代移民中，每40至50家就有一名大学毕业生，多数毕业于牛津或剑桥，这一比例为当时任何国家所不及。他们自然以普及教育为己任。约翰*温特洛普率领五月花号的移民在塞勒姆港登陆后六年，即在麻省纯粹由私人集资建立了一所大学。从1647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义务教育法以后不到半个世纪，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各州都已完成此项立法。在普及中小学教育的同时，立即着手建立大学。1636年10月28日，哈佛大学的章程在国会注册，是为大学之始。到1776年美国独立时已有9家大学，而当时英国仍只有牛津和剑桥两家。不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史比国家的历史长一百多年，而且有一批自始至终长盛不衰、年龄长于国家一百多岁的名牌大学，除哈佛外，还有耶鲁、普林斯顿、弗吉尼亚等大学，历经独立战争、内战、世界大战、社会动荡、经济萧条、政府危机而巍然屹立，构成美国历史和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支柱。  
　　
重教育与美国立国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开国元勋们都以教育为立国之本，在他们的思想中决无"愚民政策"的痕迹，因为这与"民治"的国家是绝对不相容的。杰斐逊本人是倡导教育最力的，他把普及知识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言论不胜枚举，例如在1816年说过："在一个文明国家，若指望在无知中得到自由，过去从未有过，将来也决办不到"。 民众应该普遍有知识、具备起码的判断能力是民主国家的根本，重视教育是民主制度的一部分，宗教、道德和教育是"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这是杰斐逊的理想的一部分。在他推动下，弗吉尼亚州带头，东北各州首先通过各种激进的关于教育的立法，包括拨地、拨款、建立基金、训练师资等等，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体力健全的成年男子有义务为帮助学校建设出劳力。他立意要通过教育培养起有别于欧州贵族阶级的新型精英以担当领导新世界的重任。后来以杰克逊为代表的平民民主派仍批评他为贵族教育，而主张进一步把重点放在普及平民教育。  
　　
提倡在政府，建校却大多是私人，捐钱办学成为风尚，没有全国性的国立大学也是美国独特之处。著名的芝加哥、康奈尔、斯坦福等一批大学都是私人捐赠。那个时期的美国人热衷于建大学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除了从欧洲带来的传统和宗教原因外，还有实际建设的需要、慈善捐赠的习俗、和地方的荣誉等。还有一点美国特有的是，不断地西进的拓荒者来到不毛之地，很怕自己和所在社区"野蛮化"，因而迫不及待地办学校。拓荒者每到一处聚居成小镇后，最先建立的一是教堂，二是学校，三是邮局，这是保证与文明世界联系的必不可少的设施。  
　　
经过一个世纪的演变，教育思想和制度有许多变化。综观20世纪美国关于教育的争论和改革，有几对矛盾贯穿其中：普及与提高、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 与实用主义以及近30年来逐渐兴起，于今尤烈的多元文化和主流文化的的矛盾。  
　　  
1．普及与提高。  
　　  
普及义务教育的做法不是美国人的首创，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制还是从普鲁士传入的。但是美国人从观念上普遍信仰凡合法居住在美国领土上的人就有受教育权，美国延长普及教育的年限早于多数欧洲国家，到本世纪80年代全国所有的州县都已普及6岁至18岁的免费教育，75%的适龄青年完成12年的免费教育，有的州还推前到学龄前和延长到头两年大学教育。当然，教学质量因地因校而异，差别很大，而且还存在由于种种原因中途弃学现象。但无论如何，真正的免费教育的普及（且不论贫困学生还有免费午餐）应是教育史上一大成就，是美国社会进步的重要动力。  
　　
在高等教育方面，美国重普及的特点更加明显。到90年代中期，全国高校有3千4百余所，升入大学的人数有1千2百万。从19世纪末起已可看出，美国办大学的观念与欧洲大相径庭，如果说欧洲的传统原则是"宁缺毋滥"（现在也已发生变化），美国则是"有胜于无"。毋庸赘言，这些号称学院和大学的设施、师资和教学水平十分参差不齐，而且像企业一样此起彼落，至今仍然如此。例如1969至1975年间，新建立了800家高等学院（包括两年制的社区院校），同一时期"关停并转"的有300家，净增500家。 这是美国独特的现象，其结果是高度分散，各自为政，从形式到内容到水平都多样化。  
　　  
2．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占主流是美国特色，不仅是在教育领域。市场驱动力对美国教育的作用强于政府政策。早期的美国教育继承欧洲的传统，在课程设置上重视经典的基础知识和广义的人文教育。但是从一开始，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而较少欧洲那种纯粹以锻炼心智、培养思辩和探索的能力为最高目标的风气。美国不论是理想主义者还是实用主义者，不论是提倡精英教育者还是平民教育者，都是把学校看作首先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地方，包括道德、能力、知识，处世态度等等，同时也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的基地。有人甚至认为学校应是世俗的教堂，是施教化、维护基本价值观的基地。在大量移民涌入时又担负起使他们尽快同化的责任。  
　　
20世纪10、20年代的进步主义思潮把教育进一步向实用方向推动，因为进步主义特别相信教育能改造人，改造社会。比较典型的如著名历史学和社会学家特纳（Frederick J. Turner）认为，理想中的大学应是培养能够"超脱地、明智地在各种相互争斗的利益之间进行调解"的专业人才。这样的"大学人"越来越多地加入各级立法和行政机构，扩大影响，就是美国进步的希望所在。 进步主义改良主义者自己相信教育万能，也企图以此说服全社会，使富人相信普及教育可维持社会秩序、避免激进运动和培养熟练工人，办教育是一本万利之举，从而慷慨解囊；使中下层人相信，教育是民众权力的基础，是通向机会之门，是达到平等的手段，从而把送子弟入学作为在社会上晋身之阶。  
　　
从粗线条来说，自20世纪初教育制度基本定型以后，实用主义一直是主色调。大学的通才教育逐渐让位于专才教育，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随之学校的分科也越来越专，使得文、史、哲在市场竞争中被推到边缘。19世纪的家长送子弟上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一个有文化修养，受社会尊敬并笼统地对社会有益的人，而20世纪上大学则为找一个收入优厚的"好"职业的目的越来越明确，也就是更加以市场为转移。大学的实用性当然主要是面向广义的经济建设，国家、社会和企业所需要的研究项目不少是大学承担的。美国在世界遥遥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尖端产业得力于高等教育自不待言。  
　　  
3．自由主义传统。  
　　  
实用主义导致教育商业化、课程"非智化"、学生水平低下。但是美国高等教育的容量大，特别是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给非实用的学科留下一定的空间，成为制衡教育过分市场化的拉力。  
　　
这里自由主义教育有几层意思：一是指学术思想自由，二是指以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教育学生，三是指与实用主义相对的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首要目标的教育思想，也就是前面提到的"通才教育"。  
　　
强调教育为社会需要服务看起来似乎与中国以及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存在着本质的不同，那就是美国的教育独立于政治。华盛顿总统生前曾有意像许多欧洲国家那样建立一所集中的、代表全国最高水平的，为各大学示范的国立大学，终未能在国会通过。在他以后的几届总统也曾做过努力，都未成功。结果形成美国高等教育没有国家最高标准和统一的模式，也无法贯彻政府的某种教育思想。美国只有州立大学而无国立大学。即使州政府，也无权过问州立大学以外的高校，这是有法可依的，那就是1819年著名的"达特茅斯裁决" ，这一案例进一步维护了大学对政府的独立性，这样既保持了校园学术思想的自由，又维持了学术建树的延续性。  
　　
美国自由主义教育家们认为，大学应该是美国核心价值观的支柱和接力棒，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这种价值观的载体，同时又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和修养，不论从事何种行业的工作都能身体力行，对维护和巩固美国的民主制度和不断完善美国的社会作出贡献。简言之，就是要培养根据美国标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所以在大学本科的通才教育特别重要。不论学什么专业，有一些属于文史的必修课是必须认真对待的。这种教育思想和高度实用的现实趋势形成张力，也是对美国教育在市场驱动下沿着庸俗实用主义滑行的一种制衡。正因为如此，大学一直保持了出新思想、新流派的源头。另一方面，它虽然独立于政治，但是实际上对校外的政治最敏感。本世纪对社会有影响的思潮，从进步主义到"新政"的谋士，到60年代的激进批判运动，乃至当前不论是"左"或"右"的思潮都产生于大学中。当然各种思潮实际的社会影响差别很大。  
　　
这里必须提到杜威的影响，因为他的教育思想对20世纪美国教育影响最大。我国一向把它称作实用主义的代表。实际并不完全确切。从其倡导的精神与内容来看，正好是对趋于庸俗的实用主义的一种逆反，毋宁说是体现了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相结合，同时也属于改良和普及的潮流中的一部分。他主张知行合一、彻底的"有教无类"、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基本力量、顺应人的自然天性，最大限度地开发儿童的创造力，把儿童教育成"合作的人"以别于"竞争的人"，充满服务精神等等。这些都带有那个时代浓厚的乐观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现实中难以完全贯彻，与今天美国中小学教育所面临的问题相距更远。但是他以及一大批与他思想相同或受他影响的教育家的理论和实践对美国教育改革还是功不可没。任何理想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美国的教育能够为最广泛的阶层所享有，能最好地与社会需要相联系，而尚未完全陷入最短视庸俗的实用主义。  
　　  
4．教育改革是永恒的主题。  
　　  
每当美国人感到国家出了问题，或是遇到了难题或危机，就想到教育有问题。所以，教育改革的呼声一直不断。  
　　
战后几十年来，中小学教学质量低，一直是困扰美国的一大问题，尽管朝野都予以关注，也不断采取措施，却似乎成效不大。1981年有一批教育家和学者成立了"优化教育网"，两年后出了一本书，题为《国家在危急中》，历数教育滑坡现象。这本书引起全社会的震动，从那时起展开了"优化教育运动"。南方一些基础教育较差的州领导，包括当时任阿肯色州州长的克林顿都受到这本书的启发而在本地进行改革，提高了中学毕业的标准。另外，重新强调在课程中加强基本知识教学，也是一项改革内容，但这只是建议，并无强制性，完全达到此要求的高中毕业生不多，不过比例逐年增加，多少有些效果。  
　　
无论如何，教育的普及还是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大学尽管水平参差不齐，但是一般说来，一个人经过几年大学教育，除了学到专业知识外，视野总要开阔一些，眼光远大一些，特别是养成学习的习惯，终身受用。在美国的特殊条件下，大学的普及对缓解种族矛盾起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在校园中和睦相处可减少白人青年的种族偏见；一方面给少数民族以较为平等的提高自己的机会。美国有一位历史学家在讲到1929年的大萧条时有一段话说明普及教育发挥的作用：  
　　"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别的国家象美国一样建立了那么依靠人民高度文化程度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没有别的国家象美国那么幅员广大、居民血统和社会背景这么多样化，依赖它的教育系统来训练人民学会和睦相处的艺术。如果真有一个时期证明过去几代人花在教育上的大量开支起了作用的话，那就是1929年到1933年这一段时期。当时，人人都在困难之中，人人都需要容忍，人人都需要深思熟虑，然而又采取批判态度，这样，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团结才不致消亡"  
　　
不论还存在哪些问题，迄今为止，美国以雄厚的物质力量为后盾的对普及教育的信仰，和它的既实用又自由的高等教育制度，无疑是造成美国特色的发展道路的巨大财富。  
　　  
（五）异化和悖论  
　　  
在进入21世纪时美国依然充满着严重的问题和潜在的危机，有些是固有的矛盾，有些是新问题。贫富悬殊、种族矛盾、"世风日下"、暴力充斥、犯罪率始终高于其他发达国家，等等，都是显而易见的并且是人们经常谈到的话题。关于美国兴衰问题，现在和过去一样，始终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一派认为美国的兴旺是暂时现象， 其中有泡沫成分，繁荣中孕育着衰退的因素，终将表现出来；一派认为有种种新的因素促成了这种新的经济良性循环，美国的发展仍将不可限量。本文感兴趣的不是绝对数字和静止的状态，而是构成美国最基本的活力，在20世纪促使美国发展到今天的那些因素是否还将继续起作用，或者将发生哪些消极的和积极的变化。  
　　  
平等问题  
　　  
今天美国最明显的社会问题仍然是贫富悬殊。经过一个世纪的批判、改革、福利政策，济贫措施等等，社会从金字塔变成了枣核形，也就是出现了一个中产阶层，两头小，中间大。但是就两头而言，差距并没有缩小，而且70年代以来在逐步扩大。与欧洲主要发达国家比，美国依然是发展势头较猛，社会活力更大，但是不平等现象严重得多。从直观的感觉上看，美国的大城市的"富人区"和"穷人区"仍然天上地下，对比鲜明，而且"穷人区"常常等同于"不安全区"。流浪汉、乞丐、无家可归者比比皆是。从统计数字上来看，从70年代到90年代，标志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一直在扩大：1947-1970年，从0.376降至0.353，而1970之后一直上升，至1995年达0.450。  
　　
1986年，也就是约翰逊的"伟大社会"之后20年，一位国会议员公布了美国两极分化的数字：占人口1%的超级富翁1963年拥有25%的社会财富，到1983年上升至26.9%。10%的最富有的人口拥有68%的财富，在20年中增加了4%。他说：  
　　"从1963到1983年间，不处于经济图腾杖的顶端的90%的美国家庭损失了他们占有的国民财富份额的将近10%。这一趋势与我国公民一般认为的财富分配趋于平等的设想背道而驰"。  
　　
这20年正是几届共和党政府为减少财政赤字对大政府进行调整的时期，特别是经历了里根的对福利政府大幅度逆转政策。所以说明，美国在平等与发展之间摇摆前进的道路上为之付出代价的还是穷人。  
　　
克林顿两届政府期间经济持续繁荣，时间之长为战后所少见，而且失业、通涨都保持在低水平，但是贫富差距却有增无减。根据美国官方的数字，从1973年到1995年中期，美国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36%，而普通职工的实际小时工资却下降了14%。在80年代，所有的收入增额都归于上层的20%的职工，而其中1%占去了增额的64%。如果不以工资计，而以收入计，差距就更大，最上层的1%的人得到总增长额的90%。总的趋势是，20%的上层家庭的收入不断上升，而下层20%不断下降，1993年前者是后者的13.4倍，打破了美国的历史记录。  
　　
一般美国人对此不能无动于衷，谈起在富足的社会中这种贫困现象都认为是美国的耻辱，尽管对于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至今争论不休。1992年美国大选时，前总统卡特在推选克林顿当候选人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作主要发言，揭露美国贫富悬殊和社会的不公正，其尖锐程度不亚于通常社会主义国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抨击，他描绘的贫民窟图景仍可与本世纪初的暴露文学媲美。他还驳斥了右派说这些人穷是因为他们太懒，不求上进，缺乏家庭观念等论调，并以自己亲身从事社会工作的经历说明，这些人只要给他们改善生活的机会，他们和"我们"一样雄心勃勃，一样愿意辛勤工作，一样关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 当然卡特的这番讲话是在大选中发表的，带有党派斗争的色彩。他提出的争论观点正好说明了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改良主义的观点之争，也就是美国式的"保守派"和"自由派"的不同思路依然如故。而实践证明，民主党执政以后并不能扭转这一状况。因为自约翰逊以后，联邦政府的福利负担已经到顶，克林顿面临的是非改不可的医疗制度。卡特批评共和党削减联邦政府福利开支，克林顿还得进一步压缩政府的福利开支，其改革方向是福利事业私有化，责成企业在技术更新过程中负担职工培训。这在实际上往往遭到企业主的抵制，结果对于中低收入的家庭至少在短期内是不利的。  
　　
美国的"新经济"引起经济结构的深刻改变，导致工资差距迅速扩大。一小部分掌握最新知识的高级人员收入大幅度提高，同时包括相当多的中等收入者在内的非专业人员收入下降。失业率总体是低的，但是企业裁员率大大增加，据美国管理协会的数字，1989年各企业报告的减员总数为35.7%，1994年上升至47.3%。1995年有29.7%的职工每小时平均工资低于贫困线，这些人按照通常的标准，并不见得都是"非熟练"工人，而只是属于非热门工种。 "新经济"是否一定导致贫富差距扩大，现在尚无定论。但是至少目前在靠工资收入的人中，在工资、职业稳定性和向上流动的机会三个方面的不平等都有所扩大，更不用说处于最上层的亿万富翁与贫民之间的差距了。还有一种新的现象是新富多为暴发户，而且日趋年轻化。与过去那种白手起家，奋斗多年而后积累起一份家业的富豪大不相同。竞争之激烈，消长、升降速度之快，也是空前的。在这种形势下，原来的调节社会的机制是否够用，"美国精神"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尚待进一步观察。  
　　  
种族矛盾与文化多元化  
　　  
贫富悬殊与种族问题不可分。整个20世纪的改良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争取种族平等。应该说，从社会观念到少数族群 - 特别是黑人 - 的实际境遇都已经有很大进步。但是美国的痼疾仍然未消。有些问题陷入怪圈，很难突破。至今提到贫困、犯罪、毒品、校园和街头暴力、教育水平低下等等，还是和黑人以及拉美移民相联系。一些大城市的黑人聚居区也是犯罪高发区，那里房价低，市政建设差，是众所周知的。由于中小学是就近入学的，差距必然反映到基础教育水平，也就是贫苦黑人的子弟很难得到良好的基础教育。从大城市的9年制、12年制学校学生的成分看，实际的种族分野还相当普遍。美国中上层白人和亚洲族裔一样，常有"孟母三迁"的精神，卜居先考虑子女上学的条件，其结果是政治上人为的种族隔离取消了，由经济等原因造成的事实的隔离又"自然地"形成，而且传代。基础教育的差距必然影响到上大学的机会，和就业的条件，这样形成的循环至今仍然没有打破。美国黑人今天的状况离事实上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  

当前，在新的一轮"数字经济"的竞争中，黑人又处于最不利的地位。据商务部的一份报告统计：白人家庭拥有电脑率为40.8%，而黑人家庭为19.3%，白人上网者占21.2%，黑人只占7.7%。这些问题从政府到有关社会团体以及社会科学界都在给予关注。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爆发街头暴力示威时，有一家华人报纸评论说，美国黑人问题是白人"祖宗造的孽"，今天仍然需要继续还债。此话颇为生动地说明了美国的黑白种族关系，黑人问题仍然是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无法卸掉的负担。  
　　
今天美国面临的种族问题不止是历史遗留的黑人贫困的问题，而是复杂得多的"美国人"的自性，新移民要不要"美国化"的问题。少数族群的觉悟迅速提高，代表族群的要求就更为强烈，主要表现在对主流文化的挑战，这与1918年的大游行所反映的新移民急于认同主流文化的心态刚好相反。这个问题从二战以后就开始存在， 60年代，随着民权运动的高涨，对白人主流文化统治美国的现状的反抗也同时兴起，与当时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批判和抵制属于同一潮流。自那时起发生了观念上微妙的变化（为方便计，姑且以简单化的"左"和"右"来概括）：过去"左"派反对种族隔离，反对强调种族区别，主张帮助黑人和新移民尽快"美国化"，成为平等的一员；右派种族主义者则排斥黑人和新移民，认为非我族类，不可能"化"作美国人，只能按族群区别对待。  
　　
60年代之后，"左派"开始拒绝传统意义上的"美国化"，也就是拒绝接受美国的主流文化，而强调每一个族群的传统和特点，认为长期受压抑而不能得到充分表现的文化必须加倍伸张，也就是加强种族意识，族群觉悟，而不是争取个人的权利。这一观念与极右派殊途同归，只不过一个认为不应该"化"，一个认为不可能"化"。处于中间的代表美国主流的精英则仍然坚持以原来白人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美国化"。他们承认今天的许多种族矛盾现象主要是过去种族歧视造成的恶果，是美国历史的耻辱，应该继续努力消除这种后果，不过他们认为进一步强调种族区别将适得其反。这一争论主要是在大学校园中和学术界，规模也不小。80-90年代关于"肯定行动计划"之争和90年代围绕历史教科书的大辩论都反映了在种族问题上两种思想之争：前者关系到如何弥补历史遗留的种族不平等；后者涉及的问题更加深刻：美国的历史是否从根本上应该改写，不再承认白人基督教文明的的主流地位，还涉及教学内容--从大学课程发展到中小学课本--和选拔教师以及招生标准。  
　　
如何诠释历史关系到如何塑造未来，也就关系到美国是否还能继续在多元化中维持其原来的主流文化。笔者以为，在短期内，美国的多元文化远不足以威胁主流文化的地位，和社会其他弱势群体一样，唯其处于边缘，才要大声疾呼，事实上移民"美国化"的过程仍在继续，不论是自愿还是不得已。但是一旦经济情况恶化，或是社会发生某种危机时，白人种族主义依然可能上升，种族冲突的危险依然存在。而且可能更加复杂，不完全是在白人与少数族群之间，而可能发生于先来后到，不同处境的少数族群之间。例如1992年洛杉矶因白人警察殴打黑人而引起的街头暴动，被打砸的对象却主要是亚裔。美国的移民政策是加紧控制和排斥，还是放宽和鼓励，这是美国特有的从理论到实践的悖论。  
　　
就社会危机而言，单纯的贫富悬殊不足以导致暴力冲突，但是种族矛盾仍是美国社会最难化解的足以引起动乱的潜在危险。  
　　  
市场"专政"与自由主义的极限  
　　  
美国在发展机制上靠市场经济，在精神上靠自由主义，二者相辅相成造成了美国的强大。但是，任何事物都有两面，其消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今天的种种负面现象归根结底与这两大因素有关。  
　　
对市场决定一切的机制如果没有足够强有力的制约，就发展到制度化的"唯利是图"，结果是从市场竞争走向市场"专政"。市场既然视消费者为"上帝"，一切行为都是以鼓励消费为目的，社会风气必然媚富嫌贫，而且出现疯狂的高消费生活模式。有人说，自从信用卡出现以后，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先劳动后享受变成先享受了再说，精神的堕落从这里开始。这是极而言之。不过二战以后美国社会向高消费迅速发展的确是令世人咋舌的。  
　　
首先是对青少年的教育。消费的诱惑对于青少年比成人更加不可抗拒。家境优越，有希望进入名牌大学从而跻身于上层社会的青年尚有推迟享受的动力，学习有一定目标，而对大多数贫苦子弟来说，这种希望太渺茫，太遥远，眼前的诱惑又太迫切。在道德行为方面，商业文化的潜移默化远远超过教师的谆谆教导（假设教师都是这样做的话，其实未必）。所以，美国基础教育问题的根源在于高消费社会造成的思维方式。这是任何"教改"所无能为力的。所以美国针对中小城市学教育的改革经常不断，却收效甚微。涉及占人口多数的平民百姓子弟的基础教育的严重缺陷，造成美国缺少熟练工人还是次要的，更主要的是这种现象从长远看将改变美国的人口素质，腐蚀美国赖以立国并发展到今天的"美国精神"。  
　　
前面提到，实用主义是贯穿于美国的教育和学术思想的一大特色。这种重视社会需要的传统使美国的大学不是象牙之塔，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美国的长处。但是同时使美国的高等教育完全受市场驱动。如一位教育史专家指出，美国的高等教育与通俗文化一样，变成了买方市场，学生及其家长是买方，学校和教师是卖方，于是课程和选题主要由知识较少的买方来决定，而不是由处于卖方的学识渊博的教师来决定。甚至由国会通过的对教育补助拨款的方式也是以资助申请人（学生或研究人员）为主，而不是资助高校和研究机构，也就是资助买方，而不是卖方。 结果大学日益庸俗化，沦为培养各色市场所需要的专家的场所，纯粹意义上的学者和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日益稀少。这样的高等教育日益丧失学术的超脱和独立，20世纪末与世纪初相比，那种曾经推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和独立批判精神正在变味。  
　　
市场"专政"腐蚀特别明显的一个重要领域是新闻传媒。言论自由是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基本人权之一，美国的民主的前提是国民有认知权，即获得信息的自由。这种成为信仰并受宪法保护的权利造就了无比发达的新闻媒体，以至有在"三权"之外的"第四权"之称。这一强大的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力量，曾对揭露黑暗、防止腐败、促进改革起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今天却已起了变化。当然过去它也不是完全超然独立的，政府虽然无权干涉它，其出资者所代表的利益还是对它的倾向性有一定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唯其是有形的，就也要置于社会监督之下，受到一定限制。而今天的市场律令却是更加无形、非理性，而且捉摸不定。在以文字为主要载体时，其对象为知书识字的人，特别是著名的大报和杂志面对的读者至少相当一部分是知识精英，要满足他们的需求。从业人员也有自己的守则，能够比较客观地报道新闻，从容地分析一些重大国内外问题，即使代表某种倾向和偏见，也是有迹可寻的，并有各种流派互相制约。只是报纸的收入日益依赖广告，已经种下不祥的因子，销售量与广告互为因果成倍地加强了市场的影响力。  
　　
随着电视的普及，手段、对象、市场都起了急剧变化。与对待其他方面的文化一样，大众的口味从精致的佳肴变为有刺激性的快餐，接受的方式从用脑筋的阅读和思考变为直接的感官视听。由于技术的发达，频道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争取广告与争取收视率之战使从业人员几乎完全丧失真正的主动权。传媒既迎合又塑造大众的口味，形成恶性循环。新闻工作的客观、公正、良心、原则都要服从不可抗拒的市场律令。今天，美国传媒揭露矛盾，监督政府的作用当然不能说已经消失，但是正义的呼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无序的光怪陆离的"节目"之中，提供给美国公众的国内外的图景与客观相距甚远。美国人对信息有最大的选择自由，实际上却基本上是被动接受，甚至强迫灌输。世纪末的传媒的作用比之于世纪初已经异化了。这里只谈到电视的普及，至于市场专政下的信息网络化会走向何处，更难逆料。  
　　
一方面，威力强大的传媒日益失去维护社会良心的功能，实际上沦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工具，或者其本身已成为一种利益集团；另一方面，自罗斯福"新政"以来，知识分子大多数或进入体制内，或成为狭义的专家（有人说罗斯福的政策是"反智（anti-intellectual）的"，因为他把知识分子的主流纳入为政府服务，使其丧失了独立的批判精神，而欧洲知识分子这方面传统还保留较多），优良的批判传统大打折扣。总之，有一些事物本不应该属于市场的，而市场威力无穷，所向披靡，使得人在它面前日益丧失主动权。  
　　
道德滑坡是另一公认的现象。1993年，刚当选一年的克林顿出现在田纳西州马丁*路德*金生前最后一次布道的教堂中。大约是受那肃穆的气氛的感染，即席发表了一篇动听的演讲，揭露当前美国道德败坏的情况，问道：如果马丁*路德*金看到今天的情况会说什么？  
　　"他会说，我为之奋斗终身死而后已的，决不是要看到家庭破裂、13岁的男孩拿着枪追赶9岁的孩子只是为了好玩、年轻人用毒品毁了自己生活再以毁别人的生活来发财，这决不是我到这里来的目的。  
　　"他会说，我为自由而斗争，但决不是人们由着性子互相残杀的自由，不是未成年的孩子生孩子，而孩子的父亲弃之如蔽屣而离去的自由。我为人民的工作权而斗争，而不是要让整个社区和居民被弃置不顾……"  
　　
克林顿还强调必须进入"人的本性、价值观、精神、和灵魂深处"，否则政府的行动以及任何其他努力都无济于事。今天来看克林顿大谈道德说教，特别是维护家庭价值，颇有讽刺意义。美国保守派更会嗤之以鼻，因为他们认为象克林顿这样一个人能当选为总统本身就是公众道德观念下滑的表现。但无论如何，他所指出的确实是美国人今天普遍忧虑的主题。  
　　
对于美国今天严重的社会和道德问题的内容"左""右"各派所见略同。他们都批判美国的极端个人主义和现代版本的"自由主义"，都不约而同地提到当年托克维尔的预见，指出个人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但是走向极端就成为自私自利，每一个个人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完全不理睬他人和全社会的疾苦，植根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冲动迟早会冲开一定的教化的界线，变成为所欲为。过去美国人赖以建国的基督教新教伦理的美德，诸如艰苦奋斗、勤俭自律、自立自强、坚忍不拔以及有计划的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和诚实的遵守规则的处世态度，如今在总的追求"自我完成"的目标下变成了一味追求高工资待遇、高社会地位，敬业精神变成短期观点，只顾眼前享乐而少储蓄，守法的观念蜕变为只要有本事不被抓住就行……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赖以立国并维持了几个世纪的精神支柱-美国式的自由主义现在正在发生异化。贝尔（Daniel Bell）对韦伯（Max Weber）提出的促进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教"禁欲苦行主义"所作的补充："贪婪攫取性"，可谓高度概括。如今后者逐渐占上风，"宗教的冲动"为"经济的冲动"所淹没，结果道德自律和创造精神两败俱伤。  
　　
对于病源的分析和治疗方案则"左""右"两派观点截然不同，其分歧的本质还是对待平等的态度。左派认为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除了新老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外，比较有影响的左翼宗教界也认为，当前的社会道德文化堕落来自以大企业为主导的社会制度，来自对资本的崇拜和对劳动的缺乏尊重，因此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则 -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 就应该有所改变。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制度和思维方式，首先改变追求无限发展的习惯动力，换一付"非物质的"眼光，把重点放在精神方面。不过他们认为这一切改变不是通过革命，而是通过"重建（reconstruction）"来完成。归根结底，这种主张的落脚点还在于教育，只是不限于学校教育。  
　　
"右派"批判的焦点刚好是自由主义中追求平等的因素，他们认为60年代的激进运动是这一堕落的标志，其结果之一是摧毁了社会价值的防线，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从此大家对本来不可容忍的行为见怪不怪。现行的福利制度和类似"肯定行动计划"这样的对某些群体的照顾性法律都是罪恶的根源，它唤起人的最坏的感情--嫉妒和懒惰。平等的要求也必然导向中央集权的大政府，从而导向专制……。这些本是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保守派的一贯论点，不足为怪。  
　　
值得注意的是极端保守主义者不但一概否定20世纪初以来的一切改良、福利措施和理论，而且一直上溯到美国《独立宣言》以及启蒙思想和理性主义所依据的前提。也就是不仅反对平等，而且反对自由，认为正宗的杰斐逊和米勒所倡导的自由主义本身的动力就是不断摆脱宗教、道德、法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制约，伸张个人。但是18、19世纪的自由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先驱们都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就是人们普遍怀有基督教的原罪感，并承认公认的传统道德规范，能自觉地以此自律，舆论的褒贬也以此为准则。他们都相信人的良知和理性，决不会想到追求他们所提倡的个人自由和平等的结果会发展到今天这种"激进个人主义（radical individualism）"和"激进平均主义（radical egalitarianism）状况。正是由于先驱们对人性的认识所犯的错误，发源于"古典自由主义"的"现代自由主义"已经异化和堕落，因为自由主义本身没有自我改正的因素，只有不断地要求满足个人的欲望，争取更多的权利。因此世风日下也是必然的。 在他们看来，还得诉诸宗教的道德力量。所以，又与教会左派殊途同归。  
　　
著名奥裔美国企业管理家彼得*德拉克（Peter Drucker）也对资本主义有严重的保留。他是自由市场的坚决拥护者，但是认为资本主义最大的缺陷是只注意经济，不考虑"人"，是"单维"取向。他早在30年代就曾担心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不平等会使法西斯得势，结果不幸而言中。今天，经理们自己谋取丰厚利润而同时裁减员工，更是在社会和道义方面不可原谅的。  
　　
总之，极左派和极右派，都对美国抱悲观态度，认为美国精神正在走下坡路，对传统的自由主义本身提出批判（当然二者否定的程度不一样），居于中间的主流派则竭力维护自由主义，却对它的命运忧心忡忡。  
　　
此外，政治、司法中的金钱的作用，利益集团对内外政策的超常的影响……等等，都是人们熟知的，它始终是使美国引以自豪的民主制度走向异化的一种拉力。有人说，现在在美国，只要有一百万美元，没有打不赢的官司，辛普森一案就很明显，碰巧他是黑人，种族问题掩盖了司法的腐败。总之，三权分立、舆论监督、思想界的批判这些美国的看家法宝能否继续有效地制衡金钱和市场专政的腐蚀力量，这是美国进入21世纪的大课题。  
　　
追求个人幸福是美国人的原始动力，发挥到极至，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力量，而利益的驱使和高度实用主义又侵蚀和抵消着美国人引以自豪的"美国精神"，这又是一个难以解决的悖论。  
　　  
（六）一种特殊的"隐性霸权"  
　　  
本文主要讨论美国本身的发展道路，不涉及其一般的对外关系。但是在今天各国相互依赖日深的世界上，一个大国的道路所产生的影响决不会限于其国土之内，美国当然更是如此。  
　　
总的说来，到目前为止，前面所列举的负面因素尚不足以使美国走上衰退之路，或发生动乱。一是因为在后工业化的信息社会新一轮竞争中美国又着先鞭，不但跑在前面，而且领导着竞争的方向；二是其雄厚的物质基础可以在尖锐的矛盾之间产生"软垫（cushion）"效应，大大减弱冲击的震荡；三是多元社会提供多种出气阀，长期以来的调节机制仍然有效，也就是说，其优越的自我调节能力并未丧失；四是处于底层的美国人尽管有许多不平和不满，但与他国进行横向比较，还是感到在美国总平均生存空间较大，机会较多；最后，美国在全世界所处的优越地位有助于转移或转嫁国内的矛盾。众所周知，美国一向以外交服从其内政，并且据此对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操作施加影响，实际上这是把调节国内矛盾的机制扩大到国际范围，而且行之有效。例如美国工会或代表其利益的政客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其压力是针对美国的贸易伙伴而不是本国的资本家。去年WTO洛杉矶会议期间的群众游行示威，主要是对第三世界会员国施加压力，表面上使美国总统难堪，深层意义是国内矛盾外向化。  
　　
所以今天尽管学术界"美国衰落论"不绝于耳，世人担心的还不是美国如果衰落会带来什么影响，而是一个唯一的、在各方面遥遥领先的超强的美国对世界是祸是福。也就是说美国如何运用它的力量，奉行什么样的哲学，对世界其他国家的人都有利害关系。百年来，美国高度发达的科技和生产力带动了全球的进步，美国以雄厚的实力对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恢复作出了无可替代的贡献，又直接帮助或间接促进了一批国家的经济发展。如果哪个国家善于学习的话，美国从治国到企业管理到解决社会问题到文化教育都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今天，在有关全人类福祉的问题如环境保护、自然灾害控制、公共健康以及反毒品、反国际恐怖主义等斗争中，还需要美国发挥带头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美国的外交思想和实践是不折不扣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无论以什么"主义"的名义，"理想主义"还是"现实主义"，"孤立主义"还是"国际主义"，"意识形态"为主还是"地缘政治"为主，实际上，美国一直都是随着实力不断的增长，不断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直到今天，全球都被当作它的战略势力范围。  
　　
关于美国的全球战略、以传统的强权政治手段推行霸权主义等等已有无数论著。笔者对其对内立民主与对外行霸权可以并行不悖的道理也有过论述， 此处不再赘言。这里着重要讲的是方今世界"美国化"的现象及其意义。  
　　
美国确立世界霸权地位还有一种不依靠传统强权的方式，那就是以它不断在科技和生产方式上的创新"领导"世界潮流，使世人身不由己地接受它的影响，跟着它跑。不知不觉间在器用、话语、生活方式、品味习俗、甚至礼仪服饰都向"美国化"发展。今天所谓的"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其源头还是在美国。接受了"网络化"，所接受的就不仅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新的观念和生活方式，甚至包括语言。美国根据自身的规律和需要实现某种发展进程，而这种进程必然辐射到全世界，其他国家不论是否符合自身发展的阶段和模式，只有紧追，否则就被淘汰。这是另一种"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是一个客观现象。无以名之，姑称之为"隐性霸权"。  
　　在不可抗拒的全球化过程中，各种文化互相融合、撞击乃至冲突是必然的。但是美国挟其强势发挥主导的影响是客观事实。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忧虑不在于"全盘西化"（或美国化），因为这事实上不可能，而在于舍本逐末，或曰取其糟粕，弃其精华。本文第（二）、（三）、（四）节论述的美国强盛之道是深深直根于美国的历史文化中，经过长期的演变形成的。这是其精华。别的国家如不先改造土壤，很难简单移植。而现在辐射到全球的，甚至被趋之若骛地吸收的却大多数是第（五）节所提到的异化后的余沫。其中最明显的是健康的市场竞争并未充分发挥作用，而市场专政效应已经恶性膨胀，而且是在本不应市场化的领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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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东来：美国的强盛之道——以宪政体制为中心的考察
时间:2013年7月4日 作者：任东来 来源:学术批评网

       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后的500多年，世界变化沧海桑田。美国无疑是变化最大的国家之一。从欧洲人殖民北美的四百多年到现在美国立国两百多年，美国发生了以下巨大变化：一是版图扩张。美国独立之时只是大西洋沿岸北美一隅的十三个蕞尔小邦，发展为横跨北美大陆、面临太平洋和大西洋的大国；二是人口的变化。当年的人口约为360万白人（加上部分黑人，印第安人人口不计），如今已突破三亿大关，族群达到2000多个，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族群国家； 三是社会性质的变化。美国建国之时是农耕社会，95%的人口从事农业，养活着5%的非农业人；如今美国只有5%不到的农业人口，它已进入一个以信息服务业为特征的后工业社会；  四是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目前拥有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享有的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综合实力，成为唯一的超级“巨无霸”。因此，从地理、人口、社会性质和国际地位这四个方面对比来看，美国的成长堪称人类奇迹。美国走向强盛之道的因素很多，自然条件与地理位置这些先天条件固然重要，但不足以成为决定性的因素。美国的强盛之道可归结以下几个因素：“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以宪政为中心、以发达的市场，源源不断的移民以及持续不断的扩张为三个基本点。

（一）一个中心：宪政制度

美国宪法是美国对于世界最大的贡献，宪政使它成为最强大国家的重要原因。美国宪政制度是现代政治治理、现代政治科学最大的制度创新。在此之前，英国有不成文的宪法，是由《大宪章》和《权利请愿书》等几个宪法文件构成。作为一个独立的现代主权国家，美国宪法是世界第一个成文宪法。美国开国元勋制定宪法的根本出发点就是政府权力必须受到制约和平衡，具体体现在：首先地方（州）和中央（联邦）的制衡；其次，是联邦政府立法（国会）、执法（总统）和司法（联邦法院）的制衡；再次，是立法机关的内部制约和平衡；最后，是各地区和社会利益集团的制衡。  美国宪法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制宪者意识到：为了让自由永存，必须节制人们自由；美国宪法最主要的特征是，它认识到民主制度的两大威胁——立法权完全屈服于选民的意志；而政府所有的权力又集中到立法权——之后，有意识地通过制度创新，来避免民主的威胁。这一制度创新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联邦制、总统制和司法部门的建立。  2000年“布什诉戈尔案”便是突出一例。这场官司的最终结局是，依靠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把布什送进了白宫。 为此，很多人嘲笑美国的民主：世界上最民主和最强大国家的元首最后不是由人民，而是由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5：4的票数投票选出来的。但是，比较其他国家因为大选的困境所产生的种种骚乱，甚至暴乱而言，美国法院解决之道不失为一个良策。用法院的办法来解决选票的争执当然不是民主的办法，但不失为一个有效而且安全的办法。因此，纽约时报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做过这样精彩的评论：美利坚民族对宪政法治的信仰是美国强大的关键，美国的成功不在于华尔街，也不在于硅谷；不在于空军，也在于海军；不在于言论自由，也不在于自由市场。真正的秘密在于长盛不衰的法治及其背后的制度。美国真正强大的力量，在于“我们所继承的良好的法律与制度体系——有人说，这是由天才设置，使蠢材们可以运作的体系。”  尽管“布什诉戈尔案”判决是美国最高法院最具政治化、也最具争议的判决，但是，美国民众依旧认为，最高法院是解决选举纠纷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并且能够对案件做出公平判决。这是美国宪法制度成熟的表现。

没有美国宪法就没有美国。 如果没有美国宪法，美国的十三个邦就跟今天的拉丁美洲完全一样，四分五裂，继续在现代化的道路上不停地探索。当制定宪法的时候，美国人对联邦政府的权力有深深的担忧，因为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是“权力会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他们把政府看作必要的“恶”，为了个人权利，有时候人们不得不结合起来，建立一个政府，而政府权力往往对个人权利产生危害，因此，限制政府权力非常必要。 “权力产生腐败”这个概念包含了以下基本假定：首先，个人有基本权利，这是根本性的。《独立宣言》里面谈到，“造物主创造了平等的个人，并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无约束的公权力往往产生腐败，滥用公权力往往威胁到个人权利；其次，公权力又是必要的。人是个群居动物，个体要靠社会才能生存，个人的权利需要外在的协调和保护，因此社会就需要公权，需要一个政府。再次，公权再小也比个人权利大，因此它就对个人私权产生危害。

人们常常误以为民主不会产生腐败，只有专制才会产生腐败。其实权力产生腐败与权力来源没有任何关系，民主也会产生腐败。不管是传统的君权神授，还是现代的民权民授，没有约束的权力都会产生腐败，都会危害个人权利。大到社会小到社区，每个人的利益诉求是不一样的，不可能存在一个抽象的、全体一致的利益。既然没有一个全体一致的抽象利益，就产生了多数利益跟少数利益的冲突，按照民主的原则和少数服从多数统治原则，多数人随时侵害少数人权利。产生腐败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其一是公权力的行使超过了（人民）授权的范围。如果它超过这些权力范围，那就是腐败。其二是虽然在行使公共权力的过程中没有超出这个范围，可它行使得很不公正，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对同样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显然也是权力的滥用，这也是一种腐败。

中西方传统都认识到权力产生腐败的问题，但是解决腐败的方法和思路不同。中国传统套路是，依靠道德。儒家学派认为，人之初性本善。因此，通过道德的教化达到“内圣外王”，把一些人变成圣人，通过他们治国齐家平天下，建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社会。但人类历史表明，即便圣人，伟大领袖，也有昏头的时候。既然一个人要通过内在教化而成为圣人，那么他也可能因为教化不足，或者没有继续教化而堕落，这就意味着就无法保证圣人永远圣明。儒家的解决之道就是“一日三省”。此法沿用至今，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断保持思想的纯洁性”。而西方传统套路大都是法治主义路径，主要不是依靠内在的自省与反思，而是在外在的制度框架内进行约束与限制权力。这个路径首先有个假定：即人的道德品行虽然能够修炼，但是没有办法修炼到不犯错误，不受诱惑的程度。在基督教文化中，当亚当和夏娃受到诱惑，犯了原罪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证明人是不可靠的，会犯错的。因此，就本性而言，人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光靠道德的内省不足以克服恶，要靠外在的制度来约束内在的兽性的一面。因此，性恶使法治成为必要，性善使法治成为可能。因此，当人们建立政府的时候，必须想方设法地限制它。

一部宪法相当于一个独特的社会契约。具体就美国宪法来说，它对政府有三种限制办法：

第一方法就是建立有限政府，限制政府权力，明确权力范围。美国宪法中文版本不到6000字，但它对权力及其产生的方式规定非常细致：总统怎么选？各州的选举人怎么选？国会议员怎么选？按多少人口来选国会议员？选了之后怎么宣誓？宣誓的誓词是什么？等等。这些规定非常详细，甚至繁琐。立法部门最有权威，它是人民主权的体现，是法律的制定者。所以，宪法对美国国会的权力规定最为详细。美国宪法共六条，第一条是关于国会的，规定了国会有征税权，铸币权，国防权，外交权等；可是，对它限制也非常多：例如，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就明确规定了，联邦政府不得征收子口税，也不得征收出口的关税（美国只有进口关税，没有出口关税）；宪法第一条第九款规定了国会不能通过追溯既往的法律,等等。

限制政府的第二种方法就是分权。先是纵向分权，就是联邦制。一部分的权力归联邦，剩下的权力归州。从宪法角度来说，美国各州权力比联邦的权力要广泛的多，因为联邦权力在宪法中是列举的，没有列举、又没有禁止的权力归各州。  除了纵向分权之外，还有联邦政府内部权力的横向分割，即立法、执法和司法三权分立。三权之中立法权最重要，因此对立法权又进行了分割，分成参、众两院。可见，分权的最大的目的是防止权力集中，权力越集中，权力越大，权力一大就可能带来腐败。

第三种方法是制衡。首先，“地方和中央”之间的制衡，也就是州和联邦的制衡。美国宪法制定200多年，只有27个修正案。因为前十个修正案（也就是《权利法案》）是应各州要求在第一届国会一次性“批量生产”之外，美国宪法修正案实际上只通过了17个修正案。为什么这么困难？就是因为州的制衡。修正案获得参众两院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还必须获得四分之三州的批准才能生效。其次，联邦立法与执法的行政机构制衡。美国国会通过的法案总统签字后才能生效。总统可以否决国会立法，但国会也可以推翻总统的否决，但需要三分之二多数。  总统作为美国军队的总司令有权调动部队，但却不能宣布战争，只有美国国会才能宣布战争。美国历史上对外用兵上百次，却只有五次宣战。  国会可以对总统进行弹劾。美国宪法规定，由众议院提出弹劾（相当于检察官提出起诉），由参议院判决（相当于法官判决）。美国历史上一共有三位总统被弹劾，他们是：约翰逊、尼克松和克林顿，其中只有尼克松下台。最后，最高法院、国会和总统之间的制衡。与国会和总统相比，法官权力最小。美国宪法对最高法院的规定最简洁，只有短短的几百字，最重要的，法官不能够主动行使权力，实行“不告不理”，只有告到法院的时候，它才能行使司法权。大法官与国会、总统怎么形成一个制约跟平衡关系的呢？首先，法官是由总统提名，国会参议院批准，所以大法官受制于总统，受制于国会。但是提名人一旦成为大法官之后，他终身任职，俸禄无忧，不再受制于总统或国会。杜鲁门总统对此深有体会。在“杨斯顿钢铁公司诉索耶案”（Youngstown sheet
& Tube Co. v. Sawyer）中，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判决杜鲁门总统行政命令违宪。  而做出判决的其中三名大法官，竟然是杜鲁门任命的。杜鲁门感慨说：“如果你把一个人送到法官席里，他就不再是你的朋友了。穿上法官袍就再不是朋友了。”  的确，大法官“一旦入选, 便终生为官。除非有大错大过受到国会弹劾, 否则, 任何人包括总统都休想动他们一根毫毛。那些民选官员( 总统和议员) 个个惧怕的民意舆情, 对大法官来说, 则犹如过眼的烟云, 毫无约束力。”  

如此复杂的一个相互制衡制度，可以说是制度创新。美国宪法条文与其说是赋予政府什么权力，还不如说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有人会提出以下疑问：这种制度使政府权力分割、相互掣肘，导致效率低下。效率是否是衡量政府的最佳指标？效率是衡量公司和企业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但是未必是衡量政府的最好指标。  政府是由立法、行政和司法三部门构成，各自行动目标不尽相同：立法追求民主，体现大多数人的意愿，执法行政单位追求效率，司法追求公正。因此，制宪先贤在制定美国宪法的时候优先考虑不是效率，而是分权与相互制衡。

除此之外，制宪先贤以《权利法案》的形式确保民众的权利，用民众的自由与权利约束政府的权力。例如，国会不能用立法剥夺民众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信仰自由等自由，这就是美国宪法修正案当中最重要的一条，即第一修正案。在这些个人权利中，最重要的是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不仅是对政府歌功颂德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批评政府以及对各级官员品头论足的自由。在美国，批评政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知识分子的批评。知识分子总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他们要以正义的化身不断批评政府。第二，就是当权者的政敌的抨击。美国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经常相互批评指摘。它们并非出于正义和良心，而是出于竞选的需要，乐于无情揭露执政党政府与对手的腐败与无能。由于大量的曝光与批评，让很多不明事理的人，尤其是外国人，觉得美国政治腐败得一塌糊涂，认为美国社会毫无安全感，国家前途暗淡。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正是由于言论、新闻自由的保护与舆论监督，美国很多丑闻才大白于天下。

“美国在世界上首创的以成文宪法为核心，以最高法院司法审查为制度保证的宪政体制实乃美国的立国之本。”  美国强盛之道的中心点就是，美国的宪政制度对权力的这种限制，通过权力的分割来明确政府的权力范围，通过制约跟平衡，最后通过民众的舆论监督与批评的权利限制使政府权力扩张。

（二）三个基本点：市场、移民和扩张

在宪政制度为中心的框架内，市场、移民与扩张这三个因素也促使美国走向强盛之道。

1、市场

美国宪法序言树立了美国理想：“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公共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的幸福……” 要实现这个理想，经济的发展，财富的增加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经济的有效利用是美国成为强国的制胜法宝。而市场经济却是法制经济，缺乏健全的宪政制度和完善的法律体系的保障，发达的市场也难以建立。

市场和美国的宪政制度存在着密切的体现在：发达的市场有赖于私有财产的宪法保护。在美国宪法当中，有两个条款保护私有财产：一个是宪法第一条第十款，是契约条款，它规定政府不能破坏契约；另一个是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条款，它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这两个条款保证了公司的发展，防止政府过度干预，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罗斯福新政才结束。
事实上，美国宪法并没有明确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条款；相反美国宪法里明确规定私有财产是可以侵犯的，但必须具有以下两个条件：一是出于公共目的；二是公正赔偿。  市场化的公正保证了“公正赔偿”一般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公共用途”的界定就有问题。 例如，2005年“凯洛诉新伦敦市案”（Kelo v. City of New London）就是一例。位于康涅狄格州的新伦敦是个败落的城市。市政府为了开发，重新复兴经济，就把沿河的地块卖给了一个公司。大部分老百姓都兴高采烈，破房子拆了，得到一大笔赔款，但是有6、7个老人死活不肯搬，即使赔偿一千万美元也不搬，他们发誓要“生于斯，死于斯”。他们认为，如果是建一个公共设施，如地铁站、学校、高速公路等，他们可以搬。但是，现在建的不是一个公共设施，而属于商业开发，不是公用；市政府辩护律师说：振兴经济是市政府的基本功能，振兴经济为什么？增加税收是为了老百姓，这是公共目的。官司打到最高法院，美国最高法院以5：4做出判决：康涅狄格州新伦敦市市政当局有权强行征收私有土地用于商业开发——只要这种开发属于第五修正案“公共使用”范畴。  因此，在现实中，“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想象出来的，并不是真实存在的。  

事实上，美国宪法对财产权的保护实际上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私有财产的确定和确认需要契约来规范。因此，契约神圣原则是财产权保护的前提之一。“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案”（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就说明了这一点。达特茅斯本来原本是一所私立学校，后来政府说该学校归公，官司最后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认为，这个私立学校当年依据契约（特许状）而建立，特许状是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契约。尽管这个特许状是建国前由英王发布的，但有效性继续存在。如果把它收归公有成为州立学校，显然违反了契约条款，违反了宪法。  英国亨利•梅因（Henry Maine）教授认为，“达特茅斯学院案”判决成为“许多美国大铁路公司成功的基础。”正是它的原则“在现实生活中保证了对经济力量的充分利用，由此取得了开拓北美大陆的成就”。  公司法人的财产权也得到了契约条款的严格保护，这无疑是美国商法的一大贡献。

经济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市场的扩大，建立统一的、庞大的国内市场才能产生规模效应。美国宪法当中规定了“州际贸易条款”，  由国会管制各州与各州之间的贸易以及对外贸易。但纸上的规定要化为法律的实践需要一个过程，而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 Ogden）为联邦最高法院确定联邦政府州际贸易权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富尔顿发明汽船之后，他和纽约州的议会达成协议，由于他投巨资研究发明汽船，须垄断经营纽约到其他各州的汽船业务才能保证利益回报。结果，纽约州议会就汽船航行的垄断权给了他，期限为30年。然而，其他人，并不甘心受制于垄断权，也开始经营富尔顿所拥有的航线，挑战这个垄断权。案件最终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是，纽约州建立汽船垄断的法律与联邦法律相抵触。  “杰本斯案”表明，地方再也无法为了自己的局部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前途。“马歇尔对商业（commerce）的从宽解释，不仅把水域从各州的各自为政中解放出来，而且，为美国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和牢固的法律保证。”  美国后来建铁路、高速公路、运河，包括现在的航空统统都在国会的控制之下。只有打破了地方保护主义，美国才得以飞速发展。经济领域里的技术发明与制度创造与创新紧密相连。在200多年前，在美国宪法有限的篇幅中就有专门条款规定了国会有权保护著作权与发明权。  在良好的法治秩序下，知识产权受到保护；在充分的市场竞争的环境当中，美国新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不断涌现，并迅速产业化。标准化生产、流水线作业等技术革命也率先在美国实行，促进了美国工业大发展。美国在市场上勇于创新，深刻改变了美国和世界。以金融市场为例，源自欧洲却在美国发扬光大的互惠基金（mutual fund）、以及各类成长型基金、按揭贷款，旅行支票和信用卡等等……

美国发达的市场体系的发展依赖于美国宪政体制。“宪政制度对美国政府权力的约束，使得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的美国成为了一个资本主义最为放任自流的国家，拥有一个最少政府干预的市场经济和最发达的市民社会。”  因为制度上有很大的优势，所以美国在1890年就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

2、移民

美国走向强盛之道的第二基本点是移民。制度创新离不开人才，在吸引与利用全世界人才方面，美国的优势独一无二：源源不断的高素质的外来移民。美国人口突破三亿，美国现在每七秒钟就有一个新生儿诞生，每三秒钟有一个人死亡。 美国这个国家从1990年到2000年的移民人数就达到了一千万，一千万相当于中等程度的欧洲国家的一国的人口。  从美国独立算起，美国总人口从独立的时候360万增加到一亿人口花了139年的时间。从一亿人口到两亿人口花了52年的时间，从两亿到三亿仅用了39年的时间，按照现在的速度，美国到2050年将达到四亿人口。  美国的独特就在于美国是发达国家，但它却有着发展中国家才有的高人口增长率。过去的四十几年，美国人口增加了一亿，而日本与欧盟的人口却减少了一千五百万，美国与欧盟之间的差距令人惊讶。每个美国妇女生2.1个孩子，欧盟每个妇女生1.47，到2010年的时候，欧洲人口的增长将成为负数。  在美国，移民家庭，特别是拉美裔移民，生育率高，因为拉美裔移民是天主教，天主教是反对计划生育。第2亿美国人是个华裔，  第3亿美国人是一个墨西哥移民的后代。现在，美国总人口当中，12%是在外国出生的，就是移民，一百个美国人当中，有12个是外国人，外国出生的。其中亚洲出生的人口又占这些外国出生的人口的四分之一，  所以，新移民中高出生率预示着美国人口将更加年轻、多元化与活力。美国现在仍然是每年一百万的移民人口，世界上美国的最大移民国是墨西哥，第二大的是中国。  

美国的移民政策经历了两个重要的时期：1776年至1920年代是自由移民的时代，1920年代至现在是有选择的移民时代。1920年代以后，美国结束了自由移民的时代，开始实行根据种族的来源的移民配额制度。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发展，1965年通过《移民法》，确立了家庭团聚和技术优先的移民原则。正因为该法，“亚洲专业技术人员及其家人才能开始大举‘进军’美国。”  然而，在非自由移民时代，大量非法移民通过各种途径涌入美国，其中以墨西哥非法移民最多。非法移民在美国目前保守估计达到了1200万人，非法移民问题成为美国政治中的一个相当棘手问题。

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移民是美国发展的动力。西欧与日本进入人口衰退期，美国的人口却不断的增长，美国目前的平均年龄只有35岁，欧洲是37岁，按照现在的速度，到2050年的时候，美国的平均年龄是36岁，欧洲的平均年龄达到52岁。  这说明，在西方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发展潜力最好，国际人口促进了美国经济发展。有活力、创造力与劳动能力的人口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稀释了美国的人口老化程度，保证了劳动力质量，促进了美国健康发展。

美国幅员广大，劳动力缺乏，于是成为吸引移民最大的国家。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不仅有无穷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它给移民相对平等融入这个社会的机会，毕竟美国本身就是移民国家，对移民相对比较宽容。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来看，美国移民政策导致了人才外流；实际上，这是美国对第三世界人才的变相掠夺。从发展角度来说，发展中国家比美国更需要这些人才。然而发展中国家花钱培养了这些人才，他们还未为自己国家效力，就成功地“输入”美国，为美国发展带来勃勃生机。美国并没有“劫持”这些人才，是这些人才放弃了自己的祖国，心甘情愿排着队去美国，显然美国有吸引人才的优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像美国那样，在劳动力的培养方面占尽他国便宜，因为移民的主体是年富力强者，他们出生成长的赔钱阶段都由母国支付了，但是他们富有创造性的年华与才智都贡献给了美国。在人才日益国际化的今天，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全世界的人才流向了美国，而人才的流动是不能强迫的。美国对人才有如此容量与吸引力恰恰说明了它依旧强盛。

3、扩张

美国走上强盛之道的第三个基本点就是美国扩张。美国版图扩张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以购买路易斯安那为例。1803年，美国当年花了1500万美元从拿破仑皇帝那里购买了路易斯安那地区，没有这桩买卖，也就没有美国的今天。购地所涉土地面积是今日美国国土的22.3%，与当时美国原有国土面积大致相当。 1819年，美国又兼并佛罗里达。佛罗里达原是是西班牙的地盘。1845年兼并得克萨斯。得克萨斯原是墨西哥的地方，它先独立，变成得克萨斯共和国，然后再被美国兼并过来。1858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占领今天加利福尼亚、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1867年美国仅仅花了720万美元从俄国手里购买阿拉斯加。美国最富的州不是纽约州，不是加利福尼亚州，而是阿拉斯加，人口不到50万人，石油蕴藏丰富，社会福利非常好。1898年美国又兼并夏威夷。1899年美西战争爆发，菲律宾、波多黎各和关岛落入美国之手。

美国走向扩张之路成为一个超级大国，经历了漫长等待。由于庞大的国内市场以及自给自足能力与思想传统的影响，美国迟迟走向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央。长期以来，美国偏隅一方，冷眼向洋。历届政府都恪守华盛顿要美国洁身自好，不卷入欧洲纷争的忠告，直至西部开发结束，边疆消失。随着国力的强盛，扩张的要求和势头也膨胀起来。特别是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为了应对由于工业化而造成的各种国内压力，美国不断强化联邦政府权力，现代国家政权出现。行政权力与总统的权威得到加强，行政部门可以绕开国会或迫使它同意在海外扩张美国的利益。美西战争不仅标志着以威廉•麦金莱政府为代表着美国现代总统制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美国作为“后起之秀”正式加入帝国主义国家俱乐部。

如果19世纪是美国的版图的扩张，20世纪则是美国观念与制度的扩张。美国运用它强大的物质力量向全世界推广它的观念，把国内的法治经验推广到世界，建立国际秩序的制度化与法制化。早在19世纪末，美国根据国内公平竞争的自由贸易原则，创造性地提出了先是适用于中国，后来又推广到世界其他地区的“门户开放”原则。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威尔逊总统提出了《十四点计划》，提出了自由贸易，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等原则并提出了建立国际联盟的构想。国际联盟章程隐约可见美国式宪政主义以及联邦制的影子。  世界之所以发生战争是因为没有政府。无政府比最坏的政府还坏，这是政治学的一个原理。康德说，世界要和平的话就要建立世界政府。  基于此，威尔逊认为，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政府是不现实的，但可以尝试建立一个国际联盟，由大国相互协调维持世界的和平。  这样的制度设想是一种制度创新。由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争夺主导权，国际联盟变得面目全非。美国人感到疑惑：“美国为什么要参加国际联盟？” 欧洲人这么多年的仇恨没办法解决。美国人不愿与老朽的欧洲为伍，根本就没有加入这个联盟。“对美国来说，不论卷入，还是孤立，根深蒂固的观念就是美利坚民族的独特与优越。”  美国的制度与观念的扩张并没有停止，相反，凭藉当时世界局势与自身实力，美国主导性地位进一步加强，强盛之道越走越宽广。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罗斯福总统首倡建立联合国；二战之后国际关系秩序依靠关税总协定（WTO前身），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发展银行（世界银行的前身）得以维系，这也是依赖美国主导而建立；两次世界大战美国拯救了欧洲，使得欧洲人不得不唯美国马首是瞻，加上战后长期冷战，欧洲人不仅依赖于美国人的保护伞，而且还开始效法它的制度框架。于是欧洲从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发展到现在的欧洲联盟，与美国的制度创新与输出有一定关联。“美国不仅是这一过程的催化剂，而且其联邦制也为后者所效法。美国，这个欧洲的学生最终成为了欧洲的先生，这不能不部分地归功于美国制度创新的力量。”   

余 论

美国走向强盛之道的奥秘，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可概括为“一个中心，三个基本点”，其间虽然充满了一些偶然因素，但是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但是，不管是制度还是结构，关键还在于运行。运行的机制在于自由的环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米尔顿•弗里德曼曾说：1776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不仅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的年份，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年份。亚当•斯密发现了市场的力量，也就是经济自由，而《独立宣言》起草者杰斐逊发现了政治的自由。正是对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双重追求，才使美国从一个荒蛮之地变成了世界强国。  同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是一位典型的左翼经济学家，他也曾说，“自由不仅是发展的首要目标，也是发展的主要手段。”  同样，清末思想家严复也发现了自由的重要性。他从英国留学回来，参加洋务运动。当他看到甲午战争中中国惨败，感慨万千：“身贵自由，国贵自主”。  国家富强与贫弱的关键在于自由不自由。当代中国独立了，自主了，但是“人贵自由”的问题还没有圆满解决，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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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见识、责任和风骨

——《资中筠自选集》导读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   黄玉峰

【推荐理由】

有政治家说过，人有先知先觉，也有后知后觉，还有不知不觉。当代中国经历了一段极不正常的时期，虽有先知先觉者如顾准、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但毕竟少之又少；在打破“两个凡是”牢笼后，国人思想受到了巨大冲击，后觉者逐渐由有所疑到有所悟；但时至今日，依然还有大量的不知不觉者。因此，中国需要启蒙。所谓启蒙，就是打破迷信，回到常识，回归理性，让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资中筠先生则是当代中国为启蒙做大量实实在在工作的人。

最近出版的《资中筠自选集》就是一套难得的可以启蒙的好书。书分为五册，分别是：《感时忧世》、《坐观天下》、《士人风骨》、《不尽之思》、《闲情记美》。这套书把作者近年来对国内外问题的思考集结起来，覆盖面广，文字朴实，深入浅出。

读资中筠先生的文集，不仅可以增长知识、提高见地，更可以体会先生在其中灌注的生命与精神。先生的文集，既有对五四精神的继承， 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尊崇，也充溢着对民族国家命运的关怀，让人读之心潮澎湃。先生更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关注个人的鲜活的生命，贴近时代，感人至深。最重要的一点是：先生把自己的文字视作“实现自我、失落自我”之后的“回归自我”，视作自己“对人格独立的珍惜与追求”。不妨这样说，真实而自由地表达自我的感受与思考就是作者的一种生存方式。

读资中筠的文集，也是读她的为人。在读到先生充满个人色彩的对世界的关注与对民族的关怀之后，作为一个教师，我们应该从中获得对自我生命的启示：我们应该思考怎样获得更富有美感的自我生活，怎样把自己锻造成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怎样承担起教育的伟大责任。

【原著导读】

资中筠先生的文集，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五册书气象万端、纵横古今，但绝非是对世界或历史的简单记述，而是融入了资中筠先生的人格力量——那就是对世界的深切关怀和对事物的别致情趣。

第一卷是《感时忧世》。这一卷传达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先生绝不是一个埋头书斋的学者。自古以来，埋首故纸堆中穷首皓经，两耳不闻窗外事，并以之为乐甚至以之为荣者多矣，但资先生却明确地表示要“感时”。这里的“时”，不是指天地运行的寒来暑往，而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的风云变幻。那些不愿意“感时”的人，虽然也有因兴趣所致、寄情物内，但很多人却是因为在长期的政治压力下，不自觉地将自己归入明哲保身的“沉默的大多数”中。胡适先生有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是应当对身处的社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这是悠悠千年中国历史传承下来的士人风骨，资中筠先生正是秉承了这样一种传统，由“感时”发出了自己独立的声音。对于这样的声音，读者千万不可轻忽。

在这些文章中，极为可贵的色彩便是资中筠先生的“忧思”。先生在自序中提到，她在之前的文集《斗室中的天下》的扉页上写下：“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究竟何事使得先生忧思如此之深？那就是因为“我是人之子，我是中华民族之子”，同胡适先生一样，不忍心看着自己曾经生活的国土森林被熊熊烈火烧毁！在《感时忧世》这一分册中，先生谈国情、谈制度、谈媒体、谈非典、谈当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天下万端，其中不变的始终是前瞻后虑的忧患意识，真可谓深得范希文“先天下之忧而忧”之精髓。我们读先生的书，一方面要看到许多我们之前也许没有意识到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更应该深切体会一个真正的学人的胆气和见识。

资中筠先生的视野极为广阔。无论是学问还是关注的目光，都能纵横中西，毫无阻滞；先生的专业本是国际政治，因此她对国际事件的评析就更加高明而精深了。正因为如此，先生文集的第二分册《坐观天下》让读者大眼眼界，使我们这些长期听一种声音的人大有耳目一新之感。书名一反“坐井观天”之意，更让人感受到先生纵论天下的从容气度。在这一分册中，先生论及美国日本、大国兴衰以及中东国际冲突问题，既体现出一位专业人员分析时事的专业与深入，又做到了简明易懂，可谓深入浅出。有些学者论及专业领域，总是难以避免堆积众多专业词汇，列数诸多业内说法，这其实正说明对专业问题的理解与精深的“化境”还相距甚远。读先生的文集，即便是先生专业领域内的文章，也没有专业门槛的牵绊。正如先生自己所说，“我的文风大多实话实说，学术论文也不高头讲章，少‘学术腔’，对普通读者可能也还有可读性”。先生的研究成果，论美国政策，论台湾问题，却又的确是在历史与学术的发展中得到了印证。正是因为先生治学的精深，才使得普通读者能够有机会领略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其功至伟。

先生不仅在空间维度上有着广阔的视野，在时间维度上同样往来驰骋。在悠远的历史视野中，先生所关心的是精神的传递——对从历史深处挖掘出来的道统的传递。

在《士人风骨》分册中，先生首先论及的便是“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先生是有胆气、有担当的人，而这种风骨是先生从先贤那里承继得来，她自觉地立志要将这种风骨传递下去。因而读这一部分文章，不仅仅要看到先生所记述的前人的精神风骨，更要从先生的论述中体会到先生所秉持的活的风骨。

所以说先生离读者很远，同时又离读者很近。她的学识、见地未必每个人都能达到，但她那平实的文风、富于活力的语言，使得读者能够感受到她的亲切。

更能令读者感受到先生之亲切的，便是处处流露真情的《不尽之思》这一分册。在这一分册中，先生记述了曾在她生活中出现的人和事物，其中有些人声名卓著，有些人则未必，但先生与他们之间都一概存着真挚的感情。先生论及古今中外之事往往能够鞭辟入里，而对待身边的人则是情谊深厚、宽容大度。常有人提到做人应当“敢爱敢恨敢怒敢言”，可以说读这一部分的文章，便可以从先生身上去学习怎样做一个有真性情的人。从先生的文集中可以读到先生的见识、真情，更可以读到先生的品位与风骨。

在最后一个分册《闲情记美》中，先生发表了她对诸多美好作品和美好风景的感受。先生谈论文章、谈论诗歌、谈论文学之美，谈论诺贝尔文学奖，谈论巴尔扎克，谈论维也纳的风物，这一切都能让人感受到先生别致的品位情趣。先生自己讲到，在幼年受教育时，学唱过《礼记·礼运》中“天下为公”的一段，用英文朗诵过美国的《独立宣言》。我们从先生的作品中，既能看到中国传统道统中承继不绝的“道德文章”，也能看到西学东渐的自由与理性。

《闲情记美》是我特别喜欢的一册。从中我们可以读出，先生对人生艺术的感受是那么细致敏锐。她能够从广阔而纷杂的世界中辨识出人类所创造的美好事物。比如先生为拓荒者而作的《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论史小品《无韵之离骚——太史公笔法小议》，都是有哲思、文采斐然的美文。所以，我们阅读先生的作品，也应当一如先生自己的阅读，既能在广阔的视野下纵览，又能在深厚的历史深处细细地体会、品评。

资中筠先生不但给我们以思想，也给我们以读书方法。资先生不愧是那个时代硕果仅存的大家！

【相关链接】

1.资中筠《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美）易社强著、饶佳荣译《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

3.王汎森著、王晓冰译《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 三联书店2012年版。

4.章玉政《刘文典年谱》，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主持人语：

“开卷”栏目改版已整整一年。在栏目周岁之际，我们郑重向读者推荐资中筠先生的著作：我们试图超越技术层面，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问题。

我国历来有区分“经师”与“人师”的传统，而语文教师似乎更容易在“人师”方面有所作为。由于学科特点，语文教师几乎先天地具备熏陶教育学生的巨大优势。语文教师可以结合语文教学对学生的思想、情感乃至灵魂作直接而深入的介入，可以在潜移默化间深刻影响学生的心灵与精神的走向。语文作为工具学科，贯通了学生的整个知识体系；语文教师可以将自己的学科灌注于其他任何学科中而不致丧失自身的学科特征。

所为者欲大，所凭者当厚。由于语文学科承载着如此重要的使命，语文教师的学养与人格修养便显得极为重要——教师的品位决定了教育可能达到的境界。著名画家史国良先生在回忆其师黄胄时说：“美玉可以雕琢成烟斗或肥皂盒，也可以雕成价值连城的珍品，这取决于匠人的品位。把玉雕成烟斗或肥皂盒，不是匠人不用心，他是尽力的。但是他的水平、他的品位就是这样，他只能把一块好材料雕成他认为最好的东西。”稍稍关注目前中学教育现状者，就不免会有这样的担忧：如今，兢兢业业地把一块块美玉雕成烟斗和肥皂盒的教师，究竟是减少了还是增多了呢？

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曾一再感叹：教师的学养至关重要，但当年如朱自清、叶圣陶这些顶级学者活跃在中学讲台的风景如今早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王宁先生在纪念启功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又再次感叹：在启功面前，我们这一代人是自卑并且自悲的！因为我们只是在一个单一的“学科”中成长，形成了思路的单薄和意念的浅薄！其实，这何尝不是目前中学教育者的感叹！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以为黄玉峰老师推荐的这套书极具现实意义和针对性。如果联系到玉峰先生在中学语文教学领域所产生的类似影响，也许我们还会觉得荐书人与著书人似乎在这里奇妙地叠合在一起并辉映出一片动人的光芒。

语文教师需要这样的浸染。

读一读资中筠吧！这是一套降解“匠气”的书，这更是一套“启蒙”之书！

特约主持  邓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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