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十三钗》与一所百年大学的精神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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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与一所百年大学的精神背影　2012年01月13日　 　来源：中国教育报

■戴联荣 　　看过张艺谋最新电影《金陵十三钗》的观众可能不会想到，这部电影除了与南京有关，还与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金陵女子大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 　　我们虽然没有在电影中看到一所百年学府的正面镜头，但是我们显然可以回溯和重新体验它的精神背影。 　　电影故事原型取材于金陵女子大学教师魏特琳的国际人道主义救赎故事 　　现在许多大学生并不知道母校的历史，这是一种大学精神和人文教育的断裂和缺失。大学的真实历史和档案、文物是大学进行人文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虽然电影《金陵十三钗》中并没有金陵女子大学的校园、建筑和女教师等镜头，但是明确交代了是教会学校的女学生被一群风流女子救赎的历史故事。那么，人们会进一步想知道,这个故事究竟发生在什么学校？这是真实的故事吗？站在她们背后的，其实不是一尊冷冰冰的纪念雕塑，而是一位美国女教师魏特琳的伟大身影。 　　当年，南京人喜欢叫她“华小姐”（Minnie Vautrin，中文名华群，又译魏特琳），背地里称她“活菩萨”。她1919年至1941年为金陵女子大学连续服务23年，曾任教育系主任、教务主任、代理校长之职，并创办实验中学。抗战期间负责留守校园，在学校学生和南京市民面临日军屠杀的危难之际，利用自己的合法身份和“西方人的面孔”与日本人周旋，设立安全区，收容和保护了1.3万余名妇女儿童。民国政府授予她采玉勋章，美国密苏里州政府将每年9月27日定为“华群日”。 　　《金陵十三钗》中的人物是有历史原型和依据的，当然又有合理的文学想象。有的观众对电影的主要故事情节有异议，提出“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妓女担当”论，担心这样的主题会造成社会的价值混乱。这个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魏特琳日记》和《拉贝日记》中，有电影中相似的情节。当年日军的确反复在金陵女子大学骚扰妇女、学生，1937年12月24日，圣诞节前一天，日本军官把魏特琳叫到办公室，要求她从万名难民中挑选出100名妓女。他们认为，若为士兵安排一个合法的去处，他们就不会再去骚扰良家妇女了，魏特琳无奈之下允许他们挑选。一位毕业于西北某大学外文系，后来留学美国的华人，创作出文学作品《安魂曲》，广泛和深入地影响了美国和国际文坛，这部作品就是反映魏特琳女士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的。 　　编剧说，是这些日记触动了她的创作灵感。在南京生活过的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剧作家严歌苓，用她非凡的才华和想象力，把一个与一所百年大学有关的故事，放在南京的文化和战争场景中展开，通过描写美国来华殡葬师、南京秦淮妓女、教会学校女学生、国民党战士的抗日故事和道德良知，歌颂了国际人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和普通中国人的良知及其人性的真善美，揭露和谴责了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烧杀抢淫的反人性、反人类的丑恶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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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理念令人敬畏　　魏特琳女士的故乡美国密苏里州有她的墓碑，后人在上面刻上了汉字“金陵永生”。
　　当时的金陵女子大学，有些外籍教师从家乡来到中国，为了自己的信念和理想，甚至不要薪水，无偿为学校服务。
　　当年的金陵女子大学的办学理念和一系列制度、师资力量和教学方法、学生的社团活动和考试考核办法，与今天欧美大学的理念和制度如出一辙，惊人地相似。当年在南京的许多大学，无论是国立的、私立的还是教会的，都有自己的教育理念和个性，反映了当时的国际化水准。当年在上海生活的许多中学生，放弃著名的圣约翰大学，到当时的首都南京来报考金陵女子大学，说明了它在当时中国青年心目中的分量。
　　金陵女子大学全心全意践行道德教育
　　魏特琳是金陵女子大学的一位教师和管理者。但是，她的道德行为和教育理想不是孤立的，而是她那个师生群体和大学文化精神的一种张显，也是她的道德思想、博爱情感的重要源泉之一。
　　在德本康夫人执校期间，金陵女子大学的校训是“厚生”。在吴贻芳掌校期间，金陵女子大学仍以“厚生”为校训，但吴贻芳融合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儒家文化的人本、民本的思想，进一步凸显了自己的办学理想，她说：“当时学校用‘厚生’作为校训，涵义为：人生的目的，不光是为了自己活着，而是要用自己的智慧和能力来帮助他人和社会，这样不但有益于别人，自己的生命也因之而丰满。学校用这个为目标来教导学生，并通过学校生活的各方面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引导学生向这个方向努力。”
　　可见，金陵女子大学的教育理念、培养目标，是强调中西文化融合的“厚生”思想，其内涵包括：宽厚待人，本领厚实，奉献社会，尊重生命。
　　诚如一位校友甘克超（在成都华西坝考入金陵女子大学，后来又在南京师范大学金陵女子学院任教）说：“在校期间，我像一团海绵一样，从金女大独特的教育方式中吸取了许许多多珍贵的东西，这些财富使我受益匪浅。”
　　事实上，在金陵女子大学校友中涌现出不少杰出的教育家如吴贻芳、吴懋仪、鲁洁、赵钧鸿，科学家如鲁桂珍，艺术家如郑小瑛，社会活动家如徐亦蓁等。据王奇生研究，《古今中外女名人辞典》和《华夏妇女名人辞典》收录的教会大学出身的223位女界名人中，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的便占了34位。今天，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正德厚生，笃学敏行”，正是发扬光大了“厚生”精神和百年传统。2002年，校方为魏特琳女士在校园里塑像。为纪念和弘扬她的精神，2003年又在金陵女子学院设立了“华群助学金”。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中国教育报》2012年1月13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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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韵味遐想 2011年05月03日　 作者：刘尧　　来源：科学时报

大学的韵味，浸透和附着在大学的各种行为载体及主体上，弥漫于大学校园内外，让人感受到她有无穷大的魅力。 　　□刘尧 　　《大学》开篇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简言之，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图新，在于使人达到最完善的境界。 　　“大学之道”，就是大学的宗旨。“明明德”，意指彰明美德，告诫师生通过学习和实践养成优良品德。“亲民”又为“新民”，意为启迪百姓心智，使百姓弃旧图新、去恶从善，将自己的美好道德推己及人，不断求取进步。 　　对于“止于至善”，朱熹在《大学章句》中解释说：“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也就是说，修身育人必须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毫不动摇。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志向坚定，志向坚定才能够镇静不躁，镇静不躁才能够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才能够思虑周详，思虑周详才能够有所收获。 　　蔡元培说：“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进入“象牙塔”的一个重要“通行证”就是“高深学问”。过去，人们用“象牙塔”来比喻大学，是指大学摆脱外界束缚，放弃暂时利益，保证师生进行高深学问的探究。而今，人们说大学要走出“象牙塔”，成为“社会服务站”，担负起自己的社会责任。 　　哈罗德·珀金说：“大学是人类社会的动力站。”弗莱克斯纳说：“大学是时代的一种表征。”尽管现代大学已经走出了“象牙塔”，而“象牙塔”及其精神依然是大学的灵魂——大学一直都是探索高深学问、追求真理、关怀终极价值、关注人类命运的场所，是人类追求文明进步的灯塔与知识殿堂。金耀基就说：“大学应该有所守、有所执著，以烛照社会之方向。” 　　大学是圆梦的地方，大学牵动了多少人的一往深情，大学点亮了多少人的希望之灯，大学让多少人梦想成真。大学是文明的摇篮，大学生产与传承了高深知识，大学创造与延续了人类文明。大学留下了多少人的思念与恋情，大学让多少人点燃了智慧生活的激情，大学让多少激情铸就了美丽人生。 　　大学是尘世间的精灵，她以高深知识的温情爱意浇灌着尘世、滋养着仁心，在熏陶与潜移默化的引领中，推动与见证了人类的沧桑巨变、创造与延续着人类的文明……尘世间，人们常常迷恋与迷惑——历久弥新、淡雅清香的大学，究竟具有怎样的诱人韵味？ 　　大学的韵味，浸透和附着在大学的各种行为载体及主体上，弥漫于大学校园内外，让人感受到她有无穷大的魅力。所谓大学之“大”，因为有“大师”而谓之大，因为有“大业”而谓之大，因为有“大爱”而谓之大，因为有“大度”而谓之大，因为有“大人”而谓之大，因为有“大雅”而谓之大。 　　大学校园，微风微拂，阳光明媚，绿树婆娑，书香四溢。当告别了喧嚣的街市，徜徉于大学校园之中，与微风相惜，望阳光静思，漫步林荫小径，梦幻般地感受到大学最美的韵味——宁静之美、淡雅之味、从容之气。“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腹有诗书气自华”，说的就是这种韵味。 　　大学的宁静，犹如玫瑰花香在空气中静静地流动，让人迷，让人醉；大学的宁静，犹如一朵兰花绽放，给人以沉静，让人淡，让人悟；大学的宁静，犹如涓涓清流，流入小溪，不在乎渺小，流入大河，不在乎隐没，流进高山湖海，不在乎山高水远，让人仰，让人慕……大学如春花般静美，如秋叶般绚烂，默默地开放，却从不张扬，美得自然，美得淡雅，美得从容。 　　大学是一片宁静的天空、一方心灵的净土。大学的宁静是一种哲学、一种品格、一种生活、一种享受、一种境界。在滚滚红尘中，浮华尘世里，大学拒绝练就江湖油滑的性格，拒绝虚荣与贪婪。大学在宁静中致远，面对喧嚣、残酷且无奈的现实生活，用一种淡雅的心境来面对滚滚红尘，默默地追求一份属于自己的责任，努力着，执著着，脚踏实地，兢兢业业。 　　大学在尘世中虽轻如云雾、淡如清风，却永远不失对尘世最温情最炽热的责任。大学的宁静，不是封闭，不是自满，也不是静止、停滞，而是大学精神的真实写照——时刻关注自身、关注时代、关注世界、超越现实、抵制诱惑，引领社会进步。宁静的大学，保持着清醒和理性，自觉坚持着自己的使命，守护着历久弥新的大学精神，激发着师生对高深知识的热情和追求…… 　　大学的淡雅是一份脱俗的美丽，如听箫声，如嗅玫瑰，如水似蜜，如烟似雾。大学的淡雅似半开的花朵，里面流溢着诗与画，还有无声的音乐。大学的淡雅是一种淡定，如水般滴滴真诚，认准方向，用滴水穿石的耐力执著求真。大学的淡雅是一种境界，是浮华背后的真实，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洒脱。 　　大学的淡雅散发着一种气质——独立的人格特质，独特的精神世界，独有的思想境界。大学的淡雅似寒梅，清丽孤傲，丽质天生；大学的淡雅似玫瑰，浓香馥郁，秀色绝伦；大学的淡雅似丁香，妩媚不妖娆，清秀不娇艳；大学的淡雅似兰草，超凡脱俗，卓尔不群，深藏的内心让人遐思无限。大学的淡雅是一种淡然，一种风情，一种从里到外的韵味。 　　大学的淡雅来自于独立、来自于自主，更来自于每一所大学享有的尊严。淡雅的大学以尊严而自重，又以尊严而育人。大学的淡雅是一种排媚拒俗、求真唯美的本性和风度，她不因居高而自傲，也不因处微而自卑。人类已经进入了文明融合的时代，大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学的淡雅也变得更深沉、更宽广。 　　大学的从容散发着一股香气。这香气不仅来自大学散发出的书香，更是大学特有的一种自内而外散发出的真善美气息，让人一想到就似乎嗅到了她的香气。大学需要钱，但没有铜臭气，她享有钱的过程都是优雅的。大学于不经意间散发出细腻沉郁的真善美气息，让铜臭的尘世变得温馨许多，常给人以启迪，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希望。 　　大学的从容散发着一股柔情。大学的柔情，似春天的雨水，润物细无声；似秋天的和风，轻拂尘世的尘埃。大学的柔情像一只纤纤玉手，知冷知热，知轻知重，解读人类的思想，体察人类的苦乐，只是轻轻一抚摸，就能给人类疲惫的心灵以妥帖的抚慰。 　　大学的从容散发着一股自由气质，展现着海纳百川、海阔天高的胸襟和风范。大学是用一颗博大的胸怀来宽容、来理解、来容纳尘世的爱恨情仇、恩怨得失。大学永远是那个善于忍辱负重，把最难的苦，最深的痛，默默地承担，慢慢沉淀在记忆里，留存在心灵的角落。正是大学的从容，维持着现代社会的思想碰撞与交流，推动着人类思想的自由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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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自中国文学作品的电影：



　　《祝福》(据鲁迅同名小说)
　　《药》(据鲁迅同名小说)
　　《阿Q正传》(据鲁迅同名小说)
　　《铸剑》(据鲁迅同名小说)
　　《家》(据巴金同名小说)
　　《边城》(据沈从文同名小说)
　　《我这一辈子》(据老舍同名小说)
　　《骆驼祥子》(据老舍同名小说)
　　《春蚕》(据茅盾同名小说)
　　《子夜》(据茅盾同名小说)
　　《林家铺子》(据同名茅盾小说)
　　《早春二月》(据柔石小说《二月》)
　　《天云山传奇》(据鲁彦周同名小说)
　　《青春万岁》(据王蒙同名小说)
　　《红衣少女》(据铁凝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
　　《村路带我回家》(据铁凝同名小说)
　　《哦，香雪》(据铁凝同名小说)
　　《安德烈的晚上》(据铁凝同名小说)
　　《黑骏马》(据张承志同名小说)
　　《青春祭》(据张曼菱小说《有一个美丽的地方》)
　　《人到中年》(据谌容同名小说)
　　《城南旧事》(据林海音同名小说)
　　《狂》(据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
　　《炮打双灯》(据冯骥才同名小说)
　　《神鞭》(据冯骥才同名小说)
　　《凤凰琴》(据刘醒龙同名小说)
　　《芙蓉镇》(据古华同名小说)
　　《少女小渔》(据严歌苓同名小说)
　　《谁家有女》(据严歌苓小说《谁家有女初长成》)
　　《活着》(据余华同名小说)
　　《红高粱》(据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
　　《菊豆》(据刘恒小说《伏羲伏羲》)
　　《秋菊打官司》(据陈源斌小说《万家诉讼》)
　　《大红灯笼高高挂》(据苏童小说《妻妾成群》)
　　《红粉》(据苏童小说《红粉》)
　　《老井》(据郑义同名小说)
　　《山楂树之恋》(据艾米网络同名小说)
　　《暖》(据莫言小说《白狗秋千架》)
　　《红玫瑰与白玫瑰》(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半生缘》(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倾城之恋》(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色戒》(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怨女》(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胭脂扣》(据李碧华同名小说)
　　《青蛇》(据李碧华同名小说)
　　《边走边唱》(据史铁生小说《我的遥远的清平湾》)
　　《黄土地》(据柯蓝散文《深谷回声》)
　　《风月》(据叶兆言小说《花影》)
　　《霸王别姬》(据李碧华同名小说)
　　《孩子王》(据阿城同名小说)
　　《棋王》(据阿城同名小说)
　　《阳光灿烂的日子》(据王朔小说《动物凶猛》)
　　《鬼子来了》(据尤凤伟小说《生存》)
　　《太阳照常升起》(据叶弥小说《天鹅绒》)
　　《让子弹飞》(据马识途小说《夜谭十记》之《盗官记》)
　　《甲方乙方》 (据王朔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
　　《顽主》(据王朔同名小说)
　　《集结号》(据杨金远小说《官司》)
　　《天下无贼》(据赵本夫同名小说)
　　《唐山大地震》(据张翎小说《余震》)
　　《卧虎藏龙》(据王度庐同名小说)
　　《杜拉拉升职记》(据李可同名网络小说)
　　《理发师》((据凡一平同名小说))
　　《大鸿米店》(据苏童小说《米》)
　　《茉莉花开》(据苏童小说《妇女生活》)
　　《盲井》(据刘庆邦小说《神木》)
　　《长恨歌》(据王安忆同名小说)
　　《生活秀》(据池莉同名小说)
　　《一个和八个》(据郭小川同名长诗)
　　《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据张弦同名小说)
　　《被告山杠爷》(据李一清小说《山杠爷》)
　　《那山那人那狗》(据彭见明同名小说)
　　《野山》(据贾平凹小说《鸡窝圭人家》)
　　《我叫刘跃进》(据刘震云同名小说)
　　《风声》(据麦家同名小说)
　　《失恋三十三天》(据鲍鲸鲸同名网络小说)
　　《金陵十三钗》(据严歌苓同名小说)
　　……
　　2、改自中国文学作品的电视剧：
　　《围城》(据钱钟书同名小说)
　　《南行记》(据艾芜的同名小说集)
　　《四世同堂》(据老舍同名小说)
　　《金粉世家》(据张恨水同名小说)
　　《啼笑姻缘》(据张恨水同名小说)
　　《京华烟云》(据林语堂同名小说)
　　《风声鹤唳》(据林语堂同名小说)
　　《倾城之恋》(据张爱玲同名小说)
　　《过把瘾》 (据王朔小说《过把瘾就死》)
　　《一地鸡毛》(据刘震云同名小说)
　　《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据刘恒同名小说)
　　《大浴女》(据铁凝同名小说)
　　《永远有多远》(据铁凝同名小说)
　　《血玲珑》(据毕淑敏同名小说)
　　《青衣》(据毕飞宇同名小说)
　　《民工》(据孙惠芬同名小说和小说《歇马山脚的女人》)
　　《红处方》(据毕淑敏同名小说)
　　《历史的天空》(据徐贵祥同名小说)
　　《黎明之前》(据麦家同名小说)
　　《暗算》(据麦家同名小说)
　　《风声传奇》(据麦家小说《传奇》)
　　《刀尖上行走》(据麦家小说《刀尖》)
　　《后宫甄嬛传》(据流潋紫同名网络小说)
　　中国古典四大名著………
　　金庸、古龙等武侠剧……
　　3、改自外国文学作品的电影：
　　《战争与和平》(据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同名小说)
　　《一树梨花压海棠》(据俄国作家纳博科夫小说《洛丽塔》)
　　《日瓦戈医生》(据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同名小说)
　　《静静的顿河》(据苏联作家肖洛霍夫同名小说)
　　《铁皮鼓》(据德国作家格拉斯·君特同名小说)
　　《好兵帅克》(据捷克作家哈谢克同名小说)
　　《去年在马里昂巴德》(据法国作家罗布·格里耶同名小说)
　　《情人》(据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同名小说)
　　《广岛之恋》(据法国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同名小说)
　　《玩笑》(据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同名小说)
　　《追忆逝水年华》(据法国作家普鲁斯特同名小说)
　　《布拉格之恋》(据捷克作家昆德拉小说《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伊豆的舞女》(据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同名小说)
　　《失乐园》(据日本作家渡边淳一同名小说)
　　《罗生门》(据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同名短篇小说集)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据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同名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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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恒谈《十三钗》:原创和改编的地位没任何不同 2012年01月19日来源：北京晚报
　　刘恒：苦写十三钗·笑答十三问
　　赵李红
　　《金陵十三钗》热映，眼看着制片人、导演、原著者、男女主角等一干主创人员接连出来为自己的新片当“伴郎”与“伴娘”，接受采访，编剧刘恒就是迟迟不出场。
　　刘恒说话，温和中带着谨慎。约他采访，他告诉你，现在不想说什么，听听观众的反应吧。知书达理的你当然懂得，“没法儿交差”之类的话还是咽回去吧。
　　刘恒终于肯说话时，我却不够自信，同事捎带的，自己感知的，四处踅摸来的问题够刁钻不够专业。生怕哪句话说不到点儿上，刘恒用微笑把你弹出千里之外。
　　好在，刘恒的微笑这回没用来婉辞记者，却用来答题了。他的话，时而有作家刘恒口语的行云流水，思维缜密；时而又有贫嘴张大民式的抒情质感，话糙理不糙。有真知灼见、有内心感受，有私心奢望。巧的是，与十三钗一样，问题也是十三个。
　　写十三钗，我收到的祝贺最多
　　记者：我敢说，很多人走进电影院是奔着您去的。包括我自己。我的祖父和伯伯、姑夫都是牺牲在抗日战场。看后触痛感尤其强烈，不舒服。但我深刻感到，这部文学内涵深蓄的电影感染力是巨大的。尤其是环环相扣的人物命运给予观众的紧张感是层层递进的。您是如何操控布局的？
　　刘恒：我敢说，大多数人进电影院是冲着张艺谋去的，连我都是，我想看看他把我的剧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笑)。实事求是地讲，电影拍得非常好，至少比我的剧本要好，我无力克服的一些难点被他克服了。你感到触痛是对的，我周围有很多人落泪。我写了这么多剧本，收到的祝贺短信和电话数这回最多，比《集结号》的反应还强烈。我对此怀有感恩之心，我觉得对合作者对同伴没有感恩之心，跟没有良心差不多。现在大街上有不少没有良心的人，电影院里也混进去几个(笑)，他们没有良心我们有，所以我们能从电影里看到真诚和艰辛。电影好了，说是剧本好才好的，电影不好呢？都去骂导演了。我占了这么大的便宜，再不知感恩，不光没良心，连良知都没了。骂艺谋的人有一点是对的，在一部电影里掌控全局的是导演，编剧不值一骂。
　　记者：我旁边坐着一对青年夫妇。看到惨烈处，妻子嗔怪丈夫为什么非得拉自己来看。散场时听她嘀咕：再不买日货，决不去日本旅游。作为编剧，作为主创，您在希望通过塑造完美艺术形象感动观众，追求自己的片子票房最大化的同时，有没有让每个中国人都牢记这段血泪史的愿望？
　　刘恒：我很理解也很同情这位女士的感受，但她对事物的判断方式似乎不大对头，自我偷换了概念却茫然无知。日本占领军和当下的日本、日本人、日货是同一个概念吗？就算他们是一回事，日本鬼子犯了罪，咱们得惩罚他们！可是您犯得着惩罚自己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为别人的错误惩罚自己，是一种逃避方式，而且是比较愚蠢的一种。但是，我必须说，以偏概全是人类的通病，它无处不在。几个中国游客在巴黎随地吐痰，被媒体放大开来，恨不得整个欧洲都认为中国人全都是这个德行！这种傻二的思维方式，通行全世界。坦率地说，这部电影调动了许多艺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让国内外更多的人了解侵略者给中华民族造成的灾难，它决不亚于纳粹强加给犹太人的伤害。我们原有的表达方式自说自话，难以被接受，张艺谋的团队倾尽全力摸索新的途径，任何不带偏见的人都不会对这种真诚的努力视而不见。有人说这是妓女电影，一帮人就跟着嚷嚷这是妓女电影，您自己的脑子呢？要是还没看呢也说得这么痛快，您不妨厚道一点儿，买张票拿自己的眼睛去看看吧。外国有人觉得咱们还留着辫子呢，别理这些笨蛋，让他们傻着去吧。
　　原创和改编的地位没任何不同
　　记者：电影根据严歌苓的小说改编而成，基本的故事框架是原作者的。我想知道，您怎么看待刘恒创造和刘恒改造？刘恒的工作量体现在哪里？
　　刘恒：看过艺谋电影的人最多，看歌苓原著的人次之，看过我的剧本的人最少。三者都看过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这个问题是个高度专业化的问题，只有当事人明白它们的区别，而且只有清醒的当事人才能明白这种区别的意义，才能分清各自的得失。除了行内的人和专业研究者，我所起的作用对大多数观众都没有关注的意义，我相信他们也没有关注的兴趣。制片人、导演、原著者都充分肯定我的职业水准，许多观众认可我的劳动，一些知音甚至用美好的语言赞美我，我的“工作量”就体现在这里，我要是还不知足就有问题了。十三钗的剧本会出版，将来它或许会收进我的作品全集，我希望它的存在对喜欢我的读者，尤其是对编剧行业的后来者有平凡而持久的意义。
　　记者：那您是怎么和原作者磨合合作的？
　　刘恒：我直接与导演合作，写作期间跟歌苓没有联系。歌苓参与的时候，也是与导演直接联系，我不介入。在中间穿针引线的是散文家周晓枫女士，作为艺谋的文学策划，她的统筹对影片贡献很大，也得到了众人的肯定。这种合作模式在行业内很普遍也很正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电影集体创作的特性。严歌苓是著名作家肖马的女儿，我少年时期最崇拜的作家就是肖马，这是难得的缘分。看到晚辈的收获，老人家的在天之灵一定很欣慰。
　　记者：视为己出和实为己出是两码事。你的粉丝甚至不解，您已经和张艺谋导演合作三次，比如《秋菊打官司》、《菊豆》。为什么不以原创的作品合作，而以改编别人的作品来合作？
　　刘恒：这是行业以外的人才有的误解。从职业的眼光来看，原创剧本和改编剧本的地位没有任何不同，价值和特性也没有任何不同，能让它们分出高下优劣的只有本身的质量。有人贬低改编的作用，更普遍的情况是贬低编剧的作用，有人干脆就认为编剧是写作中的下等劳动。但是，你会发现，所有这些贬低者都是不具备编剧才华的人，他们往往连最基本的剧作能力都没有。你不能说他们低能，但是他们的优越感确实令人莫名其妙。莎士比亚和汤显祖都是伟大的剧作家，但是他们首先是成功的改编者，这种职业的同一性应该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之处吧？
　　当导演是想对编剧生涯做个总结
　　记者：你说过，40岁时就想过一把导演瘾。有人甚至觉得这种屈就是为了达到当导演的目的。你怎么看？不过我记得，您在很多年前，就在凌力的《少年天子》电视剧中不仅编剧，而且已过了一把总导演的瘾了吧？
　　刘恒：为了当导演而屈就？屈就谁呀？凭什么屈就呀？这又是外行人的想当然。电影市场资金充足，资深编剧当一把导演怎么可能会是一件难事！我要不是这种瞻前顾后的个性，早就过完导演瘾了。我的职业经验证明，编剧有一定的导演实践，有助于对电影特性的深入了解，最终会增强编剧的创作实力。我经常鼓励年轻编剧去当导演，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现在想当导演的目的已经完全不同了，我是想为自己的编剧生涯做一个总结，向我热爱的电影致敬。我不在乎成败，然而一旦成功我的事业就相当圆满了。这是我的私心，不干一把就不舒服。
　　记者：对了，有同事让我代转达，他说，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动感情的人，看了《十三钗》，预期的泪点却没有出现，没被感动，因为很多情节似乎在罗冠群、吴子牛以及陆川他们的南京大屠杀题材中已经“泪”过了。
　　刘恒：毫无办法，你的同事眼泪透支了。但是泪水充足的人还有不少，他们以前也泪过，这次又泪了，不会是多此一举吧？这种不同说明了人的感性的差异，或者还有理性的差异。世界上的任何事物，在不同的人那里经常会生出截然相反的看法，这是生活的常态。你的同事可以问问为《十三钗》流泪的人，“你们为什么哭泣呢”？那些答案或许会向他展示一些不同的思维角度，能让人的视野稍稍宽广一些。其实不问也可以，独自揣摩就够了。我就在揣摩，这小子不流泪，注意力是被什么分散走了呢？我要反省。
　　记者：他还提到影片中，豆蔻不顾一切跑回去取琴弦，要给自己奄奄一息的小同乡演奏一曲，秉性的善良质朴让她奋不顾身，而那个同去的姐妹为了拿回自己的一对耳环，就显得有些牵强，您怎么看呢？
　　刘恒：还是那个问题，相同的情节在不同的观众那里会产生完全相反的看法。我跟你这位同事的感觉就满拧，我倒觉得取耳环殉财比取琴弦殉情更常见一些，也更可信一些。在创作团队的内部切磋中，对一些情节确实有争议。我觉得在死亡的巨大恐惧面前，人对自身生命的保护应该非常敏感，过于置之度外是不妥的。但是取琴弦的情节让许多女观众泪奔，我再固执也不得不释然了。你的男同事对这个情节有同感，令人欣慰。
　　赵李红
　　目标定得越高　机会越大
　　记者：也有些人认为，《十三钗》是你帮张艺谋力挽狂澜之作。张导的商业片《三枪拍案惊奇》饱受诟病。包括《满城尽带黄金甲》，除了视觉看点之外，它的故事也颇显贫瘠。而你的一剧之本奠定了影片厚重的情节和看点，在惨烈的历史背景下塑造了强烈的人性美。
　　刘恒：你们这么夸我，我当然很得意。写作者都有儿童心理，让人夸一下比吃了蜜都舒服。但是就像我前面说过的，人要厚道，别把坏处都推给别人，把好处愣往自己怀里揽。以前的片子好不好我不管，就算不好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过失。这部《十三钗》能被看成力挽狂澜之作，是对所有合作者的肯定，也是对艺谋经历千辛万苦之后的奖赏。我出了力，也沾了光，各得其所。他付出的最多，片子也充分展现了他个人的特点和长处，他有理由为此骄傲。在塑造“人性美”的路上，我希望他走得更远更高也更超脱一些。坚信这个人不会让我们失望。
　　记者：您签约小马奔腾公司，对自己的作品期待是什么？
　　刘恒：我量力而行就是了。人总要衰老下去，自身的智力资源也会越来越少，怎么办呢？没什么好办法。只能如履薄冰地往前走，选择最恰当的项目，选择最可靠的合作者，用最精确的步骤去努力完成它。我选择小马奔腾公司作为电影的合作伙伴，就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结局如何还得静下来看一看，目标定得越高机会越大，失望的可能性也大。我希望这些年轻人能激发我的活力，让我的事业更上一层楼。我对自己有奢望，我还想继续做梦，大家走着瞧吧。
　　对十三钗没遗憾有深思
　　记者：现在《十三钗》冲击奥斯卡，有可能让世界上更多的人了解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真相，你怎么评价这部影片在海外的影响？你觉得片子的前景乐观吗？
　　刘恒：不太乐观，因为国外观众的反应只能比国内更复杂，不确定性也更多。但是我也不悲观，至少在华人圈子里，这部片子一定会得到共鸣。我注意到海外主流媒体的一些评价，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认为影片在政府大楼里(政协礼堂)举办首映礼，显然有政府强力支持的背景，影片一定含有政府隐秘的宣传策略。第二种论调大同小异，认为中国在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由文化守势转为文化攻势，而这部片子就是文化进攻的前奏。这种贴标签的论调似曾相识，似乎是变相的中国威胁论的余音。国外观众是否被这种声音左右，难以预料，但是片子的前景无疑是严峻的。片子在海外的命运仍在变幻，圈子里的有识之士也在密切观察，最终一定会得出有益而有趣的结论。其实我们用不着担忧这些，哪怕真的处于广泛的信息战之中，艺术终究是艺术，我们追求的那些人生价值永远不会泯灭。
　　记者：影片得到广泛赞扬，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来自知识分子的批评，有些情绪化的言论似乎带有某种偏见，但是其中也不乏真知灼见吧？您怎么看待这些声音呢？
　　刘恒：我尊重所有的意见，因为再不中听的声音都是由人发出的，不是由狗叫出来的。在新媒体泛滥的时代，咒骂成了一种艺术，一种可以迅速增值的行为艺术。我曾经说过，网络是个餐厅和卫生间合一的地方，你明明是去找美食的，却迎头碰上了无穷无尽的排泄物。食物在哪儿？能不能吃，有没有营养，只能在摸爬滚打之中去分辨了。坦率地说，你会发现某些人为了引人注意，发出了狗一般的叫声，你不恶心都难！这是题外话。至于知识分子的声音和某些偏激之词，另当别论。倾听精英的声音，不论正面或负面，对认识这个时代都是有益的。真诚的声音展现良知，不真诚的声音展现伤口和脓疮，都足以给我们启迪。某些评论家和时评家，一向是我所尊重的，他们对影片发出了刺耳的声音，令我深思。我们辛勤的劳动被讽刺，甚至被诅咒，令人不舒服，但是想必事出有因。我无须考察对方的动机，但是我必须自我反省。看不到我们的优点，是他们的问题，无须由我们来负责。但是，看不到我们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则是我们的问题，必须由我们来承担一切后果。如果彼此都是真诚的人，且是有自知之明的人，我愿意让批评来得更猛烈一些，我相信自身的进步就蕴含在这种磊落之中。
　　记者：都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您觉得这部作品的遗憾在哪里？
　　刘恒：我对电影的戏剧性与现实的关系仍然捉摸不透。如果现实是个常量，戏剧性是个变量，那么准确的衡量刻度究竟在哪儿呢？在现实的基础之上，戏剧性稳定在哪个位置，才是最恰当的位置呢？如果我对片子有遗憾，我不会告诉你们的，那样做对合作者不公平。我会去找张艺谋，跟他嘀咕嘀咕，但是已经于事无补啦(笑)。还是留给以后吧，如果还有合作机会，希望彼此的手艺更好一些，运气也更好一些。我现在没有遗憾，你们爱信不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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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钗》的形式与结构已达几近完美的地步

2012年01月18日
来源：中国文化报 王 童




　　张艺谋终于回归了，这次回归是借助刘恒炉火纯青的编剧技巧、借助严歌苓作品的文学功力而达到的。之前，我在同刘恒交谈时曾说过此话，我对张艺谋放弃原有的文学执着力而去拍一些类似小品的电影，总有些困惑。尽管张艺谋不以为然，尽管刘恒说他是在探索、创新，但那些作品怎么看，也同张艺谋以往的作品定力有些貌合神离。你说《三枪》好，你说《山楂树之恋》好，再往前你说《幸福时光》也好，但这好是在人们众说纷坛的争议声中呈现出来的——公正的影评人是不会放弃固有的审美观点而去趋同一种类似拼贴出来的影画的。而眼前的这部《金陵十三钗》却让人看到那个以往的张艺谋又回来了。
　　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影片，已拍了多部，有罗冠群的，有吴子牛的，有陆川的，有佛罗瑞·加仑伯格和西蒙韦斯特的等等，这些影片的视点无疑都放在屠杀本身事实的验证上，而这大多是针对日本右翼分子否定这一事实本身对应而来的。陆川言南京大屠杀是中日双方共同缔造出来的，由此他要剖析出日本人的兽性本性，这不失为一种偏颇的思考。而自从拉贝日记的视点出现，大多影片也就把西方人道主义的观念在血腥的现实中植入了进去。《金陵十三钗》也未能跳出这氛围，但同上述影片不同的是，《金陵十三钗》不是在复制和印证事实本身，而依旧沿袭着文学内核而展开的。这不是记录，而是人在战乱中男女命运的归宿。楼倒屋塌的废墟之间军人的英勇献身，反衬着一个教堂，一位假神父，一群女学生和十几个妓女交叉换位灵魂的寄托。女学生们无意间救了妓女们，妓女们最后又挺身改头换面舍身置换女学生们。当然，这在现实中是不可信的，但在文学中却是真实的，而根据文学内涵展现出的电影又是极具观赏性与感染力的。影片中人物的命运环环相扣与递进而来的紧张感，不是简单地追逐与杀戮，而是发现与藏匿，索取与舍弃的精神体现。两香魂为找回琴弦和耳坠失身丧命反衬着众妓女抛金弃玉、献身取义的红颜薄命。
　　应该说，这部影片没有太突出的人物个体凸显，在这群像里墨玉与假神父的孽恋、教官的勇敢、小蚊子的懦弱与闹事、日军的残暴都烘托着女学生与妓女们两个群体的人生价值。概括来说，这两个群体就像两个命运多舛的女性，展现着她们的喜怒哀乐。这两人的一来一去让观众担惊，让目击者揪心，也让人观后的印象留在那群穿着旗袍、唱着乡曲迎面而来的妓女们的身上。这是人性的升华、是从地狱走向天堂的路径——顺代来说教堂顶端五彩玻璃的破碎飞溅就预示这一景观。整部影片我只对看守教堂那个男孩要男扮女装感到有些突兀，其他一切情节皆在严密的排列组合中，若男孩的举动有些神意的铺垫与心灵的感召，显然会更合理。
　　这部影片是令人震撼的，也是让人有所回味的。这成功，除了张艺谋外，应该感谢严歌苓作品的人性牵扯与刘恒编剧的化繁就简、画龙点睛之笔。张艺谋曾否认他是大师，这话对了一半，因电影这一综合艺术的门类，的确是需要博采众长，集他人智慧于一体的。可喜的是，在这部影片中我们没有看见自恋的张艺谋的身影，而是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影片本身，这种导演不露痕迹的手法是最高级的艺术创作，是真正的大师之作。波布克说，节奏产生于镜头的连接和镜头、场面与段落的次序。可以说，该片的形式与结构已达几近完美的地步，一个个插入镜头把观众的注意力引向了主题，从而让悬念迭出。由此，我们有理由期待着它在国际影坛上获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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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钗》缘何败北？外媒评价“荒唐的肥皂剧”

2012年01月18日
来源：深圳特区报 刘莎莎
　　对国人而言，第69届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的最大看点，无外乎是入围最佳外语片的国产电影《金陵十三钗》(下简称《十三钗》)。而奖项揭盅，结局却是《十三钗》铩羽而归，张艺谋第5次无缘金球奖(前4次的参赛作品分别是《活着》《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英雄》《十面埋伏》)。
　　不过对此结果，外界普遍反映并不意外。《十三钗》自去年12月21日在北美小规模上映以来，即遭到美国媒体、影评人的一致恶评。该片在著名影评网站“烂番茄”上，只有27%的新鲜度，著名评分系统metacritic得分39分。有分析指，《十三钗》铩羽金球奖，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其“冲奥”之路将注定“打酱油”。
　　主创回应：来了，就是赢家
　　似乎是对落败的结果早有预期，此番前往美国，代表《十三钗》剧组踏上金球奖征程的仅有两位：出品人张伟平和主演佟大为。导演张艺谋则因“另有安排”，未现身洛杉矶。对于金球奖，张艺谋早在去年12月在深圳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过态度——获奖与否，并不重要。
　　“奥斯卡、金球，这不是我的话题。是媒体的。”张艺谋说，“那就是美国人办的一个奖嘛。只是因为美国电影业发达，那人家就成了游戏规则。如此而已。”
　　在金球奖榜单公布后，佟大为在现场发微博，表示：“恭喜伊朗电影《别离》获得最佳外语片奖。在之前，就听说它是《十三钗》的强劲对手，希望能够早日看到这部电影。对我来说，能够入围，能够站在这里，能够参与好莱坞最顶级的颁奖礼，就是我的荣幸。”
　　网友态度：悲喜两极
　　“《十三钗》铩羽金球奖”成为金球奖颁发当天微博焦点话题。《十三钗》的铁杆影迷对此表示“很不服气”。影迷“小迷”在微博上发言称，“《十三钗》的内涵美国人看不懂”。网友“大熊宝宝123”则指出，《十三钗》失败是因为“中西方的文化、审美有差异。中国的电影观众主要是中国人，适合中国人的口味就行啦！”
　　而“倒张派”则表示，张艺谋已然江郎才尽，刻意模仿美国大片的《十三钗》落败早在意料之中。摄影人任斯说：“惜败？什么叫惜败？谁的败不是惜败？！中国电影弥漫着浮躁，导演除了玩文字游戏、烧钱还会玩啥？！”
　　外媒评价：“荒唐的肥皂剧”
　　《十三钗》为何落败？美国媒体和影评人的评价多少能说明些问题。
　　《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张艺谋最大的败笔在于对整个南京大屠杀采取了一种疏远的、甚至是轻描淡写的手法。全部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欧式教堂里，且在屠城的大背景下却处处充满了性的暗示(虽然床戏很短，但整个剧情的核心就是日本兵对于13个女学生的觊觎)。
　　《好莱坞报导者》批评称，在好莱坞，只有最愚钝的制片人才会在南京大屠杀这样的灾难中注入性的成份，但这却成了《十三钗》的核心元素。
　　美国著名电影批评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Emanuel Levy在《电影》杂志发表文章，批评《十三钗》“不是来自真实生活的灵感，而是张艺谋制造的一个严重缺少平衡、过度炫耀某些场景的电影大杂烩，是张艺谋发迹以来最糟糕的一部电影。”《纽约邮报》干脆以“枯萎的战利品”来讽刺这部影片，将这部影片称作是一部“极端荒唐的肥皂剧”。
　　据悉，《十三钗》将于2012年3月在北美正式公映。不过，美国媒体推测，该片票房将遭遇严峻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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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歌苓：《十三钗》成片非常震撼 我有几处落泪

2011年12月15日
来源：南方都市报 张麟




　　“刚加入编剧团队时，刘恒的二稿剧本已经相当丰满了。我当时还说，就这么拍吧，我不用再改了。张导说服了我，我就让电影‘穿上高跟鞋、洒上香水、穿起旗袍’。”
　　“看成片时，看到十三钗看着准备跳楼的女学生们，最后决定替换她们时，我也哭了。”
　　“把原本的神父改编成了假神父，这个改编实在太让我佩服了。”
　　“张导买了小说版权时就说过，等到好莱坞都放映《金陵十三钗》的时候，看日本人还抵赖不抵赖！”
　　“看完粗剪时我说战争场面有些多了，故事主干太弱了。他说花了那么多钱拍，战争场面拍摄那么艰难(笑)，不会删的。现在我觉得这些处理都非常不错。”
　　今日，《金陵十三钗》全面公映。张艺谋导演在接受南方都市报专访时表示，这次只想讲好故事(详见昨日见报的本报B叠)。剧本磨了四年，还盛邀原作者严歌苓加入编剧团队。显然，老谋子这番力气没白费。几场试映会后，看过的人对剧本普遍表示赞赏。影片一方面保留了原著中娓娓道来的女性视角，一方面又加入了战争屠杀的史诗场面，一柔一刚结合巧妙。一部小格局的中篇小说“摇身一变”成就了一部大格局的6亿投资的电影。而其中让电影保有小说女性魅力的就是严歌苓。
　　早在影片首映前，南都记者就趁着严歌苓宣传新书《陆犯焉识》之际，拨通了她的电话，请她讲讲与张艺谋磨剧本的故事。对于《金陵十三钗》电影版，她一直充满了浓厚的兴趣。最初老谋子和她商谈改编事宜时，愤慨的一句“等到好莱坞都放映了《金陵十三钗》的时候，看日本人还抵赖不抵赖”，让严歌苓印象深刻。本月11日，严歌苓出席了《金陵十三钗》的首映。在看完成片后，她昨日对南都记者再聊起该片时激动地说：“非常震撼。让小说更丰满了。”
　　剧本改编
　　回归女性视角，来回折腾两年
　　“我就是让电影穿上高跟鞋、洒上香水、穿起旗袍”
　　影片讲述1937年的南京，教堂里收容着包括书娟在内的金陵女学生。连天炮火让美国葬仪师、一群秦淮河妓女以及殊死抵抗的负伤军人相继聚到了这所相对安全的教堂里……严歌苓回忆，自己被张艺谋邀请参与进剧本改编时，刘恒的二稿剧本已经相当丰满了，“我当时还说，就这么拍吧，我不用再改了”，刘恒的剧本从大局出发，大气而富有冲击力。但张艺谋坚持要让她回归些小说的女性视角。于是严歌苓穿梭于中国和德国之间，来来回回耗费了两年，在已经上了大银幕的作品之中，《金陵十三钗》堪称她编剧生涯最累的一次。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说说和张艺谋导演此次合作的缘起吧？
　　严歌苓：其实他从另一个人手中买到的改编权，之前那个人，算是“中转商”已经买了。
　　南都：导演何时邀请您参与剧本创作的？
　　严歌苓：2009年的时候，在这之前刘恒编剧已经和张导商量了两三年了。当时我看了刘恒出来的剧本，我认为已经比较成熟了。但张导希望能遵从原著中的女性视角，有女性的叙事的感觉进去，所以导演让我接着刘恒的剧本继续改动。
　　南都：当时刘老师的剧本按什么视角来叙述的？
　　严歌苓：是一个全视角。后来张导说服了我，我就让电影“穿上高跟鞋、洒上香水、穿起旗袍”。
　　南都：所以您的加入主要是视角上的更改？具体说说吧。
　　严歌苓：从2009年一直改到开拍前。基本上是我们讨论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回德国柏林完成写作，之后再回来。我一直往返两国之间。大的讨论有两次，零碎的讨论一直穿插进行到拍摄的前一天晚上。
　　南都：第一次讨论出的结果是什么？
　　严歌苓：第一次和张导讨论后，就将女性视角变为主要的叙事线，就是书娟的叙述。并且还加入了很多视角，将很多“可能性”放了进去。除了学生，还有狙击手，甚至还有一只小狗的视角。当时导演还想将书娟的视角描绘成童话的形式，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待战争，会有一些夸张的部分，超现实的感觉。
　　南都：这在电影里好像还保留了一两处，像是最后，“十三钗”给孩子们弹奏《秦淮景》的时候，在书娟的眼睛里，女人们并排走来，其中的灯光、色彩让人感觉很梦幻。
　　严歌苓：那个是在拍摄时候处理的，剧本里没有出现过。
　　南都：你刚提到的小狗的视角，是怎样的呢？
　　严歌苓：比较怪异，很低的角度。后来我们把小狗变成了小猫，变成了一个“人物”———是十三钗其中一人的宠物，对于影片的剧情发展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南都：所以第一次讨论是加入内容，第二次是剔除内容？
　　严歌苓：砍掉了一些纯情绪化的东西，更贴近了故事主线，最终变成一个剧场里的电影。我写完第一稿后，内容特别长，视角很多，现在的剧本就比较单纯了。
　　严歌苓：《十三钗》成片非常震撼 我有几处落泪
　　成片对比
　　战争戏增多，人物设定改变
　　“看了成片后感觉非常震撼。我有那么几处流泪了”
　　经过对比，记者发现电影版最多保留了原著的三分之一，增加了很多战争戏，让相对“秀气”的原著顿然多了一份史诗般的宏伟。严歌苓在拍摄期间看了初剪版，她当时认为战争戏有点多，削弱了主线，但看过成片之后，她对这样的改编相当满意：“让小说更丰满了，体现出更为惨绝人寰的历史”。在观影过程中，她数次落泪。
　　南都：听说你早就看过影片的初剪版，感觉如何？
　　严歌苓：最初看的是两个多小时，是刚刚杀青后的版本。白天拍完晚上就剪出来的。当时虽然粗糙，但就此就能看出张导在电影上的造诣之高了，故事波澜壮阔，摆脱了原先小说的感觉。
　　南都：首映看了成片之后呢？
　　严歌苓：非常震撼，让小说更加丰满了。小说里没有的“全局”，影片中有了。之前看的时候没有声音，没有后期。这一次看完后，惨绝人寰，战争杀戮都有很震撼地体现。我有那么几处流泪，但好像和其他人的泪点不一样(笑)。看初剪版本时，我看到一群小姑娘围坐在一起，中间蜡烛发出微光，狙击手坐在角落，看起来那么柔弱，那是我流泪的地方。成片时我看到十三钗看着准备跳楼的女学生们，最后决定替换她们时，这种人性的伟大，我也哭了。
　　南都：以前您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作品都是文艺片，这次《金陵十三钗》是一部6亿投资的大片，感觉如何？
　　严歌苓：我的作品改编成电影的实在不多，这一次我希望是文艺大片吧，它有很文艺的内容。
　　南都：您说《金陵十三钗》属于文艺大片，但大家觉得商业感挺浓重的。特别是影片增加了战争戏，还邀请到著名演员贝尔参演，似乎是为了试探海外市场。
　　严歌苓：张导希望让任何国家的人都能看得懂，能给予关注。当时他买了小说版权时就对我说过，“等到好莱坞都放映《金陵十三钗》的时候，看日本人还抵赖不抵赖！”我觉得商业大片其他的诉求会少，但这部影片回归历史真实、帮助民族记忆，因此有着很多意义存在，特别是小说的起始是真实的历史事件，所以我还是认为这是“文艺大片”。
　　南都：试片完后，很多观众都表示，影片和原著的差别非常大，特别是角色方面，您怎么看的？
　　严歌苓：很多改编都在我加入前就确定了。我觉得有个部分改得很有意思，把原本的神父改编成了假神父，把他放入战乱的环境中，不得已在教堂中扮演起了神父的角色。我和刘恒说过，他这个改编实在太让我佩服了，一场战争，会把人的好坏都带出来。像贝尔饰演的假神父，原本是不太善良的人格，但善良却突然迸发了，面对弱势生命，正义感就上来了。他可能回国后依旧混混样，但当下他就是英雄。其实十三钗决定替下女学生也是一个道理。
　　南都：战争场面增多，这也和小说很不同。
　　严歌苓：这是导演一边拍摄一边改动的。原稿中没有那么多战争细节的描写。我当时看完粗剪提出意见的是：战争场面有些多了，故事主干太弱了，建议去掉一点(战争场面)。
　　南都：张导当时如何回应的？
　　严歌苓：他说自己花了那么多钱拍，战争场面拍摄那么艰难(笑)，不会删的。现在我看了成片后，觉得这些处理都非常不错。
　　南都：对于这样的改动，您有没有过自己站在小说立场上的坚持？
　　严歌苓：这种从小说到电影的改变肯定会出现。比如《英国病人》就是一部成功的电影，但它的小说和剧本就完全不一样，但二者都是十分优秀的艺术作品。我觉得张导先是从小说提炼出他需要的内容，然后根据自己的视角又创作出一些东西。
　　合作伙伴
　　倪妮到位，贝尔敬业，导演客气
　　“张艺谋笑嘻嘻问你能不能改，想办法再榨你一把”
　　说起和张艺谋的合作，严歌苓表示老谋子风格明确，就是用相当和善的态度，“压榨”你到最后一刻。至于主演倪妮和贝尔，严歌苓虽然没有接触过，但从影片呈现出的效果来看，还是给出了非常大的肯定，尤其是贝尔还提出剧本修改意见的做法，更是让她相当感动。
　　南都：说说你对于倪妮和贝尔的感觉吧。
　　严歌苓：剧本一确定，我就离开剧组了，并没有和两人见过面。从影片效果来看，我觉得倪妮这么年轻的演员，第一次演出可以表演得这么到位，非常不容易。至于贝尔，非常敬业。我还记得，他看完本子后提出了对于剧本的一些意见，像是他提出了要让假神父面临可以离开南京城的诱惑。这一点我是在最后一天，根据他的建议加进剧本里的。
　　南都：那和张艺谋的合作呢？和之前给陈凯歌写《梅兰芳》的剧本相比，有什么不同感觉？
　　严歌苓：张艺谋比较乐观。不断否定，再不断压榨你(笑)。对已经满意的内容，笑嘻嘻地问你能不能再进行修改，想办法再榨你一把。陈导会先把戏路想清楚，你要把他的想法优先落实下来，就是这么简单。
　　南都：合作的时候，你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说服的人？
　　严歌苓：对，我是个容易被说服的人。但我唯一会坚持的是自己的小说，别人动不了。
　　南都：所以您的做法是，张导想要什么就尽量满足他？
　　严歌苓：基本上在讨论的时候可以反对导演，谈定后再写。写的时候也会有新的想法，艺术就是偶然的东西，之后你就再去说服导演，他若觉得不行就通过其他方式进行改变，这就是我们的合作方式。我们虽然不会当面争吵，但两人都会有进退妥协。一般都是我提方案，然后他参考决定，有时候我的意见会直接表现在剧本里，所以没有特别大的争执。他这个人真的很客气(笑)。
　　南都：你手头上还有卖给姜文的《灰舞鞋》和陈凯歌的《白蛇》，现在进展如何？
　　严歌苓：姜文买了已经有两三年了，在没有动作的状态(笑)。陈凯歌导演买的《白蛇》版权已经作废了，现在在和另外一家公司谈，主要方向除了电影还有话剧。
　　统筹：南都首席记者 方夷敏
　　采写：南都记者 张麟 实习生徐庭芳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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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晓枫：爱恨十三钗 　　

2011年12月05日
来源：凤凰网：周晓枫
　　2006年10月19日，我在某酒店咖啡厅第一次见到张艺谋。从初次会面谈到严歌苓的《金陵十三钗》，到它变成电影上映，竟然，五年过去了。
　　我为自己能坚持下来暗暗吃惊。五年，我领教了，什么叫最像重体力活儿的脑力劳动。跟张艺谋干活，相当于接受某种程度的劳动教养——锻炼之后面对两种结果：或什么苦都能吃，举重若轻；或因工致残，生活不能自理。
　　张艺谋异常刻苦，其极限运动基本上不属于人类表现。比如，他经常每天只吃一顿饭，从下午两点一直工作到夜间两点，分秒不休。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只有这位是变形金刚。凸颧骨、深眼眶、长睫毛、两颊对称下陷……因为张艺谋的长相像骆驼，所以比一般的大牲口能扛多了。我本性涣散，好吃懒做，注意力不集中，很容易电压不稳，何况连续十几小时的工作，情何以堪？
　　张艺谋修改剧本时，我帮腔，都是动嘴不动手，需要助手边听口述，边打字，在投影仪的显示中做文字处理。开始是导演助理小庞录入。小庞久经杀场，练成跟张艺谋一派的邪门武功，无论什么时候都耳聪目明。刚开始跟张艺谋合作时，我听不懂他的话，小庞兼营“中译中”，给我翻译导演的意图。后来换成晓晖录入，她刚上手时，和我一样，难以适应张艺谋的疯狂。半夜两点之后，晓晖曾重心不稳、人仰马翻，从办公椅上像从野马身上那样摔下来，一个倒挂金钟的专业足球运动员动作，脚尖几乎踢到导演的眉心。有些时候晓晖貌似端坐，其实困得不省人事，因为她的录入以错别字为主。即使她全部正确，对我也意义不大，我只剩下勉强的人形，忍着泪水和口水歪头凝望，满屏甲骨文——似曾相识，难辨其意。我需要连喝数杯咖啡，在药力作用下才能勉强应战；随着咖啡因的增加，我的钙质正在飞快流失。
　　记得最倒霉的一次。已是极深的夜，张艺谋依然眉飞色舞、神采奕奕，而我第二杯还是第三杯咖啡的效用已然过期，眼神和世界观又是一片模糊。他正谈得热烈，忽然中断，想起去交待两句别的事儿。趁短暂间歇，我迅速加服一杯咖啡紧急充电。谁知他老人家走回来，就跟一休哥似的说：“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吧。”我一贯掐不准他的脉，果然再次验证，不禁自嘲：“我怎么总是赌大赢小、赌小赢大呢？咖啡刚刚下肚，早知道这会儿结束，根本用不着喝！”张艺谋用深表同情的严肃态度做出回应：“哎呀，刚喝咖啡？可不要把能量浪费了，那咱们接着谈。”恨，我恨自己多嘴，只差跟影视剧里表现的那样把自己舌头咬下来。问题是，我不仅自己受累，还要承受额外的道德谴责。其他工作人员也强弩之末，刚要欢呼下班，现在空欢喜，被迫受我的连累留下来陪绑。在他们忧怨夹杂恼火的目光中，活活地，我们又加班七千二百秒。这次遭遇，让我体会到，什么叫祸从口出、言多必失。
　　张艺谋想象力特别活跃，只要给他一点点火药，他脑子里就能放一晚上礼花。问题是，当你自己都快要成为爆炸物的时候，根本就提供不出多余的可燃物。当万籁俱寂，我基本上靠说胡话熬时辰，他依然二目炯炯、孜孜不倦地重复着那句可怕的惯用语：“还能怎样？还有什么招儿？”在无垠的绝望中，我祈祷上苍：额的神啊，请您下凡给导演按暂停键——若您没功夫，起码派个神灯来；若您的兵器都占用着，请天降苍蝇拍也行……就拍一下，让他晕过去吧，让我们好歹眯一会儿。
　　探讨剧本最痛苦的时期，我们在重复路线上环绕，直到，陷入自己创造的深渊。张艺谋不光否定别人，更勇于否定自己。我最怕他说“回头望”，每一回头，他就怀疑走过的路程是错误的，至少并非最佳航线，然后试图重新开辟，这种穷尽可能的讨论难免经常陷入困境和僵局。张艺谋每次都说：“咱们就差这么一点点，最后努力一下就成了！”这句话对我形成不了任何鼓励，总是如此——每每都说再冲刺一点点就撞线，其实他不断移动终点线的位置，哪次不是百米跑成马拉松？我在迷茫中飘摇不定，“往前看”海市蜃楼，“回头望”一片废墟。我跑不动了，只剩一点儿气力匍匐前进。他尚不满意的情节就像伤员躺在担架上等待救治，这让我有时想起刘晓庆在《小花》里中跪抬担架爬山的场景，我觉得自己活像拙劣的山寨版，泣泪泣血的造型相似，只不过我的面孔分外难看，一路呲牙咧嘴的。
　　投入太多，冷暖自知。
　　话说回来，剧本创作阶段，谁能轻松？永远出手不凡的刘恒老师，是怎样的苦心孤诣，甚至在深冬的深山里，他自我封闭到绝望的程度，才能体会和抵达人性的深处。刘恒老师说话，温和得好像全由语气助词和轻声组成，在电话里“再见”，都有涟漪荡漾般渐弱的回声，但他对艺术有种令人敬畏的内在坚持。正是刘恒老师如此迷人的二稿剧本，奠定整个电影成败的基础。歌苓受邀参加开机仪式，她本来准备看完热闹就闪，没想到当晚就被我们活捉、软禁起来，增写约翰与玉墨的台词。她美丽可爱，更为难得，她是那种肯花笨力气的聪明人。亲爱的刘恒老师，亲爱的歌苓，感谢老天让我得以见识你们卓越的智慧；不仅如此，你们的宽容大气，以及那种来自内心的定力，对我的人生都是一种安静而持久的照耀。
　　还有五年中，那些与我们同甘共苦、无私帮助过的朋友们。剧本每完成一个阶段，就会请专家和读者来提意见——人数太多，我把手指头和脚指头掰多少遍都数不过来。各路神仙，有的菩萨慈悲心肠，有的是金刚霹雳手段，对我们或安慰或打击。我有几位熟人，性格直接，完全是雷公电母型的，翻开剧本的扉页就劈头盖脸一通拳打脚踢。张艺谋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被批得鼻青脸肿，他全当做了泰式按摩，还有舒筋活血通瘀的喜悦感。他详细记录意见，然后助手录入，还是放大到投影仪的屏幕上，逐条分析，只要有道理的立即进行剧本修改。别人读剧本时任何一个随意的想法，他也琢磨半天，我看他连别人打的嗝都得记下来分析分析。虽然满纸满屏的意见会增加许多工作量，但正是这些善意而无私的朋友，帮助我们不断修补故事的裂缝，让人物和情节变得越来越立体……他们的好，真是让我难以言表、无以为报。
　　感慨电影太不容易，数年多人巨额奋战的结果，换来短暂的两个多小时。如同早年科学家从数吨重沥青铀矿的废渣中，经过几千次分馏才能提炼出一点点纯镭，不仅熬心熬骨，还可能被放射物质害惨。所以电影从业人员，尤其是承担艺术品质压力的导演和承担经济风险压力的投资人，虽然风光，但也属高危职业。
　　《金陵十三钗》是我涉足电影的真正开始，却是与张艺谋合作的第三部。有的事情，对我仅仅意味着义务，但由于我的虚荣和脆弱，做事肯定尽心尽意，我往往把被迫的责任表现得像狂热的爱好。而《金陵十三钗》，我爱到视同己出，它对我意味着耐心与激情，也意味着漫长的精力透支——我甚至在连续熬夜的恍惚中，听任医生拔除了自己健康的牙，从此口腔科的麻烦不断；换句话说，从这部片子里开始掉牙的我完成了从青年到中年的转换。在很长时间里，我隐隐畏惧“三”这个数字：三枪、山楂树里的老三，然后又是十三钗——都带“三”。我承受着秘而不宣的压力。电影工业，说起来就是一条由肌肉组成的流水线，我虽然只是其中微小的环节，但当初和卞智宏一起推荐《金陵十三钗》这个题材时，我的态度是何等坚定，等真正操作起来，性格里宿命的悲观却使我尤为担心后果：如果电影拍砸了，张艺谋是否会被推上艺术卖国贼的审判台？我无法预测，这第三个“三”，究竟命运如何。《金陵十三钗》啊《金陵十三钗》，我曾乌鸦嘴地把它错叫成“十三陵”，并被自己的口误吓了一跳。一切，都是因为潜在的焦虑。
　　当银幕上的《金陵十三钗》呈现，我自己忍不住数度流泪。今天，回忆伴随我这么久的焦虑，它不仅可以承受，甚至是美妙的……就像鸟落在树枝上的重量。
　　周晓枫简历：
　　1969年6月生于北京，199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出版过散文集《鸟群》《你的身体是个仙境》《斑纹——兽皮上的地图》《收藏——时光的魔法书》《雕花马鞍》《聋天使》等。曾获冯牧文学奖、冰心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在场主义散文奖等奖项。为《金陵十三钗》文学策划

教师之友网

文学与影视：以《金陵十三钗》为例

2012年01月04日

　　2011年12月23日，中国作家网举行第二次网上学术论坛，特邀文学评论家陈福民和电影评论家索亚斌就文学与影视的关系，以《金陵十三钗》为例，从文学创作、文学作品传播以及电影艺术等角度，与广大网友对话。 本报刊发其中的部分对话，以飨读者。
　　中规中矩与“大片大作”
　　中国作家网主持：我们首先请两位嘉宾谈一下对电影《金陵十三钗》的感受。
　　陈福民：这部电影中规中矩，电影和小说两个文本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客观地说，就是小说所提供的叙事基础太完美，它对影片的限制还是比较明显的。为什么说它中规中矩呢？张艺谋想从小说文本当中表达东西的愿望是比较强烈的，但是实际效果没有那么明确，电影想引领出来的那种东西，在我看来还不是特别清晰。两个文本之间虽然有些局部差异，电影给了一些视角A、B、C的变化，但是与小说之间的差异并没有那么大。小说提供了一个非常完满的，几乎是封闭性的叙事结构，电影要想另起炉灶难度比较大。张艺谋除了发挥他渲染色彩、场面宏大的优势之外，真正能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多。
　　当然，我也看到了对他的一些批评，特别是朱大可关于“情色爱国主义”的说法。我觉得这个片子没有什么“主义”，真说有“主义”的话，是张艺谋一直致力于开掘、表达的人性表现，就是人性主义、人道主义，在这种人道主义之下去尽量表现人性的复杂和美。至于说“情色爱国主义”，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所以朱大可扣的帽子有点文不对题。
　　索亚斌：刚才陈福民说的四个字是中规中矩，我改一下，我觉得他是“大片大作”，我对影片满意和不满意的地方，其实都是围绕着大片诞生的。这个影片是在妓女和学生之间展开的，没有必要把老外的戏加得这么重。但是没有办法，他要到西方发行，要争奥斯卡奖，所以必须要做这种改变，要做一个殡葬师、酒贩子——只为个人、只为多拿点钱进入教堂，慢慢地从凡人变成救世主。这是非常符合西方思维习惯的。我们得让西方观众了解一下这个片子。西方观众对“二战”时期的中日战争和南京大屠杀的事件本身缺乏认识，而死亡集中营在西方已经深入人心了，每一两年都有一部相关题材片子出来。所以本着向西方人传递基本的历史观念的想法，这也是可以的。
　　原来小说写的其实很空灵，其中推进情节的原因——为什么这些妓女愿意替学生去死——完全没有交代，而电影不得不给出很多现实的原因。我觉得应该把这些原因虚化一点，如果写得特别实，就变得欠人家一命了——只有自己去死，才能得到价值的平衡。
　　这个电影的意义，一方面是反思、控诉战争的罪恶，尤其让西方人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一面；另一方面，想借战争来反映中国人的性格。比如说，这些妓女为什么要替学生献身？小说在这些人上车以后，书娟看了最后一眼就走了，到底原因是什么？没有写。现在电影里面给出很多原因——人家欠我一条命，人家宁可自己被抓走，也不要把妓女暴露出来——这变成了投桃报李似的特别功利的算计，我所理解的原来小说体现的那种精神被电影淡化了。
　　战争给了这些妓女灵魂闪光的出发点和契机，所以她们并不完全认为自己欠了那些女孩，这一点没有小说给我们的想象空间大。二者转换之间，小说可以很流畅地描写细节，可以很空灵，给人的想象空间非常大，但是电影必须很具象，要真正摆出一个让千万观众都认可的形象，确实很难。小说《金陵十三钗》在结尾处有很多细节提到主人公书娟——从书娟视角出发——看了最后一眼，后面便没有交代了。很多观众看了电影之后感觉现在的结局不踏实，为什么不交代妓女命运？不交代学生命运？电影似乎就应该给出一些更确切的东西。
　　招财猫：为什么张艺谋的作品一出来总是先招致骂声一片？我是学电影的，我觉得他的很多作品真的不错，这次的“十三钗”也很好，可还是那么多人要骂(但是票房似乎也是越骂越高)。
　　陈福民：在我们这个时代，不仅是张艺谋，其实比张艺谋成就更高的人物，做任何事情都有可能招来一片骂声，这很正常。但是张艺谋特殊一点，因为张艺谋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符号了，这个符号代表中国向境外推出的形象。对他的骂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首先骂就是爱，只有关注他爱护他才会骂他。鲁迅曾经说过一句话，意思是说话说到有人厌恶，总比说话没有人听要好。如果没有人骂，也就没有希望了。所以我们首先要肯定他，肯定网友的苛刻。我觉得我们今天是充满戾气的时代，有社会的、有经济的、有个人遭遇不幸的，很多很多，构成了当下社会当中的乖戾之气。今天对任何事情进行辱骂批评已经是一种时尚了，所以张艺谋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他就该被骂，因为他承担着这样的形象，他是中国文化的输出者，所以对他的很多挑剔是在帮助他。
　　反过来，我觉得这种骂声，真正地衬托出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浮躁、乖戾、怨恨，对任何事情不是出于善意，而是逞一时之快。小时候老师都告诉我们不要骂人，从文明角度看骂人是不对的。但是，今天恰恰相反，骂人是最安全的，骂人可以显示一个人的文化立场，甚至是有教养的。否则，人家会说你怎么对任何事情都没有立场？我觉得今天这个时代，确实存在着这种不良现象。
　　索亚斌：以对张艺谋的电影批评为代表，很多时候网络上一出现事情就是骂声一片，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出来网络言论对真实人生的补充。我们在现实中太累了，需要找个宣泄口，很不幸，张艺谋的电影正好充当了一种出气筒。
　　人性力量的迸发
　　日月：看了原著，感觉神父的改写有很深的背景，是不是为了冲击奥斯卡，就把美国神父改得高大了？
　　索亚斌：从这个人物的形象设计上，是把他矮小了，可能给他做了一个拉伸，原来是比较平的角色，没有那样英勇的行为。现在把他的地位改得特别低，是一个冒充神父的江湖骗子，但是最后让他作出一个壮举，把教会里的人拯救出如地狱般的南京。这一方面是出于电影讲述故事的需要，需要这样一个贯穿式的英雄人物，另一方面由西方明星扮演的白人形象，成为最终的拯救者，这是符合西方观众接受习惯的。在电影之中，也刻画了几位中国的男性形象，而且他们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比如佟大为扮演的教官，为了保护教会里所有人的安全，自己一个人伏击，最后献出了生命；还有教会里的管事，他为了给教会的学生争取逃走的时间，自己化妆成女性上了死亡之车。这种描述，找到了一个东西方的平衡点。作为大片，其设计还是非常巧妙的。
　　网友：张艺谋这部电影最大的失败在于没有站在维护人的尊严的角度上反思这场灾难，这几个妓女遭到国人侮辱，和遭到外族人的侮辱到底有何区别，这一点没有处理好。这个视角的选择到底好还是不好？
　　陈福民：你提出这个当然是一个问题。毫无疑问，人类面临着巨大的灾难——我不知道我是否准确理解了你的意思——战争作为人类最大的灾难，你是不是认为张艺谋没有站在人类更高的角度去反思战争所带来的问题？我不知道你站在维护人的尊严角度上这种提法是什么。我觉得张艺谋恰恰处理的就是如何捍卫人尊严的东西，如何使人性中卑微的东西，在战争当中爆发出来。比如这些妓女，一般被人认为是肮脏的、败坏风俗的等等，但是通过这些情境的设定，这些妓女义无反顾代替那十几个学生去慷慨赴死，我觉得这是最高的人性表达。因此我的观点和你有点不一样，我认为张艺谋的处理就是让人性在这当中迸发出来。我们看这个片子会被这些妓女所感动，会在性命攸关的情况下感受生命和人性的力量。
　　愤怒的斑点狗：妓女也是人。如果这个片子只是要告诉观众如何区分妓女与女学生，我觉得是对所有买票看电影的人的侮辱。中国的电影什么时候能学会从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索亚斌：最后促使妓女为这些女学生去献身，有一个特定的原因，就是那些学生是未成年人，其实是在突出告诉我们，妓女和学生不是身份的区别，而是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区别，就是愿意为未成年人献身，这个是肯定的。
　　《金陵十三钗》里面日本鬼子都给妖魔化了，把南京城给地狱化了，它是借这个情境来反思国民性，在灾难到来的时候他们选择何去何从？《南京！南京！》那里面有民族之间的争端，《金陵十三钗》基本上把这些东西化解掉了。
　　小小：《第四十一》与《金陵十三钗》在人性反思上有某些相似之处，请陈老师谈谈这个问题。
　　陈福民：《金陵十三钗》和《第四十一》他们要处理的问题完全不一样，人性的表达方式和最后诉求也不一样。《金陵十三钗》最后没有走得那么远，只停留在国家民族的叙事上；《第四十一》是要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想的人性，在那个上面，战争被超越了，种族之间被超越了，两个敌对的民族被超越了。
　　你能够理解他叙事上的狡猾，他最后为了表现政见，又加上了一笔，但真正要渲染的是那种超越，超越一切种族、战争、敌对的阶层，使比性爱更深刻的人性光辉展现出来，但是这个东西走到最远没边界了，所以用一枪拉回来了，最后还是为了表现不同政见。严歌苓没有走这一条路，没有那么大的叙事野心，张艺谋很好地秉承了原著，他一定要刻画人性在艰苦而极端的困难情况下，一个被侮辱的阶层，用自己赴死和牺牲的方式展现了人性可能达到的美。
　　我觉得《金陵十三钗》对这个故事的处理不如《第四十一》走得远，但从呈现的方式看，我觉得《金陵十三钗》更符合国人的习惯，使国人能够理解。
　　爱党爱国：我认为《金陵十三衩》是一部整体上不错的电影，但却没有太多的新意，似乎所有的情节画面都是以前电影中常见的。在你们看来，这部电影到底有何新意呢？
　　陈福民：《金陵十三钗》所呈现的问题，以及张艺谋改编小说把它变成一个电影，这个新意是个迟到的新意。
　　假设说在拍《秋菊打官司》的时代，他有这样一部片子那简直不得了。但是对一个艺术家和历史的预期每个人可能程度不一样。我们会想象，这样一部对妓女人性、美的肯定，对这个阶层的重视，在两个不同阶层的压抑冲突当中，原来被压抑、贬低的人性的美，在欧洲早已经表达了，到张艺谋这儿现在才表达出来，我觉得这是受时代限制的。我们在人性认知上面，经过多少纠结才达到这一点：第一，妓女可以写了；第二，妓女可以当做好人写了；第三，妓女可以变成一个慷慨赴死的人。从妓女到英雄走了很长时间。
　　“商女们站起来了”在朱大可这儿是嘲讽的状态，而我觉得张艺谋在这一点上是有善意的。
　　俺非陈凯歌：两位能不能用最简短的话，评价一下张艺谋？
　　索亚斌：张艺谋曾经是中国艺术电影的领军人物，近10年来他对中国电影产业发展的贡献非常大，可以说，至少不低于他以前对中国艺术电影的贡献。如果说10年前《英雄》开启了中国特色大片时代的话，那么10年后的今天，《金陵十三钗》可以说开启了中国电影世界级大片的时代。
　　陈福民：由于我本人不是做电影专业的，所以回答起来可能不够专业，我很难就电影史的发展给张艺谋一个特别确切的评价。在中国的导演当中，张艺谋可能不是一个最好的导演，但是他是“最善于学习”的导演。一个人上升空间有多大，很重要取决于他是否“善于学习”。他是一个一直向各种资源靠拢、向各种资源求救，以使自己获得新生的导演。
　　张艺谋一开始是处理色彩，后来开始写人物，一步一步走过来，奠定了导演的地位。张艺谋是一个特别善于向生活、向时代，同时也向商业学习的人。在相当程度上，张艺谋是一个很自我纠结的人，首先作为一个大片时代，他屈从于大片逻辑。
　　就《金陵十三钗》而言，是不是一定要用大片的方式处理？我觉得不一定。张艺谋在接近成功的大导演的路上会有很多妥协，而且也是由于他自身的知识结构——我们今天可以看得很清楚——由于自身知识结构和审美积累的欠缺。这种欠缺不是他一个人独有，而是所有人共有的，但是他的优势就在于他特别善于学习。而且他还是一个善意的导演——处理中国历史问题的善意，他会在各种商业限制之下尽可能地去表达自己，尽管这种表达在我们看来还不够。
　　星系：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故事的核心以妓女营救女学生的脉络合乎逻辑吗？符合人人平等的观点吗？
　　索亚斌：一定要看成是大人救孩子。最后有一场妓女讨论戏也是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社会上，人们普遍认为妓女是最底层的，要死也是她们先死，然后再是学生。不仅别人这样认为，她们自己也有这样的观点。所以，她们最后献身，一方面有人性的光辉，一方面有商女站起来争口气的味道，也可能有自己一贯被边缘化、被压抑在底层社会的极端反抗。这种东西可能是淹没在成人救孩子，以及中国人普遍人性的展现里面。
　　陈福民：片子通过妓女的慷慨赴死，其实是强调了妓女的高尚，在一瞬间激发了人性最高贵的东西。
　　任何东西去纠缠正确的理论平等，事情就没法做了，很大程度上人人平等的提法是有边界的，这个边界一定限制在人格和权利上，就是人人在人格和权利上都是平等的。因此，女学生被妓女救并不是想说明女学生因为有文化、会唱歌，就应该比妓女高；恰恰相反，导演处理的是一贯被侮辱的女性，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下，让她们选择了高尚；这个高尚可能是被逼出来的，但也可能是每个人内心都有一个上帝，每个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只要有个诱导，善良的一面就会爆发出来。
　　中国电影难离倚重文学的传统
　　“70后”：近些年，中国成功的电影大都是从小说改编的，一旦离开文学进行原创，就露怯了，实际效果并不好。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都出现过这个问题。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索亚斌：从整个电影史发展来看，真正一流的电影大师，要么是自己写剧本，比如像安东尼奥尼、费里尼、伯格曼，他们都是自己写剧本；要么就是有个长期合作的编剧，比如小津安二郎，等等，他们都是高度重视剧本创作的。
　　我们为什么对文学这么倚重？因为我们的电影门槛太高，就是说我们能够真正地拉一个班子、买上胶片去拍片子这个成本太高，它的投资成本以及经验方面的积累都非常难。现在主要的内地导演基本上是以北京电影学院为核心的小团体发展起来的，数量非常有限。
　　在法国，年轻导演涌现的速度远远快于中国，我们很多年轻人没有这样的机会。整个中国电影从群体上来讲，导演的人文素养要低于作家群体的人文素养，因为导演群体太少，基数太少，而作家群体基数很大。随着整个视听教育的普及以及制作成本的降低，这样一种状况将会逐渐改变。
　　前一段时间，我去参加崔永元的“新锐导演计划”。他的“计划”就是从圈外找，评委也不要专业人士，他就希望能够在原来的影视行业之外寻找新生力量，但是又要求这些新生力量马上投入拍摄。我认为，这很难做到。我们尚缺乏这样的专业人才基础。现在很多影视专业的高校，都设有文学系，都是走文学改编电影的捷径。需知，电影从开始的构思就应该是一种形象的东西，从根本上与改编是两种思维方式。
　　好莱坞的商业大片也好，所谓艺术电影也好，真正依赖原著的并不多见。从《指环王》《哈利·波特》到《生命之树》，皆是如此。
　　有人说《金陵十三钗》的故事终于讲圆了，讲得像好莱坞电影，这也是一个悲哀。这个片子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取巧，其实是真正的中国式迎合老百姓的讲故事模式，未必是好莱坞模式。好莱坞走的是全世界的平均值。我们缺乏归纳总结，我们比较深的电影评论，都是站在传统的知识分子和文人雅文化的角度，缺乏站在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立场上的总结以及针对观众的创作的梳理。
　　陈福民：一部成功的电影，可以有很多模式，有的是通过改编名著，有的是自创剧本……近些年，大量的中国电影都是从文学当中汲取营养，因为中国的小说家对于生活概括的能力，在语言表达形式上是领先的。电影为了便捷、为了现成，经常改编文学作品。这一点张艺谋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成功电影，从《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历数下来无一例外。
　　《红高粱》有个特别鲜明的背景，因为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一个时代的思想表达、对人性的表现，文学是领先的。而《红高粱》对人性的解放和张扬，恰恰是那个时代最需要的。张艺谋非常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点。
　　为什么我说他是善于学习的人呢？他写不出来，但是他知道这个做得好，就会马上拿过来。也就是说，中国电影与文学在80年代是脱不了关系的。它提供了成功的样本——在中国来说好的电影——什么叫好呢？无非是既叫好又卖座。
　　未来几年，我们都觉得还可能是这样的模式，就是从现成的小说文本当中去寻找好的电影脚本。就我所知，张艺谋很早就开始这个动作。他有一个团队，最开始是王斌，后来是王刚。从王斌那个时代就开始了，很早雇一些人看文学杂志，相中一个马上就签约。签约费用其实并不是很高，签约买下你的版权。但是他先不拍，跑马圈地，我也不让别人拍，如果时机合适，我可能就拍了。他做了很多这样的工作。
　　但是这一点也恰恰透露出另一点，让我们感到特别悲哀的是，专业从事电影剧本写作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电影成功模式的经验，就是改编小说文本。改编无论如何是一个讨巧省事的路子，中国现在最缺乏专业从事剧本写作的人。
　　假如说有专门给导演写电影脚本的——肯定有不同的写作方式，他会对电影镜头、电影语言有所考虑，而不是简单地交给导演来处理。中国缺少这样的作家。所以客观上也造成了，所有的导演手上没有好本子的状况。
　　零：张艺谋曾是拍艺术片的代表，但现在还有艺术片吗，真正的艺术精神是什么？
　　陈福民：人类文明走到今天，面临一个特别大的困境——自从现代性资本主义文化工业高歌猛进之后，全世界文艺性的、“纯艺术”的东西，都在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不管你对这个事情强烈反对还是赞成，都阻挡不了这一发展趋势。在这样的社会进程中，我们怎样才能给文艺片保留一些位置？
　　文学是手工时代的产品，文学是农业文明的产物，而电影是一个现代文化工业的产物。按此逻辑，现代工业文化时代，它的主流制品形式已经不是语言文字的、文学的东西，而是诉诸视觉的影视作品。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电影和文学一直有扯不清的关系。从另一个侧面又反映了中国文学传统之强大。固然整个世界电影史上不依赖文学、完全独立制片、完全靠视觉来呈现是很伟大的传统，但是中国电影借力中国巨大的文学传统，同时站在电影科技、表达手段的前沿，能不能提供一个新的形式和经验，也是值得我们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