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摄影家的探求，是当代摄影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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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摄影家的探求，是当代摄影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段落

陈小波 　


　一 　　阳春三月，我接到王达军先生的电话，说四川省摄影家协会在2011年年底想做一个摄影展，参加者近三十名，选择的展览场地是中国美术馆五层整整一层。达军说这个展览有回顾、有自我反省，是一个总结，更是一个新的开始。他希望我和杨大洲先生来做这个展览的策展人。王达军为人宽厚、热忱，我视他为知己；加上我出生于成都，家里很多亲人操着川音过一生，我一直对四川有一份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结；还有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对四川摄影一直持有关注，在我做中国摄影家个案研究的过程中，李杰、陈锦等摄影家的艺术实践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做这个展览的策展人。 　　在几个月策展过程中，我数次往返成都，看摄影家的图片，和他们交谈；六月，更是给自己工作加码，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我们何不利用做展览的同时，请国内重要理论家和批评家同步完成对三十年来四川摄影历程的梳理。展览与梳理同样重要。 　　二 　　三十年来，在中国摄影界一系列标志性的事件中，四川摄影师的名字总会出现。王达军、王建军、吕玲珑、陈锦、李杰、林强、金平、陈家刚、袁学军、程玉杨、胡金喜……他们始终处在有效的、具有创造力的拍摄状态中，也经常出现在读者、批评家和研究者的视野之中；他们的作为可以代表当下摄影的高度，领一时风骚，而且都具有各自的标志、边界；他们无疑是中国摄影界重要的一群人。 　　四川摄影，在国家改革开放这个特定时期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摄影的影响力有目共睹。要理解中国三十年来视觉文化的蜕变和发展，四川摄影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文本。这些摄影家在艺术或精神上的探求，已经成为当代摄影发展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段落。 　　我们借《花椒欲望---管窥四川摄影三十年》呈现四川摄影家的作品，更借此梳理四川摄影的历史。梳理四川摄影的历史也就是在梳理中国摄影的历史。 　　三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中国摄影最大变化就是由1949年以来的“公共空间”转为“私人空间”，那些红光亮、高大全的陈述让位于艺术家个人化的表达。这太合四川摄影者口味了！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在闲适生活中肆意行走，不想受任何制约的一群。 　　摄影家陈锦曾这样表达：“四川盆地气候温润，土地肥沃，又得都江堰灌溉之利，勤劳中伴随着永恒的悠哉尤哉。分散、个体的小农生产方式，是以川西平原铅灰色天空下幢幢林盘为标志，一种极富地域色彩的市井文化促就了发达的农耕文明；但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致使丰饶的物产只能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进行散漫的体内循环。一切就在这湿漉漉的土地上滋生起来——我就是被这种文化氛围濡化出来的‘产品’”。我们从《花椒欲望》摄影集中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研究者都会从四川独有的历史、文化、地理、气候中来探索四川摄影人的精神特质。胡武功、藏策、柴选、文赤桦、何吉贤、那日松等研究者丝丝入扣地分析，文采斐然地描述：四川人的摄影不承载任何沉重的东西，他们的摄影只做给自己看。 　　王达军常年跋涉山川之间，每拍摄一个湖泊，一座山峰，都在心头静静与之讲话。“自然不能有伤痛吗？不能有哀伤吗? 不能失恋吗？ 我的风光就有喜怒哀乐”； 　　吕玲珑一年有七八个月都是在人迹罕至的地方独自行走，别人看他苦，他偷偷地乐不思蜀：“我希望自己能达到艺术至高无上的境界。我所做的一切其终极目标是成为人类文化史上的一颗星辰”； 　　王建军对西部风光痴迷30年，“摄影有三气。第一是硬气；第二个是才气；第三个是大气。具备了三气，美好的风光就会等你的到来”； 　　陈锦在茶馆里打坐，先成为茶客再做自己的摄影：“我不仅仅作为一个旁观者，而是真正走近一种文化”； 　　李杰80年代初开始持续记录大凉山腹地的布托，近年转向他国，在尼泊尔和柬埔寨两个平民聚居部落进行长时间的影像采集与跟踪调查，“我的影像救不了别人，我只拯救我自己”； 　　杨麾只关注自家乡亲的家长里短，世故人情，在南充嘉陵江码头，这个摄影师频繁出现在这里，虔诚记录：“无论喧嚣还是落寞，无论繁华还是冷清，因为她就是我的故乡我的家啊”； 　　林强10次走进“麻风村”，帮村民建学校，修公路，他更为山区孩子捐出体育器械：“对贫弱的人民常怀慈悲之心应该是共产党员和国家干部的最低道德标准”； 　　田捷砚在天空中翱翔不舍得下来，成为西部航拍以至中国航拍第一人：“我的胶卷底片里没有一张是重复的。季节、光线、飞行高度在每次飞行中都不一样，航拍摄影家就像画家一样，不能重复自己。” 　　袁学军的镜头里有三十年来惊心动魄的国事家事，也有壮美的西部风光。“我用生命按动快门，我会把我用生命拍出来的片子编成一本书《天地和人间》”； 　　金平在暗房里与自己从四面八方带回的影像和各种介质材料悄然对话，精心打磨自己和他人的每一幅作品。他已然成为中国手工影像语言最重要的探索者； 　　姜晓文深谙川剧在四川人生活中的意义，他跟着火把剧团跑了三年:“活着、走着、唱着，只要有川剧，川人的快乐就不会消亡”； 　　…… 　　《花椒欲望》影展里出现的每一位摄影者都值得研究者深入探究，他们每一幅作品都打着求索的印记，背后都藏着秘密藏着心灵。李建、李永忠、苏碧群、郭际、钟维新、梁江川等虽不是职业摄影人，但其做人做事的深邃之处，不是我们轻易能够破解的。 　　四 　　在这块丰饶宽阔的地基上，四川摄影人从容行走，紧接地气，故乡是他们可以用一生来陈述和辨析的地方。而这些摄影者以其独有的精神、气质、审美态度继续表现出自由自在和明朗健康的时代特征。 　　在这样一个“影像狂欢”的时代，四川摄影家同样面临转折、困境与拓路。他们沉思，他们需要继续追求摄影的深度和难度，无愧于时代也无愧于厚望。 　　（陈小波：著名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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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川入川:风景摄影的蜀地范式

柴选 　


　一 　　俗谚中的一句“少不入川，老不出川”，让有着“天府之国”称号的四川，带上了些诱人的玄秘色彩。 　　好吃好喝美女美景集于一处的成都平原，的确让人难免流连忘返。生活在这一方土地上的人们，早已习惯了那种巴适与安逸。 　　从历史上看，自古以来，川蜀一带就是偏安一隅或躲战避祸之地，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倒不是因为这里生活舒适，而是因为其特殊的地形造就了易守难攻的战略环境，再加上富饶的土地让生活用品能够自给自足，在此落脚几年乃至建立小王朝便成为一种历史范式。 　　从地形来看，四川盆地处于中国三级阶梯状地貌形态中的第二级，但其西行数百里，便逐渐直上高峰，可攀上第一级阶梯的青藏高原，东行通过长江三峡，则可与第三级相通。即使在第二级阶梯的平台上，其北有秦巴山脉阻隔，南有大小凉山环绕加上东西山岳，格局也属独一无二。 　　这种地形的特殊，不由让古人在出川入川的过程中，以大量诗词歌赋、笔墨文章，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夸张式感叹，或体验“即从巴峡穿巫峡”如时空穿梭般的落差。 　　于摄影来说，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山川相汇、集纳大成的四川无疑是一个资源丰富、能出大片的宝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前几年搞的“选美中国”专辑中，山脉、河流、森林、草甸、雪山、冰川等各种地貌形态的最美景致，都能在四川找到样本。本次评选以关于当地自然风景的摄影作品作为重要载体来展示和传播。 　　在这种情况下，四川的先贤和今人，无论是从事文学创作还是摄影采风，比之其他地方都有许多先天优势，身临其境、借景抒情、借物言志、象由心生等中国传统文学艺术的表达方式，便有了无尽的用武之地。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某个地域范围内的任何文学艺术创作和文化展示传播，必然会与当地风土人情和世故民俗紧密结合，体现出属于这一地的独到特色。 　　作为中国摄影界一个相对独特的地域化样本，四川广大摄影人以其活跃的创造力和不断扩展的影响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供分析的绝佳样本。如果将视野集中在与四川丰富地理地貌资源紧密结合的风景摄影这一翼，我们更会发现，“出川”与“入川”的摄影行动方式在互动中，为我们制造了一种带有蜀地特色的风景摄影范式。这种范式，既不同于岭南、福建一带“出口转内销”的港澳及东南亚式沙龙风格，也不同于江浙文化滋养出的江南烟雨特色，而是既有势大力沉的张扬感，又有丝丝入微的真实感的独特的风景照片。 　　这种影像范式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降，一度成为中国风景摄影的主要风潮，至今仍被许多人所效仿，像作为其代表样式之一的、近来业界多有诟病的“大风光”照片。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尽管正面宣传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风景照片，以及有着某种政治寓意的风景图像，均已形成了雄壮阔大的风格，但改革开放之后，内地与港澳台地区的摄影交流，以及“四月影会”艺术启蒙式的摄影探索，甚至上世纪90年代左右美国华人摄影家李元的影响等因素，一度造成了沙龙化和小品式的风景照片风行。 　　无论此前有过多少摄影前辈进行过以雄壮昂扬为基调的风景摄影实践，西部“大风光”照片的流行，都多少与身居川地的摄影家大面积出川进藏拍摄，进而引发西藏、新疆乃至西部摄影的热潮有关。 　　上世纪80年代，在部队服役的袁学军、王达军、王建军，因为宣传报道工作的需要，常经由318国道进藏拍摄。在此过程中，他们发现这条后来被称作中国“景观大道”的道路沿途许多美丽景致，逐渐将部队题材的单一采访拍摄转向对于雪山、草原、峡谷等地貌风景的拍摄。他们带有浓厚西部风情和视觉新鲜感的照片，在那个时段影响甚广，获得了诸多奖项，后被摄影界称作“三军进藏”，至今仍被坊间津津乐道。随后，《解放军画报》做了一个“西部五万里”的摄影计划，以“三军”为代表的摄影人跑遍了西部几乎所有省份，拍摄了大量风景照片。其照片中浩大的气势、绚烂的光影等作为一种风向标般的样式，此后影响了中国风景摄影若干年。以至今日，仍有人不遗余力地行遍名山大川，就是为了拍摄“三军”等摄影人拍摄的曾经辉煌一时的光影绚烂的山势水韵。后来，王建军在一次研讨会上不讳言地说，这种摄影方式“带了一些人，也害了一些人”。 　　西藏成为摄影热土，乃至带动了青海、云南、甘肃和四川的藏区成为摄影热点地区至今长盛不衰，与四川摄影人的先行精神无疑是分不开的。据《中国西部》杂志报道，“1998年10月至12月，中国科学探险考察队成功地分段徒步穿越了号称世界第一的雅鲁藏布大峡谷，当时，主流媒体对这次考察作过轰轰烈烈的追捧与报道。然而，这支科考队比吕玲珑他们组织的‘摄考队’晚了整整一年半。”1997年5月至11月，四川摄影家吕玲珑和他的助手徒步穿越了全长500多公里的大峡谷，然后沿喜马拉雅山脉西行，经狮泉河、界山大坂入新疆和田，横穿号称“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过阿勒泰，沿“古丝绸之路”到嘉峪关，再经若尔盖草原返回成都。历时半年，行程28000多公里，耗资数十万元，拍了近万米的电影胶片和1000多张彩色页片。 　　像吕玲珑一样本着科学考察和探险目的、且有如此动作的摄影人并不是很多，但上世纪90年代的因缘际会，的确造就了四川摄影人在出川入藏的行摄中的影响力和审美程式，也让他们的摄影样式甚至是摄影地点，成为更多人效仿的对象。 　　三 　　如果说古人入川是为了避世躲难，让生活相对安定巴适一些的话，那么，摄影人入川的步伐则完全是循着寻奇探幽的目的而进行的。这其中，有个体自觉的行动，也有随大流的盲动。 　　早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生物学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就曾在川滇交界的泸沽湖区域长期居住生活，此间，他先后于1924年、1928年、1929年三次途经今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的木里，进入今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的亚丁地区，并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图片。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根据洛克的经历撰写的《消失的地平线》一书，首次提到了“香格里拉”。此后，“香格里拉”的说法风靡世界。 　　无论香格里拉是否正经八百指的是如今已将其作为县名的云南中甸，还是指稻城亚丁的大香巴拉地区，香格里拉肯定存在于川藏滇交界处藏区的大山中，那里有着纯净而丰美的景致，有着淳朴而简约的民风。颇为有意思的是，中国早期的摄影家庄学本、孙明经等人的随团考察拍摄，均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入川、出川、入藏的线路。这些是否可以说，在百余年前，四川就开始成为摄影热点地区呢？ 　　摄影的普及与西部风景照片的传播，加上独一无二的自然资源，四川的山岳河流、风景名胜吸引着全国乃至全世界一批又一批摄影人前来拍摄，哪怕是“复印”几张美好景致的明信片。我们可以历数的那些名字，稻城亚丁、康定草原、贡嘎雪山、四姑娘山、海螺沟冰川……都成为摄影、摄影旅游乃至旅游的目的地。不少摄影人将自己的情感寄托在这些地区，一次又一次地穿梭来往，另一拨以休闲旅游为目的的人群，也开始拿起相机，随着旅行团或三五亲友自驾，按照策划好的线路拍摄采风，体验一份消费式摄影的快乐。 　　面对此状，勤快的四川摄影人开始探索将消费式的风景摄影潮流产业化，借助于旅游线路的开辟和摄影消费需求的增长，他们开办专门的摄影旅行社，为摄影乃至旅游消费需求提供服务。时至今日，四川的摄影旅游服务工作，肯定在全国名列前茅。 　　这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摄影家王建军。从部队转业后，曾担任政委之职的王建军选择自主择业，注册开办了专业摄影旅行社，并亲自带队，让摄影发烧友也可以到自己拍出名作的地方采风，同时推广自己出版的风景摄影教学光盘。广大摄影发烧友以如此情境下拍摄的照片，当作艺术品予以传播，则属于社会文化现象的范畴，已非王建军们所能控制的了。摄影旅游服务，既满足于一些摄影爱好者临险境拍好片的愿望，也能在某些方面保障了他们的消费物有所值。至于西部摄影风生水起，让同质化的影像尤其是风景照片泛滥成灾，则是囿于摄影界的某些误导，让消费影像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不对等的理解，使此类影像范式化进而成为“恶俗”的趋势。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任有多少人入川进藏，其拍摄的传统范式西部风景照片，至今也难以超越当年的进藏“川军”。 　　四 　　关乎风景摄影的话题，尤其是中国普罗摄影大众正在从事的风景摄影实践，近年来业界多是批评之声。其意见多集中于几个方面：一是拍摄方式亦步亦趋地跟风，二是把那种生活富足之后的消费式摄影当成艺术来追求，三是对于摄影的诸多问题存在误解——比如把在摄影语言和技术方面进行过诸多探索，以区域曝光法而对摄影语言本体探索有过诸多贡献的美国摄影家安塞尔•亚当斯奉为风景摄影大师顶礼膜拜。 　　安塞尔•亚当斯的原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首次来华展出，对于中国摄影界形成了一定冲击。于亚当斯及其摄影的理解，当时因为信息传播等原因，产生了诸多片面之处，遗害至今。亚当斯的摄影行动，是在参加环保组织西岳山社的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因为环境保护的需要，亚当斯承担了拍摄任务，并通过有效的行动促成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建成，同时让约塞米蒂成为亚当斯摄影实践的几乎唯一场所。 　　亚当斯拍摄的美国西部风景，经由时间的沉淀，既成为一种美国式的道德寓言，也成为以西部风情为代表的美国特色的标志。亚当斯通过对于美国西部的拍摄，突显了其美国身份和对于这些风景的保护意识。 　　从某种意义上看，四川的摄影师不遗余力地拍摄川地乃至中国西部的风景，恰恰也体现着某种身份的认同感。 　　在吕玲珑的意念中，摄影是个“求知”的工具。他把稻城亚丁等当成自己摄影的重要基地，探索那些人类难以企及的自然风貌。无心插柳之间，他拍摄的稻城亚丁的照片通过传播后，引来了旅游者和摄影人，使得当地GDP数字迅速提升。这样的拍摄方式对当地旅游经济的带动，全是摄外之功，亦非吕玲珑一人之力所能为。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时势借力照片，造就了摄影在旅游开发方面的独到宣传推广价值。 　　四川境内的诸多旅游景点，多是因为当地摄影人的求知精神，及其拍摄的大量风景照片的传播而得以扬名并遭开发的，包括已是世界遗产的九寨沟、黄龙及其他冰川、雪山、高山草甸等特殊地貌。之所以用“遭开发”这样一个词汇来形容旅游景区，是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摄影镜头所及景区，必然会带来呼吁保护和迅速开发的双重效应，能否达到摄影人本意中的环保目的，则在两说。于摄影家的实践来说，越是纯净的基于心灵守候式的拍摄，越是本着探索和求知精神的行走，其作品越能够取得宣传推广方面的优良效果。 　　诸多四川摄影人的摄影实践，多少带有些生态艺术的成分，展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展示大地作为人类生存保障的作用，主题回归大自然，尤其是其明里暗里体现出的以地方性对抗全球化、统一性的意义，比如吕玲珑独行侠式的摄影探索，已经是在以一己之力与全球化、商业化等相抗争。 　　与吕玲珑相似，四川诸多摄影师的风景摄影都是从川西地区延伸出去的。他们镜头中的风景，没有抽象的含义和自我的表达，更多还是对于地貌和自然资源实实在在的介绍。比如袁学军的画册《天地》中的图片说明，就偏重于地理及地理背后的历史和宗教文化，而非以那种沙龙式的标题一以带之而体现泛文学化倾向。 　　田捷砚作为中国知名的航拍摄影家，借助于某些便捷条件，专攻空中视角，将东方古国的各种地貌特征从不一样的角度加以展示，光峨眉山一地，他就先后航拍近30次。其摄影作品不仅震撼了诸多国人，也让中国的地貌得以用中国人自己的摄影作品向世界传播，光德国《地理》杂志就已数度用其摄影作品刊发专题。通过对于地貌的细致展现等，四川的诸多摄影师进行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类摄影实践已成气候，他们的作品通过近年来创办的此类刊物得以传播，对于四川当地风景名胜乃至民俗文化的传播，举功甚伟。像陈新宇等摄影师已将人文地理摄影当成事业，成为某些刊物的御用摄影师。 　　作为四川省摄影家协会主席的王达军，除了早年的西部五万里行动之外，基本将自己的摄影视野定位于川地及其周边。在获得诸多奖项之后，他跑遍了四川的70多个古镇，寻遍西南五省区境内的石窟，走访了四川800多个藏地寺庙中的500多个，并先后出版摄影画册《安岳石窟艺术》，《丽江白沙壁画》《中国石窟雕塑全集》（部分分卷）《康巴风情》《四川藏地寺庙》等。除此之外，他依然坚持着拍摄九寨沟、黄龙、峨眉山、乐山大佛、都江堰、青城山等诸多川地风景名胜。他推出的每本摄影画册题材几乎都离不开四川。 　　王建军曾经看过美国摄影家戴维•明奇的大量拍摄美国西部画册，受此启发，他开始拍摄中国的西部风景，但他感兴趣的是，戴维•明奇会把美国印地安文化和土著的岩画也拍到风景照片中。可能正是因为如此在意，正是因为对于这片土地及其人民的无限了解，正是因为对于这种文化根基的认同，四川摄影家的作品才有更多的传播价值，才能附带出自己个性中的文化意韵来。 　　四川的风景摄影现象，充分体现了其存在合理性的两个主要维度：“大众需求”和“传播需求”。 　　五 　　作为中国历史上不可磨灭的重大事件，2008年5月12日发生在川西龙门山断裂带的“汶川大地震”对于四川乃至全国的风景摄影，无疑有着重要的影响。 　　其重要的一个层面是因为地壳运动的剧烈，将那些在常人看来百年不变的风景进行了翻天覆地式的改变，一些景点遭到毁坏，一些景点发生改变，甚至出现了堰塞湖等新的景观。这样的场景，从田捷砚的那组《震前震后》中同样地点的景观对比可见一斑。同样，关于震后地貌的照片，也在一个时期成为媒体介绍和摄影家拍摄的潮流。 　　另一方面，地震也更加凝聚了四川摄影人的人心，几乎所有拿起相机的人都进入灾区拍摄，无论这种自发的真诚最终能否产生震憾人心的作品。 　　与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那些排山倒海般的抢险救灾照片不同，摄影家金平把相机对准了那些已成残骸的风物。以此为题材的摄影作品《天启》，以成为废墟后的沉寂场景，展示着人类文明遭遇毁灭后的寂静无奈。这样的物象，在众多摄影人的镜头中无限次地出现，包括那些被毁坏的宗祠庙宇，那些被移动了的佛像，成为摄影人镜头下生命的隐喻，被更多的镜头掠过。与众不同的是，金平的摄影除了拍摄对象的选择之外，还在摄影媒介、材质和洗印工艺方面做了诸多探索。他的《印象•德格》专题，就是将甘孜州德格县的风景风情照片，经过无数次试验，最终成功地印制到德格当地产的手工藏纸上，对于探索影像保存时限等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同样，在《天启》中，金平尝试运用了古老的铂钯印相技术工艺。与银盐法不同的是，铂钯元素不受光的影响，印相过程依据的是一定量的铁盐合成在紫外光的作用下按照曝光的时间和强度而改变。这种曾被著名摄影家阿尔弗雷德•施蒂格里茨等推崇的古老印相方式，与其拍摄题材的完美结合，给人们呈现出不一样的视觉体验。 　　与金平一样，来自四川的摄影家林然曾经是大画幅风景摄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近年来，其摄影实践完全脱离了先前的风格，依然是大画幅的方式，但在拍摄题材、制作工艺和介质上进行众多探索。晒蓝法、铂钯印相甚至是用多种纸介质来印制照片，在林然和金平为代表的中国摄影师手中，体现出更多的“技术之美”。在数码扩印、打印乃至于艺术微喷等形式成为主流输出形式的时候，这种反向的技术寻找，让他们的风景摄影乃至其他题材的摄影，有了一种可贵的探索精神，有了一种复古式的想象力。 　　早年从四川一路参军出来，最终浸淫于北京都市化媒体的摄影记者程玉扬，凭借一组《返》，以自己的城市景观拍摄方式，呈现出全新的视觉效果。他的系列作品采用8*10伊尔福收藏及印相直接拍摄成像技法，长焦镜头散点透视，多张拍摄拼接而成，传统银盐手工冲洗，没有底片，不可复制。多数作品只有一幅，这种“孤本”和“珍本”式的摄影，足以让其在同行中成为独特的样本。 　　早期曾经拍摄过《康巴的太阳》和九寨沟等专题的李杰，尽管其布拖等地区的纪实影像更多被人所知，但李杰1999年左右拍摄的专题《亡灵99》，以一种举重若轻的方式，对于中国摄影曾经最热门的题材之一——大漠胡杨进行了一次反叛式的拍摄实践，有着其独特的意义。他在散游中寻找各种枯死的胡杨甚至其他生物标本，拍摄其千年不腐，千年不倒的雄姿，引发人们对于生命历程和价值的思考。为了此次拍摄，他查阅了诸多资料，并以其独到的表现力成为对环境问题最有力量的呐喊与呼唤。当然，他的影像范式近年来也影响了诸多胡杨拍摄者，但其他人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依然难以企及李杰当年。 　　更多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年轻摄影师开始走出四川，他们拍摄的照片很难用传统的“风光摄影”或“纪实摄影”等概念加以概括，但他们在具体实践中，也拍摄了不少景观照片，其摄影方式已截然不同于传统的蜀地范式。这些年轻的摄影师的名字如今许多人都耳熟能详：骆丹、刘珂、木格、阿斗、杨怡、陈春林、冯立、张克纯…… 　　技术技法上的探索和表现手法上的创新，其意义并不在于引领新风潮，而是让自己成为独立于他人的这一个，形成个人的艺术风格。在这一点上，四川摄影家的探索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 　　六 　　王达军喜欢别人叫他“风光人文摄影家”。从事摄影伊始，他便在拍摄西部风景照片的同时，不自觉地拍摄了大量藏地原始民风民俗的场景，许多场景时至今日已难重复。这样的同期记录，让他的摄影有了无意识的田野考察和文化调查意味。 　　因为与藏区的交流日多，因为与藏民的感情日笃，王达军等四川的摄影人也就能够拍摄到得天时地利的民俗场景。据报道，对于藏族文化的深研和摄影过程中的交流，让王达军多年来也成为半个藏地专家，与专业人士交流起来也头头是道，这些完全可以从其画册中看出。 　　四川的风景摄影师绝大多数都在拍摄风景照片同时，进行着其他的摄影实践。比如已被全国树立为典型的摄影家林强，无论其早年拍摄的大量西部风光照片，还是后来在从事体育教育管理工作时因地制宜地为农村中小学制作改造体育设施并拍摄的专题，甚至后来以一已之力帮助凉山地区布拖县阿布洛哈麻疯村的善举，都是在同期进行的。以拍摄茶铺闻名的摄影家陈锦，也常有介绍四川风景的照片和文章散见于媒体。 　　吕玲珑觉得，人们对于他是风光摄影家的认识肯定是片面的，他自己拍摄的人文照片就是风光照片的十倍。而像莫定有、王瑞林等多年从事新闻摄影报道的摄影师，也在有意识地记录城市风景和周边景观。莫定有从空中俯瞰川西地貌现状的照片，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见到人类活动对于自然环境的破坏与毁灭——这样的风景照片更易引发人们的思考。 　　在上文提及的摄影家之外，四川还有诸多从事风景摄影的实践者，在自己的领域内取得了不俗成就，这里头有著名的蛋糕大王罗红，还有郭际、李建、周孟棋、梁江川、王帮才、钟维兴等人。在我们的视野里的这些人到中年的四川摄影家，都有着不错的事业，富足的生活，但与其他玩摄影的人不同，他们依然有着年轻人一样的智慧和勇气，有着责任和担当，力图让自己的风景摄影实践产生更多的社会价值。从社会经济学现象角度也好，从地域影像文化特色角度也好，这个群体都有着细致研究的必要。只是我们需要掌握更多的细节，厘清大时代背景下个人命运及其摄影风格演变的脉络，将他们置于更广阔的领域进行分析。 　　当然，新一代年轻摄影师的出现，让四川一地的传统摄影范式必然出现革新，或许这种革新和变化是与世界同步的，年轻一代摄影师的实践作为未完成时的东西，更值得关注。我们衷心期待他们能给已渐趋程式化的四川摄影乃至中国摄影传统范式以一定冲击。 　　（柴选：《中国摄影报》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