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晚读书,读到陈香白先生的《茶文化学者之太极思维》,文章有一部分讲到学者治学必须读经典,於我心有戚戚焉,特转录该部分于此。 读“经” 东方望《书读完了》(载《读书》1984年第11期)记录了一则趣事: 陈寅恪幼年时拜谒历史学家夏曾佑,夏老对他说;“你能读外国书,很好;我只能读中国书,都读完了,没得读了。”陈寅恪当时很惊讶,认为那位学者老糊涂了。等到自己也老了时,他才觉得那话有点道理,中国古书不过是那几十种,是读得完的。 显然,夏曾佑和陈寅恪都看出了古书间的关系,发现了其中的头绪、结构、系统,“只就书籍而言,总有些书是绝大部分书的基础,离了这些书,其它书就无所依附。因为书籍和文化一样总是积累起来的。”这些基础之书有十部:《易》、《诗》《书》《春秋左传》《礼记》《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这十部“基础”之书,均属“元典”之作,是往后所有书籍之“源”。冯天瑜对“元典”概念作了精辟的界定:“具有深刻而广阔的原创性意蕴,又在某一文明民族的历史上长期发挥精神支柱作用的书籍方可称之‘元典’。” 上述经典,莫不具备两大特质:一是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二是具有超越历史时空的恒久性内涵,令人常读常新,“与时偕行”,生命活力无穷。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为拙著《中国茶文化》题辞:“茶文化乃中华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必弘扬茶文化。”指明了茶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密不可分之关系。由此可知,茶文化学者的学术根基仍在“经典”,这是无庸忽视的事实。忽视这个事实,势必导致学术根基之弱化,并严重影响其作品之学术水平。对于这十部“元典”之作,能通读最好;但起码得精研《周易》《论语》《庄子》,外加《茶经》。《论语》助人立德;《庄子》助人立言。《论语》令“得意”不致“忘形”,努力有加;《庄子》令“失意’不致“颓废”,乐天知命。《论语》导人慎独稳健;《庄子》导人思维敏捷。《论语》义理古今适用;《庄子》思潮中西贯通。两书并重,阴阳既济,则百“病”无由从生;两书合用,互补短长,则德才兼备之俊有根而出。洵为读书、做人方面的“两条腿走路”,废其一必出其偏者也。 《周易》的“天人合一”宇宙整体观、系统思维方式及以世界协和为本位之人文主义精神,组建起《周易》太极哲学体系,以之指导人生,指导撰述,我们便会获得“非常明确的肯定或否定的思维方式”和“将各种事物联系在一起的整体思维方式”互补的科学的思维方式。 《茶经》虽为后世之作,却是“茶业”元典。熟知《茶经》,便能把握茶事核心精神及其相关基础知识,获取过去之“全信息量”。“源头”抓住了,意味着“自有源头活水来”;用以鉴古,即可知今,然则,《茶经》之后的“流”,其信息量之多寡,“清泉”与“泥沙”的比例,当了然于心。 现代儿童读经运动主倡者王财贵教授说得好:“‘经典’是民族智慧的结晶,所载为常理常道,其价值历久而弥新,任何一个文化系统皆有其永恒不朽之经典作为源头活水。‘经典’不仅构成民族之传统,而且提供给全人类以无限之启发。”他又说:“儿童读经有很重要的意义,那就是传统和现代结合,东方西方的汇通。如果一位留学西洋的中国作家、钢琴家或科学家,先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应该不会妨碍他的专业成就,反而因此有更丰富的创造及文化心灵。因为有自我文化素养的人,才有鉴赏别人文化的眼光,才有能力学习别人的文化。所以,想要彻底深入的吸收西方文化,必须先打好自身中国文化的基础,否则所吸收的,必是肤浅的”(《参考消息》2000年4月22日)。 如上所述,“和本位”的核心思想是“天人合一”。应该认识到,“天人合一”的理念不会与现代文明方式相矛盾,但也不会与之自然相融合。这就需要以茶文化研究为中介,经过长期的努力,最终达到天人大融合的目标。有鉴于此,茶文化学者必须读“经”,中、青年茶文化学者及爱好者更须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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