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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启章：香港本土文学的死与生

2010-06-09
城市画报


香港有文学吗？
董启章最为人熟知的学生王贻兴，说董启章是影响他最大的作家，很多年轻读者通过王贻兴的推荐才初次认识董启章。“看到董启章老师的作品，才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之后听他讲课，简直惊为天人。我师傅董启章写“自然史三部曲”，问的是这个问题：所谓对自身很有意义的文学创作，对那些很切身处地在生活的人，到底有没有意义？在这样的社会，作家还可以做什么？”
梁文道也一直不遗余力地通过各种渠道向大众推广董启章的创作，把董启章称作“香港最重要的中生代作家”，在书展上亲自为董的新书叫卖，还曾写过一篇名为《全职作家的无业生活》的文章为他叫好。通过梁文道的传播力量，董启章的“穷作家”形象间接地深入人心，即使公众从没读到过董启章的片言只语，大部分人仍会将其视作香港本土文学仅有的捍卫者。
董启章很感谢梁文道的支持，但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孤独的，因为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香港作者，正在默默努力着。“可能因为大家都不太关心香港文学，会觉得很少人在香港写作，但我显然不是唯一的一个。有些内地记者认为香港文坛已经没有人了，只有我一个人在写，这是很不正确的，坚持写作的作家大有人在，只是我写的书比较厚、比较难懂，看起来好像路会比较难走而已。”
董启章的两部重要作品《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体育时期》得以在内地出版，多少借助了近年来的香港作家在内地的出书热潮。只是董启章的作品断不像梁文道马家辉般深入浅出，他用的是几近任性的写作方式，混杂着地道粤语俚语的叙述手法，越来越漫长厚重的篇幅，让董启章的作品迅速地与畅销流行文学区别开来。
“董启章老师，你认为香港有纯文学吗？”一名读者在5月初的董启章广州讲座上发问。谈起香港文学，我们会想起亦舒、金庸、倪匡、张小娴、李碧华，但这些未必是学术意义上的“香港文学”。香港一直有人在从事严肃文学创作，刘以鬯、昆南、西西、也斯、钟晓阳都是个中翘楚，只是他们并未如内地作家巴金、王蒙、莫言等人一样广为人知，亦鲜见于主流媒体的视线当中。与备受大众喜爱的通俗小说不同，在香港从事本土纯文学创作，注定是一条有如西西弗神话的难行之路。
当然，仍有像董启章这样的作者，一直坚持在港岛一隅书写着严肃文学。他们的写作很是艰难，也少有出版发表的机会，几乎没有人能单凭写作糊口。几代香港本土作家前仆后继的行为，透着几分遗世独立的味道。香港没有“作协”，因此也没有作家集体旅行、住豪华酒店、开研讨会之类的天方夜谭。写作在香港从来不是“铁饭碗”，而是一种关乎理想的选择。创作是业余的，赚钱是无望的，但他们仍旧认真地写，即便没有任何可能的读者。清苦惨淡的生活并没改变香港作家对待写作的态度，只要能继续写下去便甘之如饴。在香港当个作家，也许只是单纯为了写作本身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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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香港作家(图)

中国网 china.com.cn　　时间： 2007-08-23

今年夏季的“香港书展”，一周内来了76万人。每天都是人流汇集的长龙，到处都在等。可是梁文道却说:“香港书展，不过是个墟市。”在好友作家董启章的《时间繁史》新书发布会上，梁文道索性叫卖起来。《时间繁史》销量寥寥，董启章却很满意，他对记者说，在香港地区，纯文学小说能卖到3000册，已经是很畅销。 董启章是香港地区30多岁纯文学作家里目前最有代表性的一位，梁文道说他的小说充满卡尔维诺的味道。董启章1967年出生，1992年开始写小说，1994年就获得了台湾地区联合文学奖新人奖的首奖。今年7月，香港浸会大学颁发了第一届“红楼梦奖”，奖金30万港币，是整个华文世界里奖金最高的文学奖，专门颁给每年最杰出的华文长篇小说。香港入围的作品就只有董启章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得到了一个评审团特别奖。以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为首的评审团认为董的小说:“是一部构思绝佳的作品，以人、物之间关系来构筑一部家族史和香港史，恰如其分又匠心独运地写出了香港这座城市特有的资本主义历史风貌。” 可是董启章没能拿到大奖和最重要的30万港币的奖金，那笔钱最后给了贾平凹。“我曾经想象自己拥有那30万港币。”他说，“要是有30万，够我用几年了。”作为他的朋友，梁文道也很失望，他觉得从“劫富济贫”的角度，显然董比贾更需要这笔钱:“我对他说，你知道吗？贾平凹一本书的稿费和版税加起来恐怕就不只这个数，更何况他的书法也是值钱的，西安不知有多少饭馆、商号盼着他题字呢。” 董启章的小说都在台湾地区出版，因为香港地区已经没有出版社愿意出版长篇小说。他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在台湾地区的版税每本可以拿到10块钱，卖了5000本左右，这样，董启章今年大概可以拿到5万块港币。而在香港地区，大学毕业生的起薪就是每个月1万块港币。 “以前我以为只要努力写，生活就有所回报;但现在，写作不能赖以回报。”董启章说。1997年以前，还是单身，生活还可以。但是1997年，他结了婚。夫妻俩在偏远的粉岭买了一所小房，生了儿子，生活日见拮据。2003年左右，他发现自己辛辛苦苦也只是在还房贷利息，就差点把房子又卖了。 有一度，他似乎找到一种平衡生活和写作的方式，他开过一家公司，教授创意写作，给中学生们讲课。教书改作文之余写一种“组合式长篇”:将一小块一小块的零件，组织进一个大架构。这种写法可以每日按进度积累，最后写出了《地图集》。但当他要写比较宏大的世界的时候，发现这种生活完全无法给他充足的时间。所以写《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的时候，他只能放弃教书，也不写专栏短篇。 “在香港这个社会里，大家觉得炒股是才能，会赌马也是才能，但是不会有人觉得会写字是才能。”1979年出生的王贻兴说。他曾是董启章的弟子，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最年轻的得主，然而他却主动放弃了严肃小说写作，成为一名电视艺人。对他的“变节”，梁文道不无讽刺地说:“当董启章勒紧裤带写他那大概只能卖出1000本的宏伟巨著的时候，我却看见报纸副刊‘汽车版’访问王贻兴，畅谈某辆名牌跑车的魅力。” 然而对于王贻兴来说，他只有28岁，要吃饭，要旅游，要谈女朋友，他为什么要甘心隔绝这个花花世界？“我女朋友的爸爸是修理电视机的，几年前的一天，他送我一本书，说去一个阿伯家里修电视机，那个阿伯也在写作，家里有很多书，却说写作没用，懂很多知识也没用，连修电视机的钱都没有。”王贻兴说，那竟是一位他非常敬仰的作家，“我非常震撼，过去听人家说，他写得有多好，对香港文学贡献有多大。我当时就想，我最后是否会有这样的下场？一个500人的小圈子，你写到第一，下面也只有499个人，但如果圈子里有5万人，即使我排名只到3万，下面还有2万人”。 传统的出路已经很窄了。董启章1994年获得联合文学奖的时候，香港传媒还把这当作一件事儿好好宣传了一阵，到王贻兴获奖时候，报纸上连动静都没有。联合文学奖的惯例，获奖者的小说都会在台湾地区出版，所以从前香港地区纯文学作家的书大多在台湾地区出。然而台湾地区文学作品市场这些年也在不断萎缩。台湾作家骆以军与董启章同年出生，1990年就获得联合文学小说新人推荐奖;1993年的小说集《红字团》获得《联合报》年度十大好书推荐。他对台湾地区文学市场的描述是:“我刚出道的时候，一本好小说能卖到30万册，后来是3万册，现在能卖到1万册，就已经是畅销小说。” 比起董启章，骆以军们的生活也好不到哪里去。骆以军和朱天文是好朋友:“10年前认识天文和天心两姐妹时，她们真是美女，美到冒泡，美如天仙，可是后来知道她们过的其实是非常清苦的生活，生活非常朴素，和侯孝贤的合作关系并没有帮她赚钱，甚至她借钱给导演。” 骆以军刚刚得文学奖的时候，这个奖在台湾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然而生活逐渐向他展示出了文学的另一面:“我结婚前几年其实也非常惨，去出版社当小编辑，干了一个月就干不下去了，那时大概二十七八岁吧。后来就是没活儿，中间有些剧本，可台湾电影也垮掉了，政府会去补助导演，大概1000万台币拍一部电影，我的剧本也没有结果。” 对于董启章来说，作家在香港反正一直没有地位，所以他的压力仅仅来自经济。但是在台湾地区，作家曾经是一个光环，所以骆以军们的压力，不但来自经济，更来自心灵。双重压力下，骆以军自称为台湾地区文坛“五年级生”的同代作家，纷纷垮掉了，高潮便是黄国峻等几位同龄作家的自杀。黄国峻自杀于2003年，女作家黄宜君自杀于2005年，都是30岁左右的年纪，死前都经历了重大的心理折磨，黄国峻死前被医生认定处于巨大的焦虑中，黄宜君死前患有严重的忧郁症。 朋友们自杀的时候，骆以军正在筹备写小说《西夏旅馆》，小说写了3年，他得了两次忧郁症。如今，他开始反省自身:“我们这一代，人和人比较疏离了，都躲在书堆里，不修边幅变成怪人。读非常多的书，然后认真写。我们五年级的一批拔尖的作家，黄国峻、袁折生、邱妙津，都是一个梯队的，包括香港的董启章。我们的第一本小说都是在一个密室里面，很细微的变化，光影的变迁，不像莫言那样大开大合，胡说八道，一个怪人一路走去，什么怪事都发生。我们生活经验太少了，像一个植物很细地在长。高点儿可以在30岁左右出现，现在回头看那时候那些作品还很不错。可是你要跨到40岁这一段的过程就很艰难，你完全没有和人相处的经验，你的经验是匮乏的。” “孤独”成为骆以军和董启章共同的感受。董启章写道:“我们就是在这形同太空漫游的状况下写作──看不见目标，看不见来处，看不见同伴，也看不见敌人。而又因看不见空间和时间的坐标，而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前进、后退，还是原地踏步。在辽阔无边的黯黑太空里，仿佛只有自己一人。” 内地市场会是作家们“好起来”的灵丹妙药么？在香港作家和台湾作家看来，余华《兄弟》的销量在他们看来是一个“神话”。从董启章到谢晓虹，他们正在试图与内地出版社联系，他们都看到了:“我们最大的市场还是在内地，我希望有一天旅客来香港，不仅是买衣物、买珠宝，还有买书！”■(马戎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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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位香港作家联袂以书发声

2009年11月16日

　

　　本报讯（记者钟华生）继不久前深圳市文联、香港艺术发展局联合主办了“深港文艺家座谈会”后，深港两地文艺界又有了新的交流与合作。11月15日下午，深圳文艺会堂里流溢着浓郁的家国情怀，近两百位来自深圳、香港两地的著名作家、文化界代表与传媒界人士齐集一堂，参加《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深圳首发式，并举行了一次联谊活动。
　　据了解，此次新书首发式由深圳作家协会与香港文学促进协会联合举办，是第十届读书月期间的特色活动。该文丛编委会特别向深圳市文联、市作协、深圳大学和深圳图书馆等单位赠送了多套丛书。
　　据介绍，近期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以“家国情怀集结号”为主题，由香港中华文化总会理事长、香港文学促进协会创会会长张诗剑和香港文学促进协会理事长、北师大珠海分校文学院教授盼耕主编。该文丛共有21册，全文300多万字，涉及小说、诗歌、散文、散文诗、旧体诗词、楹联、理论评论等多种文学样式，囊括了张诗剑、盼耕、傅天虹、陈娟、古松、张继春、宋诒瑞、林子、张继征、黄炽华、秦岛、胡少璋、路羽、唐至量、刘百达、杜若鸿、江燕基、林智育、蔡丽双、春华、度母洛妃等21位香港作家的作品，也是他们献给共和国60华诞的一份礼物。新书出版后，作家们还将丛书寄赠给全国2008个县以上的图书馆。
　　该文丛主编张诗剑在首发式上说，“家国情怀”是香港大多数作家的凝聚点，深深地融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我们这一批作家默默耕耘，追求和谐，多元探索文学的审美趣味，虽然风格不一，但情感丰富，都传递着大多数香港作家与市民的心声。”
　　原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金炳华在贺信中高度赞扬了该丛书香港作家的爱国爱港情怀。他认为，21位香港作家的作品题材多样，包括有小说、诗歌、散文、游记等多方面的高水平作品，为繁荣香港和中国文学艺术作出了贡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陈建功在贺信中说：“在新中国60周年前夕，爱国爱港的香港作家们在‘家国情怀集结号’的召唤下，联袂出书，其情可感，其心可鉴。”他指出，21位作家虽然不能涵盖香港作家的全部，但相信他们传递的是大多数香港作家乃至香港百姓的心声。“‘家国情怀’真的是一声最为嘹亮的‘集结号’，我们有理由为香港文坛的同行浮一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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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家辉：香港文学体现香港人自我身份的找寻

李福莹

马家辉，1963年生于香港，传媒人、专栏作家、文化评论学者。获台湾大学心理学系学士，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社会学博士。现为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助理主任。著有《李敖研究》、《都市新人类》、《消费者心理学》、《爱恋无声》、《江湖有事》等书。     “香港文学这十年来的变化，就是在不同作家的笔下，无论是诗歌、散文，还是杂文、小说，都体现出一种香港人自我身份的找寻。”马家辉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香港文坛目前有一个较为新兴并明显的现象，就是一群土生土长、二三十岁的文学新人，终于呈现出了他们的力量。     用文学手法呈现真实生活体验     马家辉说，香港的作家群可以用不同尺子来划分。比如第一种，是从内地来香港的“南来作家”，这样的作家带来了许多内地的传统，较易形成作家联会、作家协会等组织；而香港本土的作家，用北方作家的眼光来看，是比较“懒散”的，他们一般只面对自己的稿纸写作，并不善于组织到一起。     马家辉特别提到一个名为《字花》的刊物，2006年，《字花》正式诞生，编辑及设计人员，均是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未满三十的年轻人。在组成《字花》之前，他们都只是零散的散兵游勇，现在，他们在文学领域以团体的形式开始呈现力量。     马家辉说，在《字花》之前，香港尽管一直都有文学刊物，但参与者多是“南来作家”，眼光的着陆点，不仅仅是香港，还包括整个中国。但《字花》并不是这样，它是第一本由土生土长的纯粹的香港年轻人来弄的。比如《字花》第一期主题是“买”，“买”——即shopping，这种消费行为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可以像蔡澜那样写，当然也可以用文学的手法来呈现。     《字花》这一群年轻作家的集合，扩大了香港文学的尺度、范围和标准，并把香港文学向往本土的方向偏移，体现了香港人探寻文学新方向的态度。     严肃与通俗作家各有各的山头     马家辉说，其实在香港，很难说哪些作家是主流，主要是看究竟用哪把尺子来衡量。如果用销量，当然是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如果用文学自己的标准来衡量，比如董启章、西西、叶辉、黄碧云等。     他认为，在任何有文学的社会，都会有通俗与严肃文学之分，二者缺一不可。这两者之间总有一个隐隐约约的界限，一定也有第三群人，试图在其中走来走去，马家辉自嘲，说不知道自己属不属于第三群人。曾在台湾生活过的马家辉，见过台湾严肃与通俗作家的“骂战”，大陆这边，也常传来这种“二手消息”，但是香港这两类作家是各有各的山头，比较“井水不犯河水”。     香港的严肃文学，马家辉觉得进入内地的并不多。他认为内地的严肃文学门户很紧，比如北方人把方言写进去，不用担心别人看不懂；香港作家却总有种担心，“我把方言写进去，别人会不会看不懂”，“会不会被人说成跳不出珠三角”等诸如此类。     到目前为止，香港的通俗文学仍是对内地输出最多的，比如张小娴、李碧华、蔡澜等，它不仅在诉说爱情、在讲吃喝玩乐的资讯，其实这些作品暗含的生活态度，正是内地所需要的。比如，内地的沈宏非也写吃喝玩乐，但他喜引经据典，总让人感觉有包袱在，让人觉得轻快不起来。但是，蔡澜、欧阳应霁写吃喝玩乐就写得天经地义、义无反顾，这种“活在当下、自我肯定”的生活态度，是香港通俗文学对内地影响最大的。     香港文学通过城市媒体与市民接触     马家辉说，香港作家写作的平台主要是报纸的副刊和专栏，他个人将其统统称为“城市书写”，香港文学与市民接触便借于此。对于专栏文章的文学价值，马家辉颇有些感慨，专栏文章不仅要看作者本身的功力，还要看读者的眼光。比如他曾有三篇讲《功夫》中佛的意味的文章，发表在香港报纸的专栏，也同时发在台湾的《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后来，台湾的九歌出版社集合2005年最佳散文并成书时，马家辉的那篇被列为书中首篇，书中同时还有余光中、钱穆的散文。     “我说这些并无些许自夸之意，只是想说明，同样的东西，在不同的社群，就有不同的标签。专栏文章注入了多少文学成分，不仅有作者本身的问题，也有读者鉴赏眼光的问题。”马家辉说。     谈到“城市书写”目前的特点，马家辉说有“换天日”之感。十年前，面临回归的香港，“城市书写”政治气氛很浓，让人感觉比较沉重。现在，经历了那个转折、迷茫的时期，年轻人笔下，开始了生活关怀，出现了诸如谈家庭、谈旅行、谈吃喝玩乐的大量书写。马家辉认为，这也许就是香港文学回归十年来的最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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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

作者:古远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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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前，内地读者唯一知道的香港作家是写蒋家王朝野史的唐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随着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和香港文学作品的出版，香港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议事日程。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最早是从得地利之便的粤闽两省开展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下列阶段：A、从作家介绍到作家作品研究。潘亚暾的《香港作家剪影》，是最早集中介绍香港作家的一本访问记。易明善和梅子(香港)合编的《刘以鬯》，是内地出版的首部研究香港作家的论文集和有关资料汇编。其中论文作者内地占的比重不少。易明善后来又出版了《刘以鬯传》，该书史料翔实，对传主作品的评价客观，是刘以鬯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后有北京桂冠工作室主创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个人撰写的有青年学者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魄——徐讦论》。此书与《刘以鬯传》不同的是重在“论”而不史，论时新见迭出，体现了青年学者生气勃勃的开创精神。B、从作品赏析到断代文学史的编写。作品赏析集中在金庸、刘以鬯、西西及诗人犁青等人身上。近年单独结集出版的有笔者的《王一桃诗百首赏析》(港版)、张厚明的《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歌鉴赏》(港版)。断代史的代表作是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此书只写到1949年为止，被称为“半部” 香港文学史。此书的缺陷是政治论述过于突出，对具体作品分析太少，文学史观念显得有些老套。C、从《香港文学概观》到《香港文学史》的出版。前者由潘亚暾、汪义生合著，是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香港部分的扩充。虽不称史，其实带有史的性质。“概观”时间跨度长，从现代写到当代，是后人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是草创，留下不少缺陷，如把学生的文艺组织“文社”含义扩大，以至把香港作家组织当作“文社”，就有点离谱(新版的《香港文学史》仍沿袭了这一错误)。潘亚暾先生是最早研究香港文学的，资料比其他学者多得多，再加上他本人来自香港，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许多研究香港文学的人，都受到过他的启发。可惜他有些文章写得过于粗糙。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史，是作者治学多年的结晶，是他继《香港作家传略》、《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论述》(4人合著)后又一新奉献。该书的小说部分论述较深刻，不足之处是评判作品的标准过于狭窄，提供的原始史料较少，注释太简略。像曹聚仁这样的大家没单独设节，也是一种遗憾。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种。该书史论结合，突破了以往“史料长编”的写法。把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纳入研究范畴，也有新意。但由于是集体编写，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个别地方还前后有矛盾，有些论点也值得推敲，如说70年代以后“文坛政派分立界限的逐渐模糊乃至消除” (324页)，说“模糊”可以，“消除”则绝对化了。有人说该书是“捧”某一作家组织贬另一作家组织，这是站在某一小圈子立场上立论的，其评价并不公正。 D、从文学史的编写到分类文学史的出现。分类史已出版的有笔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近50万字。该书分三编，孕育期：50至60年代；转型期：70 年代；蜕变期：80至90年代前半期，书后有五种附录：《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大事记》、《香港当代文学批评书目》、《本书主要参考书目》、《澳门文学评论概况》等。此书有些判断下得过于匆忙，如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纯文学派别”(61页)，就不完全符合香港现代主义的实际。另方面，有些史实也有待核实，如赵聪的卒年。此外，还有何慧的《香港当代小说概论》、周文彬的《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的出版。
    正在撰写中的有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已在《香港文学》月刊发表过片断。从“片断”看，作者注意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写得扎实。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辞典，但大都附属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中，不像台湾文学研究有单独的《台湾文学辞典》出版。
    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布地点虽然遍布全国，但大本营在广东。广东学者出的论著和部分论文，曾引起某些香港学者的质疑，这集中表现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广州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但有些香港作家对广州学者的批评用词过苛，不够实事求是。如许翼心的论文体现了较好的理论素养，虽然有些概念(如“乡土文学”)的界定值得商榷。潘亚暾研究香港文学，也不像戴天讽刺的那样是在写《南柯记》。他的研究成绩是突出的。至于后来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的艾晓明的西西研究和由她编选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曾获香港作家一致好评。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不可讳言有政治功利因素在内，但对许多学者来说，主要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整合中国当代文学的需要，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上级专门指派的，都是借文学研究之名搞“统战”工作的。
    应该承认，内地学者由于掌握资料的限制，尤其是研究态度、观念、方法的不同，引起某些香港作家、学者的非议，是很自然的。但不能由此抹杀内地学者在香港文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正如璧华所说：“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的重视，并进而注重到香港文学，看来香港文学可能停留在‘倍受冷落，无人问津’阶段”。还有人借余光中在1988年一次会上提出“是否应该要有一篇论文先界定一下‘什么是香港文学’”，便引出“连‘香港文学’的界定都不明确，还开什么研讨会”的质疑，这是很奇怪的逻辑。正因为“香港文学”无统一的界说，所以才有必要开研讨会。如果都弄清了，研讨会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对提升香港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以前，香港普遍被认为是“文学沙漠”。内地学者通过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和香港文学课的开设，有力地纠正了人们对香港文学的偏见，如认为香港没有文学，或有文学却水准极低等等。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另一特点是较为客观。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文学派别多、圈子多。香港本地的文学批评，往往带有圈子色彩，弄不好还党同伐异。内地学者一般能跳出框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评价香港作家作品。不论是哪个山头的，只要是好作品，大都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他们的研究注意到香港文学的多元性，不让一种流派独占文坛。
    内地研究香港文学，是和研究台湾文学同时起步的。可现在台湾文学研究的成果远远超过香港文学的研究。香港回归后，“香港文学”还成不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是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九七”后“香港文学”还将单独存在，不会等同于深圳的“特区文学”。“香港文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仍将存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资料搜集不易，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史料整理往往容易出错。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子，如鹭江版《香港文学史》(1997年)第299页说香港英文笔会为60年代影响最大的社团。其实该笔会当时未成立，1975年才诞生。“香港作家”1997年版《香港文学史》587页说黄维梁没有参与“香港专栏文字的生产”，其实黄氏较长时间内在《星岛日报》有“三思篇”专栏。又如175页把刘以鬯列为“因为大陆政权转移”避居香港作家之列也不确切。刘氏来港日期为1948年12月5 日，当时新中国未成立，他从上海来是想把停业的怀正出版社在港恢复，得知无法恢复后则想回上海，后因一家报纸找他编副刊他才留下。二是个别人抓到什么就研究什么，缺乏从全盘考虑的观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不实现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转化，研究水平就无法提高。三是未能充分照顾到香港文学的特殊性，用内地的文学观点去套香港文学，用内地的文学标准去评判香港作家作品。如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偏爱描写下层社会苦困、暴露香港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对香港悼念鲁迅的活动大书特书即是几例。四是少部分文章有赞无弹，个别人甚至视“文学交流”为“文学交际”，这便引起部分香港作家的反感，以致在《香港作家报》上著文批评这一现象。又由于批评时面宽，便引来内地学者、海外学者的回应。这种争论，从整体来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和香港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有利的。至于什么时候才有“香港文学”及随之而来的“香港文学”的界定和判定香港作家的标准、香港文学的分期、金庸算不算文学大师、“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发展中是否起到了“领导”作用等问题，则还有待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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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的窗口
作者：赵 朕  

     ——评潘亚暾等的《香港文学概观》

最近福建鹭江出版社出版的《香港文学概观》（潘亚暾、汪义生著），为读者展示了香港文学从发轫至今天的七十多年来的发展脉络和创作实绩，勾划了香港文学斑斓多姿的面貌。它的出版，不仅为中国的现代文学史领域，填补了一项空白，奉献了一株新葩，而且也为热心的读者打开了一个了解香港文学的窗口。
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人们往往认为香港是个高度发达的工商社会，高雅的文学作品凤毛麟角，是个文化沙漠。这种观点曾经影响了一些人，尤其是那些只读过香港的通俗文学而鲜少涉猎严肃文学的人。潘亚暾等人所著 《香港文学概观》的一个最突出的成绩，就在于以翔实的资料，深刻的剖析，阐释了香港文学的历史与现状，雄辩地证实了香港并非是文化沙漠，而是一个已经得到一定的开发，并且正在不断开发的水土肥美，花草繁茂的绿洲。对此，该书著者以大量的文学创作实绩，进行了深入的论证。著者首先指出，在香港五百八十一万人口中，有作家五百多位，再加上各文学团体所拥有的成员，多达千人左右。按人口比例，香港作家的数量占世界各地之最。其次，从香港作家的素质来看，大多学贯中西，一专多能。在激烈的现代社会竞争中，写作速度快，成果丰厚。老一代作家宝刀未老，屡出新著。如老作家刘以鬯的长篇小说《酒徒》，不仅饱蕴人生的哲理，提出对新文学的独到见解，还开创了中国长篇小说运用前卫技巧的先河。中年作家笔耕勤奋，成绩昭然。如东瑞、陶然、钟玲、施叔青的小说，黄河浪、张诗剑、晓帆的诗，陈耀南、林洵的散文，都为香港文学书廊增光添彩。至于青年一代，更是虎虎有生气，思想活跃，刻意创新，独标一帜。像颜纯钩、陈浩泉、也斯、夏婕……都为香港文苑培育了夺目的花朵。尤其是近十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回归祖国的进程日近，香港作家爱国热情高涨，更增强了创作使命感和荣誉感，使香港文学进入了第三次文化高潮。再次，香港的出版业发达。报章有六十多种，杂志有五百九十多种，出版社有二百多家，为作家提供的发表、出版作品的机会很多。另外，香港还有一批亦文亦商的儒商作家，他们不仅坚持创作，还慷慨解囊赞助文学事业，如创社、办刊、开研讨会、出丛书，评奖、设立文学基金，等等。都为香港文学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香港文学概观》的著者正是通过宏观的展示和微观的分析，评估了香港的文学业绩，拨开了文化沙漠的迷雾，使我们看到了一片葱绿似毯的绿洲。
廓清香港文学同内地文学的血缘关系，寻祖求源，是该书著者勾勒香港文学历史演进的基础。在二十年代后期的香港文坛，封建复古的文化势力与初萌的新文学处于犬牙参差的态势，新旧文学彼此消长，错动发展。1927年鲁迅以中山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身份访问香港，在演讲时抨击了复古主义逆流，在香港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增强了他们探索新文学的热情和开拓的勇气。后又经侣伦、杰克等本土作家的惨淡经营，以及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作家涌入香港，掀起了香港的第一次文化高潮。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夏衍、黄谷柳、司马文森、陈残云、戴望舒、徐迟等作家陆续南来，使香港文坛非常活跃，出现了《虾球传》、《洪波曲》这样喜人的佳作，带动了香港第二次文化高潮的出现。著者正是通过这样的条缕瓜析，探本求源，深刻地揭示了香港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血亲关系，同时也雄辩地说明它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对抗战前期和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新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著者在理清香港文学与内地新文学的渊源之余，还深入地剖析了两地文学的差异。“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由于自50年代以来，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背景和不同于内地的政治经济体制，使香港文学在吸收本土营养的同时，也表现出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兼容态度。因而它的形态、风格，以及作家的审美观念与追求，都自成格局，呈现出独特的风采。著者在论述香港文学的态貌和分析作家作品时，都紧紧地切住香港文学背倚大陆，面对世界，继承传统，又博采众长这个纲，既理清了香港文学的脉络和发展背景，又将作家置于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环境中予以定位，就使读者对香港文学的了解全面而又深刻。
鉴于香港的社会经济状况，香港文学是由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组成的。历来的文学史家都存在着重严肃文学，轻通俗文学的现象。可是在《香港文学概观》中，却不厚此薄彼，而是兼容并蓄，事实求是地评价其成败得失。著者通过剖析侣伦、舒巷城、刘以鬯等作家的作品充分肯定了他们那些富有时代精神、地方气息和艺术创新的佳作，或给人以哲理的启迪，或净化人的灵魂，或震撼人心，产生反思领悟，或益于心智，得到美的享受，都为香港严肃文学的发展创造了难以磨灭的业绩。对于作为香港“土特产”的通俗文学，著者也作出了一些剖析。
作为一部阐述某个地域文学概貌的著作，最忌褒贬失当。而《香港文学概观》在此方面虽说还没有做到尽善尽美，但著者也付出了力求客观、公允的努力。在评述文学现象或作家创作时，著者正如曾敏之先生在该书《序》中所说“不囿于政治偏见，能以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所强调的德、才、智的三者兼备的史笔”来加以评判。如在评述香港文学的总体成就之余，也深刻地指出“香港作家还没有拿出一部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文学作品”的缺憾。对作家的评价也注意在概括其创作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指出其不足。如对《江湖行》，著者高度评价了这部小说表现人生大悲剧时，“头绪纷繁，布局多变，既有大泼墨的写意，又有精雕细刻的工笔”的艺术成就，但也指出由于作者对于社会底层生活体验不深而使小说在某些方面失去了应有的真实感。在论及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时，著者对司马氏“分析一些敏感的文学现象时，从不拾人牙慧，态度直率，敢于发表独到的见解”，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但也没有回避其“对一些重要作家的贬褒有失精当”和在评价作品时“一概摒弃对思想性、社会效果的分析”的缺憾。这种中肯的评估，不只对香港文学的再发展有助益，也能帮助读者客观地认识香港文学的真实面貌。
洋洋五十万余言的《香港文学概观》，内容丰富，材料充实，如果没有像潘亚暾先生这样热心搜集资料和亲历香港实地考察的条件，是很难构筑的。从该书中不难体察到著者搜集资料之烦和遍访作家之苦。可以说著者付出了披荆斩棘的心力，才在荒原中开拓了这块处女地。或因如此，在拓荒育苗时也难免留下收获时的遗憾。窃以为最突出的不足是各文学门类的论述分量欠均衡，对儿童文学、戏剧文学和电影文学的介绍显得过于简略。尽管如此，这个文坛上的空谷足音还是令人欣慰和雀跃的。
                    ——《香港文学》1995年第8期
                      《台港文学选刊》1995年第4期
                      《新闻出版报》1998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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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学-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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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们忘不了的十位香港作家

2007-12-16

提起香港，也许很多人会认为它是一片“沙漠文化”，只有经济发展，没有文化支撑。但是，当我在豆瓣网上键入金庸、古龙、亦舒这些香港作家的作品时，我惊讶地发现网友对他们作品的关注度竟然超过了内地的文学大师老舍、钱钟书等。     我们不妨就以网友们的关注度和影响力作为参照，排列出影响过我们的十位香港作家。当他们的名字再次被记忆敲醒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曾经开阔了我们的视野，有的甚至改变了我们一生…… 笑容可掬，金庸有时也是个老顽童。（金庸：侠之大者，书房亦大[组图] ）     ◎NO.1 金庸 《神雕侠侣》     ◎影响力 5分 可读性：5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348条     20世纪90年代，金庸武侠小说开始授权在内地出版。读金庸成为了这十年来越来越泛的文化潮，北大学者孔庆东评价金庸对内地武侠小说的影响时说：“金庸以他一个人的功力，就让武侠小说进入了千家万户的生活。”金庸天马行空般的想象让很多憋在钢筋混凝土的城市一族们终于有了片刻的野生幻想，幻想自己无人能敌的盖世武功、幻想自己称霸武林的英雄气概、幻想和他(她)至死不渝的爱情。 亦舒     ◎NO.2 亦舒 《喜宝》     ◎影响力：4.5分 可读性：5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382条     从影响度到出书量，亦舒之于香港好比琼瑶之于台湾。亦舒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倪匡的科幻小说，曾被誉为“香港文坛三大奇迹”。     亦舒笔下女主人公始终自强不息，绝不唯唯诺诺，她们的爱情宣言是：“他不是我要的人，我想生活得更好一点”。也许很多人说这太大女子主义，也许很多人觉得太现实，缺少浪漫，但是看看我们身边的人，哪个女人不是这样？ 古龙     ◎NO.3 古龙 《楚留香》     ◎影响力：5分 可读性：4.5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106条     与金庸的武侠声望齐名，但作品的影视传播却远远不及金庸，原因在于古龙写武侠不喜欢写招数，导致演员只能乱打一气，但其中的战斗心理描写却相当吸引人。 李碧华     ◎NO.4 李碧华 《霸王别姬》     ◎影响力：4.5分 可读性：4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86条     有香港第一才情女之称，想象力极其丰富，因创作了《胭脂扣》、《青蛇》、《霸王别姬》等一系列改编成家喻户晓影片的著名小说而闻名内地，文字受张爱玲影响很大。 张小娴     ◎NO.5 张小娴 《荷包里的单人床》     ◎影响力：4分 可读性：4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73条     继亦舒之后，香港最著名的言情作家，很多读者都视她为“都市爱情专家”，纷纷给她发邮件讨要爱情秘方。 梁凤仪     ◎NO.6 梁凤仪     《昨夜长风》     ◎影响力：4分 可读性：4分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42条     “梁凤仪旋风”真正在内地刮起，是在上世纪90年代，很多作品被内地读者熟知都是通过《昨夜长风》、《花帜》、《拥抱朝阳》、《冲上九重天》等改编的影视作品。     梁凤仪小说的主人公，多是站在财经界风口浪尖上的一群自立奋斗的女强人。很多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在那个年代开始抛弃自己修炼了4年的愤青调调，转而投靠公司，做起了小说里那样的OFFICE小姐。 倪匡     ◎NO.7 倪匡《卫斯理系列》     ◎影响力：4分 可读性：3.5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45条     在香港是和金庸并驾齐驱的一对老人，一个是给内地带来了武侠，一个是给内地带来了科幻。内地对他书的了解，几乎都来源于网上，走的是地下传播路线。 黄易     ◎NO.8 黄易 《大唐双龙传》     ◎影响力：4分 可读性：3.5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33条     内地读者最早接触的玄幻小说就是黄易带来的，《大唐双龙传》、《寻秦记》的古今乱窜，历史的重筑让很多人都叹为观止。 林行止     ◎NO.9 林行止 《闲在心上》     ◎影响力：3.5 可读性：3.5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37条     有“香江第一健笔”的美誉，经济学潮人，他的名字与香港《信报》的“政经短评”及“林行止专栏”的互动，简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董 桥     董桥，福建晋江人，1942年生。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毕业，曾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研究多年。历任《今日世界》丛书部编辑、英国国家广播公司制作人及时事评论、香港《明报月刊》总编辑、《读者文摘》总编辑等职，现任香港一日报社长。     董桥历年在台湾出版的文集包括《另外一种心情》（远景）、《这一代的事》、《跟中国的梦赛跑》（均为圆神）、《辩证法的黄昏》（当代）等以及翻译书籍多种。另外在香港、北京、杭州、广州、天津、成都、上海及沈阳出版文集十多种。     ◎NO.10 董桥 《董桥自选集》     ◎影响力：3分 可读性：3.5     ◎豆瓣书刊条目搜索：34条     在内地说起香港作家董桥，知道分子脍炙人口的一句名言是：“你一定要看董桥！”这个被誉为是“香港一支笔”的董桥，文字雅得无与伦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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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漫步：《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http://paper.wenweipo.com   [2009-01-06]

──讀也斯的小說 黃志強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   　何謂香港文學？香港文學有甚麼特點？陳炳良教授在《香港文學探賞》一書的序文中指出： 　香港是個商業中心，而不是政治中心。在這裡，沒有發生過轟天動地的政治事件。因此我們不能要求香港作家寫一些反映大時代大事件的作品……自從70年代以來，香港文壇出現了相當多的土生土長的作家。他們的題材多以香港社會為主，而技巧方面則融合中外。 以反映港人共同經驗為主題 　《記憶的城市．虛構的城市》正是這樣一本融匯中西文學技巧，以反映香港人共同經驗為主題的小說。作者也斯就曾經說過：「如果我不是在香港長大，一定不會寫出這裡的小說。」他在小說的後記中也對此書的創作動機有所闡釋： 　我一直想寫一本小說，寫香港，寫在香港成長的一代，到外面去，又再回來。我想寫他們如何通過與其他文化的接觸，去反省自己成長的背景；在外面學習到一點甚麼，回來又如何面對現實的急劇轉變。九七將近，許多人想寫大時代，戲劇性的傳奇，我沒有這樣的野心：我只是想從一些比較熟悉的普通人物身上，看他們如何承受挫折，化解煩惱，在傾側的時代自己探索標準，在混亂裡凝聚某些素質。 　經過百多年的殖民統治，英語在香港畢竟較之中文有更崇高的地位，葉維廉教授認為：「英語所代表的強勢，除了實際上給與使用者一種社會上生存的優勢外，也造成了原住民對本源文化和語言的自卑。」事實上，香港人日常使用的語言──廣州話，不但被視為比英文低級，其地位更低於普通話。小說中的第一人稱敘事者，嘗試用廣州話來翻譯一些現代德國劇作家布萊希特的作品時，不無感慨地說： 　我當時的想法亦是由於一些台灣作者在香港大談「純粹中文」。以及一些語文教師談文藝時老強調「不合語文規律」的說法。我倒是想我們是否可以解除這些偏見，恢復或建立這種方言的各種溝通能力呢？ 香港文學面對被邊緣化問題 　香港文學也同樣在面對被邊緣化的景況。敘事者在小說第10章便曾用諷刺的口吻談到：「學生應該學習的，當然是歐洲的文學，香港文化？真有這樣的東西存在嗎？」 　很明顯，即使香港作家用英文來寫作，或把西方文學技巧大加運用，他們的作品也不可能與被經典化了的歐洲文學得享同等尊崇。更遺憾的是，仍有不少人只視香港文學為中國文學的邊緣旁支，而無視香港文學的特殊性。香港文化與文學經過多年發展，已有獨立生命。香港作家能發出自己獨特的聲音，香港文學得以開創出自己的道路，這些都是研究者所樂於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