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台湾文学]专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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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作家因用不纯粹的普通话、日语或台湾方言创作所带来的语言风格上的弱点，较好地奠定了台湾文学的民族风格但是,钟理和生前发表的作品只有《贫贱夫妻》等几篇。《笠山农场》虽然于1955年获得了台湾“文艺评奖委员会”的长篇小说的二等奖（一等奖缺），可直至他逝世，也未能出版。到70年代，整理出版了《钟理和全集》，他的影响才日渐扩大。
　“现代主义文学”的鼎盛时期　从50年代中期开始，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思潮日益泛滥。这股思潮的兴起，是因为国民党当局政治上实行高压统治，造成了人们逃避现实的倾向；经济上和军事上处处依赖“美援”，美国式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也随之大量输入，造成了崇拜西方物质生活和文化精神的社会心理；文化上阻挠知识界与祖国文化的联系，“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除徐志摩、朱自清等极少数作家的作品外，几乎完全成了禁书，造成了文学创作与社会脱节的现象。“在前无‘古人’的空虚和对所谓‘战斗文学’的厌弃中，年轻的一代很自然地转向西方去寻求学习对象”，避开现实世界的矛盾，“走入个人的世界，感官经验的世界，潜意识和梦的世界”，而弗洛伊德的泛性说和心理分析，意识流手法的小说，反理性的诗等等，也成了年轻作者刻意追摹的对象。
　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兴起，最早可以追溯到50年代初的现代诗创作。1953年，曾在30年代与戴望舒、徐迟等人一起从事诗歌创作的现代派诗人路易士（即纪弦），创办了《现代诗》季刊，从事“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活动。翌年春，钟鼎文、覃子豪、余光中等成立了“蓝星诗社”，并借《公论报》副刊刊行《蓝星周刊》（后改为《篮星月刊》）与纪弦“对立”。同年10月,张默、洛夫、痖弦成立“创世纪”诗社,出版《创世纪》诗刊。形成了台湾早期现代诗创作鼎足而三的局面。1956年1月,以纪弦为盟首的、旨在“领导新诗的再革命，推行新诗的现代化”的“现代派”在台北成立。参加者包括方思、郑愁予、蓉子、罗门、白、林亨泰等83位诗人。他们宣称：“我们是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地包容了自波特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与要素的现代派之一群”。他们认为“新诗乃是横的移植，而非纵的继承”，声称要从事“诗的新大陆之探险，诗的处女地之开拓。新的内容之表现，新的形式之创造，新的工具之发见，新的手法之发明”,强调“知性”,“追求诗的纯粹性”。纪弦认为:“新诗作者之所追求的,乃是一个纯粹的、超越和独立的宇宙之创造”。“无所谓‘意思’，不需要‘解释’，……唯高级的心灵与之相默契，从而获得一种精神上的高度享受”，“它是少数人的文学，不是大众化的，它是艺术品的一种，不是供实用的。”覃子豪认为“现代诗常将主题团团围绕兜了半天圈子，结果仍不点题，不了了之，……诗中最高的一层境界恐怕也就是空虚呢。”“现代派”的成立，可以说是台湾现代诗运动的一个高潮；但“现代派”主张抛弃传统、全盘西化,“横的移植”和要打倒抒情诗,强调“主知”，排斥诗的音乐性等创作原则，则遭到了一些人的批评。
          [部分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集]
　“现代派”的成立，对台湾新诗现代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导致台湾现代诗歌走上新形式主义、纵欲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歧途。到60年代初，连纪弦本人对现代诗也极感不满,连续发表文章进行批评:“现在流行的那些骗人的伪现代诗，不是我所能容忍所能接受的，诸如玩世不恭的态度、虚无主义的倾向、纵欲、诲淫及至形式主义、文字游戏种种偏差，皆非我当日首倡新现代主义之初衷。”后来，他干脆宣布取消现代派，要以“新自由诗”这个名称取代“现代诗”，《现代诗刊》也随之停刊。“现代派”解体了，但诸多诗人，仍然沿着现代诗的路径继续“燃烧”自己。如“创世纪诗社”，扩大《创世纪》诗刊版面，强调“诗的世界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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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性”和“独创性”、“纯粹性”。直到60年代末，《创世纪》才停刊。
　继纪弦等人的“现代派”成立之后，夏济安创办了《文学杂志》。如前所述，该刊提倡写“说老实话”的文学,但在艺术上倾向现代主义。它支持现代诗运动,介绍欧美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和作品，发表台湾作家的现代主义的作品，对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59年夏济安离台赴美，《文学杂志》停刊。次年台大外文系学生白先勇、王文兴、陈若曦、欧阳子、刘绍铭、李欧梵、戴天等人成立《现代文学》社，出版《现代文学》杂志，介绍西方现代主义作家如卡夫卡、卡缪、乔伊思、托马斯·曼、詹姆斯、福克纳等作家，介绍存在主义、意识流、虚无主义、超现实主义小说。同时也以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为师创作小说，他们跟“现代派”、“蓝星诗社”、“创世纪诗社”的诗人遥相呼应，形成了现代文学派。“现代主义文学”主宰了60年代的台湾文坛。
　这股文学潮流的流行，冲破了“战斗文学”教条的束缚，在促使文学摆脱国民党当局的政治羁绊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从现代诗方面看，作为一种文学运动,它的功绩,主要“在于奠定‘自由诗体’为新诗的主要形式，语言上的勇猛的实验”以及“导致了诗人们努力的向人类心灵的内在挖掘”。它的弊病则是逃避现实矛盾，走进个人的象牙之塔。它强调“横的移植”，提倡异国情调，形成了盲目西化的倾向；它强调为艺术而艺术，促使唯美主义的流行和形式主义的泛滥；它向内在挖掘，导致了矫饰造作、无病呻吟和晦涩如谜、甚至使“唯性主义”大行其道。所以，步入70年代，在乡土文学崛起的时候，现代诗受到了猛烈的批评。当然，这些弊病是就现代诗总体而言，并非每个诗人，和所有的诗都如此。现代诗运动中的探求者,如纪弦、余光中、痖弦、郑愁予等,在创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现代派”盟主纪弦（祖籍陕西，1913年生于河北清苑）在新诗“现代化”的呐喊中，不免把空虚和无聊也织进自己的作品，但当他抒发一些真情实感时，也写过如《你的名字》、《槟榔树：我的同类》等确可一读的诗。他的这些诗大都明白畅晓,有惠特曼式的铺排,有精心的意象选择。他所咀嚼着的寂寞，也多少反映了他的孤独处境。“现代派”中的代表诗人郑愁予（本名郑文韬，祖籍河北，1933年生于济南），则实实在在是个“中国的中国诗人”，他的语言、节奏、感情是中国的，笔名也来自“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江晚正愁予，深山闻鹧鸪”等古典名句。他18岁时写《边塞组曲》显示了诗的才华。50年代初即有妙句在台湾流传。《小小的岛》、《如雾起时》、《水手刀》、《错误》等诗作，为他赢得了声誉。他的诗擅长形象描绘：“山是凝固的波浪”、“众溪是海洋的手指”、“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两头了”。此山，此水，此情都被活现了。他能融传统于现代，化陈腐为新奇。那被广为传诵的《错误》，从浪子的角度写思妇的期盼，读来令人想到温庭筠的《忆江南》。那尽写水手寂寞情调的《水手刀》，在愁苦中弥漫着潇洒的浪漫意识。他的语言轻柔,一如淡烟疏柳。他有时寄情山水,有时怀念故土。并不强烈地触及病态社会，但有时也冷眼觑看人生。他只如他所说的“一面思想，一面游戏”。
　余光中(祖籍福建永春，1928年生于南京)40年代底在金陵大学读书时开始创作，50年代初出版了《舟子的悲歌》等诗集。50年代中期，“横的移植”之风起时，他也成了“一只风中的病蜘蛛”。50年代底写了《我之固体化》、《我的年轮》等诗作，宣告拒绝溶化“在国际的鸡尾酒里”，拒绝“横的移植”。60年代初在关于现代诗的激烈论争中，呼唤“回到中国来”。此后开始了“兼容中西,努力创新”的道路,相继发表了《莲的联想》、《敲打乐》、《在冷战的年代》、《白玉苦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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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作品。《白玉苦瓜》是他的代表作，曾被誉为文坛的“不朽之盛事”。他在这些诗作中熔铸了浓重的中国意识和深厚的历史感。尽管他对中国历史的感伤不无偏颇，但他企望吸尽“古中国喂了又喂的乳浆”“成果而甘”。他希望死后葬身“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他的诗构思奇巧，视域宽阔，杂成语典故，信手拈来，意象翻新，妙想如珠。余光中还是一位散文家，先后出版了《左手的缪思》、《逍遥游》、《焚鹤人》、《听听那冷雨》等多种散文集。他主张“散文革命”。认为社会意义与美感价值不应畸重畸轻；正视现实，才能超越现实；真实的丑优于虚伪的美。他悬想中的散文“应该有声、有色、有光”，“一位出色的散文家，当他的思想与文字相遇，每如撒盐于烛，会喷出七彩的火花”。他在散文的创作实践中“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缩，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在变化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他的散文是诗人的散文，声、色交绘，意象丰丽，文字典雅，清新俊逸而又博丽雄浑。痖弦（本名王庆麟，河南南阳人，1932年生）也是现代诗派的重要诗人。50年代初他开始创作,先后发表了《盐》《深渊》等诗作。《盐》悲叹国人的历史命运，浸渍着超现实主义的奇思异想；《深渊》似乎在鞭打台湾社会现实中的腐败，“嵌满了怪诞的意象，令人心惊肉跳，如在梦中窥见地狱之窗”。他同情落寞者的命运一如《上校》，叹息生存的无奈一如《如歌的行板》，他也是个浪子，然而“我的灵魂已倦游希腊／我的灵魂必须归家”(《我的灵魂》)。他的诗构思奇特，形式不拘，节奏感强，一如动听的交响曲。他也有现代派诗人的通病,有些诗晦涩难解覃子豪、洛夫、罗门、蓉子、方思、张默、羊令野、商禽、周梦蝶、叶维廉、杨牧等，都写过一些有一定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的诗，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的足迹。至于现代主义小说，在早期，不少作家也着迷于以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的手法，去挖掘人的内心世界、感觉的世界、潜意识的世界、梦的世界，宣泄孤绝感、疏离感和失落感，把弗洛伊德性心理学作为精神支柱，表现心理变态、性变态，图解存在主义哲学。但是，这些小说由于表现了台湾现代都市人的变态心理，曲折地反映了窒息的台湾都市人的精神苦闷与某些人的道德堕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暴露，也具有一定的认识作用。同时，随着对欧美文学观念和艺术手法的介绍，创作技巧得到了提高，手法得到了丰富。在现代派文学发展的过程中，一些作家或者由于家庭和社会等条件不同，或者由于文化环境的变化和本人的逐步成熟，而先后开始了新的探索。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大山》、《到梵林墩去的人》、《大白牙》、《被杀者》等具有现代主义倾向小说的尉天，因为受到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感染，而真正意识到了历史的责任，开始从自己的“虚无和苍白”中走出来，与现代主义告别。后来，尉天成了台湾乡土文学的坚定的实践者和支持者。陈若曦在回顾自己前期的创作时说：“那时候,我不但爱幻想,更因为受了欧美文学的熏陶,还不知不觉地模仿,《钦之舅舅》和后来办《现代文学》杂志发表的《巴里的里程》便是这种产物”。但到写《最后夜戏》等作品时，就已力图挣脱现代主义的羁绊而面对现实生活了1963年,她赴美留学，后来到中国内地住了7年,进一步感受到“五四”新文学的传统，确立了自己的写实风格。“年轻时最推崇写作技巧,现在但求言之有物,用朴实的文字叙述朴实的人物,为他们的遭遇和苦闷作些披露和抗议”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的《尹县长》、《耿尔在北京》等作品，描写了这场动乱对真理、正义、理想和人们美好善良品德的摧残，在揭露这场动乱所造成的破坏后果方面,表现了锐利的批判精神,突出地体现了她所追求的朴实无华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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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白先勇是《现代文学》的主持者，早期创作表现走向自我走向内心的倾向,着意人物病态心理的挖掘。但是他从小就受到了中国文学的熏染，1962年，赴美留学。“一出国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产生了所谓认识危机。对本身的价值观与信仰都得重新估计。虽然在课堂里念的是西洋文学，可是从图书馆借的，却是一大叠一大叠有关中国历史、政治、哲学、艺术的书，还有许多‘五四’时代的小说。”当他深入体会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历史命运以后,一种忧患感,使他变得成熟起来。他从虚幻的天空中下降，立足于中国历史的大地，开始了系列短篇小说《纽约客》和《台北人》的写作。《纽约客》写由于中国历史的剧变所导致的一部分流落异国他乡的飘零子弟的生活和心志，倾诉了他们失落迷茫的痛苦《台北人》里的所谓台北人,其实都是从大陆到台湾后生活在台北的人。他们大都有着辉煌的或者说足以引起怀恋的过去,但又不得不面对衰微凄凉甚至颓败的现实。尽管白先勇没有也不可能正确地揭示“台北人”悲剧命运的历史原因，对于他笔下的“台北人”也不加区别地充满同情，为被历史无情地掀下舞台的没落阶级唱挽歌，但由于他能面对严峻的历史，真实地暴露了一些“台北人”的落魄、颓败、空虚的生活和凄凉落寞的情绪，客观地揭示了他们的“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使作品具有了真实的历史感和时代感。同时，由于着意表现中国传统文学中一再表现的历史苍凉感，追求社会意识与技巧的结合，将中国传统小说和欧美现代小说技巧熔于一炉，采用融中国传统小说语言于现代的语言，所以，尽管《台北人》、《纽约客》中的一些作品仍然浸渍着现代主义的意识，但从总体上看，则具有了中国文学的风格，在艺术上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台北人》的创作，奠定了白先勇的文学地位。
　台港文学界通常都把聂华苓归入“现代主义文学”派。她比白先勇他们年长,在重庆南京等地接受中学和大学教育时,接触过30年代的小说、戏剧和电影,在文学上并没有完全跟昨天脱节。《现代文学》创刊时，她已有十多年创作历史在摸索中,她也向欧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学习然而她又“始终是那么胆小地揪住现实”,和“依借传统小说的叙述手法来描摹外在世界的‘真实’”。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聂华苓实际上开始了“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追求。《爱国奖券》、《姗姗，你在哪儿？》、《王大年的几件喜事》等“针对台北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的小说，可以说是这种追求的尝试。1960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失去的金铃子》是这种追求的早期的收获。这部小说以抗战时期四川山区生活为背景，通过一个女孩子的心灵的成长，描绘了一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男女对于垂死的封建婚姻制度的抗争。基本上是写实的，但也溶进了现代主义小说的观点和技巧，清新优美，如抒情诗篇，不仅生动地展示了四川农村的风景和风俗，而且抒发了对自由的热烈追求和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写于70年代的长篇小说《桑青与桃红》，是聂华苓这种追求的代表作，但在意识上和技巧上着上了更为浓重的现代主义色彩。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桑青的悲剧，反映了现代中国历史的变迁中的落伍者的痛苦，为那些被时代列车甩出轨道、流落他乡的“浪子”唱了一曲悲歌。小说以传统的叙事手法来描写事件和细节，以戏剧的手法来结构全篇，以诗的手法来挖掘人物的内心，以寓言的手法来追求作品的两个层面，现实世界的层面和寓言世界的层面，在艺术上作了新的尝试。
　於梨华跟聂华苓可以说是同时代人，创作思想也倾向于现代主义文学。1962年出版的以回忆内地生活为内容的长篇小说《梦回青河》，基本上是写实的。《红楼梦》、《家》的影响历历可见，那些以去美国的留学生和各种形式的旅居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大多浸渍了现代主义意识。她笔下的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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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女学生，大都有着这种痛苦的经历,即从把“梦”顶在头上的大学生,不得不走到把“梦”踏到脚底下的女人的境地。她们寻找自我，寻找归宿，追寻“可望不可即”的目的物，到头来仍然解除不了精神上的苦闷和空虚。《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是於梨华的代表作。作品揭示了主人公留美博士牟天磊的寂寞飘零的生活历程和心路历程。当牟天磊学成业就“荣归故里”寻找心之所寄的时候，他发现在美国也没有根，在台湾也没有根，祖国大陆又是一个不敢去的地方！他不能不悲叹自己是“没有根的一代”！作品在弥漫着的无根的寂寞和苦闷中，透出了“寻根”、“思归”的信息。小说以意识流的手法向人物的内心掘进，表现出了“心志小说”的特点。文学语言上，则在现代汉语中有机地溶进了欧美的语法和句法，形成了清畅、流利和优美的文学语言风格。於梨华的创作开了留学生文学的先河。后来，张系国等的创作，又把留学生文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至于欧阳子则是个心理写实的小说家，有“心理外科医生”之美称。她的作品虽然题材狭窄，囿于所谓的内在挖掘，但她怀着悲悯，以冷静理智的笔触，把人物“可怕”的内心忠实地暴露出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欧美文化侵袭下伦理观念的混乱，精神空虚和寻找刺激的心态。王文兴的长篇小说《家变》，可以说既是伦理小说，又是教育小说，既有写实的层面，又有寓言的象征的层面。它所描绘的“家变”的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嬗变。七等生古怪的笔所挖掘的“彷徨的一代”的孤绝的灵魂中，也折射了台湾“现代人”的人际关系。姚一苇是文艺理论家，在台湾各大学主讲戏剧理论和文学理论。60年代初开始剧本创作。他提倡戏剧反映人性本质，注意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诗化戏剧语言。他的话剧《红鼻子》等，描写主人公对人生意义的追求，颂扬了利他和互助的价值观，同时，暴露了人性的丑恶，批判了他所生存的社会。此剧1982年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公演，反应热烈。60年代中期登上文坛的张晓风，涉猎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创作；散文创作的成就尤为可观。《愁乡石》等作品的字里行间，熔铸着化之不解的中国情结。尽管她离开内地的时候年仅 8岁，可她胸中积满了乡愁。她思念以至于在幻境中拥抱祖国的同胞！她的笔浸渍着古国的文化，不忘情于古典而纵身现代。
　在台湾文学的发展中，小说的成绩最大，艺术上比较成熟。现代主义派的一些作家严肃的艺术探索，特别是对于“把传统融于现代”、“将西洋融于中国”的艺术追求，对台湾小说艺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70年代台湾乡土文学繁荣时期　乡土文学通常指的是作家描写家乡生活（主要是农村生活），又具有鲜明地方色彩的作品。日据时期的作品，不少就是这种乡土文学。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则指以描写本省城乡生活为内容，具有台湾地区特色的文学。王拓在《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一文中说：所谓“风土”或者“乡土”，“所指的应该就是台湾这个广大的社会环境和这个环境下的人民的生活现实；……凡是生自这个社会的任何一种人、任何一种事物、任何一种现象，都是这种(乡土)文学所要反映和描写、都是这种文学作者所要了解和关心的。这样的文学，我认为应该称之为‘现实主义’文学……”“台湾乡土文学”,的确就是台湾的现实主义文学。人们所以沿用“乡土文学”这个概念，不过是为了强调它的地方特色──在台湾的“全盘西化”的潮流下，强调这种现实主义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
　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是由钟理和、钟肇政、吴浊流和叶石涛等作家承续下来的，它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如前所说,早在50年代中期,为台湾乡土文学奋笔耕耘的钟理和，进入了创作成熟期，写出了代表作长篇小说《笠山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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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50年代初开始创作的钟肇政，1961年在《联合报》连载发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鲁冰花》，标志着他的创作进入成熟阶段1962年,他还出版了《浊流三部曲》的第一部。与此同时，廖清秀、许炳成（文心）、陈火泉等也在从事创作。为了能在寂寞中相濡以沫，钟肇政还油印了《文友通讯》，以邮寄的方式，在钟理和、廖清秀、许炳成、陈火泉等人之间传阅各自的作品，切磋技艺。但钟理和由于早逝,作品出版很少,而未能产生应有的影响钟肇政等虽有作品但影响很小,更由于所谓“战斗文艺”和现代主义思潮此起彼伏，淹没了他们的声音。所以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当代台湾乡土文学尚处在默默耕耘的阶段。
         [部分台湾现代文学作品集]
　60年代中期，这种文学进入发展阶段。1964年，吴浊流创办《台湾文艺》杂志，他针对当时文坛的状况指出：“现在，大多数的作家，没有采取科学的态度来批判，对外国文学囫囵吞枣地模仿以为能事”，希望“尊重我们固有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经线，采取外国文学的优点拿来做纬线,织成最优秀的中国文学,创造有中国文化格律的新作品,才是台湾文艺的使命。”1965年4月，叶石涛在题为《台湾的乡土文学》一文中也指出：“‘战后派’后期的作家，已经没有乡土的观念，或者他们的文学以（从）扬弃乡土上出发，广大的世界，欧美文学的迷惑紧抓着他们不放……他们迷失于弗洛伊特和荣格的潜意识的潮流之中。”他又指出：“本省作家如能从个体的特性挖掘本省特殊的人物、现象、精神或物质生活着手，发扬至纯、普遍的人性追求，人类的理想主义倾向，相信必能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永恒的一页”。他们都批评了现代主义，企望坚持台湾乡土文学传统，建设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文学。继《台湾文艺》之后,1966年10月,尉天、姚一苇、陈映真等创办了《文学季刊》。他们认为艺术的责任就是促进人们相互了解，带给人们新的理想。为了达到互相了解，一个作家、一个艺术家，首先就应该把自己置身于现实生活中，实际上他们提出了面对现实，帮助人们树立理想的文学主张。尽管,如尉天所说,《文学季刊》尚残存着“从西洋搬过来的中产阶级的文学理论，或多或少的颓废感伤的现实主义情调、超现实的抽象作风，艺术至上的趋势……等等”，但它发表的作品，则拉近了与现实的距离，催生了不少真正来自台湾下层社会生活的现实感很强的作品。这两个杂志的创刊，为台湾乡土文学提供了阵地。新一代的乡土文学作家如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等相继登上文坛。
　陈映真，台湾台北县人。1937年生，1957年入淡江文理学院就读。继1959年发表处女作《面摊》之后，他在《笔汇》杂志连续发表了《我的弟弟康雄》、《家》、《乡村的教师》、《故乡》、《祖父和伞》、《死者》、《那么衰老的眼泪》等作品。《我的弟弟康雄》描写台湾青年知识分子的面影，它的发表曾引起轰动：“我求鱼得蛇，我求食得石”！“处于那个苦闷的时代，映真的理想主义的狂热和他颓废的情调，一时成了大学中的流行语言。”《乡村的教师》尖锐地触及了光复后台湾同胞所经历的精神挫折。《那么衰老的眼泪》诉说了大陆在台人士的落寞。《笔汇》停刊后，他又在《现代文学》上发表了《文书》、《一绿色之候鸟》以及成名作《将军族》，开始探索寄寓台湾的大陆人的沧桑传奇以及他们和台湾本省人之间的关系。作品“将他们置于一个从来不认识大陆人、本省人的社会规律下，以社会人而不是畛域人的意义，展开着繁复底生之戏剧的。”这时期，虽然由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陈映真的作品弥漫着忧郁和浓厚的感伤情绪，但是他面对的却是严峻的台湾现实，没有因现代主义思潮的裹胁而逃避现实。《文学季刊》创刊后，他任编辑。这时期他连续发表了《最后夏日》、《唐倩的喜剧》，尖锐地批判台湾社会崇洋媚外的风气。这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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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摆脱了感伤情绪，而着上了批判的嘲讽色彩。
　黄春明6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处女作《男人与小刀》浸渍着存在主义哲学，宣泄生存的荒谬感，认为只有死才是最好的解脱。到为《文学季刊》写稿时，他已挣脱现代主义的苍白和孤绝，面向台湾社会的底层，怀着同情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的贫困凄苦无告的处境进行艺术的揭示，以关切的心情描写为保持做人尊严而奋斗的“小人物”，相继写出了《看海的日子》、《儿子的大玩偶》、《锣》等作品。《看海的日子》中的白梅，因为家境贫困，14岁就沦落风尘，但她不甘于污泥般的生活,把自己献给一个老实的渔民以后,抱着新生的希望与过去诀别。《儿子的大玩偶》中的坤树，忍受着充当“广告人”的种种艰辛，把准备堕胎的儿子生养下来，表现了深沉的父爱。《锣》是黄春明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小说主人公憨钦仔原来有一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打锣告示。由于时代的前进，打锣被淘汰了。憨钦仔陷入了困顿,但这时他仍不忘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甚至以谎言和阿Q的精神胜利法来自欺欺人卑贱的“小人物”，自有其美好的心灵，黄春明珍视而细心地挖掘这一点。王祯和1961年发表小说《鬼·北风·人》，受过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快就走上现实的道路。1966年后,他为《文学季刊》写稿,相继发表了《来春姨悲秋》《嫁妆一牛车》、《五月十三节》、《三春记》等作品，描写渺小人物贫困卑贱的生活，让人们看到台湾社会底层的黑暗角落。《嫁妆一牛车》是他的代表作。主人公万发是个聋子，为了摆脱贫困，他奋斗过，但始终挣脱不了厄运的纠缠。后来为了取得一辆借以谋生的牛车，竟不得不默认自己的妻子阿好和他人通甚至同居。小说赋予悲剧以喜剧形式，使悲剧益发显得悲哀。王祯和将悲剧归结为“命运”的播弄和他们自身性格的缺陷，包括生理上的缺陷。尽管这样回答并不完全正确，但他提示的苦难是真实的，他对小人物的同情往往深藏于嘲弄之中。
　这时期，新进的作家李乔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飘然旷野》、《恋歌》、《晚晴》；黄娟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这一代的婚约》、《冰山下》，长篇小说《爱莎冈的女孩》；郑清文出版了短篇小说集《故事》；钟铁民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菸田》；季季等女作家也有作品问世。而当代台湾第一代乡土作家文心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生死恋》、《千岁桧》、《泥路》，张彦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芒果树下》、《川流》、《骄恣的孔雀》。钟肇政则相继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轮回》、《大肚山风云》、《中元的构图》和长篇小说《八角塔下》、《台湾人三部曲》的第一部《沉沦》。廖清秀、郑焕、林钟隆等也相继写了一些作品。至此，台湾乡土文学已从少数人默默耕耘的局面发展而为新的文学潮流。
　进入70年代，由于钓鱼岛等事件的冲击，台湾社会产生了比较明显的反对帝国主义和买办经济的民族意识和社会意识。在文学上，西化倾向浓重的现代主义文学则遭到了抵制，甚至受到激烈的批评，从而促使一些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在对待传统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态度。曾经是《创世纪》诗刊主将的痖弦说道：“现代中国诗无法自外于世界诗潮而闭关自守，全盘西化也根本行不通，唯一因应之道是在历史的精神上做纵的继承，在技巧上（有时也可以在精神上）做横的移植，两者形成一个十字架，然后重新出发”。七等生也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从先前侧重于描写人的内在世界，到放笔描写真实的客观世界，揭露它的矛盾，拉近了作品与现实的距离。一些原来沉醉于西方意识和技巧的作家开始把传统小说的手法和现代小说的技巧熔于一炉。另一方面，以台湾社会生活为背景，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辛酸和不幸,批判帝国主义和崇洋媚外思想,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乡土文学作品，受到欢迎和鼓励，推动了乡土作家创作思想的升华和创作的发展。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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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陈映真在创作上摆脱了早期的感伤情调，在系列小说《华盛顿大楼》（包括《夜行货车》、《上班族的一日》、《云》和《万商帝君》中,直逼台湾社会矛盾的焦点,揭露国际资本对台湾政治经济支配性的影响，以及对台湾同胞民族意识的摧残，同时挖掘积极的反抗意识，描写具有民族民主意识的工人和知识分子，使作品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理想。王祯和到了70年代，在《小林来台北》、《伊会念咒》等作品中，把讽刺的烈火烧向洋迷心窍的一群在一些作品中,他已分明指出小民百姓的不幸，是那些有钱有势而骑在别人头上的人造成的。黄春明在《我爱玛莉》、《莎哟那啦，再见！》、《苹果的滋味》等作品中，对帝国主义经济文化侵略和台湾社会中的殖民意识，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辛辣的批判。原来摆荡在“乡土”和“现代”两者之间的作家，如李乔、季季、施叔青、李昂等，相继从弗洛伊德的“恋母情结”死亡和性虚无飘渺的幻想中走出来面对社会,坚定地走乡土文学的道路。李乔后来写成了反映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农民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寒夜三部曲》（包括《寒夜》、《荒村》、《孤灯》）。
　新一代乡土作家杨青矗、王拓、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以及诗人吴晟等也渐次登上文坛。他们怀着强烈的责任感，以描写劳动群众的生活为己任。杨青矗没有受过正规教育,通过自学于60年代底走上创作道路,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在室男》、《妻与妻》、《心癌》以及系列小说《工厂人》（包括《工厂人》、《工厂女儿圈》、《厂烟下》）。《工厂人》是他的代表作。凭着他对台湾工厂生活的真切了解，描写了工厂主的卑鄙无耻，满怀同情地描写了普通工人当牛做马、流血流、受尽剥削与屈辱的生活，无情地撕开了台湾“经济起飞”和“现代化”的外衣，让人们看到了严重的阶级剥削和压迫。王拓当过渔民和工人，获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学位后任该校讲师。70年代初开始创作。先后写了《炸》、《金水婶》、《奖金二○○○元》和《望君早归》等作品描写台湾渔民的困苦生活,对日益商业化的台湾社会道德进行了犀利的解剖。在《奖金二○○○元》和《望君早归》中描绘了为了他人和大众的利益敢于挺身与资本家进行斗争的正面形象，使台湾乡土文学闪现了新的道德力量的光彩。后起的宋泽莱在开始创作时，也曾迷失于现代主义之中，但后来他回归乡土，以农村生活为素材，在广阔的背景上描写在竞争社会中台湾农民的劳苦和辛酸，以及他们在多层的盘剥下的挣扎和奋斗；同情他们的处境，批评他们的迷信和愚昧。先后出版了小说集《打牛村》、《粜谷日记》、《骨城素描》和长篇小说《变迁的牛眺湾》等作品。青年女作家曾心仪凭借长期当店员的生活经验，先后写了《彩凤的心愿》、《那群青春的女孩》等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女店员的悲苦，揭出了许多少女为了救援贫困的家庭而沦落风尘的“残忍的悲剧”。
　与此同时，当代台湾第一代乡土作家钟肇政完成了长篇小说《台湾人三部曲》的写作。它写的是台湾爱国同胞英勇抗日的斗争史，塑造了台湾抗日民众的英雄群像，字里行间洋溢着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浓郁的乡土气息。
                [钟肇政像]
　在这期间，不少作家、文学研究工作者和出版家开始搜集整理、出版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成功大学教授张良泽编辑出版《钟理和全集》、《吴浊流作品集》和《王诗琅作品集》，叶石涛、钟肇政主编出版《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李南衡编辑出版《日据下台湾新文学》（丛书，包括《赖和先生全集》）、杨逵的小说集《鹅妈妈出嫁》小说散文集《羊头集》张我军的《张我军文集》也相继出版。被长期掩埋的日据时期的台湾新文学得到重新评价，它的反帝反封建的现实主义精神重新放出了光彩。它与当代台湾乡土文学汇合成了一股巨大的潮流。乡土文学取代流行了多年的现代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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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台湾文学的主潮流。
    [80年代出版的部分台湾现代文学研究著作]
　乡土文学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锐利批判精神，对“现代诗”批判所引出的文化界对中国近百年命运的反省,以及对当前文化动向的全面批评,使得台湾当局深感不安。他们先是对唐文标、尉天和《文季》季刊扣政治帽子进行压制，接着于1977年发动了对乡土文学的围攻,造成了震动台湾文坛的激烈论战。在这次论战中,尉天、陈映真、王拓先后发表了《文学为人生服务》、《乡土文学与民族精神》《什么人唱什么歌》《文学来自社会反映社会》、《建立民族文学的风格》、《关怀的人生观》、《是“现实主义文学”，不是“乡土文学”》、《拥抱健康的大地》等文章，从理论上对乡土文学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对乡土文学的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作了进一步的阐发。黄春明、杨青矗、王晓波、陈鼓应、高准、蒋、何欣以及胡秋原等也纷纷发表文章，对围攻者进行反击。通过论战，乡土作家所提倡的坚持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创造具有民族精神和民族风格的文学的原则，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反映现实，引导人民群众了解世界、认识世界，进而改造社会的文学目的，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扎根于人民生活的土壤,揭露社会矛盾的态度,以及坚持写实主义，吸取各种有益的方法和技巧的道路，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乡土文学在台湾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台湾文坛出现了新的趋向,民族的现代的台湾文学进一步发展。一批新的作家如吴晟、洪醒夫、李昂、吴念真、蒋晓云、袁琼琼、三毛等相继发表了有影响的作品马森(山东齐河人,1932年生)先后发表和出版了小说《孤绝》、《海鸥》和长篇小说《夜游》，执著于现代人的孤绝心理和文化意识的探索，引人注目。
　参考书目
《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3。
《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海峡文艺出版社，福州，1985。
封祖盛：《台湾小说主要流派初探》，福建人民出版社，福州，1983。
　　　　　　　　　　　　　陆士清　武治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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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研究的主要编著文章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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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武： 　　永远的玫瑰献给永远的你—— 　　你的精神，你的品格，你的温暖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 * 　　武治纯 　　有关台湾文学的著作： 　　专著《压不扁的玫瑰花——台湾乡土文学初探》（北京、广播出版社、1985年7月、254页） 　　参加主编与撰写《现代台湾文学史》（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共 931页） 　　其中撰写第三章《发展期的台湾新文学》（78——101页）；第三十二章《叶石涛》（802——825页）；第在十五章《八十年代的台湾文坛》第一、第二、第三节（870——908页）；代结束语《台湾文学的发展前景》（922——931页）。 　　《台湾新文学辞典》任编委，负责组织、审定部分稿件，撰写部分条目（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 　　所选编、选荐出版发行的台湾文学作品集共20多本600多万字，主要有： 　　《台湾小说选》（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台湾小说选》（二）（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台湾小说选》（三）（198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 　　《吴浊流小说选》（1981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台湾中青年作家小说集》（1981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汪洋中的一条船》（1982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每篇都有作者介绍和作品简析） 　　《杨逵作品选》（1984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钟理和作品选》（1982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台湾人三部曲》 　　1，《沉沦》 　　2，《沧溟行》 　　3，《插天山之歌》 　　（1983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救世主在骨城》（1985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傻二的婚事》台湾青年作家洪醒夫小说选（1988年海峡文艺出版社） 　　《寒夜三部曲》 　　1，《寒夜》 　　2，《荒村》 　　3，《孤灯》 　　（1986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望春风》（1986年贵州人民出版社） 　　《牛肚港的故事》（1987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赖和作品选集》（1987年中国广播出版社） 　　共介绍台湾作家40多位。 　　为有关台湾文学书籍写的序言及单篇论文共60多篇30多万字，主要有： 　　《台湾小说选》编后记（这是新中国第一本《台湾小说选》，1979年月12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本书《编后记》系大陆对台湾文学的首次表态。本文曾先后被转载于1979年香港《大公报》及美洲《华侨日报》，署名“编委会”，601——602页）； 　　《简评〈台湾小说选〉（北京，《人民日报》1980年2月27日，署名吉翔） 　　《〈台湾小说选〉浅评》（北京，《文艺报》1980年第二期54——57页，美洲〈华侨日报〉全文转载，署名武治纯、谷文娟）； 　　《〈台湾小说选〉的乡土特色》（上海，《上海文学》1980年4月号94——96页）； 　　《纪念台湾乡土文学作家钟理和》（北京，《人民日报》1980年8月6日）； 　　《台湾老作家杨逵及其作品》（北京，《读书》杂志，1980年第三期，89——90页）； 　　《“小人物”的代言人——台湾作家黄春明》（上海，〈书林〉杂志，1980年第五期，48——59页）； 　　《台湾青年作家宋泽莱》（上海，〈书林〉杂志，1980年第六期，59——60页）； 　　《介绍台湾乡土文学》（上海，《书林》杂志，1981年第三期，57——58页）； 　　《吴浊流及其作品》（北京，《读书》杂志，1981年第五期，130——132页） 　　《钟理和及其作品》（福建《海峡》杂志，1982年第三期，240——243页）； 　　《台湾文坛老兵——杨逵及其创作》（福建《海峡》杂志，1983年第一期，221——233页）； 　　《绿水青山待我还——台湾文学中的回归形象》（北京，《台声》杂志，1983年第二期，27——30页）； 　　《钟理和》（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出版，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第557——562页）； 　　《台湾人三部曲》总序（北京，广播出版社1983年9月出版1——12页）； 　　《台湾小说选》（二）编后记（北京，1983年10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二），署名“编委会”540——542页）； 　　《〈钟理和小说选〉在大陆出版》（北京《中国建设》杂志1983年第七期67页）； 　　《台湾乡土文学的源流及其理论要点》（《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福建、首届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专辑，1983年、21——43页）； 　　《和平的战争——陈映真〈华盛顿大楼〉初探》（福建《海峡》杂志，1984年第二期，242——247页）； 　　《心血虽干亦自啼——纪念台湾现代作家赖和先生》（北京，《人民日报》1984年4月13日）； 　　《杨逵作品选》序言（北京，广播出版社1984年8月出版，1——10页） 　　《祖国心海中的航船——全国第二次台湾、香港文学学术讨论会小记》（北京《中国建设》杂志，1984年第九期，45——46页） 　　《民族的心声 历史的脉搏——1984〈中国小说年鉴〉（台港小说卷）序》（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署名武治纯、古继堂）； 　　《陈映真〈华盛顿大楼〉初探》（《台湾香港文学论文选》（二）福建文艺出版社1985年9月台票出版，167——181页，转载于台湾人间出版社1988年出版《陈映真文集》第15卷，71——87页）； 　　《台湾著名老作家杨逵》（北京，《人民日报》1985年3月28日）； 　　《关不住的春光——记台湾著名作家杨逵》（《世界博览》1985年第一期，署名河乡）； 　　《吴浊流小说的讽刺艺术》（福建《海峡》杂志1985年第二期）； 　　《压不扁的玫瑰花——痛悼杨逵先生逝世》（北京，《文艺报》1985年第五期）；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北京《台声》杂志，1985年第六期，35——37页）； 　　《救世主在骨城》出版说明（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宋泽莱中篇小说《救世主在骨城》1——3页）； 　　《望春风》序言（贵州人民出版社1986年2月出版钟肇政长篇小说《望春风》1——10页）； 　　《无花之果，不朽之果——纪念吴浊流先生》（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10月7日）； 　　《寒夜三部曲》出版说明（北京，广播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1——3页）； 　　《当前台湾文坛的趋向——从“台湾文坛十大事件”谈起》（北京，《瞭望》周刊，1987.4.6，第25页）； 　　《两岸文心共雕龙》（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4月1日，第五版）； 　　《台湾八十年代政治小说的拓展》（北京，《台声》杂志，1987年第四期，32——33页）； 　　《赖和作品选集》序言（北京，广播出版社1987年4月出版1——18页） 　　《张我军先生在现代台湾文学史上的不朽功绩——〈乱都之恋〉重版代序》（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妙笔生花聚一坛——祝贺台湾笔会的诞生》（北京，《台声》杂志，1987年第七期，34——35页）； 　　《荟会集台湾省籍作家的台湾笔会成立》（北京，《瞭望》周刊1987.4.13,22——23页）； 　　《琼楼玉宇的天上宫阙——试评琼瑶小说的爱情世界》（上海，《作品与争鸣》杂志1987年第四期45——47页）； 　　《迎风户半开——闻台湾开放大陆书禁有感》（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月11月8日）； 　　《望海如烟几时消？！》（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年月11月28日）； 　　《台湾小说选》（三）编后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台湾小说选》（三），署名武治纯）； 　　《八十年代台湾女性文学漫话》（北京，《海内外文学》1988年第一期（创刊号），156——160页）； 　　《吾土锣声——洪醒夫及其小说创作》（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出版台湾青年作家洪醒夫小说选《傻二的婚事》350——356页，署名青川）； 　　《柳暗花明又一村——新时期台湾探亲文学印象》（北京，《海内外文学》杂志1988年第3、4期，128——131页）； 　　《黄金时段是秋阳——叶石涛先生的文学道路》（福建《海峡》杂志，1988年第五期，170——175页）； 　　《《叛国》——一个宏大主题的早产儿》（《作品与争鸣》杂志，1988年第6期）； 　　《开拓与期待——编著《现代台湾文学史》的体会》（编者陆行良座谈会笔录，《文学报》1988年8月11日） 　　《春色不胜关 红杏出墙难》（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8月19日，第五版）； 　　《台湾80年代政治小说浅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四海——港台海外华文文学》丛刊第六期，福建，1988年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126——140页）； 　　《新而独立的台湾文学辨析》（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年12月30日）； 　　《台湾文学定义之我见——兼致陈万益教授》（北京，《台声》杂志1990年第六期，46——48页）； 　　《探讨台湾文学的主流和界说——与李魁贤先生商榷》（辽宁，《辽宁大学学报》哲社版第六期，31——36页）； 　　《他站在文学多元化的交汇点上——非马诗探赏之一》（《吉林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3——4期；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四届《台湾香港暨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244——253页）； 　　《两岸文化交流航道上的暗礁》（北京，《人民日报》海外版1990年7月7日）； 　　《现代台湾文学》（《中国百科全书——文学卷》1037——1048页，署名陆士清、武治纯）； 　　此外 　　为《海峡》撰写《台湾文讯》专栏（1982年至1988年，共33期）； 　　为《文艺报》撰写〈港台文讯〉专栏（1987年）； 　　台湾文学研究之外还有诗歌电视剧等作品。 　　更大量的是广播作品：评论、专稿、诗歌、调研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