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管季超网辑[台湾文学]专帖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08:18

五本时期的诗歌和散文
台湾新诗的发展向来以诗社和诗刊的发展为其基地。八十年代以来，除了一直坚守阵地的诗刊比如《创世纪》、《蓝星》、《葡萄园》、《笠》等继续发行和一部分诗刊的复刊外，新的诗刊不断涌现，声势浩大。据统计，八十年代以来，相继创刊的新诗刊有:《诗学日志》、《脚印》、《掌握》、《山城》、《涓流》、《汉广》、《飚》、《心脏》、《洛城》、《台湾诗季刊》、《草原》、《晨风》、《春风》、《传说》、《钟山》、《南风》、《四度空间》、《王陵》、《地平线》、《季风》、《天水》、《握星》等，林林总总三十多种。虽然这其中有不少诗刊如划过夜空的流星，昙花一现，很快就消逝了，但因为有了它们，八十年代初期台湾诗坛显得特别活跃，这些诗刊的出现无疑为台湾诗坛新秀们的成长提供了园地，对台湾新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这一时期台湾诗坛是三世同堂，非常热闹。余光中、洛夫、商禽、罗门、周梦蝶、郑愁予等老一代诗人常有佳作问世；罗青、非马、杜国清、罗英、张香华等中年诗人亦十分活跃；而一批出生于五十年代的新生代诗人的崛起，使台湾诗坛充满勃勃生机。新生代诗人中较为活跃的有:林
德、林、欧团圆、陈义其、黄智溶、刘克襄、陈克华、林宏田、简政珍、吴明兴、陈建宇、也驼、王浩威、夏宇、宋建德、杨准晨、沙笛、邱振瑞、孙维民、洪淑苓、柳翱、焦桐、陈志勇、黄雅静、孟樊、竹春、郑心圃、江中明、陈雯雯、许悔之、廖乃贤、许常德、赫蕨、骆崇贤、林翠华、陈丰裕、曾淑美、邱慧萍、林静秋、掌思、叶文振、竹溪、林婷、洪准勋、吉也、罗叶、李遥知、施若琛、李修明、林渡、许大维、来少甫、杜桦、罗任玲、叶振、高兴、林宏田、黄宜敏等。
本时期的诗风有了很大变化，经过六十年代“现代派”的风起云涌和七十年代“乡土派”“回归传统”“专注写实”的大力提倡，本时期人们趋于冷静，大家都意识到偏向任何一方都是“过之犹不及”，只有多种艺术因素、创作技巧的融合才能促进新诗更健康地发展，不妨借现代意识流、象征、幽默等新的表现技巧，摒弃其晦涩难懂，过于内向化的缺陷，同时发扬“乡土派”“关怀现实”“关心民众的疾苦”等优点，达到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著名现代派诗人余光中曾对“现代诗”的恶性西化作出检讨和反省，主张“现代主义要诗人把写出诗的主题和感悟从田园的风光和浪漫的情绪，转移到现代都市人的经验来”。“所谓现代诗是写现代人在工业文明社会里的心理状态，当然不一定要写出机器，可是并不逃避机器，要赋予没有诗意的机器一点诗意。”（余光中:《新诗的赏析》，参见公仲、汪义生著《台湾新文学史初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84页。）余光中、洛夫等人本期的诗作由过去一味表现自我转向对广阔现实的关注，而吴晟等乡土派诗人在注重作品的现实性、社会性的同时，也广泛借用现代派艺术技法，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八九十年代台湾诗人在诗的主题和题材方面积极进行探索，把笔触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人的情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使诗的内容更加广泛。与以前的诗歌相比，本时期诗坛出现了四类诗:政治诗、都市诗、环保诗、乡悉诗。这些诗在思想和内容上都呈现自己鲜明的特色。“政治诗”的历史由来已久，但这一名词的提出却是在八十年代。它首先出现在1983年的《台湾文艺》。叶石涛在《阳光小集》第十期的“我看政治诗”座谈会上对“政治诗”作了两点解释:1政治诗是表示某一阶级对当时政权的不满。2为台湾社会结构里面，农、渔民、劳工阶级等低收入者做最强烈的发言，特别表示强烈的意识。此外叶氏还提出了写政治诗的四点意见，这四点意见与写乡土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阳光小集》第十三期还推出《政治诗专辑》。在台湾诗寺台经常从事政治诗创作的诗人有陈嘉农、宋泽莱、李勤岸、刘克襄、纪万生、苦苓、黄树根、明哲、詹澈、杨浪、林华州、庄金国、陈贵宁、李疾、何群等。
政治诗的兴起与八十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多元化密切相关，尤其是政治限制的解除使诗人们得以大胆地“以政治入诗”。陈嘉农的政治诗善于从政治现实的层面对各式题材进行观照，他的《给亭均、亮均》就是以林义雄一家的灭门惨案为背景，悼念在“二。二八”惨案中被害的林氏两幼女。廖莫白也是出名的政治诗人，他是八十年代台湾文坛十分活跃的人物，著有诗集《户口名簿》和《台湾组曲》及诗论《诗的沉思》。他的诗充满了对现实的关注和抗争，1982年“一位优秀的人才在省议员选举中意外地落选”使诗人十分愤怒，有感而发写下了《我为你张贴了标语》，诗中写道:“我要把标语贴满这街道/让原则遽失的年代苏醒过来/我要揭穿这场骗局/唤醒没睡的同胞/在这黑暗中睁亮双眼/让逐渐枯萎的心中/重新盈溢盎然的绿意”，对现实生活的警觉和强烈的参与意识由此窥见一班。此外，宋泽莱的《哀歌》、《诉求》，苦苓的《谋职》、《大寒》，刘克襄的《政治犯》等都从不同角度取材，反映深刻的现实矛盾，寄托诗人的政治意识，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政治诗有时因其过分强调“政治”而忽略了艺术性，也出现了褊狭化的趋向。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08:52

七十年代以来，伴随着台湾资本主义工商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都市化的进程，都市诗成为诗歌中颇引人注目的一族。都市诗在时间上可分为“前都市诗”与“后都市诗”。“前都市诗”的中坚人物有罗门、陈美连、王仁、夏维、萧湘等，这时的都市诗最为关注的是都市人民的形而下生存现状，慨叹人世的沧桑及艰辛，因而特别执著于描刻都市中下层百姓的真实形象，表现其内心深处的情境，寄寓诗人对他们的一腔人道主义情怀。如王仁
《载瓦的老人》这样描写道:“骤见你佝偻身影穿梭/柏油路未凉的初夜/几片老泥瓦/一辆破双轮/于钢筋水泥上繁车队间/载我的情绪回童年……”此外，还有诗人常采用较为现代的手法，将笔触探进都市生活的内里，对社会进行形而上的深刻思考的批判:“让无知的泥泞愈陷愈深/
让恶意的黑夜浩浩前进/让怯懦的灵魂像封闭的房间/永远呼吸着夭折的欲望/让不知感激的心像荒芜的世界/不能察觉春天的来临/让自怜在眼泪中呼救/让自私在孤独中垂死/让我们手牵着手/穿过灿烂的七色的拱门/到达彩虹的另一边”（夏维:《彩虹的这一边》）。这一时期的都市诗还着力于对现代工业文明所导致的扭曲人性、利欲膨胀的恶果进行无情挞伐，流露出对自然、美好生活秩序的向往。“后都市诗”中主要有欧团圆、罗青、林、林宏田等一大批新老力量在努力着。这一时期的都市诗在形式上有一个鲜明的特色，那便是现代主义手法的普遍运用；而且内容上则充斥着强烈的后现代主义色彩。“后都市诗”的重心是对都市生活的深层机制以及都市人灵魂的大力发掘，它们尽情展现现代都市生活的碎片，呈示现代都市人的孤独感、隔离感和撕裂感，充分反映出社会畸形现象，如沈志方《书房夜戏》、林《梦咒》、许悔之《呼痛的石头》等。而初安民《我在台湾北讨生活》、田运良《广告物语》、骆崇贤《生命的延续》等作品则宣泄了人在后工业社会中的感受，颇具后现代主义特征。至于王添源《我不会悸动的心》、欧团圆《雨族》、罗门《断骨记》等，则表现出消解崇高、逃避理想、拒斥英雄的思想倾向，属典型的“解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情绪之作。另外，一些表达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恐惧与对科技理性的怀疑的科幻性诗作，也可划为“后都市诗”之列。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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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1:38

现代台湾文学


xiandai Taiwan wenxue 现代台湾文学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在其后的半个世纪里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但日本的殖民统治没有也不可能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内在联系。现代台湾文学，就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诞生和发展起来的，始终是整个中国现代文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日本占据时期的台湾文学　日本侵占台湾以后，台湾同胞进行了连绵不断的英勇的武装反抗，但都失败了。台湾同胞在痛苦中思索和寻找前进的道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给正在寻找前进道路的台湾知识分子以新的启示和鼓舞，使他们认识到，“必须从新文化运动着手，以提高民族意识,改革社会风气,做为争取自由，反对日阀专制统治的凭借”(钟肇政语)。1919年，留学日本东京的台湾青年组织了“声应会”，1920年“声应会”改组为“启蒙会”；接着又成立了“台湾新民会”，创刊《台湾青年》杂志，提倡民主自由。《台湾青年》在创刊号的《刊头辞》中宣告：“厌恶黑暗而仰慕光明──这样的觉醒了。反抗横暴而（服）从正义──这样的觉醒了。排斥利己的、排他的、独尊的、之野兽生活，而谋共存的、牺牲的、互让的、之文化运动──这样的觉醒了。”1921年，台湾的进步知识分子和开明绅士在本岛成立了“台湾文化协会”，标志着当地的民族解放斗争进入了以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新阶段。他们举办文化讲演会、讲习会，设立读报所，传播科学民主思想，启发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工农运动也开始蓬勃兴起。1925年，继台湾“蔗农组合”成立之后,各地纷纷成立“农民组合”,并进一步联合组成台湾农民联合会,与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和掠夺进行抗争1926年，台北机器工会成立后，各地相继成立了几十个工会，并在1927年掀起了全岛性的罢工风潮。作为民族解放运动一翼的台湾新文学运动，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和滋养下，应运而生。　日据时期台湾新文学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几个阶段。即20年代初到20年代末的奠基时期；30年代初到30年代中期的繁荣发展时期；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的沉寂时期。　奠基时期　“台湾文化协会”成立不久，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驱们就提出普及白话文的任务。1922年 1月，《台湾青年》发表林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翌年初，由《台湾青年》改名而来的《台湾》杂志，相继发表黄呈聪、黄朝琴的《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改革论》等长篇论文，大力提倡白话文。黄呈聪在文章中说：“我今年六月到过中国的地方，看过了这个白话文普及的状况，一般得着便利很大，更加确实感觉有普及的必要”。他又说：“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现时中国文化的进行有一日千里之势”，台湾只有普及白话文，才能“永久连络大陆的文化”，才能增加民众的科学文化知识，促使民众觉醒，“来努力改造这个黑暗的社会”。黄朝琴认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文化前途实在有望”的表现，“我们台湾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普及白话文，普及文化，才能保持汉民族文化，保持我们的民族性。同年4月,《台湾》杂志社在台南市成立“白话文研究会”，展开传播白话文的工作。同时，在东京的《台湾》杂志编辑部创刊《台湾民报》半月刊（后改为旬刊、周刊）。这个旨在“启发我岛的文化，振起同胞之气”的杂志，身体力行普及白话文，全部文章都用白话文书写，白话文的普及进入了实践阶段。　白话文的提倡和实践，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台湾民报》从创刊号开始，就刊登了大陆各地的新文学作品，接着发表了在上海学习的许乃昌的长文《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介绍大陆的新文学运动的情况。1924年，在国立北京师范大学读书的张我军投身台湾新文学运动，继《致台湾青年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2:03

一封信》呼吁排斥旧体诗和八股文之后，发表了《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猛烈抨击“暗无天日，愁云暗淡，百鬼夜哭,没有一丝活气”的台湾文学界,介绍胡适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理论和新文学作品，呼唤文学革命。他明确指出：“台湾的文学乃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张我军的文章，激荡了台湾文坛,引起了新旧文学的论战。经过激烈的辩论,文学革命的主张赢得了支持，旧文人不得不沉默下来。这时，张我军又相继发表了《诗体的解放》和《新文学运动的意义》等文章，提出了“白话文学的建设，台湾语言的改造”的主张。1925年 3月，杨云萍、江梦笔创办台湾第一本中文白话文学杂志《人人》(发行2期)《台湾民报》也开辟了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文艺专栏。
　台湾的新文学创作最早可追溯到追风（原名谢春木，又名谢南光）的日文作品。1922年，他在《台湾》杂志上发表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的第一篇小说《她要往何处去──给苦恼的姊妹们》，批判封建的婚姻制度，通过对女主人公桂花觉醒的描写，喊出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心声。1923年 4月，他以《诗的模仿》为题，创作了《小诗四首》。此后，在上海上学的施文杞相继发表白话诗《送林耕君随江校长渡南洋》、《假面具》，杨云萍发表白话诗《这是什么声？》，张我军发表白话诗《无情的雨》、《弱者的悲鸣》等作品。1925年12月，张我军出版了台湾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乱都之恋》。这些都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最初的收获，但是现代台湾文学坚实基础的奠定，还是在赖和崛起以后。
　赖和(1894～1943)[]台湾彰化人，台湾医学校毕业后在彰化行医。1917年内渡厦门，受到五四运动的洗礼。1919年返台，一边行医，一边积极参加政治运动和文化启蒙运动，成了改革台湾最热心的青年。1922年开始在《台湾》杂志发表《刘铭传》、《文天祥》和阿芙蓉等具有鲜明民族意识的旧体诗词。新旧文学论战展开以后，赖和积极支持新文学运动，同时开始创作。1925年8月发表白话散文作品《无题》,同年12月发表新诗《觉悟下的牺牲》,1926年春发表白话小说《斗闹热》《一杆“秤仔”》此后相继发表了《不如意的过年》《蛇先生》、《可怜她死了》、《惹事》、《丰作》和《善讼人的故事》等小说,《流离曲》《生与死》、《南国哀歌》和《低气压的山顶》等新诗，《忘不了的过年》、《无聊的回忆》、《前进》等散文，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赖和一生坚持用中文创作。他的作品以台湾的农民、工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为题材，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尖锐地揭露日本殖民统治者的罪恶，描写台湾同胞的痛苦生活，同时歌颂他们的不屈和反抗。他赞美蔗农的觉悟（《觉悟下的牺牲》），呼唤秦得参式的以血还血、以命换命的斗争（《一杆“秤仔”》），颂扬挺身面对殖民主义者的毒气、机关枪、飞机、爆裂弹的精神（《南国哀歌》），展示台湾同胞在黑暗中坚持前进的心志（《前进》），希望在毁灭中求得再生（《流离曲》）。赖和的创作体现了反对奴役、反对压迫、反对榨取的反抗精神，树立了第一面反帝反封建的旗帜,启示了台湾新文学的社会写实的方向,确立了争取民族解放、争取自由平等的传统。赖和长期主持《台湾民报》和《台湾新民报》文艺栏的编务工作，他的文学创作和献身精神直接影响着同时代的作家，不少后起的作家正是在他的鼓励和扶持下成长起来的。“当时如果没有一位象懒云氏（即赖和）那样既有创作上的天才，而且又有对新文学事业的推展抱着热情和决心的人，来担当、领导这个时期，并担任这艘台湾新文学的大船的舵手，则相信台湾的新文学，是无由达成若今日的状态和成就，而且一定还要走多少迂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2:32

回曲折的发展道路吧！”（杨守愚《小说与懒云》）“赖和的崛起才奠定了现代台湾文学的基础”。赖和被誉为“台湾新文学的奶母”、“台湾新文学之父”、“台湾的鲁迅”。
　在这阶段，与赖和一起为台湾新文学奠基的作家还有张我军，他相继发表了短篇小说《买彩票》、《白太太的哀史》。这阶段，杨云萍发表了短篇小说《光临》、《兄弟》、《黄昏的蔗园》，表现了强烈的批判精神。《光临》是对充当殖民主义统治走狗者的讽刺，《黄昏的蔗园》则是对日本制糖会社盘剥蔗农罪行的揭露，发出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难道我们永远应该做牛马吗？”的抗议。
　繁荣发展时期　进入30年代，新文学创作得到迅速的发展。30年代伊始，台湾新文学运动由分散的自然演进状态，逐步向有组织的、趋向统一行动的阶段过渡。它的舞台也由主要依靠《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等报刊而发展到独立创办文学杂志。1931年王锦江等与日本作家组织了“台湾艺术作家协会”，创办了《台湾文学》杂志（发行6期）。同年,郭秋生等在台北、台中组织了“南音社”，创办了《南音》半月刊(发行12期)。1932年，台湾留日学生张文环、王白渊、巫永福等在东京组织了“台湾艺术研究会”，创办了《福尔摩沙》杂志（发行3期）。1933年,郭秋生、黄得时、朱点人、王锦江等在台北组织了“台湾文艺协会”，创办了文艺杂志《先发部队》（第 2期起改名为《第一线》）。1934年，为了团结全台作家，推进新文学运动，由台中作家倡议并筹备召开了全岛文艺大会，成立了包括赖和、杨逵、张深切等80余位作家参加的全台统一组织“台湾文艺联盟”，创办了《台湾文艺》杂志(发行15期)。1935年杨逵又创办了《台湾新文学》，并发行新文学月报。《台湾新文学》发行了15期，于“七·七”事变前夕停刊。
　文学社团的产生，文艺刊物的创办，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和阵地，催生了一批新作家（包括以中文写作和以日文写作的作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杨逵、蔡愁洞、郭秋生、吴希圣、张深切、毓文（廖汉臣）、巫永福、朱点人、王锦江(王诗琅)、黄得时、吕赫若、翁闹、张文环、王白渊、张碧华、张庆堂、郭水潭、徐玉书、龙瑛宗等相继登上文坛，以他们的诗歌和小说作品，迎来了台湾新文学创作（包括中、日文作品）的丰收。陈虚谷、杨守愚、杨华从20年代后期开始创作，进入30年代，陈虚谷继续创作新诗，写了《草山四首》、《敌人》、《流水和青山》等作品。杨守愚继《凶年不免于死亡》、《谁害了她》之后，写了《一群失业的人》、《决裂》、《十字街头》、《升租》、《鸳鸯》、《赤土与鲜血》等小说，同时写了《人力车夫的叫喊》、《长工歌》、《洗衣妇》、《雨中田舍》、《女性悲曲》等大量新诗作品，在创作题材方面表现了繁复的多样性。杨华在写《薄命》等小说的同时，相继发表了短诗集《心弦集》、《晨光集》和创作于20年代末的《黑潮集》。他们是台湾新诗创作颇具代表性的作家。蔡愁洞在30年代开始创作，他的《保正伯》、《夺锦标》、《新兴的悲哀》、《理想乡》等小说以轻松诙谐的形式、嬉笑怒骂的技法，把日本殖民主义者的丑恶嘴脸讽刺挖苦得入木三分。吴希圣的作品不多，但他的小说《豚》，描写台湾农民的苦况，一时成为文坛议论的中心。毓文既写小说，也写新诗和剧本。小说《玉儿的悲剧》描写不平等所带给妇女的痛苦，《短诗》则唱出了改造旧世界的衷曲：“要是可以睨视青天／占住大地／就算死了／我也愿意／为的（是）洗净这秽浊的全球／我愿倾尽满腔的热血”。巫永福的小说《山茶花》、《欲》，侧重勾画男女的恋情和暴露人性的丑面，这些在以揭露社会黑暗、控诉殖民主义压迫为主潮的台湾新文学中，是不多见的。朱点人当时就被誉为“台湾新文学创作界的麒麟儿”，他的《无花果》、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3:06

《纪念树》、《安息之日》等小说，侧重解剖人性的阴暗面；而《岛都》、《秋信》、《脱颖》则是深具批判精神的抗议文学。王锦江既有诗作也写小说。他的诗句充满了创造新生活的激情，而小说笔调则比较冷静。小说《雨夜》、《没落》描写投身社会运动和工人运动实践者的心态，《十字路》则透视了先觉者的行动对民众积极的影响。张庆堂的小说，大都以生活在重压下的劳动人民为主人公，写他们坚持做人的信念和责任，以及在恶劣环境下求生的意志和奋斗的勇气，《年关》、《死亡》较为阴郁，《生与死》、《他是流眼泪了》则明朗得多。吕赫若的小说喜欢取材农村家庭生活。《牛车》描写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悲剧。
[台湾出版的部分现代文学作品集和文学评论集]
　在这阶段登上文坛的众多作家中，杨逵是杰出的代表。杨逵(1905～1985)台南新化人。1924年东渡，在日本大学攻读文学。1927年应“台湾文化协会”召唤，回台湾投身农民运动，并被选为“台湾农民联合会”中央常务委员。30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32年发表中篇小说《送报夫》。此后相继创作了《顽童伐鬼记》、《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种地瓜》、《萌芽》、《春光关不住》等小说。《送报夫》写的是台湾青年杨君觉醒的历程。日本制糖公司强行低价收购土地,逼死了杨君父亲。杨君离乡背井到东京求职,当了派报所的送报夫。在日本进步工人的帮助下，杨君懂得了被压迫被剥削者要团结奋斗。他参加了工人运动，与日本工人一起斗败了派报所老板。最后满怀信心踏上归途，准备投身故乡的斗争。3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意识开始在台湾传播，1928年到1931年台湾革命运动高涨。杨逵的《送报夫》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它通过杨君的思想和生活历程的描写，既展示了民族斗争，又展示了阶级斗争，突破了民族主义的局限。小说主人公杨君的觉醒，还表现在他对于被压迫阶级自身力量、以及争取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认识和实践上。这里，杨逵探索了别的台湾作家没有涉及过的争取民族解放的新道路。杨逵还殷切期望有着新型的社会经济和道德关系的社会的出现。在《送报夫》中，他以极大的热情描绘无产者之间的相互同情和友爱。这在此后的作品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模范村》中，杨逵描写了受新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劳动者的同情，甚至在日本殖民统治的“模范村”里,创造了一个与现有秩序完全相反的同舟共济的、互助互利的理想社会。在《鹅妈妈出嫁》中，杨逵在批判日本帝国主义者高唱的所谓“共存共荣”时，则向往着“不求任何人的牺牲而互相帮助，大家繁荣”的明天。在这些作品中，他一方面进行尖锐的揭露和血泪的控诉，同时以乐观和信心来唤起人们的希望。总之，杨逵的出现，从思想上把台湾新文学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杨逵像]
　这阶段台湾新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不仅表现在作家作品的众多，题材的扩大和思想的深化，而且表现在艺术技巧的进步上。奠基时期的一些小说侧重描写事件的过程,陈述人物的命运，正面表现人与人的冲突,一般都笔触粗疏,手法较单调。进入30年代后,包括赖和写的《惹事》、《善讼人的故事》等在内的许多作品，在艺术上显得成熟了。作家的视野开阔了，比较注意细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情节显得丰富，人物形象较为生动。除了真切的写实之外，创作上还运用了暗示象征的手法，出现一些具有相当水平的小说作品，受到祖国大陆和日本文坛的瞩目。1936年杨逵的《送报夫》、杨华的《薄命》、吕赫若的《牛车》等小说由胡风等翻译收入《山灵》，在上海出版。赖和、翁闹、张文环、龙瑛宗等人的作品或被译成日文或者被日本报刊推荐为“佳作”。台湾新文学运动盛极此时。但这种发展趋势，被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略战争所打断。
　沉寂时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3:33

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配合侵略战争的需要，日本殖民统治当局下令取缔台湾同胞的一切民族民主运动，废止汉文书房（学馆、私塾），禁止报刊杂志的汉文栏,控制言论阵地,迫使台湾新文学园地──《台湾文艺》、《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相继停刊。由于发表阵地的丧失，压迫的加剧和战争的激化，台湾作家有的沉默了，有的动摇。曾经蓬勃发展的台湾新文学进入了沉寂期；从“七·七”事变到1940年的两年多时间，几乎是一片空白。
　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发展，日本殖民主义者推行“皇民化”（即奴化）运动，强迫台湾同胞穿和服，说日语，改姓日本姓氏，推广日语家庭和日化家庭。1940年，日本作家西川满等人在殖民当局的支持下，组织了台湾文艺家协会，发行了《文艺台湾》。1941年，殖民主义者又成立“皇民奉公会”。对此，在台的日本作家群起响应,陆续设置皇民奉公会文化部,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以“作家自主性的亲睦团体”的名义，诱迫台湾作家“穿上奴化的新衣，去为殖民者卖命”。1941年，张文环等创办《台湾文学》，与《文艺台湾》对垒。两者“在文艺思想及意识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只在民族感情上各据一方而已”（王诗琅：《日据下台湾新文学的生成及其发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台湾文艺家协会自动解散，以其成员组成台湾文学奉公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互为表里，从事树立台湾皇民文学的活动。1942到1943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使文学更好地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先后两次在东京召开所谓的“大东亚文学者大会”，1943年，台湾文学奉公会主办“台湾决战文学会议”，讨论所谓台湾“文学决战态势，文学者的战争协力”，通过了西川满的要求把台湾文学纳入“战斗配置”的建议,并将《文艺台湾》与《台湾文学》合并,发行台湾文学奉公会的机关杂志《台湾文艺》。此后，应台湾总督府情报课的要求，台日作家分别被派到各地工矿农村和兵营参观,以其见闻写成所谓的“决战小说”，以欺骗台湾同胞，为侵略战争打气。由此可见，1940年以后的台湾文学，在一定程度上被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和摧残，特别是所谓的“皇民文学”、“决战文学”，更是一股逆流。
　但是，这股逆流并没能真正动摇多数台湾作家的民族感情，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摧毁台湾新文学的反帝反殖的战斗精神。这阶段，尽管有些作家动摇，有些作家投降,但也有不少作家作着尽可能的抵抗,有的甚至进行了坚韧不拔的斗争。反帝反封建的台湾新文学仍然在艰难中发展。这时期,杨逵发表了批判日本军国主义,表达台湾同胞的理想和信心的《鹅妈妈出嫁》等作品；以《牛车》一作诉说台湾同胞苦难的吕赫若，接连写了《财子寿》、《风水》、《合家平安》、《庙庭》、《月夜》等小说，透过家庭问题，揭露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和必然没落的命运。《风水》，借兄弟为死去的母亲洗骨之争，痛斥了贪图私欲而数典忘祖者的卑鄙无耻，用曲笔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者的“皇民化”运动。
　这时期出现了台湾新文学的又一位重要代表作家吴浊流。吴浊流(1900～1976)台湾新竹人。台北师范学校毕业后长期担任教职。1936年开始文学创作，相继发表《水月》、《泥沼中的金鲤鱼》、《功狗》，写知识分子理想的幻灭和妇女的觉醒。在日本帝国主义扩大战争、疯狂挣扎的1943年到1945年，吴浊流冒着危险，秘密写作长篇小说《亚细亚的孤儿》和短篇小说《先生妈》、《陈大人》。《陈大人》以辛辣的讽刺揭露和鞭挞了为虎作伥的民族败类。《先生妈》借母子冲突再现台湾同胞抵制“皇民化”运动的斗争。先生是钻营有术而成了财主的医生，在“皇民化”运动中，他带头改用日本姓名，穿和服，建日式住房，还要母亲讲日语。母亲坚持中华民族文化观念，不讲日语，不穿和服，与儿子发生了尖锐的冲突。作品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无情地暴露了甘当殖民主义者的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3:58

奴才的丑恶嘴脸。《亚细亚的孤儿》是台湾新文学创作的里程碑。小说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上真实地描写了日据时期台湾不同知识分子的思想风貌和生活历程，着重刻画了胡太明（原名胡志明）这个历史“孤儿”的觉醒。师范学校毕业的胡太明，幻想在殖民体制下寻找出路。开始他埋头教书，后又留学日本，想以学问、事业消弥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距离；但是，与日籍女教师恋爱的失败，失业和冷嘲使他的梦想成泡影。他来到祖国大陆，被怀疑为日本特务；返回台湾又被怀疑为中国间谍。殖民统治的种种丑恶，侵略者对同胞的野蛮蹂躏和残酷杀害，中华抗日青年的英勇不屈，母亲、弟弟的无辜遭劫，终于使“孤儿”醒悟。他偷渡到祖国大陆，投入了抗日战争的行列。《亚细亚的孤儿》是日本殖民主义者残酷压迫台湾同胞的历史的见证。吴浊流的这些作品当时虽然没有也不可能发表，但它的出现，证明台湾新文学的战斗精神的不灭，它的传统继续得到发扬光大。
　光复后的台湾文学　1945年 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0月25日台湾光复。日据时代，台湾人民被迫接受日文教育，习惯用日文写作，如今需要重新学习中文和用中文写作；以往他们身陷孤岛，如今面对激剧变化中的整个中国,一时也难以掌握社会生活的脉搏。因此,不少作家在重新学习中暂时搁笔，但也有一些作家在继续耕耘。这时期，吴浊流发表了上述的《先生妈》、《陈大人》，出版了长篇小说《胡志明》（即《亚细亚的孤儿》），并创作了揭露国民党官吏大发接收财的中篇小说《波茨坦科长》等作品杨逵创办了《一阳周报》,主编《力行报》副刊，出版了中日文对照的《阿Q正传》，并和从大陆到台湾的张禹合编了《文化交流》杂志（发行 2期），介绍祖国大陆的文学。杨逵还明确地提出了“文学回归”祖国的倡议，企望在与祖国内地的交流中，把台湾文学完全汇合到祖国大陆文学的潮流中去。这期间，丁西林、钱歌川、许寿裳、台静农、黎烈文、李霁野、雷石榆等先后自大陆赴台，或主持台湾大学一些院系的工作，或参加文学课程的教学，或从事祖国新文学的介绍，在使台湾文坛与大陆文坛融为一体方面作出了贡献。但国民党的腐败统治，特别是对“二·二八”人民武装起义的残酷镇压，使台湾同胞的爱国热情受到了压抑，一些作家遭到了拘禁和无辜杀害。此后杨逵又因参加进步活动被国民党当局逮捕。文学的汇合受到挫折。1949年国民党当局自大陆退居台湾，更是人为地造成了海峡两岸的隔绝状态。从50年代起，台湾文学在特殊的条件下，开始了曲折发展的道路。50年代以来的台湾文学大体可分为反共八股泛滥和怀乡文学流行时期；“现代主义文学”鼎盛时期；乡土文学繁荣和发展时期。
　反共八股泛滥和怀乡文学流行时期　国民党当局退居台湾初期,由于台湾文学运动进程被打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联系被阻隔，又禁止刊印和阅读“五四”以来的进步文学作品，孤立的台湾文坛呈现出混乱驳杂的现象。一些随国民党当局抵台的文化人的笔下，流出了“蓝色的忧郁”以及“色情文艺和胡扯白（八）道的洋幽默”。由国民党当局组织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中华文艺家协会”和“青年写作协会”，培植“军中作家”，鼓吹反共反人民的“战斗文艺”《荻村传》《旋风》、《蓝与黑》等反共反人民的小说相继出版，还有被称为“三剑客”的军队作家的一些反共小说，以及反共诗歌和戏剧等，一时反共八股泛滥。
　与此同时，出现了“怀乡文学”。国民党当局撤离大陆，大批人员也随之来到台湾。他们离开了故乡家园和亲人故旧,成了流落他乡的异客。在台湾呆得愈久,思乡情绪也就愈炽烈，“怀乡文学”也就应运而生，特别是一些女作家如谢冰滢、张秀亚、林海音、孟瑶、潘琦君、华严等人，大都编织过怀乡的歌，流露出了眷恋故土的浓浓的乡愁。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就是

教师之友网 · 发表于 2012-1-14 10:14:26

其中的代表作。林海音是台湾苗栗人，1919年生于日本，20年代初随家人迁居北京，当过记者，1948年去台湾。她早期的创作“取材的并非她真正的故乡台湾，倒是长大成人的地方──北平”，她的“乡愁并非由台湾引起，则相反……却针对北平而引发的”。系列短篇小说《城南旧事》，以20年代后期北京的社会生活为背景，透过女孩小英子的眼睛,描写了小知识分子、城市贫民、农民,特别是妇女的痛苦生活，表现了作者对童年和北京的无限眷恋。作品形象鲜明,亲切感人,老北京的人情世态、风土民俗无不跃然纸上，引起了思乡者的强烈共鸣。林海音还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婚姻的故事》、《烛芯》，长篇小说《晓云》等作品，描写中国女人“所背负的忧患的十字架”,表现“生为女人的悲剧”,执著地思考“最古老又深刻的问题──女人的命运”。孟瑶的长篇小说《心园》以抗日战争时期的重庆为背景，描写一个被天花破坏了外形美的护士姑娘的灵魂美。军中作家也写了一些回忆大陆生活的作品，如司马中原的《红丝凤》、《狂风沙》、《路客与刀客》，朱西宁的《狼》、《铁浆》、《旱魃》，段彩华的《花雕宴》等。这些以对故土的情思编织成的“乡野传闻”，也适应了迁台同胞思乡情感的需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些作品大多“对于故乡农村生活只凭着记忆”，“以少数实际经验加上大量的想象经验来写”，所以作品中的大陆生活，往往没有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远离现实而显得虚无缥缈。
　50年代中期，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国民党“反攻大陆”神话的破产，反共的“战斗文艺”也就难以为继，“乡愁文学”或“回忆文学”也因有逃避现实的倾向而失去吸引力。于是出现了要求文学“说老实话”的呼声。1956年台大外文系教授夏济安在《文学杂志》创刊号上呼吁作者做“反映他的时代表达他的时代精神的人”，写“说老实话”的文学。尽管对“说老实话”内涵的理解因人而异，在台湾说老实话更是谈何容易，但这种呼吁仍然催生了一些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聂华苓写于50年代和60年代初的部分作品，诚如她在《台湾轶事》的序文中所说：“那些小说完全针对台湾社会生活的‘现实’而说的老实话”。但所面对也只是大陆流落到台湾的部分知识分子、小职员和沦为贫民者的生活，对于充满矛盾的台湾社会现实、社会最下层的生活，实际上还没有触及。《文学杂志》没有也不可能扭转文学逃避现实的倾向。
　这时期真正面对台湾现实生活的作家，是在贫病交迫和寂寞中死去的钟理和。钟理和（1915～1960）祖籍广东梅县，世居屏东。小学毕业后在父亲办的农场里当助手，因与同姓女工钟台妹恋爱受阻，于1938年到沈阳，1941年迁居北京，并开始学习创作。1945年出版了小说集《夹竹桃》。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回台湾，继续写作。1960年因肺病复发去世。钟理和写了《雨》、《贫贱夫妻》等50多篇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笠山农场》。短篇小说《贫贱夫妻》是钟理和与钟台妹夫妻生活的实录。它披露了这对夫妻贫病交加的惨苦，同时描写了他们患难与共的深挚爱情，成功地塑造了钟台妹这个甘为亲人的幸福承担最大压力和最大痛苦的艺术形象。《笠山农场》是钟理和的代表作，写的是台湾青年冲破封建习俗，争取婚姻自由的故事。受新思想陶冶的刘致平，在协助父亲办农场时，爱上了同姓女工刘淑华，刘淑华也倾心于他，但他们的爱情为当时台湾同姓不能通婚的旧俗所不容,因而受到了父母的多方阻挠。在痛苦的绝望中,致平携淑华私奔日本，终于获得幸福。小说中溶入了钟理和本人的经历，带有很强的自传性，但又不完全是自传。围绕着这条爱情主线，还描绘了笠山农场的兴衰，揭露出日据时期台湾农村的破败，对不合理的社会发出深沉的抗议，对在贫困中挣扎求存的农场工人又倾注真挚的同情。钟理和始终坚持用普通话写作，克服了先前一些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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