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好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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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理解的好诗人

作者：李犁
文章来源：中国南方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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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我理解的好诗人永远是一个不合时宜不随波逐流又特立独行的人。
　　
　　好诗人都是孤独的。他的孤独一是来源于他走在时代前面，思想的先驱都是不被人理解的；二是群人皆醉我独醒。他坚持他所看见的，而不走别人的路，保持人的自然属性原始性，绝不让自我被大众异化，不与人同流合污。
　　
　　好诗人是一个说真话，有正义感，对丑恶时刻保持愤怒，并永远说不的人。由此就构成了诗人与政客和商人的对立，尤其是与黑暗的统治者更是格格不入，因为专制的统治者都是肮脏和丑恶的集大成者。所以诗人的命运极其悲惨，古今中外皆如此。
　　
　　因此好诗人要和统治者保持距离，并时刻要拍案而起。苏东坡曾经问她身边的女人：先生肚子里是什么？大老婆说是学问，二老婆说是大粪，只有他喜欢的小妾说是一肚子愤怒。还是苏老大视为知己的小三理解诗人。（但我这里没有让诗人们都去找小三的意思，找了也别说）。
　　
　　好诗人是知识分子倡导的精神和品质的行为者，那就是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的践行者。除了蔑视权贵还是质疑权威传播智慧的大者。不但说真话还要为真理而献身。他代表着社会的乃至人类的良心。所以我反对中国一个老知识分子说的：我不说真话，但绝不说假话。在真理被强奸的年代这样的态度是没有责任感的，更没有勇气。那我只能这样理解，你说的是废话或者是屁话。
　　
　　好诗人是一个无缘无故去爱和恨，并把眼泪和金钱献给卑微的弱小者的人，也敢把仇恨和砖头献给欺凌弱小者的人。（虽然可能诗人最先被头破血流）。要“痛苦并上升为同情别人的泪”（舒婷语），更应该是不痛苦也为别人的痛苦流眼泪的人。尽管他们的眼泪很廉价，甚至有时他们的介入可能更给同情者添乱。
　　
　　好诗人是一个遇到别人在意的事情，他们不在意，譬如功名利禄。别人不在意的他们却视为生命，并孜孜以求锲而不舍，譬如真理名誉爱情和友谊等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产品。
　　
　　好诗人是一个胸怀广阔拥抱生活的人。诗人不应是一个狭隘者，屁大的事就耿耿于怀就上火甚至骂街。诗人的胸怀不能成为大海也要像广场，让更多各种各样的鞋来把它踏实并拓宽。
　　
　　同时诗人要永远保持热情和激情，热爱一切该热爱的。所以我反对诗人自杀，死不可怕，在不美好的生活中，敢于活着才是一个强者。我们既然不怕死，就从死的方向往回活。那样我们的人生即使不面朝大海也能春暖花开。
　　
　　好诗人是一个能够自食其力的人，不但能养家糊口，也有帮助别人的能力和热情。所以我反对诗人是寄生虫，更反对诗人以行乞为荣。
　　
　　2
　　
　　好诗人和好诗歌都是有境界的，境界是格调是品位也是一种素质。
　　
　　现在有人对境界嗤之以鼻，这不是境界有问题，是有人假境界，境界里惨了水，变成了假大空。从这个角度下半身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诗歌，就是用过分的低俗来反对伪境界，来打倒装逼犯和骗子，用矫枉过正的方式让诗歌回归真实。
　　
　　我理解的境界具体点就是“好”，人生中人格中的种种好。让诗人和诗歌的品质往好的方向接近。
　　
　　再具体就是真善美。一提真善美就有人要吐，这也是真善美被蹂躏得让我们忘却了她的品质。其实当你洗去真善美身上的污垢和我们意识里的麻木，你会发现真善美就是人类最美的花朵，我们的作品要表现她，并让我们的人生接近她是诗歌的幸福。
　　
　　真是基础，美是终极，善是过程。
　　
　　境界的最高境界是信仰。信仰是个人的宗教，是灵魂的归宿。
　　
　　人比虫子麻烦就是人需要精神上的洗礼和目标。同样是做爱，虫子是生理行为，人则通过生理解决心理需求。现在人不要信仰，说明人嫌做人麻烦，要重新做回虫子，但不能说明虫子比人变伟大了。
　　
　　信仰如果是纯个人的行为，那类似手淫或者意淫。信仰还要关照别人，对多数人有益。我每次听到《国际歌》都热血沸腾：“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这是一百年前的信仰，我们今天身体和肠胃都丰满起来了，但是怎样让我们的精神得到最大的自由和幸福仍然是我们最关切的信仰。是更高的境界。

　3
　　
　　诗人永远是语言和艺术的探索者和创新者。因为有诗人，诗歌技术永远在变化和流动之中。诗歌的最佳状态永远是喜新厌旧。先锋的新鲜的一旦静止就会变得平庸僵化，就会遭到遗弃和不屑。从这个角度来说，诗歌永远在路上，永远是后来赶上者的艺术。
　　
　　但是在今天做个诗人是很不幸或者很危险的。因为诗歌这块土地上，已经被古今中外的诗人们翻耕无数次了。所有的花样所有的手段都被诗人们使用过。我们不过是在重复前辈诗人们的牙慧。
　　
　　从民歌到朦胧，从英雄到平民，从崇高到平凡，从知识分子到民间写作，从诗意到口语甚至下半身甚至演变成光腚行为，除了大的文化思潮的影响，其中不排除诗人们在集体突围，突破中外优秀诗歌的包围和技术上的牢笼，想走出一条没有足迹的新路。
　　
　　于是越来越小的诗歌草原又被折腾成一片又一片的荒漠。诗人不愧是世界上最能折腾的拓荒者和语言的流浪者。诗歌永远在折腾中，诗人们在折腾中自己抚慰自己快乐。当他们从自我膨胀的梦中醒来，他们很二逼地发现自己还站在原地上。哈！
　　
　　其实不论你给诗歌穿上什么样的马甲，都不是诗歌的灵魂，诗歌的灵魂是人的灵魂。诗歌的力量也不是你的吼叫谩骂，或者你的哭泣和沉默。题材无大小，诗艺有高低。床前明月光虽然渺小，但它能撼动灵魂，这是因为作者的心灵和灵魂先被触击了。
　　
　　因此诗人需要零和一。让诗人和生活零距离，让诗歌一步到位。换言之就是让诗人的心脏与生活的心脏零距离，诗人才能只一下就抵达诗歌的心脏。
　　
　　（这让我想起那年写成语的短剧，记住那些关于无数个一打头的成语，在这里和大家玩一下）：
　　
　　诗人对生活要：一见倾心一见钟情一往情深一心一意一丝不挂一丝不苟，诗歌才能一语破的一针见血一剑封喉一锤定音，从而诗人才能一鸣惊人一步登天。
　　
　　不听劝告，还在远离灵魂的地方一意孤行，那只能一败涂地一命呜呼；结果他们只能一哄而散；想用诗歌发财当官的想法也是一场春梦，最终还是一贫如洗一失足成千古恨。
　　
　　哈，这些一说明一个真理，就是好的诗歌不能离开心灵，她的本质就是真实和简单。
　　
　　如果挨板砖了，再说一遍，还是真实和简单。
　　
　　4
　　
　　最后要说的是诗人在今天的现状。
　　
　　只说普遍的。当下我们见到的更多诗人都是一个矛盾的人，是一个人格分裂的人。
　　
　　那就是表面讨好权势者，内心却蔑视他们，没办法，为了生存需要流下屈辱的泪。这样的诗人也算不错的诗人，但不是大诗人和好诗人。
　　
　　而最让我鄙视的是拿诗歌当幌子，和权势者勾结，利用诗歌沽名钓誉，甚至貌似真诚地歌唱虚假的伪诗人，劝告这样的以诗谋取个人私利的诗歌混子用你们肮脏的灵魂和屁股去勾引这些官人，别再糟蹋诗歌，也别再往诗人这个圈里挤了，这个圈只能让你一无所获，丢人现眼，赔了夫人又折兵。
　　
　　这不是成语，因为他追求这些，很可能真的把夫人赔上，
　　
　　要是女诗人追求这些，那就不仅仅是赔夫人了。
　　
　　随想而已，不再废话。
　　
　　2008年12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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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诗人缺什么

作者：张绍民
文章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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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心灵
　　
　　诗人没有心灵，还写什么？很多诗人没有心灵，进行尸体写作，洗出来的都是死的假的，没有生命力。心灵在很多人那里在很多假诗人早就不存在，死掉了。
　　
　　2．精神
　　
　　与心灵一脉相承的精神，在很多人那里都变为病态。病态写作都不健康。人要有精神，作品才有精神。
　　
　　3.一口气
　　
　　死作品没有气，好作品只要接触，就会气韵流动。大部分无效作品都没有气，写下来就落气了。
　　
　　4.想象力
　　
　　想象力是作家诗人的主要力量，靠天生，后天也可开发一些。想象力是文学的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基因。没有想象力，基本就不要搞文学，尤其不要写诗。诗歌主要是想象力的盛宴，虽然可以写生活现实之类，但这也要想象力。人类的一切都需要想象力。文学是生活现实的反应，那只是一部分。伟大作品很多靠想象力完成。踢足球都要靠想象力。有想象力才会有原创力。有想象力才会有创新能力。祖先、爹妈没有给想象力的基因，成为出色作家，几乎艰险。有的人没有想象力，就干巴巴地吊死在生活题材这棵树上，生活没有想象力也就是劣质生活。人类靠想象力完成自己的不足，实现自己的美。
　　
　　5.智慧
　　
　　低智商庞大的作家群诗人群浩浩荡荡，超智慧者毕竟很少，一个时代只会有几人有超智慧超想象力。
　　
　　6.原创能力
　　
　　复制、模仿、篡改、抄袭是很多人的写作依靠，那里会管什么修辞，窃来就行。原创能力强大者，才真正强大。人类留下了那么多杰出作品，出新，不重复，有独特价值，都要靠原创能力。大部分人不具备原创能力。有很多作品，一看就类似，一看就出现过，一看别人就写过，写出来推出来还有什么意思啊。
　　
　　7.创新
　　
　　可能最大的创新，就是旧的。越旧越新。新鲜就有魅力。但另外的陈词滥调就很上不了台面。阳光自古以来相同，但今天的阳光最新鲜。
　　
　　8.力量，能力
　　
　　作品没有力量，就像病猫而不是猛虎。作品没有力量，就像枪没有子弹。诗人没有力量，就像，就像干旱没有水。作家没有力量，就像饥饿没有粮食。
　　
　　9.童心
　　
　　童心不仅是人类美的源泉，更是文学的主要灵魂。有童心的诗人，更容易走向诗歌的本质。
　　
　　10.绿色
　　
　　诗歌无法绿化阅读，无法通过绿化提供氧气给我们的身心，那么作品有什么用呢？不仅没有绿化，还是污染和副作用，这就是很多人的作品，读过之后后悔，读过之后大呼上当。
　　
　　11．氧
　　
　　有氧诗人，有氧作品，才会有呼吸和生命力。没有氧的假诗人坏诗人，就像僵尸进行恐怖活动，造成的危害和给诗歌、读者、别人的伤害，可想而知。
　　
　　12.敬畏
　　
　　随意糟蹋汉语，不对汉语敬畏，不对生命虔诚，哪里会有什么好的作家诗人？没有敬畏，才会出现文学、诗歌的垃圾场。真正的文学、诗歌令人敬畏而明亮、干净、高尚、平易近人。
　　
　　13．自己的价值核心
　　
　　抄来抄去，没有自己，到处模仿，东抄抄西摘摘，哪里会一看就是某某某个人特色有价值的作品？真正的作品，不署名，读者、人家一看就知道是谁谁谁的作品，很有价值。
　　
　　14.独立精神
　　
　　人云亦云，团伙主义，因为害怕自己没有独特的力量，成为不了天下第一刀，也超越不了天下第一刀，因而出现几人帮的主义，因为渺小和没有力量抱成团。作家诗人的照片要有独立价值、独立思想、独立特色，唯一性地好。

　15.灵魂
　　
　　尸体写作的人，不会有美好的灵魂。进行污染、投毒写作的人，没有真善美，也不会有灵魂。为诗歌招魂、为文学招魂、为社会招魂，是真正作品的职责。
　　
　　16．超越
　　
　　平庸者连自己都突破不了，更谈不上突破大的智慧。超越不了，何来高度？无法越过，就永远屈服已有的力量和羞耻。不能超越，就是羞耻和侏儒。所有格式化了的诗人作家，都会被删除。
　　
　　17. 思想
　　
　　大量诗人（死人）几乎是不存在思想的，那些侏儒没有思想高度。没有思想的写作，很安全，有利于稳定。按照道理说，诗人应该最有思想，但所有的那些那些假诗人行尸走肉一样，没有思想。没有思想，就令人放心了。
　　
　　18．思考
　　
　　积极正面的思考产生价值。坏诗人劣等诗人省略了思考，直接拷盘阅读得来的知识，写下歪歪扭扭的复印诗句，哪里会形成有价值的作品。有很多靠阅读起家，没有独立思考、悟性的写诗的人，他们写诗的依靠是一个图书馆，是其他大师的脑袋。越读越不灵，读得越多，没有悟性，没有思考，就越愚蠢。愚蠢的读书人、迂腐的读书人也是安全的，令人放心的，有利于稳定，祝贺这些人为稳定做出的贡献。
　　
　　19．哲学
　　
　　汉语的哲学几乎隐藏在易经、老子、庄子、中医、风水、命相里。几乎很少过分地独立出来。同样，诗歌里的哲学，就像血液里的水一样重要。坏诗人差诗人连汉语汉字都不懂，何来诗歌里的哲学精神？
　　
　　20.眼光
　　
　　看见钱，看见色，看见权，看见欲望。没有发现的眼光，很多坏诗人假诗人集体近视。没有眼光，也读不到好诗。读者也需要眼光。评论家没有眼光，就会抓住些死了的诗歌，做死的评论，做出来的学术，就死了死了的。
　　
　　21.发现
　　
　　发现自己的不足，就迈开了进步的步伐。发现独特的美，就找到了诗意。诗人疯狂盯着钱色，能够看见什么？
　　
　　22.自我批判
　　
　　忏悔，反省，检点自己，观照自身，自我批评，在很多人那里根本存存在，而且专门攻击、毁灭性打击实力诗人。
　　
　　23．承担
　　
　　跑得最快的是奴才。有承担的诗人，在现实层面和心灵层面都显示出了自己的力量。
　　
　　24.修养
　　
　　有修养的人，往往会受到小人的攻击。自古如此，在诗歌里同样如此。真正的好诗人，都很有修养，理应如此。因为真正的文学，真正的诗歌都是教育人的。如果文学诗歌还没有教育好一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不是真正的诗人作家就可想而知。
　　
　　25.耐得住寂寞
　　
　　浮躁者撑不了任何事情，写诗也不例外。很多伟大作品都在孤独、寂寞中完成。与此相关，冷静、安静，都是必要的诗歌写作元素。
　　
　　26．忠诚
　　
　　忠诚于汉语与人类精神、万物生命精神的诗人寥寥无几。忠诚于心灵的诗人罕见。迷恋钱财的伪诗人倒是很多。诗歌没有了忠诚，就没有了精气神。
　　
　　27．诚信
　　
　　诗歌、文学本身就使一种诚信，一种信仰，但在伪文学伪作家诗人那里，坦诚、诚信遭到了屠杀。诗歌里流行欺诈。
　　
　　28.良知
　　
　　良知对于诗人来说就像大地作为最重要的基础和基本的立足点。消灭了良知的写作，无疑在作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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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暗中坚守大道

作者：于坚
文章来源：中国南方艺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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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黑暗中坚守大道
　　——谈新诗（在台湾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的发言）
　　
　　于坚
　　
　　一百年前诞生的新诗是与中国的现代化同步的。过去的朝代更迭，对语言的影响是缓慢的，也就是语言是自然生长的。而1840年以来，语言巨变，因为中国社会面临着一个全新的现代世界。过往人们所熟知、所命名的世界已近黄昏，而一个崭新霸道的世界，正朝着中国逼来，古老中国危在旦夕。
　　
　　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开端，这个变局在那时代的知识分子看来或许只是社会、经济、政治的变局，而今天可以清楚地看出，这其实在根本上是一个文化变局。文化，中国文化是以文明照亮黑暗，文就是语言，因此文化的变局就是语言的变局。在传统中国的黄昏时代，语言倾向于美文，诗意，雅驯，曾国藩曾说“古文之道，无施不可，唯不宜于说理。”在清末，虚美成为汉语的主流。与司马迁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的汉语已经相去甚远。 胡适痛斥： “今之学者，胸中记得几个文学的套语，便称诗人。其所为诗文处处是陈言滥调。”如果像海德格尔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如果说，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那么汉语在过去五千年中，曾经为古典中国进行了辉煌的命名，这种命名的最高成就是诗。诗国对于中国不是溢美的形容词，而是存在。而在鸦片战争之后，知识分子开始对汉语这个故乡发生了怀疑、动摇。汉语试图搬家。新诗诞生的初衷是言文合一。将文的明、照亮，从文言文扩大到白话去。胡适《文学改良刍议》的核心就是“言文合一”。注意胡适说的是“改良”，而不是革命。“改良”已经意味深长地否定了像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那样的“大搬家”。世界上的社会变革，从语言开始的不乏先例，中国更是从文化开始。胡适意识到“中国之文学最近言文合一，白话几成文学的语言矣。使此趋势不受阻遏，则中国乃有“活文学出现”，而但丁、路得之伟业（欧洲中古时，各国皆有俚语，而以拉丁文为文言，凡著作书籍皆用之，如吾国之以文言着书也。其后意大利有但丁（Dante）诸文豪，始以其国俚语著作。诸国踵兴，国语亦代起。路得（Luther）创新教始以德文译《旧约》《新约》，遂开德文学之先。”
　　
　　19世纪以降，中国日益感到文言在命名世界变化时的无力。林琴南以文言文翻译西方作品的失败就是证明。文言文已经难以活泼泼地“能指”了，强大坚固的隐喻系统使语言在新世纪面前成为名不符实的陈言滥调，新世界不断产生的陌生意义令传统的意义系统摇摇欲坠。　　
　　
　　从传统中国道法自然的风花雪月走向天翻地覆的现代社会，可能始料未及的不仅仅是重整山河、从国民性到生活方式、风俗的大拆迁，也是文化的重塑。过去五千年的中国人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巨大的变局，他们或许经历从一个王朝向另一个王朝的变迁，但是大地没有变迁，生活方式没有变迁，风俗不朽，语言没有变迁。此时代经历的动荡变化是过去时代的人根本无法想象的巨大变局。
　　
　　正如西方一句现代格言所说：“Pastis another country”  （过去是另一个世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哈贝马斯 ）
　　
　　必然也是另一种语言。在许多文明的例子中，新世界的后果是，语言适应新世界并命名之，人们不再认识自己的语言。这一点在拼音语言中尤其明显。同样，文雅中国温良恭谦让的汉语与强悍野蛮积极进取的现实名不符实，但是，汉语的本性决定它无法像拼音那样自我革命。这是汉语独一无二的伟大特性，它可以改良，但无法革命。在三千年未有之巨大变局到来时，汉语力挽狂澜，没有走向拼音。现代化是植根在拉丁语系中的运动，这种起源于商业目的语言实用而精确，例如法语，物、主、性、数、格全部细俱。而汉语则相反，语词的含义是可以根据上下文随时变化的，一个词是动词还是名词可以随意改变。朦胧、混沌，非常利于诗性的言说。
　　
　　在中国，语言的运动必然是文化运动，也必然是意义和精神方向的运动。西方语言学误导甚深，汉语从来不存在所指和能指的二分。汉语的能指所指是天人合一的，这个一就是字，这与拼音语言不同，拼音语言没有字这个东西，而字是意义、声音、字合一的。
　　
　　当然，当汉字失去“中”的平衡的时候，它确实会向某一极偏移。比如书法向字形的偏移，新诗取消汉字、标语式地向朗诵（声音）的偏移、功利性实用主义地向意义（例如文革对所指的控制）的偏移。
　　
　　在我看来，现代化的实现，乃是汉语偏向所指的实用。最近一世纪的汉语，向着实用的意义偏移。是当代汉语呈现一种粗陋、实用、立竿见影的风格。这自然成就了现代化。普通话可谓这种偏移的典范。
　　
　　现代化是在西方兴起的，现代化基于西方人对未来的虚构和谋划，当然它也基于西方文明。现代化与古老的汉语是完全相悖的。汉语即使到今天已经非常粗鄙实用，但它依然是古代巫师使用的那种语言，许多字可以在甲骨文上找到。现代化就是祛魅，就是标准化、量化，同质化、把世界变成、可以用一个通行标准、一种度来衡量，精细化、指标化的东西。汉语的模糊、朦胧、魅力、不确定、太极图式的语法变化与现代化是完全矛盾的。马克斯·韦伯曾说过，现代文明是一种“除魅”，也就是把古代社会中巫术、迷思、甚至诗意去除，让世界主流朝向科学、契约、经济这些必须清楚、准确、明白的方面。诗在中国有宗教作用，杜甫在《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说“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诗在中国是一种形而上的语言巫术，一种语言的超度，与现代化的祛魅是完全冲突的。
　　
　　1840年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最激进者提出中国要走向现代化，首先要消灭“万恶之源”汉语。鲁迅就曾经说“汉语不亡，中国必亡”。但是100年的经验证明，中国未完，也在某种程度上走向了现代化，汉语并没有灭亡，而是不自觉地走着胡适提出的“改良”之路，如何“良”？就是向实用倾斜。
　　
　　汉语并没有走德语、日语或者越南那样的路线。就命名来说，文言文已经过度，失去了命名的活力。白话文的诞生，恰恰是一种使汉语在命名的功能、活力上重新回到中的运动。白话文改变了汉语的速度，也使汉语朝能指偏移。在1949年以后，汉语有偏向狭隘的所指（意义暴力）。而在最近四十年，它又偏向实用主义的能指。
　　
　　事实证明，汉语是可以对现代化进行命名的。简单化、粗糙化使汉语在越来越偏于实用。反过来，汉语最近一百年的贫乏也说明汉语的某种丰富性，拒绝隐喻，偏向能指，汉语也可以成为实用性的和意识形态的语言。
　　
　　新诗是改良而不是革命。就像唐诗宋词一样，新诗同样是用汉字写的。它改良的只是韵的位置、断句的长短、叙述的方式、精确以及思的深度等等。新诗是汉字写的。许多词也见于甲骨文。曾经有过革命的实验，用拼音取代汉字，但失败了。像日本那样在汉字中插入拼音（假名）都没有。简化字只是使汉字的书写更快，它并没有改变汉字的本性。而所谓的西式语法，在新诗中基本上被忽视。新诗体现的汉语运动就是从书面化的、雅驯的汉语回到口语的、更野蛮也更有活力的汉语，将这种汉语书面化。言文合一，新诗一直在探索这种“合一”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的最丰富最复杂最接近神灵的尖端地带。唐诗曾经抵达的地方，言文合一也可以抵达。新诗使汉语再次展现了它的无穷魅力。它有过唐诗、宋词，还可以有新诗，这是一种伟大深厚的语言。
　　
　　新诗的开始本身就是汉语改造的急先锋，一旦汉语实用性的改造完成，今日之现代化的突飞猛进就是汉语越来越实用的结果。诗从急先锋到边缘化也是必然的。因为诗的言文一致与汉语的言文一致不同，后者是要为现代中国的实用潮流命名，而前者的命名则是要重返中国之道，它要在现代中召唤隐匿已久的中国之神。唐诗的局面对于新诗来说，从来都是一个理想，新诗是语言改良的急先锋，其理想却是后退的，通过白话的言文合一，使诗重获唐诗那样的光荣、那种伟大的魅力。
　　
　　传统中国的诗已经为古代中国完成了一个辉煌的命名，正因为命名的成功，中国可以以伟大的文明自豪。1840年以来被迫走向世界，不走也得走，西方的炮舰已经开到你的大门口。全球化不是中国自己主动的迎合，而是被迫的选择，选也得选，不选也得选。

为现代中国命名也是被迫的，它与汉语历史上那些自然生长的命名不同，例如唐诗向宋词的演变。现代汉语的命名一开始就是功利的、实用的，这种被迫的急功近利恰恰与传统中国之命名的与杜甫式的“寻章摘句老雕虫”不同。
　　
　　“现代再也不能向历史借鉴模式了，它被迫从自身创造规范”。但是，现代依然有“道”，道依然是“非常道”意识形态、主义无法取代道，如果过去一百年，知识分子曾经狂热地以为意识形态、主义可以取代“道可道，非常道”的话，那么他们今天应当明白，中国今日的文明低落，正是“大道缺席”的结果。道不可推陈出新，也无法革命。现代化可以提供货币、合同、生产资料、科学技术却并不负责为人类提供新上帝。中国之道依然是那条“道可道，非常道”。
　　
　　新诗依然意识到“诗言志”这个汉语的天然使命。志在二十世纪后期汉语向意识形态的偏移中变得非常狭窄。志就是道，就是大道，诗是要载道的，这个道并非意思、意义、意见、意图、意念、意味、意志、意向、意愿、意识形态…而是道可道，非常道，知白守黑、有无相生。汉语是存在性的语言，不是工具性的语言。大道之显是诗的“被抛性”。在中国，诗是文明的核心，诗就是宗教，就是那种标示一个民族与上帝之距离的最高言说。汉语诗人不能忘记他们是用汉语而不是其他语言写作，是中国诗人不是西方诗人。西方之道可以通过教堂存在，完全不读诗的人的“志”可以在教堂得到寄托。中国没有教堂，中国通过文的明照亮精神的黑暗，文章为天地立心。中国诗和西方诗在本质上是不一样的，它不仅仅是语言游戏。就像对诗这个字牵强的字形解释一样，诗就是言寺，语言的寺庙。新诗的探索过程中受西方影响，把诗看成是文学专业分工中的修辞术之一，可有可无的巧言。诗的边缘化除了汉语运动方向所导致的边缘化，也由于诗人自己对重建大道之使命的犹豫不决，诗变成了无足轻重的语言游戏。在中国，“纯诗”必然被冷落，在中国文化中，“纯诗”总是次要的，文明不认为语言游戏是成熟的诗，语言游戏在中国文学史中仅在青春狷者的文字馆中聊备一格。
　　
　　新诗的目标与汉语的整体运动不同，它是通过对现代世界命名重建“大道”“礼失而求诸野”，再次扮演为文明招魂的祭司角色。也许前苏联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关于20世纪俄国文学的发言也可以用在这里：“我们是在荒地上——更准确地说，是在荒凉得可怕的空地上开始的，我们有意识地，但更多则是直觉地致力于文化延续性效用的重建，致力于文化的形式和途径的重建，努力让文化那不多几个尚且完整的、也常常完全败坏了名声的形式充盈我们自身的、新的或我们固有的当代内容。”招魂在早期新诗中非常强烈，20世纪初的新诗人可谓回到了“巫师”的角色。典型者如鲁迅、郭沫若。
　　
　　言文一致可以说是“礼失而求诸野”。白话使新诗面向文明的荒原，就像“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诗无邪”之前的诗经时代，自由而鲜活，文明的空间突然开启到巨大的黑暗中、开启到无名的白话口语世界中。白话文经典作家鲁迅深刻地意识到这一点，散文诗、白话小说、杂文、随笔、文学史……这位伟大的作家可以说是写疯了，命名的狂欢！
　　
　　“诗言志”不是诗的某种倾向，而是汉语的本质所致。
　　
　　一百年过去，新诗可以有一位“采诗”、删定的“孔子”了吗？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李白）
　　
　　如果把一百年新诗的历史进行梳理，从胡适开始到创造社的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30年代为人生的艺术、花边文学；四十年代西南联大现代派的纯诗追求；艾青；50年代“诗言志”的意识形态化；1979年《今天》在总结新诗前阶段历史对诗的再认识、第三代的“诗到语言为止”“拒绝隐喻”、以及70后诗人对意义的开拓……等进行梳理，文本的比较，我认为，在一个普遍追求“有用”的时代，新诗固然也受时代影响，有着严重的对“无用”的焦虑症，因此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泥沙俱下。但在诗的金字塔的顶端地带，新诗也是越写越好。新诗已经形成它自己的小传统和金字塔。
　　
　　现代化背后没有上帝。拿来主义，我们可以把西方现代化的「框架」拿来，却无法把「上帝」拿来。语言的现代化，汉语只发挥了一部份作用，也就是工具性方面的作用。文明被语言工具主义遮蔽着。这个时代的语言方向不是追求大道，汉语在大局上日益向经济修辞迈进，任何事情都以货币式的语言衡量。新诗被冷落是因为它的追求与时代的方向背道而驰，它拒绝有用。诗曾经被用得很惨，诗在五十年以来的御用运动中声名狼藉，诗人为此付出巨大代价。最近三十年，诗逐步回到大道，因此大音希声，被疯狂的物质主义冷落是必然的。与时代向着“有”的巨大运动相比，诗人们在写作中对如何接近“无”的探索所导致的读者的疏远微不足道。最近三十年，新诗就像传统上的诗歌运动一样，总是在如何写、写什么的两极上摆动而不再是在意义和意识形态（意缔牢结）的两极摆动。这种摆动必然被20世纪以来习惯视语言为意义之宣传工具而不是彰显存在之道的读者的冷落。
　　
　　在1840年以前，我们置身在雅俗共赏的古典汉语中，但今天，我们与古典汉语有了某种对象化关系，古典汉语某种程度上被彼岸化了，升华了，也令我们看到古代作者看不到的汉语的可能性和空间。还有文革方面的遗产，文革不只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文革让我们知道，一旦摆脱、否定历史，汉语可以疯狂、暴力、贫乏到何种程度。大陆的诗人，首先继承的文革是遗产，对汉语有深切反思。大陆过去三十年的诗，可以视为对汉语的一种反思。但今天更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古典文化的遗产，让这笔遗产也在黑暗里亮起来。
　　
　　今天，新诗彻底孤独。它甚至孤独于当代文化，完全被遮蔽在黑暗里，因此诗人们终于有时间和可能性来完成诗所要求的最根本的东西。
　　
　　我相信，这是新诗出现那种完整的诗人、神的诗人的时代。
　　
　　新诗最近三十年一直在努力使汉语从粗糙的、简单的、暴力的语言重新回到丰富的、常识的、能够召唤神灵的语言。诗依然是汉语的金字塔尖。
　　
　　现代化最恐怖的就是把全世界的地方统一成一个标准化的小区，完全丧失地方性知识、丧失方言、特点和细节。今日世界在物质生活上差距越来越小，现代化是某种洁癖之类的东西，它将世界理顺、全面沟通、拆迁一切、将异类同质化。高速公路、摩天大楼，全世界都一样，同样的方向盘、同样的按钮。但诗永远守护着人类灵魂的黑暗大陆、守护着不可在经济层面沟通的地带，它恰恰是民族作为独一无二的文明得以确立的东西。
　　
　　新诗是可以期待的，因为现代化并没有为中国迎来上帝，这个上帝，必须在自己的文化中继承、创造。当然，中华民族若完全跟着西方走，走向取消汉语的地步，这就没有任何希望了，这个民族若继续使用汉语，我认为新诗就有希望。
　　
　　新诗三十年最重要的品质正是它的孤立、它的不被理解，新诗在黑暗中坚守着大道。
　　
　　2012年10月17日于台湾东海大学“第二届世界华文文学高峰会”
　　
　　2012年10月23日于《深圳特区报》“诗歌人间”新诗三十年研讨会
　　
　　2012年11月应《长江文艺》编辑部之约改定
　　
　　2012年10月19日在台湾东海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