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卡尔维诺的《烟云》

管季超0712

节选自卡尔维诺的《烟云》

《净化》杂志是一份半月刊，副标题是“净化空气中的烟雾、化学散发物和燃烧排放物”，是EPAUCI即“工业城市大气净化协会”的机关刊物。EPAUCI与其他国家的兄弟协会联系密切，定期收到它们的简报和刊物，经常举行国际会议，讨论日益严重的烟尘问题和其他问题。

　　我从前从未研究过这类问题，但我知道编辑专业报刊杂志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困难。多看同类外国报刊杂志，把某些文章翻译过来，再订一份文摘报和一份简报，差不多就算齐了；然后再找两三个懂行的技术人员合作，让他们定期发表些小文章；至于协会本身，只要它想开展工作，它总会有些公报呀、日程呀这一类的东西要发表，要用黑体发表这些东西；还会有人要求把他们的专利介绍当做文章给予发表。开代表大会时，你至少可以出一辑专刊；如再剩一些发言和报告，以后哪期稿件不够时，你再陆续慢慢地发。

　　按说社论应该由协会主席来写，可是科尔达工程师好像很忙（他担任许多工厂的执行董事，只能抽些零碎时间从事协会的工作），便让我起草，按照他向我讲述清楚并一再强调的观念起草。我写好后，等他下次再来时拿给他看。他经常要去外地出差，因为他那些工厂分布在全国各地。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所担任的职务中，EPAUCI协会主席虽说是个荣誉性职务，却令他最为满意。“因为，”他解释说，“这是为自己的理想而战斗。”

　　我写社论却不是为了理想，也不想有那种理想；我不过是想替他写篇文章，让他高兴高兴，为了保住自己这个工作。这个工作比起我可能找到的其他工作，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我了解科尔达的论点（“假如大家都以我们为榜样，大气层的空气今天就可以得到净化……”），熟悉他喜好的表达方式（“不言而喻，我们不是空想家，我们是讲究实际的人……”），可以按照他的要求一字不差地写出来。不这样写该怎么写呢？难道要把我自己的想法写出来？不，我敢担保，按照科尔达工程师的意思写出来的文章一定非常漂亮，对工业界和管理部门充满乐观主义的态度。按照科尔达的意愿写这篇社论并不难，只要变换一下我的心态，让我自己反对自己，就能具备写这篇社论必不可少的那种热情。

　　“我们现在处于解决飞尘问题的前夕，”我提笔写道，“这将加速空气污染问题的最终解决，”我已经看到科尔达工程师的脸上露出笑容。“私人企业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技术作出的贡献，必将得到一向关心这一问题的政府部门的充分理解……”科尔达工程师读到这里一定会拿出笔标出这句话来。

　　我把这段话念给阿万德罗博士听。他把那双精心护理的手放在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上，面无表情却非常客气地望着我。

　　“怎么？不行？”我问道。

　　“行，行！”他急忙回答说。

　　“您听文章这样结束：‘我们不能同意那些有关工业文明的灾难性预言，我们要再次申明，自由发展工业与保持人类机体所必需的健康环境并无矛盾，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我不时望望阿万德罗，他始终低头望着写字台中央那张白纸。“‘在我们工厂烟筒的烟尘，和我国无与伦比的蓝色天空绿色植被之间……’喏，您认为怎么样？”

　　阿万德罗紧闭双唇惊讶地望着我，沉默片刻说道：

　　“喏，您的文章表述得很好，我们协会的目的，对，协会的目的，实质就是，尽一切努力争取……”

　　“嗯……”我若有所思地嘟哝了一下。说实在的，我本想从这个言谈委婉的同事那里得到一句不怎么转弯抹角的赞同。

　　两天后科尔达工程师来了，我把那篇文章交给他。他当着我的面认真阅读了那篇文章，读到结尾时把那几页纸又按顺序放好，仿佛还要重读一遍似的，不料他却开口说道：

　　“好。”他思索片刻接着说，“好。”他又停顿一下说道：“您很年轻。”我不同意他这个说法，但不打算反驳他。“不，这不是对您的批评，请允许我讲下去。您年轻，看得远，有信心。但是，请您原谅，目前形势很严峻，对，比您的文章使人预见的要严峻得多。让我们以公民的身份来谈谈这个问题吧：大城市空气污染非常严重，我们有各种分析，形势非常严峻。正因为严峻，我们才来设法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能解决大城市的污染问题，那么我们那些小城市最终也将被烟尘吞没。”

　　他说着站起身来，在室内踱来踱去。

　　“我们不愿掩饰困难，我们为环境而担忧，我们不像那些不关心环境的人，更不像那些从中作梗的人。”

　　他走到我跟前停下来，压低声音说道：

　　“您还年轻，也许您会以为别人都同意我们的观点。其实不然，同意我们观点的人很少。我们在两面都受到攻击，是的，在两面受到攻击。但是我们决不屈服。我们大声疾呼。我们行动。我们解决问题。我希望在您的文章中听到更多这种东西，您明白吗？”

　　我完全明白。我知道应如何模仿与我自己的意见截然相反的意见，将这篇文章修改得完美无缺，三天之后再将修改后的文章交给科尔达工程师。于是我从头至尾进行了改写，用三分之二的篇幅勾画出一幅阴暗的画面，说明欧洲烟尘污染问题多么严重，然后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描述我们这座城市的光辉形象，与其形成鲜明对照：我们这里天空晴朗，空气新鲜，这与我们的生产企业配置合理不无关系……，等等，等等。

　　为了更好地集中思想，我留在家里躺在床上写这篇文章。一束阳光从天井里斜射过来，穿过玻璃窗照进我房间，光束通过之处可见室内空气中亿万个触摸不到的灰尘微粒在飞扬。床罩上大概已经落上了这些尘粒，恐怕要不了多少时间也会落上厚厚一层，床罩也会变得黑糊糊的，像百叶窗的横板或阳台的铁栏杆。

　　我把这一稿交给阿万德罗博士读后，他似乎很喜欢，对我说道：

　　“您一定是按照科尔达主席的意见，将我们这里的形势与其他城市的形势进行了对比，您写得很好。”

　　“不，科尔达工程师没有对我这样讲过，是我自己想到的。”我略带生气地回答，他不该把我看得没有一点主见啊。

　　科尔达工程师对这一稿的反应出乎我的意料。他把打字稿往桌上一摊，摇摇头说道：

　　“我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

　　他首先向我介绍了这个城市工业生产的情况，如每天烧多少煤，多少柴油，有多少汽车在行驶等，然后谈到这里的气象问题，最后将我们在这两方面的情况与欧洲北方的各个大城市做了个比较。

　　“您知道，我们是个大工业城市，烟雾在我们这里同样存在，我们这里的烟雾不比其他地方少，所以我们不能像我国的其他城市试图认为的那样，说我们这里的问题没有他们那里严重。这一点您在文章中可以而且应该写得非常明确！我们是大气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同时我们又是为扭转这种局面付出最多的一个城市！您明白吗，‘同时’？”

　　我明白了。同时我也明白了，我与科尔达工程师之间永远也不会达到相互理解。那些熏黑了的房子，那些昏暗的玻璃窗户，那些脏得不能依扶的窗台，那里面居民的别人看不到的面孔，还有天空中这层笼罩着一切、使人们看不清一切、使一切失去其原有形状和价值的烟雾，随着秋天来临总不能再解释成气候潮湿所致吧，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体现了民众的贫困，对他那样的人来说却象征着财富、地位和权力，象征着危险、毁灭和悲剧，仿佛他们置身其中犹如顶天立地的英雄。

　　我第三次修改那篇文章。第三稿他终于通过了，不过他认为文章结尾有点可笑（“我们面对着一个对于人类社会的命运来说是可怕的问题。我们将解决它吗？”）。

　　“是不是有点显得太犹疑了？”他问道，“是不是会让人丧失信心？”

　　最简单的办法是去掉问号，改成“我们将解决它”。也不用加惊叹号，显得既有信心又态度温和。

　　“这是不是太温和了点？像不像官样文章？”

　　最好将这句话重复一遍，一句带问号，一句不带问号，写成：“我们将解决它吗？我们将解决它。”

　　这是不是要把问题的解决推到一个无限的将来呢？于是，我们把两个动词改为现在时：“我们解决它吗？我们解决它。”

　　写文章就是如此：先是改个标点符号，接着不得不改个字，然后又要改变一下句子结构，最后整篇文章面目全非。我们一起商讨了半个小时。最后我建议说，问句与回答中的动词不必采用同一个时态，写成：“我们将解决它吗？我们正在解决它。”科尔达工程师听了十分满意，从那以后他对我的能力再也没怀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