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之友网]创站者管季超陪您读南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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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帆，1957年出生于福建省福州市。本名张帆。1975年下乡插队，1982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84年研究生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1984年至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现为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福建省政协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国民主促进会福建省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福建省文联主席。“闽江学者”，福建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现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研究。已经出版《理解与感悟》《阐释的空间》《文学的冲突》《文学的维度》《隐蔽的成规》《敞开与囚禁》《双重视域》《问题的挑战》《文本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理论新读本》《理论的紧张》等学术专著、论文集多种，发表论文200多篇。多次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曾经获得各种奖项四十多种。另有多部散文随笔集出版，《沉入词语---南帆书话》为代表作之一。

　　文化研究主要论文目录：

　　《全球化与想象的可能》　《文学评论》2000、2

　　《声音社会的诞生》　《天涯》2000、3　

　　《没有重量的空间》　《电影艺术》2000、4

　　《游荡网络的文学》　《福建论坛》2000、4　

　　《网络的话语》　《文艺研究》2000、5　

　　《影像时代》　《南方文坛》2000、6　

　　《身体的叙事》 《天涯》2000、6　

　　《启蒙与操纵》　《文学评论》2001、1　

　　《真实的神话》　《视界》第2辑　

　　《机械和技术制造的抒情形式》　《文艺评论》2001、1

　　《广告与欲望修辞学》　《天津社会科学》2001、3

　　《消费历史》　《当代作家评论》2001、3　

　　《双重视域与文化研究》　《读书》2001、4　

　　《普遍主义的限度》　《跨文化对话》2001、6　

　　《文学批评与文化研究》　《镇江师专学报》2001、4　

　　《文化研究：开启新的视域》　《南方文坛》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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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一个箱子出门去

    火车站或者飞机场，所有的人都拖着行李箱走来走去。这总是让我想起了蜗牛。不知哪一个聪明的工匠开始在箱子底下安装了轮子，于是，再笨重的箱子也仅要一只胳膊就能够操纵。换上一套出门的装束，啪地扣上箱子，转身就可以上路了。口袋里藏一叠钱，走到哪儿都不愁吃喝。然而，如果身后不是拖一个箱子，怎么看也不像出门人。
    出门之前整理自己的箱子，我时常会突然一阵迷惑。外套，内衣，两条领带，几双袜子，剃须刀和手机的充电器，再收罗几种常用的药品……原本凌乱琐碎地摊开在四处的生活集聚起来，啪地一声扣入箱子。不过，我总是有些疑惑：就是这些吗？――我总是觉得似乎遗漏了什么。客厅里看一看，厨房里站一站，一直不相信偌大一个家已经压缩在脚边这个箱子里。居然这么些玩意儿就足够浪迹天涯了，看起来人生的必需品远比想象的要少。
     最为必要的贴身用品往往最为私密。所以，我通常不乐意在外人面前开启箱子。如果飞机场或者海关的X光机发出警告，安检人员就要当众翻腾某些的行李箱。这时，我总是替那些倒霉的旅客难受。开膛破肚的箱子无辜地躺在那里，一双不怀好意的手开始抄检所有的物品。井井有条的服装胡乱堆成一团，一件件礼品撕开了包装，一切个人的秘密都无助地暴露在众多陌生的目光之下，这是令人脸红的难堪。箱子里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谁没有穿过内衣内裤？讨厌的是敞开种种私密的细节，惹人遐想。为什么带上这么多条毛巾？什么时候偷偷从地摊上买了一面如此土气的镜子？那一条廉价的玻璃项链想打发谁？一双如此破旧的拖鞋还舍不得扔掉吗？为什么箱子里藏了这么多的药品？这个人得过什么病？如此等等。周围所有的人衣冠楚楚，面无表情的安检人员制服革履，勒令打开的箱子纷乱杂碎，结结巴巴的解释仿佛已经证明了心亏理短――一时之间，身边的箱子竟然成了一个甩不下的耻辱。
     蜗牛的壳子足以容身，箱子却不能遮风蔽雨。箱子不是房子。箱子里没有客厅、厨房、卫生间；将心爱的人装在箱子里带到天涯海角，这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幻想。尽管如此，箱子还是常常比房子更重要。房子失窃，顶多损失一些财物；出门在外丢了箱子，多半是一天也混不下去。
     箱子与房子的区别不在于空间的大小。无论什么时候，房子始终屹立在那里，如同人生的一个恒久的重心。夕阳西下，倦鸟知返，正是游子思乡时。房子是归途的终点，是可以放松地晒太阳或者呼呼地大睡三天三夜的处所。相反，箱子是漂泊，是流浪，是居无定所甚至餐风露宿。拎起一个箱子，意味了要暂时脱出熟悉的社会关系，独自投入一个陌生的地方。陌生的地方可能有浪漫的邂逅，可能有意外的财宝，也可能遭遇风波和凶险。年轻人好动，有了出门旅行的机会总是亢奋不已，箱子上贴着花花绿绿的托运标签不肯撕去，北京、上海或者纽约、东京都是可供炫耀的谈资。到了腿脚不便的年纪，心里渐渐畏惧持久的奔波。鞍马劳顿，舟楫辛苦，旅馆里生疏的床铺睡不着觉，还不如呆在房子的窗前闲看青山浮云。如果因为养家糊口不得不收拾箱子，长长的叹气之中就夹上了感伤：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
     电影或者电视剧里常常见到这种镜头：一对夫妻或者情侣吵得不可开交，女主人公气呼呼地往箱子里砸了一堆衣物，然后摔门而去。缘分已尽，心中了无牵挂，装走一个箱子已经完全足够。然而，如果仅仅是一时负气，恩情未绝，那么，箱子又怎能容得下一个家的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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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女：华丽的枷锁  

　　　　　　　　　
如火如荼的“超女”总决赛终于让我们的夜生活沸腾了。旷日持久的“超女”运动形成了两个令人惊奇的认识。首先，我们惊异地发现，生活的各个角落隐藏了如此之多的歌手。多年的卡拉OK训练展示了令人欣慰的成果。许多人抄起麦克风就能唱得声情并茂，或者仰天长吟，或者如泣如诉，一改日常生活之中的拘谨或者矜持。另一些人可能五音不全，四肢僵硬，然而，她们毫不忸怩地粉墨登场，并且坦然地向四周索取掌声。如果说“超女”们的浴血搏斗制造了许多悲剧，那么，她们扮演的喜剧及时地调剂了气氛。其次，“超女”们的残酷对决使PK成为众所周知的流行词汇。记忆之中，只有金庸小说的某些术语具有如此之高的引用率，例如华山论剑，或者葵花宝典。
PK――英文playerkill的原义是玩家之间的恶意厮杀――是“超女”决赛形式之中的精华。歌手的美妙歌喉仅仅是表面文章，PK的来临才是惊心动魄的时刻。必须承认游戏形式设计者的聪明。他们绞尽脑汁，精心策划：从短信支持、不同级别的评委、如痴如醉的亲友团到插科打诨的主持人……绕来绕去的最后一站只能是PK。相互牵手的“超女”犹如待宰的羔羊无助地站在那里，身后每一个投票者的咚咚脚步声代表了不可预测的命运之神。一个如花似玉的“超女”被击中，另一个如花似玉的侥幸者与她相拥而泣，主持人眼里噙着泪花，评委们说着一些动情的安慰之辞，多么感伤的场面！这就是悲剧的高潮。可以断言，如果删除这一幕，这一场游戏立即变得索然无味。
“超女”运动曾经招来种种异议。拉票，暗箱操作，暴得大名的期待如何损害了纯洁的芳心，从伪造辛酸的身世到伪造姣好的面容，短信公司正在利用我们幼稚的激情大肆捞钱，那个花团锦簇的舞台与挥汗如雨的工地或者田野毫无关系，如此等等。与此同时，另一些人正在同样激烈态度为“超女”运动辩护。他们将“百姓”作为辩护的关键词。“超女”运动属于百姓自己的娱乐，轮得上那些满嘴术语的理论家插嘴吗？PK显示了“民主”的生动形式。歌手的去留取决于百姓手里发出的短信，还有哪一种活动可能如此大面积地提供亲自参与结局的成就感呢？
始终没有人对于这种游戏形式表示怀疑，这的确是一件令人困惑的事情。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受伤的“超女”热泪长流，我总是不恭地想：至于吗？怎么像真的一样？不拘名利的游戏精神哪里去了？“超女”之间的淘汰无非是一种人为的圈套。既然她们自愿钻入，同时又哭哭啼啼，这就有些可笑了。真正的牺牲令人唏嘘，但真正的牺牲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灾难凌空而降，酷烈的战争吞噬了活泼的生命，令人悲痛的生离死别因为无法回避。如果悲剧的情节缺乏足够的必然性，人们的悲痛就会减弱从而转向质疑和追问――为什么必须如此？没有人强迫“超女”们痛苦地互相PK。这种煽情的游戏更像设计某种形式刻意地挑逗我们的悲剧感。虚构苦难，玩弄悲情，尽量将自己感动得无法自制――这常常让我想起多年前听到的一句机智的俏皮话：用粉笔在地上画一条白线，然后在上面摇摇摆摆地走钢丝。
我当然相信，许多“粉丝”的眼泪来自内心。他们疯狂地崇拜某个“超女”。这个偶像从舞台上殒落不亚于痛失亲人。悲痛甚至使他们无法察觉自己内心的一个秘密渴望――放纵悲哀。如果这个游戏不能玩得涕泗滂沱，那就太不过瘾了。这时，游戏设计者狡猾地洞察了一切。他们当然不会赤裸裸地号召我们享受悲伤，紧张的游戏形式圣化了我们的内心。涂脂抹粉的化妆之后，那些不无卑劣的念头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尖叫了。
识破这些化妆术的确令人扫兴甚至令人憎恶。我发誓无心破坏隐藏于各种精神魔术背后的生财之道。我企图争辩的主题仅仅是，艺术并非存活于角斗场。一部杰作的标志是发现了什么，而不是可能摧毁另一部杰作。尽管许多人期待两个歌手如同武侠一般拔剑单挑，但是，艺术家之间不存在战场。曹雪芹PK巴尔扎克，莫扎特PK贝多芬，或者，张大千PK梵高，这是一种多么荒谬的想象。然而，“超女”决赛试图用PK证明这种怪异的艺术生存法则。一个评委反复申明，这种规则十分可恶――他不得不屡屡将心爱的歌手驱逐出场；一个歌手坦然宣称蔑视评判：PK没有多大意义，她的心愿无非是在舞台上唱出自己的个性。这些观点肯定更接近艺术的真谛。可是，事先设定的程序不可抗拒，“超女”决赛强行将载歌载舞的艺术押上生死立判的擂台。
竞争，弱肉强食，丛林法则――有些人将逐一提到这些术语为“超女”运动辩护。从激烈的足球赛事、企业之间的互相兼并到国家与国家的军事力量对比，强者当道，胜者为王，弱者只配忍气吞声地承受失败的命运。然而，并非所有的领域都在复制这种逻辑――例如艺术。艺术宽容地接纳各种个性，提供不同风格，弱者可以在这里栖息，成功人士有了新的启迪，种种奇思妙想找得到生根发芽的土壤。这种宽容是艺术的迷人品质。一些艺术广泛地赢得了大众，另一些艺术可以独往独来，不必为了取悦什么人而四面作揖。艺术对于新生力量始终保持好感，但艺术从不因为一个新人的报到而删除一部经典。总之，艺术的舞台全面敞开，这里没有规定的跑道、裁判的哨声和冲刺的终点。既然每一种风格都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舞蹈，那么，残酷PK的代价是压抑艺术的自由和宽容精神。与其抗议某个“超女”遭到的不公待遇，不如抗议艺术遭到的不公待遇。我的担忧是，一年一度的“超女”冠军加冕之日，会不会也是艺术套上了华丽的枷锁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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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数时代
　　　　　　　　　　　　　　　　　　　　　　　　　南帆 　　　　　　　　　　　　　　　　　　　　　　　1
    一个数学教授多次气咻咻地抱怨，最讨厌太太叮咛他下课之后从菜市场带回七八个西红柿――“她为什么总是不肯说清楚究竟七个还是八个？”
    听到这一则轶事的人都会莞尔一笑。的确，数学家就是这么一些迂呆的人。那些可憎的数字把他们弄傻了。他们的生活如同数字一样循规蹈矩。1，2，3，4，5，6，7……10肯定比9大。8乘7肯定是56。王子娶的肯定是公主。处长的工资肯定比科长多。爸爸肯定要听爷爷的话。女儿在25岁之前肯定不能谈恋爱而28岁之前肯定必须结婚。如此等等。没有浪漫。没有夸张。没有美妙的想入非非。一切均已量化。乏味――这些数字主义者的世界之中决不会诞生任何奇迹。
     数字是我们生活之中的紧箍咒。人生的悲哀从数数开始。一个文学博士声明，他就是因为厌恶数字而转向了文学。文学是人情世故，数字却没有灵魂。如果拿得到诗集，谁愿意读账簿呢？再也没有比会计更枯燥的职业了。只有在不得已的时候，文学博士才肯勉勉强强地动一下数字――数一数已经欠了别人多少饭票。
    这个意义上，“无数”是一个奇妙的字眼。无数就是一把抹乱了数字设立的秩序。一个小男孩拱在妈妈怀里撒娇。妈妈千方百计地哄他学算术：数一数桌上有几个苹果？地上有几辆小汽车？树上的两只小鸟加地上的三只小鸟是多少？这时，小男孩总是不耐烦地喊起来：“无数！”天真未凿的孩子本能地要反抗一板一眼的数字。
    “无数”的另一个意义也可以说是不可数。生活之中的许多东西不该被数字玷污。幸福，善，正义，勇敢，壮烈，数字又能说明什么？难道秤得出幸福的斤两或者为勇敢定一个价格？英语之中，这些概念多半属于不可数名词。不可数表明了这些概念的高贵。另一方面，惬意的日子往往也与数字无关。信马由缰地漫游在辽阔的草原，有必要数清草丛中的野花吗？坐上竹伐顺流而下，有必要数清铺在河床上的鹅卵石吗？酒逢知己，管他千杯还是万盏，邀请一个心仪的美人喝咖啡，付账的时候就不要侍者找回零钱了。或许有人会说，富翁肯定把数钱当作一个莫大的享受。可是，真正的富翁是不必数钱的――数也数不清。
　　　　　　　　　　　　　　　　　　　　　　　2
      我们的祖先很少斤斤计较地把数字放在眼里。《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三以下可以慷慨地存而不论了。这就是气魄。“举一反三”的典故出自孔子的《论语》：“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左传》之中的这句话也很有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都只想说到“三”为止。士别三日，三寸之舌，三缄其口，三脚猫――古人数到三之后似乎就没什么耐心了。如若要将他们的眼睛晃得花起来，把“朝三暮四”改为“朝四暮三”也就够了。
      古代的诗人对于数字更是潇洒。“白发三千丈，缘愁是个长”；“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这些数字无非是涉笔成趣，不必认真。杜甫的《古柏行》极言树之高大：“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后世一个呆头呆脑的读者数字主义脾气发作。他算过了“四十围”与“二千尺”形成的比例之后不禁惊呼起来：这棵树不是太细了吗？这当然只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阵哄笑。
      我们的祖先活在诗意之中。邀明月，悲落叶，仰看青峰依旧，长叹似水流年。这时，78或者106这些单调的数字产生不了什么意趣。睡于所当睡，醒于不可不醒，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不知今夕何夕，这种日子之中有什么可数的？我们的祖先大约很少数到一千之外――他们的生活之中没有多少东西超得过一千。不可胜数的时候，他们就用“千军万马”、“多如牛毛”或者“过江之鲫”来打发――他们才不想为数字费神。
      没有数据的参考，如何办得成大事？且看“愚公移山”。太行、王屋两座大山挡住了愚公的家门。九十岁的愚公打算把它们挖掉。愚公根本不想雇用一大堆工程师精确地计算这一项工程的土方和劳动量。他的决心仅仅源于一个对比：山不再增高，而他的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总有一天会把两座大山铲平。这还需要数什么？
      回避数字，并不是表明我们的祖先缺乏智慧。这毋宁说隐含了他们的人生观。头绪纷繁的世界怎么算得清楚呢？人生苦短，想得太多是没用的。“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这不是一个聪明的策略。这一笔帐算明白之后，其他的帐就不必再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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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现代社会？现代社会是携带一大批数字、图表、公式到来的。现代社会的风格就是用数字说明问题。猜测、想象、面壁构思、电光石火般的灵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拿出数据来。数字开始对社会的每一个局部精耕细作。选举票数。考试分数。工资级别。退休年龄。雨量多少毫米。时速多少公里。导弹锁定了4号目标。地球上每天消失20个物种。发出问卷调查表2万张，回收1万3千6百72张。82%的人倾向于使用甲图案作为会标。6%的人倾向于乙图标。4%的人倾向于丙图标。2%的人提出自己的方案。数字。数字。数字。Time  is  money。时间已经精确到秒。每个人的手腕上都挂上亮晶晶的手表。秒针每一次嘀嗒嘀嗒的颤动都指向了一个新的数字。
       大哥乘坐81次快车于12点37分抵达，停靠5号站台。我的公寓是第2大道28号6幢701室。这一段引文请见莎士比亚全集第5卷第62页。这一台洗衣机的价格4700元，条形码是8742910753027。我是谁？我是一批数字的组合体。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驾驶证号码。电话号码。车牌号码。银行存折的帐号和密码。身高。体重。血压。几个兄弟。几个子女。大约几点到几点之间可以到办公室找我。就是这件事吗？我心中有数了！
    轻狂的文人看不起与数字有关的职业。他们始终不明白银行家和会计师如何从众多的数字之中找到了富裕。当然有人不服气。巴尔扎克就曾经筹集一笔钱投资赢利，结局是负债累累。诡秘的数字不卖文学天才的帐。无论如何，现今的文人已经没有理由蔑视一串一串的数字。鲁迅就对于数字给予必要的尊重。他在日记之中琐细地记录了收到多少稿费，花费多少钱购书、请客或者看病。这些数字让生活变得真实可触。
       花费多少钱购书、请客或者看病，这些事都属于家政理财的范围。同时，这也是经济学的起源――economy一词就包含了节省家庭开支的涵义。经济学无疑是现代社会的显学，一些人甚至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不仅是教授们嘴里的一些概念；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就是要学会算数。交换，价格，物有所值，所有的事情都要用数字精打细算地推敲――哪怕是一些曾经认为是无价的事情。例如，经济学插足信仰问题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列举的一些特殊命题：为了获取彼岸报酬，人类愿意与神建立交换关系；被同一群人崇拜着的神的数量越多，每一神所获得的交换价格便越低；在与诸神的交换关系中，人类愿意对那些被认为更负责的神支付更高的价格；一切宗教阐释，尤其是那些涉及到来世报酬的，都包含着风险；如此等等。不言而喻，擅长算数的人肯定会得到可观的回报。否则，那些精明的经济学家才不想白费心血。
    数字的确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凭什么说乔丹是最有价值的篮球运动员？统计数据表明，他的得分、断球、助攻均是首屈一指。泰森和霍利菲尔德正在拳击台上扭成一团。如何裁决他们的胜负？三个裁判出示的点数是权威的依据。从药物效果的临床实验到一个产品的市场前景预测，从区域经济状况的评估到金丝猴是否濒危动物的疑问，数据将平息一切争议。有了具体数字的描述，事情可能显出隐藏的另一面。例如，如果了解到一个人的一生大约要放十万个屁，拉三十吨左右的粪便，我们就会对空气污染指数和修建公共厕所的迫切程度考虑得更为严重一些。一个银行职员发现，许多客户取款的时候往往放弃了几分、几厘的利息尾数。谁在乎这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钱？于是，这个银行职员好奇地编制了一个软件程序，将所有客户放弃的利息尾数自动转入一个私设的帐户。一年之后打开这个帐户，他被巨大的数额吓得魂不附体，连忙上警察局自首。所以，只有不懂事的黄口小儿才会念叨“读图时代”的到来；另一些老谋深算的人早已意识到，现在毋宁说是“读数时代”。时髦的计算机显然是“读数时代”的一个伟大象征。只有置身于这个时代，每秒运算几亿次的古怪机器才可能隆重地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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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沉溺于纷繁的数字之中，真实却悄悄离去――纷繁的数字能够还原出一个有声有色的日子吗？
    多数人仅仅对一些小数目有感觉。菜市场上，人们时常因为几角钱争得面红耳赤。至于两台电视机之间5千元与5千8百元的差价，人们的感觉就迟钝了许多。只要店主适时地劝一句，人们就会欣然地多掏8百元。到了购买一套公寓的时候，人们不再重视33万与35万的差别――尽管买卖的双方可能因为一扇窗户的朝向反复磋商。人们的感官负担不了大的数字。
      我的心目中，统计机构是一个奇特的部门。如同变魔术似的，统计人员顷刻之间将一个庞大的社会化为几个抽象的数字。广袤的大地，宽阔的水域，田野，森林，工厂，企业，多少人熬夜加班，多少人汗流浃背，多少台机器高速运转，多少商品源源不断地搬上货架……然而，这一切无非是缩在报表框格之中的几行数字。对于那些长期拨弄数字的人说来，世界仿佛丧失了应有的份量。国民生产总值减少一个百分点，这意味了什么？轻飘飘的数字不会给人造成切肤之痛。多数人觉得，150亿元与120亿元之间的差别仅仅是数字的差别。只有将1亿元还原为200万辆奔驰小轿车时，我们才会大吃一惊――呵，那么多的奔驰轿车一下子消失在空气之中！
    数字是客观的，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因此，数字没有亲疏善恶之别。如果可感的生活完整地置换为一套数字代码，我们就会跨入一个冷漠的世界。上午穿过1号山峰，途经4号山谷，沿2号溪漂下，中午抵达5号餐厅用餐――如果一本旅游手册如此介绍名山大川，谁还有兴趣上路？市政府是1339号，警察局是2476号，医院是2827号，歌舞厅是7174号，超级市场是9818号，火葬场是8037号……这些数字的排列不再给人们制造激动、庄严、快乐、悲哀――甚至恐怖。监狱里的囚犯不再有自己的名字。他们在狱卒口中只是一个编号――一个没有人疼、没有人爱、没有人牵肠挂肚的数字。
      只能依据数字判断吗？那么，42岁的人肯定比41岁的人成熟，5千零1元的照相机肯定比5千元的照相机高级。为什么那一个风度翩翩的演员倾倒了千万人？他不就是千万分之一吗？为什么老是背诵那一个诗人的警句？我们不是滔滔不绝地说得更多吗？是的，投票是由来已久的数字民主，但投票不一定就是理想政治的标本。我不清楚苏格拉底饮下的毒酒之中积攒了多少雅典法官的票数，我可以肯定的是，希特勒也是通过投票上台的。不，我们的确不能太信任数字。否则，我们可能在一清二楚的时候看不见伟大的独行者，遗忘了少数人的权益或者忽略了弱者的血泪。
生活之中肯定存在这样的时刻――我们丝毫也想不起数字来。父亲不是他的工龄和退休金的数目，而是白发苍苍和一张皱纹密布的脸；女儿不是她的学生证号码和考试成绩，而是天真的笑靥。体温，口吻，眼神，餐桌上的气氛，走廊之中熟悉的问候……亲近是数字的天敌。许多时候，只有遥远而陌生的世界才诉诸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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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社会携带一大批数字、图表、公式到来了。马克斯"韦伯认为，现代社会包含了一个“脱魅”的历史阶段。种种魑魅魍魉隐退了，理性、科学以及机械般的精确走到了前台。想象得出来，数字的运用对于“脱魅”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数字仅仅是理性的象征吗？某些时刻，我们可能突然发现，数字是一个充满魔力的符号。它们如同神秘的精灵，无声地暗示了某种神谕。这时的数字是可怖的。
       古代的演义小说之中，军师是一些神秘的人物。只须掐指一算，他们上知天文，下谙地理，明乎天下大势，预先猜到了苍天要将江山社稷托付给哪一个真命天子。他们究竟从哪几个数字之中窥见了天机？这就是古代著名的“术数”之学。一系列奇特的数字交织于祭祷祓禳、卜筮算命、占星候气、解梦相面之类活动之中。这时的数字毋宁说是破解天机的口令。
    所以，迄今为止，我们仍然保留了对于数字的敬畏。我们都想知道自己的幸运数是什么，这是购买彩票或者挑选电话号码、车牌号码的依据。当然，我们也会尽量避免与某些数字照面。西方人忌讳13，一些省份的人因为“死”的谐音而忌讳4。将自己的生辰八字交给算命大师的时候，我们总是惴惴不安：带入某种神秘的公式运算之后，这些数字昭示的命运是什么？赌场里面，人们的数字崇拜达到了顶点。轮盘正在悠然转动，骰子骨碌碌地翻滚，第五张扑克牌即将揭开，所有的人都目不转睛――这是一个揪住了多少人心的数字！当然，输得倾家荡产的人也没有权利诅咒这个数字。他们的感叹已经承认，这些数字代表了天意，不可质询――他们摇摇头说：人算不如天算！
        谁都明白，数字仅仅是一些符号。可是多少人意识到，这些符号的组合会形成一个巨大的迷魂阵？数学家是一批竭力攻打这种迷魂阵的勇士。如痴如醉的演算，殚精竭虑的苦思，呕心沥血的证明，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就会无声无息地掠走人们全部的心血。曙光将现，豁然开朗，漫天飞翔的想象收敛了翅膀停歇在最后一页稿纸上――这时人们才发现，疯狂地追逐了多少年的竟然就是这几个没有实际意义的数字。
    西方哲学史显示，我们对于数字的疯狂可以远溯到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既是一个纯粹的数学家，又是一个宗教的先知。这个哲学部落成为数学与神学的交汇之地。“万物都是数”――毕达哥拉斯的论断不仅是数学的，同时是神学的。1＋2＋3＋4＝10，“十”因为包含了最初的四个数字而被视为最为完满的数目。因此，天上运行的星球也必须是十个――他们甚至为之虚构了一个看不见的天体。用罗素的话说，数字可能使毕达哥拉斯主义者得到一种“狂醉式的启示”。数字是超感官的。或许，这就是数学与神学异曲同工之处。不止一位古代的西方思想家猜想，上帝嗜好算术――甚至就是一个出色的几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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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脱魅”的确是精采之论。然而，我还想补充的是――数字是否也会在现代社会重新“造魅”？无论是天文、地理还是财会金融，数字常常提供了一些天方夜谭式的故事。我们弄不明白这些故事，只能恭恭敬敬地听从专业人士的解释。我们信奉专业人士犹如古代的信徒信奉僧侣。
        我想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电话。只要伸出手指在一台小机器上按几个数字，这台小机器之中就会响起另一个人的声音――即使这个人远隔千山万水。这像不像古代术士手中的魔术？
       我们口袋里的纸币也是一大怪物。古人用的是金元宝、纹银或者铜钱，托在手心沉甸甸的。现在好了，一张薄薄的纸片上标明几个数字，就可以扛回面包、牛肉或者电冰箱。银行无非是一个巨型数学家。一大批银行职员在各种纷杂的数字之间算来算去，居然就算出了火车、轮船和高速公路。对于那些只懂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老实人说来，这的确匪夷所思。
       当然，股票市场是一个更为奇怪数字空间。出手买下100元股票之后，半小时之内可能飙升为180元，也可能只剩下10元。这是什么道理？运气好的时候，某些数字会发酵吗？运气差的时候，会有一只怪兽跳出来吞掉一些数字吗？
       如果一大批数字和公式组织起一场暴动，那么，可怕的时刻就来临了。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数据跟踪和调查，以索罗斯为首的一批国际炒家终于动手了。伏击泰国，挥戈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觊觎新加坡、缅甸、香港，一场猝不及防的金融风暴迅猛地摧毁了东南亚地区的经济秩序和生活信心。全球为之震撼惊悚。然而，没有军队，没有硝烟，没有枪声，没有导弹和航空母舰，只有一系列数字在电子屏幕上疯狂地跳动：汇率，股市，债务，贷款，外汇储备，收支赤字……数字突然成为一种新的魔咒，法力无边。它们哪里还是一些平静地趴在纸张上的符号？这时的数字就是国家、政府、家庭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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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眼皮

　单眼皮这个概念的涵义是，某些人的眼皮上少了一条皱纹。全世界的女人都在如火如荼地清剿皱纹，修复一个光洁无瑕的肌肤，唯独这一条皱纹逃离法网，并且赢得了不可思议的礼遇。
少年不言愁，何来辛酸泪？眼皮大问题，未解其中味――还是一个瘦骨伶仃的男孩时，偶尔听到一个梳羊角辫的女同学朗声宣布，我们的班级里只有三个真正的双眼皮。游目四顾，一张脸又一张脸地暗暗打量，始终没有弄清单眼皮与双眼皮的差别。当时四处都在排演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和《红灯记》片断。我探头探脑地争取了一番，老师仅仅施舍了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座山雕身边八大金刚里的老五。威虎厅里的盘问是这么开始的：“脸红什么？”“精神焕发！”另一个紧跟上去：“怎么又黄啦？”――这就是我唯一的台词。杨子荣与李玉和必须有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可怜的单眼皮小眼睛一辈子也别想轮上。
晋代大画家顾恺之说：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然而，他从未表示，那个阿堵必须拥有双眼皮。事实正相反。据考，历代仕女图之中的美人皆是单眼皮。西施捧心，昭君出塞，贵妃出浴，黛玉葬花，美人千姿百态，但是，单眼皮的崇高地位从来没有动摇。手擎青龙偃月刀的关云长是男人中的大英雄，两眉入鬓，凤眼朝天，他那一双细长高挑的丹凤眼也是单眼皮。
单眼皮是蒙古人种的特征。西安出土的兵马俑是一个重要的佐证：清一色的茁壮身躯，一副厚厚的单眼皮，这种男人朴实，憨厚，稳重，可靠，坐如钟，站如松。当然，一旦他们动起来，那就要闹出很大的动静。想一想蒙古人成吉思汗就明白了。一匹骏马，一柄弯刀，瞪起一双单眼皮的眼睛，从亚洲风烟滚滚地驰骋到欧洲。无论是攻城掠地还是抢夺女人，单眼皮的骑士所向披靡，勇不可挡。
近代的双眼皮崇拜显然是一场面容美学的哗变。许多人无限景仰眼皮上那一条多余的皱纹，因为这一条皱纹可以制造出大眼睛的假象。天知道大眼睛有什么了不起。深沉，深邃，深不可测，这统统是一些毫无根据的形容词。没有人的眼睛比牛还要大。然而，我从来没有从牛的脸上解读出深什么来的。牛和猪、青蛙都是双眼皮，它们都不如单眼皮的狐狸聪明。
双眼皮崇拜或许与欧洲人的长相有关。那些穿燕尾服和套着钢箍长裙子的男男女女鼻梁高耸，眼窝凹陷。许多人觉得，凹陷的眼窝深处目光闪烁，意味无穷，而双眼皮的皱纹在蓝眼珠的外围增添了半圈迷人的阴影。然而，这怎么能是鄙薄单眼皮的理由？事实上，那些欧洲人就时常赞不绝口地形容单眼皮：噢，眯成一条缝的小眼睛，优雅飘逸，真正代表了东方的神秘，多么可爱！的确，江西那位高个儿、单眼皮的吕燕就是在这种赞叹之中迈着猫步走上法国的模特儿舞台，风光无限。
不管怎么说，现今仍然是双眼皮统治天下。无论是报考电影学院、参加选美大赛还是到邻村相亲，双眼皮肯定是得分手段。但是，正如人们所察觉的那样，单眼皮的反抗之声日益响亮。当然，人们已经不再夸耀传统的朴实憨厚，单眼皮正在试图换上另一套富有现代气息的形容词。一些人贬抑双眼皮太繁琐，单眼皮简练明快，甚至富有金属感；另一些人勉强承认双眼皮的帅气，但是这种漂亮多少有些媚意。单眼皮的风格是“酷”。有什么必要毕恭毕敬地讨好这个世界呢？单眼皮如同对于这个世界的斜视。下垂的眼皮遮住了大半个眼睛，眼神朦胧；偶尔有一瞬间，眼缝里斜斜地漏出刀刃般锋利的光芒。这正是隐藏在冷漠背后的高傲。
大大咧咧的男人们似乎不必为单眼皮伤感。陈道明、葛优、濮存昕这些大牌明星以及几个俊朗潇洒的韩国男演员均是单眼皮。老派一点的偶像还有日本的高仓健，厚厚的单眼皮背后是坚韧的男子汉气概。所以，当下流行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干脆就叫《爱上单眼皮的男生》。相对地说，单眼皮的女人时常表露出遭受伤害的情绪。她们赌气地说，单眼皮的女生一点儿也不寂寞；单眼皮少了些复杂的暧昧，但是别有意味。如果想爱她们就得什么都爱，单眼皮容不得挑剔。“我喜欢独来独往，所以我的单眼皮会跟我一辈子”，“男人我只要一个，眼皮我只要一层”，这种歌词显示出，她们那种仰着脸的骄傲背后仍然隐藏了某种自卑。有时，她们的歌唱甚至直截了当地摆出挑衅的口吻：“单单单单单单单！”
我当然义无反顾地坚守地单眼皮的阵营，理由格外简单。一家医院的整容科许诺，60元钱就可以将单眼皮划成双眼皮。我四处打听，多少钱能将双眼皮变回单眼皮？所有的回答都是――这不可能。单眼皮变成双眼皮仅仅是一条单行道，不允许原路返回。既然如此，单眼皮无价。我怎么肯将无价的单眼皮换成60元的双眼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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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的天地
                                            －－自序《南帆书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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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书房，我即刻想到了那两个为时巳久的愿望。
    书房里的书籍始终杂乱地堆放在那里，东一迭，西一摞，参差交错。我时常想象，如果有几架壮观的书橱沿着墙壁排开，这些书籍就能够收藏得井然有序。书橱可以是木制的，也可以用瓷砖和着水泥砌在墙上；一个读书人甚至全部用玻璃建造书橱，玻璃与玻璃的接榫处使用不锈钢的架子固定起来。构思书橱的形状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书籍的外观－－书籍的厚度、尺寸－－如此地雷同，这种长方形的物体对于书橱的设计仅有最为简单的要求。
    除了书橱，另一件愿意做的事情是，为这些书籍写一些文字：介绍，感想，纪念，评价，争辩，举荐，如此等等。这样，我突然触摸到了书籍的又一种形式。我惊讶地发现，这些书籍内部的文字组织远不象它们的外观那样朴素。相反，这时的书籍面目迥异，个性倔强；再也没有一种统一的尺码能够规范它们了。一本书可能奇崛突兀，另一本书可能一泻如注；一本书可能桀傲不训，拒人千里之外；另一本书可能热血贲张，仿佛正要一跃而起；一本书可能门户森严，关隘重重，但是那些文字的深处又有某些神秘的辉点持久地闪烁，诱人悬想不巳；另一本书可能善解人意，娓娓而谈，让人恍如回到了外婆的膝下……我的惊讶促使我持续地和这些书籍对话，我写下的这批文章无宁说是这些书籍所产生的回响。不知不觉之间，集腋成裘，这些文章也到了汇聚成书的时候了。
    那几架壮观的书橱至今还在我的想象之中。也许恰恰因为简单，以至于我迟迟提不起真正的兴趣；相反，这些对话所包含的某种紧张乃至某种对抗却使我享受到了对弈的快乐。这部著作能够比那几架壮观的书橱更早问世，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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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时常站到图书馆的一排排书架面前冥想不巳。
    我的想象之中，书架上面的一本本书籍不仅和读者发生关系；同时，这些书籍之间还隐藏着一种难以发现的秘密呼应。例如，这部马克思的著作之中摘引了多少黑格尔的语录，而黑格尔的著作又融汇了多少古希腊哲人的智慧？哪怕仅仅从字面上疏通这几首唐诗，我们不是也要去翻一翻汉诗，翻一翻《诗经》，翻一翻先秦诸子的著作吗？想要知道爱因斯坦的意义，不知道牛顿的学说怎么行？想要知道牛顿的历史位置，不知道“地心说”怎么行？这样，书架上的许多书籍串通起来，它们的根须穿过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作者，在文化知识的地表下面互相衔接起来。我将自己想象成一只蚯蚓，从这本书拱入那一本书，寻找这些书籍之间种种奇妙的通道，直至发现了一个足以让自己思想栖居的空间。无论如何，我十分乐于作一只这样的蚯蚓。
    夜幕降下来的时候，图书馆里的书架还是那么平静吗？不，这时的书架猛烈地震颤起来了。一个个昔日的英雄、美人从书籍的封面背后踱出来，他们继续着过往的战争和爱情。青龙偃月刀、加农炮、套着裙箍的长裙和题上了情诗的手帕交替出现，栩栩如生。我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仿佛在一瞬之间同时看到了全部的历史。确实，图书馆的一个重大功能即是，让不同年代的历史聚拢到同一个屋顶下面。
    书籍真实地制造了一个梦幻般的世界。
    书籍梦幻般地制造了一个真实的世界。
                                    3
    阿根廷的博尔赫斯是一个神秘的作家，他对于书籍同样具有神秘的体验。他专门著文考察过书籍崇拜的历史，这种崇拜致使“书籍不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是成了目的本身”；博尔赫斯别致地解释过中国的秦始皇焚书－－在他看来，这种焚书是为了废止过往的历史，重新开创时间，这是与“始皇”之称相互配合的举动。意味深长的是，他的小说《沙之书》明显地流露了对于书籍的恐惧。
    《沙之书》的主人公买到了一本奇特的书。这本书象沙子一样无始无终，人们无法翻到它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它的每一页都不重复，也不会第二遍出现。人们甚至无法把它付之一炬，因为“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
    这是一个涵义丰富的象征－－书籍包含了一切。博尔赫斯的恐惧暗示了一个问题：书籍会不会成为统治人类的另一种可怖的专制？书籍包含了一切，同时也就吞噬了一切。人们还能不能创造书籍之外的生活？
    确实，我们常常天真地觉得，我们在书籍面前拥有绝对的主动。无论书籍之中正在上演什么－－无论是精彩纷呈的辩论、剑拔弩张的格斗还是勾心斗角的阴谋、生死不渝的恋爱，只要我们用力合上书本，所有的故事都会哗地一声退回原处，锁在封面和封底之间而无法溢出。这些故事又怎么可能对我们的生活构成威胁呢？
    可是，如果不是盲目地乐观，我们还会想到另一些问题：我们周围还有没有书籍之中未曾描述过的亲子关系、性爱模式、战争动机、享乐欲望、权力向往－－一句话，我们还有没有未曾让书籍覆盖的人性？如果完全毁弃书籍的教诲，我们还有没有能力安全地生存和繁衍？
    这不仅仅是博尔赫斯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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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书籍的时代导致了书籍崇拜的衰落。
    那个时候，书籍无比神圣。如果书籍只能铭刻在竹简上面，那么，这种艰巨的写作形式本身即巳包含了拒绝废话。那个时候的人们认为，只有说出了真理的经典才有资格享有书籍的荣誉。当然，反过来也一样：书籍里面的话语也就是真理的表述－－这显然是书籍崇拜的一个重要源头。
    除了作者的真知灼见，书籍生产同时还必须拥有足够的写作条件。这样，权力和财富无形地垄断了写作、知识和真理。
    现代印刷术无疑带来了书籍生产的巨大解放，文化民主是这种解放的必然后果之一。书籍生产不再神秘，参与书籍生产的人数前所未有地增加了。如同人口爆炸一样，现在同样是一个书籍爆炸的年代。可是，在人们心目中，书籍与真理之间的联系是否依然那样牢固？
    是不是可以想象，作家的增殖速度将由印刷厂的数量来决定？这样，一些作家的写作不再源于真理的发现，而是为了填补那些嗷嗷待哺的印刷机器。于是，许多书籍卸掉了神圣的传统，它们甚至不再稀罕古老的崇拜。
    这样，“开卷有益”这句话已经令人生疑；某些书籍的阅读只给人们留下一个结论：告诉你认识的所有人，再也不要读这本书了。
    这个书籍的时代，书籍的功能正在改变。愈来愈多时候，“真理”这个词正在为一个更为时髦的词所置换－－“信息”。书籍不过就是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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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来不象收藏家那样精心地保养书籍，我总是放手地使用书籍。俨然之中，我觉得我是书的主人，而不想充当书的奴仆。
    我时常在书籍之中留下各种记号，眉批；我时常在许多书页上画出了表明重点的横杠，这些横杠歪歪斜斜，不成敬意；我懒得使用书签，阅读中断的时候总是毫不珍惜地将书页折起来；我读过的书本很快就脏了，整本书合起来的时候显得比原来厚。我没有觉得这是对于书籍的损害；相反，我感到这些变旧了的书籍才能真正和我的生活融为一体，成为我个人的组成部分。
    因为这样，我不太愿意将我仔细读过的书籍借给他人－－这就象不愿意随便在陌生人面前敞开自己一样。
    阅读的确是十分个人化的一种活动。我甚至不太愿意回答他人的提问：最近读些什么书？如果我正在阅读的书目没有得到提问者的响应，我会暗暗地高兴。一个人有理由为自己独特的阅读趣味而自豪。
    由于礼尚往来，也由于读书人之间的习俗，我同样得将自己刚刚出版的著作赠送他人。这时，我的心中经常掠过一些不安。我不愿意这样的赠送成为一种无形的阅读干涉－－这会不会强制他人阅读我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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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站立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历史上已经存有许许多多的书籍，未来还将出现许许多多的书籍。我在这两批书籍之间左顾右盼，就象寓言之中那一只面对着两堆稻草而不知所措的驴子。
    有时候，我把远古想象得十分辉煌。那一部伟大的典范之作就在那个时候诞生。世界因为这本书而获得了基本的秩序。现今的所有书籍不过是这部典范之作的阐发、解释、复制、回响。尽管许多作家并没有读过这部典范之作，但他们都曲折辗转地从中得到启示，接受训诫。否则，我就难以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作家能够信心十足地写出那么多的著作－－他们的依据在哪里？
    有时候，我又把未来想象得十分壮丽。当下的世界尚未就绪；人们难以满足的是，那一本终极性的典范之作仍然缺席。许多人已经将眼光投向了不远的未来，积极地断言这部典范之作将在何时何地冉冉地浮现。所以，现今的每一个作家都在孜孜不倦地写作，他们梦想着这一部典范之作经由自己手中创造出来。这构成了一个时代最为宏大的写作动机。
    我不知道哪一种想象更为合理一些。我站在时间之轴的某一点上，我的阅读面对哪一个方向－－过去，抑或未来？
                                          7
    一个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他对旁人说：饱读诗书，百无一用。一本书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疼痛和发烧。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自欺欺人的东西。
    另一个并不经常读书的人生了重病，住院治疗。病愈出院之后，他对旁人说：幸亏有了那几本书，否则，我真不知道该怎样熬过病床上的时光。我总算明白了，面对坚硬的现实，书籍是一种抚慰人心的东西。
    我不想判断哪一种经验更为正确，我只是记起了德里达的一则轶事。
    德里达是法国最为著名的现代哲学家之一，解构主义的鼻祖。德里达的一系列著作强调符号之间的差异关系，否认符号本身具有确定的意义。因此，许多解构主义式的解读常常抹消了一个文本的固有涵义；解构主义看来，文本的固有涵义时时都在自我消解，文本不过是符号本身的自由嬉戏。解构主义的兴起成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大事变，人们声称解构主义动摇乃至颠覆了西方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于是，德里达也从一个备受争议的人物逐渐成为一代宗师。1992年3月，德里达和另外一些著名哲学家应邀赴牛津大学讲演。讲演结束之后，一位报纸评论员在评论之余顺便通知读者，除了德里达，所有的讲演者均巳将讲演所得的报酬捐献给主办机构。这一则失实的报告让德里达大为光火。他措词激烈地致函报纸，声称这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尽管这位评论员连忙惊慌地道歉，德里达意犹未尽。然而，这一场笔墨官司却引起另一些旁观者的窃笑。这些人看来，德里达为什么不洒脱地以他自己所倡导的游戏精神解构那一则失实的报告；同时，如果他人同样以德里达式的解构解读他给报纸的声明，那又会有什么样的戏剧性效果？
    这一则轶事显示了哲学在日常的事务之中所遭受的挫折。可是，哲学存在的一个基本设定是不是就在于，人类不仅仅生存于日常的事务之中？
    返回日常事务与挣脱日常事务，书籍的意义是迥然相异的－－即使德里达这样的人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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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的尴尬。
    事实证明，许多经典并非一问世就能得到出版商和读者的青睐。经典的先锋性质常常迫使它不得不经历一段痛苦的沉默。出版商的拒绝或者读者的冷淡无疑是这种沉默的首要原因。  
    当然，没有理由断定，出版商必然会背弃经典之作。如同名牌商品一样，经典同样是商人的宠儿。一旦确认为经典，即使象《尤利西斯》这样的晦涩之作也可能成为竞相出版的对象。可是，一部经典的确认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些社会学家的统计资料表明，至少要横穿20年的阅读检验而未曾沉没，这样的书籍才有可能被尊为经典。这是一个严酷的“时间差”。
    多数出版商没有必要为经典的问世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资金的周转速度和难以预测的风险，他们不想贸然为可能的未来经典投资。另一方面，严酷的“时间差”又秘密地剥夺了经典作者的利益。的确，历经漫长的销售，一部经典赢得的利润可能超过许多畅销书籍。然而，这些利润已经和经典作者绝缘。今天的人们仍然津津有味地阅读《红楼梦》，可是“举家食粥”的曹雪芹又能得到什么？凡高的名画正在以天文数字的价格出售，而这种价格又怎么能拯救凡高于穷困潦倒之中？这个意义上，经典产生的利润和经典的创造者中断了联系。经典书籍与经济利益之间的良性循环并未使应该受益的人受益。如果只有未来的出版商充当坐享其成的最后赢家，那么，当今还有多少人会为经典的产生竭尽全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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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年代末，法国哲学家利奥塔在他那本著名的《后现代状况》之中写下了一段话：“到目前为止，学术知识已经转换成电脑语言，教师的传统角色将被电脑储存库替代，教师的授业内容也将转让于‘传统记忆库’（如图书馆等）和电脑记忆库的器械，学生可以坐在终端机前随时调用。”的确，时间的推移已经让我们看得越来越清楚－－电脑已经全面介入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成为一种超级的控制系统。电脑为这个世界制造了许多令人惊讶奇迹，它甚至改变了知识这个概念的根本涵义，改变了传统知识机构之中种种既定的配置。
    这理所当然地改变了书籍的位置。
    在电脑出示的检索系统面前，昔日的类书又算什么？在一张光盘的储存量面前，图书馆的形态是否还能依然如故？在终端屏幕的立体图象面前，文字还有那样的魅力吗？在电脑网络面前，许多出版物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一个兴趣“不明飞行物”的小团体曾经创办了一份属于自己的刊物。这个小团体通过这份刊物交流种种感想。然而，这个小团体的成员分别拥有了个人电脑之后，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出现了。某一天下午，这个小团体的一个成员电话通知其他人：他们可以打开自己家里的电脑，通过网络阅读他刚刚写就的一篇论文－－从此，这个小团体的刊物寿终正寝。这件事情象征了什么呢？
    仓促地预言书籍时代已经进入尾声，这可能操之过急；然而，预言电脑将在诸多方面掠夺书籍的传统领域，这决非危言耸听。或许目前还很难判断电脑可能产生的全部后果，但是，人们已经看到了一场革命的种种征兆。在这场革命的惊涛骇浪之中，书籍可能赢得什么样的地位？这是所有迷恋书籍的人所共同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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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与技术

     一批来自美利坚合众国的“巨片”正在中国的千百家电影院登陆。这一阵旋风所造成的冲击是多方面的。许多人为这些“巨片”的投资数额震惊不巳。前所未闻的巨资制作不仅是圈内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同时也是推销这些“巨片”的有力宣传。人们强烈地感到，天文数字的货币投放确实产生了巨大的视觉震撼。货币的数量为先进的制作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人们的眼睛从这些制作之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快感。人们看到了垂直起降的战斗机攻击一幢摩天大楼，大客车凌空飞跃数十米宽的断桥，巳故的美国总统栩栩如生察看年轻士兵的屁股，不死的终极战士顷刻之间痊合了胸膛上的破洞，昂然地跨出熊熊火海。从宏大的场面到动人心魄的音响，这些“巨片”让人们心满意足地领教了电影的艺术魄力。
    这些“巨片”仿佛是一个象征－－电影又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无论是新型的摄象器材、电脑成象还是外景设计、演员化妆，电影所拥有的技术手段已经今非昔比。这带来了电影语言的突破，种种难以完成的画面构思和非凡的场景设置成为可能。电影导演的崭新想像力正是在这些技术手段的鼓舞之下充分活跃起来。这如同为进入颓势的电影艺术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电影骄傲地显示了它的大手笔－－电影的效果是电视所难以匹敌的。的确，电影正在重振旗鼓，再创辉煌，这是它接受电视挑战的必要姿态。这些“巨片”向人们许诺了一种视听的超级享受；在这方面，电视的狭窄屏幕只能望洋兴叹。什么能够诱使人们放弃当晚的电视节目，离开了舒适的居室来到电影院？这些“巨片”再度展示了不可替代的电影魅力。
    但是，尽管“巨片”代表了电影的一个重要动向，人们仍然没有必要被它们的声势压倒。人们仍然要敢于说，制作技术并不是电影的全部。巨额投资并不意味着天然的成功。《兰陵王》也曾因为耗资纪录而名噪一时，但这部影片远不如人们期待的那样理想。这是一个经济与技术相互联手的时代，货币的迷信和技术崇拜不足为奇。无庸置疑，作为机械文明之下典型的艺术样式，电影要对赖以生产的仪器设备表示足够的敬意。尽管如此，我仍然顽强地相信，电影艺术必须包含着技术以外的内容。如同所有的艺术一样，电影的某些方面同样是单纯的技术所难以穷尽的。制作技术弥补不了思想、智慧和洞察力。钢笔、原珠笔或者电脑写作出来的文章不一定能够超过庄子或者苏东坡；精致的现代绘画器具也不是逾越蒙娜·丽莎的必然条件。制作技术为电影带来了许多，但电影的衡量还应该有许多制作技术以外的尺度。能不能发现一个奇异的微笑，一个微妙的眼神，一个贴切的步态，一个独到的手势或者一句意味深长的台词，这与制作技术无关；先进的制作技术能够提供一些罕见的场面，而杰出的电影还在于从熟悉场面之中发现罕见的内涵。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敢于说，老式的黑白片同样有资格站在竞赛的起跑线上。
    我更倾向于将这些“巨片”认定为一种类型。电影的未来不可能仅仅是这种类型。一种类型的成功必然导致大面积的摹仿。但是，我宁可更多的艺术家愿意考虑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电影能不能突破包括“巨片”在内的既定类型，给出自己的开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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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上)                                南帆

      一些人固定地穿行于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和寓所的狭小书房之间。偶尔，他们也会从事一个短暂的旅行，聚集到某一个拥有幻灯投影设备的学术会议厅。因为缺少户外运动，这些人面容苍白，体质孱弱，百分之八十戴上了眼镜，并且患有失眠和神经衰弱症。他们是知识分子。
     我们知识分子如何如何――其中某些人喜欢如此表白。
    “知识分子”，这个称谓之中混合了自豪和自恋。物理学教授、建筑工程师或者历史学家，这些称呼之中少了某种特殊意味。“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这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历史份量。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供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将这些人指定为“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然而，不会有多少人接受这个拗口的名称。专业技术不能说明一切。他们还是愿意说，我们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批学有专长的匠人。
     有关“知识分子”的几个问题悬而未决：
    “知识分子”是一个阶级吗？算了吧，他们的财产仅仅是一张油漆斑驳的书桌，一支老式的派克钢笔。脑子里多装的那几本书顶多认定为无形资产罢了。斗转星移，人们终于承认读书或者写作也是一种生产，允许知识分子加入工人阶级。多年的苦难终于换来了安身立命的护身符。然而，历史正在蜕皮。知识经济的时代终于现身江湖。这时，生产资料不一定是吼声震耳的火车头，不一定是隐埋于深山之中的煤矿，更不是水牛和铧犁。时髦的生产资料恰恰是知识。这句老话具有崭新的历史涵义――“书中自有黄金屋”。知识开始被视为某种文化资本。如同货币资本一样，知识的巧妙运作可以产生巨大的利润。不少企业之中，管理权和决策权很大程度地转移到知识分子手中。“文化资本家”的概念正式露面――另一个玩笑式的名称是“知本家”。于是，某些理论家试图证明一个意味深长的结论：知识分子――一个新的阶级浮出了水面。
     “知识分子”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吗？现代社会的许多专业知识是自律的。专业主义是许多知识分子的基本姿态。扎实的专业训练是值得炫耀的经历。知识分子不是夸夸其谈的政客，也不是无所事事的食利阶层。他们是一批学有专长、甚至身怀绝技的人。可是，知识分子有没有理由说，我是工程师，我是数学家，我们专业人士不关心社会政治？真正的――真正的！――知识分子必须保持一种社会关怀。大哲学家萨特走上街头发放传单，身患白血病的文学教授萨义德依然关注巴勒斯坦解放运动。这时，人们当然要问，知识分子的高尚情怀来自何处？于是――
“知识分子”是一个道德群体吗？似乎形成了一种舆论：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良知的代表。伏尔泰说过，知识分子必须是公众“意识的指引”。独立，骨气，批判精神，使命感，宽容，民主，自由思想，许多褒义词塑造了知识分子高大的道德形象。或许是普罗米修斯，或许是堂·吉诃德。可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并没有抽出时间研修道德课程。我宁可相信，知识分子的道德形象是职业人格的扩大。实验室的工作程序、一段史料的考订或者某一个理论观点的论证都不允许臆断、夸大甚至虚构。学术训练也是一种道德训练。他们的话语方式也是他们的行为方式。如果书房或者实验室里形成的良好道德品质延伸到公共事务之上，知识分子就会赢得公众的信任。
     “知识分子”的社会标记是什么？“知识分子”就是一批有职称的人。可是，我们对于现有的职称评审体系信任到什么程度？多少职称评定会议成为诬陷、诽谤、谣言和笑话的策源地？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哀兵之计，传颂一些竞争对手的风言风语，搞到一摞子千奇百怪的证明，如此等等。当然，如何投票是一门高深莫测的学问：票箱常常如同伟大的魔术师那样将鸭子变成了白兔。一个评委起劲地为另一个申请者评功摆好，慷慨激昂，唾沫四溅；另外几个评委点头称是，同声附议；然而，打开票箱之后竟然是零票――那一刻的哄笑的确摧毁了许多曾经不言而喻的原则。尽管如此，又有多少人心甘情愿地承认，没有职称的人也算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谈论他们专业之外的问题？外交，生态保护，文物，失业救济，城市规划，歌剧院的设计，飞机票价格，婚姻家庭，什么事情他们都想插一嘴，有时还别出心裁地递交请愿书，征集签名。他们自认为特别有思想，时常考虑终极价值问题，并且擅长分析，不受种种表面现象的迷惑。当然，还有另一个原因――知识分子多半是一些能言善辩的人。的确，知识分子的本领就是使用巧妙的辞令制造重大历史事件。他们的遣词造句甚至比轰隆隆的大炮更有效。可是，这能保证他们的正确吗？哗众取宠和虚荣心会不会在某些时候变成了骚乱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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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能否不要用如此标准的理论语言描述知识分子？请记住，我们是中国知识分子。我们的工资不是用美元或者英镑结算。许多教授和博士们还住在歪歪斜斜的筒子楼里。很抱歉，我们不得不考虑许多日常琐事，例如儿子的学费，老父亲的哮喘病以及实验室大楼水电工的脸色。我们的确也想成为社会的良知乃至栋梁，但这很可能是一种自作多情的神圣。谁真的把我们当回事吗？知识分子曾经是历史上的一个笑柄。批判，嘲笑，挫折。元气大伤。那些巴掌上结了老茧、脚上有牛屎的劳动人民多么茁壮，他们仿佛一下子就把那些瘦骨伶仃的知识分子脖子扭断。许多有了一把年纪的知识分子似乎吓破了胆。他们眼神游移，支支吾吾，随时端出一副讨好人的笑容，随时打算就立场问题作出表态。谁都清楚他们是好人――然而这真是一些叫人不耐烦的好人。如果用两个字概括这一批人的性格，那就是――“猥琐”。我们隐约记得，五四运动之后冒出了一批相当有个性的知识分子。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傅斯年，鲁迅，林语堂，吴宓，周作人，闻一多，徐志摩，朱自清，张爱玲……人品和学识暂且不论，至少他们个个特立独行，都算得上一个人物。五十年代之后，知识分子的基本形象就是苦着一张脸反反复复地检讨。乔姆斯基，萨特，福柯这些我行我素的家伙只能在另一些遥远的国度上演他们的传奇。
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不仅是一声愤懑的感叹，同时是一句尖利的嘲笑。其实，这种嘲笑始终活跃在知识分子周围。农夫在田野里面割稻子，技工在冲床之前制作零件，那些迂呆的知识分子只晓得念念有词地背诵一些深奥的辞句。所谓的思想可以兑现为多少产值呢？腐儒。空谈误国。别用一册一册厚厚的图书吓唬老百姓。哪里还有比读书更轻松的事情？四十年代，革命领袖毛泽东就不无轻蔑地揶揄过书生：书又不会走路，翻开或者合上都悉听尊便；读书比厨师杀猪容易得多；猪不是还要跑、还要叫么？那些名重一时的教授甚至笨拙到了不知道如何开口骂人。一个作家记录了一个笑话：五十年代，某教授无意冲撞了一个工人。工人站在街上大荤大素地骂了一番，可怜的教授只能发抖地指着工人：你，你是结核菌――大约那时的结核病还是难以治愈的顽症。另一个寓言之中，实用哲学的嘲弄更为优雅一些。一个饱学之士乘舟渡河。他洋洋自得地问渔夫，你会欣赏音乐吗？渔夫摇头。饱学之士一声叹息：呵，你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又问：你会欣赏绘画吗？渔夫摇头。呵，你又失去了四分之一的生命。再问：你会欣赏文学吗？渔夫仍然摇头。呵，你的另外四分之一生命又消失了。顷刻之间，风浪大作，渔夫问：你会游泳吗？饱学之士惊慌地摇头。渔夫兴高采烈地叫起来：呵，你要失去全部的生命！


      D教授是一个热爱思索的知识分子。
     早晨刚刚睁开眼睛，D教授就开始思索知识分子问题。还没有想出一个所以然，一泡尿憋不住了。他不得不从温暖的床上跳起来冲入厕所。哗哗的撒尿声中，他悲哀地察觉到一个事实：知识分子并没有多少异于常人秉赋。再伟大的思想家不是也得撒尿吗？
      为什么一定要思索呢？D教授觉得自己简直是一个顽固地钻牛角尖的家伙。天地玄黄，洪荒宇宙，什么事都想找到一个道理，这种人肯定被自己折磨死。这不是知识分子的聪明，而是知识分子的愚蠢。自作聪明的人往往忍不住发言的欲望。祸从口出，这就是一系列悲剧的起源。知识分子为什么是改不了这副脾气呢？几千年的时间还是没有读懂《庄子》吗？
      D教授突然想到了一个定义――知识分子是一批对于真理感兴趣的人。知识分子可以看电视肥皂剧，阅读侦探小说，可以打电子游戏机，吃麦当劳快餐或者热衷于买彩票，甚至因为稿费的拖欠与杂志编辑翻脸――但是，无论如何，知识分子必须对真理感兴趣，即使撞得头破血流也在所不惜。
       一个偶然的原因，D教授曾经混入一批小官员组织起来的饭局。D教授意外地发现，这些围绕着酒桌的小官员表现了非凡的智慧和机敏。推杯换盏之间，他们彼此斗酒，调笑挖苦，转述种种“荤段子”，纵论高层人事变动，个个巧舌如簧，口若悬河。他们对于各种勾心斗角和权术伎俩的洞察力令人惊叹。当然，他们不时转过身来“教授”、“教授”地叫着，敬酒的时候透露出十二分敬意。可是，D教授觉得自己的口才和社会见识远不如他们。酒桌之上的D教授木讷笨拙，丝毫显示不出课堂上的激情和风姿。临近终席，D教授忍不住惋惜地问身边的一个年轻的小官员：为什么不从事学术研究呢？他肯定比D教授周围的大部分研究生更聪明。这个小官员耸起眉毛爽朗地哈哈大笑。他拍拍自己的脑袋解嘲地说――这玩艺不好用呀。
       D教授纳闷了许久。现在他明白了：真实的原因是――这些真正的聪明人对于真理不感兴趣。他们决不肯因为思想殿堂上的真理而牺牲手边利益――哪怕仅仅是耗费心思。


     大学是一个奇怪的空间。大部分知识分子如同蚂蚁似的聚居在这里。大学的围墙和大门通常是象征性的。某些大学根本就没有围墙和大门，而是东一幢楼、西一幢楼地散落在整个城市之中。身穿运动服和牛仔裤的大学生络绎不绝地来来往往。科系，班级，教室，某一个教授的课程，当然还有考试――他们是被某种思想向心力、某种知识场域组织起来的。大学的建筑物背后隐藏了一座思想的城堡。曲径通幽。
        大学之中真正的领袖人物并非校长，而是那几个轻易不露面的著名教授。当然，别把他们想象得如同电影明星。那几个教授多半身材矮小，头发斑白，步履蹒跚，其中一个还时刻戴着助听器。这几个老教授多半穿一身皱巴巴的老式中山装。他们偶尔也会到教室讲一堂课，言辞平淡得很。想不出他们当年如何在剑桥、哈佛或者麻省理工学院锋芒毕露。大学里许多新生都有机会听到这几个教授的一些难以置信的轶事。某一个教授可以倒背一整部经典，某一个教授依靠自学而精通四门外语，还有一个教授曾经用一种独特的简单方式证明了一个举世闻名的数学定理，如此等等。因为一代又一代学生神情崇敬的传颂，这些无可稽考的轶事竟然成了另一种版本的大学校史。这些教授的天才吓住了人们，以至于无人胆敢提出这种傻问题――这些知识又有什么用处？没听说“本体”、“绝对理念”这些概念或者“E＝mc2”表明了什么，不清楚宇宙的起源或者世界上究竟有多少种蝴蝶，人们不是照常安居乐业？
     大学具有一种知识至上的传统。大学只管知识的生产和囤积，知识的使用是另一批人的事情。现今，工业化组织和信息技术有效地扩大了知识生产的规模和速度。论文、调研报告和学术著作蜂拥而至。知识产品的库存严重积压。然而，一个秘密想象仍然支持着大学：所有的浪费都会得到补偿。历史的某一个秘密时刻，囤积的知识可能发生核聚变，产生出震撼社会的巨大能量。其实，只要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家或者科学家――马克思也好，爱因斯坦也好――脱颖而出，整个世界都会享用不尽。
     思想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情。思想没有必要唯唯喏喏，或者按照口令列队出操，立正，稍息。思想者力图发现真理，这种真理是否权威的言论并不重要。教授们常常站在讲坛直灌输一个原则：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大学里的师生关系不像箍桶匠或者厨师的师徒关系。教授并没有什么点石成金的秘技传给学生，学生也不负责给教授端洗脚水或者倒尿盆。只要言之成理，学生可以脱离教授的庇荫自立门户。为什么行政组织松散的大学如此活跃？思想者之间的平等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思想无拘无束，灵感不遵循八小时工作制。因此，大学保存了自由自在的风气。许多思想生产者往往生活在自己的时间表之中。一个访问过美国大学的学者感叹地说，他居住的那幢公寓之中，任何时候都有人出门、回家、吃饭、睡觉、读书、写作。实验室只有一条规则：随时向你开放。
     现代社会如同一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高速运转。这时，大学空间显得如此刺眼――大学的悠闲和自由似乎与四周忙碌的气氛格格不入。政府的财政报告指出，支持这种悠闲和自由的高额成本已经成了一项令人头痛的开支。裁减势在必行。年复一年，悠闲、自由的大学只能低调运行。教学大楼的墙壁有了裂缝。学生公寓朽坏的地板下面爬出了白蚁。教师的医疗费用无法核销。实验室的器材不够。体育馆因为资金匮乏而迟迟不能竣工。新任的校长每日都要往皮包里搁上一叠新的拨款申请，匆匆驱车前往政府大楼。大学还能申请得到免费的午餐吗？
      许多知识分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他们仅仅沉浸于自己思想的快乐之中，他们不在乎因为观察天上的星星而跌入路边的水坑。可是，大学必须意识到思想拥有的价值。知识分子能否将种种知识产品变卖出一个可以养活自己的价格？
      风气变了。大学的管理理念必须重新论证。传道授业解惑的背后不仅是求知的快乐；知识有价，必须在投入和产出的经济模式之中考察学术的意义。大学不能捧着金饭碗讨饭。某些富有实用价值的学科优先考虑，研究软件的开发肯定比研究一张古老的棋谱有意义。知识生产也是一种竞争，大学如同工厂的厂房。计件取酬，多劳多得；慢吞吞的乌龟不能掠夺兔子的荣誉。必须毫不客气地将隐藏在悠闲与自由背后的懒虫曝光，甚至逐出知识分子之列。


      管理――一个多么时髦的概念。大学制订了一系列制度，颁布种种指标体系。每个人都可以根据这些制度、指标的经纬线找到自己的坐标。当然，这个坐标肯定会及时地显现于大学财务科的终端屏幕上，成为工资发放的依据。
     行政级别：校长，院长，系主任，处长，科长，辅导员；
     学衔级别：院士，博士生导师，各种专家称号，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课题级别：国家级课题，省部级课题，教育委员会设立的课题，学校设立的课题，系设立的课题，青年课题；
    奖励级别：国家级奖项，省部级奖项，学会奖项，学术刊物设立的奖项，初出茅庐奖；
    刊物级别：权威刊物，核心刊物，SCI检索系统，SSCI检索系统，引用率，转载率；
    学位点级别：博士点，硕士点，各种研究中心，学科基地；
    学位级别：博士，硕士，学士，某些时候博士后也是一个头衔；
    种种名目繁多的临时性评比，奖励，鉴定，表格填写，成果汇编……一切都开始量化。一切都可以进入计算机。机器统计的数据不会因为任何情面而徇私舞弊。
大学仿佛突然启动。所有的人都上足了发条。写作，发表，再写作，再发表，从豆腐块的文章到大部头著作――年终的统计叫学术秘书吓了一跳。求知的传统奄奄一息，经济利益才是激动知识分子的强心针。同时，权力重新开始在知识圈趾高气扬。主管教育厅的一个处长就能把大学校长训得点头哈腰。等级和藩篱不知不觉地恢复。名片上的头衔越来越多，一页不够就转下页。教授眼里的讲师如同货架上的便宜货。两个博士互相夸耀自己的来历。留学美国的博士发现对方不过是在比利时拿的学位，脸上的笑容就有了胜利的意味。传统的思想者不得不加入他们曾经鄙视的名利场，该摆谱就摆谱，该装孙子就装孙子，大丈夫能屈能伸。一些名目不清的宴席、礼品和谣言成了竞争的副产品；许多故事的结局令人联想到二桃杀三士的典故。
     一个专治史学的退休教授特地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大学办公室，训斥主管副校长――这个副校长曾经是他的学生。老教授气咻咻地说，你们定了无数指标，就是不知道什么是好作品。有的人只要两篇论文就可以当教授，有的人出版一百部著作仍然什么也不是。课题剥夺了想象的空间。数量放弃了深思熟虑。石破天惊之论在哪里？呕心沥血之作在哪里？必须明白，自由才是天才的土壤！老教授的拐杖把地板敲得嗵嗵响。
    副校长毕恭毕敬地请安，让座，上茶，点头称是。的确，不该用任何规则约束天才。然而，不得不设立规则证明谁是天才。否则，第二天就会冒出五百人要求享受天才的待遇。如果没有定期的数量要求，一些人永远会信誓旦旦地许诺明天拿出本世纪的巨著――但是他们已经五年不动笔了。您老人家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和建议？


     这所大学之中，D教授的客厅曾经小有名气。一些知识分子聚集在这里，纵论天下。进入这个客厅，他们觉得自己更像知识分子了。这里不必和豆腐的质量、水电费涨价以及自行车停放地点这些琐事纠缠；民主、国民性、主体、启蒙、后现代才是这个客厅通行的基本词汇。个个出口成章，妙语连珠，甚至一声叹息也有格外的份量。尽管D教授的耳边不时拂过隐约的警告，他仍然勇气十足地打开寓所的大门。
      现在，这个客厅为什么萧条了呢？涵义暧昧的威胁并没有产生多少作用。舞会，麻将，电视肥皂剧竟然是瓦解D教授客厅的强大对手。当然，更多的知识分子回家正儿八经地钻故纸堆了。他们明白，客厅里的机智无法发表在学报上，成为申报职称的依据。
     D教授只能在客厅里向他的研究生讲述知识分子的特征。研究生规规矩矩地双手叠在膝上，洗耳恭听。说到动情之处，D教授慷慨激昂。当然，D教授明智地回避了该不该因为真理而放弃生命。这个问题过于严峻，布鲁诺只有一个。D教授自己就做不到。
    D教授觉得，一些重要的问题无法进入教学大楼的梯形教室。那些乳臭未干的大学生毫无兴趣。他们正在崇拜表情夸张的周星驰，所有的人都会背诵《大话西游》的经典片断。用知识分子问题和周星驰抢夺观众必败无疑。系里的办公室也不是谈论严肃主题的适宜场所。仿佛已经形成一个默契――教授们相逢的时候决不谈论学术。哪怕多说几个专业术语也会让人觉得在炫耀什么。正规的学术会议上不得不端足了架势，二十分钟的学术报告之后附带五分钟的学术讲评。这个时候有所表现就行。会议刚刚散场，教授们就迫不及待地扯掉领带，开始闲聊。哪一个有名的哲学家说过，这是一个闲聊的时代。可以聊一聊住房的面积，空气污染程度，下一任校长人选，哪个班的女学生漂亮，甲单位开出的讲座费是否比乙单位更高――就是不谈学术。
     是不是D教授的声音太大了呢？里屋传出教授太太低沉的女中音――行了行了，别搞得跟真的一样。洗耳恭听的研究生们有些惊慌。他们不明白该不该表现出听到了教授太太的讥讽。D教授停了下来，手里摆弄着一支铅笔，陷入了沉思。如此频繁地遭受太太的嘲笑，D教授早就丧失了不悦之感。他只是被这句话拨动了：跟真的一样。
      一本正经的宣讲令人觉得虚伪。D教授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现在，最不讨好的风格就是正经和严肃。仅仅因为表述吗？正经和严肃的主题必须适当地搭配幽默。俏皮，挖苦，千万别像中学语文教师那样热衷于抒情的排比句。还必须善于自嘲。据说幽默和自嘲都是更高智慧的表现。某些报纸副刊上――例如著名的《南方周末》――的豆腐块小文章何等地俏皮！做不到幽默和俏皮，至少还可以学一学电视里娱乐节目的主持人。一副快乐无比的表情，动作夸张地大喊大叫，偶尔做一个鬼脸，这也比正经和严肃提神。D教授突然明白，周星驰是对的。
    D教授仍然有些不甘心：那么多人生活在剑拔弩张之中，幽默和自嘲怎么就突然变成主导时代的美学风格呢？笑一笑就太平无事了吗？深邃、愤慨、凝重、紧张、激情、温婉――这些风格都到哪儿去了呢？


     我十分偶然地读到“著书癖”这个词。
     知识分子就是著书立说的人。某一部分思想刻在竹简之上，印在纸张之上――书籍的诞生了。思想不再跟随身体死去、朽烂；思想脱离作者头颅遍地旅行，思想逃出了时间的巨掌而传诸后世。于是，知识分子名垂千古。
      遥远的古代，只有那些伟大的思想者享有著书立说的资格。书写如此艰难，文字仅仅顾得上记录历史的重大事件。一言九鼎。没有人会在甲骨或者竹简之上刻写一些家长里短的琐事。所以，作者是崇高的，书写的工具是神圣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阅读有限的几部著作。
     印刷技术的大面积推广终于解除了书的神秘性。如今，书籍生产已经完全失控。历史在什么时候悄悄地跨过一条门槛――什么时候开始，一个人毕生也无法读完世界上所有的书籍？现在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一个人毕生也读不完世界上任何一天出版的新著。
      这个时代流行“著书癖”。大学体制放手怂恿教授们将写出来的文字印刷成册――职称晋升要有著作，申报研究课题要有著作，挤掉一名对手的简单手段就是出版的著作比他多。一些教授著书成瘾，时常乐呵呵地周旋于出版社和印刷厂之间。这引起了另一些教授的恐慌。他们不得不像挤牙膏似地每日写几行，加上剪剪贴贴，终于也憋出一部书。自费印刷，自费邮寄给学术界同仁。没有料到的是，所有的学术界同仁都忙于写作，根本没有时间阅读他们的作品。书籍开始泛滥成灾。一大堆新书堆积如山，人们的阅读欲望迅速消失了。谁写不了几本书呢？人们因为不再稀罕而读得愈来愈少。图书馆里面的新著日积月累，大多数作者等到的仅仅是灰尘。一个教授把百元大钞夹在图书馆刚刚上架的一部新著里。这是他半生的心血之作。两年之后，教授重新在图书馆里找到这部著作。书中的百元大钞依然如故――没有人读过这本书。书籍正在淹没这个世界，谁知道哪一部著作才是这个时代的经典呢？
      另一些教授自告奋勇地站出来。他们宣称，他们的职业即是鉴定书籍的质量。可是，这些鉴定是否可靠？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这些文豪曾经被负责鉴定的教授们遗忘多时。如今，相似的遗忘仍然时时发生。这终于导致鉴定的鉴定。于是，鉴定的鉴定的鉴定成为书籍繁殖的另一个重大理由。这时，人们企图打捞的真理是不是越漂越远？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夹上皮包，西装革履地踱出门来，别人仍然要叫我们知识分子。我们会明智地对大师们表示必要的敬意，然后向其他无名之辈仰起脸来――谁认得谁呀！
     我们当然也修炼过，算得上半个学术内行――我们这一批人至少都曾经大学毕业。我们基本上看得懂学术刊物上的论文。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找到一批学术刊物或者几本学术著作，摘出这一篇的观点，挖出那一本书的材料，改一个开头，加几句结尾，然后将拼装出来的论文署上自己的名字寄到另一家刊物。我们照样成果丰硕。愿意熬夜的人熬夜去吧，愿意钻图书馆的人钻去吧，我们仅仅是一些田野里拾稻穗的人。我们从来不想装扮成一个空前绝后的天才，我们承认自己的平庸。对于我们这些庸人说来，大师们桌上洒下的面包屑就能够混圆肚皮了。这太好了。
一批迂腐之徒在那里鼓噪什么学术规范，企图把我们揪出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不恨这些人，但是，我们愿意坦率地告诉他们：省省事吧，早着呢。全世界的名牌商品派生出无数的假货，工商部门累死累活也抓不过来。那些大企业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把大把的钞票装进别人的口袋，抄几篇文章算什么――又不是印假钞。没听说天下文章一大抄这句话？我们只是小巫见大巫。为什么要和我们过不去？你们想充好汉就冲着那些窃国大盗耍威风好了，和我们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小百姓开练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一字不改地照搬――这种活我们也干过一些。如今的许多论文网站上就可以搜索到，下载到电脑里就算大功告成。这么做的确增添了暴露的概率。可是，诱人的利润让我们毅然决然地冒险。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生哪得几回搏，该出手时就出手！我们也有一些独到的诀窍。通常，我们仅仅将这些论文发表于地区级小刊物或者师范专科学校的学报上。小刊物的编辑比较好哄，那些博士硕士一般不到这些角落查阅资料。对于我们说来，读者越少越安全。
      当然，即使运气不好东窗事发，我们也不会束手待毙。编辑部必须承担剽窃事件的部分责任，因而编辑们通常愿意做和事佬。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真正麻烦的是一些初出茅庐的研究生。他们少见多怪，查资料时偶尔发现了问题，就自以为揪住了惊天大案，不依不饶，非得告白于天下不可。这也难怪。如今成名不易，他们无非是逮住一个机会展览自己罢了。没有这些楞头青插手，事情多半可以私下了结。该破费就破费一些，这时我们决不会吝啬。
      这并不是表明我们好欺侮。如果对方的要价离了谱，我们就会反戈一击。纠缠不清、混淆黑白、指鹿为马、先声夺人都是一些常规的伎俩。是不是剽窃哪里那么轻易辨认清楚。偶尔我们也会摇身一变，冒充学术警察扰乱他们的视线――古代的兵法称作掠阵或者劫营。这些知识分子要面子，时间紧张，也没有多少钱聘请律师；我们一摆出持久战的架势，他们就得撤退。根本用不着雇佣什么黑社会打手，几个匿名的恐吓电话就会叫他们六神无主。大路通天，各走一边，他们已经活得不错，也不能不叫我们活。都是一把年纪的人了，急怒攻心容易中风，退一步海阔天空，该选择什么不必我们手把手地教。
      我们也见识过一些冥顽不化的老家伙，口口声声要杀一儆百，以正视听。这时就得变换一些手段。一个哥儿们遭到了伏击，眼看脱身不得。他提了两大包礼品，敲开那个老爷子的门。进门之后二话不说就跪在地上，一五一十，从实招来――我就是靠这篇论文评了副教授，当上系副主任，老婆的农业户口迁到城里，孩子的读书有了着落。您老要是揭开了盖子，我身败名裂是罪有应得，但老婆和孩子又得滚回乡下。这个事情弄不好是要出人命的。该怎么办，请您老给一句话。那些书呆们哪见过这种阵势？老爷子目瞪口呆，老太太吓得面如土色――你赶快走，赶快走，我们保证不揭发！保证不揭发！哈哈，如今这哥儿们的日子不是还滋润得很？
还有些哥儿们艺高人胆大，气魄不凡。某一个学术会议上，一个哥儿们偶尔听到同屋的教授介绍一篇尚未发表的论文。下午开会的时候，他果断地抛开了原先的讲稿，即席宣讲同屋教授的观点――当然宣称是自己多年精心研究的成果。那个教授就坐在台下，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他还能说什么？另一个哥儿们做得更漂亮。花几文小钱，仿照刊物的版式印了一篇自己的论文，伪造一份目录，然后找一本权威学术刊物的封皮装订起来。他就是靠这篇论文充当成果评上了教授。其实，随便拉住一个文学教授或者法学教授问一问，哪一个记得住四五年前《文学评论》或者《法学研究》发表了哪些论文？没有人会到图书馆查原件――钻的就是这个空子！
     我们不惮于隐瞒自己。我们是知识圈内的剽窃者。我们过得很快乐，没有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别人有神仙法，我们会鬼画符。西装革履踱出门，我们不叫知识分子还能叫什么？


        这些年D教授的热衷于购书，藏书的规模已经颇为可观。只要书名有些意思，他就不由分说地买下来。书架插满之后，只好一叠一叠地摞起来。有时，D教授不得不久久地站在书架跟前，搜索隐藏其中的某一本参考书。当然，他从不焦急――这种搜索犹如捉迷藏游戏一样有趣。虽然D教授不可能逐一阅读收藏的书籍；可是，坐拥书城与君临天下异曲同工。D教授常常点一棵烟，独自在书房之中享受这种感觉。从客厅返回书房，这是D教授这些年的退却路线。
       D教授太太并不反对购置各种必备的参考典籍。令她百思不解的是，有什么必要为那些八竿子都打不着的书而破费呢――这与那些时髦女郎的时装狂热又有什么差别？D教授当然嗤之以鼻。购书雅事，时装算什么？一壶清茶，信手翻阅，不求甚解，欲辩忘言，这是人生不可多得的情趣。D教授时常构思一个更有韵味有书房。裱一副对联？置一架古琴？书架上挂几个京剧人物脸谱？命名书房为“某某斋”？如果窗外种得上几株芭蕉更妙。执一卷线装书，听雨打芭蕉，这种日子还有什么遗憾？
     我时常毫不客气地奚落D教授的理想：矫揉造作。假古董爱好者。仿造遗老遗少做派的赝品。玩物丧志。
      最后一个词刺痛了D教授。他历来瞧不上玩物丧志的角色。一个同事精于古玩，一个亲戚擅长品酒，他侄儿熟知一切足球明星的技术特点和身世绯闻，他太太的把麻将玩得出神入化――摸牌之后大拇指一捺就知道这是七条还是八饼。然而，D教授丝毫没有钦佩之意。雕虫末技，壮夫不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我尖刻地挤兑D教授：一册在手不就是玩书吗？你的潜意识之中不就是“红袖添香夜读书”吗？你所热衷的这些著作或者玄思妙想，或者浅吟低唱，作者并没有皱起眉头商议国计民生；品尝这些著作无非是传统文人不断念叨的“风雅”二字。当今的哪一个富豪人家缺了风雅？名牌轿车，高尔夫球，牛津口音的英语，一流的大学教育，昂贵的西装，叭儿狗或者波斯猫，对于各种世界名酒如数家珍――这不是风雅又是什么？多读几本书又算什么玩艺儿？
       D教授断然将知识分子与那些富豪人家隔离开来。他不想加入“为富不仁”的一族。然而，他还是意识到了大学的特权：许多人汗流浃背地忙忙碌碌的时候，知识分子可以悠然地坐在书斋里阅读和写作。只要有学科名义――文学，数学，历史学，经济学――的掩护，皓首穷经也罢，一目十行也罢，所有的阅读都可以伪装成意义重大的科学研究。可是，旁征博引地索解“锦瑟无端五十弦”这句诗的隐秘涵义，兴师动众地考察某一个姓氏的源头，呕心沥血地证实哥德巴赫猜想，这些知识究竟有什么意义？
      D教授开始为大学的特权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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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描:学院里的知识分子(下)                                    南帆

      知识背后隐藏了三种关系：知识与真理，知识与权力，知识与市场。
      第一，知识仅仅是求索真理，或者说，为知识而知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曾经认为，那些古希腊的智者仅仅为了摆脱愚蠢而探索哲理。他们的求知和学术不存在实用目的。哲学即是一种驰骋思想的自由学术。哲学家或者科学家――也许，二者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区别――披一件简朴的布袍坐在街头晒太阳，纵想宇宙或者自然的奥秘。这些思想者既从容又疯狂。他们不关心世俗问题，也没有将智慧与改变个人的生存条件联结起来，这是他们的从容；另一方面，他们又愿意因为思想而放弃一切，包括自己的性命――例如苏格拉底。这是他们的疯狂。
     现今，为知识而知识仍然是许多自由知识分子恪守的传统。1978年初，一百多个知识分子签名支持自由欧洲知识委员会成立宣言：《以文化对抗极权。不容讨价还价》。知识分子的思索必须绝对自由。“我们拒绝认为文化除了对神秘和创造性行为进行不知倦怠的探究之外还具有任何其他意义。”文化即是自由。要求文化服从某一种社会目的就是制造极权主义的土壤。“在一个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让大家作出相同的回答，而是要捍卫一个各种问题都可以被提出，并且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回答、坚持自己的回答或拒绝一切回答的世界”。
     可是，这种文化自由不言而喻地封锁了一个选择――独裁。独裁的爱好没有列入文化自由的菜单。这是一个小小的悖论。另外，文化自由还有一些理论的麻烦。知识分子为什么热衷于这一类而不是那一类知识？其实，人们对于许多问题茫然无知。谁发明了斗鸡？哪一个国家首先将拨浪鼓作为孩童的玩具？短裤的起源是什么？拉链的历史何时开始？峨眉山一共有几级台阶？猪还是羊先成为人类的食品？既然一切都是研究的素材，教授们为什么不约地环绕于经济学、历史学、物理学、生物学、化学这些学科周围？“自由”这个漂亮的字眼无法解释，哪些因素决定了知识的轻重缓急？
      第二，知识与权力的关系。许多人愿意复述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既然如此，当权者必定处心积虑地调集这一份力量，巩固某一部分权力或者颠覆另一部分权力。他们的视域之中，知识以及知识分子就是权力格局内部的一枚砝码。“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神圣使命是将知识奉献给王权。为“王者师”或者“学而优则仕”是这一批知识分子的理想。现在，知识与权力的合作遭到了不少白眼：学术是一个独立的领域，权力的强奸只能留下孽种。
     其实，权力的青睐曾经造就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特殊机遇。中国古代的某些“士”集聚权势人物周围，充当幕僚。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欧洲的许多知识分子频繁出入权势者的客厅，得到他们的庇荫。现代社会无非是形式复杂一些。20世纪的物理学一马当先，很大程度上必须追溯到国家和权力机构对于尖端军事技术的追求。
     如果权力欣赏真理，知识分子有没有必要伸出手来？――权力能否欣赏真理？
这些深刻的疑问导致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摇摆不定。爱因斯坦曾经以出人意料的热忱投入世界政治。他甚至得到邀请出任以色列总统。爱因斯坦的生活被政治和方程式撕裂了。然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后者――“因为政治的意义在于现在，而方程式的意义是永恒的。”
      第三，知识如何打入市场。这个问题突然进入历史舞台的聚光灯。知识分子和知识生产的投资者都苏醒了――求知的传统再也压抑不了勃勃的欲望。房子，汽车，名牌服装，出国旅行，种种体面的社交场合。辛苦一辈子总不能两手空空。生产者有权利索取酬劳，投资者要求回报。这是天经地义。耻于言利是传统的陋习。生子当如比尔"盖茨。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市场，知识分子是一批出售知识产权的商人。价格证明一切。两耳不闻窗外事，箪食壶浆，故作清高，这只能证明你是一个没用的人。
      于是，A真理与B真理不再平等。市场称出了它们的不同斤两，并且标上了不同的价格。一批古老的学科遭到了冷遇。古汉语专家的收入不可能和计算机软件专家或者医学专家家相提并论。每一个学科都在勤勉地论证自己现实价值：专利，国际市场，民族文化，国民素质，传统，高科技，新兴学科，国粹，精神文明，智力开发，实用技术……总而言之，高价收购我们的知识产品并不会吃亏。与求知传统一起消失的是知识分子的自尊、矜持和严谨。他们吆喝叫卖自己知识产品的夸张口吻与商人相仿――甚至不顾廉耻。这是让人最不舒服的地方。
     另一些相似的深刻疑问尾随而至：市场能欣赏真理吗？市场是不是另一种权力体系？口气尖锐，情绪激动――当然，这些质疑形成的论文仍然标价出售。
     这些质疑考验的是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知识分子是体制之外异质的声音，还是体制内部的生产者与维修者――葛兰西所形容的“有机知识分子”？


      据说隔壁一幢楼的H教授即将出任某一个厅的厅长。这个消息形成了不小的波澜。H教授的面部表情和可能配给的轿车型号都是众人的研究内容。
      一些人热衷于这种传闻：H教授桀骜不驯，口无遮拦，几度在公开场合抨击某些官员。现在干脆任命一个职务，封了他的嘴巴。这带有招安的意味。
     一些人相信，H教授的学术成就产生了学术之外的效应。数十年积累的文化资本开始赢利了。文化资本与经济收入或者官衔职位之间具有种种复杂的换算关系。H教授的一系列社交活动终于盘活了这一部分资产。收帐的时候到了。
     一些人对于H教授任职的意义产生了激烈的争辩。正方认为，任何知识无不造福于人类。教授们介入社会理所当然。西方的许多经济学教授、法学教授频繁穿梭于政府大楼与大学教室之间。否则，一肚子的诗书不是成了屠龙之技？反方认为，学术是批判污浊现实的利器。真理与功名方枘圆凿。如果H教授带上了乌纱帽仍然游刃有余，那么，他的品行就十分可疑。
      一些人对于未来的厅长表示了居高临下的怜悯。听说厅长日程表通常提前半个月排定，并且广而告之地通知下属。这还有什么自由可言？前呼后拥，唯唯喏喏，其实不过一具任人摆布的木偶而已。教授好歹可以支配自己――“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一些人正在为未来的厅长担忧。他们了解H教授的雄图大略。H教授的学术报告大刀阔斧，纵横开阖，锐气十足。然而，现实恰恰是一个甩不开脚步的沼泽地。H教授带上满脑子的理论、概念以及各种理想的方案上任，但他的大部分精力必须处理另一些事情：A办公室破了一个热水瓶，B办公室的打字员与C科长拌嘴，D处长保存的一份设计图不见了，E副处长的母亲中风住院治疗……即使累得吐了血，摆布这些杂碎又算什么功绩呢？
      一些人忿忿不平。天道不公，怎么就看上了这个家伙？一个瘦巴巴的副教授向许多人暗示，他本该是真正的考核对象――因为H是个教授，占了先机。其实，出任厅长的首要条件是行政经验，而不是教授不教授。扼腕长叹之际，这位副教授忘了一个刚刚发生的笑话：郊游活动的时候，他甚至算不出27瓶矿泉水该付多少钱。
还有一些新生代知识分子开始暗暗收集H教授的论文。他们深谙一个崭新的秘密：大众传媒时代，挑战名流可以产生奇效。成名的捷径就是奉行知识恐怖主义。一旦名声在外，所有的极端和激进都会得到谅解，甚至是众人津津乐道的学术轶话。H教授成为这几个新生代知识分子锁定的目标。打击厅长的学术观点具有巨大的新闻价值；同时，没有多少人愿意不避嫌疑地为厅长大人辩护。他的任命书就是我们的冲锋号――一个新生代知识分子明目张胆地说。
       不久之后又传出消息――厅长似乎另有人选。一大批人无法确证这个消息，急得上窜下跳。H教授的太太到了超级市场购物，另一个教授的太太上前搭讪。她始终问不出个所以然，忍不住就带上了挖苦的口吻：当不当这个官还不清楚，官架子倒是先有了！H教授的太太淡淡地回了一句：皇帝不急太监急。当不当这个官，你们比H教授还要在乎！



      D教授决定给他的侄子回信。他的侄子打算放弃一个公司的职位，重返大学深造。他的侄子原先是理工科学生，现在竟然想选修一个文科的学位。这个念头遭到了许多人的嘲笑。于是，D教授收到了侄子的询问信――D教授能够为文科说些什么？
     D教授在回信之中写道：
     的确，知识分子已经分裂为两大集团――文科知识分子和理工科知识分子。他们彼此讥诮，互相瞧不起，都觉得对方有些愚蠢。根据斯诺《两种文化》的描述，这大约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至少在目前，文科知识分子处于守势。文科知识分子对于理工科知识分子的了解和尊重超过了后者对于前者的了解和尊重。也许，报酬多少也可以说明一些问题：一个医科教授，或者一个计算机教授的薪金远远超过了一个文学教授和哲学教授。
      这或许是工业时代的必然现象。理工科的知识终于变成了机器和能量――变成了社会的巨大财富和国家的军事技术。“科学万能”的意识潜滋暗长。“科学”甚至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这时，文科知识分子所擅长的文字训诂、历史学、神学、或者文学黯然失色。他们的晦涩思辩和种种古怪的思想观念仿佛脱离了历史而成为智力的空中楼阁。大学里的理工科学生时常对文科学生说：我们的理念很简单。学好外语，学好计算机，努力工作，努力挣钱。你们制作那么多理论体系又有什么用呢？不少文科学生的确无言以对。许多时候，他们只能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口号之下心甘情愿地坐冷板凳。这是科学蔑视玄学的时代。
      这的确是两种不同谱系的知识。文科知识是不是面临废弃的时刻了？――人们真的可以脱离文科知识了吗？的确，文科知识分子没有为这个世界增添多少物质财富――他们更像是一批观念生产者。可是，人们是否意识到，社会生活多大程度地由各种理论观念组织起来的？如果不存在家庭观念、父子观念或者财产观念、人权观念，这个社会的运转肯定是另一种方式。许多关键的理论观念如同联结社会生活各个部分的铆钉。不少理工科的知识分子相信自己是为了“国家”或者“民族”而工作。“国家”或者“民族”即是这个时代关键的理论观念。没有人一目了然地看清国家或者民族的每一个角落――“国家”或者“民族”只能以抽象的理论观念形态存在于人们的脑子之中。然而，这两种观念却可能召唤无数的志士仁人；千百万从未谋面的人彼此视为同胞――一些人甚至愿意为这两个观念组织起来的共同体抛弃性命。所以，许多理论观念的威力并不亚于军舰、大炮或者某种新型的计算机。这些理论观念决定一个国家是否发展核武器，是否将科学技术视为第一生产力，是否允许底层民众在大众传媒之中发言，如此等等。另一些理论观念可能编织到经济活动之中，参与物质财富的生产。一种美学观念与建筑设计、室内装修或者服装行业的关系，生活质量的观念与旅游、饮食或者交通行业的关系，这些例子每个人都可以列举许多。
       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嘲笑文科知识分子的智力水平，这一点你不必在意――支持这种观点的例子常常不对称。一流数学家与三流经济学家之间的对比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对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恶作剧式的批判并不是把矛头指向文科教授的智商。另一些理工科知识分子批评文科知识分子信口开河，文科知识分子的结论似乎是拍拍脑袋变出来的，而不是一系列实验数据的产物。这种批评本身就有许多信口开河的成份――因为批评者并未读过几篇象样的文科论文。当然，理工科与文科之间的确存在差异。理工科知识分子关注的是最新的成果――新的方程式一旦成立，旧的定理随即寿终正寝。文科提倡竭泽而渔――研究某一个问题之前，必须清理论述这个问题的所有资料。一位机械学教授见到我正在阅读十年前出版的一部理论著作，大为惊讶。我不得不告诉他，我的许多论题甚至必须从孔子或者亚里士多德开始。文科知识分子时常反复地回到人类的某些基本观念，例如善、正义或者真和美，他们的前沿问题是，历史之手如何重新定义这些基本观念。
有趣的是，文科――尤其是人文学科――的知识训练不一定制造出标准的体制维护者。标准的体制维护者必须在给定的游戏规则之下成为赢家；而文科的知识训练时常诱使人们追问这些游戏规则是否合理。浪漫的想象或者乌托邦理想往往将游戏规则的缺陷映衬得格外刺眼，这也是某些文科知识分子成为体制之外批判者的原因。哪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愿意尽量压缩批判者的数量呢？于是，文科知识分子往往比理工科知识分子更为频繁地被宣判为不受欢迎的人。
        当然，这些简短的描述无法全面地阐明“两种文化”的分歧――这仅仅为你的专业选择提供某些参考。更为深刻的认识或许只能出现在你选择了文科之后――也就是选择了你所不熟悉的那种知识体系之后┅┅


      D教授没有提到文科知识分子之中特殊的一族――作家。或许可以沿袭古代的称呼：文人。我明显地感到，作家的形象与通常的知识分子远为不同。
      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成了大大小小的官僚，科举制度无疑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想当状元的读书人必须写得出一手八股文。阐释经典，捎带谈一谈国计民生。文人就不一定了。饮酒，狎妓，作诗，“十年一觉扬州梦，留得青楼薄幸名。”作家不像多数知识分子那么正规、理性、刻板，迂腐的冬烘先生靠边站站。浪漫、感性、生气勃勃或者放浪颓废既是作家形象的魅力所在，又是作家性格之中的致命毒素。某些兢兢业业的官员和一批铢两悉称的经济学家在这一点上得到了共识：文学知识分子的狂热常常是一种令人头痛的干扰。人们开始用“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命名知识分子身上的两种气质。显而易见，作家存有更多“波希米亚”式的冲动、叛逆而不是“布尔乔亚”式的品味和体面。尽管现今的许多作家同时是一个教授，但是，我宁可相信，二者属于不同的原型。为什么许多作家不卖批评家的账？批评家的理性和一套一套的概念显然近似于教授们的把戏。
       教授们学富五车，谈天说地无一字无来处。游谈无根是他们彼此讨伐的贬词，论断的份量取决于论文背后注释的数量。无论是精辟的结论还是精致的废话，他们总是旁征博引，左顾右盼，东拉西扯，理论的援军多多益善。作家也提出了“读书破万卷”的口号，但是，他们是借别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个性”是作家的命脉所系。他们的杰出想象仿佛是天启之物；他们的思想仿佛不是来自圣贤的教诲，而是某一个生活的顿悟。他们的夸张、任性或者激愤都可以借助“个性”的名义赢得人们的颔首微笑。撰写《中国小说史略》的鲁迅是一个教授的鲁迅，告诫年轻人“不读中国书”的鲁迅是一个作家的鲁迅。
        作家的“个性”剖开了理论的形而上学遮蔽，恢复感性经验。所以，作家时常走出理论的殿堂，返回有血有肉的民间。许多作家乐于表明自己见多识广――少拿这一套哄人，我们是搞文学的。搞文学的人不是只会钻故纸堆的书呆子。他们上通三教，下知九流。人间烟火熏黄了文学。可是，文学之中感性的、个别的具象又有什么意义？虚构的故事不可能如同某种特殊的技术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小说之中的人物无法走出纸面，哪怕仅仅为生病的人端一碗水。平平仄仄仄平平，诗人何为？“床前明月光”或者“春眠不觉晓”无非制造了某种心情体验而已。或许，就是这种心情体验解除了理论观念重重叠叠的覆盖？文学重新启动了感官、情感、细节、形象、个人视域。感性再度察觉到理论观念业已打包封存的生活。于是，在文学那里，杂技演员或者盆景不仅是一种高超的艺术，而且也是一种高超的扭曲。失业工人的日子不仅显现为最低生活保障线，而且显现为一个佝偻的身姿与无告的眼神。文学制造的心情体验或许会证实理论观念的高瞻远瞩，或许会敲破理论观念设置的骗局。的确，浪漫、民间、感性、叛逆、个人视域的综合症时常导致许多作家天然地倾心于民众，倾心于人道主义和“左翼”。
       浪漫、感性、叛逆造就了作家的特殊风姿。许多作家置身礼俗之外，自诩性情中人。我行适我素，名士自风流。然而，如果浪漫、感性、叛逆汇集到“自私”的大麾之下，个体解放的意义仅仅是拒绝公共戒律和回避社会责任的借口。从“文人无行”的事例到嬉皮士诗人怪诞行径，人们都可能看到感性的革命如何悄悄地变质。这时，作家有理由回顾“知识分子”称号的缘起：1898年，爱弥尔"左拉率领一批作家、教师签名抗议德雷福斯被捕。知识分子群体走上历史街头的时候，擎旗的人恰恰是作家。


      一个作家曾经认定，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最找不到感觉的一批人。这曾经是一句名言。但是，现在的知识分子似乎缓过气来了。他们不再像是凄惶的一族。我想从装束、语言和风度这几个方面勾划20世纪后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肖像。
      装束：那些小知识分子一律结结巴巴地套上了西装领带。见了生人就迫不及待地奉上名片。名片上密密麻麻地印上所有的头衔和职务，中文英文一应俱全。一些名片背面还说明自己业已出版几部著作，甚至摘一两句著作之中的警句，或者某一位书评家的评语。偶尔遇上一两位高大的洋教授，他们一定会仰起头勤勉地自我介绍。也有几个小知识分子钟爱不修边幅的形象。可是，他们的休闲马甲与络腮胡子都显得十分刻意，仿佛是借来的。相形之下，大知识分子的特征是神态自若。他们衣饰随意，无拘无束。敢于穿中式对襟衫，敢于穿大花衬衫，也敢于穿廉价的地摊货。通常，他们某些小癖好――例如，喜欢收藏各种地图，或者，经常忘了带房门的钥匙――远比他们的装束闻名。大知识分子大雅大俗，甚至有些魏晋风度，例如，伸手向看门人讨烟抽，或者披麻戴孝地到老母亲的坟头号啕大哭。如同大人物不必使用移动电话一样，大知识分子也不用名片――天下谁人不识君？
      语言：令人奇怪的是，许多知识分子不善辞令。彬彬有礼的客套和繁琐的限定语远不如某一个县长或者镇长夸饰的演讲辞风趣。然而，现在的许多知识分子说得出许多县长或者镇长不可企及的故事――旅居海外的生活。每隔一段时间，总有几个知识分子从生活之中消失了――他们仿佛从生活甬道的某一个安全出口走了出去。人们快要彻底忘记这些人的时候，他们又会突然出现于生活的某一节车厢之中，并且捎回一批真伪莫辩的传奇：形形色色的异国风情，世界名牌大学实验室的管理方式，洋鬼子被中国菜惹得食指大动，国际航班上遇到了一个拥有几家大公司的富翁，如此等等。当然，许多知识分子缄口不提旅居海外的性苦闷或者租金便宜的狭小寓所之中诸多烦恼，他们强调的故事结局是拒绝高薪聘请而返回故土。这些人的言辞之间时常夹杂了几声英语。某些关键的名词和动词换成了英语单词，有时甚至必须佯装想不起这个词的中文该如何翻译。这是曾经出洋修炼的语言证书。一口流利的英语意味了时髦、高贵、修养和不凡的经历。这有助于冲淡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印记，制造“国际学者”的形象。反之，不谙英语是许多知识分子自卑的理由。不少知识分子――甚至包括像朱自清这种大学者――暗暗地为说不好英语而焦虑。迄今为止，我仅见到一个诗人对于英语保持了居高临下的姿态。她仅仅掌握三五十个日常用品单词。在英语国家旅行的时候，只要她说出相关的几个单词，对方就会根据当时情境将这几个单词连缀为各种句子，积极猜测她的意图。这甚至制造了某种类似猜谜的兴趣。这种大胆的语言策略或许受到了诗歌结构的启示？
     风度：每一代知识分子似乎都拥有自己的风度。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的特征是书呆气，例如只穿一只袜子出门或者开会时躲在厕所里演算数学。他们也有机心，也有杂念，也会勾心斗角；但是，这一切必须包藏于安分守己的表情背后。那个时候，拙于言辞是取信于人的首要条件。现今，许多盛年的知识分子染上了不少江湖气。他们往往能言善辩，无所不知，口气惊人，目空一切。从国家要员的行踪到美国新型的潜水艇，从舞厅里卖春的小姐到几家著名公司的盈亏，他们都能分析得头头是道。言谈之间，一些人仿佛什么书都读过，提及一系列世界级的著名大师犹如谈论邻居；另一些人仿佛什么也不必再读――他们毫不掩饰地声称自己天天看足球或者下围棋。可以从他们之间发现才气，胆识，尖锐，自负；但很少看得到安详的神态，甚至看到羞涩。一个作家认为，羞涩是知识分子的重要品质。不会羞涩的人意味了某种缺失。然而，如果这是一个人人争先的时代，羞涩的人还能抢到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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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作家的社区生活

南帆
                                                
一个作家说，阳台是伸向空中的半岛，另一个作家说阳台如同乳房，我愿意为这些形容而每天到阳台上那一把帆布椅子上坐一坐。阳台上总能看见一群灰白的鸽子在空中无忧无虑地翻飞俯冲，仿佛和我有约。很久以后才明白，它们是被驱赶到天上去的。那幢细木条和油毡布的鸽楼搭盖在一座屋顶。一个人站在那儿用力向空中的鸽子挥舞一条绑在竹竿末端的红布条，气势决不亚于草原上挥舞长鞭的牧马人。十楼的阳台上可以看到许多平房的曲折瓦顶，一些瓦片刚刚换过，上面压着新的红砖。
站在阳台上俯瞰，不由自主地渴望知道底下那些平房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每一扇窗户如同一个小型屏幕，阳台是我的包厢。一天上午，平房里一对夫妇吵出门来。丈夫站在庭院里用很难听的话骂妻子，妻子不时愤怒地反唇相讥。他们的儿子突然冲出来用小拳头捶打父亲。愣了一阵的丈夫开始反击的时候，妻子一面竭力遮挡丈夫落到儿子身上的巴掌，一面厉声地责骂儿子。最后的结局是，三个人一起携手走回他们的平房。我趴在阳台的栏杆上津津有味地看了半个小时。
我所居住的这个社区包括了五幢二十层的公寓，两幢八楼的公寓。七幢楼房马蹄型地排列围出不大的庭院。阳台上可以看到一条小河流过社区边缘，犹如城堡前面的护城河，可惜门口的水泥桥不能像吊桥似地掀起来。阳光下碧绿的河水缓缓流动。偶尔会有一叶扁舟飘过，一个戴了大斗笠的人慢悠悠地打捞浮在河面上的塑料袋和烂菜叶。我站在阳台上用力将一只放生的虾扔到河里。抛物线即将抵达河面上空之际突然折断，那只虾笔直地落到了河边的草丛中。水泥桥的对面是一间理发店，门口常常停一辆嫩黄色的小轿车。车主喜欢将四扇车门和行李箱的盖子统统打开透气，高处看起来就像一只张开翅膀、翘起尾巴正在发情的小公鸡。


这一带曾经是绿油油的菜地。当年一条大马路从外围包操了过来，这种小村落一下子成了城市半径之内的飞地。搁下了肩上挑菜的担子，菜农们渐渐开始做一些小本生意。社区前面一溜密密麻麻的小店，肉包铺，鞋铺，五金店，海鲜摊子，水果店，小吃店，修锁的和修电视机的，铁皮卷帘门上锈迹斑斑。小巷的两边绿树成荫，一些汉子穿着松松垮垮的背心坐在路边粗糙的水泥长椅上，一边搓脚丫一边神聊。附近有一座小庙，据说始建于唐朝。庙墙刷成了呛人的粉红色，小小的正殿内香烟缭绕，有时会出其不意地响起一阵钟声。空地上有一棵大榕树，树荫之下时常有三两桌的麻将。
这一带居民仍然保持了传统的乡野之气，不时就会有些桀骜不驯的家伙狠狠地打一架。三天两头警车呜呜地冲进来。有些案子其他地方不一定见得到，例如女儿一刀捅在父亲的肚子上，原因是父亲错怪她吸毒。女儿在局子里做笔录时仍然抖着二郎腿，满口粗话骂骂咧咧。受伤的父亲不肯上医院。自己用一块白纱布血迹斑斑地捂在肚子上，然后搬一张躺椅躺在门口，一面晒太阳一面向路人控诉女儿的不孝。河流和菜地曾经是繁衍蚊虫的大后方。石板上一扭一扭的蜈蚣如同模特儿走猫步，毛毛虫从树枝上悠闲地挂下来，蟑螂在锅台上爬来爬去，墙角的一队蚂蚁不慌不忙地向某一个不知名的洞穴进军，几只花脚蚊子聚在屋角嗡嗡地议事，说不定偶尔还会有一条菜花蛇从容地蜿蜒而过……突然，七幢高层公寓昂然地拔地而起，如同站在阳光下的七个巨人。钢筋、水泥、闪闪发亮的瓷砖、工程塑料管道和散发出胶水味的人造板拼凑出另一个奇怪的空间。对于仰头打量的左邻右舍和迷失了方向的蟑螂蚂蚁说来，高楼的躯体内部存在许多不可知的秘密。这幢楼里有多少扇门？每一扇门后面关闭了一个什么样的空间――一套豪华的住宅，一个用于情人幽会的小套间，一间装满仪表的水电房，还是一个仅仅堆放了两个拖把和一个水桶的小杂物间？夏天的夜晚会有几台空调机同时启动？多少台电表开始疯狂地旋转，空调机排出的热气如何在夜空激荡，从而在高楼附近形成回旋的气流？每一幢楼里有多少张床铺？多少对男女的同时交媾将在高楼的空气中形成某种秘密的节奏？皓月当空的时候，几个人正在临窗长叹，思念故人或者怀想远方？他们在下半夜梦见的是故乡的槐树还是北极的冰峰？
  
奇怪，为什么从来不愿意像游荡在街头或者广场那样游荡在社区？为什么总是匆匆地钻入电梯，急不可耐地按close键？电梯缓缓地行驶在大楼的腹腔，十楼以上是食管，十楼以下是肠道。每层的电梯外面都是一个幽暗的公用门厅，但是，没有人会在这里悠闲地聚谈，更没有人会在这里袒胸露臂地摇扇子。无数的楼梯、走廊、过道仿佛形成了一个令人惊惧的生疏空间。走出电梯的人总是叮叮当当地掏出钥匙，几声空洞的脚步之后砰地一记关门。那一天有个陌生人站在门厅里询问1025房在哪里。我告诉他十楼没有1025房，对话的时候彼此的眼神都充满了疑问――我不相信他的问题，他不相信我的答复。他一定揿过几家的门铃，没有人开门。但是，我相信有人正躲在门板的猫眼背后不动声色地观望。如果贴到猫眼上往里面瞄，就会看到放大镜后面有一个令人恐怖的大眼珠。
自己的公寓才是令人放心的私人领地。陌生人被坚固的门板阻隔在外面，只有自来水管、煤气管、下水道允许从地板的角落爬进来，从而保证这个封闭空间与庞大社会之间的循环。这些工程塑料制造的管道是这幢大楼的血管。一拧龙头，水流哗地喷出；抽水马桶轰隆地响过，秽物顺流而去。如果切断血管，这一套公寓就会枯竭，成为大楼内部一个坏死的器官。
这个社区下面有一个巨大的地下车库。驾车沿着昏暗的通道滑入，必须迅速摘下墨镜适应光线。有那么一瞬间，车轮与地面摩擦产生的噪音一下子轰隆隆地放大了数十倍。车位上停泊了一些轿车，有的已经落满了灰尘，寂静之中惨白的日光灯有些瘆人。如果不是一个看车的老头雕像般地坐在那里，逗留在地下车库会让人一阵阵心虚。这个部位如同大楼的巨大子宫。我在地下车库的天花板上看到了各种交叉的管道：粗的，细的，方形的，圆柱一般的，一些管道一节一节地用大螺丝衔接起来，另一些管道会发出呜呜的声音。大部分管道都被漆成了褚红色。
进入公寓的第一个动作通常是打开电视机。人们习惯于龟缩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窥伺那个巨大的花花世界。埋在公寓墙壁里的金属导线可以奇妙地将这个封闭的空间放大几百倍。电脑也是如此。我找到这个社区的网站。不少住户上网聚会，聊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批评物业管理的粗疏，甚至号召住户拒交管理费。不知电脑主机背后的那一根导线通向哪里，也不知道那些愤怒的、哀怨的、激情四射的或者粗鄙的言辞是从哪一部电脑上泄漏出来的。电梯里遇到的邻居衣冠楚楚，不苟言笑，没有一个人像是会在网络上大放厥词的模样。
有一段时间，我的电脑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即使不用点击那个著名的E图标也能进入互联网。技术工人检查之后解释说，可能与另一台电脑无意地在某一个联结点串通了。一台电脑上网，另一台电脑就能秘密地共享一个互联网的入口。这让我想到了一个不太好的词：通奸。我盯住自己的电脑就像拷问一个不贞的荡妇：另一台神秘的电脑情侣藏在哪一个房间里？当然，不可能有任何线索，我只能无奈地在键盘上敲出一句话：我们孤独地生活在导线时代。


当然，社区里还有另一种生活。
电梯行驶在一楼到六楼之间，我明显地感到这一截楼房的温度似乎比其他地方高。当地的拆迁户集中居住在这几层，这是另一个闹哄哄的区域。这些住户都是乡亲、邻居甚至亲戚。他们同宗同姓，一同挑担子卖过菜，也曾经吵嘴骂娘，挥舞长长的勺子互相泼大粪。现在，他们共同搬进封闭式的楼房，安上防盗门将自己反锁在一个个方格子里面。这解气得很。妈的，老子也住起了楼房，也乘得了电梯――他们的确频繁地搭乘电梯，如同孩子迷恋公共汽车。
然而，拼木地板、抽水马桶或者一闪一闪的电视屏幕很快就让他们感到了憋闷。于是，他们重新开始呼朋引类，互相串门，你端过来一盘饺子，我回赠两颗白菜。一户来了客人，整个楼层都热闹起来。有一个下午，五楼的狭窄楼道竟然成了宴会厅。八九张八仙桌挤挤挨挨地摆在一起，煎鱼、炸年糕、炒白粿和烈酒的味道混成一片。东家端出一盘爆鸡丁，西家端出一盘醋溜带鱼，敬酒、划拳和孩子的尖叫一阵阵地拍打在四面墙壁上。桌上的男人吃得满头大汗，女人们一层一层地坐在楼梯上洗菜和涮碗筷。至少这个下午，家家户户的门都无拘无束地敞开了。
我敢肯定，社区里的麻将馆就是在这些住户的怂恿下开张的。一幢高楼的底层腾出一个大房间，二三十张麻将桌顺序排开。麻将馆的天花板特别低，日光灯下烟雾腾腾，哗哗的洗牌声制造出喜庆的意味。社区里许多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可以随时进来摸几圈。外面的精彩世界现在已经由系领带的年青人打拼了，他们只能懒懒散散地披一件家常的布衫在牌局之中消遣时光。当然也会计较输赢的那一点小钱，但更重要的是有事情占着手，斗斗嘴或者发几句牢骚旁边有人听着。大拇指摸挲“二饼”还是“八万”，窗外到底是落日还是雷雨就不去管他了。
如果社区里也有年轻人痴迷于此道，那更像是一种对于伟大事业全身心地投入。那一天遇到社区的保安握一把手电筒四处巡查，身后跟了一只威风凛凛的大狗。我询问是不是增添了新的装备，保安无奈解释说，四楼的一对夫妇没日没夜地鏊战在牌桌上，他们喂养的这条大狗只好托付给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