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武获选“影像发现之旅”陕西站新锐摄影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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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获选“影像发现之旅”陕西站新锐摄影师

发布时间：2011-7-8 来源：色影无忌 作者：王江

刘武作品《来自故乡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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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由色影无忌网发起的“影像发现之旅——发现中国新锐摄影师”陕西站评选落下帷幕。摄影师刘武以作品《来自故乡的肖像》获得了评委的认可，成为了“影像发现之旅”陕西站的入围新锐摄影师。
　　陕西站一共有胡桑、刘武、李小舟、袁柳四位摄影师参加了评选。本轮评选仍然采用由七位评委联合打分的方式来确定入围者名次。在评选阶段，各位评委对女摄影师袁柳的评分存在强烈反差，从中可以看出评委对于她影像风格的看法有一些不同意见。经过得分汇总，最终确定摄影师刘武以总分46.5分位居第一名。摄影师胡桑以45.5分1分之差位居第二。而李小舟和袁柳以44.5分和39分位居第三、第四名。
　　获得第一名的摄影师刘武将直接进入2011色影无忌年度影像奖“年度新锐摄影师”候选名单。并且获得由七位评委对作品进行联合点评的机会。

　　关于刘武：

摄影师刘武

　　1984年出生于陕西.三原。
　　200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现为职业摄影师，创办私人摄影工作室，生活工作于西安;
　　作品参加过平遥国际摄影展、陕西摄影艺术展、全国高校摄影艺术展、Faces of Life 生活的脸孔/中国当代肖像群展、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的又一个十年展等;
　　作品曾刊登于《中国摄影》《摄影世界》《映像》《华夏地理》《生活》等杂志;

　　以下为各位评委对入围摄影师刘武的评语(按照评委姓氏拼音排序)：

　　段煜婷：
　　这是一个无可回避的色彩的时代，刘武直接坦陈的彩色直指主题，毫不拖泥带水。他照片中的人没有文艺范式的、矫情的呈现，影像干净利落、人物在其自身的皮肤、质感、色彩、光线里呼吸、凝视。一张好的肖像摄影从某种程度来讲是在考察摄影师与被摄者之间的关系，在这控制与反控制的游戏中，好的照片总是会呈现出一点儿出人意料的东西，而这就是照片的神彩所在了。我喜欢来自这些照片中的目光，这些目光没有障碍，让人产生对话的渴望，亦让我确信摄影仍有力量。

　　法满：
　　看不到所谓的“艺术”，这更像是一本关于故乡的私人相册。

　　海杰：
　　刘武年轻，想法明晰。
　　在自己力所能及的题材里，用温和而庄重的镜头对“故乡”进行淡淡地关照。这种关照没有面向易于承载的“故乡之地”，而是基于特征并不明显的“故乡之人”。摄影符号并不突出的拍摄方式，让他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把握这种拍摄难度下的表现力。
　　这是一种历久弥新的对“故乡”的回答方式。
　　他甚至投入一种关注自身的行动，力保自我格局的有限性，而尽量不远离自己，去干扰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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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瀚涛：　　刘武这一系列作品是对家乡亲朋好友的留影，但这些肖像不仅是对被摄者的注视和描述，更将那个抽象的故乡的概念被具体化为一个个伴随着自己生命经验的面孔。正如作者所说“我很庆幸能够赋予这一张张无声的照片独特的意义，与之共存的是我的情感，无法言传的情感。”作者对对象的选取标准不是职业、年龄等元素，而是他个人生活的圈子;并采用了较为亲密和轻松的方式拍摄，由此这些照片基本上并不承担其他额外的意义，更多的是作者对家乡的情感的载体，一段非常个人化的视觉记忆。

　　王江：
　　刘武的作品叫《来自故乡的肖像》。“故乡”是个很大的时空，有无数琐碎的人和事围绕其中，但是刘武通过取景器只把亲人朋友的肖像从中截取了下来。对于“故乡”这个概念来讲这无疑是极端片面的。但是对刘武本人来说这就是他的故乡，与他发生联系的面孔可以提醒着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故事。这样的影像是否存在欺骗呢?这些被抹杀了前因后果的肖像对于旁观者来说也许只剩下了形式感，但是在刘武看来却是自己真实生活的映射，他的情感和记忆都被封存在这方寸之间的画面中可供自己随时回顾和感伤，这种主观的真实至少对他自己没有撒谎。
　　给刘武写评语的这几天刚好发生了一个悲剧，与我生活了五年的猫丢掉了。悲伤之余我在微博上发布了寻猫的消息并且附带照片。结果，这条微博出乎意料的被转发了两千多次，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猫咪的那张“萌照”。在这一刻，我忽然意识到猫咪的肉身失踪了却留下了像素化的影像符号，这提醒着我有些感情可能会在个人生命的进程中掉队，但是照片却延长了我可以与之产生共鸣的期限。我很庆幸自己有在最感动的时刻按动快门的机会，如若不然，逝去的亲情将比逝去的时间更难在我生命中留下证据吧。
　　不知刘武是不是也这么想。

　　颜长江：
　　刘武的手法当然并不新鲜，作为一个也拍过方画幅肖像的人，我知道，这组作品是很难得的。作者对瞬间与高潮采取了回避态度，而宁愿描绘人松弛下来的面容，此时更接近当下人与生活的真相，在通往人性的道路上能够尽量深入。这样是不讨巧的，没有表面刺激、完美画意，可见作者有静气，有勇气。当然，有部分还有“痕迹”，但在浮躁的当下摄影中已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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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连州摄影节刘武参展作品自述 刘武参展作品

刘武参展作品

刘武参展作品

刘武参展作品

　　“故乡”这个词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个地点的限定。
　　而我的故乡离我，离这座古城并不远，几十分钟的车程就能回去。甚至在我乐意的时候，用脚走也可以走的到。【高清图：2011连州摄影节刘武参展作品《来自故乡的肖像》】
　　我在沿途能看到一切——天空慢慢的晴朗起来、大道变成小径、风景的变换、人潮逐渐稀少、车马穿流不息。当这些景象出现时，我知道我离家越来越近了，我感觉仿佛可以闻到门前院子里的泥土那鼓熟悉的味道，随着空气慢慢渗入鼻孔，孩子们的嬉戏声，自行车的铃铛作响，油菜花黄灿灿的颜色映着田地。
　　“故乡”这个词对我来说只是一个情感的限定与诠释！
　　情感是个难以膜状的东西，我无法用华丽的词藻去表现它赞美它，抑或是去向所有并不了解这一切的人灌输我的这些私人感受。
　　然而，我想说，我想要别人知道我的故事。于是，通过我的眼睛，我的镜头，我按下快门的手指，我脑海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我想说的一切，就这样记录在一张张底片上。
　　照片里有我的亲人、朋友和生活在我身边的任何人，有时甚至还有我。我不需要他们都带着虚假笑容的留念照，我想要看到的是他们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拥有最舒服的姿势，最没有防备的状态下的样子。我每天抱着相机游走在他们的生活环境里，我们聊天喝酒我们一起去拜访共同的朋友，我记录下了这些，散乱在枕头上的发丝、睡眼惺忪的一刻、夕阳里微微隆起的腹部……
　　最初看到这些照片我是很惊异的，儿时的朋友不知不觉中已经要为人父母，当初隔壁的小男孩脸上挂满了沧桑，母亲的鬓角和鼻息透露着衰老的信号，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不知不觉的变化着。我端详着这些脸，我发觉自己竟然能够透过这些凌厉的眼神看到他们的心，甚至能看到他们眼里的我。那个我还是没变的，依然是那个十几岁不谙世事的少年。
　　此时，我才恍然大悟，这些脸是熟悉我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可以熟悉我的镜头，我在这些眼神里看不到一丝的畏惧，镜头的侵入性好像消失了。
　　我感受到了一种莫大的信任，莫大的包容。
　　这才是我的“故乡”，一个无论周遭如何变化世事如何无常，但在我的心底仍然留有最初的印象的地方。
　　我很庆幸能够赋予这一张张无声的照片独特的意义，与之共存的是我的情感，无法言传的情感。
　　刘武
　　1984年出生于陕西。三原。
　　2009年毕业于西安美术学院摄影专业；现为职业摄影师，创办私人摄影工作室，
　　生活工作于西安；
　　作品参加过平遥国际摄影展、陕西摄影艺术展、全国高校摄影艺术展、Faces of Life 生活的脸孔/中国当代肖像群展、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的又一个十年巡展等；
　　作品曾刊登于《中国摄影》《摄影世界》《映像》《华夏地理》《生活》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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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中青年摄影者略述发表时间：2010-11-22 来源：无忌特稿 作者：石宝琇
        编者按：2011年1月1日下午2点，由西安理工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曲江校区）主办的《转身与分形——陕西摄影的又一个十年》影像展暨学术研讨活动将隆重举办。本次展览将展出包括黄新力、秦岭、张晓明、张辉、苏晟、刘武、韩婷、赵利文在内的八位目前活跃在陕西的摄影师的作品。西安展出结束后，还将巡展至兰州谷仓当代影像馆。        展览前言中这样说：“时代飞速变化，北京、上海作为有着超垄断资源的地区，这些年无疑走在了前面，但并不能代表中国摄影界的大多数，同样，陕西之困惑也是中国摄影之困惑。而类似陕西群体 ‘名存实亡’的咏叹，犹如秦腔哀惋悲锵的曲音，击打着并且也撩拨着陕西摄影人的观念心弦。文章落笔到此，重温陕西摄影的意义并然若揭，作为有着很多自相似性的陕西摄影，其实是中国当下摄影现状的一个好的分形案例。”
        鉴于此，我们编发陕西摄影的重要亲历者石宝琇的文章，以引发更多关于陕西摄影“转身与分形”的关注与讨论。

展览海报

         陕西的摄影，在整个中国，曾经有过很显目的表现，但那还是在中国摄影的题材革命时期。在那个时代，政治上处于一种绝对的革命的专制状态，在文化上和摄影上，都曾设立了许多不可涉及的区域和题材。比如凡是触及到“伤痛”、“苦难”、“丑恶”、“困惑”、“迷惘”等表现题材和形态，即刻会引起愤愤不已。而对于人性的富有个性的表现，更有人会喋喋不休地说些言不由衷的淡话、废话。
        而专制和禁锢的势力也曾造就了‘时尚精神’这匹怪兽。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曾自上而下地推行单一的题材和形式的艺术创造，把一批顺应时尚的幸运儿推向显赫的巅峰。同时却把另一些本着艺术法则自由创造的天才关押在陋室，不得见天日。
        就在突破这种禁锢和围剿的较量中，陕西摄影群体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如今，由于政治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和谐和宽容，题材革命已经基本结束。而那一代承担“突围”使命的陕西摄影者，有的已经故去，有的已经出境，而留守本土的也逐渐进入“花甲”的年纪。但他们还都在努力奋斗，用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来描述，并不为过。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他们的身后，崛起了一代、两代甚至第三代的后继者。他们的起步，应该说是踏着陕西群体的脚印出发的，但他们没有重合前辈的路线；没有复制前辈的观念；更没有把自己的行为规范为一种群体模式，他们采取了更自由、散漫、独立的生存状态。当然，他们也因此减少了因为过于“团结”而携带的副产品——摩擦、崩离。
        或许，对于我们这一代来说，曾经对年轻的一代满怀企盼，曾经希望他们传承纪实摄影的衣钵。但我时常为这种情怀感到可笑，因为它是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悖论。就像我的祖父、父亲那样，曾经喋喋不休地对我念叨：比起旧社会，你看看你现在的学习条件多好，你应该……你还应该……你更应该……我听了，很烦，我觉得爷爷爸爸都在强加给我一种理念，他们没有给我独自选择的机会。现在，我也当了爸爸爷爷了，我无意之中，又重蹈了爷爷爸爸的角色，开始对孩子、孙子喋喋不休的教诲。很奇怪，我竟然忘记了，我少年时对父辈教诲的厌倦。我也彻底忘记了，我们曾经是反叛上一代摄影前辈的异端。
        其实，若果当个完全的乖孩子，很可能会被前辈的阴影遮掩，就很难施展自己的个性风采。若果对前辈的经验采取完全的离弃，就可能会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很大的浪费，因为你要重蹈一切原始的泥淖，不断地走进没有标志的险途和歧路。所以，聪明的学生，总是仔细聆听老师传授，然后在切身的实践中检验这些经验，进而去创造完全属于自己“特产”。
        我觉得，陕西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都很聪明，他们都明白承师、克己、立业的途径和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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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一代不再扎堆儿去刮一股风
        纵观横览，陕西摄影发展到如今局势，的确是老少数代人努力的结果。但冷眼看去，这队伍的确也精炼了，再不会出现当年那般壮景：二三十岁的青年踊跃地参加学习班、听讲座、办展览、发表批评，就像春潮。我曾3年前在宝鸡的一次聚会上说：走着走着，猛一回首，只见队伍人稀少，尤其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寥寥。因为时代变了，变得实际了，而摄影很难赚到钱，人就不跟风了。
        如今青年人虽少，但他们却能将一切都纳入冷静的理性秩序，心怀各自目的明确，各自运用各自的主旨和手法者特立独行，一般都能形成各自的气候和风格。这是相对宽容的时代给予的，也是他们钻研、辛劳的结果，当然也得益于西方自由摄影观念日益渗入的开放局势。
        在《照&相》的创刊号上有北京鲍昆的文章《何时能再见雄浑》，其中有这样一段话：“在这些人（上个世纪80年代形成的 “陕西群体”-笔者注）之后，我们又看到一批年轻一代的摄影新秀一茬茬地涌现。路泞，彭祥杰将前辈的影像探索进一步深化，在摄影观看的题材视角上拓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的确，说起陕西摄影当前的青年一代，这两位应该是其中的杰出者。
        彭祥杰曾是侯登科的弟子，在将近20年的摄影进取中，最后终于在摄影故事的追踪上，超越了他的老师。侯曾经先后十多年散漫地拍摄麦客这一极具人文地理色彩的摄影专题，但最终未能形成连贯、完整的故事——最后成为《麦客》一书中的许多情节，还是在书出版之前临时补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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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边缘群落的执著跟踪者

        而彭祥杰拍“大篷车”的事，是2000年时侯登科到深圳告诉我的。他说彭祥杰痴了，拍个走江湖的杂技团和戏班子，竟然走火入魔，花费了四五年！这就是新一代摄影者和上一代的不同。后来彭拍摄西安城墙下的戏班子，拍摄远赴新疆的采棉女，都是紧紧跟踪某一特定群体而不舍，直至拍摄得差不离才住手。
        曾听彭说他的追踪经历。他说五年来，且不说月工资不过千元的支不敷出的窘态，光尝试接近江湖弟兄姊妹这一关就费了不少周折。刚开始遭到的是冷眼和恶语，他只好像梁山好汉一般，和江湖弟兄们先大碗地喝酒，论斤吃肉；再帮手他们搭台子，装箱子，还把门收票呢。夜深收场时，他不去住旅社，而是挤在大篷里的地铺上和弟兄们侃大山。若碰到地方的混混和痞子调戏女演员，他还出手帮着剧团弟兄和流氓恶斗。从此大篷车的老板们，所有的哥们姐们，便都把彭祥杰当成自己人。
        如此 “和群众打成一片”的艰难经历，的确和侯登科常规的“散打”决不同。
        同样如此投入对专题故事长期追踪的，还有拍摄《细狗撵兔》的路泞；拍摄《黄土地的绝唱》、《十里盐湾》的黄新力；拍摄《别墅人家》的赵利文；拍摄《故乡故土》的李樯：拍摄《拆迁》的秦岭；拍摄《道情》的李建增和拍摄《走进最后的黑暗—祁庄》的房海峰……他们都尝试减弱对散片的专注，分别以不同的视点，不同的层面，不同的手法，一意孤行地潜入社会的某一群体，尽力密切地融入其中，进而去完成完整的故事篇章。在这里要特别明确的是另外两位同样标青的青年摄影者——李泛、和张小明、张辉、，他们并没有如此渗入式开掘故事，但图像的表现却各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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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照自己  内心藏了一面镜子

        再说路泞。由于北京电影学院图片摄影专业的深造，给予了他比较纯粹、系统的视觉理念和感觉，同时也有机会大量、系统地读书、阅图。这些十分重要的获得，使得他在陕西青年一代中更具独立的思考，且思考更具逻辑性。更重要的是，他把他的逻辑性代入了图像的表现上。
        那还是2001年早春，我以华夏人文地理杂志编辑的身份去路泞耀县的家组那篇《细狗撵兔》的稿件。我一进门就看到他家墙上贴着扑克牌一样的上百张“生活照”，是完全与《水泥厂》、《细狗撵兔》完全不同的“生活切片”。关键是随意又经意地“出版”在一面墙之后，这些看起来不能再凡俗再散漫了的“切片”，竟然因为聚合而生出一种不可捉摸、难以拿捏的“意味”！我已经记不得当时对路泞说了什么，但大意可能是“很有意思”之类的。说实话，这些“片片”曾激起过我的新奇，但不太经意。没想到去年的秋天某日，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打开邮包一看，觉得眼熟。原来书中的许多图片就是6年前在那面墙上贴的“生活照”！这书，就叫《寻常》。
        在《寻常》中，上海的摄影评论家姜纬写了这样一段话：“它们（路泞的生活照——笔者注）原本是最正常不过的，但在我们当下时髦的语境中，这些照片显得如此平常、陈旧、偏执；它们原本是最真实不过的，但我们的眼睛在这种真实面前感到不适……如果说‘真实’就是我们想象生活时的一种约定、一种习惯，那么，路泞恰恰悄悄地修改着这种约定和习惯。只有少数摄影家有能力作出这样的修改，有能力孤独地、沉静地注视和述说。”看来，若如姜纬所说，那么路泞便在做了一件同样也是一意孤行的事情。
        读路泞的《寻常》，使我想起我在1990年发表在浙江《摄影》期刊（李媚主编）上的一篇文章，题目叫《我崇尚自然》。当时我就曾直言宣布：“我信奉自然主义”！因为当时我朦胧地感到：“生活中任何自然现象都有它存在的旨趣和审美的潜伏价值。人的自然需求、自然关系、自然形态的艺术再现，胜过于‘集中、强烈、典型、完美’的带有人工制作河社会理想的刻意追求”。“在自然的时空面前，‘感应’取代了‘构思’……那么，‘感应’是什么呢？我想，它应该是人的心智和激情借助于感觉器官，对自然形象在特定时空的瞬间判断。因而，当摄影者濒临自然生活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陷入复制自然或图解理念的泥潭，那么，完全属于自己个体的灵魂将会主导着他的眼睛去‘感应’和‘捕捉’那些与自己内心自然储存相对应的自然形象。”
        而路泞在《寻常》的影像积累中正是选择了对生活的“执著还原”的做法。他曾经说：“拍摄仅仅是对应自己内心的变化，世界是可以被内心外化的壳。”这就是他对一种摄影观念固守的哲学性阐述。
        而《民间》展示的一组“别样风景”，在告诉大家，路泞的心理路程更加“形而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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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实记录最后的民间“文化异形”

        再就是黄新力。他的年纪介于路泞和彭祥杰之间，是一位全凭照相吃饭的人。2001年，他把我叫到他家，让我看了几乎半间屋子的照片—是那种洗放好的裱在硬纸卡上的作品。其中有华山，有周至的天主教，而数量最大的是陕北年节民俗风情。其中最让我动心的是他的一组讲述米脂土法造盐的故事《十里盐湾》。不过当时他的《边走边唱》尚未纳入系统深入地跟踪，还处在片断拍摄阶段，所以当时我对这一后来为他的个性形象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故事印象不深。我先编了他的《黄土高坡过大年》、《黄河高岸的“放赦”》两组民俗故事。两年之后的深入跟踪，他终于获得《边走边唱》这一部极具黄土地域特色的凄凉绝唱——这很可能是盲人说书文化传承到万丈深渊的最后一代——有点像在中国将彻底消亡和寂灭的小脚女人。
        说他的影像，没有路泞的空灵和节奏；没有彭祥杰的贴近的震撼和纵深空间的利用；没有张晓明形而上的观照，但他却明明白白地坦陈了事件和人物的原本状态。他的影像总是沾满了生活现场的气息，携带了拙拙的质朴——真实人物、真实现场就在眼前，使我感到身临其境的震撼。
        而且他拍摄《边走边唱》的功夫真是下足了：五年去了十次陕北，每次半个月到一个月；徒步走进清涧、绥德、延川的近百个山村；总是睡在、吃在老乡的窑洞里。  最可贵的是他在采集图像的同时，还采集了大量而翔实的文字——都是盲目老艺人的一生实实在在的经历口述。应该说他是陕西年轻一代人当中比较注重文字记录的摄影者——有点儿真正田野调查的意味儿。由于他的现场文字实录加上现场朴素而真实的图像记录，再加上“功夫不负有心人”——他那的超越一般人的含辛茹苦再次印证了这个真理——不但《华夏》长篇地刊登了《边走边唱》，当时的主编王苗还将其推荐到台湾《经典》杂志（台湾慈济大师旗下的人文地理刊物—笔者注）刊登；且同时获得“《经典100》最佳图片故事”的殊荣。
        其实，在更早的时候，黄新力已经关注陕西关中农村的天主教。他所拍摄的天主教徒的宗教故事，或许比其他摄影师的影响更朴素、真切、随意、自然。因为他总是悄然地接近教堂，悄然地潜入教民之中，悄然地选择如常进行的活动情节。所以，在他的关于天主教的图像中，不但能看到的教堂、圣经、十字架、基督像、教民祈祷告解，还能看到教民婚、丧、嫁、娶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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挽救明清民宅 不料成为图像档案

        还有赵利文，曾经是潘科的弟子。1998年他曾和彭祥杰到铁路局来找我，当时他已经和彭一起出了一本书，书的图像全是对关中民俗的记实性实录——当时他经营书刊的天赋已经显露。赵还及时地拍摄了西安西城区明清官宦商贾豪宅的照片。后来这一片及其珍贵的古建筑群皆被愚钝的官员轰然夷为平地——西安从此失去古宅，成了彻底的帝王墓穴文化的胜地。但这也成就了赵利文手中的图片，使之成为后世人凭吊古宅的依据；也说明他是抢救文化遗产的摄影行者。当然此功德与潘科的指点很有关系。
        后来，他开始拍摄陝西、河南農村过廟會、赶集市和春节闹社火的民俗题材。多数拍的都是独幅照片，影像欢活，充满从现场截取情节的视觉情趣。
        及到后来，他开始减弱图片的故事性和情节性，采取呆照手法的尝试。对于此，评论家巩自明有一段我认为比较准确地论述：“多半是采用的是让拍摄者直视镜头的方法。这样的重复让人感觉沉闷，也让人感受到了力量。”他进而说道：“非常可惜的是，他没有大量的文字纪录，我一直认为纪实摄影一定包括文字的纪录。”
        赵利文近年着手的城镇结合处“别墅人家”题材的拍摄，我认为有些意思。因为中国大多居住普通房屋的人或许有这样的念头：究竟这些富贵者在低层房子里，高墙围困的院子里是怎么享受人生的？关注这个人群的生活，赵利文应该是摄影圈儿里比较早的拓荒者之一。
        他还特别关注了另一批与喧嚣的时代不合时宜的群落---终南山的隐逸者。当然，大凡隐逸者，多是心怀坚毅信仰，或者对凡世失去兴趣和信心的人。他们多数的时间生活在距离社会漩涡最边缘的静谧处，对世事关心的程度远远小于对内心境界修养的功夫。赵利文的对这一组特殊人群的形象展示，很有趣味。但我看过之后，即刻来了疑虑：从此遁世超人的隐逸程度是否要打些折扣？